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软件企业“软”杀手

第一篇：文化——软件企业“软”杀手

文化——软件企业“软”杀手以提出“文明的冲突”而闻名的塞缪尔·亨廷顿新近强调，发达或落后的原因应当从“文化”而不是“经济学”中去寻找。往深里看，发达或不发达不是经济学问题，而是一种“思想状态”。哈佛商学院通过对各国企业的长期 观察得出结论：“一个企业本身特定的文化，是当代社会影响企业本身业绩的深层重要原因。”语言学家迈克尔·哈利迪甚至认为，拥有四大发明的中国，之所以没能像西方那样发动一场工业革命，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儒教文化把中国的精英们塑造成了“满脑子因循守旧，创造力日渐枯竭”的人。

中国软件外包做不过印度，人们多把原因归咎于管理和开发水平，但事实却是，国外软件公司到中国发包，更多关注的是知识产权与文化冲突。美国软件服务咨询公司Soft Tech总裁解明明说:“管理和开发有问题，他可以派专家来教你，派高级软件人员来带你，但文化层面有问题，麻烦就大了。”

中国软件业的文化环境是个复杂的“集合”，有优有劣，每种“文化”又都是多面体，不好一概而论。粗略考察，目前国内软件业的文化“软”杀手大体有以下几种。

亲情文化

广州云科迈讯信息技术公司总经理楼新平告诉记者，他在中国香港的一位合作伙伴专司加拿大软件转包，前些年的项目大都投到了中国内地，如今却“基本转向了印度”，原因除了语言沟通的便利外，主要是文化上的。他分析说，印度软件业奉行“契约文化”，企业之间该怎么合作，怎么尊重知识产权和商业道德，不用多讲，都有契约管着，大家心领神会，一个软件项目很快就会在大公司和小公司之间分解下去，发包方不必为质量、商业秘密这些事烦心。而不少中国公司依然习惯于“亲情文化”，业务往来常常要靠亲情维系，企业合作先要看是不是有“关系”，是不是熟人或朋友，对能力和质量的考核反倒放在了第二位。“亲情文化无形中抬高了经营风险和沟通成本，也不符合西方社会契约文化的行为习惯”。因此，尽管对这位港商来说印度比中国内地远得多，他还是做出了舍近求远的选择。

楼认为这并不等于说，对盛行于农耕时代的东方亲情文化应当一概丢弃。文化的脐带是不可能一剪了之的，明智的做法应是寻找“亲情”和“契约”的结合点。

我们现在的主要问题，是亲情文化的庸俗化，以及缺乏对契约文化的认同。西部世纪软件公司总经理刘洪涛分析，由于根深蒂固的文化因素，市场经济所要求的法制、信誉以及对契约的尊重等等远未有效建立，而儒家文化传统中那些积极的东西在经历近代的矫枉过正尤其是文革的重创后又几乎荡然无存。作为软件业主力军的年轻人，既无传统上对权威的尊重，也无现代人应有的对规则的尊重。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契约订得再好，执行起来还是会因契约文化的淡薄和亲情文化的滥用而大打折扣。

国外从事高科技的都知道“同行禁止”这个行规，人们离开一个企业，会自觉在两年内不从事与原企业业务相同的工作，这就是契约文化深入人心的结果。再如印度的软件外包多数已做到“离岸与委托开发”阶段，这种模式是把项目带回来做，接包方的工程师掌握着用户大量商业秘密，但没有哪个用户担心会被出卖。笔者曾问印度华为公司的COO陈民，如果你们的工程师跳槽了怎么办？陈民笑笑说，跳槽就跳槽吧，在印度，如果哪个工程师出卖了公司，那他“永远也别想找到工作了”。一个公司违反了信用协议，那他今后再也找不到合作伙伴了。

反观国内，跳槽带走公司商业秘密另起炉灶者举不胜举，社会对这些人的“文化评价”却相当宽容，“大家并不认为他们是很坏的人”。即便一些大公司也常常以挖别人的墙角为荣，甚至确定雇用新员工的砝码就是“你有什么带过来”。在这里，“挖墙角”被上升到了一种不成文的制度，或者说违约成了制度外的一种“文化”。李开复日前撰文披露，由于信用问题，美国现在很多名牌大学都不愿考虑接受中国的留学生。这样的“文化”何以能创造让中国软件企业做大走远的软环境？

封闭文化

在美国工作了10年的前微软中国研发中心Windows CE产品部总经理任健，对中国的“封闭文化”感触颇深。他以教育为例说，美国学校重视培育学生的交往能力、表达能力，鼓励学生“开口说话”，当众演讲，老师常常布置学生设计实验或调查方案，写成报告后上讲台给大家讲一通，“我与美国同事一道做事，感到他们表达都不错，随便拎一个出来，都能‘夸夸其谈’地说上一套，彼此间容易沟通”。相比之下，中国传统文化推崇含蓄，不事张扬，国内学校几乎不教学生如何与人沟通，“老强调数理化那些特难的东西”，这个方程你解出来就是好样的，就上北大上清华，解不出来，你就回家去，“这样教育出来的人才不完整，好多人大学毕业连话都不会说，一说话就脸红”。

这种“内向”的人才素质在软件产业走向国际的进程中就成了一个问题。

去年11月记者在印度班加罗尔参加一个IT.COM展览会的自助餐晚宴，诺大的宴会厅竟然没有餐桌，饭菜上齐后用容器盖起来，没有人去拿吃的，大家都端着酒杯来回走动，互致问候，交换名片，大声交谈，很多合作机会就在这种气氛中碰撞出来了。笔者注意到，席间的印度人几乎个个侃侃而谈，用流利的英语与各种肤色的IT人打着招呼，还不时哈哈大笑，相比之下，中国来的企业老总就“老实”得多，看着这么好的沟通机会悄悄流逝，连记者都替他们着急。

