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工作打算

第一篇：公安工作打算

2011年，区公安局将继续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全面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和上级公安机关的指示精神，以建设“长安通州”为总目标，以“世博会”安保活动为主线，以深化“三项建设”为抓手，继续保持对各类违法犯罪活动的严打高压态势，进一步增强突发事件和群体性事件的应急处置能力，提升全体民警的执法水平和服务能力，为我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更加和谐稳定的治安环境，公安工作打算。具体确定了“1234”工作目标，即“一个中心，两个重点，三项建设，四个突破”。“一个中心”，即围绕“世博会”安保任务这个中心，充分发挥“护城河”作用，防止不稳定因素流入上海，为“世博会”的顺利召开营造安全稳定的外围环境；“两个重点”，即紧扣打击和防范两个重点，继续保持“严打、严防、严管、严控”的工作态势，全力巩固“长安通州”创建成果；“三项建设”，即全面加强公安部提出的信息化建设、执法规范化建设、和谐警民关系建设，继续深化“三基工程”，进一步夯实公安基层基础工作；“四个突破”，即在打击刑事犯罪、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应对各类突发事件、和队伍规范化管理四个方面实现新突破，推动通州公安工作又好又快发展。

一是以“世博会”维稳安保为中心，营造持续稳定的治安环境。充分发挥上海“护城河”作用，严密水路、陆路的治安查控，强化本地政治和治安维稳工作。要立足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网上、网下两个战场，坚持“枪杆子”、“笔杆子”两手抓、两手硬。借鉴奥运保卫工作经验，总结完善长效机制，提高各项工作能力。及时发现各类不稳定因素和突发事件苗头，切实把问题解决在基层、解决在内部、解决在萌芽状态。进一步加强信访“绿色通道”和“公调对接”工作，及是化解各类矛盾纠纷，营造和谐良好的警民关系。以社会治安持续平稳为目标，以方面性、区域性治安问题整治为重点，进一步提高公安机关驾驭和控制治安局势的能力和水平，范文《公安工作打算》。积极应对撤市设区治安格局重组的深刻变化，整合现有人防、技防、物防等治安防控资源，进一步加强“大防控”体系建设。

二是以“三项建设”为主导，继续深化基层基础工作。加强公安信息化建设。加强机制建设，促进信息互通共享，实现警务信息的应用从单向的、粗略化运行模式向双向的、精细化模式转变，打赢新形势下信息战、科技战。加强犯罪规律特点的分析研判，积极探索防范打击多发性犯罪的有效办法，不断增强人民群众安全感、满意度。加强执法规范化建设。教育和引导民警坚持理性、平和、规范、文明执法，提高执法公信力。认真把好执法程序规范关，强制推行案件网上流转，加大对失职渎职、徇私枉法、滥用权力、刑讯逼供等行为的追究力度，对治安问题突出、人民群众满意率低、执法出现重大问题的单位，坚决实行执法质量“一票否决”。加强和谐警民关系建设。继续深入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以此作为推动公安主业和队伍建设上新台阶的动力和检验标准，完善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体制机制；积极响应群众的新期盼、新要求，在便民、利民、惠民上研究出台更多更好的服务举措，努力构建警民互信、专群互动的新型警方公共关系。

三是以提升品牌效应为载体，继续抓好抓强队伍建设。坚持“政治建警、文化育警、以警为本、以德治警”方针，以培育警察核心价值观为目标，以提升品牌效应为载体，培育队伍建设新亮点。要加大教育管理、考核考察、交流调整、监督制约等各项工作的力度，创造有利于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环境。尊重民警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营造良好的工作氛围，引导民警立足岗位，建功立业。从队伍管理的基础环节和基本要求抓起，规范民警行为举止，强化监督管理和责任追究，切实增强民警的自我约束、自我规范和行为养成，实现队伍建设、教育训练、执法执勤、内务管理、监督制约等各个方面的标准化、规范化和法制化。全面推行警务公开、警民联系、“述职述廉”活动，健全定期联系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开门评警制度，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人大法律监督、政协民主监督、新闻舆论监督，进一步增强公安工作透明度，树立良好的警纪警风，赢得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的理解和支持。

