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党的求真务实

第一篇：论我党的求真务实

论我党的求真务实

求真务实是我党长期以来所倡导的工作作风，但究竟求什么真，务什么实，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着不同的含义。然而，不管时代如何发展，我党始终会求民族振兴之真，始终会务人民幸福之实。

当前，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时代背景下，我们的求真务实就是要做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乃至生态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就是要做好以人为本、改善民生等与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的社会等方面的建设。有没有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在做，有没有做到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就是判断各级党委政府有没有求真务实的标准。而在现实的工作中，有些同志不承认这个标准，更不承认上面所谈到的真与实。

因为，他们求的是自己获得更多利益之真，他们务的是自己官位升高之实。无数为官楷模，为了人民的利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生前生活简朴、亲属得不到照顾，他们的作为是我党所倡导的求真务实，他们对人生意义的追求更是求真务实。而有些同志颇为不屑，反正自己出入豪华场所、骄奢淫逸、享乐快活（这也正是他们所谓的求真务实）。也由此演绎出了部分同志的谬论：求真务实是针对人们不易做到

求真务实而提出的，如此谁真正的求真务实就是最大的不求真务实，如《士兵突击》中许三多与草原上的五班；以至于光搞表面工作，光搞隔靴搔痒的“政绩”，不敢碰触百姓痼疾，专打擦边球。因为，这样足以在领导面前邀功，足以在媒体上面宣扬，这也正是他们所求之真、所务之实。这样就足够了。

上述两种“真”两种“实”，一种是众乐乐，一种是独乐乐。第一种是中华民族的脊梁；第二种导致了贪污腐败。我党应该采取严厉措施予以打击，让两种“真”两种“实”得到统一:即追求众乐乐，其必乐；追求独乐乐，其不能乐。

其实，我党讲究求真务实并不是要求每名公务员都成为焦裕禄、孔繁森，只是要求每名公务员能够做到尽职尽责、拥有最起码的为人民服务的思想道德。公务员作为一个群体在整个社会中已经很强势了，莫要让享乐贪欲吞噬了自己的良心，让我们大兴求真务实之风。

第二篇：论我党历史上三次重大转折

论我党历史上三次重大转折

文章作者：

【原文出处】武汉大学学报：社科版

198805

【作者】何天齐

在中国共产党将近七十年的光辉历史上，有过三次重大的历史性转折：第一次是从北伐战争的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的兴起，这次转折的标志可以说是八七会议；第二次是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到抗日战争的兴起，这次转折的标志是遵义会议；第三次是从结束“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到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路线和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这次转折的标志是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三次转折虽然情况各不相同，特别是建国以后发生的第三次转折同民主革命时期的那两次相比，历史条件有了很大的变化。但是，既然同为转折，那就仍有许多共同的东西。探讨这三次转折的共同特点和利弊得失，总结其经验教训，对于加强新时期党的建设，搞好改革开放和四化建设，是有意义的。

一

所谓转折，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转危为安，转败为胜。我党历史上的重大转折，就是指党根据变化了的客观形势和主要矛盾，转变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纠正严重错误，使党的事业从挫折和失败走上胜利发展的道路。

比如，发生在我党幼年时期的第一次重大转折，就是纠正陈独秀的投降主义错误，使党和革命事业从北伐战争的失败转向土地革命战争的胜利发展。

大家都知道，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27年春季北伐战争取得伟大胜利，这是中国革命历史上光辉灿烂的篇章，也是党的历史上生动活泼、富有创造性的时期。“初生牛犊不怕虎”。年轻的中国共产党高举反帝反封建的大旗，在短短几年时间内就发动了千百万人民群众参加的、席卷大半个中国的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如火如荼，第一次国共合作成效卓著，北伐战争胜利发展，不到一年时间就基本上摧毁了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中华民族复兴在望。但是由于当时国内外的反动力量过于强大，国民党右派集团叛变革命，同时党又处于幼年时期，犯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致使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在强大敌人的突然袭击下遭到惨重失败，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被屠杀，党员由六万多人减少到一万人左右，工会会员由三百万减少到三万，农会大都不再存在。为了挽救处在危急中的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于1927年8月7日在汉口召开了中央紧急会议，即后来称谓的八七会议。因为当时时局紧张，环境险恶，交通非常不便，所以只能召集在武汉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监察委员、共青团中央委员以及湖北、湖南和军委的代表开会，包括共产国际代表在内与会的不过二十余人。会议总结了第一次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坚决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为代表的投降主义，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号召全党和人民群众继续革命的战斗，并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当时党的最主要任务。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从统一战线、农民、军事和组织问题等四个方面批判了投降主义路线，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参见《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23-24页。)会议选举了以瞿秋白为首的临时中央政治局，随后又设立了中共中央长江局、南方局和北方局，党的组织和各级领导机构得到逐步恢复和发展，中国革命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

