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人师表道德高尚——向孟二冬教授学习

第一篇：为人师表道德高尚——向孟二冬教授学习

孟二冬教授是一个为人师表、道德高尚的人。“斯文有传，学者有师。”作为一名教师，孟二冬教授身上浸透着师者的博大、尊严与热情。他心中有志、有智、有德、有情，在三尺教坛之上，在著书立说之中，在为人处世之间，以文化的深厚蕴涵与生命的火热激情，滋润和温暖了周围之人。孟二冬教授用服务祖国、造福民族的无私奉献，成就了当代知识分子的人生价

值，他不愧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楷模，不愧为新世纪的时代英雄。孟二冬教授是一位“沉得下来”“钻得进去”的学者。治学是他矢志不移的事业。在一些人匆匆忙忙为名利奔波之时，他在少人问津的传统之学中静得下心，沉得住气。他深知为学之难，“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正是服膺了这种甘于寂寞、一心向学的学术精神，他才数十年寒暑如一日，笔耕不辍，切磋琢磨，获得了优异的学术成就。博学而笃志，这是孟二冬教授不变的治学风格。

孟二冬教授是一位甘为人梯的教学者。“善教者以不倦之意须迟久之功。”在他痴情的讲坛上，孟二冬教授为学生尽心尽力，不知疲倦。他心中总是念着学生，所以他总有不竭的动力与精力去付出、去奉献，在北京的燕园是如此，在新疆的石河子也是如此。传道，授业，解惑，孟二冬教授身体力行，完美地诠释了一个师者的神圣使命。他以赤诚之心，将师者风范和奉献精神带到社会的大舞台中，持之以恒，无怨无悔。

孟二冬教授是一位斗志昂扬的勇士。在他的生命遭遇到残酷的病魔时，人性的可贵与辉煌愈加迸发出耀眼的光芒。在难以想象的病痛折磨之中，他从未失去对生活与事业的热爱、信心与勇气，他对待人生仍着独特的信仰与坚持，他的坚毅、顽强、乐观与从容令人赞叹。他的生命之河，无论是风平浪静，还是急流险滩，永远保持着一份让人心仪的恢宏而又恬静之气。

在孟二冬教授的生命中，铺垫着一个共产党员的本色。在数十年的求学与教学生涯中，他忠诚于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全心全意教书育人，扎扎实实著书立说，兢兢业业，呕心沥血，实践着一个共产党人的崇高誓言。

阅读孟二冬教授用生命点滴写就的人生故事，我们深切地感受到一个智者和仁者所显现出来的精神魅

力。孟二冬教授身上所具有的深厚国学修养与鲜明时代精神，是传统与现代的完美融合。他是一个纯粹的一个高尚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我们要用心去感受孟二冬教授，更要用心去学习孟二冬教授，让孟二冬教授的精神魅力浸润每个人的心田。

第二篇：学习孟二冬教授心得体会

这些年来，教授不给本科生上课，已经是一个比较普遍和突出的现象了。为此，教育部三令五申，教授必须讲授本科课程。前不久，教育部又强调指出，教授两年未给本科生授课，其“教授”称号将被取消。教授不上课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即不能上课、不必上课和不愿上课。

所谓“不能上课”，就是指教授、特别是学科带头人，或因担任科技攻关重任、或因跑课题和申请科研经费，或因带研究生较多，或因社会兼职不少、社会活动频繁，而分身乏术，无暇他顾。如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就认为，我国目前的研究经费申请，评审太复杂，过程太琐碎，因此耗费了教授们不少的时间和精力。再如教授带研究生的问题，某些学校每名博导平均要带上七、八名研究生。连给研究生上课的时间都难以保证，更不可能给本科生上课了。至于教授，特别是名教授因社会兼职过多，而在精力上应付不过来，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了。以北大教授、中科院院士季羡林为例，其实“职”虚“衔”，加起来多达200多个。他面对“开会专业户”的困境，不得不找“窍门”。开会期间，除跟着别人鼓掌之外，以“四分之三”的时间来思考学术问题（季羡林逾90高龄，已经不属必须上课之列）。另外，说到大学校长，无一例外都在“双肩挑”：一肩挑学校管理，一肩挑科研教学。事实上，繁重的管理工作大大挤压了他们科研和教学的时间。

