国有企业改革的实践与思考

第一篇：国有企业改革的实践与思考

正值我国经济开始见底回升的关键时候，市委、市政府高屋建瓴，全面启动国有企业改革，开创企业改革的“××模式”。下面，笔者结合自己参与国有企业改革的实践，就如何推进国企改革谈几点粗浅的想法：

资产划转要“足”。充足的改制成本是国企改革成功的关键。将参与改制企业的资产全部划入政府控股的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再由国资公司

进行融资筹集改制成本，是全面推进企业改制工作的关键和前提。离开了资产划转，就无法筹集改制成本，企业改制就永远是一句空话。因此，我们务必要将应划入国资公司的资产足文秘杂烩网额划到位，坚决防止国有资产在划转环节流失。在资产划转的实际过程中，绝大多数企业及其主管部门以大局为重，如实将企业的地产、房产等资产划转到了国有资产经营公司。但是，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发现，普遍存在政府先期摸底掌握的情况与实际划入的情况有一定的出入。其主要原因是摸底时，时间比较仓促，情况掌握得不是很准确，但也不排除个别企业可能有意瞒报、漏报。为坚决防止这种现象的发生，杜绝国有资产流失，应着力抓好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严格纪律。建议由纪检监察、国资监管部门牵头，以文件的形式，再一次明确资产划转的纪律，强调对有意瞒报、漏报的要进行严肃查处，坚决做到不交资产就www.xiexiebang.com资、互相参股等形式，实行规范的股份制改造，使其成为“强工兴城”的骨干。对一些市场潜力不大的企业，要通过民营经济参与等形式，使国有资本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退出或不占控股地位。不论采取什么形式，都要以产权制度、用工制度改革为重点，推进经营机制的转换和职工身份的置换。

职工安置要“稳”。要按照市委、市政府统一的政策，制订切实可行的职工安置方案，保障职工的利益，“只砸铁饭碗，决不断生路”，确保职工的生活水平不因改制而降低。同时，对一些特困职工、住房困难的职工，要建立相应的帮扶机制，纳入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改制后，企业应设立一个过渡性的留守机构，便于处置一些遗留问题，维护改制后企业职工的稳定。要尽快出台规范性国有企业负责人的安置办法，对已完成改制任务的企业负责人尽快启动安置程序。要着手考虑集团公司下属企业改制完成后，集团公司的职能如何进行整合。

组织领导要“强”。要参照省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的做法，进一步充实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的力量。各主管部门、各企业也要成立改制工作领导小组，具体抓好本系统、本企业的改制工作。同时，市委对每一户重点工业企业都要派驻国有企业改革督导组，由县级领导带队，切实加强对企业改革的督查与推进。(

第二篇：国有物业管理企业改革思考

国有物业管理企业改革之我见

物业管理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市场经济是不断促进物业管理、推动物业管理向更高层次发展的重要动力。在物业经营环境和市场特征正在孕育或者说已经产生巨大变化的新经济背景下，物业管理企业唯有超越传统的观念，重塑企业形象，不断开拓进取，才能适应新市场、新变化，以求健康持续的发展。

一、国有物业管理企业的现状

国有物业管理企业大部分是从计划经济时期的房管所转制过来，受到传统体制的影响，不少国有物业管理企业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管理体制落后、经营机制不活、服务意识不强、市场意识滞后、经营业绩不佳，很多这样的企业没有经营、拓展、投资较大项目的独立自主权和决策权。这较为严重地制约了企业走向市场的步伐。除了受到传统体制的影响外，国有物业管理企业员工队伍的整体素质不高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如员工年龄偏大、文化水平较低、安于现状、缺乏进取心和危机感。这些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员工，企业要与其解除劳动关系，或者让其待岗不是容易的，也不符合劳动政策、法规。即便企业费尽心机说服其下岗或解除劳动关系，但承担的费用也是相当惊人的。如此带来的国有物业管理企业负担是很重的，企业的经济效益相对较差，员工的收入势必受到影响，企业指望这些缺乏进取心、没有压力的员工在日常管理服务中自觉、认真、负责地维护企业形象和业主的利益确实相当不易。因此，国有物业管理企业的改革、改制势在必行。

二、国有物业管理企业改革的困惑

说到改革，很多人想到的是民营，似乎这样所有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其实不然。不是有民营企业感叹：有些地方享受不到应有的待遇，抗风险能力差，得不到政府部门的扶持、关照，小而散的结构没有市场的竞争力，只能管理物业市场的“边角料”？等等。随着改制工作的不断深入，新情况、新问题就会不断凸现出来（据先期转制的民营企业介绍，相当一部分员工要下岗）。体制的转变，职工切身利益关系的调整，历来都是特别敏感的问题，必然会产生不同的思想认识和情绪波动，解决不好可能对改革造成消极的后果。我们应当从维护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出发，以“三个代表”的思想为指导，以《物业管理条例》总则规定的“为了规范物业管理活动，维护业主和物业管理企业的合法权益，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为立足点，在推进改革的同时，妥善处理各方利益，不要忽略了计划经济下的老职工的利益和想法，更不能把矛盾推向社会，企业能自己消化的尽量消化。

国有物业管理企业很多是由计划经济下转制而来的“老的事业单位新的企业”，在有些方面要承担历史遗留问题，要在一定时期担负社会、政府的职能，并非纯粹的经济组织，不能简单地追求经济效益的最大化。政府、上级部门一些指派性的工作还是要做的。现在一些设备、设施陈旧，条件差，维修、管理难度大，而收费低廉的老公房、售后房大都由国有物业管理企业管理，往往是吃力不讨好，吃力没有效益。胡锦涛总书记在谈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时要求“必须落实到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和行动中去”，物业管理企业当然不能例外。也就是要为群众诚心诚意办实事，凡是涉及群众切身利益和实际困难的事情，再小也要竭尽全力去办。老公房的物业管理集中了老百姓很多“看得见”的“急”“愁”“难”事，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安居乐业，关系到党和政府的形象，如以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标准，有实力的专业化的物业管理企业是不会接手的。再说现在上海售后房物业管理费的标准是沿袭1997年的，收费标准是由政府早就核定的，并没有实施“商品化”、“市场化”，最近几年也没有考虑到物价水平、工资等水平发生的变化，市场化运作的机制实际上还没有完全建立。所以“国退民进”的口号叫了十来年，至今不能全部“民营”的原因也就不难理解了。

