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国问题、人文寻思与乡土记忆
中国问题、人文寻思与乡土记忆
——读南帆《与山海为伍》
郑润良
一
南帆的散文已经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许多评论家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南帆散文的意义。这其中,孙绍振教授提出的“智性散文”无疑是最有影响的。孙教授甚至开玩笑式地提出,南帆的散文成就已经超越了他学术的成就。对此,我有一些不同的认识。我认为,南帆的散文成就恰恰来自他的学术成就,他的散文其实是他学术的副产品;当然,这个副产品也具备其自身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价值。
九十年代是散文繁荣的年代,尤其是在各种报纸副刊的推动下,散文走入了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当然,这种繁荣仍然掩饰不了内在的虚华与浮躁。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的文化风气迥然不同,正如一些学者所概括的,九十年代是“学问凸显,思想淡出”,南帆先生也有一个相似的论断,“杂志退隐,学院崛起”。其实,在杂志退隐的同时还有副刊的崛起。这些副刊相当长时间曾经流行所谓的各种“小女人散文”,各种锅碗瓢盆的交响曲,异常热闹。因此才有93年开始的人文精神大讨论,旨在唤起知识分子的现实批判精神。知识分子的学院化曾引发许多批评、质疑的声音,许多所谓的学者、教授、博导一心积累自己在学术圈中的象征资本,其思考半径从未离开他专著里的概念的抽象演绎,离现实越来越远。但学院化也并不全然是坏事,潜心沟通中西学术脉络之后的知识分子才有可能对中国问题作出更有力的思考与回答,当然,这需要的是知识分子中的有心人,或者说是萨义德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九十年代中后期学者散文的兴起使中国当代散文的面貌焕然一新。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不再满足于学院内、同行间的交流,开始试图以更通俗的语言向更多的社会大众发言。散文搭起了一座桥梁,经由这一桥梁,学院派开始向普通大众回馈自己的人文思考,普通大众也由此得到了阅读品味的提升。用南帆先生的话说就是,散文的自由精神开始恢复了。余秋雨的散文也因此在这一时期风行一时,它表明了普通大众对于有学者味、文化味的散文的渴望。余秋雨对历史人文风景的缅怀姿态虽然满足了普通大众的某种文化饥渴,但其偏于单一的思想姿态很容易成为一种流行的、浅薄的时尚。各种对余秋雨散文的非议因此而生。学者散文需要以其更丰厚的思想人文底蕴、更深刻的现实批判精神来赢得读者。学者散文的兴起因此不是偶然,李零、陈平原、汪晖、谢泳等都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在这学者散文的潮流中,南帆的散文自有其特色与分量,他对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及当代景观相对系统的智性解读逐渐抓住了读者的视线。
二
迄今为止,南帆的学术思考越来越回到一个问题——中国问题上。他对现当代文学的考察最后总是逼近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化政治的思索。他一直提倡的“文化研究”也好,“关系主义”也好,目的都在于从文学文本回到历史,回到中国问题,“如果观察者的目光来自遥远的西方,如果这种观察更多地是为庞大而骄横的西方文化找到一个迥异的他者,那么,地域或者第三世界就会被理所当然地视为一个整体。可是,如果进入地域或者第三世界内部,问题就会骤然地复杂起来。民族、国家、资本、市场、文化、本土、公与私、诗学与政治,这些因素并非时时刻刻温顺地臣属于某种统一的结构。事实上,许多左翼理论家所共同关注
1在南帆看来,不同于西方的经典现代化历程的中国经的中国即是一个不可化约的个案。”○
验,交织着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复杂因素,“中国的经济改革、政治体制、社会形态、2如何阐释这文化风格均突破了经典的现代性框架,处于一种奇特而又微妙的无名之境。”○
种复杂的中国经验是对一个理论家的巨大挑战。南帆因此焦虑不安,也因此激情满怀。作为一个文学批评家,南帆选择了从形式传统与社会历史的交汇点进入文学文本,“在我看来,文学研究必须坚持把文本分析视为不可或缺的发轫之处;但是,这种分析并非仅仅盘旋于纸面上,如同猜谜似地拆解字、词、句。我所感兴趣的文本分析必须纵深地考察字、词、句背
3《后革命的转移》可后种种隐蔽的历史冲动、权力网络或者詹姆逊所说的政治无意识。”○
谓南帆新世纪以来的代表性专著,从王蒙、张贤亮、韩少功等人的文学作品出发,作者考察了文学、革命、后革命、现代性、全球化等一系列与中国经验息息相关的问题,既勾勒了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文化网络,也描绘了当下后革命时代的文化景观。