当然，说八七会议是这次转折的标志并不是说它是孤立的偶然的事件。事实上，在八七会议之前，党中央已于7月12日进行了改组，成立了一个由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李立

三、周恩来五人组成的临时中央常委会，取代了陈独秀的机会主义领导。五人常委同意和决定举行南昌起义，并派周恩来为前敌委员会书记，于8月1日举行了这次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开始了我党独立领导革命武装斗争的新时期。五人常委还决定发动秋收起义，草拟了《最近农民斗争议决案》和《中共中央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得到八七会议的追认，成为八七会议的一项重要内容。此外，召开中央紧急会议也是五人常委领导时期决定的，由在武汉的常委和瞿秋白等同志主持了具体的筹备工作。由此可见，八七会议的召开不是偶然的孤立的事件，但因为它集中了当时能够集中的中央委员和其他方面负责人，解决了上面所说的继续革命斗争的重大问题，所以成为我党第一次重大转折的标志。1927年春，毛泽东写过一首《黄鹤楼》(调寄菩萨蛮)的词，对其最后一句“心潮逐浪高”中的“心潮”二字作者曾自注云：“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的前夕，心情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这是那年的春季。夏季，八月七号，党的紧急会议，决定武装反抗，从此找到了出路”。(《毛泽东诗词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2页。)这个注解真实地反映了作者以及其他许多同志当年的心情和八七会议作为历史转折标志的伟大意义。

遵义会议的情况更是这样。

八七会议以后，从1927年秋到1930年，全国各地在党的领导下先后举行了两百多次武装起义，虽然大多数都失败了，但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扩大了革命的影响。其中有些起义总结了经验教训，走上了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道路。特别是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和建立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成为把革命的退却和进攻结合起来的典范。毛泽东和以后率领南昌起义余部与湘南农军到达井冈山的朱德等同志一起，在领导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对建党、建军、建政、土地革命以及人民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等，进行了认真的总结和创造，制定了一系列符合中国国情的方针政策，为中国革命找到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崭新道路。虽然八七会议以后不久党内先后发生过以瞿秋白和李立三为代表的两次“左”倾错误，但由于遭到各地的抵制和在实际工作中的失败，很快就停止了，农村革命斗争仍然得到迅速发展。到1934年，全国建立了12块革命根据地，红军发展到30万人，党员也发展到30万左右，出现了中国革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好局面。各个根据地的红军曾多次击败国民党军队的“围剿”，如中央革命根据地就连续四次取得了反“围剿”斗争的伟大胜利。但是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在党内长达四年之久的统治，破坏了这种大好形势，使革命再一次遭到惨重失败。