第二篇：公安工作打算

2011年，区公安局将继续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全面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和上级公安机关的指示精神，以建设“长安通州”为总目标，以“世博会”安保活动为主线，以深化“三项建设”为抓手，继续保持对各类违法犯罪活动的严打高压态势，进一步增强突发事件和群体性事件的应急处置能力，提升全体民警的执法水平和服务能力，为我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更加和谐稳定的治安环境。具体确定了“1234”工作目标，即“一个中心，两个重点，三项建设，四个突破”。“一个中心”，即围绕“世博会”安保任务这个中心，充分发挥“护城河”作用，防止不稳定因素流入上海，为“世博会”的顺利召开营造安全稳定的外围环境；“两个重点”，即紧扣打击和防范两个重点，继续保持“严打、严防、严管、严控”的工作态势，全力巩固“长安通州”创建成果；“三项建设”，即全面加强公安部提出的信息化建设、执法规范化建设、和谐警民关系建设，继续深化“三基工程”，进一步夯实公安基层基础工作；“四个突破”，即在打击刑事犯罪、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应对各类突发事件、和队伍规范化管理四个方面实现新突破，推动通州公安工作又好又快发展。

一是以“世博会”维稳安保为中心，营造持续稳定的治安环境。充分发挥上海“护城河”作用，严密水路、陆路的治安查控，强化本地政治和治安维稳工作。要立足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网上、网下两个战场，坚持“枪杆子”、“笔杆子”两手抓、两手硬。借鉴奥运保卫工作经验，总结完善长效机制，提高各项工作能力。及时发现各类不稳定因素和突发事件苗头，切实把问题解决在基层、解决在内部、解决在萌芽状态。进一步加强信访“绿色通道”和“公调对接”工作，及是化解各类矛盾纠纷，营造和谐良好的警民关系。以社会治安持续平稳为目标，以方面性、区域性治安问题整治为重点，进一步提高公安机关驾驭和控制治安局势的能力和水平。积极应对撤市设区治安格局重组的深刻变化，整合现有人防、技防、物防等治安防控资源，进一步加强“大防控”体系建设。

二是以“三项建设”为主导，继续深化基层基础工作。加强公安信息化建设。加强机制建设，促进信息互通共享，实现警务信息的应用从单向的、粗略化运行模式向双向的、精细化模式转变，打赢新形势下信息战、科技战。加强犯罪规律特点的分析研判，积极探索防范打击多发性犯罪的有效办法，不断增强人民群众安全感、满意度。加强执法规范化建设。教育和引导民警坚持理性、平和、规范、文明执法，提高执法公信力。认真把好执法程序规范关，强制推行案件网上流转，加大对失职渎职、徇私枉法、滥用权力、刑讯逼供等行为的追究力度，对治安问题突出、人民群众满意率低、执法出现重大问题的单位，坚决实行执法质量“一票否决”。加强和谐警民关系建设。继续深入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以此作为推动公安主业和队伍建设上新台阶的动力和检验标准，完善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体制机制；积极响应群众的新期盼、新要求，在便民、利民、惠民上研究出台更多更好的服务举措，努力构建警民互信、专群互动的新型警方公共关系。

三是以提升品牌效应为载体，继续抓好抓强队伍建设。坚持“政治建警、文化育警、以警为本、以德治警”方针，以培育警察核心价值观为目标，以提升品牌效应为载体，培育队伍建设新亮点。要加大教育管理、考核考察、交流调整、监督制约等各项工作的力度，创造有利于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环境。尊重民警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营造良好的工作氛围，引导民警立足岗位，建功立业。从队伍管理的基础环节和基本要求抓起，规范民警行为举止，强化监督管理和责任追究，切实增强民警的自我约束、自我规范和行为养成，实现队伍建设、教育训练、执法执勤、内务管理、监督制约等各个方面的标准化、规范化和法制化。全面推行警务公开、警民联系、“述职述廉”活动，健全定期联系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开门评警制度，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人大法律监督、政协民主监督、新闻舆论监督，进一步增强公安工作透明度，树立良好的警纪警风，赢得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的理解和支持。

第三篇：公安工作

（一）基层公安工作的整体情况

1．基层公安工作的复杂性

基层公安工作是公安工作的第一线，是与广大民众接触最多的工作，它始终要处理着最多最复杂的基本工作。基层公安工作是服务民众的第一线，工作环境和工作内容都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它要处理着一些最琐碎的事物，不仅要做着公安工作范畴内的工作，还要为保障民众正常生活秩序而要做的工作，由于基层警力资源配置不足，更加重了基层公安工作的工作任务。

2．警力资源配置的不合理性

目前，基层警力资源配置不合理已经成为大部分问题的根本性、源发性原因，必须予以高度重视。在基层执法办案单位，因为警力资源配置不合理，单人调查取证，单人讯问的程序违法问题屡禁不绝；因为警力资源配置不合理，协警等参与执法造成执法主体不符现象时有发生；因为警力资源配置不合理，社区民警忙于办案，忙于应付繁重的纠纷调解和值班备勤，导致无法深入村居扎实开展基层基础工作等。

