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村调查研究综述

第一篇：江村调查研究综述

江村调查研究综述

冯月根

江村，是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所起的社会学学名。村的地理名叫“开弦弓村”，地处长江三角洲太湖东南岸。今隶属于江苏省吴江市七都镇。

江村调查研究，始于1936年费孝通的实地调查。七十多年来，海内外学者把江村作为中国农村社区研究对象，从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法学等多学科对江村进行系统地调查研究，从微观领域到宏观层面加以研究探讨，调研中产生了一批有学术价值和社会影响力的研究成果。本文就70多年来海内外学者对江村的调查研究作一简略性综述性地阐述。

一、在江村建立了调查研究机构和教学、实习基地

江村，是一个乡土性的江南农村社区。费孝通《江村经济》的发表以及江村调查研究中运用的理论与方法对中国文化社会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在费孝通教授的支持和鼓励下，国内10多所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在江村建立了江村调查研究和教学、实习基地。如北京大学中国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江村研究所、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江村实习基地、上海大学文学院教学研究基地、江苏省吴江市江村研究中心、上海复旦大学社会学教研基地、浙江林学院城市管理教学实习基地，还有苏州大学、南京师范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人文经济学院等院校。这些高等院校结合教学时序组织师生到江村开展农村社会学教学、研究和实习、实地调查。理论联系实际，使教学与社会实践有机结合，拓宽了师生的社会视野，丰富了教学内容，加深了学生对中国农村社会的感性认识，在社会调查实践中增长学识和才干。尤其是江苏、上海、浙江等附近地区高校的社会学硕士、博士研究生，到江村选课题做研究，从学理上探讨江村的时代变迁。当地的苏州市委宣传部、苏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也在江村建立了苏州市社会科学普及基地。

二、江村调查研究方兴未艾，成果丰硕

江村调查研究是以费孝通教授为代表的学院派为主流，学者们遵从“从实求知，文化自觉”的学术精神，从学术观点研究当代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试图为解决中国农村农民问题提供实践路径。

继1936年夏季费孝通回家乡吴江开弦弓村养病期间，利用人类学实地调查的方法，通过一个多月时间对该村进行了系统性的社会调查研究，后经他整理用英文写成博士论文。1939年以《中国农民的生活》为书名在英国出版并重印多次。该书提出了中国农村工业发展的一种模式，是社区社会经济调查的早期范本，并证明了以文明社区作为调查对象的重要价值，在学术界产生重大影响。他的导师布·马林诺斯基教授在书的“序言”中称：“此书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本书让我们注意的并不是一个小小的微不足道的部落，而是世界上一个最伟大的国家”，他还说“通过熟悉一个小村落和生活，我们犹如在显微镜下看到整个中国的缩影”。江村，从此闻名于世，成为世界认识中国农村的窗口，中外学者研究中国农村的基地。

农村社区是中国社会的一个基本组织单位。费孝通教授注重实地调查与研究，长期坚持做“田野”工作，先后26次访问江村，走村入户，以毕生精力对江村进行追踪调查研究。他调查不止、思考不息、笔耕不辍，对我国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有着深刻的观察与思考，他走出江村就关于农村工业化、小城镇建设和地方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等方面提出了精辟的论述。陆续发表了《重访江村》、《三访江村》、《小城镇大问题》、《小城镇再探索》、《小城镇新开拓》、《九访江村》、《长江三角洲之行》、《江村五十年》、《吴江行》（《费孝通文集》群言出版社1999年）等。他不断汲取新的学说理论，从学术层面上对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村社会全面进步提出了许多开创性的新观点、新思想、新见解。

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以后，我国农村政治、经济、文化和农民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同时，许多社会问题显露，农村社会调查研究也出现空前活跃。自从1981年12月，费孝通教授牵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江苏省社会科学院、上海市社会科学院、复旦大学、南开大学等10个单位19位社会学专家学者，组成“江村”调查组对江村进行首次联合调查以来，诸多中外政界、学界的专家学者深入江村对农村社会问题、农民群体分化及其流动、农村婚姻与家庭、农民生活方式、农村社会结构与功能、农村经济社会变迁等方面的问题展开系统调查研究，通过“解剖麻雀”搜集到大量的第一手素材，全方位解读江村，深度探讨江村社区变迁及其变迁的主因。