王明教条宗派集团是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支持下在1931年1月的六届四中全会上上台的。他们打着共产国际的招牌，披着列马主义的外衣，打着“反立三路线”的旗号，推行一条比立三路线更为严重、形态更加完备、气焰更为嚣张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他们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线，主张整个地反对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他们否认革命的长期性和曲折性，继续强调全国性的“革命高潮”和党的“进攻路线”；他们不懂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因而轻视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极端重要性，主张城市中心，反对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革命道路；他们在军事和战略战术上鼓吹单纯军事观点，反对积极防御，主张消极防御，反对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主张正规战、阵地战，提出“全线出击”、“短促突击”、“两个拳头打人”、“御敌于国门之外”等错误口号和方针；他们在组织上大搞宗派主义，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王明这一整套“左”倾错误，使党在白区的工作遭到严重损失，以致临时中央不得不在1933年初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然后又使中央革命根据地和各个根据地遭到严重损失，导致了中央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被迫进行长征。在长征中他们又实行退却中的逃跑主义，使得中央红军连连受挫，很快就由出发时的8万人减少到3万人，党和红军处于严重的危急关头，中国革命濒临失败的危险。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于1935年1月在贵州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集中解决当时最为紧迫的军事问题。先由博古作关于反五次“围剿”总结的报告，周恩来作副报告，然后大家发言。毛泽东在发言中对错误军事路线进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评，正确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指明了今后正确的方向。其他同志也对博古的总结报告进行了批评，肯定了毛泽东军事路线的正确。会议最后通过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并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推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撤销了博古、李德指挥军事的职权。随后，常委分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毛泽东、周恩来负责军事。在行军途中，又组成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参加的三人军事小组，负责全权指挥军事。这样，遵义会议就在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和军内的领导地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这就使红军在极端险恶的情况下转危为安，从而在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所以说遵义会议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遵义会议没有涉及王明路线政治上的错误，“而且反而肯定了它的正确”，(《遵义会议文献》第80页。)这是因为当时性命交关的是军事问题，这个问题已为多数人所认识，而政治路线问题还不为大家所了解，对当时打仗也没有直接关系，如果同时提出这个问题，会使党内受到过分的震动，许多人会有保留，这样遵义会议就很难取得成功。“为了党与革命的利益，„„毛泽东同志当时做了原则上的让步，承认一个不正确的路线为正确，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完全正确的”。(《遵义会议文献》第80页。)遵义会议以后，党和红军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指引下，克服无数艰难险阻，粉碎敌人的围追堵截，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取得了长征的胜利。红军一到陕北，中央政治局就召开瓦窑堡会议清算王明的政治路线，决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随后我党又正确地处理了西安事变，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1942年开始的延安整风，则对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进行了全面的清理和批判，特别是从思想理论上克服了“左”倾路线的影响，使全党在思想、政治和组织上达到了空前的统一和团结，保证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也正是在延安时期，毛泽东思想的各个方面都趋于成熟，特别是解决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和政策问题，找到了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我国实践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总之，以遵义会议为开端和标志的我党历史上第二次重大转折持续了十年之久。经过这次转折，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进入了成熟阶段。

至于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的第三次转折，大家都很清楚，它主要是纠正“文化大革命”这个全局性的、长时间的严重“左”倾错误以及“文革”以前的“左”倾错误。这次会议是1978年12月召开的。会议的主要任务，是确定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会前开了历时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为全会作了充分准备。三中全会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实现了工作重点的转移；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审查和解决了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决定健全党的生活，健全党规党法，反对个人崇拜，加强集体领导，贯彻民主集中制，增选了中央领导机构成员，成立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此外，三中全会还讨论了1979、1980两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安排和农业问题，指出必须纠正不从国力实际情况出发一味急于求成的错误倾向，认真解决好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的问题，开始纠正经济建设中的“左”倾指导思想。总之，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历史功绩，就在于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端正了党的指导思想，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从根本上结束了“左”倾错误长期干扰党的工作的历史，揭开了党和国家历史的新篇章。如同1945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称遵义会议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一样，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所以，人们把十一届三中全会称为“社会主义时期的遵义会议”，是有道理的。

由于三中全会所纠正的“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涉及到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所以这次转折首先面临着如何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这样一个重大问题。从三中全会到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不过两年半时间，我党就顺利地解决了这个重大问题，胜利地完成了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以后，党的十二大提出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纲领，邓小平同志提出并阐发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总的指导思想。十三大概括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轮廓，进一步提出并论证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这样，我们党就初步回答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任务、动力、条件、布局和国际环境等基本问题，开始找到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我国实践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九年多时间，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以及各方面工作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前所未有的伟大成就。事实雄辩地证明：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实开辟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次伟大转折的深远意义将更加明显。

二

从我党历史上三次重大转折的情况比较中，我们可以得到哪些启发呢?