九十年代中期,南帆在偶然之中开始了散文的创作,这种创作也更多地是其学术思考的副产品。《文明七巧板》中的诸多篇章对各种文明符号、文化产品解读让我们联想到罗兰·巴特对服装、广告等时尚文化符码的解读。罗兰·巴特对时尚符码解读事实上是二十世纪后半期文学批评中“文化研究”兴起的重要灵感来源与写作实践,“文化研究的实践表明:批评家所关注的对象正在急剧扩大。从流行歌曲、房地产广告、酒吧间的装潢到服装款式、同性恋问题、麦当劳连锁店与后殖民文化,文化研究仿佛无所不包。这种状况被称为‘文化转向’。
4南帆早期散文中对文化产品、符号的解读事实上是其日常生活的美学堂皇地提出来了。”○
学术研究“文化转向”的一个有机部分,而以问题考察为中心、时常“越界”的文化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打破了散文与论文的界限。因此,这些文章既可以看作散文,也可以看作一篇篇小论文。这也是这些文章被一些学者看作“智性散文”的重要原因,因为这些文章的美学风格与传统的散文截然不同。当然,南帆不会满足于对当下文化景观的零星书写,他在学术领域对二十世纪中国问题的长期思考无意中溢入散文这一文体领域,使他的散文不知不觉间成为二十世纪中国问题尤其是知识分子问题的相对系统的文学式阐释。
2004年,南帆的长篇散文《关于我父母的一切》获得华语传媒文学大奖的散文奖。“这本书里面,我想关注一个时常被忽略的问题,就是对上世纪50年代的反思。对于我们来说,50年代好像已经是一个非常遥远的时代。那个时代确实有过一些透明的、生机勃勃的东西。这些内容现在完全消失了,甚至变成了一个笑话。这些内容真的没有一点价值吗?如果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我肯定不会提出这个问题,或者,我自己就会给出一个否定的答案。但是,到了现在,因为社会环境的变化,也因为年龄的增长,我会重新思考:他们那些理想化的内容有没有意义?现在,我常常在生活之中感受到势利,甚至非常势利,即使在知识分子之中。‘理想’已经是一个可笑的词语。可是,在我父母那个年代,理想一点也不可笑,理
5这篇散文着重通过追述父亲婚恋、事业上的曲折,反思五十年代普通想是非常真实的。”○
知识分子的激情、理想、悖谬与失落,从而追问那个时代的内在病征。可以说,作品的主人公不是“我的父母”,而是五十年代的中国问题及知识分子问题。
2007年,南帆的散文集《辛亥年的枪声》获得了第四届鲁迅文学奖的散文奖。在这部散文集的重头文章《辛亥年的枪声》中,南帆的笔触延伸到了上世纪一十年代。2009年,南帆的散文集《与山海为伍》中的篇章对二十世纪中国的诸多关键时段作了文学式的审读与解析,共同完成了对二十世纪中国问题及知识分子问题的相对系统的阐释,初步完整勾勒了南帆的散文地图及其在当代散文写作中的位置。
三
散文集《与山海为伍》收集了南帆迄今所写的与他故乡有关的文字,它让我们意识到南帆散文写作的原点是“我”、“我的故乡”,但他又不仅仅停留在“我”或者“我的故乡”本身,他的更大企图在于以“我”、故乡为个案,揭示背后的“中国问题”,这才是南帆的野心所在。因为有“我”,所以这些文章不乏通常的文学作品的深情与感性;因为“中国问题”的存在,这些文章在骨子里透出了南帆作为一个学者的冷峻与洞察力。二者的交融成就了南帆散文的不可言说、不可归类的丰富品性。
《与山海为伍》分为上下两编,上编“风华”以记述晚清福州名人的《宫巷沈记》、《辛亥年的枪声》、《戊戌年的铡刀》等文章为重头,下编“岁月”中《少年游戏》、《中学记事》、《七七级》《追问往昔》等篇章则明显以作者自身经历为线索构成一个隐形的整体。不管是对名人轶事的书写,还是个人往事的追忆,作者的目的都不在于书写这块土地的人杰地灵,而是要写出纠结在这些人物身上复杂的问题脉络。在这些问题脉络之中,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知识分子问题。正如某些学者所言,“刚刚过去的20世纪,是中国历史上变动最激烈、最起伏动荡的岁月。短短的一百年,经历了大清王朝、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时代,从政治军事到社会文化,都发生了此前数千年从未有过的大变局。按照鲁迅先生的说法,这是一个大时代。在这样的大时代里,一切都在变,都在时代的海啸中被淘洗了一遍。那么,作为社会精英的读书人,他们经历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呢?简单地说,他们面临着从古代士大夫到现代知识分子的大转型。这一大转型,既是一次思想史意义上的价值转变,也是一个
6从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变化中,往往能社会史层面上的身份、地位和角色的转换。”○
探触到二十世纪中国问题的多重脉络。南帆的重要论文《四重奏:文学、革命、知识分子与
7就集中考察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化政治中的四大要素之间的复杂纠葛、大众》○关系变动,核心问题还是知识分子问题。
