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池州省考面试培训：公共自行车工程烂尾不能怪市场

第一篇：2014年池州省考面试培训：公共自行车工程烂尾不能怪市场

2014年池州省考面试培训：公共自行车工程烂尾不能怪市场2009年，武汉大手笔建设公共自行车服务系统，共投入3亿元，建设上千个站点，推出10万辆自行车，当时曾受到市民热捧，还被奉为学习的样板。然而4年之后，民生工程陷入“车辆少、租车难”的困境，部分站点瘫痪荒废，引发市民不满。城市推广公共自行车服务，不仅可以方便市民，惠及民生，还可以倡导绿色出行，为减排治堵做贡献。不仅市民如此，现在各地搞公车改革，公务人员也有的改骑自行车上班。所以，这是不折不扣的民生工程、绿色工程，也值得政府大力投入。

但是，武汉发展公共自行车，却把民生工程搞成了“烂尾工程”，问题究竟出在哪儿？

有人指出，因为武汉公共自行车项目交给民营企业运营，致使公益性无法保障。运营企业重逐利轻服务，一门心思扑在赚钱上，以“投入不足”为由向政府要更多钱，拿不到钱就“拍屁股走人”，还抱怨管理维护成本高，企业亏损严重。而情况并非如此，企业从项目中拿到资源和补贴，可能用在了别的方面，实际上还从中赚了钱。

与武汉相比，在实行“政府投入、国企运营”的杭州等地，公共自行车服务却搞得还不错。2013年，在一项由美国专业户外网站组织的评比中，杭州公共自行车因其租用便捷、费用低廉，在全球553个城市中排名第一。“杭州模式”的主要经验是，公共自行车租还方便灵活、服务站点分布广泛，配套设施做得好。即便收取一定的费用，仍然受到市民和游客欢迎。

虽然模式有别，效果各异，但由哪种性质的企业来运营，却不是公共自行车能否“跑得好”的关键。这类公益性的民生工程，无论交给谁来做，都需要公共财政的投入。企业自然是逐利的，但逐利的企业并非不能从事公益性项目。相反，政府向企业购买公共服务，是市场经济的惯例，也被证明是最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方式。武汉公共自行车项目的运营维护，并没有充分发挥市场的优势，比如招标过程中竞争不充分，企业经营不善却缺少退出机制，这就怪不到市场头上。

其实，市场化与公益性本身并不冲突，把项目运营交给市场，并不意味着政府可以就此撒手不管，放弃“出资人”和监管者的责任。在涉及民生的公益性项目上，政府有形的手不能缺失，而且要正确发力。比如，两年前就有媒体曝光过自行车站点“坏车太多”“无车可租”，但主管部门却没有采取措施督促企业整改，甚至对企业经营维护情况一无所知。政府管理缺位、监管不力，才是导致“好事办砸”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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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2014年池州省考面试培训：武汉公共自行车项目“烂尾” 警钟为谁鸣？

2014年池州省考面试培训：武汉公共自行车项目“烂尾” 警钟为谁鸣？

据“新华视点”栏目报道：3亿元投入、上千个站点、10万辆自行车、100万人办卡„„曾广受关注的武汉公共自行车项目，打造了“满街都是自行车”的亮丽风景线，然而4年多的时间之后，却陷入“车辆少、租车难”，部分站点瘫痪荒废的地步。这一“民心工程”反成“闹心工程”的案例，对当前一些地方政府转变职能敲响了警钟。

应该说，武汉公共自行车项目上马以及运营模式的选择，体现了地方政府转变职能的尝试。按照武汉市政府最初的决策逻辑，在这一公益项目上坚持“政府引导＋民企运作”，就是力图通过市场化的手段花小钱办大事，既能节省财政投入，又能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这一转变政府职能的方向没有问题，但项目运行四年后的“瘫痪”结果却表明，在看似正确的方向下，尤其要注重项目的选择以及前期调研、决策的科学性。在具体操作过程中，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问题需要探讨：到底什么样的项目可以通过市场运作？特别是涉及重大民生的公益性项目应不应该完全市场化运作？对市场化（民企）运作的结果和风险需不需要事先评估？涉及重大民生的公益项目进行市场化运作决策之前，需不需要征求广大市民、服务对象以及专家学者的意见？对此，相信武汉公共自行车项目的起落已经给出了明确答案。