三、国有物业管理企业改革、改制的设想 但是国有物业管理体制的改革终究是不能忽略的，可“民营”并不是唯一的选择。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意即不同性质的资本结合或参股而形成的经济成分，一般采取股份制的资本组成方式，它以社会中存在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为前提，通过各类性质的产权在市场中以各种形式自主流动和重组形成，并为适应竞争和市场的需要不断变化资本结构。混合所有制经济有利于形成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从而有利于实现企业运营的高效益，有利于推动生产资源的优化配置。这对国有物业管理企业改革、改制很有指导意义。

在上海的国有物业管理企业主要是三类：一类是由房管所转制的物业管理公司，这类企业由于缺乏完全的企业经营自主权，所以难以发挥其积极性和潜力，这部分企业面临着政企分开，公司制改造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艰巨任务；第二类是由开发商建立的物业管理企业，这类企业大多以经营自己开发的写字楼和住宅小区的物业管理为主，在经营上有一定的垄断性，市场化程度不高；第三类是适应市场需要而成立的物业管理公司，目前这类企业一般规模较小。对于国有物业管理企业来说，大都存在着主管部门多，人事关系复杂，办事效率低，工作积极性不高的现象，因此，大多数国有物业企业的主要经营者都希望通过改制来改变这一状况。由于各种原因，不少国有管理企业只能等待，希望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能够有一个明确的可操作的办法。

这样的物业管理企业已明显落后于市场经济发展的步伐，现就第一类由房管所转制的国有物业管理企业谈点粗浅的看法。

物业管理企业“国退民进”是总的发展趋势，这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产权清晰的、条件成熟的，改制不会产生太多矛盾的，企业国有资本可以通过申请、审批、立项、资产评估确认、产权转让交割等规定程序，在实现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的基础上从企业中退出，建立民营性质的有限责任公司。而大多数国有物业企业只能通过“渐进式”的方式，先采用部分国有资本从企业中退出的方式，建立一种仍以国有资本为主，以全体职工持股，或者经营者持股，抑或有外部投资者参股的国内合资的股份制企业，这同样符合中央提出的建立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政策。

这样的改制方式，企业内部不会掀起很大的波澜，不会殃及关系到千家万户安居乐业的售后房管理小区，不会产生大批员工同时下岗的局面。各项工作能有效衔接、平稳过渡、循序渐进、不断完善。

全体员工持股、经营者、管理层持股和外部投资者持股三种改制方式，笔者更倾向于由经营者、管理层根据职务、能力、承担的责任按比例持股。由经营者、管理层持股可以是企业总股本的49%，国有股51%。这样就可以避免管理层、经营者无所作为、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的倾向，也可以避免人人持股、却没有人负责的现象发生，同时又能得到具有实力的母公司、上级主管、相关部门的关心、扶植和有效的监督，一旦经营者缺乏应有的领导能力，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竞争意识差，无力领导企业进一步的创新和发展，可以在上级主管部门和公司管理层的共同监督下，把不合格的经营者的股权转让、出售给有能力、有创新理念、能有效组织团队不断开拓创新的外部投资者。经营管理层同样引入竞争机制，给企业找到合适的经营管理者。经营者、管理层持股后，自然会带来决策机制的变化，激励机制的变化，管理水平的提高和企业效益的提高。主要表现在经营者、管理层风险意识、危机感、自主经营意识增强，使企业运行更贴近市场，减少盲目性，在管理制度上更加规范、严格，经营者寻找新业务，拓展新的经济增长点的积极性自然会不断提高。

四、国有物业管理企业改革需要制度、措施相配套 循序渐进的改制为充分发挥经营者、管理层的创造性、积极性提供了良好的机会，却不能使企业的内部管理自然得到改善，员工的积极性需要健全的制度和政治思想工作加以提高、保障。适时地建立、健全一套适合企业自身发展需要的经营管理的模式显得尤为重要。

与企业改制、改革相配套的企业须有明确的岗位责任制，并加强日常的督促考核，切实搞活分配，以岗定薪，责权利相结合，各岗位必须纳入竞争机制，要积极、有效地开展业务、技术的培训，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教育员工改变观念，增强市场意识和服务意识，积极培养、录用、招聘人才，相对重要的项目设立AB角，调动积极性，引入竞争机制，优胜劣汰，亦可为拓展市场储备人才。通过一系列有效的措施、制度和思想工作，调动员工的积极性，使他们自觉在各自的岗位上为企业的发展，为企业树立品牌发挥作用。

上海威斯特物业经营有限公司是国内合资性质的国有企业，目前，经营者和管理层占了15%的股份，这几年经过内部机制的改制和各项制度措施的落实，实行的是较灵活的分配机制，把个人的经济利益和工作实绩尽量挂钩，从而调动积极性，促进了各项工作的开展。在市场拓展和经营管理服务方面取得了较好的业绩。为适应企业发展和市场经济的需要，公司成立了董事会、监事会，下设办公室、人力资源部、财务部、物业部、市场运作部、工程部、综合经营部、维修中心，同时因业务和管理需要成立了智能化公司和若干个子公司。公司的品牌已初步得到确立，在做实的基础上不断做大、做强，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公司下属的各项目管理处、智能化公司、维修中心、综合经营部实行的是经营、服务管理全面承包责任制，管理职能下沉，充分调动各管理层的积极性，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近几年来，公司通过了ISO9001的质量管理体系和ISO14001的环境管理体系的认证，被评为上海市服务诚信先进单位和上海市文明单位等很多荣誉称号，员工队伍的素质不断提高，克服了体制的惯性影响，受到了各方面的好评。