成都颠峰软件总经理张玮对此很有感慨，他说软件外包每年在全球有4个年会，到纽约的年会上看一看，“满大街都是印度人和爱尔兰人，也有一些俄罗斯人，但是极少能见到中国人”。他此次到印度考察，在几个场合发了一圈名片后，每天都能收到十几封印度同行联系合作的Mail，可见印度人的市场敏感与沟通能力之强，“只要一有市场机会，哗地就围了上来”。在印度96亿美元的软件出口中，欧美市场占到了77.7%，这里面沟通顺畅是颗重要的砝码。相比之下，中国软件同行的差距不仅仅是管理和技术能力，还有沟通能力。你不沟通，人家怎么能把项目给你呢？

这里头有语言问题，也有文化上的障碍。中国传统文化讲究含蓄低调，做人不事张扬，这里头有合理的东西，但弄不好也会助长封闭文化，而市场经济却要求人们自我推销。中国贸促会成都分会商务合作部副部长王欣告诉记者，他去过很多非英语国家，比较起来，中国人的英语沟通能力是最弱的。这并不全是语言问题。

我们很多软件企业与外包大单擦肩而过，主要原因就是缺乏这种在文化层次上与国外客户对话的能力。

西部世纪软件总经理刘洪涛还认为，封闭文化里有很狭隘的东西，对企业对员工都没好处。他说：“4年前我遇到一个网络工程师，那时候设置交换机的参数还是一个比较技术的活，他调参数的时候，总是用手遮着怕别人看见。最近我得知他已经失业几个月了，因为交换机的发展，他曾经有的技艺早已经没什么价值了。”

粗放文化

刘洪涛向记者谈及中国软件“缺的是以专业分工为基础的大企业”时认为，这与我们软件管理上的“粗放文化”分不开：中国传统文化喜欢讲“和合”，不注重“解析”，而缺乏“解析”的“和合”只能停留在古代整体观的水平，不可能进到现代科学的层面。“它所带来的问题之一是不注重专业分工”，这正是中国软件企业长不大的重要原因。

与此相反，以解析和独立人格为基础的西方文化，表现在管理上就是追求规范，追求制度，追求细节，强调严格按规则办事，实现管理的有序化和有效化。而这正是科学主义管理原则的基本要求，因为科学主义的五大原则就是精确、量化、分解、逻辑和规范。

以对软件开发的流程管理为例，印度企业可以精确到15分钟，这意味着向客户交货的时间可以精确到15分钟。而同创集团的宋晓东则抱怨，国内许多软件的开发是“永远的bug，永远的 delay”。

联想上海公司业务支持处陈越告诉记者，有一次接待欧洲的EMBA，上海公司总经理应旗介绍联想的企业文化有一个内容是“精准求实”时，国外的EMBA们十分诧异，因为“精准”在西方已经不是个问题了，现代管理最基本的要求就是精准、严谨。但在中国管理理念中却是一大欠缺——中国人喜欢讲“差不多”、“大概齐”。联想集团总裁杨元庆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反复强调“精准”、“严谨”，团队内部要实行斯巴达克方队式管理，甚至包括做活动要戴胸牌这样的小事，杨都很在乎。

北京科委副主任俞慈声也表达了相似的看法:我们的软件业不缺创新力，也不缺创业的激情，缺的是基于市场的社会化组织。软件业的关键可能主要不是人才技术，而是标准。

“粗放文化”的另一个后果是，包括软件在内，中国企业几乎“没有一个国际品牌”（国资委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王忠明）。最近新加坡搞了一次世界百强品牌评比，其中62个是美国的，32个是欧洲和日本的，没有一个是中国的。王说“现在世界上30%的商品都在中国制造”，包括家电、服装等十个行业，我们有80多个产品的产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一，却竟然没有一个世界级品牌，基本上都是加工。甚至就连自行车、茶叶这样产量占绝对优势的“本土行业”，也没有真正在国际市场上叫得响的品牌，个中缘由不能不深思。如果不认真反思并下决心克服“粗放文化”，我们可能永远也实现不了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品牌”的转移。口号文化

即那种光说不练的文化。在我们的一些企业里，“文化”常常被提炼成几句口号挂在嘴边，贴到墙上，却很少见到能够体现这些口号的精神面貌、配套制度和行为细节。不用说，这样的“文化”不过 是个空壳，如果说它还有什么作用的话，那就是装点门面或约束下属了。而这种仅仅把文化当作“形象推销”或“统治手段”的做法，恰恰背离了文化的真精神。因为真正的文化必须是一种发自内心的信仰，一种首先为领导者和团队骨干所遵循的核心价值观。

举例来说，不少企业在自己的文化形象宣传中，都有“以人为本”、“顾客至上”、“追求卓越”之类的条款，可究竟有多少企业肯把这些条款仔细分解，逐一落实的？拿“追求卓越”来说，什么是“卓越”？不同岗位上的员工该如何体现卓越？能够说清楚的恐怕就不多。世界500强之首的沃尔玛把战略层面上的“追求卓越”确定为以“省钱”为核心的经营战略，为使“省钱”理念深入人心，这家公司的领导没有独立办公室，“几个人挤在一起”，总经理的所谓办公区也只有几平方米，一张纸都要用双面。为了体现“顾客至上”，节假日人手不够时，沃尔玛从地区营运总监，到财务、人力资源、市场等各部门的经理和主管，一直到办公室秘书，所有文职人员都会习惯成自然地放下手头工作，换上工作服投身到繁忙的卖场中。这才是真正的、深入人心的文化。

经济学家魏杰就此强调，切不可把企业文化看做是企业“搞文化活动”，也不要把它当成企业的“形象设计”。企业文化是人们在价值理念上对企业制度安排及企业发展战略的认同，是企业全体员工、首先是核心团队的自我约束。