第一，三次转折告诉我们，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党，错误总是难免的。所谓一贯正确，绝对正确，“洞察一切”，不仅个人作不到，党也是作不到的。

为什么需要转折?就是因为党犯了严重错误，需要纠正这种错误，才能继续前进。八七会议就是纠正投降主义错误，遵义会议就是纠正王明的“左”倾错误，十一届三中全会就是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纠正了严重错误，党的路线和政策转上新的正确轨道，党和革命事业就大踏步前进了。

个人更是这样。即如毛泽东这样的杰出人物，他在第一次和第二次转折中起过重大的和决定性的作用，特别是在延安时期他受到全党的崇敬，成为我们党最有威望的领袖，七大确认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正如邓小平所说，如果没有毛泽东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邓小平文选》第138页。)但是，就是这样一位经过几十年历史考验的伟大人物，却在晚年犯了“文化大革命”这样严重的错误。如果从50年代后期算起，这种“左”倾错误持续了近20年之久。现在人们都认识到，这是个人崇拜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出现严重的个人崇拜现象，有其深刻的社会经济原因，同时也和人们的思想状况与制度不健全有很大关系。因此，加快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进行体制改革，肃清封建主义的遗毒，克服小生产的习惯势力，才能从根本上防止个人崇拜，防止类似错误重演。

三次转折还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能够自己纠正错误，它自身具有纠错的机制。比如已成为党的优良传统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和制度，以及长期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等等，都是克服自身错误的有力武器和重要条件。更重要的是，我们党不是一个封闭的小团体，而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工人阶级自己。因此，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是党的根本宗旨。加强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是党的本质特征。只要我们保持和发扬这种性质和作风，同时健全和发展党内纠正错误的机制，我们党就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一切怀疑党的领导、不相信党能自己纠正错误的想法，都是没有根据的。

第二，三次转折告诉我们，在纠正错误、实行转折的时候，要注意防止片面性，防止在纠正一种错误倾向时出现另一种错误倾向。

由于社会和认识方面的原因，在转折时期，人们思想上的片面性是很容易发生的，反映到政治上和工作中就会在纠正一种错误倾向时出现另一种错误倾向。如八七会议，就在反对和纠正右倾错误的时候，为“左”倾错误开辟了道路。大革命失败，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屠杀，幸存下来的同志对国民党反动派普遍存在一股愤恨的情绪和拼命的精神，对陈独秀投降主义表示强烈的愤慨。特别是许多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的同志，他们具有赴汤蹈火的革命决心，但却缺少无产阶级的坚韧精神，使得“左”倾情绪更容易滋长起来。当时“左”比右好的观点就已发生，不少人认为“左”是站着斗，右是跪着降，怕右不怕“左”。这种情绪在八七会议上就有反映，会后继续滋长，三个月后就形成以瞿秋白为首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参见李维汉《关于八七会议的一些回忆》，载1981年6月15日《文汇报》。)以后又相继出现以李立三和王明为首的两次“左”倾错误，对革命造成了严重损失，特别是王明的错误，几乎断送了中国革命。八七会议的“左”倾错误除了容许和助长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的倾向以外，还表现在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认识和态度上。当时看到民族资产阶级在大革命后期附和了蒋介石的反革命，就笼统地提出反对资产阶级的口号，采取把民族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同样对待的“左”倾政策，给党在白区和根据地的工作带来了重大损失。

八七会议之所以发生这种反右出“左”的错误，是和当时党还处在幼年时期的状况分不开的。以后第二次转折，党逐渐成熟，就吸取了这种教训，防止了在反对“左”倾错误时出现右的偏向。当然这是从中央的指导思想和党的全局来说的。至于在个别领导人的思想上和某些局部地区出现右的偏向那仍然是有的，最突出的是王明，在他的“左”倾错误受到批评和纠正以后，在1937年12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又犯了右倾错误。这种右倾错误主要表现在统一战线和战争两个问题上。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王明反对独立自主的方针，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完全放弃无产阶级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在战争问题上，王明反对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主张“普遍的实行运动战，配合以阵地战，辅之以游击战”，与此相联系，他轻视建立抗日根据地，轻视建立人民的武装，等等。由王明任书记的长江局和长江局所领导的东南分局，曾经受到这种右倾错误的影响，给工作带来了一定的损失。到六届六中全会，就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纠正了王明的这次右倾错误。这说明党的政治水平和领导艺术比幼年时期有了很大的提高。以后，通过延安整风，系统地清算了教条主义，全党的思想理论水平和政治水平大大地提高了一步，直到夺取全国政权乃至社会主义改造，再也没有发生过重大的路线错误。