武汉公共自行车项目的“瘫痪”还体现了政府在转变职能过程中监管职能的缺失。比如不清楚合作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状况，未能在出现问题后及时终止合同等。可以说，类似问题在一些地方政府推动职能转变过程中具有普遍性。一些地方政府认为，转变职能就是放手不管，让市场（企业）、社会（中介组织）自己放手去干，不应予以过多干涉。事实上，诸多实践表明，这种片面性看法既不符合中央规定和顶层制度设计，也会在实践中产生不良后果。

武汉公共自行车项目“瘫痪”的事例再次表明，在推动职能转变过程中，政府不能当甩手掌柜，更不能削弱监管职责，反而要进一步提高监管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在营造公平市场竞争环境的同时，对违反规则的市场行为，政府要勇于和善于拿起监管之手予以惩处和纠偏。

减少行政审批事项，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进而推动政府职能转变是中央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本届中央政府极端重要的一项工作，各级党委、政府也应高度重视并迈开改革步伐。然而，政府职能到底应该怎么转，有些地方政府还容易犯糊涂。从这个意义上说，武汉公共自行车项目犹如一面镜子，也像一本教材，提供了很多镜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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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2014年池州省考面试培训6

2014年池州省考面试培训：“计生捆绑”还要引发多少悲剧 欢迎加入2014年池州事业单位群： 248612016

将计生与义务教育“捆绑”的做法，事实上正是对于公民教育权利的挟持。所有的计生“捆绑式执法”现象，都到了该用法律的工具好好清理一下的时候了。

据《东方早报》报道，37岁的贵州兴义农民王光荣不久前割腕自杀，因为缴不起4个孩子22500元的“超生罚款”，而不交钱意味着孩子上学将受阻。

社会治理中一些坏的办法，总是一再地引发更坏的结果，王光荣之死正是一例。王光荣的死与“超生罚款”之间的联系，不会因为当地的“辟谣”而不存在。在报道中，王光荣的妻子表示，就在丈夫自杀的当天下午，三女儿从下坝小学回来后，还向她要“计生证明”。“计生捆绑”把一个生命，以及他身后的这个家庭捆绑了进去。

近些年来，将计生政策与其他政策“捆绑”的现象并不罕见。最近《新京报》刚报道过，湖南武冈一户贫困家庭，由于超生迟迟申请不了低保，丈夫将瘫痪的妻子“扔”在乡政府，最后导致“农妇之死”悲剧。除了上学、低保之外，各地和计生捆绑的还有医保、落户、购房、结婚登记、身份证明等各种“土政策”。

现阶段公民应当遵守计划生育政策，但这并不意味着，为了实现计生目的，就可以挟持公民权利。尤其是超生和交罚款的责任在家长，怎么能拿孩子的落户权、受教育权作为捆绑或代价？这种“捆绑”事实上是对于公民教育权利的挟持。而这种挟持的根本，则是社会治理中的“懒政”思维，更是公权力的犯规与越界。

在王光荣之死的报道中，一名当地人表示，“兴义教育部门对计生单位的要求有些迟疑，有教育系统领导提到不能因为计生工作让适龄儿童无法读书。”但是在不由分说的压力面前，这种迟疑是无意义的，反对更是无效的。而这种“捆绑”，不仅让一些地方的计生执法面临普遍合法性危机，也无法从根本上维护国策应有的严肃与效率。

愈是国策，愈应在法治之内依法行政。值得注意的是，兴义计生“捆绑式执法”还曾被视为一种柔性执法：在2004年前后，因计生执法不当，兴义发生过两名计生干部被杀的凶案。凶案发生后，相关部门探索计生执法的其他方式，将最初的强制征收变为较柔和的“捆绑式执法”。但是许多学龄儿童无法接受义务教育，以及王光荣最终割腕自杀的事实，还能表明这种做法是“柔和”的吗？

就在不久前，32名律师、学者联名的建议信，寄往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呼吁尽快清理各地新生儿落户与计生挂钩的违法规定，在全国范围取消计生与户籍的捆绑，消除“无准生证不能上户口”的不合理现象。其实，不独户籍，任何关于计生的捆绑都应当被取消。

现在已有江西南昌、山东等地出台新政，取消计生与户籍捆绑，获得民意普遍支持。为了避免更多悲剧，为了敬重法治和民意，所有的“计生捆绑”现象，都到了该用法律的工具好好清理一下的时候了。