农村农民问题，一直是中国社会学研究的重要主题。众多学者们从社会学角度就江村在乡村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对农村社区社会形态及其文化变革进行纵向比较研究。参与江村调查研究中，还有地方政府部门从事农村政策研究的同志和实际工作者，他们紧跟时代步伐，展开深入调查与实证分析。有关江村调查研究的专著和学术论文较多，代表性的著述有费孝通《江村农民生活及其变迁》（敦煌文艺出版社2004年）、沈关宝《一场静悄悄的革命》（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上海大学出版社2007年重版）、刘豪兴《农工之间——江村副业60周年调查》（载潘乃谷、马戎主编〈社区研究与社会发展〉上卷，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李友梅《江村家庭经济的组织与社会环境》（同上）、沈关宝《解放前的江村经济与土地改革》（同上）、惠海鸣《从土改到合作化的江村》（同上）、政协吴江市委编著的《江村——江镇》（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惠海鸣《江村发展及其背景（1957年6月至1965年）》（〈民族通报〉第一辑2004年）、冯月根《海外学者江村访问五十年（1956——2006年）概述》（三农中国2007年季刊）、《费孝通江村调查与乡村建设》（中国乡村发现网2007年）、《费孝通教授江村访问纪事》（中国三农研究网2006年）等、朱建明《开弦弓村：成就人类社会学发展的两次重要之旅》（吴江日报2005年5月11日）、上海大学周园的《中国农村家庭权威结构的变迁——江村的追踪研究》硕士论文。还有王淮冰《江村报告——一个了解中国农村的窗口》（人民出版社2004年）、周拥平《江村经济七十年》（上海大学出版社2006年）、张祖道著《江村纪事》（上海画报出版社2007年）、邱泽奇《费孝通与江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即将出版的由吴江市委宣传部、吴江市社科联、南京师范大学合编的《续江村经济》。

“村民自治”是我国新时期农村基层组织管理体制的创新，是农村基层群众的自治组织，对促进农村社区经济社会发展与政治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薛和博士就江村治理架构、农村权力运作以及村民自治中出现的现实问题和种种矛盾进行了细致研究。出版了《江村自治——社会变迁中的农村基层民主》（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一书，全面阐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草根民主”。

所有这些专著和论文的发表，不仅反映江村调查研究所取得的成就，更为深化我国农村改革以及丰富和发展农村社会学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三、海外学者介入江村研究

费孝通先生《江村经济》的出版，开拓了社会人类学研究当代文明社会的广阔领域，也引起了众多海外学者对中国农村社会的研究兴趣。以葛迪斯教授为代表的海外派学者介入江村的调查研究，自1956年5月中旬费孝通英国伦敦大学的同窗好友，著名人类社会学家葛迪斯教授以第一位海外学者来访江村。五十年多来，有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朝鲜、新西兰、津巴布韦、冰岛、澳大利亚、菲律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学者纷纷踏入江村，访农家、走田头、进工厂、做记录，与村子里的农民谈心拉家常，深刻了解中国农村国情。

来访的学者们，围绕中国农村工业化研究；农村社会结构与变迁；农民家庭研究；农村社区（村落）研究；中国农村小城镇研究；农村基层政权建设；人口老龄化问题；农村宗教

信仰；农村社会环境等展开全面而深入的系统调查。深化认识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农村和农民生活。学者们的实地调查研究亦获得了一批成果，刊载在海外学术刊物或学术会议交流。1956年5月12日——16日。时任悉尼大学人类学系主任的葛迪斯教授，经周恩来总理同意，来江村进行了为期4天的调查访问。在江村，葛迪斯教授了解村子里的基本概况概貌后，重点调查了村里农民家庭结构、社会风俗习惯、生产关系变革；调查了土地制度、农民分配制度；了解蚕桑业和丝织业的发展状况，以及人民民主政权领导下的基层农村选举制度、农民参与政权的组织形式等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层层剖析农村社会结构，解读中国农村社会历史演变进程。

时隔七年的1963年，葛迪斯教授才把江村调查的翔实资料进行整理，出版成书，书名为《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农民生活》，该书的出版在国际学界再次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事实上，葛迪斯教授是继费孝通《江村经济》出版后，对中国农村乡土社会变迁的追踪性观察研究。他在书中写道：“今天开弦弓的人民，看来确实比20年前，在物质上要富裕得多，而且他们有了更大的安全感。这种情景在中国重复数千次，就构成共产党人的最大力量及其最大成就。他们给农村带来了救济和援助。”，在书的结语中，葛迪斯教授提出了一个问题“在帝国制度下，官僚统治集团对县一级直接控制。1911年以后又提出了一批新的，在多数情况下更加腐败、更加不可靠的官僚。今天中央政府仍然对县一级进行直接监督，并且也更多地掌握村庄本身。但农民更多地参加到政治组织和管理干部的队伍中去，尽管这些组织有一些错误，但确是为改善农民福利而贡献力量的，因此不易腐化”。还说到“要认清未来是困难的。这次研究的价值只有在20年后，再作进一步调查时才能充分体现出来。”葛迪斯教授在江村调查时，还用相机拍摄了诸多反映江村风貌和村民生活的照片，以活生生的真实图景向西方国家展示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伟大成就。

小城镇大问题是费孝通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著名观点，得到政界、学界的普遍认同，也成为中外学者研究热点。日本日中小城镇研究会的上智大学鹤见和子教授、成蹊大学宇野重昭教授、安原茂教授曾三次踏进江村进行系统调研。还有参与调研的东京女子大学教授山本英治、静冈县立大学教授毛里和子，他们倾注了很大的精力在江村搞实地调查，探讨中国农村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发展之路。

