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收入分配问题之浅谈

第一篇：中国收入分配问题之浅谈

中国收入分配问题之浅谈

近年来，收入分配问题已经成为公众注目的焦点。

目前国内的收入分配现状：

统计数据显示，我国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基尼系数总体呈上身趋势。

一、居民收入和劳动报酬比重的下降趋势

目前国民收入分配中，居民收入和劳动报酬占GDP或国民收入(GNI)的比重持下降，是导致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一个基本原因。

二、关于垄断性行业和政府收入

一段时期以来，企业和政府集中的财力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呈不断上升的趋势.据权威人士估计，垄断性行业的职工工资通常是其他行业的2—3倍，而实际人均收入则是其他行业的5一lO倍。大量收入并没有进人工资单，而是以种种方式

计入了企业其他成本。因此这些收入往往也不会包括在正规的居民收入和工资性收入统计中。但即使在垄断性行业内部，收入分配差距也是巨大的。因此即使

考虑到垄断性行业的“隐性”收入，劳动者报酬也不会有多少增加。这是因为其大部分为垄断性行业的少数人所得，主要不属于劳动报酬。

在政府方面，如果服务没有跟上，没有取之于民、用之于民，那么就可能意味着大量社会资源被浪费了，或是用在了政府自身消费和其他效率很低的用途上。多年来，政府用在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等低效率投资和政府自身消费的支出是海量的。实际上居民收入比重被人为压低了。因此，推进财税体制改革、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换，遏制政府膨胀和公共资金浪费，减轻社会负担，是改善居民收入分配比例的关键措施。

收入差距扩大的现象，分析其原因，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我国处在二元经济的发展阶段，农村劳动力大量向城市转移，使得长期以来劳动力市场供过于求。按照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的描述，劳动力的无限供给压制了工资水平的上升，使劳动报酬长期不增长。特别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情况下，劳动报酬增长缓慢就导致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持续下降。

第二，收入分配越来越向资源性和垄断性行业倾斜。这些行业的某些高管层收入尤其惊人，与其贡献严重背离。这些行业收入水平之所以远远高于其他行业，一个原因是缺乏有效的资源税体系，使资源性行业侵占了正常经营收益以外的资源收益。原因之二是缺乏合理的垄断利润调节税和国有企业分红制度。原因之三，是一些垄断性行业进入门槛过高，对民营企业限制较多，缺乏有效竞争。

第三，少部分高收入居民拥有越来越多的“灰色收入”。说明存在许多制度和法律界定不清楚的地方，一些收入无法明确界定其合法与否。但其中的相当部分，实际上是政府收入和企业收入通过不公开的渠道流失，转化为私人收入。

针对上述情况，改善收入分配状况不能仅仅着眼于调整工资、税收等行政干预措施，而需要从根本性的制度建设和体制改革做起，特别要尽快推动严重滞后的财税改革和政府管理体制改革，解决导致收入分配失衡的深层次矛盾。

我个人的看法有以下几点：

1．继续改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体系，争取尽快实现社会保障的低水平全民覆盖，特别要解决好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和在城市安家落户的问题。在公共服务方面，重点解决医疗服务和抑制医药费用上涨。

2．改善微、小企业经营环境和融资环境，特别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促进小型民间金融机构发展，同时促进市场中介机构发育，改善政府对企业和就业的服务，以扩大就业机会，推动劳动报酬的增长。

3．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和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合理协调各级政府财权与事权等权利关系，协调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界定各级政府基本公共职能，规范财政预算资金，健全公共资金管理，提高政府透明度，扩大社会公众对政府的监督，减少资金的浪费和低效率使用。

第二篇：中国收入分配问题论文

当代中国收入分配问题研究

[摘 要] 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国国民收入总体水平有所提升，但不同群体间的收入分配差距却在不断增大。收入分配制度存在的问题也逐渐暴露了出来，收入差距过大制约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现在，我国居民收入差距已经很大这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而且我国居民收入差距仍在呈现上升趋势，目前我国居民收入差距仍处于可以接受的空间，尚未达到两极分化的程度，但负面影响日显突出，需要高度重视。本文针对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现状，分析差距扩大的原因，以及收入差距对社会的影响，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关键词] 收入分配 收入分配差距 两极分化 公平效率 政策建议

2010年7月末,央行官员在接受采访时指出,中国已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整体经济实力的壮大固然可喜,但是我们却不能因盲目乐观而忽视了另外一个令人尴尬的事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09年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2009年人均GDP仅为3 678美元,位列全球第99位。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国的居民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但是日益严重的贫富分化现象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如何妥善处理好社会转型期的收入分配问题已经成为我国继续深化改革过程中无法回避的焦点问题。

一、中国目前收入分配差距现状

世界上目前通用基尼系数作为衡量收入差距的标准，我国学术界对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总体描述通常也采用这种标准。基尼系数又称基尼集中率，是以意大利统计学家基尼的名字命名的综合统计指标，应用于经济学研究，主要用来度量经济不平等程度，用一定人口所获得的收入比例来反映收入分配差距的总体水平。

基尼系数是反映居民收入差距程度的大小（或收入不平等程度的高低）。基尼系数的范围介于0-1之间，最小值O表示收入分配绝对平均，最大值l表示收入分配绝对不平均，低于0.2表示收入高度平均，0.2-0.3表示比较平均，0.3-0.4表示相对合理，0.4-0.5表示收入差距偏大，0.6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将会引起社会动荡。国际上通常将0.4作为警戒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增长的同时，贫富差距逐步拉大，综合各类居民收入来看，基尼系数越过警戒线已是不争的事实。我国基尼系数已跨过0.4接近0.5。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已经突破了合理的限度，总人口中20%的最低收入人口占收入的份额仅为4.7%，而总人口中20%的最高收入人口占总收入的份额高达50%。突出表现在收入份额差距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东中西部地区居民收入差距过大、高低收入群体差距悬殊等方面。

二、收入分配差距问题产生的原因

随着我国由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场经济体制的转轨，打破了以前的“平均主义”为特征旧的分配体制，收入分配呈现多元化格局，伴随而来的居民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这是多种原因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的结果。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历史原因

地区经济发展差距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历史上早就存几千年形成的小规模家庭经营方式带来的劳动生产率商品率低是我国农民收入大大低于城市居民的根本原目前，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特征尤为突出，城乡经济存巨大差异，主要有劳动生产率差异、管理体制差异和形态差异。