在现有的条件下，国有物业管理体制改革、改制不一定非民营性质，混合所有制也是一种较好的形式，而且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有存在的必然。诚然现在很多民营企业干得非常出色，有很大的知名度，但是没有一成不变的模式，改革是永恒的主题，关键是依据本企业的客观情况，适应形势的发展，克服为难情绪，求实、创新，就一定能适应物业市场发展的步伐。

上海威斯特物业经营有限公司 张亚平

第三篇：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一些思考

天津师范大学研究生试卷

专业： 国民经济学

姓名： 覃洁学号：1210250015

课程名称：《中国经济理论专题》课程类型： 必修

上课学期：2012—2013学年第一学期总课内学时：40课时

考核方式：论文考试时间：2013年1月

成绩：

任课教师评语：

任课教师（签章）

年月日

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一些思考

——基于铁道部撤销的探讨

摘要：经过30多年的改革，中国发展起来了一大批大型国有企业，但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开始显现。无论是对国有企业产权进行私有化改革，还是在现有背景下通过完善国有企业的制度建设来提高效率，这些措施在实践中都是不可行的。一个较好的办法是重新界定国有企业中政府参与度与市场自发调节的双边作用，首先政府应放权，让企业拥有更多的自主权。例如铁道部实行的政企分开是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突破，本文将以铁道部为例对我国国有企业改革进行一些思考。

关键字：国有企业；政企分开；对策

经过30多年的改革，我国国有企业在数量减少的同时，经营效果显著增加，经营管理体制也逐步向现代公司制度转变，并发展起来了一大批大型企业。但与此同时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也带来了种种负面影响，国企本身的强大实力造成了自我改革的动力不足，政企不分的格局又进一步导致国有企业经营业绩的恶化，最近关于“铁道部撤销”引起了新一轮对国有企业改革问题的思考。

一、国企改革的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取得了重大突破，改革中浅层次问题得到基本解决，但改革的实质问题仍然存在，道路依然艰巨，这影响了国有企业自身素质及国民经济的整体提高。当前，我们只有充分认识国企改革的历史现状及方向，才能深层次挖掘国企改革存在的问题，以及找到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当前我国大部分国有企业对国家政策依赖性较强，行业之间利润及增长不均衡，国有企业效益过度依赖国际环境。也就是说，目前我国国有企业并未真正走入市场，政企不分的状况比较严重。这些不仅为国企改革提供了契机，同时也为国有企业如何走向市场化提出了更大的挑战。

例如铁道部长期的政企不分造成我国铁路行业的低利润运行，大量的铁路债务也进一步凸显了垄断行业的不足。虽然这几年我国铁路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保障了国民经济平稳运行和人民生产生活需要，但政企不分、与其他交通运输方式衔接不畅等问题依旧严重。为推动铁路建设和运营健康可持续发展，保障铁路运营秩序和安全，充分发挥各种交通运输方式的整体优势和组合效率，有必要实行

铁路政企分开，加快推进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2013年3月17日，铁道部被正式撤销，取而代之的是“中国铁路总公司”的牌子，将铁道部拟订铁路发展规划和政策的行政职责划入交通运输部；组建国家铁路局，由交通运输部管理，承担铁道部的其他行政职责；组建中国铁路总公司，承担铁道部的企业职责。然而这也并不意味着铁路完全进入了市场化。实际上，从迈出第一步到实现真正的市场化，中国铁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二、国企改革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国企改革虽然取得了不少成就，但是仍然存在许多实质性问题，对国企改革的现状进行剖析，发掘其内部存在的矛盾，加深对国企改革存在问题的分析力度，试图从这些问题中找出国企改革合理对策。

国企改革中的问题主要表现为：一是公司制改革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需要，尤其在产权改革及法人治理结构方面，二是国有企业跨行业过多，分布面广，资本过于分散。这两个方面导致企业之间具有结构趋同、重复投资、恶性竞争等问题。三是政企不分现象屡有存在。国家监管一定程度上不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四是企业竞争力与国际大公司相比占劣势，经营效率与投入不成正比。这几个问题暴露出国有企业与国际跨国企业之间存在的差距，而要使企业走向国际市场，就必须深化国企改革，吸收国外科学的管理经验和方法，注重实效。

铁道部一直被视为我国计划经济的最后堡垒。它统管中国铁路的规划、投资、建设、监理、运营以及安全，既是行业监管者，又是被监管者。这种高度集中、统一指挥、半军事化的管理体制，保证了我国85%的木材、85%的原油、60%的煤炭、80%的钢铁，以及粮食、化肥、棉花等农资的低成本运输，在应急抢险及国土开发上发挥了极大的优越性。然而，在市场经济环境中，这种僵化的管理体制也暴露出种种弊端——铁路发展需要大量资金，社会资本却被排斥在外。截至 2012 年底，铁道部已背负逾2.6万亿的债务，资产负债率超过 61%，在建项目举步维艰。运输市场瞬息万变，铁路却长期执行计划价格，按计划调度运输，导致“一车难求”、“一票难求”与资源闲置并存，像高铁商务座等性价比不高的运输产品大量存在。最终，产能严重不足的铁路，却陷入了“越建设、越亏损”的经营怪圈。

此次改革，首先撤销铁道部，从政企分开入手，实际上是重划了政府与企业的边界，扫清了铁路改革的制度性障碍。其基于以下三点考虑，首先通过改革，有利于形成政府依法管理、企业自主经营、社会广泛参与的铁路发展新格局。中

国铁路总公司成为市场主体，可以落实经营自主权，促进企业内部改革，提高发展内生动力，增强铁路发展后劲，推动铁路建设和运营健康可持续发展。二是通过改革，明确中国铁路总公司的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和国家铁路局的安全监管责任，有利于厘清企业和政府角色，有利于从体制上保障铁路运营秩序和安全。三是通过改革，有利于充分发挥各种交通运输方式的整体优势和组合效率。