日本学者的研究“对中国正在开展的小城镇建设，就其在中国经济中的作用，对于地区社会的影响，企业的任务，劳动力转移的成效，对地区农业的影响，家庭结构的变化，以及从行政制度看它所处的地位，与社会主义有关各个领域，进行多方面的分析。”

日本学者在江村调查期间还与中国学者进行了学术性交流和研讨。撰写了多篇调研报告，如宇野重昭教授《围绕小城镇建设的中央决策与地方自治》、鹤见和子教授《小城镇工业化中家庭结构的变化》、安原茂教授《现代化过程中的农村变化》、毛里和子教授《江苏省农村劳动力的转移》等著述。还有日本北海道大学朴红、坂下明彦、市来正光的研究成果《中国苏南地区农业生产体制和土地问题的变化——江村的追踪调查》及《中国苏南地区农村工业化和就业结构——江村的追踪调查》（北海道大学<农经论丛>第62集2006年）、常向群的博士论文《礼尚往来——江村社会支助网、交互性和创造性研究》（2004年）等等。朝鲜桑树栽培和养蚕技术考察团、日本京都工艺纤维大学、日本京都大学、日本神户大学、东京农业大学以及日本大阪府市役所的专家学者在江村的调查访问则偏重于桑蚕种养和蚕茧烘缫技术，诸如桑园高密度优质丰产栽培，簇山管理技术，织缫技术改良，并将江村成功的种养技术移植本国进行推广应用。同时，对太湖流域农业生产技术、农田水利、农村经济、农业史也进行深入地调查研究，其著述主要有农艺栽培与饲养技术、加工工艺流程等方面，也有深刻的经济学分析与评判。

来访江村的学者以日、美、英为多。英国伦敦市立大学的王斯福教授，津巴布韦大学的恰特教授，日本北海道大学坂下明颜教授、朴红博士，英国伦敦经济政治学院常向群博士

等多次来到江村，就农村社会状况，历史地域文化，区域经济发展，村民自治等方面展开调研。众多学者，在江村搜集了丰富的实证资料，就处在一个大变革时代的中国农村社会进行深度分析研究。同时，促进了中国农村社会学国际学术交流，扩大了学术影响。

从海外学者在江村的实地调查研究，使我们看到了他们对中国的研究热情，看到了他们对中国农村社会的关注和重视程度，更值得我们学习的是海外学者们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学术风格。

中外学者以多视觉、全景式地对江村进行考察研究。七十多年已经过去，江村作为中国农村的一个样本，作为世界认识中国的窗口。中外学者们透过江村的“田野”调查，基本把握中国农村社会的整体轮廓，揭示了中国农村社会整体系统的本质特征和发展变迁规律。通过调查与研究，同时也发现了中国农村一些社会问题和现象。尽管江村是个个案村庄，是个微观社区，但他向世界昭示了中国农村的发展变迁史。

参考文献：

1、葛迪斯，1986，《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农民生活》，载费孝通，《江村经济》，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费孝通，1986，《江村经济》，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3、吴江市档案馆馆藏档案，《国际友人访问吴江县开弦弓村的的活动情况》。

4、冯月根，2006，《费孝通教授江村调查访问纪事》，中国三农问题研究中心网。

5、七都镇开弦弓村档案室资料。

第二篇：《江村经济》读书笔记

淮阴师范学院蔡旭东历史文化旅游学院

《江村经济》读书笔记

由于是被调剂过来的原因，对这个专业不感兴趣，所以一直都没有生出要看关于这个专业的著作的念头。当老师说要找一本书看，然后写读后感的时候，还在心中偷偷埋怨过老师。但是，再如何不想，作业总也是要交的，所以便带着某种复杂的心情去把书给借了回来。然而，一个星期过去了，一个月过去了，书仍是借回来时干净整洁的样子，一页都没翻看过。奈何，上个星期被告知这一周要交论文，这才猛然想起这本书的存在，终于把尘封在角落的书找了出来。

说真的，对我这个看惯小说的人来说，费孝通教授的这本《江村经济》确实是太过乏味了点，但是，想到要交作业，把它合上的手便就硬生生的停住了，深呼吸呼口气，仍是耐着性子把它看下去。

费孝通教授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但同时他也受到西方教育的熏陶，所有，在这本书中我看到的不是一名偏激爱国者对自家文化的，也不是一名崇尚西化的海归对自家传统的诋毁。费孝通教授站在了中立的位置上，以一名旁观者的目光，加上一颗热爱祖国的心，通过使用实地调查法，为我们讲诉了三十年代中国东部，太湖东南岸开弦弓村农民的消费、生产、分配和交易等体系。对于近代中国，乃至现代中国的农村改革建设都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正如序中马林诺夫斯基所说：此书虽以中国人传统的生活为背景，然而它并不满足于复术静止的过去。