（二）制度不健全

中国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缺乏、选择不当和虚设，在一定程度上拉大了居民收入差距。税收制度在调节力度及调节效果方面尚存在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税种设置不合理、不到位。目前对个人收入的调节主要依靠个人所得税。二是财产税制不健全，对居民个人所拥有的动产、不动产缺乏系统的调节手段。三是对偷税漏税行为打击力度不够。

(三)垄断是造成行业分配不公，收入差距拉大的主因

垄断是分配不公的最大根源。本来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而对一些特殊行业实行垄断经营是必要的。问题是在行政权力多有渗透的背景下，许多垄断企业，特别是央企、国企垄断企业，凭借“背景”和“来头”，凭借国家的政策轻易地对国家最宝贵、最稀缺的资源实施垄断并借市场名誉进行垄断经营，几乎不承担市场风险就能获得丰厚利润，又以“多劳多得”、“合理激励”为由，依照竞争性企业的分配方式来分配主要因垄断而获得的高额利润。于是便出现了高工资、高补贴、高福利，财富便多集中在这些行业和人群中。

(四)现行税制不健全是加大分配不公，加剧贫富悬殊的一个重大原因

以现行税制特别是个税累进制度，存在很大漏洞。造成就相对收入而言，富人纳税比例低，穷人纳税比例高。这样的税制设计有利于富人少纳税，故有人称之为“累退税”。高收入阶层利用政策逃税有法，而大量白领阶层个税一分都逃不了。

三、收入分配差距对社会的影响

社会主义本质就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走上共同富裕。但消除两极分化不等于“平均主义”，适当地拉开个人的收入差距有助于提高个人劳动积极性，使其最大限度地发挥自身潜能，为社会经济发展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进而推动整个社会发展。但鉴于我国目前收入差距已经偏大，应引起重视，尤其是负面影响。

（一）对经济造成的影响

收入差距偏大制约经济结构的优化，不利于资源有效配置：收入差距偏大不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收入差距偏大导致消费断层，极大地阻碍了国内需求的有序扩展和升级，进而影响产业结构优化；收入差距偏大不利于区域经济结构优化。地区间偏大的收入差距，会减弱落后地区的人才吸引，人才向高收入地区的流动成为必然，不可避免地也会导致资金和技术的转移，使得各区域经济间难以形成有效互补，市场得不到充分拓展，进而影响国民经济发展。

（二）对社会政治稳定的影响

过高的收入差距会引发社会不满和政治不稳定，这会造成一种不确定性的国内政治经济环境，从而导致投资率下降，进而影响到经济增长。我国是一个地广人多的国家，由于各种地理环境、文化背景、历史发展、政策制定等种种因素会造成地区差距拉大，这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民众对政府、对改革的信任。经济发展不平衡会影响到政治问题，地区差异如果处理不当则可导致地区冲突，并最终引发国家分裂、民族瓦解。

四、解决我国当前收入差距的对策措施

(一)尽快制定一套科学完整的收入分配制度，并以国家法律形式确定下来。

收入分配制度是国家各种制度中对经济社会发展过程及目标实现影响最大的一项制度。一个社会是否能够科学协调稳定持续地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分配制度的完整性、合理性。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综合考虑宏观经济社会发展的动态前景，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在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尽快制定出一个高层次，广视觉，既符合中国当前实际又前瞻未来经济社会发展变化的收入分配制度并且立法。

在国家完整收入分配制度出台前应先推行最低工资制度。目前应尽快提高最低工资标准。长期以来，我国一直实行“低工资、低福利、低保障”政策，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得益于这项政策。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变化，这一政策已越来越脱离客观实际，并成了影响经济质量提升，科学持续发展的因素。因此，调整收入分配机制势成必然。制定收入分配制度，首先，要确定政府、企业、劳动者之间的分配比例关系，拟设这样的阶 段性目标:在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在三者中的占比应从2007年的57.9%提升到2015年的70%左右，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应从2007年的39.7%提升到2015年的50%左右。其次，再分配中要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应 从2007年的57.5%提高到2015年的70%左右。再次，第三次分配要加大公共服务支出占政府支出中的比例，教育、医疗、社保三项支出应从2009年的29.2%上升到2015年的40%左右，并向农村和“老、少、边、穷”地区倾斜。

(二)建立健全以工资为核心的企业职工利益集体协商共决机制

在劳资关系中，劳动者天生处于弱势地位，特别是在劳动力资源极其丰富的中国，更是处于弱势中的弱势，迫使他们接受很低的工资和不太安全的生产条件。这就要求政府出面，与企业协商共同建立以工资为核心的职工利益集体协商共决机制，并将这一机制作为国家或地方法律法规的形式确定下来。这个机制的设计至少应当包括：集体协商的主体及其权利义务；政府的地位及职责；工会在其中的地位及职责；协商内容(应包括:分配形式、报酬额度、工作时间、休息休假、保险福利、安全卫生、学习培训等)；协商规则；监督主体等内容。在这方面，西方国家有许多经验可供我们借鉴。

(三)要对国企和垄断行业的收入分配进行根本性改革

第一，要提高国企红利上缴比例，对国家划分的三类企业上缴比例进行大幅调整，第一类可从目前的10%提高到30%左右；第二类可提到15%左右;第三类，缓期结束后，应定为5%以上。因为国企及其资本以及所占用的资源，本质上是全民性资产。因此，其利润应部分由社会共享，通过再分配的方式转变为政府公共支出和居民可支配收入。第二，要严格规范国企和垄断行业高管收入。可按企业层级及其高管级别参照公务员工资收入执行，考虑企业工作的特殊性，可补助其一定比例的企业津贴。因为从严格意义上讲，国企高管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政府派官员到企业任职和调企业高管到政府部门任职比比皆是。再说，政府派官员到企业任职是代表人民和政府去管理、经营人民资产的，本身具有管理公务公产的性质，与公务员没有本质区别。第三，制定垄断行业工资与社会平均工资比照管理办法。政府要严格垄断行业企业资本经营预算，将垄断行业工资总额管理与实现的利润基本脱钩，确定垄断行业工资与非垄断行业社会平均工资差距比例。差距不能太大。第四，垄断行业的职工福利应纳入工资管理范围，执行国家相关政策。