第三次转折虽然是在崭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但我们党比过去的历次转折都更成熟、更有经验了。这次转折是纠正“文化大革命”以及“文革”以前的“左”倾错误。由于这种“左”的错误时间很长，积习很深，是实行改革开放的主要阻力，所以党中央一再强调，反对“左”的积习，克服僵化思想，是相当长时期的主要任务。与此同时，党中央也一再指出要反对右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要进行两条战线的思想斗争。十三大系统阐述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更从根本理论和根本路线上揭示了“左”倾错误与右倾错误的认识根源，为我们识别这两种错误倾向，正确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提供了思想理论武器和根本标准。

总之，我党历史上的三次重大转折的经验从正反两个方面昭示我们，在反对一种错误倾向时不能走极端，既不能以“左”反右，以右反“左”，也不能以右反右，以“左”反“左”，而是要坚持正确的立场，力求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与全面性的要求，正确地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过去人们喜欢援引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的话，说明“矫枉过正”的必要和正确。这是片面性的。其实，毛泽东那时强调“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是针对某种特殊情况说的，不能将它作为一个普遍原则运用于党内转折时期。事实上，毛泽东本人所领导的第二次转折并没有“矫枉过正”。如上所述，无论是反对王明的“左”倾错误，还是纠正王明的右倾错误，毛泽东都是最早认识和最为坚定的。反对这两种错误倾向的斗争，也是在他的正确领导下取得胜利的。

第三，三次转折还告诉我们，要比较彻底地克服一种错误倾向，顺利地实现转折，必须从思想、政治、组织等各个方面综合地进行，不能搞单打一。

如前所述，以八七会议为标志的第一次转折时期，出现了反对和纠正右倾投降主义、却为“左”倾盲动主义开辟了道路这样的问题。之所以如此，同这次转折没有从思想、政治、组织等诸方面综合配套地进行有关。我们知道，八七会议上和会议以后，并没有对陈独秀的投降主义在思想理论上进行系统的正确的分析和清算，也没有对新的方针和政策在思想理论上作系统正确的分析和阐释。在思想上政治上、特别是在思想理论上还不能深刻认识转折的必要性和意义，还不能深刻辨析错误和正确的情况下，当时的中央却热衷于在组织上实行惩办主义。比如，无理指责南昌起义前委执行“机会主义的旧政策”，对周恩来等全体前委给予警告处分；无理指责毛泽东和湖南省委发动和领导的秋收起义“完全违背中央策略”，“变成了单纯的军事投机的失败”，解除了毛泽东的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并给予警告处分；对彭公达、谭平山，对南方局、广东省委、鄂北特委，以及后来对广州起义领导人等等。都采取了类似的组织措施。这种不注意从思想上理论上政治上纠正错误、统一认识，而单纯从组织上进行惩办的做法，窒息了党内生动活泼的民主空气，造成了很不好的后果。当然，由于那时党还处在幼年时期，还不可能很自觉地认识和对待这些问题，因而这次转折还不完备，不成熟，这是可以理解的。

第二次转折就大不一样了。如前所述，遵义会议虽然只解决当时最为紧迫的军事问题和部分组织问题，但在瓦窑堡会议上就确定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批评了‘左’倾关门主义倾向，系统解决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左”倾政治路线问题。以后，毛泽东又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系统地总结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进一步解决了“左”倾军事路线问题。但是，如果没有思想路线作基础和保证，仅从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调整方面做文章，仍然不能从根本上克服错误路线。比如，象王明这样一个错误路线的代表人物，在1937年的12月会议上竟能迷惑不少同志，甚至一度几乎在中央占优势；以后1940年3月，王明又公然再版他那本“左”倾路线的代表《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并且在“序言”中大吹特吹；1940年底，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关于目前时局和政策的指示》中指出第三次“左”倾是路线错误，却引起激烈争论，以致在正式发出的文件中未提“左”倾路线错误。所有这些，都说明要真正克服一条错误路线，除了从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努力以外，还必须从思想理论上、从世界观方法论上加以清算。毛泽东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紧张日子里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两篇著名的哲学著作，接着又亲自领导了蜚声中外的延安整风运动，从根本理论和思想路线上解决问题，同时又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共有十个方面的政策)，使理论和政治路线具体化，为广大党员和群众所掌握，这样才彻底地克服了错误路线，成功地实现了伟大的转折，保证了革命的胜利。当然，如有的同志所指出的，延安整风也有缺点错误。除了所谓“抢救失足者”这样的问题之外，还有突出个人的问题，即一方面在处理历史上的错误时太着重了个人的责任，另方面又不恰当地过分地抬高了个人。但这只是白玉微瑕，不能因此否定延安整风作为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的伟大意义和它在纠正错误路线中的重大作用。