《江村经济》旨在说明这一经济体系与特定地理环境的关系，以及与这个社区的社会结构的关系。那时候的中国正处于动荡时期，随着西方文化的入侵，同中国当时大多数的农村一样，开弦弓村也正经历着巨大的变迁。

开篇的第一章，费孝通教授就为我们详细的介绍了调查区域的界定、调查区域的地理状况、村里的经济背景、村里的一些基本情况，以及他选择这个地方的原因。费孝通教授给我们列出了开弦弓村几个值得注意和研究的地方——

（1）开弦弓村是中国国内蚕丝业的重要中心之一。

在文中的第一章第七节是即提到：在结婚之后的第一个春天，新的儿媳妇必须经过这样的一种考试。新娘的母亲送给她一张特殊挑选出来的好蚕种。她完全靠自己的能力来养好这批蚕。如果她养得好，显示了她的技能，就能赢得她婆婆的好感。这被认为是女孩子一生中的重要时刻，据此可以确定她在丈夫家的地位。蚕丝在这里代表的已经不仅仅是一种谋生的工具，更多的是一种技能，代表着一名女孩子的最高的能力水平。也就是这种对蚕丝的高度重视，使得这个在古代属于家庭手工业一种的蚕丝业渐渐往工业化生产转变。

但是，一切的变革都是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所以费孝通教授在书中提到：目前所作的分析将把影响情况的各种不同力量考虑进去。力量可分成两类：促使变化的外界力量和承受变化的传统力量，这两种力量的相互作用导致了情况的变化。并用一个图表把这个变迁的过程清晰的表现了出来，然后用一章的内容把这项农民已经从事了几千年的家庭蚕丝业如何引进新变革的过程详细的描绘了出来。

（2）开弦弓一带，由于自然资源极佳，农业发展到很高水平。

古代的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那么农业便毫无疑问的成为了几乎所有中国农村的第一收入来源。开弦弓村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农户主要从来农业。一年中有八个月用来各地。所以，要想研究开弦弓村的生产，农业无疑是首选。第一章提到过的地理状况中指出，开弦弓村坐落在太湖东南岸，位于长江中下游，其地理区域属于长江三角洲。长江平原一年四季，大部分的气候条件都有利于农业生产，生长季节可长达约300天。而且该地区位于长江和大运河这两条小路干线的交叉点上，交通非常便利，利于产生的输出。

一般来说，开弦弓的分工非常明显。干农活的主要是男成年人，孩子只是偶尔到田里去，1

淮阴师范学院蔡旭东历史文化旅游学院

女人完全不参加农业劳动，她们忙于缫丝。但是，并不是所有耕种田地的人便是农田的所有者。开弦弓村的农田称为“圩”，圩的大小并不相等，是取决于河流的分布。所有的农田都划分归各家耕种。但是，根据对田地使用权和对田地拥有权可以分为地主、完全所有者和佃户。地主是占有田底而不占有田面的，所以他不能直接使用土地进行耕种。而完全所有者则两都都占有，佃户则只占有田面，所以无论是完全所有者还是佃户都可以自行耕种土地。

（3）这个地区广泛使用水上交通，有着网状分布的水路，因而城乡之间有着特殊的关系，这与华北的情况截然不同。

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开弦弓村位于长江和大运河这两条水路的交叉点上。这两条水路把这个地区与中国西部和北部的广大疆土联结起来。而作为沿海地区，自从通过远洋运输发展国际贸易以来，它的重要性与日未婚夫。加上该地区的港口上海已经成为了远东的最大城市，铁路发达，两条重要的干线，把它同临近发达的城市联结起来。所有城与乡之间的交流比其他地方要来得密切许多，这也促进了开弦弓村变革的发展。

不可否认，《江村经济》一开始在我眼中是乏味的，但是随着我继续看下去，我却发现其实用乏味这个词来形容它确实是一种侮辱。它或许是朴素的，但是是绝不乏味，它的每一行字，每一个数据中都代表着一种情感，那是我这种初入行的人所无法感受的。而我所说的这种朴素并不是字面意义上的朴素，而是指一种精神，费孝通教授那种为学术勇于牺牲的精神和钻研精神。

当然，《江村经济》中的内容要比我所写出来的要丰富得多，我一名小小的大学生想要完全参透他里面的东西，是难而又难的。但是，也正如马林诺夫所说：我敢于预言《江村经济》一书将被认为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此书有一些杰出的优点，每一点都标志着一个新的发展。所以，我们也应该用一种发展的眼光去看待这本巨著，我相信随着年龄的增大和见识的增长，我如果再重新回头翻开这本书，一定会是另一番的感悟和收获。