(四)改革税制，强化税收调节杠杆功能

从宏观方面看，要通过税收调节统筹区域协调发展。一是东中西部要实行差别税收政策，通过税收优惠促进中西部的发展，从根本上为缩小地区收入差距奠定基础;二是除分地区实行差别税收政策和国家有特殊规定政策外，规模以上企业，应不分内资外资和经济性质，一律实行国民待遇税收政策，这有利于公平税赋、抑制私人资本暴利，缩小贫富差距。从微观方面看，要优化增值税和营业税税收制度，扩大增值税征收范围。同时要增加税种，调整税率。建议开征遗产税、赠与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和特别消费税，调整房产税，提高土地、矿产资源、石油等资源性税率，同时征收环境税。提高个税起征点，建议以3500元为起征点，设5%、10%、20%三种累进税率，同时提高资本利得、股息、红利的税率。这对“提低、扩中、限高”的分配导向极为有利。要全面推进全额扣缴明细申报管理，建立健全重点企业、垄断行业、重点人物、特殊群体纳税监管跟踪机制，加大对高收入群体纳税管理力度。

(五)彻底改革城乡二元体制，加大城乡统筹发展力度

应以户籍为重点，破除城乡二元壁垒，科学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是取消城乡户籍差别，实行城乡统一的无差别的居民身份政策。二是建立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包括医疗、养老失业、最低生活保障等内容的社会保障体系，取消工资与社保费挂钩制度，所有居民在教育、医疗、社保等方面一律实行国民待遇政策。三是不再实行低价粮食安全战略，让粮食等农副产品由市场来定价。四是在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的前提下，允许农村土地进入市场，取消目前的征地政策，让农民以参股等方式分享土地增值收益。五是允许农村一切生产因素通过市场参与城市经济循环，以此带动农村经济的发展。六是积极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尽快向农村配置各种公共优势资源。七是加大农村扶贫开发力度。八是加快推进农村城镇化进程。九是国家资源配置要逐步从城市转向农村。十是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使乡村各种商品和生产要素都得以交流而实现其价值。

收入分配问题已经成为当今中国无法回避的一项重大的政治议题。历史的经验表明,当我们在社会发展中遇到矛盾和问题的时候,只有更加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才能清除发展中的困难和障碍。真正的改革,必然是对权力与权利关系的实质性调整。只有这样的调整,才能够化解当前的社会风险,并把经济增长和社会繁荣奠基于更为坚实的制度基础之上。只有经济发展的成果惠及所有的社会民众,社会才能实现真正的和谐稳定。

参考文献

[1]王小鲁.我国收入差距分析及对策[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07,（4）.[2]刘书云,王振宏.企业分配:利润挤占工资[ J].瞭望, 2008,（2）.[3]袁春晖.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对和谐社会的影响[J].中国经贸导刊，2009（31）.[4]宋桂霞.中国和谐社会收入分配制度构建研究[J].大庆师范学院学报，2009（1）.[5]郭立业，梁向东.和谐社会条件下的收入分配价值观[J].求索，2009（10）.

第三篇：收入分配问题

 收入分配问题（收入分配最敏感）

1.现状：

基本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但是存在一系列问题：初次分配不太合理；二次分配缺乏力度与公平；第三次分配格局没有形成六中全会公报明确提出，到2020年，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和主要任务之一是“城乡、区域发展差距扩大的趋势逐步扭转，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基本形成，家庭财产普遍增加，人民过上更加富足的生活”。

2.措施：

完善收入分配制度，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加强收入分配宏观调节，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逐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坚决取缔非法收入，促进共同富裕。

通过扩大就业、建立农民增收减负长效机制、健全最低工资制度、完善工资正常增长机制、逐步提高社会保障标准等举措，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

完善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制度。

健全国家统一的职务与级别相结合的公务员工资制度，规范地区津贴补贴标准，完善艰苦边远地区津贴制度。加快事业单位改革，实行符合事业单位特点的收入分配制度。

加强企业工资分配调控和指导，发挥工资指导线、劳动力市场价位、行业人工成本信息对工资水平的引导作用。

规范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者收入，确定管理者与职工收入合理比例。加快垄断行业改革，调整国家和企业分配关系，完善并严格实行工资总额控制制度。

建立健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保障所有者权益。

实行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加强征管和调节。

大力发展慈善事业，树立民众的慈善公益理念，完善和规范相关的捐赠政策和法律制度，壮大慈善组织，形成有效的第三次分配格局。

第四篇：中国收入分配问题论文

现今中国收入分配问题现状研究

[摘 要] 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不同社会群体和行业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已经日益成为中国经济转型非常关键的一个趋势。在一系列因素的作用下，这种趋势在过去10年间显得尤为突出。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日益发展的“国家主义”的经济结构，它所导致的权力和垄断成为收入差距的一个根本结构性来源。在新一轮的收入差距扩大化进程中，尚未完全反映在国民经济核算中的“灰色收入”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与此同时，收入差距扩大化的后果已经远远超越分配领域，对整个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健康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影响。本文针对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现状，分析差距扩大的原因，以及收入差距对社会的影响，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 收入分配 收入分配差距 公平效率 政策建议

2013年1月18日,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当着中外记者的面逐一公布中国过去十年的基尼系数。时隔十余年后，官方再次公布这项衡量居民收入差距的统计指标。昨日公布的基尼系数显示，中国的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在2008年达到0.491的峰值，近年来有所回落，但居民收入差距整体较高的现实已引起官方的注意。马建堂坦言，“我国加快收入分配改革、缩小收入差距具有紧迫性”。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国的居民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但是日益严重的贫富分化现象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如何妥善处理好社会转型期的收入分配问题已经成为我国继续深化改革过程中无法回避的焦点问题。

一、中国目前收入分配差距现状

世界上目前通用基尼系数作为衡量收入差距的标准，我国学术界对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总体描述通常也采用这种标准。基尼系数又称基尼集中率，是以意大利统计学家基尼的名字命名的综合统计指标，应用于经济学研究，主要用来度量经济不平等程度，用一定人口所获得的收入比例来反映收入分配差距的总体水平。