如果说《关于我父母的一切》表现了五十年代类似“我父亲”这样的小知识分子战战兢兢、担惊受怕的日子的话,那么《宫巷沈记》、《辛亥年的枪声》、《戊戌年的铡刀》则塑造了晚清以来另一些知识分子类型的“风华绝代”。《宫巷沈记》从一则轶闻进入晚清大臣沈葆桢的历史。通常,历史学家关注的是沈葆桢的诸多历史功绩及其显赫官衔,而散文家南帆则认为“我们的目光必须从堂皇的历史鉴定转向琐碎的日常生活,必须想象他们内心的犹豫、苦恼、矛盾甚至如何愤愤不平地骂娘;这是可能发现,有些小事情的深长意味并不亚于朝廷的8据说,加官晋爵或者疆场上斩关夺隘„„”○沈葆桢当年曾经在南后街旁边的宫巷开了一间
裱褙字画的小店面,叫做“一笑来”。南帆为此大为惊奇:堂堂巡抚有什么必要仿效潦倒的穷酸文人,依靠卖字挣几文小钱补贴家用。从这个疑问出发,南帆重新探询沈葆桢的历史档案,发现了沈葆桢不为人知的一面。沈葆桢功高盖世,却不爱惜权柄;一再被委以重任却老是推三阻四,最大的梦想就是回到自己的福州老家颐养天年。“病痛的折磨,抑郁难平的豪气,归乡的春梦,妙手偶得佳句的狂喜,援笔疾书的气韵——这一切都不会记入历史。然而,9学而优则仕,中国历史上的大部分文人对于庙堂我所要说的恰恰是历史之外的沈葆桢。”○
充满了敬畏。沈葆桢的魅力恰恰来自他在权力面前的平等姿态和拒绝的姿态。这一姿态成就了他自身人格的独立与丰满。
如果说《宫巷沈记》重温了沈葆桢这一另类的“士”的风采,《辛亥年的枪声》则从历史中钩沉起以林觉民为代表的游侠式的知识分子形象系列,“黄花岗烈士中,林文为自己镌刻的印章是‘进为诸葛退渊明’;林尹民擅长少林武术,素有‘猛张飞’之称;陈更新能诗词,工草书,好击剑,精马术;刘元栋体格魁梧,善拳术;刘六符目光如电,曾经拜名震八闽的拳侠为师;方声洞有志于陆军,冯超骧成长于军人世家。总之,这一批知识分子不是书斋里的人物。驳康有为,斥梁启超,林觉民与这一批知识分子崇尚行动,不仅用笔,而且用枪。如今,许多历史著作提到陈独秀、胡适或者鲁迅、周作人的启蒙思想,另一批风格迥异
10而且,林觉民不仅一身侠骨,他还有柔情似水的一面。的知识分子群落往往被忽略了。”○
有了《与妻书》,林觉民的形象才更加完整,文学的一大功能正是还原人的存在的复杂性与完整性,而不是给人物下一个简单的历史结论,“我们的乡亲林觉民有血有肉,有情有义,他会心高气傲,会口出狂言,会酩酊大醉,也会愁肠百结。心存革命一念,他就慷慨无私地将自己的一百多斤豁了出去。做得到这一点的人就是大英雄。至于有多少历史贡献,这笔账由别人去忙活好了。”○
《宫巷沈记》与《辛亥年的枪声》多少展现了福州乡亲的神气活现、快意人生,《戊戌年的铡刀》中,“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林旭的短暂一生多少有些委屈,“他慨然把一条命押在了菜市口,仍然没有赢得历史。”作者由此反问,“如果林旭拥有七十岁的寿命就肯定能找到出口吗?这个反问让我心虚了——因为我想起了另一个福州人,也姓林,才分决不在林旭之下,12戊戌年三月,林纾在北京而且活到了七十多岁,然而他仍然执迷不悟。我说的是林纾。”○
与林旭相遇,成为知交好友。要不是某些历史的偶然,林纾完全可能变成另一个林旭。林纾虽然躲过了菜市口的铡刀,比林旭多活了二十六年,但他知识结构的半新半旧,对大清王朝的眷恋,都使他走不了多远。“林旭当时是令人恐惧的激进分子,而十六年后的林纾已经是蹒跚在历史外围的落伍者了。不过,林纾并没有后悔。这个执拗的家伙对于所谓的历史不屑一顾。他公然表示,一日不死,一日不忘大清。也许,在他心目中,大清就是历史的尽头。”13南帆在这里发现,○教育背景、知识结构、意识观念等因素造就了一代代知识分子的同与不同。那么,南帆这一代知识分子,他们身上又发生了什么故事呢?他们的独特性是谁造就的,又体现在哪里呢?
下编“岁月”中,南帆现身说法,为我们解读了知青一代知识分子的特殊历史经验。在我看来,《七七级》是这些篇章中最重要的一篇。作为文革后闯关夺隘拥入大学的第一批团队,“七七级”头上笼罩着越来越多神话式的光环,“‘天生我材必有用’,读书的种子,精英气质,未来的栋梁,这些事后的褒扬渐渐汇聚成了‘七七级’的固定评语。‘七七级’如同
14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掠过夜空的彗星,它的明亮尾巴一直拖到了三十年之后的今天。”○
南帆的这篇文章就是要打破这种所谓的光环。据作者在文中的说法,他写作此文的动力来自一次与小区中的外省民工的偶然遭遇。这位靠欺行霸市的勾当卖沙子、砖头的民工头在聊天中告诉作者,他前几年参加高考,差了两三分没考上大学,所以出来混生活。作者“当时心
15事实上,里咯噔了一下——如果考不上大学,或许我也是这副模样?”○作者曾几次提及他
当年的最大梦想就是当一个木匠,安安稳稳地过日子。1977年的高考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同样改变了无数人的人生轨迹,成为许多人人生途中的分岔口,“当年一起下乡的知识青年之中,大约三分之一的人先后考上各类学校,毕业之后安居乐业。剩余的知识青年在随后的16可以说,在作者看来,虽然七七级如今日子里陆续返回城市,前几年又陆续下岗待业。”○
看来风光无限,但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只不过是比当时一起下乡的同伴运气更好的一批人而已。那么,七七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有哪些集体性格或特征呢?这批知识分子身上有更多的社会历练,从农田一步跨入大学学堂,“他们的特殊积累是世事人情,是乡愁,是读不到任