第三篇：江村经济读后感

江村经济读后感

《江村经济》一书是在班主任王老师的推荐下购买并阅读的，本书在前言中就写到这是一本描述中国农民的消费、生产、分配和交易等体系的专著，是根据对中国东部，太湖东南岸开弦弓村的实地考察写成的。兴许自己是土生土长的农村人的缘故吧，本书所写到的很多观念、习俗或习惯与我生活的农村有很多共同之处，这引起了我的共鸣，也勾起了很多我儿时的回忆。

书中在介绍中国农民的传统生活、经济、社交等形态的时候，也指出中国了农村的发展出路。我想，把这本书的理论应用到我的家乡进行实践是再合适不过了，虽然现在的时代已变，但其亟待解决的问题还是大同小异的。

本书在给出前言和调查区域后，马上就介绍家。这也表明了作者在调查过程中得出的结论，开弦弓村农民对家十分的重视。中国自古就是个重家庭的民族，更是注重传宗接代的群体。在农村，香火的兴旺更是被认为是家的兴旺，祖宗的保佑。作者提到，配偶由父母选就，婚礼由父母安排并且重男轻女思想极其严重。我看到这儿的时候，不由得一下子想起了我的妈妈，她就是这种典型封建思想下的牺牲品。

我妈妈16岁那年，在外公告诉她和她姐妹们那是别人家送来的喜糖的情况下，和她的姐妹们吃了这包喜糖，吃完之后，外公才缓缓说，这是我奶奶家送来的聘礼糖，这也意味着吃了聘礼糖就必须接受这桩婚姻。不管我妈妈如何反抗，势单力薄的她还是斗不过父母，被迫嫁给我爸爸，爸妈之间可谓完全没有爱情可言，他们直到结婚那天，才互知对方是何面容。

婚后，妈妈有两个孩子，一个是我姐姐，另一个是我。我妈妈也因为没有生儿子，受尽了我奶奶的欺负。而我的名字也是因为我们奶奶没有孙子，所以我奶奶特地给我起了个男孩儿名字，说是没有孙子但至少要在户口上挂个男孩名，男尊女卑的地位，在我奶奶那儿体现得淋漓精致。

像我妈妈这样的情况在我们那儿并不少见，还好，时代在发展，思想在进步，深受封建思想毒害的妈妈是不会再让自己的儿女重蹈覆辙的，所以在我姐姐的婚姻里，我妈妈并没有做太多的干涉更谈不上像我外公那样包办婚姻，我妈妈只是给姐姐做了一些参考，虽然姐姐将嫁到对于我妈妈来说比较远的地方，但她还是放手让她去追求属于她的幸福。

其实不止太湖东南岸这个开弦弓村和我的家乡是这样的思想状况，在那个年代，几乎整个中国农村都是如此。女孩没有选择婚姻的权利，妇女的地位低下，不能生育的妇女不仅会受到男方的嫌弃，更会成为村里人饭后闲谈的重点讨论对象。我们应该庆幸，庆幸我们现在能生活在这么一个和谐、稳定、自由、幸福的年代，也正因为，我们要更加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幸福，最最重要的，我们还要孝敬我们的家人。

关于礼仪开支，作者说，礼仪开支与人一生中的重大事件有三，一是出生，二是结婚，三是死亡。这种开支对于农村来说几乎是每个家庭必须的开支，并且，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在农村，即使家里一贫如洗，也会借债办好这些事情。特别是贫穷家里有人去世，认为生前没能让逝者过上好日子，亏待了他/她，那么人生的最后一程，一定得让他/她走得风风光光，也好逝者到了阴间以后能保佑自己的家族兴旺发达。

我记得我小时候爷爷去世的时候就是这样，家里因为我生病，已经债台高筑了，可爸爸还依旧四处筹了好两三千块钱（在九几年来说，这是个很大的数目）而这一切只是为了给爷爷一个盛大的葬礼，后来长大后问爸爸为什么这样做，爸爸说，爷爷生前过得不好，人生的最后一场大事不能亏待了爷爷，并且希望爷爷能记住家人对他的好，然后保佑家人。

当然这是一种迷信的说法，或者可以说是一种心理安慰。因为贫苦的日子一直在继续，暗无天日，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所以款待逝者，寄希望于他们，认为他们死后会化身为灵魂，从而具有超人类的力量，并且他们能够赋予家人拥有特殊的能力去改变家族的命运。这些做法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农民生活困苦的现状，表达了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以及对灵魂的无条件的信仰。

本节中，作者有一个观点我也很赞同，他说结婚时的宴会为亲戚们提供了一个相聚的机会对新建立的亲属纽带予以承认，对旧的关系加以巩固。我觉得不光是结婚时的宴会具有这种功能，任何红白喜事都有这种作用，因为亲戚家或是自己家的红白喜事，大部分亲戚都会相聚于一个地方，那么相互的交流就会增多，从而就会认识新的人，产生新的社会关系，同时旧的关系也会因为交流的增进使彼此的感情更加深厚。