但是我们不能只看到改革的好处，在其未来面临的道路上存在着种种困难，例如政企分开给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提出了两大挑战。首先一个是给交通运输部带来了挑战，怎么摆正位置，怎么整合铁路、公路、水运、民航等不同交通运输方式的规划和政策，制定职能和工作流程；怎么制定综合交通运输规划，改变我国交通运输结构严重不合理的状况；怎么投入资源等。交通运输部需要转变观念、转变职能、转变工作流程。另一个是给新组建的国家铁路局带来了挑战，包括国家铁路局如何整合行政管理资源，如何制定铁路运营技术标准，如何对铁路运输企业进行安全监管，还要研究如何进行经济监管。

三、国企改革问题的相关对策

（一）政府应重新审视自身角色定位，尽快从一些经营性领域退出。政府不能既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又自己跳进来参与。中国垄断行业大体包括五类：一是全国性自然垄断产业，如电信、电力、民航、邮政、铁路、石油；二是区域性公用事业和基础设施行业，如供水、热力、燃气、公共交通、港口、垃圾处理；三是本应属于企业化经营但采取了事业单位体制的行政垄断行业，如有线电视、医院；四是本应属于竞争性行业却采取了行政垄断体制的行业，如机车车辆制造业、核工业、航空工业、飞机制造业等；五是特种行业，如造币、烟草、食盐、医药、能源、资源、殡葬等。其中，第三类和第四类就是政府可以尽快退出的领域。

（二）深化企业改革，必须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做好规范改制工作；妥善解决职工出路和保障问题，包括建立双向选择的现代用工制度，建立社会保障机制，完善劳动关系协调机制，解决再就业问题等；完善企业配套服务，移交企业社会职能；建立政府管理新机制，促进企业多种经济成分改造等。因此，在处理改革问题时，我们既要看到改革的关键点，又要注意各个节点之间存在的必然联系，如何协调各部门之间的利益平衡，是为改革创造有利环境的过程，也是国企改革面临的根本性难题。

（三）国企改革必须贯彻结构调整、制度创新的思路，研究和践行国企改革

和改组问题。按其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层次不同，分为以下几种途径:对关系到国家主权，安全，特种产品生产的企业，实行国有经营；对关系到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的生产企业，实行国家控股的股份制改造；对关系到幼稚型产业的企业和蔽利性企业，应公有资产控股的股份制改造；对一般性国有企业，原则上应该放开；对长期亏损的企业要全部放开，灵活转换经营机制等。因此，在国企改革问题我们既要从微观剖析企业存在的问题，又要宏观上把握企业层次特点，集中解决主要矛盾，不能以偏概全。

（四）国有企业深化改革的思路选择在于制度创新基础性工作，包括投资主体多元化以及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现代化，在于开拓市场，围绕市场开展经营；实施名牌发展战略，充分利用国内国外市场；进行产业机构调整及优化等。在深化国企改革时，一方面，注重企业的“内修”，积极吸收国外先进科学技术及管理经验；另一方面，必须与市场紧密结合，时刻保持企业发展活力。

最后政府要重视民营企业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给民营企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目前，中国民营企业面临着许多进入门槛，税费负担重，官员寻租厉害，踏踏实实从事实体经济的民营企业家赚不到钱，转投虚拟经济的现象非常严重，“国进民退”的说法也多了起来。事实上，中国的市场经济要想真正发育成熟，没有民营企业的参与是不可能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存活下来的民营企业都是依靠自身的竞争力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取胜的。政府应鼓励民营资本通过兼并重组等方式进入垄断行业的竞争性业务领域，消除制约民营经济发展的各种体制障碍。

综上所述，国企改革应是“内修”和“外调”的系统过程，两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一方面，国有企业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妥善解决职工问题，调整企业内部管理，积极引导企业自主创新等，另一方面，如企业的社会职能、政府行政干预企业管理现象依然存在，如何取得有效的外部支持，尽可能地吸收国外先进技术和科学管理经验，是国有企业必须加强的领域。另外，国企改革必须根据地方实际情况制定、修订政策。在国家现有政策允许下，探索出符合当地发展要求的生产方式。这是面向市场，走入市场的有利途径，也是国企改革取得重大进展的必然要求。

国企的改革是一条漫长的道路，急功近利的思想在改革的路途中或许能获得一丝的成绩，但长期以往对于企业的发展是极其不利的，我国的企业必须依据自身的现实条件与基础，制定符合自己的改革之路，通过不断的努力探索提高企业的经营业绩。相信我国的国有企业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片天。

第四篇：国有企业改革的回顾与思考

国有企业改革的回顾与思考_企业研究论文

回顾国有企业改革走过的二十多年历史，我们可以取得如下认识：国有企业改革的中心环节就是要解决国有企业的产权问题；改革的终极目标是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此政府要从绝大多数国有企业中退出，不再直接经营企业；而改革的难点是要从国家对社会经济高度垄断的格局转化为多元分散的市场经济，其间不仅横着巨大的制度鸿沟，缺乏现成的中间制度可以过渡，而且在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方面也存在着严重的障碍，由此造成国有企业改革仍然相对滞后，在一定程度上牵制了中国整体改革的进程。

一、国有企业改革历程回顾

国有企业的改革至今已走过二十多年的历史，回顾这个过程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9—1986年，国有企业经营权层面的改革。传统的国有企业是委托人即政府垄断了企业近乎全部的剩余权利的奢望，也没有创造剩余产品的积极性。因此国有企业势必会长期处于了低效率运行状态。由此不难看出，让渡国有企业的经营权，必然会对经营者积极性产生激励，进而有利于改变过去权力集中与外部化的状况，使企业成为“自负盈亏，自主经营，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经济实体。

针对传统国有企业政企不分、经营者缺乏自主权和低效率运行的弊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文件，推动了国有企业经营权层面的改革。1979年4 月中央工作会议做出了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决定，同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等五个管理体制改革文件，并在四川省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根据中央政策，政府向企业让渡了生产自主权、原料选购权、劳动用工权和产品销售权等十四项经营权。经营权的让渡意味着企业的经营者具有了一定程度的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企业经营者和生产者的生产积极性明显提高。