2014年池州事业单位面试培训：“计生捆绑”还要引发多少

悲 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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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计生与义务教育“捆绑”的做法，事实上正是对于公民教育权利的挟持。所有的计生“捆绑式执法”现象，都到了该用法律的工具好好清理一下的时候了。

据《东方早报》报道，37岁的贵州兴义农民王光荣不久前割腕自杀，因为缴不起4个孩子22500元的“超生罚款”，而不交钱意味着孩子上学将受阻。

社会治理中一些坏的办法，总是一再地引发更坏的结果，王光荣之死正是一例。王光荣的死与“超生罚款”之间的联系，不会因为当地的“辟谣”而不存在。在报道中，王光荣的妻子表示，就在丈夫自杀的当天下午，三女儿从下坝小学回来后，还向她要“计生证明”。“计生捆绑”把一个生命，以及他身后的这个家庭捆绑了进去。

近些年来，将计生政策与其他政策“捆绑”的现象并不罕见。最近《新京报》刚报道过，湖南武冈一户贫困家庭，由于超生迟迟申请不了低保，丈夫将瘫痪的妻子“扔”在乡政府，最后导致“农妇之死”悲剧。除了上学、低保之外，各地和计生捆绑的还有医保、落户、购房、结婚登记、身份证明等各种“土政策”。

现阶段公民应当遵守计划生育政策，但这并不意味着，为了实现计生目的，就可以挟持公民权利。尤其是超生和交罚款的责任在家长，怎么能拿孩子的落户权、受教育权作为捆绑或代价？这种“捆绑”事实上是对于公民教育权利的挟持。而这种挟持的根本，则是社会治理中的“懒政”思维，更是公权力的犯规与越界。

在王光荣之死的报道中，一名当地人表示，“兴义教育部门对计生单位的要求有些迟疑，有教育系统领导提到不能因为计生工作让适龄儿童无法读书。”但是在不由分说的压力面前，这种迟疑是无意义的，反对更是无效的。而这种“捆绑”，不仅让一些地方的计生执法面临普遍合法性危机，也无法从根本上维护国策应有的严肃与效率。

愈是国策，愈应在法治之内依法行政。值得注意的是，兴义计生“捆绑式执法”还曾被视为一种柔性执法：在2004年前后，因计生执法不当，兴义发生过两名计生干部被杀的凶案。凶案发生后，相关部门探索计生执法的其他方式，将最初的强制征收变为较柔和的“捆绑式执法”。但是许多学龄儿童无法接受义务教育，以及王光荣最终割腕自杀的事实，还能表明这种做法是“柔和”的吗？

就在不久前，32名律师、学者联名的建议信，寄往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呼吁尽快清理各地新生儿落户与计生挂钩的违法规定，在全国范围取消计生与户籍的捆绑，消除“无准生证不能上户口”的不合理现象。其实，不独户籍，任何关于计生的捆绑都应当被取消。

现在已有江西南昌、山东等地出台新政，取消计生与户籍捆绑，获得民意普遍支持。为了避免更多悲剧，为了敬重法治和民意，所有的“计生捆绑”现象，都到了该用法律的工具好好清理一下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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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2014年池州省考面试培训：京津冀一体化,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2014年池州省考面试培训：京津冀一体化，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京津冀一体化已是人尽皆知，河北保定等北京周边城市房价飙升的消息也在铺天盖地。但切实推进京津冀一体化，需要的不是概念炒作，而是在众声喧哗中保持冷静，找准并把握好节奏，顺利地把这块“热豆腐”吃下去、消化好。京津冀协同一体化的本意是为调整优化城市布局和空间结构，实现行政资源和公共服务资源的共享。但应当看到，这一国家战略的实施不会一蹴而就，三方地方政府各自还需保持理性思考，演好自己的角色，切实打破“一亩三分地”的思维模式，逐渐打破区域壁垒。无论是产业转移、人口分流，还是交通一体化，都要稳扎稳打，而不是“大干快上”。

“大跃进”式的急躁冒进发展，曾让我们吃过不少苦头，这样的歧路不能再走。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坚持“摸着石头过河”、“三步走”战略，我们方取得了成功经验。回顾历史，我们就明白：任何重大战略的成功，决策者、实施者、参与者都不能心急，要循序渐进，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走。