17对于作何文字的巨大恐慌,是半夜三更的饥肠辘辘,甚至是混杂了绝望的蛮横和粗野。”○
者来说,七七级的知识结构、集体性格多大程度上决定了八十年代的整体文化氛围,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而九十年代之后,整个社会的务实气息越来越浓厚,步入中年的七七级,身上扛着博导、教授等各种头衔,他们的文化性格又发生了怎样的变迁,他们在整个文化环境中又扮演了什么角色?七七级藏龙卧虎,也可能藏污纳垢,学术圈出现的“讲辈分、拜码头、赔小心、打躬作揖”肯定脱离不了与某些七七级的关系。但不管怎么说,七七级出身的知识分子身上携带了中国特殊年代所遗留的特殊的历史信息与经验,这份独特的历史经验是一笔特殊的财富,“见识过一些风雨,不那么温顺,喜欢用亲身经验衡量书本的知识,这一批人始终不是只懂得引经据典的迂夫子。1977年我从水田里一头闯入大学,暗自庆幸自己可以闭门读书,两耳不闻窗外事;三十年之后终于明白,书本之外的知识才是‘七七级’这一批人真正的额外财富。”○
“七七级”的特殊财富是他们的知青生活经历。对于功成名就的“七七级”而言,那段曾经不堪回首的岁月也慢慢涂上了一层美丽的油彩,“眼下,温情地回忆知青经历至少在文学之中形成一个不小的潮汐。经过记忆和城市环境的共同酿造,往昔的知青生涯慢慢地变成了醇厚的陈酒。乡亲们一张张刻着深深皱纹的脸,村子里颠颠地跑过的小猪崽,夜晚从山坳里慢慢升起的一轮冷月,寒冷的黎明之中几声零星的狗吠鸡鸣,骤雨之后稻田里面的阵阵蛙
19但是,作为知青的一员,作者认鸣虫吟——这一切开始显得富有情趣,甚至诗意盎然。”○
为这种书写掩盖了历史经验的复杂性,掩盖了当年知青生活中残酷、悖谬、阴暗的一面。作者认为,作为经历过那种生活的一代人,必须尽量完整地把那种生活的实相告诉后来者,以免形成误导。《追问往昔》就讲述了作者的一些刻骨铭心的经验,讲述了知青生活中非诗意、甚至反诗意的一面。在作者看来,因为对生活前景的无望导致的野性和蛮横成为知青性格的一个突出方面。作者记忆中的知青生涯的一个难以磨灭的画面就是几个知青冒着生命危险站在马路中间,仅仅为了坐上免费的过路车。“废除了理想之后,我们再也用不着维持什么虚伪的体面。我们只剩下一对拳头,为了一顿牙祭或者逃一张车票而大打出手。除了拳头,还有什么能代替理想的缺席呢?今天,尽管已经时过境迁,我们穿上了皮鞋,打起了领带,成为官员或者教授,但我相信这种野性和蛮横仍然潜伏在血液的深处,伺机发作。我知道这样
20的确,如果文的回忆可能使知青主题的合奏产生某些难堪,但我不该回避问题的复杂。”○
学的存在只是为了加入某种时尚的合奏,那么它又有什么存在的必要呢?
在中国的版图上,南帆的故乡福州向来是一个不大起眼的地方。这个古代被称为蛮夷之地的地方,往往成为中原逃难者的首选地,“中原大地英雄辈出,旌旗变幻,一个又一个的王朝走马灯似的轮换;然而,刀光剑影的缝隙,一批又一批蝼蚁小民扶老携幼,仓皇奔走,21对于自己生于兹长于兹的故乡,南帆东一撮西一撮地躲进了中国南部的大山褶皱里面。”○
也曾为如何向远道而来的朋友夸耀它而费尽心思,但他终于想通了,“故乡是我生活的地方,22在我看来,历史人文、乡土记忆,毋宁说是为南帆的学术思考提供而不是用来吹牛的。”○
了一块肥沃的感性的土壤,使他对二十世纪中国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后革命时代的文化景观的思考有了具体可感的着陆点,南帆的散文以其学理的思考、感性的丰沛成为接通学术理论与现实生活的一个隐蔽枢纽,正如作者所言,“我在一本散文集的后记之中提到一个豁然开朗的瞬间:‘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总是漫不经心地将散文当成了放置边角料的后院。我将那些论文——我所习惯的文体——难以容纳的感触、事件、怀想、幻念寄存在散文里面,如同听候征用的文学档案。一切仿佛在不经意之中积累着,直到出现了一个突如其来的顿悟——散文不就是我心目中最为惬意的文体吗?’现在,这个文体已经深入地嵌在我的庸常日子里,激活种种经验,赋予文学形式。我时常听到人们感叹,文学正在边缘化,正在逐渐脱离这个社会。这也许是事实,但是,我并没有太多的伤感。对于我23这个人说来,情况恰恰颠倒过来:由于散文写作,文学与生活比任何时候都要接近。”○
真的是“无意插柳柳成荫”了。
注释:南帆○《全球化与想象的可能》,《后革命的转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9页。同上,第167页。○南帆《后记·文化研究:打开了什么》○,《后革命的转移》,第270页。同上,第265页。○
5《南帆:文学要给普通人腾出空间》○,《新京报》2005年4月18日。
6许纪霖○《“断裂社会”中的知识分子》,《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史论》,许纪霖编,北京:
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第一页。南帆《四重奏:文学、革命、知识分子与大众》○,选入《后革命的转移》。8 南帆《宫巷沈记》○,《与山海为伍》,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5页。9 同上,第17页。○南帆《辛亥年的枪声》○,《与山海为伍》,第27页。同上,第25页。○南帆《戊戌年的铡刀》○,《与山海为伍》,第49页。同上,第52页。○南帆《七七级》○,《与山海为伍》,第143页。○16 同上,第144页。○○18同上,第149页,第151页。○南帆《追问往昔》○,《与山海为伍》,第152页。同上,第154页。○南帆《站在福州的阳台上眺望》○,《与山海为伍》,第56页。同上,第57页。○《华语文学:二00四年度散文家奖南帆》○,《南方都市报》,2005年4月11日。
【作者简介】郑润良,男,1976年生,福建福安人,文学博士,曾在《当代作家评论》、《文艺报》等报刊发表论文十余篇。
第二篇:乡土记忆征文
神秘的火上舞蹈
磐安,传统文化的活化石。我看见过许多奇特的民俗,也听见过许多,最令我震惊而记忆犹新的还是炼火。
记得有一次在二中操场上举行了一次盛大的炼火晚会。我们一家人早早的吃了饭,准备去看期待已久的神秘的火上舞蹈——炼火。一路上有说有笑,不知不觉到了入场口,一眼望去,已经是人山人海了。
爸爸背着我好不容易挤了进去,看到了操场中央有一大堆红红的炭火,就像一座火山,据说里面足有700度的高温,我心里想着:炼火人是怎样从火堆中踩过去的?我四处张望,看见那些炼火的人赤着脚,光着膀子,手里拿着一把大叉子,样子就像一群原始人,有一种让人说不出的好笑。
过了一会儿,炼火便开始。那些炼火人先是用火浴净,我问爸爸为什么要这样,爸爸告诉我:“因为这样子是为了让火神保佑自己,使自己不被火烫伤。”在我们说话的时间里,他们都已经火浴净身完了,他们身边的一大堆火燃得越来越红。他们拿起叉子,毫不犹豫地就往火堆里冲,一脚踩下去,火花四溅,一下子交叉着跑,一下子十字形地跑,手舞足蹈的,好像忘记了自己正在火堆中。他们在震天的锣鼓声中穿行,一边冲一边呐喊着,像是在给自己助威。演出越来越精彩,也跑得越来越快,观看的人看得胆战心惊,而他们却镇定自若,毫发不伤。表演马上就在紧张的气氛下结束了,人群渐渐地散去了,我真为这些炼火人感到骄傲。
这就是磐安神秘的火上舞蹈——炼火。希望这种精神能永远继承下去,发扬光大。
磐安县安文小学五(6)班 陈
浩
指导老师 陈苏芬
快乐的交流会
每年的六月初八是我们安文的交流会,那天,会有许多商人从四面八方赶过来摆摊位,还会有更多的人兴致勃勃地来赶交流,我和妈妈也不例外。
那天,我拉着妈妈去赶交流,离会场还有百来米,会场上的各种声音就纷纷传入我的耳朵,真可谓“叫卖声,讨价还价声,声声入耳”。
热闹的声音吸引我快步走到会场,哇!这里真可以说是人山人海,每个摊位都被围了个水泄不通。此时,不远处飘来阵阵香气,原来是一个戴着维吾尔族小帽,长着八字胡的男子正一边熟练地转着羊肉串,一边喊着:“卖新疆羊肉串喽”。每个围观者都直勾勾地盯着那色泽诱人的烤羊肉串。我也不由自主地朝那边移去。突然,一个卖动物的男子的动作把我给吸引住了,他拿出一块肉,放进一个有乌龟的瓶子里,乌龟立刻张大嘴巴,一口吞了进去,我情不自禁地拍手叫好。
当我正在津津有味欣赏聪明的小乌龟的精彩“表演”时,忽然,听见“呼--”的一声,原来是海盗船,只见那船头有一个头戴黑帽的人正举着一把刀,向海盗船发出指示呢!船长把刀举得越高,海盗船就摇晃得越高,看上面的人玩得这么惊心动魄,我也迫不及待地想上去试一试,等船停下来后,我和妈妈像离弦的箭一样冲上了海盗船。我握好扶手,心里默念:“放马过来吧!”“呼--”船开始晃动了,一开始船犹如一只乌龟一样,慢悠悠地晃,然后慢慢加速,后来越来越多的人发出叫声,我早已被它弄得晕头转向,提心吊胆,但是我决不认输,“只要再坚持几分钟就可以了。”我坚强地告诉自己,终于船停了,我和妈妈一起走下了船,钻进了赶交流的人潮中……
现在的交流会从以前的一年四次改成了一年两次,一年一次,今后的科技会越来越发达,不知道还会不会有现在这样好玩,热闹的交流会,但愿再发达的未来,这些能给人们带来热闹,带来快乐,拥有着浓厚地方特色的交流会不会消失。
浙江省磐安县安文小学五(6)班
卢锦阳
指导老师
陈苏芬
火焰上的舞蹈
磐安县安文小学五(6)班
黄澈
今天的语文课上,我们跟着中央电视台“北纬30度”的主持人一起走进磐安最神秘的传统表演——炼火。
夜幕笼罩了山村,一大堆黑乎乎的木炭越烧越红,耀眼的火苗在风中窜来窜去,让围观的人望而生畏。可是有一群勇士却毫不紧张!他们是当地的“炼火人”。只见他们穿着几片叶子和短裤,光着脚板,围着木炭堆念念有词,随时准备冲进熊熊烈火中,与大火共舞。看到这里,我的心被牢牢揪紧了,真不知道他们能否承受700度猛火的烘烤?
时辰到了!在一阵震耳欲聋的叫喊声中,“炼火人”手拿铁叉冲进火堆,在火焰中满脸笑容地跑来跑去。我惊讶地嘴巴都要掉下来了,真不敢相信他们居然能忍受这么大的火焰。接着往下看,村民们炼火完毕,将自己的脚抬起来给围观者看。哇!他们的脚上居然一点烧伤的痕迹都没有。更不可思议的是,“炼火人”中居然还冒出一个小孩。只见他身体瘦弱,只有八九岁光景,在大火中也无所畏惧,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小英雄。我对他无比敬佩,我年纪比他大,却压根儿没有他的勇气,有机会真得到他那儿借个胆来用一下。
炼火,真是一项既刺激又精彩的表演,它是属于英雄们的舞台,展现了磐安人民勇敢、智慧的光荣传统。我要为他们高声喝彩!