许多文章在回顾放权让利这一阶段的时候，认为这是一种浅层次的、带有权宜之计的改革。但，正是由于这一过渡性制度的安排，才使得国有企业的改革取得了明显的效果。1979年国有工业企业实现利税比1978年增长了10.1％，高于1957—1978年的平均增长率。国家财政收支也从1978年的财政赤字10.17亿元转为1979年的财政盈余135.41亿元。

职工实际工资比上年增长了7.5％。

经营权层面的改革取得成功的原因归结为以下几点：第一，放权让利是以中央政府的利益让度作为切入点，受益者是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社会各种利益主体。在各利益主体均获可得收益下的改革，不仅推动起来阻力小，且还会对各个经济主体产生较强的激励作用，有利于调动各个主体参与经济活动的积极性。第二，经营权层面的改革是在原国有经济体制内进行的改革，是不改变原有的所有权框架，而只在政府和国有企业之间进行的利益调整。这种调整并不涉及“姓公姓私”或“姓资姓社”的意识形态问题，因而来自社会意识和传统观念方面的阻力较小，改革能够被全社会所接受。第三，放权让利虽然表现为中央政府利益的部分损失，但于经济总量增加，中央政府收益的绝对量也是增加的；同时，社会经济总量的增加又会带来其他社会成员收入的改善。因此，以放权让利为内容的国有企业经营权层面的改革是一种社会绝大多数成员都受益的帕雷托改进。

第二阶段：1987—1992年，国有企业改革从经营权向所有权层面的过渡。从1986年开始，国有企业改革开始从经营权向所有权层面过渡，但在涉及财产关系的深层改革上，同时出现了两种不同思路和对改革制度的两种不同选择。

一种思路是将国企改革仍然限制在原有财产关系之内，而进一步推进经营权层面的改革。与这种认识相对应的制度选择就是企业承包制。中央政府决策部门倾向于这种改革思路和改革方案，于是从1987到1992年，国有企业经历了两轮承包制改革。

承包制推行伊始，确实调动起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推动了国有经济的发展。1987和1988年我国工业增长速度分别为14.1％和20.7％。企业实现利润和上缴税金1987年比1986年增长8.0％，1988年比1987 年增长18.2％，亏损面也逐年下降，经济效益有所提高。但在推行承包制期间，却出现了企业增效、经济增长、国家财政收入反而下降的状况。在推行承包制的第一年即1987年，伴随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财政收入却出现了低增长，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86年的20.8％，骤降为18.4％，一年下降2.4个百分点，1988年又急剧降到15.8％，比1987年又下降2.6个百分点。

承包制带来的结果招致了全国各界强烈的批评和反对。一种普遍的批评认为，在经过了放权让利之后，国家财政已无力继续让利。而承包制又向企业做了更大幅度的让利，致使国家财政收入严重流失。还有一种分析认为，承包制对企业行为的约束仍然是软的。企业只负盈、不负亏。这不仅使国家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下降，而且还造成了企业承包者的行为短期化和“机会主义行为”（刘世锦，1993）。

承包制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利弊分析现在仍需要认真讨论后再下结论，但有一个认识是能够形成共识的，那就是如果不进行深层的财产关系的变革，国有企业经营者行为就很容易出现短期化，且国家对经营者的监督很困难。在承包制度中，国家和企业处在一种不完全的契约关系中，政府与企业一对一的谈判成本很高，且无法对承包合同的细节逐一地加以规定。所以，企业承包者可凭借充分的剩余控制权合法或不合法地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由此而出现行为的短期化和机会主义也就不足为怪了。

与承包制的改革主张不同，国内理论界的一些学者专家提出了深化国有企业所有权层面改革的主张，与这种主张相对应的制度选择就是股份制。股份制改革是国有企业在所有权层面改革的一个重要推进。其根本目的是要改变由国家垄断的企业财产制度，使国有企业内部形成多元化的产权结构，优化国有企业内部的治理结构，为实施对股东、董事会和经理层进行有效的激励和制约。

国有企业股份制的试点开始于1986年，但大都在国有中小企业中进行。试点的影响面并不广泛，主要问题在于非国有的财产主体介入不足，“找不到能够合作的非国有主体”是一种普遍的反映。在多元化主体供给严重不足的情况下，股份制试点往往在企业内部职工中展开。由于企业内部职工筹资能力的局限，股份制改革自然达不到预期的目标。而且由于当时股份制不够规范，很多试点企业的职工股份演变成为一种内部借贷，最后以还款了之。在这期间，由于承包制所产生的一些负面影响，及股份制的发育不足，致使国企改革一度处在摇摆和徘徊之中。改革的效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第三阶段：1992—2002年，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明确地提出了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目标和步骤。1994年以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试点在国有企业中展开。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目标是要通过产权结构的改造，使国有企业成为“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在现代企业产权结构的制约下，政府不能再直接地控制和经营国有企业。它的意愿只能在国有企业清算和转让时依据终极所有权来实施和表达。当然，政府还可以通过其代理人即国有资产管理公司或控股公司参与国有企业重大事宜的决策，但这个决策也是受所有者出资额和所持股份数额限制的。因此，在现代企业组织框架中，从发展上看，政府的意志是递减的，而股东的意愿则可得到组织和制度的保证。而且在现代公司中，权利、责任和义务是由法律规定的，并受出资额和所持股份制约。决策只能是董事会成员讨论后通过表决做出，这就可以避免长官意志和个人意志的独断专行，从而为科学决策的实现提供组织基础。但国有企业所有权层面的改革，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其难点仍然在于多元的，尤其是非国有财产主体供给不足。而当前存在的“一股独大”的产权结构，是妨碍公司内部治理结构优化的关键所在。