基尼系数是反映居民收入差距程度的大小（或收入不平等程度的高低）。基尼系数的范围介于0-1之间，最小值O表示收入分配绝对平均，最大值l表示收入分配绝对不平均，低于0.2表示收入高度平均，0.2-0.3表示比较平均，0.3-0.4表示相对合理，0.4-0.5表示收入差距偏大，0.6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将会引起社会动荡。国际上通常将0.4作为警戒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增长的同时，贫富差距逐步拉大，综合各类居民收入来看，基尼系数越过警戒线已是不争的事实。我国基尼系数已跨过0.4接近0.5。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已经突破了合理的限度，总人口中20%的最低收入人口占收入的份额仅为4.7%，而总人口中20%的最高收入人口占总收入的份额高达50%。突出表现在收入份额差距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东中西部地区居民收入差距过大、高低收入群体差距悬殊等方面。一）从整体差距看“基尼系数”偏高。

基尼系数的变化表明,中国居民收入整体差距扩大是从1985年开始的2005年，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85—1996年，居民收入差距在波动中缓慢扩大。1985年为0.31，1996年上升到0.36，基尼系数在0.3～0.4之间波动。1984年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由农村转向城市后,政府通过减税让利、扩大企业自主权，使城镇居民收入达到较快增长。而农村在这一时期交替出现买难卖难,农业增产不增收，加之农民负担过重,收入增长速度明显放慢，因而基尼系数较前一阶段有了上升，但基尼系数在0.3～0.4之间波动，表明这个时期收入分配是比较合理的。第二阶段是1997—2005年，居民收入差距呈逐年扩大的趋势。1997年为0.33,2005年上升到0.47，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1]。2006年是“十一五”开局之年，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的理念深入人心,政府更加关注民生问题，注重社会公平。从政府工作报告到中央政治局会议再到中央全会,收入分配问题得到空前重视。2006年之后，我国的基尼系数基本保持在0.48左右浮动。

从具体差距看，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经历了一个先缩小后扩大、再缩小再扩大的过程。1978—1985年,由于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收入迅速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从1978年的2.57倍缩小到1.86倍。1983年达到历史最低点为1.82∶1。1984年城市经济体制体制开始改革，城乡收入差距又开始拉大为1.83∶1。1994年达到顶峰,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86∶1超过了改革开放前的水平。从1994年开始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出现了下降的趋势，1997年达到新的谷底，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47∶1,小于改革开放前的水平。1997年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开始加速扩大，1998年为2.51∶1,2001年突破历史最高点，城乡居民收入比扩大到2.90∶1,2002年继续扩大到3.11∶1,2003年扩大到3.27∶1。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明显偏大的。2004年略有下降,.21∶1,2005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为3 255元,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为10 493元,两者的收入比为3.22∶1。城乡差距继续扩大。2011年，我国居民收入增长明显，一季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963元，同比增长12.3%，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2187元，实际增长14.3%。上半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041元，同比增长13.2%，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3706元，同比增长20.4%。2011年以来，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明显缩小，一至三季度城乡收入比分别为2.73:1,2.99:1和2.77:1，是2002年以来首次回落到“3”以内。

第二,地区间收入差距扩大。

从人均收入看，2005年职工人均工资全国平均为18 405元,最高的是北京(34 191元)，其次是上海(31 940元),分别是江西13 688元的2.5和2.3倍,是湖南15 659元的2.18和2.04倍。从城镇居民收入看，1978—1999年,东部地区增长18.2倍,中部地区增长13.4倍,西部地区增长9.5倍，以中部为1,东、中、西部居民收入之比由1.1∶1∶1.01扩大为1.48∶1∶0.74;中、西部与东部居民收入绝对差额由35元、31元扩大到2 309元和3 570元,分别扩大了65倍和57倍。从农村居民收入看，1978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133.57元，最高的上海290元与最低的河北91.5元之比为1∶0.32;2005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3 255元,最高的上海8 248元与最低的贵州1 877元之比为1∶0.23。

第三,行业间收入差距扩大。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行业间收入差距开始显现,一些垄断性行业、新兴行业与夕阳产业间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据国家统计局测算,1990年,行业最高与最低人均收入比为1.29∶1;1995年达到2.23∶1;1999年达到2.49∶1;2000年为2.63∶1,2002年为2.99∶1,2003年为3.98∶1。这些高收入行业几乎都是垄断行业,老百姓将之归纳为:金(金融)、银(银行)、财(财政)、保(保险),两电(电信和电力)、一草(烟草)。如2004年职工平均工资,金融保险业26 982元,电力煤气和水生产供应业21 805元,农林牧渔业仅7 611元[2]。

第四,不同经济性质职工收入差距扩大。2005年全国职工平均工资为18 405元,国有经济单位19 313元,集体经济单位11 283元,外商投资单位22 244元。集体经济单位的工资收入分别是国有经济单位的58.4%和外商投资单位50.7%,只占全国职工平均工资的61.3%[2]。

二、收入分配差距问题产生的原因

随着我国由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场经济体制的转轨，打破了以前的“平均主义”为特征旧的分配体制，收入分配呈现多元化格局，伴随而来的居民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这是多种原因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的结果。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合理原因。

第一,生产力发展总体水平较低和结构多层次性。这是个人收入差距的基础性原因。2005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达1 748多美元已走出低收入国家序列,但仍属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很不平衡,生产力结构存在明显的多层次性。先进的、比较先进的和落后的甚至相当原始的生产力并存,城乡二元结构十分明显。如全国2005年人均GDP,最高的上海53 583元,最低的贵州5 222元,只有上海的9.7%[3]。

第二,多种所有制并存和公有制实现形式日益多样化。这是形成较大收入差距的制度性原因。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这就决定了中国收入分配方式的多样性、复杂性,按劳分配必然地要和其他分配方式并存;而且,由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商品经济仍将得到更充分的发展,其他分配方式将发展得更快、更具有成长性。这是中国目前及今后相当长时间内存在较大收入差距的制度性原因。

第三,劳动者素质的高低。这是决定收入分配的主要原因。在实践中，素质不同的劳动者所创造的价值量有很大的差别，因而必然导致收入分配上的差距。第四,参与分配的生产要素对多少。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允许和鼓励用合法收入形成的个人财产进行各种方式的实业或金融投资，作为要素投入的个人财产也有权利获得应有的回报。因此,用于投资的个人财产也成为决定收入分配的主要原因，并由此形成收入差距。特别是人力资本参与分配这将日益成为决定收入分配的重要原因。人力资本的质和量不仅直接决定人力资本所有者本人获得收入的多少和机会，也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决定着各个企业乃至各个地区可供分配的收入总量。目前,人力资本要素参与分配在中国才刚刚起步，从发展趋势看,其地位和作用将日益强化，日益成为决定收入分配的重要原因。