蓝色光标上海公司总经理马犁则向笔者形容，文化不是用嘴“喊”出来的，而是用制度、教育尤其是用领导者的行为“泡”出来的。文化也不可能是“速成”的东西，它需要潜移默化，需要历史的积淀和延续，“不是你想要什么文化就有什么文化”。一个好的企业应当是优秀文化的黄埔军校，“从这个企业出来的人你就能感觉到有一种信息在里面，此处无声胜有声”。

日前在计算机世界网站上看到网友一篇题为“我在华为打工的日子”的文章，作者说他对“华为文化”体验最深的不是诸如“资源是会枯竭的，惟有文化才能生生不息”这样的口号或理念，而是这家公司为推行自己的文化所设计的一整套实施方案，其中包括对新员工进行的为期5个月的“培训营”生活。譬如为培养团队精神和争分夺秒的时间意识，培训营规定每天早上5:30的起床集合以组为单位，每迟到一次扣3分，“而且不是只扣一个人的”，住在你相邻床位上的员工也要扣3分，理由是“你们是一个team的，连起床叫一声都不愿意，以后怎么合作做项目”。

2002年华为在与思科竞争全国电力调度网的大项目中胜出，据说原因竟然是个小得不能再小的细节：“思科代理商交标书晚了5分钟，废标了。”作者感慨，这就是文化的作用。“我们（在培训营）曾经创造了一个月内小班30个人每天4次点名没有一个人迟到的奇迹”，有了这样的“文化”，想晚交标书也难。他的结论是:“形而上的企业文化也要具体的制度和管理方式来实现和加强，如果某公司的企业文化只是泛泛而谈，那么这种企业文化是没有生命力的。”

指责“口号文化”当然不是反对口号。但如同方正集团董事长魏新所说，企业文化最终要落到员工的“行为习惯”而不是口号上。为此要通过制度和“灌输”让员工准确了解企业的核心理念和行为准则，并“要把某些错误的行为固化成员工头脑中不能触犯的‘天条’”。

因袭文化

国资委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王忠明谈及企业文化时说，我们这儿到处都在喊企业文化，实际情况却是“中国绝大部分企业没有文化”。

这儿所谓的“没有文化”，是没有自己的文化，“别人说团结奋进你也说团结奋进，那也叫企业文化吗”？如果叫，也只能叫“因袭文化”——从国外或古人那里照搬过来的文化，或者用中国社科院李德顺研究员的话说，是“向外看”或“向后看”的文化。

而在王明忠看来，文化恰恰是最个性化最不能照搬的东西。“企业文化是一个企业在自然成长过程当中经过成功与失败的反复交替，甚至要用血和泪凝结出来的东西”，如何能够靠因袭得到？海尔的张瑞敏说“每天把简单的事情做好那就是不简单”，联想的电梯上则写着“请不要在别人的背后说三道四”，这样的“文化”肯定是张瑞敏、柳传志等发自内心的呼喊，你如果不是在创办企业中也有这方面的体验，或者虽有这方面体验却未能联系本企业的实际进行个性化提升，即使拿过来也没多大用处。

“因袭文化”最大的危险，还在于它注定是一种僵化的文化。“因袭必定僵化”，而文化却必须是与时俱进的。魏新谈到，企业文化总是随着企业和社会发展而不断调整和更新的，即便是好的习惯，如果不再符合时代和企业的发展需要，也应当改进。企业文化往往是在解决企业的问题中形成的，当问题成功解决之后，相关的理念便逐渐演变成一种思维定式并被用来解决企业出现的新问题，从而成为一种相对稳定的文化。问题在于，这些曾经被证明是成功的文化未必能够适应新的环境、新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人们甚至可以说，“没有什么会比成功更容易导致失败”！何况因袭文化还仅仅是简单模仿别人成功的东西。

对僵化文化的克服包含着宽容失败。中国企业文化研究会副理事长王成荣认为，中关村所具有的知识型企业文化将代表中国企业文化的未来发展趋势，敢冒风险的创新精神和强烈的危机意识在中关村体现得淋漓尽致。

老板文化

80年代美国华人圈里就流传着一个故事：一个公司雇佣了100个美国人和100个中国人，一年以后，美国人基本留了下来，而中国人几乎走光了，“他们口袋里有了一两万美元就要去开饭店，过老板瘾”。时隔二十余年，这种“老板文化”在我们这儿依然盛行。

广州云科迈讯信息技术公司总经理楼新平说，在美国和印度，四五十岁依然在第一线写程序的人很多，而中国的程序员“一般干到三十几岁就不写了”。原因倒不是不能写了，而是他被提拔搞“管理”了，或者自己去做老板了。他们中即便有人在技术岗位上干得很顺手，能够坚持下去的也少之又少，因为“中国的文化习俗会敦促他去当经理或老板”，如果四五十岁了还在写程序，连他的父母妻子都会面上无光的。楼说很多人就是这样被推到了不适合自己的岗位上去的，“我有许多写程序很出色的朋友和同学，十多年过去了，还能坚持在技术第一线干的不足1/10”。

美国管理学家彼得就此做过分析：一个人干得好，就不断地提升他，直到升得他不能胜任为止。这样，每个领导职位最终将由不能胜任的员工所占领。这些人的晋升又使得他们原先胜任的职位出现空缺，只好由多半不如他们的人去填补。其结果很可能是每一个层级上的职位都由不能胜任的员工担纲。

不仅如此。对于软件企业来说，“老板文化”还是导致团队意识薄弱和企业非正常裂变的一个原因。

在国外，人们择业的定位是“能力”，就是关注自己最适合做什么，拥有很强的“角色”意识。公司对应聘者的分析很到位，按不同的性格类型来确定你做什么工作，向你描述职业生涯（你现在为什么应该在这个台阶上担任这个角色），以保证团队作战能力。这情形就如同《西游记》的师徒四人，虽然各有缺点，但靠着“角色匹配”且目标一致终于走到了目的地。而国内择业最看重的是“职位”——能不能当官（老板），能当什么官。南京伟博泰克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沈强把这归咎于“学而优则仕”的教育理念，人人都想“出人头地”，只想高攀，不愿低就，导致很多大学生工作不安心，“刚学会了开汽车又想开飞机”，最后是员工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企业形不成优势互补的团队，软件产业何以能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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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软文化营销

软文化营销

作为快消品，营销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可口可乐，肯德基无疑是快消品中营销的成功样本，而他们的秘籍是啥?他们真的有啥所谓的“秘方”?