所谓“不必上课”，就是“教授”的职称一旦到手的人，就可以不受“课时任务”的约束了。退一步说，即使有些学校对教授仍有课时要求，但是科研时间可以折算成课时的规定，又让这一要求落空。

所谓“不愿上课”，有观念影响和利益驱动两重因素。观念方面，某些高等院校重科研、轻教学。在一些学校流传着这样的看法：“一流”教授搞科研，“

二、三流”教授搞教学。于是，有的教授担心被人视为“

二、三流”教授而不愿上课。利益驱动方面，如做课题与上课的收入就存在明显差距。上海交大校长谢绳武在有关会议上说过，一般从事教学的教授的年薪为七万元左右，而有科研项目的教授年收入可达50万到60万元。两相比较，有些人就会争着上科研项目，而不愿搞教学。再如校内上课与校外上课的收入差距就更大了。教授在本校给本科生上课，是其本职工作，大都只有一点课时补贴。而到外面“走穴”，却可凭十分丰厚的“开口费”而致富。如应邀去某大企业高级管理人才培训班讲课，或者去考研培训班面授应考“机宜”，出马一次的收入，相当于本人月工资的几倍或十几倍。因此，不少学校到校外“走穴”者多，在校内上课者少。

一些高校的教学管理人员都想拿起教育部的有关规定，遏制住教授不上课的势头。但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其“对策”表现在“逃课”、“代课”、“混课”几个方面。课表上已有安排，到时无人上课，这称为“逃课”；课表上安排的是某教授上课，进课堂的却是某教授的研究生，这称为“代课”；不备课就进课堂，东拉西扯，这称为“混课”。有的人因“走穴”在外，在天上飞来飞去。常常是从机场出来，就直奔课堂。“有些任课‘名师’一上课就说‘我刚下飞机’，然后就开始谈他这次出去的所见所闻，或者随便翻翻他电脑中的材料，一节课很快过去了”（顾爽：《有一种‘名师授课》，见8月30日《光明日报》）。

孟二冬是一面镜子，我们应对着这面镜子找出自己的差距；孟二冬是一个榜样，我们应像他那样教书育人。至于前面提到的，在课堂上喜欢以“我刚下飞机”为开场白的某教授，应当明白乘飞机“走穴”，无准备上课并不是一件值得夸耀的事，请再不要拿“我刚下飞机”说事了。

第三篇：学习北京大学孟二冬教授心得体会

学习北京大学孟二冬教授心得体会

学习北京大学孟二冬教授心得体会2007-02-16 10:36:0

2这些年来，教授不给本科生上课，已经是一个比较普遍和突出的现象了。为此，教育部三令五申，教授必须讲授本科课程。前不久，教育部又强调指出，教授两年未给本科生授课，其“教授”称号将被取消。教授不上课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即不能上课、不必上课和不愿上课。

所谓“不能上课”，就是指教授、特别是学科带头人，或因担任科技攻关重任、或因跑课题和申请科研经费，或因带研究生较多，或因社会兼职不少、社会活动频繁，而分身乏术，无暇他顾。如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就认为，我国目前的研究经费申请，评审太复杂，过程太琐碎，因此耗费了教授们不少的时间和精力。再如教授带研究生的问题，某些学校每名博导平均要带上七、八名研究生。连给研究生上课的时间都难以保证，更不可能给本科生上课了。至于教授，特别是名教授因社会兼职过多，而在精力上应付不过来，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了。以北大教授、中科院院士季羡林为例，其实“职”虚“衔”，加起来多达200多个。他面对“开会专业户”的困境，不得不找“窍门”。开会期间，除跟着别人鼓掌之外，以“四分之三”的时间来思考学术问题（季羡林逾90高龄，已经不属必须上课之列）。另外，说到大学校长，无一例外都在“双肩挑”：一肩挑学校管理，一肩挑科研教学。事实上，繁重的管理工作大大挤压了他们科研和教学的时间。