3．警务工作方法的不务实性

我国的警务体制长期处于改革摸索阶段，没有建立起科学长效的运行机制，警务工作方法的不务实性在基层公安工作中体现的非常明显。在实际工作中，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本本主义等不实事求是的东西泛滥。基层警务方法的不务实性，造成有限的警务资源得不到合理利用，警务工作效率低下。基层公安工作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态度，最终导致公安机关驾驭社会治安能力的水平越来越差，队伍的整体素质和精神面貌越来越差。

（二）基层公安工作中刑事科学技术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

基层公安工作中刑事科学技术工作在基层的整体工作环境的影响下，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问题如下：

1．技术和设备的相对落后影响对物证的提取和分析鉴定

基层公安工作中刑事科学技术的技术力量和设备的相对落后，严重影响了基层刑事技术工作的正常进行。刑事科学技术工作的开展需要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的支撑，先进的技术和设备是保障对现场物证提取和分析鉴定的先决条件，有了先进的技术，才能更全面、更科学地对现场实施勘查行为，才能保障对物证、痕迹的提取工作的顺利进行，有了先进的设备，才能保障对提取的物证和痕迹得到正确地分析和鉴定，才可能保证对现场和犯罪行为真实性的还原，以保证刑侦工作的顺利进行。

2．专业技术人员的缺乏和技术队伍的不稳定影响日常的工作开展

目前，基层专业的刑事技术人员的缺乏严重影响了日常刑事技术工作的开展。由于技术人员的短缺，造成技术人员的工作量加大，需要一人负责多项工作。技术工作是一项需要细心、谨慎、认真的工作态度，由于工作量的加大，严重影响了工作质量，工作质量的无法保障造成案件侦查过程出现问题。技术队伍的不稳定也影响着技术工作的进行，由于技术工作的乏味和辛苦，造成大多数技术人员频繁更换工作，技术队伍的工作素质无法得到保障，也影响着技术工作的日常开展。

3．物证的固定保存和勘验信息的不合理操作影响案件诉讼

基层的刑事技术工作的不规范操作影响着案件诉讼的进行，主要体现在对物证的固定保存和勘验信息的不合理操作上。物证作为证据之王，物证充分的体现着案件的真实情况，在现场勘查过程中，对物证的提取是十分看重的，而基层的刑事技术工作对物证没有做到足够的重视，在对物证的固定和保存上不能按照法律进行，刑诉法对物证的提取、固定和保存都有严格地要求，由于工作的疏忽可能会造成物证的证明力失效，影响着案件的诉讼以及案件的真实情况。

4．依靠技术破案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导致队伍建设不合理

虽然越来越多的案件要依靠技术力量的帮助来侦破，但是由于基层公安工作的特殊原因，依靠技术破案没有得到基层公安的足够重视，使基层公安的刑事技术队伍发展出现很多问题，基层技术机构如同虚设，技术队伍没有发挥它应有的工作效力。技术队伍的建设不合理使有限的技术警力资源没有充分地得到利用，警力资源的浪费更会加重技术队伍的建设不合理，如此恶性循环，基层技术队伍很难得到应有的发展。

第四篇：公安工作鉴定

公安工作鉴定

一名公安干警，戴的是国家的徽章，拿的是国家的工资，而一直在为人民付出，公安工作鉴定。公安民-警如何为自己的成绩做出工作自我鉴定呢?请看以下的公安工作自我鉴定范文：

工作自我鉴定范文：本人于xx-xx年x月参加福建省公务员考试，被录用为公务员，试用期一年，工作单位xx-xx县公安局，xx-xx年x月正式到任，现为xx-xx县公安局xx-xx派出所民-警。

一年来，我热衷于本职工作，严格要求自己，摆正工作位置，时刻保持“谦虚”、“谨慎”、“律己”的态度，在领导的关心栽培和同事们的帮助支持下，始终勤奋学习、积极进取，努力提高自我，始终勤奋工作，认真完成任务，履行好岗位职责，各方面表现优异，得到了领导和群众的肯定。现将一年来的学习、工作情况简要总结如下：

一、严于律己，自觉加强党性锻炼，政治思想觉悟得到提高。

一年来，始终坚持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尝观点和方法-论，坚持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并用以指导自己的学习、工作和生活裎。热爱祖国、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坚定共-产主义信念，与党组织保持高度一致，工作鉴定《公安工作鉴定》。认真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工作积极主动，勤奋学习，不畏艰难，尽职尽责，任劳任怨，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