这两个企业说的秘方究竟是不是真的，我们无从考证，但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他们对软文化营销的运用确实很高明，因为每个人都会对这种秘密感兴趣，我敢保证，只要是关于秘密，比如说哪个男明星跟哪个女明星同居了，这种丑闻的事情，你看一遍就不会忘记。这便是软文化营销的主动品牌认知超过硬文化品牌营销中的奥妙之处!

营销中不可忽略的认知盲点——主动认知与被动认知

营销界中还有无数的这种借以传播品牌的软文化营销故事，品牌中的这种“秘方”或“故事”发生一次是不经意的偶然的营销成功，发生两次也是偶然的品牌营销成功，但如果这种营销活动被一个公司运用了第三次、第四次，那么这就是一种必然的营销模式的成功了!

心理学上的认知具体又分为主动认知和被动认知，我们都知道，在我们上小学时，不愿意背诵老师强迫我们背诵的某些东西，如唐诗、散文等，但老师却在强迫我们记，他们会对我们说：“你们一定要把这首诗背过，一定要把这个句子背过，不记住不行!”

在这种被动的认知情况下，即使我们背诵了10遍，反复抄了10遍，我们会发现，我们还是记不住，那么原因究竟在哪里呢?

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对我们记的东西不感兴趣，我们根本不想去记那些垃圾东西。只是老师让我们记，我们的大脑处于被动认知阶段，而不是我们自愿记的，我们是被强迫记忆的，所以，即使反复读了10遍，抄了10遍，我们仍然还是记不住。这就如同企业在进行硬文化广告推广时，虽然花费了巨额的资金，但却是收效甚微!

但当我们对某件事特别感兴趣，觉得某个人给我们讲的故事特别好玩，特别能引起我们的兴趣时，我们只需要听一遍，而不需要去背，我们可能就记住了这个故事的大致内容，这时，主动认知和被动认知的优劣程度就显而易见了，而硬文化营销的被动认知效果与软文化营销的消费者主动认知原理的心理记忆区隔也就在这里了。

软文化营销的典范——宝洁

我们时常听到宝洁有这样的营销广告：

“你会洗头么?我来教你怎么洗!”

“你洗得好么?让我来教你怎样洗得更好!”

大家注意了，在这里，宝洁有没有运用硬文化广告说：“我们的产品好，大家都来用我们的产品?”

有没有说：“我们的产品比别人更便宜，快来买我们的产品?”

没有!宝洁用的是一种投入更少，收效更大的一种软文化营销!

当一家公司的硬文化广告营销达到高潮，而无法使产品的印象让消费者更深刻时，不妨试一试软文化营销!

当消费者以一种主动的心态记住宝洁教给人们应怎样将头洗得更好，怎样更科学地刷牙时，宝洁公司的形象也连同这些日常的知识以一种“故事戏剧化情节”进入了人们的记忆库!

而且这种品牌印象记忆要远比那种被动的、死记硬背的品牌认知记忆要长久得多!

这种公益化的软文化营销要比单纯的硬文化营销收益更大，也更易在公众的心目中树立友益和关爱的公司形象，使顾客觉得你更像他的朋友，而不是商家。

试问，当你在商店里看到自己朋友的产品时，你是否更倾向于购买你所熟识的产品呢?

软文化营销究竟能带给我们什么?

下面就让我们来看一下软文化营销的威力。

2006年12月，中国的民营企业春秋航空由于出售1元低价票，被物价局处以15万元的罚款，通过这次策划力十足的软文化营销，现在让我们看一下春秋航空在品牌认知战略上获得了什么。

春秋航空公司的品牌认知与认可度上升了45.9%，而普通的一个品牌要想达到同样的效果，得花上百万甚至千万的硬文化广告传播费用，而春秋航空花了多少钱呢?15万!

此次软文化营销事件后，消费者就主动给春秋航空作了一个完美的定位—春秋航空票价低，这个完美的定位与春秋航空的自身定位恰恰相吻合。

由上面的案例，我们不难发现软文化营销的优点—四两拨千斤，以极其少的投入获得巨大的品牌认知度及间接的经济效益。

春秋航空有没有打出硬文化营销的广告对消费者说：“我们的票价低，来坐我们的飞机吧!”没有!

有没有说：“我们的航空公司好，请来我们的航空公司?”也没有。

因为春秋航空知道一点，要想让自己的品牌在消费者的记忆库中占有一席之地，最好的捷径就是运用软文化营销模式!

软文化营销与硬文化营销最大的不同就在于软文化营销让顾客在心理上自发，主动地认同你的产品形象。而硬文化营销是品牌厂商用高频率的广告来迫使顾客认同你的产品形象。

在心理学中有一个“熟知定律”，是指当一个陌生人与一个你熟悉的朋友同时向你借钱时，而你现在只能借给他们其中的一个人，你更倾向于先借给那个你熟悉的人。同样，产品的品牌营销也一样，当一个你不大了解的产品品牌，和一个在你大脑中已产生深刻印迹的产品品牌放在一起时，你会偏向哪一个呢?