所谓“不必上课”，就是“教授”的职称一旦到手的人，就可以不受“课时任务”的约束了。退一步说，即使有些学校对教授仍有课时要求，但是科研时间可

以折算成课时的规定，又让这一要求落空。

所谓“不愿上课”，有观念影响和利益驱动两重因素。观念方面，某些高等院校重科研、轻教学。在一些学校流传着这样的看法：“一流”教授搞科研，“

二、三流”教授搞教学。于是，有的教授担心被人视为“

二、三流”教授而不愿上课。利益驱动方面，如做课题与上课的收入就存在明显差距。上海交大校长谢绳武在有关会议上说过，一般从事教学的教授的年薪为七万元左右，而有科研项目的教授年收入可达50万到60万元。两相比较，有些人就会争着上科研项目，而不愿搞教学。再如校内上课与校外上课的收入差距就更大了。教授在本校给本科生上课，是其本职工作，大都只有一点课时补贴。而到外面“走穴”，却可凭十分丰厚的“开口费”而致富。如应邀去某大企业高级管理人才培训班讲课，或者去考研培训班面授应考“机宜”，出马一次的收入，相当于本人月工资的几

倍或十几倍。因此，不少学校到校外“走穴”者多，在校内上课者少。

一些高校的教学管理人员都想拿起教育部的有关规定，遏制住教授不上课的势头。但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其“对策”表现在“逃课”、“代课”、“混课”几个方面。课表上已有安排，到时无人上课，这称为“逃课”；课表上安排的是某教授上课，进课堂的却是某教授的研究生，这称为“代课”；不备课就进课堂，东拉西扯，这称为“混课”。有的人因“走穴”在外，在天上飞来飞去。常常是从机场出来，就直奔课堂。“有些任课‘名师’一上课就说‘我刚下飞机’，然后就开始谈他这次出去的所见所闻，或者随便翻翻他电脑中的材料，一节课很快过去了”（顾爽：《有一种‘名师授课》，见8月30日《光明日报》）。

教授不愿意和不认真给本科生上课，其负面效应不小。作为教授，“教书育人”是其首要职责，不愿或不认真上课，是严重失职。作为学校，教授是珍

贵的教学人才资源。教授不上课，造成高级人才的大浪费。作为学生，一度对名师的向往就会落空，在大学所学知识也必然受损。俗话说：“名师出高徒”。这句话有一个前提，就是“名师”必须面对面地给学生传授知识。抗日战争时期，西南联大名师云集。如闻一多、朱自清等名教授、大学者都亲自给学生上课。西南联大日后涌现出一大批栋梁之材，多因名师当初为其奠定了坚实的知识基础。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苏步青、谷超豪等享誉全国的教授都坚持为大学本科生上课，近年来，有一个人的名字通过媒体报道，被人们广泛传颂。他就是北大教授孟二冬。孟二冬的学术专著《登科纪考补正》，被业内专家认为是近些年来我国文学界和史学界一部不可多得的力作。他的教学态度和业绩更是有口皆碑。北大要经常派人去“对口支援”单位——新疆石河子大学。孟二冬受派于2004年3月1日起，到石河子大学中文系支教。除了给2002级138名本科生讲

授《唐代文学》必修课外，还为该校中文系教师开了《唐代科考》选修课。到任不久，因声音嘶哑而就诊，竟被确诊为喉癌，医嘱必须“禁声”。可他全然不顾自己的病情，硬撑着不折不扣地完成了这次支教任务。他以渊博的学识滋润了学生，以无私的奉献精神感动了学生，从而受到学生的崇敬和爱戴。

孟二冬是一面镜子，我们应对着这面镜子找出自己的差距；孟二冬是一个榜样，我们应像他那样教书育人。至于前面提到的，在课堂上喜欢以“我刚下飞机”为开场白的某教授，应当明白乘飞机“走穴”，无准备上课并不是一件值得夸耀的事，请再不要拿“我刚下飞机”说事了。

第四篇：学习孟二冬教授心得体会

这些年来，教授不给本科生上课，已经是一个比较普遍和突出的现象了。为此，教育部三令五申，教授必须讲授本科课程。前不久，教育部又强调指出，教授两年未给本科生授课，其“教授”称号将被取消。教授不上课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即不能上课、不必上课和不愿上课。