至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伟大转折，那末我们看得很清楚，党中央、特别是邓小平同志一开始就十分注意思想理论问题。三中全会以前，邓小平同志关于必须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阐述，他对“两个凡是”的批评，全国范围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等等，为三中全会重新确立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提供了舆论准备和思想基础。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确立以后要贯彻实施，必须有组织路线来保证。因此，在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就考虑要进一步解决党的组织路线问题，到五中全会就着重解决了这个问题。接着六中全会又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党的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这样，不到三年时间我们党就从思想、政治、组织等各个方面成功地实现了这次历史性的伟大转折，开创了现代化建设和全面改革的新局面，使我们国家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当然，思想、政治、组织路线问题的解决不是一劳永逸的，需要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以后党的十二大，特别是十三大，又从各个方面大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

我们现在处在一个大综合的时代，大生产、大经济、大科学、大文化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点和发展趋势。我们国家又处在一个新旧体制交替、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的关键时刻，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层出不穷。我们要学习和继承党的历史上第二、第三次重大转折的成功经验，发扬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和创造活力，以唯物辩证法为指导，运用系统思想和系统工程的方法，全面统筹，综合处理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中的各种问题，克服长期以束缚人们思想的单向性或直接性的思维方式，把我们的思维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提到一个

第三篇：论党风廉政建设与我党发展的重要性

论党风廉政建设与我党发展的重要性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倡廉是我国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是我党在新时期将长期坚持的一项重要工作，党风廉政制度建设和建立反腐倡廉制度体系是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倡廉的重要保证，它是党和国家制度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时代离不开党风廉政和反腐倡廉的制度建设，而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倡廉深入开展也离不开制度建设。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逐步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这是党和国家新时期对我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倡廉工作实践经验的总结和理论创新，是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倡廉规律认识的深化。把制度建设作为构建惩防体系的核心和根本途径，预示着制度反腐必将是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倡廉的战略性选择。因而，有必要在此谈谈党风廉政制度建设和建立反腐倡廉制度体系。

一、我国党风廉政建设制度和反腐倡廉制度体系渊源及现状

我党的反腐败斗争经历了运动反腐、权力反腐和制度反腐的过程。而制度反腐思想是在反腐倡廉的实践中逐步确立，并不断强化的，毛泽东同志早就提出，在党内要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制度，邓小平同志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廉政建设还是要靠法制的战略思想，江泽民同志多次强调，要与时俱进不断推进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制度化和法制化，胡锦涛同志在中纪委三次全会上指出，依靠制度惩治和预防腐败是做好反腐倡廉工作的根本途径。党和国家领导人这些制度反腐思想在十五大和十六大报告中也得到了充分体现。十五大提出反腐败“教育是基础，法制是保证、监督是关键”。党的十五大以来，党和国家针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倡廉工作的新情况、新问题，围绕建立党的纪检和行政监察两个法规体系，陆续出台了一批反腐倡廉实践急需的规范性文件，为我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逐步迈入了“有法可依”轨道，进一步拓宽了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工作的深度和广度，同时也为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查办案件提供了依据和保障。十六大进一步提出“加强教育，发展民主，健全法制，强化监督，创新体制，把反腐败寓于各项重要政策措施之中，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制度反腐思想逐步深入人心。中纪委三次全会对在2010年前建立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反腐败工作制度体系作出部署，提出了更高更明确的要求。

当前我国正处于体制转轨、结构调整和社会变革的历史时期，客观上存在诱发腐败的多方面因素，从目前我国社会腐败现象来看，权力是腐败的轴心，体制机制的缺陷、制度管理的漏洞是腐败的主要根源，因此，依靠制度惩治和预防腐败，充分发挥制度在反腐倡廉中的根本性、基础性作用，对于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党的十六大精神，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法治国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近年来，我党坚持标本兼治、重在治本的方针，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断完善体制机制制度，最大限度地降低腐败发生率，努力推动反腐倡廉工作向制度化、规范化、法制化方向发展。我市也和全国全省一样，这几年加大制度反腐工作力度，取得了初步成效，但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和不足，适应新形势下反腐倡廉要求的法规制度体系和工作机制还不健全，制度反腐还缺少有效的途径和方法，这些现象都严重制约着制度反腐工作的开展，如果不及时加强探索和研究，势必影响整个反腐倡廉的大局。