第三篇：浅谈文化软实力

《形势与政策》结课论文

浅谈文化软实力

摘要

20世纪80年代，西方学者提出了“软实力”（Soft Power）概念。软实力指的是一种能力，其对世界各国制定文化战略和国家战略是一个重要的参照系。表面上文化确乎很“软”，但却是一种不可忽略的伟力。任何一个国家在提升本国政治、经济、军事等硬实力的同时，提升本国文化软实力也是更为特殊和重要的。“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这不仅是我国文化建设的一个战略重点，也是我国建设和谐世界战略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前提。关键词：文化 软实力

一、文化软实力的现状分析

中国对于传统文化的宣传和推介处于“原生态”状态，优秀的文化传统资源优势并未充分转化成为强大的现实生产力；文艺演出、语言文化、图书出版等文化领域面临着“文化赤字”；对于中国文化形象的认知存在一定的偏差，忽视了对传统文化资源的创新和改造。为此，就要树立“文化软实力是重要国力”的观念，把文化产业列入国家战略，大力推动和扶植文化产业。要详细制定文化发展战略目标、战略措施和文化发展政策，加快发展文化事

业和文化产业，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完善文化产业政策，推动其发展成为国家战略性产业，做到“国家硬实力”和“文化软实力”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近些年来，中国经济日渐崛起令世人瞩目，与之相匹配的文化魅力和影响则亟待拓展。美国文化产业创造的价值早已超过了重工业和轻工业生产的总值。中国文化如何走向世界？我们需要培养一批具有世界眼光的知识分子和文化工作者，他们知道什么是最中国的、最优秀的、最能成为世界性的文化；知道什么是全球市场；知道谁在消费中国，谁在了解中国，否则很可能将导致文化生产过剩或者错位。1.新世纪亚洲格局重组与话语权争夺

亚洲正在崛起，其动向大致有三：一是韩国宣布将在全球一百个地区开办“世宗学院”，二是日本在海外增设“日语学习中心”欲与中国的“孔子学院”抗衡，三是印度的文化很早就输出到世界各地，似乎在“龙象之争”中印度已然高出一筹。

东亚崛起的文化格局预示着当今世界文化的重大转折：国际间的经济技术军事竞争正显现为文化竞争，或者说那种可见的国力“硬实力”竞争，已逐渐被更隐蔽的文化“软实力”竞争所遮掩。我们更应该关注新世纪文化战争与中国文化安全问题。在我看来，经济增长是重要的，但比经济增长更重要的是经济增长的方式。文化拓展是重要的，比拓展更重要的是文化的身份和文化拓展的方式。2.四大发明遭遇挑战

东亚各国对中国19世纪以前的文化佩服之至，但是对20世纪以降的文化充满隔膜，有意误读甚至敌视。中国在经济、军事、科技方面崛起的同时，在文化方面却没有跟上。

20世纪后期，亚洲各国在经济上、政治上争大国话语权，而且在文化上争首发权成为亚洲文化的新动向。近些年考古学界出现的几个重大问题，表明所谓“远东”各大国在“四大发明”和亚洲历史问题上出现了话语权力之争，引起了各方的关注。实际上，全球化中的“文化争端”是“文化冲突”的先兆。韩国质疑中国雕版印刷和金属活字印刷的发明权，直到今天仍有西方人坚持认为，活字印刷（铅字印刷术）是德国人 “创造”的。

“四大发明”中遭遇挑战的还有“造纸术”。除了一些18—19世纪西方传教士认为“纸是文艺复兴时期于14—15世纪由德国人或意大利人发明的”以外，还有造纸术是“埃及发明”的说法。近年来，韩国申遗“端午祭”以后，一些学者提出若干违反历史的论题：中医乃是韩国人发明，称为“韩医”，老子和孔子据说都是韩国人，甲骨文乃韩国人发明的，王羲之的《兰亭序》是用韩国高丽纸写的，还要改书法、书道为韩国的书艺，等等，不一而足。这种疯狂掠夺中华原创文化为己有的民族主义成为对中国文化合法性的直接挑战，也让中国文化走向海外面临了更多的危机和障碍。3.当代中国的文化安全

今天中国的崛起一方面依靠国内的和谐，一方面则依靠国际形势的稳定，但是中国所面对的世界正以异样的眼光看着我们。首先，台湾问题悬而未决，成为中国最大的不稳定因素，也成为中国文化最大的不稳定因素。其次，各类中国分裂论甚嚣尘上。身处当代世界之中的中国，其未来处境并非可以高枕无忧。在面对这些分裂舆论的同时，一方面中国应加强自身的民族凝聚力建设，建立这个时代、这个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另一方面也应通过

大规模的输出有力回应各类分裂舆论。

国家分裂是民族凝聚力下降的表征，而民族凝聚力的提升正需要文化。军事强大固然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但历史上有很多军事强大的国家内乱不断，所以文化的重要性异常明显。

为什么这些亚洲国家先行一步进入现代化以后还要进而争夺文化领先权呢？为什么在经济领域成功后还会有对文化领域尤其是古代文化领域优越性的图谋呢？为什么有人不断想从文化上做文章大谈分裂中国的“七国论”？对此中国应该怎么办？是继续跟在别人后面作为第三世界欠发达国家？还是渐渐地学会同西方他者对话呢？是继续全盘西化使中国文化成为即将消逝的文化？还是在对话中逐渐进入国际文化共识并强调自己的文化特性，从而生出一种真正的文化精神并使中国文化成为人类精神的一部分，而不沦为博物馆文化？这些文化问题需要每一个中国人深深思考！

文化问题空前重要。如果当年秦始皇不在文字方面统一中国，在今天看来会是多么危险。科技、制度的并轨阶段都将过去并成为常态，构成我们的一种“集体无意识”。文化之道需要“大而化之”，需要去检视冲突进而化解冲突，这种工作应由未来的思想家、学者、知识分子去做。4.走出误读与妖魔化中国的怪圈

中国的经济崛起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但对这种事实的看法可谓判若天渊：一方面是中华民族自信力的提升，一方面又可能被西方认为是民族主义情绪上升。一方面是经济科技的强大，另一方面世界对中国文化依然不了解。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立场在许多地方都有所表现。长期以来，西方对于中国有定式化的“印象”，将其视为比西方要弱小甚至带有女性气质的