第五,发展战略倾斜。在地区发展问题上。政府的倾斜发展政策,造成了各个地区之间、特别是沿海和内地之间、开放城市和非开放城市之间、特区和非特区之间竞争条件的差异,这种差异引起的地区之间发展的不平衡,还会在较长时期内存在,同样成为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主要的原因之一。

（二）不合理原因

第一，地区经济发展差距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历史上早就存几千年形成的小规模家庭经营方式带来的劳动生产率商品率低是我国农民收入大大低于城市居民的根本原目前，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特征尤为突出，城乡经济存巨大差异，主要有劳动生产率差异、管理体制差异和形态差异。

第二，制度不健全。中国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缺乏、选择不当和虚设，在一定程度上拉大了居民收入差距。税收制度在调节力度及调节效果方面尚存在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税种设置不合理、不到位。目前对个人收入的调节主要依靠个人所得税。二是财产税制不健全，对居民个人所拥有的动产、不动产缺乏系统的调节手段。三是对偷税漏税行为打击力度不够。

第三，垄断是造成行业分配不公，收入差距拉大的主因。垄断是分配不公的最大根源。本来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而对一些特殊行业实行垄断经营是必要的。问题是在行政权力多有渗透的背景下，许多垄断企业，特别是央企、国企垄断企业，凭借“背景”和“来头”，凭借国家的政策轻易地对国家最宝贵、最稀缺的资源实施垄断并借市场名誉进行垄断经营，几乎不承担市场风险就能获得丰厚利润，又以“多劳多得”、“合理激励”为由，依照竞争性企业的分配方式来分配主要因垄断而获得的高额利润。于是便出现了高工资、高补贴、高福利，财富便多集中在这些行业和人群中。

第四，现行税制不健全是加大分配不公，加剧贫富悬殊的一个重大原因。以现行税制特别是个税累进制度，存在很大漏洞。造成就相对收入而言，富人纳税比例低，穷人纳税比例高。这样的税制设计有利于富人少纳税，故有人称之为“累退税”。高收入阶层利用政策逃税有法，而大量白领阶层个税一分都逃不了。[4]

三、收入分配差距对社会的影响

收入不平等可能对经济、社会甚至政治体系造成一系列长期的恶劣影响。中科院前年的一项调查，采集了五个省份40个县市的城市居民对当今社会的意见。该调查表明，收入分配已经成为普通民众心中第二严重的社会问题。持续的工资收入低迷、难以承受的房价负担和高昂的医疗成本被认为是与收入分配密切相关的两个问题。

在经济方面，收入差距偏大制约经济结构的优化，不利于资源有效配置：收入差距偏大不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收入差距偏大导致消费断层，极大地阻碍了国内需求的有序扩展和升级，进而影响产业结构优化；收入差距偏大不利于区域经济结构优化。地区间偏大的收入差距，会减弱落后地区的人才吸引，人才向高收入地区的流动成为必然，不可避免地也会导致资金和技术的转移，使得各区域经济间难以形成有效互补，市场得不到充分拓展，进而影响国民经济发展。

另一个相关社会问题是民间相对剥夺感的急剧上升。2008年《人民日报》下属人民论坛的一项大型网络调查发现，68.5％的受访者不满意于当今社会的收入分配，并认为他们的劳动价值被低估和剥削。更重要的，绝大多数(96％)的受访者已经认识到，公权力是造成公平正义缺失的重要根源。相对剥夺感、对社会分配体系不公的怨恨以及对社会阶级固化的担忧，构成了社会和谐稳定的长期隐患。

最后，当今分配体系的问题，还必然影响中国长期的经济增长，导致中国经济进入恶性循环，以至最后促发危机。中国经济长期的发展目标是“消费社会”和内需经济，但随着国民收入、财富和资源不断向少数富人和政府机构集中，越来越多的资源会被导向投资、腐败和财富转移，也就是“钱生钱，钱生权和权生钱”的“内部自循环”当中，而真正建立在劳动和创新基础上的经济增长却难以得到当今分配体系的充分支持，必须依靠广大中产阶级才可能强大的国内消费市场必然进一步萎缩。这样，中国离共同富裕的中产社会或者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也就会渐行渐远，而不稳定的经济结构会进一步得到强化，直到政府的动员能力遭遇到人口、资源和国际市场的瓶颈，最后面临经济发展难以为继的局面。

在改革初期，邓小平早已提出，改革的目标是要实现共同富裕，而“让一部分先富起来”只是为了目标必须做出的一种不得己的选择。如果收入差距达到一种不可调和的程度，那么改革也就是失败的。现在，改革的设计师最担心的事情已经在发生，而政府也在调整政策，只是尚未取得很好的效果，那么下一步应该怎么走呢?

四、解决我国当前收入差距的对策措施

(一)尽快制定一套科学完整的收入分配制度，并以国家法律形式确定下来。

收入分配制度是国家各种制度中对经济社会发展过程及目标实现影响最大的一项制度。一个社会是否能够科学协调稳定持续地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分配制度的完整性、合理性。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综合考虑宏观经济社会发展的动态前景，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在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尽快制定出一个高层次，广视觉，既符合中国当前实际又前瞻未来经济社会发展变化的收入分配制度并且立法。

在国家完整收入分配制度出台前应先推行最低工资制度。目前应尽快提高最低工资标准。长期以来，我国一直实行“低工资、低福利、低保障”政策，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得益于这项政策。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变化，这一政策已越来越脱离客观实际，并成了影响经济质量提升，科学持续发展的因素。因此，调整收入分配机制势成必然。制定收入分配制度，首先，要确定政府、企业、劳动者之间的分配比例关系，拟设这样的阶 段性目标:在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在三者中的占比应从2007年的57.9%提升到2015年的70%左右，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应从2007年的39.7%提升到2015年的50%左右。其次，再分配中要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应 从2007年的57.5%提高到2015年的70%左右。再次，第三次分配要加大公共服务支出占政府支出中的比例，教育、医疗、社保三项支出应从2009年的29.2%上升到2015年的40%左右，并向农村和“老、少、边、穷”地区倾斜。[5](二)建立健全以工资为核心的企业职工利益集体协商共决机制