农业方面，我国的农作物多样，但对于水利条件优越的南方来说，种植水稻是农民的第一选择，也是最优选择。地处太湖东南岸的开弦弓村就更加不用说了，作者提到，这个村子的主要农作物是水稻、油菜籽和小麦。水稻与油菜籽和小麦轮作，这些农作物大多供于家庭，仅当丰收之年，农作物丰收，农民们会选择将剩余的粮食或油菜籽运到集镇上进行贸易。

每次看书或看电视看到有讲农业的时候，我都会想起我的家人，以及自己儿童与家人一起在田间劳作。我家乡与开弦弓村的水稻时间略有差别，开弦弓村是六月播种，十二月初收割才结束，而我家乡大约是农历的三四月播种，九月收割，造成这一时间差异应该是地理因素引起的。我们村的人，100%的种植水稻，每年开学不久，家里就开始农忙起来，为了好玩，或是为了做家长心目中的好孩子，主动要求在周末或每天放学后加入大人的行列，挽起裤腿，手抓一大把水稻秧苗，学着大人的样子插起秧来，有时候还会很调皮的跟大人比赛，看谁插秧快，结果每次都输却依旧不甘心。

小孩子们永远都会觉得田间劳作很好玩，而且小时候怎么都不明白为什么家人劳作回来后吃完晚饭做完家务倒床就能睡着，并且马上鼾声如雷。只是直到自己高二结束那个暑假参加体育训练时才明白，太累了，他们是因为太累了，也深切体会累到他们那种极致的感觉，倒床就睡，一点儿也不夸张。农民伯伯很辛苦，这不是一般人可以体会得到的，很多城市人都羡慕农民的生活，说农村人淳朴，农民生活简单，农村空气佳，可当这些人真正去体验了农民的生活，他们便不会有这种相当农民的欲望。

课堂里我们学过，要尊敬农民伯伯，要平等对待每一位农民工，可现实社会里，歧视农民、欺负农民工、拖欠民工工资的事件时常发生，每次看到这样的事情，除了痛心还是痛心。

现代社会，中国农民的出路在哪？中国农村的出路在哪？ 中国农民的出路，中国农村的出路，可以从这本书得出部分启示。费孝通先生通过对一个极具代表性的开弦弓村进行几次实地调查，可以得出该村发展受阻的几个原因，首先是江村传统观念思想浓厚，封建思想占据了农民思想的主导地位。接着是江村信贷体系不完善，金融市场太不稳定，以至于江村的合作社被迫关门等。最后是人才的缺乏，使很多有效资源得不到合理利用，最后导致浪费。

这些都是开弦弓村发展受阻的原因，但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国广大农村的问题。从中国的国情来看，个人认为，要解决上述问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完善法律制度，深入农村宣传法律知识，打破传统观念，让农民能真正的做到守法、懂法、用法。

二、继续坚持计划生育制度，宣扬男女平等。

三、政府要实现宏观调控，同时建立服务型政府，完善信贷体系，稳定金融市场。

四、实现“三下乡”政策，即科技、文化、知识下乡。

五、发展乡镇企业，引进外资，促进经济发展。

如果政府能真正做好以上几条建议，中国的农村应该会有很大发展，不过，这只是理想状态下的解决措施，理想与现实，是有很大差距的，真正应用于实践的时候是会有更多的新问题的。中国农村的出路我国已经探讨这么多年，但仍然未见很大的改观。努力学习，增长更多知识，再来尽自己所能解决这些问题，这就是身为学生的我们应该做的。

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读完此书不仅是了解了更多的中国农民的消费、生产、分配和交易等分配状况，更是使我忆起太多的儿时的回忆，读罢此书，我最想说的是，感谢费孝通先生的辛勤实践调查，让我们能有这个机会这么系统、这么细致的了解中国农村，同时我也坚信，你有付出，才配拥有回报。

最后祝愿费先生和他妻子都能在地下安息！

第四篇：《江村经济》读书笔记

《江村经济》读书笔记

婚事从简？

改革开放初期，随着农村经济的飞速发展，大操大办一度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相声演员们还专门拍过一部电影来讽刺这种风气。我一直以为这是中国农村的传统陋习，现在看来，问题并非这样简单。

费孝通观察到，在协商婚事时，女方会提出极高的彩礼要求，而男方则讨价还价，最后谈妥的彩礼一般在200-400元（54页）。作为比较，估计四口之家一年的货币支出总计263元（125页），可见彩礼之沉重。我以前想当然地以为所谓彩礼就是卖女儿，然而事实上，女方家庭不仅不留下彩礼，还要再贴上一份财物（一般应高于彩礼）。女方家庭将两份财物以嫁妆的形式送还给男方家庭（传统上，妻子为夫家的家庭成员）。来自双方家庭的这两份财物就成为新组建的小家庭最初的物质基础。如果彩礼、嫁妆从简（经济萧条时就会发生这种情况），小家庭经济拮据难以自立，此后还得继续伸手向父母要钱（121页）。