所谓“不能上课”，就是指教授、特别是学科带头人，或因担任科技攻关重任、或因跑课题和申请科研经费，或因带研究生较多，或因社会兼职不少、社会活动频繁，而分身乏术，无暇他顾。如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就认为，我国目前的研究经费申请，评审太复杂，过程太琐碎，因此耗费了教授们不少的时间和精力。再如教授带研究生的问题，某些学校每名博导平均要带上七、八名研究生。连给研究生上课的时间都难以保证，更不可能给本科生上课了。至于教授，特别是名教授因社会兼职过多，而在精力上应付不过来，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了。以北大教授、中科院院士季羡林为例，其实“职”虚“衔”，加起来多达200多个。他面对“开会专业户”的困境，不得不找“窍门”。开会期间，除跟着别人鼓掌之外，以“四分之三”的时间来思考学术问题（季羡林逾90高龄，已经不属必须上课之列）。另外，说到大学校长，无一例外都在“双肩挑”：一肩挑学校管理，一肩挑科研教学。事实上，繁重的管理工作大大挤压了他们科研和教学的时间。

所谓“不必上课”，就是“教授”的职称一旦到手的人，就可以不受“课时任务”的约束了。退一步说，即使有些学校对教授仍有课时要求，但是科研时间可以折算成课时的规定，又让这一要求落空。

所谓“不愿上课”，有观念影响和利益驱动两重因素。观念方面，某些高等院校重科研、轻教学。在一些学校流传着这样的看法：“一流”教授搞科研，“

二、三流”教授搞教学。于是，有的教授担心被人视为“

二、三流”教授而不愿上课。利益驱动方面，如做课题与上课的收入就存在明显差距。上海交大校长谢绳武在有关会议上说过，一般从事教学的教授的年薪为七万元左右，而有科研项目的教授年收入可达50万到60万元。两相比较，有些人就会争着上科研项目，而不愿搞教学。再如校内上课与校外上课的收入差距就更大了。教授在本校给本科生上课，是其本职工作，大都只有一点课时补贴。而到外面“走穴”，却可凭十分丰厚的“开口费”而致富。如应邀去某大企业高级管理人才培训班讲课，或者去考研培训班面授应考“机宜”，出马一次的收入，相当于本人月工资的几倍或十几倍。因此，不少学校到校外“走穴”者多，在校内上课者少。

一些高校的教学管理人员都想拿起教育部的有关规定，遏制住教授不上课的势头。但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其“对策”表现在“逃课”、“代课”、“混课”几个方面。课表上已有安排，到时无人上课，这称为“逃课”；课表上安排的是某教授上课，进课堂的却是某教授的研究生，这称为“代课”；不备课就进课堂，东拉西扯，这称为“混课”。有的人因“走穴”在外，在天上飞来飞去。常常是从机场出来，就直奔课堂。“有些任课‘名师’一上课就说‘我刚下飞机’，然后就开始谈他这次出去的所见所闻，或者随便翻翻他电脑中的材料，一节课很快过去了”（顾爽：《有一种‘名师授课》，见8月30日《光明日报》）。

教授不愿意和不认真给本科生上课，其负面效应不小。作为教授，“教书育人”是其首要职责，不愿或不认真上课，是严重失职。作为学校，教授是珍贵的教学人才资源。教授不上课，造成高级人才的大浪费。作为学生，一度对名师的向往就会落空，在大学所学知识也必然受损。俗话说：“名师出高徒”。这句话有一个前提，就是“名师”必须面对面地给学生传授知识。抗日战争时期，西南联大名师云集。如闻一多、朱自清等名教授、大学者都亲自给学生上课。西南联大日后涌现出一大批栋梁之材，多因名师当初为其奠定了坚实的知识基础。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苏步青、谷超豪等享誉全国的教授都坚持为大学本科生上课，近年来，有一个人的名字通过媒体报道，被人们广泛传颂。他就是北大教授孟二冬。孟二冬的学术专著《登科纪考补正》，被业内专家认为是近些年来我国文学界和史学界一部不可多得的力作。他的教学态度和业绩更是有口皆碑。北大要经常派人去“对口支援”单位——新疆石河子大学。孟二冬受派于XX年3月1日起，到石河子大学中文系支教。除了给2002级138名本科生讲授《唐代文学》必修课外，还为该校中文系教师开了《唐代科考》选修课。到任不久，因声音嘶哑而就诊，竟被确诊为喉癌，医嘱必须“禁声”。可他全然不顾自己的病情，硬撑着不折不扣地完成了这次支教任务。他以渊博的学识滋润了学生，以无私的奉献精神感动了学生，从而受到学生的崇敬和爱戴。