二、强化理论和业务学习，不断提高自身综合素质。

作为一名刚踏入社会的大学毕业生，我清醒地看到人生舞台已发生转变，自己又缺乏工作经验。也深知刚参加工作就如一张“白纸”。这张“白纸”最后“绘”成的“画”是绚丽多彩，还是黯淡无光，关键是靠自己。所以只有不断加强学习，积累充实自我，才能锻炼好为人民服务的本领。这一年来，始终坚持一边工作一边学习，不断提高了自身综合素质水平。

一是主动、认真、虚心、诚恳地向老民-警学习，所里的老民-警都是工作了十几年甚至二十几年的老民-警，他们从警这么多年积累起来的经验是我“成长”的源泉，我只有主动的去汲取，才能更快的成长，茁壮的成长。

二是加紧、加强、加深、加快对公安业务知识的学习，特别是户籍知识。只有不断地充实自己，才能在最短的时间内适应农村派出所工作并有所作为。

三是加强政治理论的学习，只有不断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邓-小-平理论等共-产主义先进理论的学习，才能找准方向，在公安工作中干出成绩。

四是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只有这样才能在艰苦的环境中创造“奇迹”。

三、努力工作，认真完成工作任务。

一年来，我始终坚持严格要求自己，勤奋努力，时刻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努力作好本职工作。坚持原则，正确维权，在窗口工作，既要热情服务，又要坚持原则，才能维护窗口的正常秩序。作为户籍民-警，我始终坚持以“微笑是我的美丽，服务是我的宗旨”为座右铭，认真做好本职工作。一年来，共受理出生申报628人，迁出743人，迁入443人，并超额完成县局下达的2005年底的“二代证”换发任务。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又积极主动配合派出所其他民-警工作。

回顾一年来的工作，我在思想上、学习上、工作上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成长了不少，但也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之处，比如：一是由于身处户籍内勤岗位，对业务知识的学习不够重视;二是在户证管理工作中还有墨守陈规的现象，工作的创新意识不强。

在以后的工作中，我一定会扬长避短、克服不足、认真学习、发奋工作、积极进取，把工作做的更好，为人民群众做的更多，贡献做的更大。

第五篇：文革时期公安工作

文革时期公安工作“大跃进”

笔者在公安机关工作了一辈子，对公安工作很有感情。写这篇文章心情很沉重。目的是为了总结经验教训，避免重犯历史错误。公安工作的基本经验就是党的领导、群众路线和依法办事。但是，对党的领导必须要有正确的理解，那就是严格按照在党的领导下制定的宪法和法律办事，树立宪法和法律的绝对权威，任何人、任何一级组织，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活动，都不能把自己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不能把公安、政法部门变成自己的附庸，来推行违反宪法和法律的错误的方针和政策。改革开放30年来，公安工作没有犯大的、方向性的错误，一条重要的经验就是：在党的领导下，不断排除各种干扰，坚决按照宪法和法律办事。现在还有极少数地方领导人，为了推行自己错误的政策，往往动用专政工具压制人民群众，造成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这种情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否则，建设和谐社会就是一句空话。

笔者生来有幸，赶上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能够亲身体会到半个多世纪的风云变幻，明白很多道理。尽管在这些政治运动中，我也曾险象环生，但每次都能安然度过。比起那些遭到灭顶之灾的无辜的同时代人，我是很幸运的。1957年秋，我考入北京政法学院（现中国政法大学），正赶上反右派斗争，入校不久的一天，亲眼目睹院长钱端升从印度访问归来，学校从机场将他直接送到礼堂进行批斗。他在整风运动初期给院党委提了几条意见，一点也不尖锐，却在他出国后将他划为右派。在整风运动开始不久，中央派他代表中国法学家出国访问，他怎么也想不到会是这样的结局。1954年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时，毛泽东亲笔写信给他，聘任他为宪法总顾问，毛的亲笔信学校还作为校史展览过，说明他在法学界的地位是很高的。钱端升和学校很多老师、同学被打成右派的事实，使我深刻认识到“祸从口出”的道理，从此小心翼翼，不敢胡言乱语，安然度过一个又一个政治运动。