“第三世界”，因此尽管中国文化不乏其雄强自信的一方面，但西方很少意识到，中国也很少去展示。

二、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构建

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努力提高国民综合素质，是增强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方面。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着眼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方面、多层次、多样性的精神文化需求，着眼于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着眼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努力提高国民的精神状态、意志品格和内在凝聚力，构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实的文化根基。

中华民族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是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首要资源和重要基础。要充分发掘中华传统文化的优势，全面认识祖国的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其与时代特征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与人民的生活和国家的行为相联系，自觉实现民族文化现代化的转换。要大力推进民族文化创新工作，加大制度创新力度，加快构建文化传播体系，使我国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通过各种媒体传递到世界各地。

文化软实力作为一个国家或地区文化的吸引力、凝聚力和影响力，在国与国之间的影响也在不断地扩大，世界大国纷纷重视软实力的建设，这是与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的到来相伴随的，也是与一个国家和地区发展的强盛和自信相统一的。

在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各国的文化也呈现出交流与交锋、合作与较量的新格局，文化已经成为西方国家颠覆和控制别国、实现自身战略意图的重要工具，文化领域已经成为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较量的重要领域。所以，大

力提升本国的软实力已在国际主流社会达成共识。

1.世博会是举办国展示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水平的窗口。世博会的价值有四个“大”，即大展示、大交流、大合作、大发展，它对于中国的展示，既是国家形象的宣传，又是中华文化的传播。我国要借这次世博史上规模最大的博览会为载体，充分展示中国五千年的灿烂文明、改革开放以来的光辉成果和中国城市的美好生活，为未来带来信心，给未来发展提供丰富的资源。

2.中国通过学习世界文明使文化影响力得到提升。在展示现代中国的同时，还需要保持清醒的认识：中国目前的软实力与一些西方国家还存在着差距，相对于硬实力的显著提高，文化软实力亟待加强。所以，除了展示中国，我国也要面向世界，虚心学习，把世博会当作中国人民拥抱人类文明最新成果的一次绝好机会，展示和学习并举。

3、文化是国家的根脉，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只有认识文化的价值，重视文化建设，才能大力发展、大有可为；只有形成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际地位相适应的文化优势，我们才能在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和碰撞中掌握主动权，有效应对来自各方面的挑战。为此，必须从战略上思考和谋划文化软实力的提升。

第一，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文化软实力的构建需要创新公共文化服务方式和管理体制。只有通过深化改革，改变陈旧的思想观念、做法规定和体制弊端，才能为文化的繁荣开辟广阔空间、提供强大动力支持。坚持“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增强依法行政和服务社会的观念，强化服务意识，简化审批手续，提高工作效率，为促进文化软实力的建设提供服务。

第二，要进一步吸收世界各国优秀的文明成果以及各国人民共同接受的一些基本价值。如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等政治价值，公共服务、终身教育、生活质量、生态文明等社会文化价值，去粗存精，去伪存真，为我所用，促进我国文化软实力的不断提升。

第三，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一直影响着国人的价值取向、行为方式与人生追求。首先应摒除传统文化的消极因素，创造性地吸收、消化传统文化的营养。其次要通过“走出去”战略进一步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输出能力，使我国在经济总量列为世界强国以后，自觉转型为价值和文化意义上的强国。

第四，着力增强硬实力的同时，进一步提升文化软实力，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又好又快发展。一方面，增加商品和服务的文化含量，努力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文化产品和文化品牌。另一方面，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文化产业展现了蓬勃发展的生命力，成为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新的增长点，形成以民族文化为主体、吸收外来有益文化的文化市场格局。

第五，大力开展提升文化软实力的教育工作，促进公民素质的提高。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作为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中之重，要做精雕细刻、潜移默化、入耳入脑、深入人心的工作，并以此带动社会道德规范、法制规范和行为规范建设，促进全党全民族素质的提高。

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我们要掌握民族文化的灵魂和核心要素，立足本国、本民族的文化，保持本国民族特色，才可能借助独特的民族文化使世界认识自己，从而走向世界。如何在对外文化传播和交往中既体现中国文

化的民族特色和精神，又符合世界的视角，成为了中国在传统文化走向世界所面临的必须解决的问题。

三、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1、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提升国家形象的国际亲和力

我国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全方位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特别要重视国内政策和外交政策的统筹协调。一方面，和平的国际环境是国内现代化建设的必要条件；另一方面，和谐的国内社会是对外展示的最好形象。现在，对外文化交流工作和对外宣传工作的最重要任务，是要把科学发展观有关国内的“和谐发展”与国际的“和平发展”的丰富内容，准确有效地传递给外部世界。要让尽可能多的人们理解，中国已经取得和将要取得的发展成果，不仅意味着中国越来越“成为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社会更加充满活力而又安定团结的国家”，而且意味着中国越来越“成为对外更加开放、更加具有亲和力、为人类文明作出更大贡献的国家”。

近几年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出访的时候，身体力行地宣传“和谐世界”理念中蕴涵的中华文化思想，充分展示社会主义中国的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国际形象，恳切表达中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努力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美好心愿，为提升我国的国家形象的亲和力作出了重要贡献。

提升国家形象的国际亲和力不仅涉及国家行为，也涉及公民的个人行为。中国的科学家、艺术家、体育明星都是很有影响力的形象大使。中国游客、留学生、商人、官员等在其他国家的言行举止同样也会被看作是中国人的文明水平的代表。努力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不仅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

设的核心目标，而且是提升国家形象的国际亲和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当务之急。

2、结合传统智慧和现代文明，扩大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努力“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这是增强国际社会对我国的理解、信任和尊重的重要途径。