国家战略的实施，需要国家有关部委会同地方政府，认真组织调研，编制相关规划，从国家层面统筹协调解决问题，以此突破藩篱、形成合力，绝不能容许“拍脑袋”、“一个领导一个蓝图”。笔者以为，京津冀一体化的当务之急是政策制定者认真做好调研，注重顶层设计。国家发改委9日首次公开表示正在会同有关部门和地方研究编制首都经济圈一体化发展的相关规划。舆论和公众也需要给政府决策者留出时间和空间，力求政策不跑偏。当前，无论是房价的“涨声四起”，还是京企的外迁，小道消息满天飞，危害极大。从这一角度来说，政府决策部门也要积极做好权威发布工作，对社会和公众及时作出有关解释和说明，这是基本的要求，也是应有的态度。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这是人尽皆知的老道理。国家重大战略的推进，也应遵此理。如果硬吃“热豆腐”，只能烫伤自己的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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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2014年池州省考面试培训班20

2014年池州省考面试培训班：湖南农妇乡政府死亡事件丈夫

可能构成遗弃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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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湖南农妇在乡政府死亡续:或因超生没有享受低保

湖南武冈农民艾绍金，为上低保，将生活无法自理的妻子邓元姣抛到乡政府办公室里。数日后，邓元姣去世。艾绍金一家的低保到底为何申请不上？是当地政府在低保认定上存在问题，还是他家的困难程度确实不够？

记者赶赴当地调查。

为啥吃不上低保？

湖南邵阳武冈市晏田乡向东村坐落在大山的半腰上。山间多雾，雾中的村落，如同一道待解的谜题。

艾绍金的家是一栋外墙简单涂抹了水泥的红砖平房，一层、三间。客厅正中是邓元姣的遗像。客厅两旁，各有一间房，胡乱摆放着杂物和破旧的衣服。两间房各有一张床，床上连被褥都没有。艾绍金说，他就住在这里。

然而，这间房的左侧，是艾绍金两个儿子新建的红砖楼房，大概5间宽、盖了两层，尚未完工。新房子的二层还没装窗户，留着3个大窟窿，外墙还是光秃秃的，什么都没刷。但是相对于村里不少破旧失修的砖瓦房、木头房，也算得上中等的房子了。艾绍金说，两个儿子现在又去外省打工了。几年前，一共生下两个孙子和两个孙女后，两个儿媳妇相继离开了这个家。

“没有低保，就活不下去了。”艾绍金说。他说，现在家里连粮食都没有。媳妇到乡政府每天能管一顿饭，“当时如果给我50元，有钱去买米吃，就不会发生这种事情。”然而，当地村民徐继田却透露了一个细节：艾绍金3次“抛妻”，都是租他的车，车费每次200元，到地即付。艾绍金向记者证实，确实为了租车花了600元钱。

武冈市民政局认为，艾绍金家两个儿子外出打工，大儿子月收入3000元，小儿子月收入2400元。这些情况都是艾绍金以前自己提供的。此外，艾绍金家还种了5亩地。合起来算，他家里共有9口人(邓元姣活着的时候)，人均月收入达到600多元，远超当地人均月收入165元的低保线。武冈市民政局副局长苏是全还说，除了月收入超标以外，艾绍金家还有彩电、洗衣机、摩托车以及牛、猪等牲畜，并不符合低保标准。

对于民政局的说法，艾绍金不同意。他说，去年旱灾，家里只收了1000多斤玉米，喂牲口都喂完了。大儿子打零工，收入只够孩子上学和自己糊口。小儿子月收入只有1800

元，每个月只给家里寄200元。而且，刚修的新房花光了两个儿子的积蓄。去年老伴瘫痪以后，家里情况雪上加霜。

在艾绍金家中，记者看到了彩电、洗衣机以及摩托车头盔。艾绍金也承认，家里养着牛和猪。而根据民政部的有关规定，低保的认定标准包括“家庭财产”，新房等显然在其列。

邵阳市有规定，因病、因残、因丧失劳动能力，或者因生存环境恶劣导致家庭陷入贫困需要救助的，可以享受低保。艾绍金一家，是否属于妻子大病之后，陷入贫困亟须低保呢？

苏是全说，去年4月，邓元姣因脑溢血住院，花费医疗费43716.32元，新农合报销30123.79元，艾家自己承担13592.53元。“他家的情况并没有严重到需要纳入低保。但是鉴于他家确实困难，政府给他发放了2500元的临时救助款。”