指导老师:陈苏芬
第三篇:浅谈乡土中国
浅谈《乡土中国》李天
浅谈《乡土中国》
最近读了《乡土中国》,虽然不能说把这本书读的很透彻,里面的一些专业名词例如团体格局与差序格局仍然不能区分的很清楚,但是作为一名工科生,有幸拜读费孝通这样一位大师的作品,还是受益匪浅的。在这里简单地谈一下我的一些感悟。
一直以来都有这样一些问题困扰着我:为什么中国与西方的文化差异这么巨大?上学期曾选修了一门课叫做中国法律文化概论,让我感受到,同样是法律,在西方是多么的神圣和威严,在中国似乎行不太通了。读了这本书,我似乎找到了一些答案,这都是源于中国的乡土社会气息啊。
作者在第一章提到一个“土”字,这让我对中国几千年的小农经济又有了一个新的认识,这个认识是从社会学这个角度的。人们常常认为西方人比较独立,他们和家人、邻里之间的关系似乎没有中国人这么密切,而中国人永远是活在一个圈子里的。实则不然,由于中国人利用土地生产的自给自足,很多时候是会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小社会的。在武侠小说里,作者常常憧憬一个远离尘世的隐居式的生活,这正是中国人乡土气息的体现。中国传统的耕作方式,导致了中国人不喜欢迁徙,而喜欢世世代代生活在一个地方。农作物播种收获,年年便是如此,大家对这样的环境无比熟悉,为什么要去改变呢?中国的这种小农经济,往往不需要合作,自家自户就能保证温饱,就算是自己一户人家独自生活也是是可以的。至于有很多小村落的存在,这是满足了大家的另一种需求,而与团结协作无关了,并且这些小村落之间也往往是毫无联系的。而西方人不同,西方的很多民族最初都是过着游牧式的生活,他们不依靠土地的种植,自然也没有这用乡土社会的存在。相比之下,西方人对于集体的依赖要更加强烈了。
如果说第一章介绍了中国乡土社会的渊源,那么第二三章作者谈论的事情就类似一些哲学了。众所周知,语言是人类区别与动物的一大特征,可是语言真的就是社会进步的存在吗?作者从乡下人多文盲开始讨论,逐渐引发了对象征体系的讨论,我对此也是感触颇深。我个人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实际上是经历了一个轮回的,从最初的原始共产社会起,人们团结协作,没有阶级分层,逐渐从生产资料过剩后开始发生了不公平分配,也就产生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而我们追求的共产主义社会,似乎又回归最原始的时候了。而语言和文字的产生也是如
此。作为一种信息交流和记录的手段,语言和文字的的确确是一种社会进步的产物,可是试想千百年之后呢?随着科技的发展,人们可能越来越少说话,越来越少写字,可是信息却传递地更快捷了,似乎又回到了没有语言和文字,人们却能很好地沟通交流的时代。作者在书中写到乡下人即使不识字,却依然能交流的很好,这是缘于人和人之间距离很小,彼此十分熟悉。我想在未来,这种距离一定会被科技的力量所消除,也许人们会重新回归一种乡土社会。
家族和礼治秩序这两章是我非常喜欢的两章。中国有很多庞大的家族,有一些古老的家族至今保存着他们的族谱,可是中国乡土社会的族谱和西方又是有很大差异的。这就与中国传统的男尊女卑的思想有关了。作者说中国的家庭实际上是一个事业组织,这是我以前从未意识到的,但看了作者的说法觉得确实是这样。在以前中国的乡下,男人和女人分工是十分明确的,男人负责出去劳作,而女人可能在家里带孩子什么的。但是这样的一种家庭却没有太多的感情交流,在中国乡土社会的传统思想中,男人黏老婆是没有出息的,所以他们主要的娱乐方式是去集市、茶馆里的消遣,而这种娱乐方式才是他们更主要的精神寄托。就像在《水浒传》、《三国演义》中出现的大多是男人和男人的江湖义气、兄弟情怀,相对于西方更多浪漫色彩的爱情故事,这的确是乡土中国所特有的一种文化。
很多人认为中国在古代是一种人治社会,相对于西方的法制社会是非常落后的,我原来也是这么认为的。但事实却非如此。作者认为中国是一种礼治社会,而这种礼治甚至比西方的法制更加严格和残酷。中国的农村里至今仍有许许多多的规矩礼节,而这些规矩礼节作为一种文化无论在中国的哪一个角落都是不允许被淡忘的,甚至海外的华侨华人都仍然保持着这些老祖宗的信仰。这就是中国礼治秩序的烙印。虽然没有纸制的文书作为宪法,没有国家的强制力保证实施,但是中国的礼法却为中国几千年的秩序维护做出了极大地贡献。那么为什么礼法能有这么大的约束力呢?作者给出的答案是传统。中国人因为对传统的敬畏而自愿受到这种礼法的约束。而这种传统的形成自然又与之前提到的中国人世世代代生活在一个地方是离不开的,这些都是乡土中国形成的文化。中国至今依然是用道德和法律来治理国家的,这种道德就是古代礼法抛弃掉一些糟粕剩下的好的部分。
《三国演义》中开篇就说: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中国历史历朝历代由盛及衰都是一个个轮回,而作者从社会学角度对此有一个独特的解释。作
者在第十章中认为,中国政治是一种无为的政治。纵观历史可以看到,中国乡土社会中的民众侵略性是很低的,反侵略性同样也不高。相比之下,游牧民族由于长时间迁徙,具有很强的侵略性。中国古代的统治者主张一种无为政治,历数中国古代的几次盛世和几位明君,他们并不是向外极力扩张疆土建立帝国,而是使得人民安居乐业,这样的统治就会为后世所称颂。作者认为,在中国古代之所以会出现所谓暴君和农民起义,是有着一定社会原因的。从朝代建立开始,统治者推行一种无为政治,国家的资产开始积累,到达一定程度之后,统治者由于国家安定祥和,才会产生一种发展的思想,这是一位有野心的统治者自然的想法。随之而来的就是修城筑河,开辟疆土,进而导致课税增多,民怨加深,才会产生农民起义、朝代更替。那么这些统治者的野心亦或是远见就不对吗?从社会学角度来看,他们忽略的是中国乡土社会的特性。在乡土社会中,人民生产生活仅能保证自给自足,就算有生产资料过剩也只是一种小范围的,产生一些集市和商贸。中国小农经济注定不可能像西方国家工业革命那样大批量生产,使得社会资料的积累有一个质的飞跃。可以说,中国的这些野心勃勃的政治家,忽视了乡土中国的特性,进而导致无为政治的失败和朝代的覆灭。