在劳资关系中，劳动者天生处于弱势地位，特别是在劳动力资源极其丰富的中国，更是处于弱势中的弱势，迫使他们接受很低的工资和不太安全的生产条件。这就要求政府出面，与企业协商共同建立以工资为核心的职工利益集体协商共决机制，并将这一机制作为国家或地方法律法规的形式确定下来。这个机制的设计至少应当包括：集体协商的主体及其权利义务；政府的地位及职责；工会在其中的地位及职责；协商内容(应包括:分配形式、报酬额度、工作时间、休息休假、保险福利、安全卫生、学习培训等)；协商规则；监督主体等内容。在这方面，西方国家有许多经验可供我们借鉴。

(三)要对国企和垄断行业的收入分配进行根本性改革 第一，要提高国企红利上缴比例，对国家划分的三类企业上缴比例进行大幅调整，第一类可从目前的10%提高到30%左右；第二类可提到15%左右;第三类，缓期结束后，应定为5%以上。因为国企及其资本以及所占用的资源，本质上是全民性资产。因此，其利润应部分由社会共享，通过再分配的方式转变为政府公共支出和居民可支配收入。第二，要严格规范国企和垄断行业高管收入。可按企业层级及其高管级别参照公务员工资收入执行，考虑企业工作的特殊性，可补助其一定比例的企业津贴。因为从严格意义上讲，国企高管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政府派官员到企业任职和调企业高管到政府部门任职比比皆是。再说，政府派官员到企业任职是代表人民和政府去管理、经营人民资产的，本身具有管理公务公产的性质，与公务员没有本质区别。第三，制定垄断行业工资与社会平均工资比照管理办法。政府要严格垄断行业企业资本经营预算，将垄断行业工资总额管理与实现的利润基本脱钩，确定垄断行业工资与非垄断行业社会平均工资差距比例。差距不能太大。第四，垄断行业的职工福利应纳入工资管理范围，执行国家相关政策。

(四)改革税制，强化税收调节杠杆功能

从宏观方面看，要通过税收调节统筹区域协调发展。一是东中西部要实行差别税收政策，通过税收优惠促进中西部的发展，从根本上为缩小地区收入差距奠定基础;二是除分地区实行差别税收政策和国家有特殊规定政策外，规模以上企业，应不分内资外资和经济性质，一律实行国民待遇税收政策，这有利于公平税赋、抑制私人资本暴利，缩小贫富差距。从微观方面看，要优化增值税和营业税税收制度，扩大增值税征收范围。同时要增加税种，调整税率。建议开征遗产税、赠与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和特别消费税，调整房产税，提高土地、矿产资源、石油等资源性税率，同时征收环境税。提高个税起征点，建议以3500元为起征点，设5%、10%、20%三种累进税率，同时提高资本利得、股息、红利的税率。这对“提低、扩中、限高”的分配导向极为有利。要全面推进全额扣缴明细申报管理，建立健全重点企业、垄断行业、重点人物、特殊群体纳税监管跟踪机制，加大对高收入群体纳税管理力度。

(五)彻底改革城乡二元体制，加大城乡统筹发展力度

应以户籍为重点，破除城乡二元壁垒，科学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是取消城乡户籍差别，实行城乡统一的无差别的居民身份政策。二是建立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包括医疗、养老失业、最低生活保障等内容的社会保障体系，取消工资与社保费挂钩制度，所有居民在教育、医疗、社保等方面一律实行国民待遇政策。三是不再实行低价粮食安全战略，让粮食等农副产品由市场来定价。四是在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的前提下，允许农村土地进入市场，取消目前的征地政策，让农民以参股等方式分享土地增值收益。五是允许农村一切生产因素通过市场参与城市经济循环，以此带动农村经济的发展。六是积极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尽快向农村配置各种公共优势资源。七是加大农村扶贫开发力度。八是加快推进农村城镇化进程。九是国家资源配置要逐步从城市转向农村。十是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使乡村各种商品和生产要素都得以交流而实现其价值。

收入分配问题已经成为当今中国无法回避的一项重大的政治议题。历史的经验表明,当我们在社会发展中遇到矛盾和问题的时候,只有更加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才能清除发展中的困难和障碍。真正的改革,必然是对权力与权利关系的实质性调整。只有这样的调整,才能够化解当前的社会风险,并把经济增长和社会繁荣奠基于更为坚实的制度基础之上。只有经济发展的成果惠及所有的社会民众,社会才能实现真正的和谐稳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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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卢嘉瑞.《中国现阶段收入分配差距问题研究》[M].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3]李小芳.按贡献分配的实质是按劳分配[J] 社会科学家 2004 [4]郭庆旺，吕冰洋.论税收对要素收入分配的影响[J].经济研究，2011（6）.[5]刘书云,王振宏.企业分配:利润挤占工资[J].瞭望, 2008,（2）.

第五篇：中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初探

中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初探

2012-12-07

摘要：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 翻一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了实现包容性和可持续经济增长，中国就必须加强收入分配收入改革，如何尽快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形成符合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要 求的收入分配新体制，也成为当前及未来宏观经济政策必须重点关注的课题。本文从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主要原因入手，编撰相关专家学者观点，对对缩小收入分配 差距的途径进行探讨。

一、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

按 照经济学基本理论，社会经济的运行过程一般应包括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这几个环节。简单地说，分配是生产的结果，而且受到生产方式的制约。在市场经济条 件下，市场竞争的组织形式与制度安排对收入分配的形式和结果有着决定性地影响。这表明，对收入分配体制的改革，实际上意味着对市场竞争的组织形式和制度安 排必须进行改革。也只有深刻地认识到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全面性和诱发性，才能真正使此项“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改革取得成功。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是一个以 计划经济为主，基本实行平均分配的国度。如果以基尼系数来衡量，上世纪八十年代基本上处在0.3以下的水平。改革开放之后，在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引导下，收入分配差距逐步扩大。进入21世纪以来，基尼系数开始突破0.4，目前已达0.45以上的水平，跨入收入分配较不平等的国家行列。