对此，艾绍金表示，自付费用不止13000多元，得有18000多元，对于其他数额，他没有异议。

那么，两个儿子的收入究竟是多少，给家里能补贴多少呢？

记者提出联系艾绍金的两个儿子。艾绍金说，大儿子没有电话，他也没有二儿子的电话号码。

低保跟超生挂钩没？

在武冈，低保分了3个档次：90元、105元、115元。低保按人头发放。如果艾绍金家评为低保户，他家按9口人算，每个月可以拿到810元、945元或1035元。

艾绍金说，政府不给低保，开始也没说他家收入高、不够格，只是说他家超生。他说：“2008年开始，我给二嫂申请低保，一直没申请上。去年老婆出事了，我才开始给我家申请。但是村里和乡里一直说二嫂和我家都超生，不能领低保。”

对于艾绍金一家的情况，村支书彭兰英认为，村里低保户，绝大多数都比艾绍金家困难。低保户是党员小组投票选出来的，大家不选他，是觉得他不够困难。

彭兰英、村主任邓向东、晏田乡人大主席马清平都告诉记者，当地没有低保挂钩超生的政策，只是村里的党员代表、小组长们会觉得，超生违反国家政策，所以评选低保时，会不投超生户的票。当问及向东村的低保户里有没有超生户，彭兰英和邓向东态度模糊，最后都说：“不太清楚。”

武冈市政府表示，从湖南省到邵阳市再到武冈市(县级市)，都没明文规定低保和计生挂钩。民政局副局长苏是全说，在实际操作中，如果低保户超生，基层工作人员会视作其有隐形收入可以负担生育成本，可能会影响享受低保。

武冈市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干部说，当地计生工作压力很大，不少基层工作人员误解了省上“超生者不能享受民政奖励优惠政策”的条款，认为低保也是优惠政策，但这是错误的。

记者采访时，武冈市市委、市政府和民政局表态：基层若存在低保和计生挂钩，属于工作偏差，要马上纠正。低保方面若有违规，将予以纠正并严厉追责。

死亡责任如何认定？

邓元姣的死因，艾绍金一家和当地政府至今没能达成共识。

法医的尸检报告认为，家属不同意尸检，所以无法确定颅内出血的性质。“不用尸检，看监控就能知道了。”艾绍金说，“我一直要求看监控，但是他们不给我看。”

在邓元姣出事的办公室，并没有监控。只有乡政府大门口有4处监控。所以监控并不能提供死亡的具体原因。死亡现场已经无法还原了。但双方已经签订了调解书。调解书显示：经调解，当地政府以困难帮助金的形式，补助了4.6万元。艾绍金和两子一女，都已签字表示同意。

因处理不力，当时的晏田乡党委书记何雪峰已被免职。

但是，将邓元姣弃于此地的，是她的丈夫艾绍金。当时，邓元姣除了瘫痪、没有生活自理能力外，已经口不能言，无法表达自己的意志，只能听从丈夫的安排。有乡政府干部告诉艾绍金，你把老婆扔在这里，出了事要负法律责任的，把她接回去吧。艾绍金拒绝了。

武冈市检察院副检察长李晓清说：“公安部门仍在调查，没看到全部材料之前，我们不能先下判断。等公安部门把材料报送我们，我们综合所有材料的情况，才能决定是否应该以‘遗弃罪’提起公诉。”

京剧《宋士杰》中，讼师为告状者写状纸，往往要加上几笔夸大情况的话，这叫“牛吃房上草，风吹千斤石；一字入公门，不赖不成词。”

艺术源于生活。现实中，有这样一条路线图：“诉求者以非常手段‘维权’——舆论一边倒施压——政府被迫灭火”。这样“维权”，社会成本巨大。非常手段本身会造成不可测后果，破坏正常路径，还会鼓励“大闹大得”。因为不尽属实，每次“悲惨故事”的传播，对政府公信也都是不小的伤害。

事态的复杂性在于，维权者往往有令人同情的身份，有可怜悯之处，也不乏合理诉求。所以，必须条分缕析，还原事实，辨别“赖词”和实情。既要充分考虑到其困难情况，满足合理的权益诉求，又不纵容过分的个人欲望。这为社会治理提出了新的课题。http://chizhou.offc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