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的一个基础性工作就是弘扬中华文化。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不仅具有历史文献和文明遗产的价值，也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并以包容性的特征彰显其全球性价值。我们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要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开发利用民族文化丰厚资源，挖掘和保护各民族文化遗产，在国内进行教育传授，去国外参与文明对话。

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必须加快构建传输快捷、覆盖广泛的文化传播体系。在信息社会，文化的传播能力已经成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决定性因素。一个国家文化的影响力，不仅取决于独特魅力的文化内容，也取决于先进的传播手段和强大的传播能力。目前，要做大做强主流媒体，形成与我国国际地位相称的舆论力量，同时高度重视互联网的运用与管理，使之成为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新引擎。

3、推进文化创新和产业升级，提高文化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大力发展文化产业，不断提高我国文化的总体实力和国际竞争力，不仅是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增强国家经济实力的重要任务，也是文化多样化背景下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工作重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是物质生产领域资

源配置的有效手段，而且是精神生产领域资源配置的有效手段。作为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文化产业的成长和发展有助于进一步提高国家的经济实力；作为一种以文化为内容的现代产业，文化产业的拓展和提升则有助于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加强国家形象的国际亲和力和民族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为了完成文化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双重任务、实现提高硬实力和提高软实力的双重目标，文化产业的发展应该充分利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提供的新的政策空间和经济动力创新是文化的灵魂，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是提高文化产业的国际竞争力的关键。文化领域的创新，首要条件是形成一个使尽可能多的人们竞相迸发创新智慧、使各方面创新人才大量涌现的制度环境、文化环境和教育环境。

参考文献：

艺横《文化主权与国家文化软实力》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http://

《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辅导读本

作 者：文件起草组 编著

《 软实力与文化力管理》王超逸 主编 出 版 社：中国经济出版社

第四篇：文化软实力

文化软实力

当今世界，软实力问题已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重点关注，文化软实力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而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我国也将文化软实力作为重大课题提了出来。

在国际政治中，一个国家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获得它想要的结果：其它的国家追随它，欣赏它的价值，模仿它的榜样，热衷于它的繁荣和开放程度。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国际政治中设置吸引其它国家的议程，其重要性不亚于通过军事或经济力量来迫使别人改变。这种让别人想你之所想的力量，我们称之为软实力，这种力量吸引人，而不是压迫人。

“软实力”一词是来源于20世纪90年代的西方词汇，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国际问题专家约瑟夫.奈提出此概念。1990年，他在《外交政策》杂志发表《软实力》一文，首次提出软实力概念，并对其基础地位和作用做了详尽的论述，这标志着一种新的国际政治理论的诞生。同年，他在《政治学季刊》上发表《变化中的世界力量的本质》等系列论文，并出版了专著《美国定能领导世界吗?》，对软实力进行了初步地研究。

软实力这一概念虽然不是由我国提出的，但对软实力的描述确是自古有之，我国古代哲学家老子在《道德经》中曾说过的一段话对于我们理解软实力的作用不无启发。他说：“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无有入无间，吾是以知无为之意。”老子的意思是说：天下最柔软的东西，能战胜天下最坚硬的东西。无形的力量能穿过没有间隙的东西，我因此知道无为的益处。再就是在中国传统战略思维早已认识到了国力构成中非物质力量要素，例如儒家对“仁政”和“王道”的倡导，对“贵和慎重”思想的阐释，把道德伦理上升到治理国家的高度；兵家之集大成者孙子提出“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大战略理论，据此提出“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著名军事论断，从而把战争中的非物质因素提高到大战略的高度，以上表明我们的先人在很久以前就意识到软实力的存在和力量，并且十分重视软实力的作用。

在“软实力”理论中软实力存在两个维度：第一个维度是与以物理资源等为代表的硬实力相对的柔性力量。第二个维度是软实力以国家为载体存在的。前者规定了软实力的内涵，后者使软实力与国家权力相结合而成为软权力。并且软实力是由文化魅力、政治价值观、制度、外交等因素整合完成的，而文化是软实力构成因素整合的纽带，因此，文化软实力不再仅仅是软实力的一个子概念，它也已成为软实力问题研究的核心内容。

文化软实力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文化的影响力、凝聚力、感召力和竞争力。也就是说，文化所蕴含的思想、情感、价值观、精神以及文化的视域、气魄等形成的独特魅力对物质世界产生独特的感召力、吸引力和影响力，它的最大特征就是它非强制性的吸引性，本质就在于人的发展，在于培养且有尽可能丰富的属性和联系的全面发展的人。

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激发全民族创造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这说明，文化软实力已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成为衡量国际竞争力高低的重要指标，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体现。对中国而言，文化软实力就是中华文化和国家意识形态的创新力、凝聚力、传播力和感召力的共同集合体，这涉及到传统思想文化观念的吸引力、亲和力以及文化产品的传播

力、核心价值体系与传统文化关系等方方面面的问题。胡锦涛同志也指出，“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是人类生命繁衍、财富创造的物质文明发展史，更是人类文化积累、文明传承的精神文明发展史。人类社会第一次进步，人类文明每一次升华，无不镌刻着文化前进的烙印。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凝聚力的创造力之中。”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充分表明，没有文化力的积极引领，就没有精神世界的极大富足，就没有文化创造力的充分发挥，就没有文化的向心力与影响力，这样的国家和民族就不可能长期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必将战胜种种困难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重要贡献。

当前，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发展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而我国国民文化意识的缺失便是造成这种局面的重要原因。而实践文化自觉是突破这一瓶颈的内生性动力，就是在文化价值选择和建构过程中，人们的价值取向在理性原则的基础上更好地认识自己文化的过程，更好地处理与外来文化关系的过程，这是一个熏陶和积淀的过程，一个修养提升的过程，更是一个艰苦的过程。只有率先提高文化的自觉意识，才能为进一步提高文化软实力打下坚实的思想认识基础。