收彩礼卖女儿也许并不是坏事。由于不仅不能留下彩礼，反而还要贴出去一份嫁妆，溺杀女婴的现象相当严重（55页）。

婚礼开支也在200-400元（55页）。费孝通估计四口之家年均礼仪开支为60元（包括礼品），占总货币支出的近1/4。在我看来，这是很可以节省一些的。从另一方面看，“礼仪开支不全然是浪费和奢侈的。这些开支在社会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例如，如果婚事从简，将使“亲属纽带变得松散。从长远看，就可能封闭了一些经济援助的渠道”（121页）。换言之，在传统中国的人情社会，礼仪开支是必不可少的交易成本。

这样看来，改革开放初期回潮的大操大办并非是暴发户心态、攀比心态作祟，而是顺应了“人民公社”向传统的人情社会的回归，隐含着确实的社会意义与经济意义。至于现代都市婚事从简，则是因为个人独立，人情淡漠——你对我没用了，请你作甚。

第五篇：江村经济读后感

江村经济读后感

《江村经济》一书是在班主任王老师的推荐下购买并阅读的，本书在前言中就写到这是一本描述中国农民的消费、生产、分配和交易等体系的专著，是根据对中国东部，太湖东南岸开弦弓村的实地考察写成的。兴许自己是土生土长的农村人的缘故吧，本书所写到的很多观念、习俗或习惯与我生活的农村有很多共同之处，这引起了我的共鸣，也勾起了很多我儿时的回忆。

书中在介绍中国农民的传统生活、经济、社交等形态的时候，也指出中国了农村的发展出路。我想，把这本书的理论应用到我的家乡进行实践是再合适不过了，虽然现在的时代已变，但其亟待解决的问题还是大同小异的。

本书在给出前言和调查区域后，马上就介绍家。这也表明了作者在调查过程中得出的结论，开弦弓村农民对家十分的重视。中国自古就是个重家庭的民族，更是注重传宗接代的群体。在农村，香火的兴旺更是被认为是家的兴旺，祖宗的保佑。作者提到，配偶由父母选就，婚礼由父母安排并且重男轻女思想极其严重。我看到这儿的时候，不由得一下子想起了我的妈妈，她就是这种典型封建思想下的牺牲品。

我妈妈16岁那年，在外公告诉她和她姐妹们那是别人家送来的喜糖的情况下，和她的姐妹们吃了这包喜糖，吃完之后，外公才缓缓说，这是我奶奶家送来的聘礼糖，这也意味着吃了聘礼糖就必须接受这桩婚姻。不管我妈妈如何反抗，势单力薄的她还是斗不过父母，被迫嫁给我爸爸，爸妈之间可谓完全没有爱情可言，他们直到结婚那天，才互知对方是何面容。

婚后，妈妈有两个孩子，一个是我姐姐，另一个是我。我妈妈也因为没有生儿子，受尽了我奶奶的欺负。而我的名字也是因为我们奶奶没有孙子，所以我奶奶特地给我起了个男孩儿名字，说是没有孙子但至少要在户口上挂个男孩名，男尊女卑的地位，在我奶奶那儿体现得淋漓精致。

像我妈妈这样的情况在我们那儿并不少见，还好，时代在发展，思想在进步，深受封建思想毒害的妈妈是不会再让自己的儿女重蹈覆辙的，所以在我姐姐的婚姻里，我妈妈并没有做太多的干涉更谈不上像我外公那样包办婚姻，我妈妈只是给姐姐做了一些参考，虽然姐姐将嫁到对于我妈妈来说比较远的地方，但她还是放手让她去追求属于她的幸福。

其实不止太湖东南岸这个开弦弓村和我的家乡是这样的思想状况，在那个年代，几乎整个中国农村都是如此。女孩没有选择婚姻的权利，妇女的地位低下，不能生育的妇女不仅会受到男方的嫌弃，更会成为村里人饭后闲谈的重点讨论对象。我们应该庆幸，庆幸我们现在能生活在这么一个和谐、稳定、自由、幸福的年代，也正因为，我们要更加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幸福，最最重要的，我们还要孝敬我们的家人。

关于礼仪开支，作者说，礼仪开支与人一生中的重大事件有三，一是出生，二是结婚，三是死亡。这种开支对于农村来说几乎是每个家庭必须的开支，并且，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在农村，即使家里一贫如洗，也会借债办好这些事情。特别是贫穷家里有人去世，认为生前没能让逝者过上好日子，亏待了他/她，那么人生的最后一程，一定得让他/她走得风风光光，也好逝者到了阴间以后能保佑自己的家族兴旺发达。

我记得我小时候爷爷去世的时候就是这样，家里因为我生病，已经债台高筑了，可爸爸还依旧四处筹了好两三千块钱（在九几年来说，这是个很大的数目）而这一切只是为了给爷爷一个盛大的葬礼，后来长大后问爸爸为什么这样做，爸爸说，爷爷生前过得不好，人生的最后一场大事不能亏待了爷爷，并且希望爷爷能记住家人对他的好，然后保佑家人。