二、党风廉政制度建设和反腐倡廉制度建设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党风廉政制度建设和反腐倡廉制度建设是一项庞大系统工程，必须总体规划，突出重点，整体推进，既立足解决眼前反腐败工作面临的实际问题，又要从长计议，有利于反腐败惩防体系的长远建设和发展。党风廉政制度建设和反腐倡廉制度建设又是一项艰巨复杂的任务，必须解放思想，立足创新，着眼改革，积极探索制度反腐的有效途径，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1.党风廉政制度建设和反腐倡廉制度建设应注意把制度建设贯穿于反腐各个环节当中，在加强教育、发展民主、健全法制、强化监督等各方面都建立起长效的制度反腐机制。制度建设不能出现反腐败真空地带，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市场经济的今天，形形色色的腐败行为不断出现，腐败人员往往是抓住制度建设的空白点，钻空子，找缺口，挖空心事找制度上的漏洞去进行腐败行为，只有在制度和体制上进一步健全，针对腐败滋生蔓延的制度原因，对症下药，设计出切合实际，可以操作的制度框架全面地覆盖到反腐的各个方面，使腐败现象无滋生蔓延的条件和土壤，使腐败分子无空子可钻。针对腐败现象易发多发、涉及“权、钱、人”的关键部门和重点领域，结合实际制定重点防范的制度和措施，集中力量解决社会和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改革监督管理体制，按照管办分离的原则，加强和改正对政府投资活动的监督管理。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对执纪执法、组织人事部门也要用制度去规范，确保廉洁从政。

2.党风廉政制度建设和反腐倡廉制度建设应注意从源头上抓起，制度建设应突出合理、公平、公开和公平竞争的特点，如制定的“收支两条线”为基础的财政管理体制，就应该突出合理的收费以及合符国情的公开的财政管理的特点，防止乱收费、乱支出。在建立健全科学的干部任用和管理监督机制为重点的干部任用制度时，就应该突出公平、公开的用人特点，在经营性土地使用等指标拍卖挂牌办证制度时，就应突出公平竞争的特点，这就是反腐败抓源头，从制度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的具体制度，这些制度具有鲜明的针对性，具体的可操作性，因而能更好地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落到实处。遵循阳光防腐、利益导向、源头治腐的总体思路，大力加强制度建设，实现反腐路径创新。按照公共政策、权力运行“公开透明”的要求，推进阳光政务建设，完善行政服务中心运作，加快电子政务建设步伐，建立重大事项票决制、公示制，实行公共部门财政支出公开透明制度和审计结果社会公告制度，自觉接受社会监督，谨防腐败滋生蔓延。从提高腐败成本角度，探索建立廉政退休金制度和腐败经济制裁制度，建立公务员不良记录披露制度，加大腐败的打击力度，增加腐败被查处的概率，促使公职人员消除腐败动机。从减少腐败机会着手，积极推动和促进政府引入市场机制，培育和规范中介组织，运用市场手段优化社会公共资源配置，避免部分掌握公共资源的部门和人员权力寻租现象；推行机关福利收入统一制度，积极推进公车改革，探索职务消费货币化改革的有效方法和途径，努力消除职务消费的腐败黑洞。

3.党风廉政制度建设和反腐倡廉制度建设要注重加强保护老百姓和群众的利益。要切实从制度上解决损害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公款吃喝、吃拿卡要、看病贵、行路难、办证难，解决纠纷难等问题。看起来小，但他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形象。要解决好它们并不容易，应该把这些事情通过仔细研究，在制度建立时，把这些细琐顽固、缺乏刚性的又与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问题规范化、法制化，从制度上可以看出哪些事情可为，哪些事情不可为，哪些行为要受到奖励，哪些行为要受到惩罚，从制度上来解决老百姓的具体问题。从而达到预防腐败的产生。如最近出台的《 交通法》就是一部很好的法规，它规定了交通方面各项行为规范，包括交警的执法行为和驾驶员应遵循的行为规范，从一定程度上规范了交通执法人员的行为，起到了预防腐败现象的作用。要深化政务公开工作，公开公众关注的热点问题、重点信息和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政府信息，特别是对公众关注度较高、公益性强和公共权力大的部门要实行重点公开，让群众有更多的知情权。建立法规制度建设和重大决策社会讨论、群众论证、民主听证制度，完善民主决策、民主评议制度，充分保障群众的发言权、决策权和评议权。要完善信访投诉制度，切实加强投诉中心和举报中心建设，加快举报立法，建立健全举报奖励和对举报人的保护制度，切实保障群众的监督权，充分调动公众参与反腐败的积极性。