1958年，全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提出短时期内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超英（国）、赶美（国），十几年内甚至几年内过渡到共产主义。于是“大跃进”、公社化、大炼钢铁如火如荼开展起来。我们学校也建了十几座小高炉，用木材和煤炭炼铁，我也积极参加了，炼了几个月，一块合格的铁也没炼出来。1959年春天，饥饿在全国逐步蔓延起来，到了1960年，由于饥饿，营养不良，我也得了肝炎病、浮肿病，三个多月不能上课，住院治疗（那时医院人满为患，住不上医院，学校腾出十几间房子，安置病人，医院定期派医生来看看）。所谓治疗，就是不上课（那时北京的学校体育课一律停止，有的学校上半天课），卧床休息，减少热量消耗，增加点营养品。三个月我得到2斤鸡蛋、1斤猪肉的营养品补助。到了这年年底，全国先后有几千万人因饥饿而死亡，其中包括我的两个在农村的叔伯堂兄和我的亲姐夫。可是就在1958年，亩产几千斤、几万斤、十几万斤粮食的新闻报道铺天盖地，国家领导人还为粮食吃不完发愁呢！

1961年秋，我大学毕业，填的三个志愿都是当教师。可是公安部到学校挑学生，偏偏把我挑去，不去还不行。北京政法学院三个应届毕业生直接进了公安部大门。去报到后才知 道，中央已经把公安部副部长王昭调到青海省担任省委第二书记兼省长，纠正左倾路线错误。王昭去了以后，发现那里的公、检、法机关在“大跃进”运动中，违法乱纪十分严重，需要彻底整顿，需要充实力量，于是他向公安部要人，我们三个进入公安部的大学生和部机关几十名干部调到青海省，充实政法部门，主要是公安部门。我到了青海省公安厅，分配的工作是接待上访群众、处理申诉案件，配合省委复查案件办公室，调查、处理重大冤假错案，使我有机会了解到，公安机关为了配合“大跃进”运动，自己也搞起“大跃进”，运用专政工具，压制广大人民群众，造成了巨大的人间悲剧。

那么，公安工作“大跃进”运动是怎么搞起来的呢？

1958年1月1日，经过毛泽东亲自审阅、修改的《人民日报》元旦社论《乘风破浪》，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口号，要求“在15年左右的时间内，在钢铁和其它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或超过英国„„争取1958年农业生产大跃进和大丰收”。

公安部闻风而动，于1月22日召集部分省市公安厅局长参加汇报会，讨论公安机关如何开展“大跃进”的问题，会上制订了《1958年公安工作计划要点》，作为公安工作的“大跃进”的方向和目标。“要点”明确要求全国公安机关“努力实现无15元以上的盗窃案，无10元以上损失的火灾，无较大群众性迷信活动，无赌博的‘四无’农业生产合作社和无破坏事故、无百元以上盗窃案、无10元以上火灾的机关、企业、学校”。

这个计划要点是经过毛泽东亲自审阅、认可下发的。同经济建设“大跃进”一样，这是一个根本不可能实现的、空想的计划。同时，“要点”并没有提出达到这一计划目标的具体有效的办法，而是笼统要求各级公安机关“把应该逮捕的人坚决依法逮捕起来，把应该管制的人坚决依法管制起来；协助有关部门清查企业内部的坏分子，把其中的大部分人坚决清除出去；对于已经摘掉帽子又有违法行为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一律戴回帽子”。

什么叫“应该逮捕”？什么叫“应该管制”？“依法”，依什么法？没有可操作性，各人有各人的解释，怎么解释都有道理。这就给滥施刑罚的人提供了政策依据。同时这一段话也明确无误地告诉各级公安机关，要动用专政工具，来保卫、促进“大跃进”运动政治任务的完成。

贵州省公安厅积极响应，于1958年2月率先提出在全省开展“无火灾、无积案、无土匪、无盗窃、无骚乱、无烟毒流行、无赌博活动”的“七无”运动。公安部立即发文，向全国公安机关推广贵州省的做法。于是，全国各级公安机关积极响应，在“七无”的基础上，有些省开展“十无”、“几十无”、“百无”运动。有些地方感到这些“无”都不能反映公安工作“大跃进”的现实，于是提出了“玻璃板”、“水晶石”的设想，就是把整个社会搞 得像玻璃板、水晶石那样干净、明亮，没有一丝尘埃，不要说没有任何犯罪，就是夫妻吵架、婆媳拌嘴都不会有。这些提法受到了当时中央主管政法工作领导的赞扬。