近年来，人们欣喜地看到党和国家已将提高文化自觉上升到了国家战略来对待，这标志着我国从思想观念方面对文化软实力的提升有了新的更深的认识。胡锦涛在中央政治局第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我们必须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全局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深刻认识加强文化建设的战略意义，在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的同时，更加自觉地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胡锦涛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上的讲话又指出，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是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的需要，是全面实施党和国家发展战略的需要，我们必须更加自觉地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更好地保障人民群众的文化权益。十七大报告则全面体现了文化自觉在全面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作用，指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然伴随着中华文化繁荣兴盛。”从某种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文化软实力理论体系，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文化自觉的实践总结与升华。

文化软实力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国民的精神状态、意志品格和内在凝聚力，而这一切主要来自于人们对社会核心价值的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精神和生命之魂，在所有社会主义价值目标中处于统摄和支配的地位，为文化软实力的建设把握方向和提供坚实的基础。历史经验表明，任何一个国家要把全社会的意志和力量凝聚起来，都必须有一套与经济基础、政治制度相适应的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鲜明地回答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用什么样的精神旗帜团结带领全体 人民开拓前进、中华民族以什么样的精神风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重大问题。要把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首要任务。要正确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深刻内涵，充分发挥其在凝聚力量、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方面的重大作用，努力把它转化为广大群众的价值取向、愿望何萌：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思考要求和自觉行为，进一步在全社会形成统一的指导思想、共同的理想信念、强大的精神支柱和基本的道德规范，为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由于我国的文化产业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所以在文化产业增长值、文化产业从业人数、文化消费结构等方面还存有广阔的发展空间。要加快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不断提高我国文化总体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中国发展模式正在引发全球性争议和辩论，并毋庸置疑地转化为中国的重要软实力，根据历史经验，中国发展模式将在一定意义上决定中国软实力能否持续

提升并且最终获得普世意义。中国模式显示了我国发展的独特性，但我们应该意识到中国发展模式的内在缺陷也是十分明显的，中国已经为此付出了环境污染、发展不平衡、社会不稳定等严重代价，中国决策者也正在实施应对其负面效应的经济社会战略。中国模式还是一个崭新的发展模式，处于不断创新之中，迄今我们对它的认识才刚刚开始，需要进一步的思考和总结。

所以，清醒地认识中国模式所存在的各种严峻的问题和潜在的风险并对此加以重点研究，优化和完善中国模式，事关中国软实力的未来。

第五篇：浅谈文化软实力

浅谈文化软实力

什么是文化软实力？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最先提出“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既包括由经济、科技、军事实力等表现出来的硬实力，也包括以文化和意识形态吸引力体现出来的软实力，即一个国家在意识形态、文化魅力和道德诉求等方面所表现出来的精神力量。”基于约瑟夫·奈，与美国不同的概念，我国在党的十七大正式从宏观决策层面提出文化软实力，可以简单理解为源于某个地区特有的文化资源所形成的对内发挥凝聚力、创新力，对外产生影响力、吸引力和辐射力的综合能力。

在这个注重经济发展的时代里，或许很多人会质疑文化的力量。或许在星光璀璨的物质生活里，文化似乎并不闪烁：或许它像是深海中的某种物种，你只其存在却不知其力量有何其强大;或许在你认为文化只不过是路边的一朵习以为常的野花，存在只是点缀路边的风景，就算没有也无伤大雅。但是，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性却远远大于我们的想象。十八大中明确地指出，扎实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建设，其中一项重点工作便是发展文化事业，提升文化软实力。也许很多人会质问，为何文化软实力在今天会被赋予如此重要的地位。

当今世界，经济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是不可分开而论的。文化软实力或许不像经济实力那么显著的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也不像科技那么深入人心，但是它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却越来越重要，如今，众所周知未来的斗争主要是文化软实力的竞争。

在中国人过了几千年的“端午节”被韩国人所抢走专利后，中国亦开始重视传统文化的保护，国家开始挽救千千万万临走在消亡边缘的那些璀璨文化。因为历史证明大国崛起的过程，不仅仅只是经济力、军事力不断兴起的过程，更是文化软实力不断成长的过程。而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未来格局由文化软实力的发展决定着。

过去的一百年里，各国为追求物质文化疯狂的发展经济，而如今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市场竞争的表面是经济之争，深层次是文化之争。过去的“文化搭台，经贸唱戏”早已被如今“市场搭台，文化唱戏”所替代，这便体现了文化软实力正在深刻改变人们生活的物质世界。

精神是一个民族的灵魂，而文化便是精神的血脉。邓小平曾说：“无论是白猫还是黑猫，能抓到老鼠的便是好猫。”所以无论是传统文化还是新文化，对于我们的社会主义特色道路上，能指引我们的便是是优良文化，便是我们精神世界里不可缺乏的灵魂。文化软实力在精神上也体现出了独特的重要性。

中国虽然拥有了千年传统文化的底蕴，但在反正文化软实力中也应当结合当今国情更好地发展我们的文化软实力。

现今，我们国家人口众多，民族丰富，经济社会加速转型，人们的思想认识、道德选择、价值取向的独立性、多样性和差异性日益明显，所以我们需要有一种价值观来凝聚人民的思想和行动，使之为国家的和谐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意识形态理论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提高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条件。所以，我们要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努力提高国民综合素质。

而在此基础上，我们要充分发掘中华传统文化的优势，全面认识祖国的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其与时代特征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中华

民族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我们要好好利用这个增强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资源。

解放生文化产力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是不可忽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我们要用法律的手段保障文化发展体系的权威和公正，制定和完善扶持公共文化事业、发展文化产业、鼓励文化创新，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为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因此，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是增强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必经之路。

创造文化固然重要，但是若是缺乏有力的传播手段，那么即使在黑暗的夜空它也无法尽情闪烁出它的光芒。所以增强文化软实力还需要提高文化传播能力。

我相信，文化软实力的地位将越来越重要，而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份子，我们应当从自身做起，以增加我们整个民族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