1.城乡分割制度是导致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主因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李长安 城乡差距是导致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第一大因素，根据有关学者的实证研究发现，城乡差距可以解释全部收入分配差距的40%以上。很显然，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是拉大城乡差距的罪魁祸首。即使是已经进城务工的农民工，也由于身份的不同而受到种种歧视。人保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外出农民工月均收入为2049元，仅为同期城镇职工平均工资水平的30%左右。

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首席代表 保罗·海登斯 城乡收入差距非常大之大，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几乎是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3.5倍，城乡收入差距主要原因包括两方面：一是农村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都极为低下；二是农村投资和资产的回报率通常很低。

2.僵化的土地制度导致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

著名经济学家。现任北京市侨联副主席，燕京华侨大学校长华生 实 现收入分配改革必须强调土地制度的改革，因为一个国家最基本的两个要素，第一是国土，第二是人民。而土地又是涉及每个人的最普遍的、最基本的财富分配形 式。现在看来，太多的人穷是因为没有房，农民工和外来人口的主要困难就是没有房，很多人富也是因为拥有多套住房和土地。而房子涨价，是因为房子下面的地价 涨了，所以土地问题是一个关键。我们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就是从土地问题上突破的，土地问题突破了，联产承包制取得成功了，大家对改革的信心有了，保守的力量就让位了。如果土地问题没解决，吃饭问题没解决好，80年 代的城市改

革根本搞不起来。同样的道理，我们今天的矛盾，贫富两极分化，可以说有一多半都是土地带来的，现在的社会事件有一半以上也是因为土地纠纷导致 的，贪腐相当大的一块也是跟土地连接在一起的。我们把土地的概念再宽泛一点，包括矿藏可以说都是土地资源。因此，土地已经成为社会经济政治的焦点，未来的 改革必须从土地制度入手。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李长安 由 于现行的土地所有权都归国家和集体所有，农民对自己使用的土地缺乏有效的话语权和定价权，在土地被征用时无法获得应有的土地转让收益，致使大量的土地溢价 流入地方政府与开发商的腰包。有专家曾研究了中国农村土地可转让程度并估计了土地所有权市场化后的潜在收益。根据研究，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如果土地自由贸 易被允许的话，中国农民的人均真实收入将增加30%。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根据对历年数据的测算也发现，从1952年至2002年，农民向社会无偿贡献的土地收益为51535亿元，其中仅在2002年当年无偿贡献的土地收益为7858亿元计算。可以想像，在当前土地价格暴涨的情况下，农民从土地转让过程中应该获得的收益将更为惊人，而真要把这些收益归还给农民，那么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势必大大缩小。

3.市场竞争体制的缺陷加剧收入分配不公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李长安 中 国市场竞争体制中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垄断造成的不公平竞争，在同一个市场经济竞争体系中，垄断企业和非垄断企业根本就不处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垄断企业凭 借强大的垄断力量在获取资源和资金方面具有先天的优势，进而攫取高额利润。在内部人的控制下，又存在巨大的高福利、高工资冲动。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众 多非垄断企业市场竞争激烈、生存环境恶化，致使员工工资福利欠佳。目前，电力、电信、金融、保险、烟草等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平均工资的2-3倍，如果再加上住房、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收入差距可能在5-10倍之间。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杨宜勇 在完全竞争市场中，市场在居民收入初次分配中起基础作用。在完全竞争市场中，市场经济所具有的公平性，决定了居民收入分配过程的公平性。同时，完全竞争市 场在缩小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方面也具有积极作用。然而，垄断的出现使得垄断者具有左右市场交易的市场力量，使市场交易不再具有公平性和平等性，使得居民初次 收入分配过程不公平。我国的垄断主要是政府授予特许权而禁止其他竞争者进入造成的，特别是在电力、电信、铁路、航空、烟草、石油等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行 业。国电公司的总资产约占整个电力行业总资产的60%以上；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的总资产约占整个石化行业总资产的近50%；全国的烟草产业则全部归中国烟草总公司管理。垄断企业在利用垄断地位获得巨额利润的同时不断增加本企业职工薪酬，加剧居民收入分配不平等。

二、十八大提出收入分配改革目标：人均收入翻一番

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 迟福林 实现这个目标，不是贫富差距继续扩大基础上的倍增，而是中等收入群体的倍增：即在目前大约23％的基础上，每年提高2个百分点，到2020年努力达到40％以上，由此使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扩大到6亿人左右。从中国的现实看，未来10年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重要的基础和支撑在于人口城镇化的发展转型。人口城镇化的快速发展阶段是中等收入群体快速形成的过程。加快服务业主导的经济转型，将扩大中等收入者的就业机会。同时，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将使一定比例的农民工和农民成为中等收入群体的新生力量。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董事局主席、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 高尚全 中共十八大报告中将“二〇二〇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收入比二〇一〇年翻一番”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要求，实现这一目标关键要靠改革。如果抓住机遇，改革有实质性进展，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取得重大突破，那么未来10年就有可能继续保持7-8%的中速经济增长，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形成‘橄榄型’的社会结构；如果丧失机遇，就很有可能使得贫富差距继续扩大，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杨宜勇 过去我们提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比如说GDP翻一番、翻两番，完成得都很好。然而，现在经济进入了长周期的减速区，未来要实现收入倍增计划的难度越来越大，但是我们党在关键时刻明确提出要实现居民收入倍增计划，这种知难而上的勇气值得充分肯定。同时，在GDP翻一番的同时，居民收入却不能够保证翻一番。“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这次党的十八大报告第一次提出了两个同时翻番，在GDP翻一番的同时要保证城乡人均居民收入也翻一番，这两个翻番结合在一起，要求更高了，这是十八大报告的一个突出亮点。

中共陕西省委党校政治经济学教研部 张辉 “十八大”报告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提出，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必须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 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在收入 分配差距激励效率的观念和体制被逐渐认同的过程中，收入分配不公平的问题也开始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