公安工作“大跃进”的口号有了，目标有了，如何实现呢？办法就是动用专政工具，把社会上那些被认为是坏人和可能成为坏人的人，有可能犯罪、潜在犯罪的人，统统抓起来，关进看守所、拘留所、收容审查所、集训队、监狱，让他们没有办法搞破坏活动。1958年4月9日，青海省委书记高峰在公安工作座谈会上说，“有些人虽然没有现行破坏活动，但可能是危险分子，可以采取秘密逮捕的方法，把他们搞起来，要搞得很艺术，谁也发现不了；要采取多种多样的办法，如让他们打架、互相告状、扭送等等。把危险分子都搞掉了，社会问题也就少了”；“谁叫他们在这个时候（“大跃进”）捣乱，把他们抓起来，一个不放，死也要让他们死在监狱里。”

于是从中央到地方，层层制订捕人计划，下达捕人指标。“大跃进”嘛！下级层层加码，捕人指标越来越大，所以从1958年到1960年，很多地方捕人数超过1949—1957年的总和。安徽省1957年逮捕犯罪嫌疑人8000多人，而1958年中央下达的捕人指标是4.5万人，结果安徽省超额完成任务，全年逮捕了10.1万多人；到1960年，3年共逮捕17.3万多人。被逮捕的人中，大多数是无辜的劳动群众，他们或因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公共食堂、刮共产风不满，说说牢骚话；或因为饥饿，为了活命而偷青吃青；或为了避免饿死，私分、偷盗生产队的粮食；或哄抢生产队、生产大队仓库粮食；或为了活命外流被当作流窜犯拘捕。被拘捕的人中约有1／3左右死在关押场所，造成了巨大的人间惨案。安徽省3年中死在劳改农场、看守所的已决犯和未决犯罪嫌疑人、劳教人员5万多人，占这些人员总数31%。青海省省属劳改、劳教系统3年死亡三类人员（劳改犯人、刑满就业人员、劳教人员）49304人，占总数16万人的30%。

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在“大跃进”运动中，独断专行，盲目蛮干，全省哀鸿遍野、饿殍载道，400万人被活活饿死，就这样，老百姓也是敢怒而不敢言，因为稍有反抗，就得坐监狱，就得被整死。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有那么一个人忍不住了，于1959年春，在省城合肥贴出一张大标语：“打倒曾胖子，杀死余妖精”（曾希圣妻子姓余），发泄心中的愤懑情绪。曾希圣下令公安机关限期破案，强迫机关干部（包括省委机关）人人写字，核对笔迹，先后共排查1.8万人，笔迹鉴定3000人，秘密搜查4000人。对一些重点对象，采取跟踪盯梢、秘密检查来往信件，在其住所安装窃听器。在受审查的人员中，有厅级干部6人，逮捕、拘留、停职反省“犯罪嫌疑人”各1人。折腾半年时间，花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逼死了两个“犯罪嫌疑人”，这起所谓“反标案”最终也没有破获。曾希圣非常恼火，几次把侦破人员叫去训斥，叫他们“滚！”说“我养活你们还不如养一条狗”。公安机关成了曾希圣的私人侦探社。在那个年代，领导人（包括基层领导，公社、大队领导）对谁不满，写个条子，就可以把人关进监狱。这就是他们认为的“应该逮捕”的人。青海省1958—1960年，3年中就逮捕了63064人，约占这3年全省平均人口244万的2.6%，等于1949—1957年逮捕人数总和19077人的3.3倍多。其中，1958年为了推动“大跃进”，镇压反对派，逮捕了40602人。随着“大跃进”运**象的不断发生，毛泽东于1958年底、1959年春，在郑州两次召开会议，主动纠左，公安部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要求公安机关执行“三少”政策，即“杀人要少，捕人要少，管制也要比过去少”。所以1959年全国捕人、拘留人大幅度减少。安徽省逮捕人数由1958年的10万多人一下子降到8115人。青海省1959年逮捕4345人，只有1958年的1／9。1960年全国公安机关为了贯彻庐山会议精神，反击右倾机会主义，反瞒产私分，反富裕中农，层层揪“小彭德怀”，又大规模捕人、拘留人，青海省全年又逮捕了18177人，安徽又逮捕了5万多人。拘捕人数这样大起大落，不是由社会治安状况决定的，完全是根据领导人的指示，为了配合政治运动，而逮捕、拘留人。这是那个年代的普遍的做法。

逮捕、拘留人时，不按任何程序办事，完全采取战争年代打仗和搞政治运动的办法，集中抓捕，很多被捕、被判刑的人，没有犯罪事实和材料，有的人甚至连档案都没有；有的人被拘捕后死了，但是不知道死者姓什名谁；有的人被判了刑，但是没有出过庭，没有和法官见过面，稀里糊涂被送到劳改农场，由于没有档案，成了劳改农场黑人黑户。青海省的浩门农场，就有800多个黑人黑户劳改犯，不知道为什么把这些人由东南沿海地区送来劳改，不知道每个人判了多少年刑期，他们统统成了无期徒刑犯人，死了也无法通知家属。王昭到青海主政后，全省有3000多名“黑人黑户劳改犯”侥幸没死被释放回家。