当然这是一种迷信的说法，或者可以说是一种心理安慰。因为贫苦的日子一直在继续，暗无天日，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所以款待逝者，寄希望于他们，认为他们死后会化身为灵魂，从而具有超人类的力量，并且他们能够赋予家

人拥有特殊的能力去改变家族的命运。这些做法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农民生活困苦的现状，表达了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以及对灵魂的无条件的信仰。

本节中，作者有一个观点我也很赞同，他说结婚时的宴会为亲戚们提供了一个相聚的机会对新建立的亲属纽带予以承认，对旧的关系加以巩固。我觉得不光是结婚时的宴会具有这种功能，任何红白喜事都有这种作用，因为亲戚家或是自己家的红白喜事，大部分亲戚都会相聚于一个地方，那么相互的交流就会增多，从而就会认识新的人，产生新的社会关系，同时旧的关系也会因为交流的增进使彼此的感情更加深厚。

农业方面，我国的农作物多样，但对于水利条件优越的南方来说，种植水稻是农民的第一选择，也是最优选择。地处太湖东南岸的开弦弓村就更加不用说了，作者提到，这个村子的主要农作物是水稻、油菜籽和小麦。水稻与油菜籽和小麦轮作，这些农作物大多供于家庭，仅当丰收之年，农作物丰收，农民们会选择将剩余的粮食或油菜籽运到集镇上进行贸易。

每次看书或看电视看到有讲农业的时候，我都会想起我的家人，以及自己儿童与家人一起在田间劳作。我家乡与开弦弓村的水稻时间略有差别，开弦弓村是六月播种，十二月初收割才结束，而我家乡大约是农历的三四月播种，九月收割，造成这一时间差异应该是地理因素引起的。我们村的人，100%的种植水稻，每年开学不久，家里就开始农忙起来，为了好玩，或是为了做家长心目中的好孩子，主动要求在周末或每天放学后加入大人的行列，挽起裤腿，手抓一大把水稻秧苗，学着大人的样子插起秧来，有时候还会很调皮的跟大人比赛，看谁插秧快，结果每次都输却依旧不甘心。

小孩子们永远都会觉得田间劳作很好玩，而且小时候怎么都不明白为什么家人劳作回来后吃完晚饭做完家务倒床就能睡着，并且马上鼾声如雷。只是直到自己高二结束那个暑假参加体育训练时才明白，太累了，他们是因为太累了，也深

切体会累到他们那种极致的感觉，倒床就睡，一点儿也不夸张。农民伯伯很辛苦，这不是一般人可以体会得到的，很多城市人都羡慕农民的生活，说农村人淳朴，农民生活简单，农村空气佳，可当这些人真正去体验了农民的生活，他们便不会有这种相当农民的欲望。

课堂里我们学过，要尊敬农民伯伯，要平等对待每一位农民工，可现实社会里，歧视农民、欺负农民工、拖欠民工工资的事件时常发生，每次看到这样的事情，除了痛心还是痛心。

现代社会，中国农民的出路在哪？中国农村的出路在哪？

中国农民的出路，中国农村的出路，可以从这本书得出部分启示。

费孝通先生通过对一个极具代表性的开弦弓村进行几次实地调查，可以得出该村发展受阻的几个原因，首先是江村传统观念思想浓厚，封建思想占据了农民思想的主导地位。接着是江村信贷体系不完善，金融市场太不稳定，以至于江村的合作社被迫关门等。最后是人才的缺乏，使很多有效资源得不到合理利用，最后导致浪费。

这些都是开弦弓村发展受阻的原因，但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国广大农村的问题。从中国的国情来看，个人认为，要解决上述问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完善法律制度，深入农村宣传法律知识，打破传统观念，让农民能真正的做到守法、懂法、用法。

二、继续坚持计划生育制度，宣扬男女平等。

三、政府要实现宏观调控，同时建立服务型政府，完善信贷体系，稳定金融市场。

四、实现“三下乡”政策，即科技、文化、知识下乡。

五、发展乡镇企业，引进外资，促进经济发展。

如果政府能真正做好以上几条建议，中国的农村应该会有很大发展，不过，这只是理想状态下的解决措施，理想与现实，是有很大差距的，真正应用于实践的时候是会有更多的新问题的。中国农村的出路我国已经探讨这么多年，但仍然

未见很大的改观。努力学习，增长更多知识，再来尽自己所能解决这些问题，这就是身为学生的我们应该做的。

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读完此书不仅是了解了更多的中国农民的消费、生产、分配和交易等分配状况，更是使我忆起太多的儿时的回忆，读罢此书，我最想说的是，感谢费孝通先生的辛勤实践调查，让我们能有这个机会这么系统、这么细致的了解中国农村，同时我也坚信，你有付出，才配拥有回报。

最后祝愿费先生和他妻子都能在地下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