三、收入分配改革破题路径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 迟福林 为实现2020年形成6亿中等收入群体的目标，建议加快教育结构调整，提高有效的人力资本积累，突出人力资本在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中的重要作用；尽快出台农民工市民化的日程表，争取经过3～5年 的努力，初步实现农民工市民化，使一部分农民在真正融入城市后成为中等收入群体；尽快改革征地制度，保障农民征地谈判的主体地位，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 中的分配比例，为一部分农民成为中等收入者创造条件。应尽快提高城乡居民的实际收入水平，以制度公平为重点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公益性为目标推进国 有资本战略性调整，并且加快推进结构性减税。居民收入倍增是向城乡居民倾斜、向劳动者报酬倾斜条件下的倍增。应当确保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同步并略快于GDP增长；加快建立工资谈判协商机制，确保劳动者报酬

与劳动生产率增长同步；确定缩小城乡差距的约束性指标，努力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从2011年的3.13：1下降到2020年的2.8：1以 内。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过程中能否保障中低收入者的权益，已成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重要因素之

一。这就需要：严格限制经济适用房的受益范围，把住房领 域的公共资源主要用于中低收入者，建立完善以廉租房为重点的住房保障体系，在这个前提下进一步推进住房领域的市场化改革；推进城乡、不同群体基本公共服务 制度的统一，尤其是医疗保险、养老保障的制度统一；努力缩小财政用于不同社会群体基本公共服务的投入差距，并建立公开的约束性指标。截至2011年底，我国国有企业资产总额为85.37万 亿元。国有资本能否适应全社会公益性的需求推进战略性调整，对于调节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作用。迟福林建议，把一部分国有资本从竞争性领域 退出，投入到公共产品领域；提高国有资本的收租分红比例；调节垄断行业过高收入；建立全口径的财政预算体系，尤其是涵盖国有企业的资源使用租金和利润分 红，从制度上确保国有资本的公益性。

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首席代表 保罗·海登斯 从 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阶段对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可能的方向来看，初次分配中改革有几个方向：一个是工资的正帯增长和最低工资标准。二是降低垄断及国有企业对中小 民营企业的挤出效应。三是降低垄断国有企业的薪酬水平，从而缩小收入差距。再分配阶段中，一是改革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不收益分享制度。二是公共资源出讥收益 的全民共享机制。三是收入的税收调节。四是增加财政转秱支付的力度。还有其他配套改革

1、城乡二元体制下的户籍制度改革。

2、减少“三公”消费以及灰色收入部分等。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李长安 第一，要果断加大户籍制度改革的力度，坚决拆除导致城乡分割的藩篱。历史经验证明，放松户口管制、允许农民向城市自由转移，不仅是推动我国经济长期增长、加快城市化进程的重要力量，也是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有效途径。应尽快剥离依附在户籍制度身上的各种福利功能，还原其人口登记和管理的基本特 性，发挥公共财政为公共服务的职能。同时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使户籍制度改革迈上一个新的台阶。第二，加快土地制度改革的步伐。土地制度改革作为中国改革 开放的“突破口”，曾经发挥过具有历史影响的巨大作用。但不可否认的是，当前的土地制度存在着诸多的弊端，尤其是不能保证土地使用者的最终所有权，也就无 法实现他们的处置权和收益权。当前我国正在进行的农村土地确权活动，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必须深刻地认识到，只有明晰的土地所有权，才能保障农 民自由耕种的权利，也才能加强农民在土地转让中的定价权和话语权，农民才能真正享受到土地转让和土地增值过程中的利益和好处。第三，尽快打破市场垄断格 局，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如果没有一个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那么一个合理的收入分配体制就无法真正建立起来，而让广大人民享受改革开放成果的目标 也就难以实现。垄断企业的改革应重回“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轨道，采取多种措施遏制垄断力量的无序膨胀。有必要强调的是，仅从工资指导线上进行 “限高”的规定，恐怕并不能在真正意义上限得住垄断企业的高工资。关键还在于必须逐步开放市场竞争，充分发挥市场在调节工资上的作用，弱化权力在工资分配 中的主导地位，这才是对垄断企业工资“限高”的治本之策。第四，进一步推进社会保障体制的改革。在收入分配领域，公平的社会保障不仅对再分配具有积极作 用，对初次分配也至关重要。根据专家的测算，如果

社会救助制度覆盖面能够直接惠及10%的人口，则贫富差距的缩小幅度会增大一倍以上；如果国家财政支出中有30%用于社会保障及相关福利，则转移支付的力度会扩张一倍以上；如果社会保障体系健全以后的全口径支出占到GDP 的25%左右，则意味着国民财富有1/4 是 通过这一制度安排来重新分配的，它对于平抑初次分配的差距和弥补不同群体的利益差别将起到重大的作用。第五，推动政府管理体制的改革，堵塞各种灰色收入的 漏洞。权力寻租是市场经济国家普遍存在的痼疾，也是拉大收入分配差距、引发民众强烈不满的根源之一。国内外的经验都证明，公开透明的干部收入制度是防止腐 败、遏制寻租现象泛滥的有效手段。应加快完善干部个人收入和财产的申报制度，构建党纪、国法、舆论监督的体系。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使经济体制改革与 政治体制改革相互协调和促进，在改革中创造一个“阳光型”的政府管理体制和收入分配体制。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董事局主席、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 高尚全 我国经济社会改革开放以来取得巨大成就，主要是依靠改革开放和市场化改革。但目前内需消费不足、收入分配不公、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滞后等问题，表明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完善仍有很长的路要走，确保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必须严格约束行政权力对市场的过度干预。坚持国有经济的正确定位不动 摇，必须使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不断提高，让民众分享改革发展的成果，使其有话语权、有参与权、有监督权、有尊严。未来的改革须坚持打破行政垄断，国家必须下 决心在石油、电力、电信、金融、铁路等行业进一步深化改革，打破垄断，加快构造有效竞争格局；要推进垄断企业股权多元化改革，允许非公有制经济进入垄断行 业参与竞争；要坚持公开、公正原则，保证垄断行业改革规范有序进行；要转变政府职能，弱化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把主要职责放在为市场主体创造公平竞 争环境上；要加强立法，提高反垄断法可操作性和执行透明度，通过积极开展反垄断法的实施，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中国注册税务师协会会长 许善达 中国居民收入差距调节，应该重在增量上，重在增量上还应该重点在于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减税也好，要给低收入群体的税降低，给他们增加收入。此外，还是 要加快经济发展速度，更多的吸引各种发展的资源，改善资源利用的效率。在这样一个过程中，税收政策、工资政策、社保政策都应该更多的向低收入群体倾斜。这 样一个思路是比较符合中国当前的国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