青海省人口最多、最大的农业县——湟中县，是青海省的粮仓，也是饿死人最多的县。可是群众不敢反抗。因为这个县的副县长兼公安局长安有芳，是推行左倾路线的急先锋。他在全县搞捕人比赛，哪个派出所捕人多，他就奖励、插红旗；哪个派出所捕人少，就批评，领导人受处分，给派出所插白旗。1958年6月，他根据省里的“将反革命捕光，枪支收光，案件破光”的“三光”指示和下达的捕人指标，提出“苦战六昼夜，捕人六百名”的口号。结果6天捕了841人。由于凑不够捕人数字，将群众反映有通奸行为的270人也逮捕了，占总数32%。该县汉东公社元山生产队，1960年春天，每人每天只能吃2两（16两1斤）粮食，14岁的学生李占祥，全家11口人，饿死7人，无奈之下，他跑到大队饲养场，偷了2只小羊羔，回家杀死煮吃，维持了5天，第6天，他到大队食堂打饭，端了半瓦罐青稞面汤，在回家路上，他喝了两口，感到和喝水差不多，一气之下，将瓦罐摔碎，蹲在地上哭了起来。他想，过不了几天，全家人都将饿死。于是，他回家拿上镰刀，带着绳子，再次跑到饲养场，乘饲养员不在，将一头毛驴的腿和脖子捆上，割了一只驴耳朵跑回家中。饲养员回饲养场发现驴耳朵被割，报告生产大队干部。饲养员和大队干部顺着滴血，找到李占祥家，他正在刮驴耳朵上面的毛，还搜查到两张羔羊皮，人赃俱获。大队干部将他捆上，把他的耳朵穿个洞挂着割下的驴耳朵，送到公安局，受到安有芳的表扬，并以“杀害牲畜罪”将李占祥逮捕，法院判处10年徒刑。1961年7月，省委工作组到湟中县检查公安局自查自纠情况，问新来的公安局长，为什么李占祥还不释放，局长说，李占祥偷大队羊羔、割驴耳朵，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我们拿不准，所以没放。王昭听汇报后说：李占祥家11口人饿死7口，他为了 活命不得已才那样做，再说他还是个孩子，按法律规定也不应该逮捕呀！这样，李占祥才被释放回家。回家后知道全家人除他外全饿死了。他带着几件破衣服，到新疆去找他叔叔去了。

1958年6月22日，中共乐都县委向各乡、镇下达了一个详细的捕人计划指标，通过这个计划指标，让大家看看有多荒唐！下面原文照抄：“全县各类敌人的打击指标总捕人数是400至450名。其中宗教人员7至9名，地富分子80至85名，反坏分子95至100名，敌伪军政官吏70至80名，五方面敌人（恶霸、土匪、特务、反动党团骨干、敌伪军政警宪人员——笔者注）30至35名，管制分子15至20名，劳改释放犯、反革命家属40至45名，撤消管制分子26至30名，一贯道徒、巫神30至36名，开除机关、学校交社（会）管制监督生产的反坏分子7至10名。时间要求：六月二十五日开始至七月十五日结束，六月二十日先逮捕一批，七月三日至五日再捕一批，最后于七月十二日至十五日把所掌握的对象全部捕捉起来”。今天的人们会问，怎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不会吧！我要郑重告诉他们，这些令人难以置信的荒唐事，在我们的共和国确确实实发生过。而且还不是一个地方发生过。当时政法部门为了“大跃进”提出一句口号，作为公、检、法三家的行动准则：叫做“一长代三长（公安局长、检察长、法院院长），一员顶三员（侦查员、检察员、审判员）；下去一把抓，回来再分家。”在这个口号指导下，公、检、法三机关等于一个机关，没有任何制约和监督。党、政领导，三家干警，带上空白逮捕证，走到哪里捕到哪里，想逮捕谁，就逮捕谁；所谓回来再分家，也根本不分家。