最后说一说乡土社会中的文化积淀。作者在最后一章中谈到了民俗民情中所积淀下来的文化。中国能够有五千年的文化,而各地方地区文化又都各具特色、别具一格,这也和中国的乡土社会是分不开的。不管是因为中国人长时间定居一处也好,是因为中国的家族制度也好,在乡土社会中所积累下来的文化都是经过不断优胜劣汰而沉淀下来的。就拿吃来说,不同地方种植什么作物,吃什么事物有利于生存,这都是经过一代代人生活之后选择留下来的传统和习惯。中国能有有今天灿烂的文化,实在是得益于乡土中国的特性。在乡土社会中,没有游牧民族那样的迁徙,没有经常的战争与侵略,有的只是无为政治下的安居乐业,有的只是礼法秩序下的代代相传,使得各种民间文化得以形成和很好的维护。
《乡土中国》这本书真的使我感触颇深。在这本书中,我们民族的文化、思想从社会学的角度得到了解释,也让我对传统礼节和习俗更加敬畏和喜爱。我们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也许不能像美国那样有着称霸世界的野心,但是我们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安居乐业,积累着自己的文化。中国人永远都有这种乡土的气息,不管走到哪里,最终的梦想都是落叶归根的。有人说不管是谁,往上数三代都是农
民。其实农民虽然没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却是中国文化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啊。在乡土社会中,没有那么多名利、没有那么多阶级斗争,有的只是最最淳朴的生活。就像这本书一样,在这个喧嚣的时代给我们的心灵一次洗礼。这本书我也只是粗略的读了一遍,很多地方没来得及深究,但是我觉得,我不止从中收获了对中国传统社会的认识,更让我对乡土生活充满了向往,让我对我的民族、我们的文化更多了一份喜爱和保护传承它们的热情和责任感。
第四篇:乡土中国与文化研究
社会主义文化的视觉再现
作为中国特定的历史和社会条件下的产物,它深深卷入了20世纪50年代-70年代后期的历次政治运动,并在70年代中期达到巅峰.在文革结束后,农民画调整了角色,拉开与政治的距离,从写实造型的风格转变为突出装饰性趣味稚拙艺术.P424 户县农民画之所以能得到官方的大力宣扬,根本即在于它创造了一种崭新的农民主体形象,而这恰好迎合了那一时期文化政治的需要
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城乡叙事
P427“上山下乡”运动作为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实践,标示出了中国独特的城乡关系。······因此,有必要从“城乡叙事”的角度重新树立1966至1986年间“知青文学”的发展脉络
一 下乡与革命
文革时期,把下乡与革命等同起来的叙事。
四 终点与岸的辩证法——在城市与乡村的边缘
知青文学中最为突出的城乡叙事,在伤痕文学中被家庭伦理叙事所取代。以阶级联盟为基础、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社会主义中国“大家庭”内部的城乡叙事(显性的),在这一阶段被转化为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出身)、以亲族家庭为单位的“小家庭”的伦理叙事。
寓大家庭的城乡叙事于小家庭伦理叙事之中的隐形结构。
第五篇:《乡土中国》读后感
《乡土中国》读书笔记
——王杰
最近我读了一本社会学读物——《乡土中国》,之所以选择这本书,原因有二。一:我本人是学科学社会主义即社会学的,要了解社会学及其研究对象,就得去看相关书籍;二:费孝通先生是我国成就巨大的社会学家,其作品有很好的借鉴作用。
要了解一本书的主题思想和描写的现象及揭示的道理,就要去了解书的作者及其所表达的思想观点。1910年11月2日,费孝通先生出生于江苏省吴江县县城(旧属苏州府,今为松陵镇)的富家桥弄。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江苏吴江人。1936年夏,费孝通去英国留学,1938年获伦敦大学研究院哲学博士学位。论文的中文名是《江村经济》,此书流传颇广,曾被国外许多大学的社会人类学院列为学生必读参考书之一。1938年回国后费孝通继续在内地农村开展社会调查、研究农村、工厂、少数民族地区的各种不同类型的社区。出版了调查报告《禄村农田》。1944年费孝通访美国归来后不久,参加中国民主同
盟,投身爱国民主运动,曾任清华大学教授,著作有《生育制度》、《乡土中国》及译文《文化论》、《人文类型》、《工业文明的社会问题》等。
《乡土中国》一书从十四个部分来阐述中国的乡村。
一、乡土本色
二、文字下乡
三、再论文字下乡
四、差序格局
五、系维着私人的道德
六、家族
七、男女有别
八、礼治秩序
九、无讼
十、无为政治
十一、长老统治
十二、血缘和地缘
十三、名实的分离
十四、从欲望到需要
下面我九详细介绍一下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
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乡下人”是中国社会的基层。他们依靠土地,同时又被土地所束缚。在本章中费先生用中国与美国的乡下做比较。美国的乡下大多是一户人家自成一个单位,很少屋沿相接的邻舍。这是他们早年拓殖时代,人少地多的结果,同时也保持了他们个别负责,独来独往的精神。我们中国很少类似的情形。在我国,正如最近热播的由著名演员陈宝国,冯远征主演的电视连续剧《老农民》一样,土地自古以来就是农民的命根子,我们在本剧中既可以看到人
们没有土地时的无奈,忍饥受冻,为得土地奋不顾身,也能看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土地革命农民得到土地能自由种植,并且翻身做了国家和社会的主人之后的欣喜若狂。此外,通过这部电视剧我们还能发现由于地少人多中国农村农民跟美国农民截然相反,住的一家挨一家。
费先生把中国农民聚村而居的原因归纳为下列几点:
一、每家所耕的面积小,所谓小农经营,所以聚在一起住,住宅和农场不宜距离得过远。
二、需要水利的地方,他们有合作的需要,在一起住,合作起来比较方便。
三、为了安全,人多了容易保卫。
四、土地平等继承的原则下,兄弟分别继承祖上的遗业,使人口在一个地方一代一代的慢慢积累起来,成为相当大的村落。