二、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现存的问题

首先是建立产权结构多元化遇到的困难。到目前为止，无论是在有限责任公司中，还是在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有独资和国有控股的结构仍然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这种产权结构往往会带来如下后果。（1）在国有独资公司中，由于缺乏多元股东的产权结构，形式上的公司组织仍然只不过是原国有企业的翻牌，董事会基本上是国有企业的原班人马。在“翻牌公司”里，传统国有企业的诸多弊病依然存在，当然也就难于实现权责分明和科学管理。（2）在国有控股的股份公司中，董事会一般仍由政府官员组成，董事长往往由党委书记担任，而总经理的任命也要通过组织部门认可。这种官员和企业家不分的格局，往往使公司的负责人在政绩目标和企业目标之间彷徨，难于摆脱行政的干预，也很难做出真正科学的决策。（3）在各类国有公司中，国有股东都是国有出资人委托的代理人，因此仍然存在真正所有者缺位的问题。假如代理人的目标与委托人的目标发生矛盾，则国有公司很难解决“内部人控制”问题，必然会面临较大的代理风险。

第五篇：国有企业改革的回顾与思考

回顾国有企业改革走过的二十多年历史，我们可以取得如下认识：国有企业改革的中心环节就是要解决国有企业的产权问题；改革的终极目标是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此政府要从绝大多数国有企业中退出，不再直接经营企业；而改革的难点是要从国家对社会经济高度垄断的格局转化为多元分散的市场经济，其间不仅横着巨大的制度鸿沟，缺乏现成的中间制度可以过渡，而且在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方面也存在着严重的障碍，由此造成国有企业改革仍然相对滞后，在一定程度上牵制了中国整体改革的进程。

一、国有企业改革历程回顾

国有企业的改革至今已走过二十多年的历史，回顾这个过程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9—1986年，国有企业经营权层面的改革。传统的国有企业是委托人即政府垄断了企业近乎全部的剩余权利的奢望，也没有创造剩余产品的积极性。因此国有企业势必会长期处于了低效率运行状态。由此不难看出，让渡国有企业的经营权，必然会对经营者积极性产生激励，进而有利于改变过去权力集中与外部化的状况，使企业成为“自负盈亏，自主经营，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经济实体。

针对传统国有企业政企不分、经营者缺乏自主权和低效率运行的弊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文件，推动了国有企业经营权层面的改革。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做出了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决定，同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等五个管理体制改革文件，并在四川省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根据中央政策，政府向企业让渡了生产自主权、原料选购权、劳动用工权和产品销售权等十四项经营权。经营权的让渡意味着企业的经营者具有了一定程度的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企业经营者和生产者的生产积极性明显提高。

许多文章在回顾放权让利这一阶段的时候，认为这是一种浅层次的、带有权宜之计的改革。但，正是由于这一过渡性制度的安排，才使得国有企业的改革取得了明显的效果。1979年国有工业企业实现利税比1978年增长了10.1％，高于1957—1978年的平均增长率。国家财政收支也从1978年的财政赤字10.17亿元转为1979年的财政盈余135.41亿元。职工实际工资比上年增长了7.5％。经营权层面的改革取得成功的原因归结为以下几点：第一，放权让利是以中央政府的利益让度作为切入点，受益者是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社会各种利益主体。在各利益主体均获可得收益下的改革，不仅推动起来阻力小，且还会对各个经济主体产生较强的激励作用，有利于调动各个主体参与经济活动的积极性。第二，经营权层面的改革是在原国有经济体制内进行的改革，是不改变原有的所有权框架，而只在政府和国有企业之间进行的利益调整。这种调整并不涉及“姓公姓私”或“姓资姓社”的意识形态问题，因而来自社会意识和传统观念方面的阻力较小，改革能够被全社会所接受。第三，放权让利虽然表现为中央政府利益的部分损失，但于经济总量增加，中央政府收益的绝对量也是增加的；同时，社会经济总量的增加又会带来其他社会成员收入的改善。因此，以放权让利为内容的国有企业经营权层面的改革是一种社会绝大多数成员都受益的帕雷托改进。

第二阶段：1987—1992年，国有企业改革从经营权向所有权层面的过渡。从1986年开始，国有企业改革开始从经营权向所有权层面过渡，但在涉及财产关系的深层改革上，同时出现了两种不同思路和对改革制度的两种不同选择。

一种思路是将国企改革仍然限制在原有财产关系之内，而进一步推进经营权层面的改革。与这种认识相对应的制度选择就是企业承包制。中央政府决策部门倾向于这种改革思路和改革方案，于是从1987到1992年，国有企业经历了两轮承包制改革。

承包制推行伊始，确实调动起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推动了国有经济的发展。1987和1988年我国工业增长速度分别为14.1％和20.7％。企业实现利润和上缴税金1987年比1986年增长8.0％，1988年比1987年增长18.2％，亏损面也逐年下降，经济效益有所提高。但在推行承包制期间，却出现了企业增效、经济增长、国家财政收入反而下降的状况。在推行承包制的第一年即1987年，伴随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财政收入却出现了低增长，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86年的20.8％，骤降为18.4％，一年下降2.4个百分点，1988年又急剧降到15.8％，比1987年又下降2.6个百分点。

承包制带来的结果招致了全国各界强烈的批评和反对。一种普遍的批评认为，在经过了放权让利之后，国家财政已无力继续让利。而承包制又向企业做了更大幅度的让利，致使国家财政收入严重流失。还有一种分析认为，承包制对企业行为的约束仍然是软的。企业只负盈、不负亏。这不仅使国家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下降，而且还造成了企业承包者的行为短期化和“机会主义行为”（刘世锦，1993）。

承包制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利弊分析现在仍需要认真讨论后再下结论，但有一个认识是能够形成共识的，那就是如果不进行深层的财产关系的变革，国有企业经营者行为就很容易出现短期化，且国家对经营者的监督很困难。在承包制度中，国家和企业处在一种不完全的契约关系中，政府与企业一对一的谈判成本很高，且无法对承包合同的细节逐一地加以规定。所以，企业承包者可凭借充分的剩余控制权合法或不合法地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由此而出现行为的短期化和机会主义也就不足为怪了。

与承包制的改革主张不同，国内理论界的一些学者专家提出了深化国有企业所有权层面改革的主张，与这种主张相对应的制度选择就是股份制。股份制改革是国有企业在所有权层面改革的一个重要推进。其根本目的是要改变由国家垄断的企业财产制度，使国有企业内部形成多元化的产权结构，优化国有企业内部的治理结构，为实施对股东、董事会和经理层进行有效的激励和制约。