由于公、检、法三家变成一家，被逮捕的人就一定会判刑。有的地方捕人太多，法院审判员少，于是事先将判决书印好，判人的时候不开庭，不和被告人见面，不审问，只在印好的判决书上填上姓名和刑期即可。玉树州法院有一张判决书竟判了183人。判决书这样写他们的“罪行”：“被告×××，解放前后一贯不务正业，品质极端恶劣，曾先后奸污有夫之妇607人，强奸妇女51人，鸡奸305人，互相鸡奸30人。”大家可能看不懂这莫须有的罪名，更看不懂这判决书是怎么回事。原来这183人中有11个妇女，172个男人，把他们通奸（包括男女），强奸、鸡奸、互相鸡奸累计统计起来，得出那个总数，而不分每个人有多少这样的行为，可是从文字上看，似乎这183人每人都强奸了607个人，包括11个妇女也犯了强奸、鸡奸罪。这张判决书，是省委工作组到捕人比例最高的玉树州检查时发现的。以后我随领导到玉树，亲眼看到了这张判决书。

这张判决书可以作为文物珍藏起来，以教育后人，告诉他们，什么叫草菅人命。

“大跃进”时期以及历次政治运动中发生的种种荒谬透顶的违法乱纪行为，事情发生在下面、在基层，根子在上面，在中央。没有中央的路线错误，这种情况是不会发生的，即使发生了，范围也不会大，也容易得到纠正。在极左年代，逮捕人犯由中央下达计划指标，就很荒唐，哪里还有实事求是精神？ 1962年中央七千人大会后，中央政法领导小组给中央写了一个《1958年至1961年政法工作总结报告》。报告说：“在充分肯定政法工作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实际工作中也发生了一些缺点和错误，主要表现在：第一，公安机关、法院和检察院，错捕了少数不应当捕、不应当判的人。少数基层公安机关不按照国家法律办事，用拘留、劳动教养和集训等办法，变相地捕押了一些人。还有一些无权捕押人犯的机关单位（如公社、大队、工地、企业、学校），甚至个别党委机关、个别负责人，也非法行使逮捕、拘留的权力。或者滥用拘留、劳教、集训等手段，变相捕人、押人。尤其严重的是，极少数地方负责干部采取逮捕、拘留、判刑等法律手段，去推行他们违背中央路线、方针的错误政策„„”

1958年公安工作要点明确提出“把应该逮捕的人依法逮捕起来，把应该管制的人依法管制起来”。什么是“应该”、依什么“法”？从中央到地方没有人把法律放在眼里。毛泽东在1958年8月21日北戴河协作区主任会议上说：“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民法和刑法那一类法律都不需要了。民法刑法那样多条谁记得了？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我们每个决议都是法，开会也是法„„我们主要靠会议，一年搞四次会，大跃进，就没有时间犯法！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根据毛泽东的讲话精神，中央政法领导小组马上写了一个报告，题目是《关于在人民公社化后政法工作一些问题向主席、中央的报告》明确提出：“刑法、民法、诉讼法已经没有必要制定。”当时这三个法律草案已经起草完毕，多次修改，成熟了，但是由于法律虚无主义思想作怪，一直没有经全国人大通过，现在中央政法领导小组干脆说这三部法律没有必要制定，政法部门机关怎么执法？只能依据党的决议、领导人的指示办事。中央政法领导小组自己不按法办事，把错误全部推给下面，是不公平的。

刘少奇看了这个总结报告有个批语，说：“这几年的政法工作的错误，主要是用处理敌我问题的办法去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用对付敌人的专政办法来处理自己人的问题，处理劳动人民的问题，这是个根本错误。这不是共产党的方法，而是国民党的作风，是站在人民之上，向人民施用压力。”

刘少奇对政法工作错误性质的批语一针见血。但是他没有明确指出错误发生在地方，根子在中央；没有明确指出从中央到地方都不按法律办事，是错误发生的根本原因。

不过也不奇怪。在“大跃进”时期，刘少奇是“大跃进”运动的积极鼓吹者、实践者，也是法律虚无主义者。1958年8月21日他在北戴河协作区主任会议上也说过：“到底是人治还是法治？看来实际上靠人，法律只能做办事参考。党的决议就是法。”有了毛泽东、刘少奇的讲话，所以在“大跃进”时期，各级党委的决议都成了法，领导人的话也是法，倒霉的只有老百姓了。“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红卫兵斗争刘少奇时，一次他拿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说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受宪法保护，你们斗争我是违法的。可是在宪法和法律被践踏殆尽的情况下，宪法和法律已经不能保护他了，被残酷迫害致死，令人无限同情和哀伤。他说过“党的决议就是法”。所以1968年八届十二中全会决议定刘少奇为“叛 6 徒、内奸、工贼”，宣布“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这样一个违反宪法的党的决议，送了刘少奇的命。

不尊重宪法和法律，就得不到宪法和法律保护。其教训是刻骨铭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