无论由于什么原因,中国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中国还有一个特色――落叶归根。正如赵本山所主演的电影《落叶归根》所反映的一样,在电影中赵本山老师所扮演的一位农民工为了遵守自己的诺言,历尽千辛万苦将一位死在工地的工友送回家。集中反映了中国人强烈的落叶归根的思想。而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中国社会也开始有所变化,在此,费先生用了一定的篇幅来阐述了这一变化。
接下来,费先生用两章来阐释文字乡下。我们知道,乡下的知识是很缺乏的。现在这种局面终于有所改变了。在费先生笔下的那个年代,乡下人受教育的程度更低,不要说写文章,可能大多数人大字都不识几个,前面说到大多数乡下人被束缚在土地上,文字就更加缺乏了。费先生用一个反例衬托了乡下人的“无知”,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既然乡下人不懂文字,那么他们又怎么交流呢?这个不用我们操心,他们有自己的语言、有自己的交流方式。语言和文字是不同的概念,语言足以让他们交流经验。但是他们不懂文字,这毕竟是落后的表现,必须做好文字下乡工作。这一方面,费先生也提了相应的建议。
说到差序格局,费先生是用两章来系统论述的。在书中,他特别谈到了私。这一字蕴含了多重意义,也造成了多种不同的结局。在差序格局中,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人推出去的,是私人关系的综合。社会范围是一个个私人关系所构成的社会网络,因此,我们传统社会里所有的社会道德也只
在私人联系中才发生意义。差序格局在中国社会表现的尤为明显,尤其在中国现代社会,私人关系在社会交往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很多部门办事没有私人关系办事就慢甚至办不成事。当前在中国也有很多著作或影视作品也深刻反映这种现状。比如大型反贪剧《大江东去》就反映了这一现状。在本章中,费先生也说到了西方社会家庭,同时他引用了大量了名人名言来说明差序格局。
既然谈到差序格局,就不得不说道德。道德是在不同的差序格局中产生的,不同的差序格局就会造就不同的道德规范。与其说这分为两章,还不如说这是一个部分。这两章联系甚为密切,没有前面一章的差序格局就谈不上后面道德。同样,他还是列举了西洋的差序格局造就的西洋道德与中国的不同、也大量引用了名人名言。
接下来就是家族这一部分了。首先,费先生对中国乡土社会是否存在团体作了相关阐述;再次就是家族概念的解说,家族即是家庭的扩大版。在此,费先生列举了西洋家庭与中国家庭的不同,还说到了家族的功能包括繁衍,又不仅限于繁衍。还包括其他
很多功能,比如协调本家族和其他家族的利益的功能等,这一点在最近刚热播过的电视连续剧《马向阳下乡记》反映的比较明显。在本剧中,刘氏家族的当家人刘世荣在刘氏一族中说一不二,其他族人都唯他马首是瞻。就连市里派的 道,中国是乡土社会,因此,属于礼教秩序,依靠的是礼。自古中国就被称为礼仪之邦。同时,还提到了“传统”的概念,也就是指社会所积累的经验。
乡土社会是无讼的社会。首先说到了社会秩序的变化,从礼治到法治的变化,这是乡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一个标志。事物都有正反两方面,法治也给乡土社会带来了很多副作用。
说到了无讼,那就不得不说到无为政治。以“权利之争”开篇,以史为证,上至皇帝,下至老百姓,在封建社会里,名曰“专制”,实为无为。在乡土社会里,人们崇尚礼教、礼治,这就给人民生活控制以松弛,只是挂名的,是无为的。
上面说到了无为政治,在“长老统治”中又再次提到。要想很好把握“无为政治”必须还得往下看,这三篇实则都是权利结构的问题,在学习的时候必须把三篇内容联系起来。“长老统治”在很多影视作品中都有明显的体现,比如,前文提到的《马向阳下乡记》中演到的刘氏家族的刘世荣就是他们的长老。另外,在本句中还有一位德高望重的老祖奶,整个村里老祖奶是年龄最大,辈分最
高的人,她的话没有一个人敢不听,实际也体现了在中国现代社会中同样仍然存在长老统治。
在本篇中,费先生引用了《生育制度》中的一些概念,用以证明乡土的权利结构。
十一部分论述的是我们熟悉的血缘和地缘的关系。这一部分很好理解,在郑杭生版的《社会学概论新修》中也说到过血缘与地缘的概念,还可以联系家族一章的内容。
乡土社会的一大特色就是人际关系是建立在血缘和地缘基础之上的。现代社会的血缘和地缘有些淡化,但依然存在,出门在外,我们总是寻找老乡,家乡人给我们一种亲切感。当然,这仅限与感情的联络在商业中,血缘就显得非常淡化了。在中国有句俗话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这句话集中体现了这一点。
在现代社会不断进步的时代,乡土社会也开始慢慢转变。
最后两章的内容,不是太好理解。在此,也就不敢妄加猜测,但据我理解,这两章的大概意思是社会结构的转变,乡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
学术应该保持自己的独立品格,这是毋
庸置疑的。此处交代这段政治背景,也并不想纠缠于学术与政治的关系之中,而且这里的学术与政治的对立也不同于民族中的“行政概念”和“学术概念”的区分。我们在《乡土中国》中很少看到政治色彩。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费孝通先生保持了学术的独立。这也并不否认作者在写作《乡土中国》时,抱有改造中国的梦想。
本书的题目《乡土中国》涵盖了全书的主要大意,浓缩了书中内容的精髓,是该书的简介。《乡土中国》,题目有两层意思:一则乡土,另一中国。“乡土”指的是社会最基层的广大农村人或乡下人,阐述了乡土社会中人们的价值观与思维的不同;“中国”说明作者对中国社会的现状进行描述,并同时与西洋社会的相关方面进行比较研究。
2014级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
运动:王杰 2015、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