国有企业股份制的试点开始于1986年，但大都在国有中小企业中进行。试点的影响面并不广泛，主要问题在于非国有的财产主体介入不足，“找不到能够合作的非国有主体”是一种普遍的反映。在多元化主体供给严重不足的情况下，股份制试点往往在企业内部职工中展开。由于企业内部职工筹资能力的局限，股份制改革自然达不到预期的目标。而且由于当时股份制不够规范，很多试点企业的职工股份演变成为一种内部借贷，最后以还款了之。在这期间，由于承包制所产生的一些负面影响，及股份制的发育不足，致使国企改革一度处在摇摆和徘徊之中。改革的效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第三阶段：1992—2002年，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明确地提出了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目标和步骤。1994年以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试点在国有企业中展开。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目标是要通过产权结构的改造，使国有企业成为“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在现代企业产权结构的制约下，政府不能再直接地控制和经营国有企业。它的意愿只能在国有企业清算和转让时依据终极所有权来实施和表达。当然，政府还可以通过其代理人即国有资产管理公司或控股公司参与国有企业重大事宜的决策，但这个决策也是受所有者出资额和所持股份数额限制的。因此，在现代企业组织框架中，从发展上看，政府的意志是递减的，而股东的意愿则可得到组织和制度的保证。而且在现代公司中，权利、责任和义务是由法律规定的，并受出资额和所持股份制约。决策只能是董事会成员讨论后通过表决做出，这就可以避免长官意志和个人意志的独断专行，从而为科学决策的实现提供组织基础。但国有企业所有权层面的改革，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其难点仍然在于多元的，尤其是非国有财产主体供给不足。而当前存在的“一股独大”的产权结构，是妨碍公司内部治理结构优化的关键所在。

二、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现存的问题

首先是建立产权结构多元化遇到的困难。到目前为止，无论是在有限责任公司中，还是在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有独资和国有控股的结构仍然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这种产权结构往往会带来如下后果。（1）在国有独资公司中，由于缺乏多元股东的产权结构，形式上的公司组织仍然只不过是原国有企业的翻牌，董事会基本上是国有企业的原班人马。在“翻牌公司”里，传统国有企业的诸多弊病依然存在，当然也就难于实现权责分明和科学管理。（2）在国有控股的股份公司中，董事会一般仍由政府官员组成，董事长往往由党委书记担任，而总经理的任命也要通过组织部门认可。这种官员和企业家不分的格局，往往使公司的负责人在政绩目标和企业目标之间彷徨，难于摆脱行政的干预，也很难做出真正科学的决策。（3）在各类国有公司中，国有股东都是国有出资人委托的代理人，因此仍然存在真正所有者缺位的问题。假如代理人的目标与委托人的目标发生矛盾，则国有公司很难解决“内部人控制”问题，必然会面临较大的代理风险。

公司产权结构的缺陷影响公司的治理结构。在一般的股份公司中，比较突出的问题往往是董事会与经理人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由于公司的经营和管理越来越多地依赖于职业经理人，经理人掌握着公司的实际控制权，因此如何激励和监督经理人的问题则变得越来越重要。而国有公司的治理结构则由于产权结构的缺陷而显得更为复杂。首先是国有公司的董事会成员一般都是国有资产的所有权代表而不是所有权人本身，因此股东与董事会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或者说股东对董事会的监督就成为一个首要的难点。比如，最近在资本市场上连续披露出来的上市公司以虚假盈利信息欺骗股民的问题，就是上市公司“内部人控制”和行为短期化的一种表现。第二是国有公司的董事会和经理人在控制权的配置上，一般是董事会的权利大于经理人。在董事长兼任总经理的企业中，董事长兼负决策和经营管理权于一身；在董事长与总经理分离的企业中，总经理的经营管理权限往往又会受到董事长的制约。因此不论怎样，很难形成合理的权力分配。此外，国有公司中的监事会成员与董事会统一由政府委派，因此实际上往往形同虚设，甚至可能成为与董事会“串谋”的伙伴。在国有独资和国有控股的企业中，董事会、经理人和监事会往往被原来企业中的“三驾马车”分摊，党委书记担任董事长，厂长担任总经理，而工会主席则担任监事会主席。设想的制衡格局很容易被内部控制格局所替代。说到底，许多国有公司出现的问题都源于这种“一股独大”的股权结构所致。

其次是传统观念和陈旧的意识形态对国有企业改革的阻碍问题。传统的观念和陈旧的意识形态对国有企业的阻碍主要表现在对国有企业产权让渡的认识上。早在80年代中期，中国就开始了对国有小型企业进行出售和拍卖的尝试。但时至今日，国有企业的产权让渡仍然处在举步维艰的状态。其中原因固然很多，但一个重要的障碍是来自于传统的观念和陈旧的意识形态。第一个观念障碍是关于国有资产流失和坐失的关系问题。保护国有资产的基本方式应该是运动，而不应该不动；不动的国有资产无法实现保值和增值，实际上就意味着损失。在运动的过程中，国有资产也有可能出现一定程度的流失。只要流动的收益大于流失的收益，流动就是必要的。因为害怕流失而不敢流动，结果反而会造成国有资产的坐失。坐失的损失同样是不可估量的。第二个观念障碍是只转让亏损企业，不转让盈利企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政策只允许转让一些微利亏损的国有企业产权。而对于盈利的企业，一是政策没有表示允许，二是即使政策允许也不会被转让。因为政府还指望它为其创造收益。在这种条件下，国有企业没有抓住市场需求较强、企业价格较高的出售时机。而当市场需求降低，企业又出现大面积亏损的时候，想出售也卖不出去了。与上述主流的政策导向相反，一些省政府抓住十四大以后经济高涨，外企、私企兼并收购国有企业的需求上升时机，及时地将较好的国有企业出售变现。一方面，将国有企业转变为独立的经济主体，政府减轻了负担；另一方面又卖了个好价钱，实现了国有经济的保值增值。第三个观念障碍，是一种“唯评估论”。国有资产在市场的转让中，如果交易价格低于评估价格，是否意味着国有资产的流失？回答是否定的。因为评估价格往往是资产供给方的一种预期价格，或者叫做供给参考价。它必须在市场上与资产的需求方洽谈，方能达成双方认可的市场价格实现交易。搞市场经济就要遵循市场规则，在一个规范的市场中。交易价格是公平而且合理的。把评估价格作为衡量国有资产是否流失显然是不恰当的。市场价格是受供求规律影响的。在当前国有资产供大于求的买方市场格局中，经济越是不景气，国有资产越是亏损，企业的价值就会越低，市场价格也会越低。这是一个非常残酷的现实。