孟二冬是一面镜子，我们应对着这面镜子找出自己的差距；孟二冬是一个榜样，我们应像他那样教书育人。至于前面提到的，在课堂上喜欢以“我刚下飞机”为开场白的某教授，应当明白乘飞机“走穴”，无准备上课并不是一件值得夸耀的事，请再不要拿“我刚下飞机”说事了。

第五篇：关于向孟二冬同志学习的决定

关于向孟二冬同志学习的决定

在深入开展新时期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过程中，在全面落实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过程中，北京市教育系统涌现出了一大批先进人物，北京大学孟二冬同志是其中的一名杰出代表。

孟二冬同志，男，现年48岁，中共党员，文学博士，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多年来，他热爱教育事业，热爱学生，坚持不懈地教育学生追求真知，树立人生理想，成为学生健康成长的良师、高尚人格的楷模，被北京大学党委授予“优秀共产党员”和“优秀教师标兵”荣誉称号。孟二冬同志淡薄名利，甘于寂寞，潜心治学，出版了多部重要论著。他历时七年，经过大量艰苦的研究，完成了100多万字的《〈登科记考〉补正》，荣获北京市第八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以及北京大学第 九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得到了我国文学界和史学届的高度评价。2004年，他还获得北京大学教学优秀奖。

为支援新疆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孟二冬同志主动要求参加北京大学对口支援石河子大学的教学工作，从2004年3月起到石河子大学中文系支教。他非常珍惜支教的时光，努力把自己的全部知识奉献给石河子大学的师生们。到石河子大学的第二周，他就出现严重的嗓子喑哑症状，尽管每天打针、吃药，但他坚持为石河子大学中文系2002级四个班130余名学生每周授课10学时，同时还为中文系教师开设了“唐代科考”课程，利于业余时间积极主动与中文系教师座谈，交流教学工作经验，为中文系学科建设出谋划策，圆满完成了北京大学和石河子大学双方协议计划的支教任务。2004年4月26日，他在剧烈的咳嗽中，在同学们的掌声和感动中，坚持讲完《唐代文学》最后一节课，倒在讲台上，随后经医院诊断，他已患食管恶性肿瘤。近一年来，孟二冬同志在北京接受了三次大手术，但仍以顽强的毅力坦然面对病痛折磨，坚持课题研究和指导研究生的工作，积极筹备让自己的研究生去石河子大学为本科生开设讲座。

孟二冬同志的先进模范事迹，体现了一名优秀共产党员教师的高尚思想境界和道德情操。他的先进模范事迹，已在北京大学和新疆石河子大学广大师生员工中产生了强烈反响，得到了高度评价。北京大学授予孟二冬同志“优秀共产党员”和“优秀教师标兵”荣誉称号。为进一步彰显孟二冬同志的先进模范事迹，提高教师队伍的师德水平，决定在全市教育系统开展向孟二冬同志 学习的活动，号召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向孟二冬同志学习。学习他处处以共产党员的先进性标准要求自己，为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淡薄名利、无私奉献的精神；学习他爱岗敬业、为人师表，为教书育人恪尽职守、呕心沥血的精神；学习他甘于寂寞、严谨治学，为追求学术锲而不舍、求真务实的精神；学习他珍爱生活、自强不惜，为克服困难坚韧不屈、乐观向上的精神。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要以孟二冬同志为榜样，自觉肩负起为中华民族培养、造就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重要责任，奋发有为，开拓进取，做让人民满意的教师和教育工作者。

全市教育系统各级党组织要认真组织开展向孟二冬同志学习的活动，要把学习孟二冬同志的先进事迹与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结合起来，与加强教师师德建设结合起来，引导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不断提高思想道德水平和教书育人能力，为办好让人民满意的教育而努力奋斗。

中共北京市委教育工委保持共产党员

先进性教育活动领导小组 2005年12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