三、所有权结构改革深化的对策选择

继续深化所有权结构的改革是解决国有企业现存问题的主要课题。但要完成这一步骤仍需要采取一系列相关的制度安排，以期通过依赖性路径取得报酬递增的结果，并藉此推进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进一步深化。

1、继续降低进入国有企业的门槛。国家所有权结构的根本改变要有多元化投资主体的进入。因此，继续降低国有企业的进入门槛应是一个可行的对策。一些人可能会认为国有企业的资产已经跌到底线，几乎无利可图，因而无人会问津。但其实问题不在于外部进入者，而在于人们的观念。最近发生的东方资产经营公司以500万元盘活6000万元不良银行资产的案例给我们很大的启示，国有经济的决策层所给出的政策制度，是影响进入者数量的决定性因素。当然，对于不同的投资环境以及优质快捷的服务是较之税收优惠更为重要的条件；对于国内民间资本来说，价格和税收的减让还是非常重要的，而对于企业内部的经营者和职工来说，则可以以干股和期股等形式将其逐渐培养成为企业的所有者也不失为可供选择的途径。降低国有企业的进入门槛是为了实现国有企业股权的多元化，而股权的多元化除了融资的目的外，更主要的是通过股权的结构多元化来解决国有企业的责任主体、科学决策和风险分担等一系列制度性和机制性问题。

2、健全和深化国有企业的退出制度。目前在国有企业退出问题上，需要有一定的观念突破和制度创新。首先是退出的范围的领域。按照一般的认识，在公共物品生产领域，如国防设施、邮电、铁路、道路桥梁等；特殊产品生产领域，如稀有金属的开采及冶炼，造币以及涉及国家机密的高科技等，还需要通过国有独资或国有控股的产权形式来予以控制，以保证国民经济整体的有效运作。除此之外的大多数竞争性领域，国有企业都应该在竞争中自由进出。在现实的运作中，一些曾经被认为关系国计民生而必须国家垄断的领域已发生了改变。在通讯、道路桥梁等公共物品供给领域，在基础产业如钢铁、石油探采等，都已开始有国外投资者进入。实践证明，国家对国民经济整体的有效控制，应主要以政策引导为主，并不一定由国家直接经营国有企业。一个有效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产业政策，可能会产生比直接经营国有企业更大的效果。其次是国有企业退出的战略步骤选择。传统的思路往往是等到国有企业不行了才想到退出，而“靓女”是舍不得“先嫁”出去的。这种等苹果烂了才想到处理的思维方式，只会使国有企业处于一个被动的不可把握的竞争环境中。国有企业一般是由政府决策进行投资和扩张的，而相对较高的赋税又使国有企业发展的后劲不足。在这种两头做不了主的情况下，企业既无法实施自己的经营战略和发展战略，又无法决定自己的退出战略。此外还有国有企业职工的职业转换的下岗安置问题。由于国有企业一般都是处于传统的大工业领域，吸纳国有企业职工的数量多，工人专业化分工细，对于大工业的依赖性强。一旦下岗，转换职业的能力较弱，安置起来也困难更大。当前，一些资源型企业面临着资源枯竭、企业衰落的特定阶段。有的城市和城市中的人口都依赖煤炭资源生存，而一旦资源枯竭，整个城市的产业和人口都会面临生存危机。针对这种情况，政府在国有企业的退出过程中更要注重策略的选择。应在企业或产业发展战略的制定中包含对企业或产业生命周期的预测，及预防衰退，强化竞争能力的战略安排，包括退出时的资金储备。

3、建立相对稳定的国有财产代理人队伍。在董事会对企业的剩余控制权很大而同时董事会又由非所有权人代理的国有公司中，董事会和经理人同样处在被激励和监督的地位上。这会使激励和约束制度的安排增加了难度。其中，对国有财产代理人稳定性的激励尤为必要。一个有效的长期激励机制，能够使企业的经营者与所有者的利益长期保持一致，将经营者的短期行为控制在最小范围内。还有可能把优秀的经营者培育成为国有企业的新股东。我国自九十年代开始引进国际上较为流行的激励手段——年薪制和期股期权激励的思路，对于经营者的剩余索取权的扩大来说是具有现实意义的。但相对于我国不够完善的资本市场来说，这些激励手段的推行需要一定的条件和实践过程。当前由于国有企业退休制度带来的制约，使一些颇有成就的经营者往往会在临退休的前夕产生“壮志未酬”的心理失衡，进而产生将个人对企业的贡献转化为各种个人现期收益的灰色倾向。如果改变一下国有公司经营者的任期制度，就可在相当程度上避免经营者行为的短期化，换取经营者的专心努力工作，这对形成一支相对稳定的国有财产代理人队伍是很有利的。这是一种低成本的激励制度。同时，通过期股或期权可以使一些优秀的国有企业的经营者转变成为企业新的重要股东，从而又可使他的经营才华更主动地倾注于企业的成长，成为企业发展的重要力量。稳定国有企业经营者队伍不仅是国有企业内部产权结构和治理结构改革的需要，而且也是国有企业永续发展的需要。世界上的大企业能够经久不衰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拥有一批坚定不移的经营者股东。对此我们还应提高认识，并选择针对性的对策。

国有企业的改造是一个系统工程，除了改革的政策措施之外，政府的宽松环境，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以及国际的和平环境等都必须要配套进行。为此，我们必须抓住加入WTO的有利时机，全方位地为国有企业改革深化创造更好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