4、党风廉政制度建设和反腐倡廉制度建设要注重提高干部队伍廉洁自律意识。贪婪是万恶之渊。贪婪加权力，必然产生腐败。戒贪婪、守清廉，提高干部队伍廉洁自律意识是防止腐败产生的重要思想基础。最近几年，中央查处的党内高级干部中的腐败分子，都是在“贪婪”二字上栽跟头。河北省李真等贪官，都是在廉洁自律意识不强开始，思想防线放松，逐步走向犯罪的深渊。因此，每一位干部都必须牢把思想防线，特别是掌握着国家权力的干部，特别要增强自我约束能力，要建立廉政警示教育制度，用反面典型案件及身边血的教训经常进行警示教育。要建立定期学习制度、集中教育制度、廉政谈话制度和专题民主生活会制度等多种行之有效的教育制度。把反腐倡廉教育作为公务员培训的重要内容。

5．党风廉政制度建设和反腐倡廉制度建设要求注重建立健全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加强对重点环节和人财物等重点部位权力行使的监督，努力探索和创新有效的监督机制。注重加强对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监督。切实把对领导干部权力的监督制约作为党风廉政建设的关键环节来抓。逐步建立重大事项报告、重大财务申报及廉政述廉等制度，加强对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情况的监督检查制度。加强对权利运行的监督。注重探索建立领导者对工作分级管理的监督机制，继续加强纪检监察部门对各项工作的监督，加大对外出办事活动的监督，创新工作机制，努力探索加强对办事效率和办事质量监督的有效途径和方法。注重加强对干部任用、财务支出、装备物资采购的监督制度的建立。加强对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财务支出情况、重大装备物资采购事项、重大工程项目监督制度的建立。

三、制度建设应从预防腐败的角度去创新

1、制度建设要符合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制度建设要以科学的发展观为统领，按照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原则，进一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坚决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把人民群众的利益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要通过学习和掌握科学发展观的内涵和精神实质来落实科学发展观。加深理解，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目标要求，增强认识和运用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紧迫性。要通过正确处理反腐倡廉与科学发展观理论的关系来落实科学发展观。既要把维护群众根本利益作为己任，又要把维护干部合法权益作为职责；既要坚决惩治腐败，又要善于有效预防腐败；既要促进教育、制度、监督三者并重，又要实现自律机制与他律机制的有机统一。要通过加大监督检查来来落实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八个坚持、八个反对”的要求，加强对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作风的监督检查，纠正相互攀比、奢侈挥霍等不良风气，坚决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和弄虚作假行为。

2、要在查办违法违纪案件上有所创新

加强监管，不能“走过场”，必须切实做到有纪有法必依、执纪执法必严、违纪违法必究。一但发现违法违纪问题，要一查到底、决不姑息。纪检监察部门应认真做好违法违纪案件的查办工作。进一步加强建立信访举报工作机制，对于群众举报信件，经加大查办工作力度，实行信访督办案件通报制度。进一步加大违法查办责任追究工作，建立健全由人到案、由案到人的查案工作机制，严肃查处违法办事行为。对发现干部中有滥用权力、谋取私利的违法乱纪案件；在工作中玩忽职守、失职渎职的案件；在办事中损害国家利益和群众利益的案件；知法犯法违规审判的案件；要组织力量，严肃地予以查处，决不姑息迁就。要逐步建立事后的跟踪随访制度，重点调查案违法违纪现象

3、制度建设应与教育相结合，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道路

制度建设要在不断完善原有制度建设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思想教育和道德教育，提高干部的思想境界和道德水平，加大各项制度的宣传，使国家干部熟悉各项制度，把已经制订的制度落实到位，在实际工作中，要把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及时梳理，找到制度缺陷，从而进一步完善制度建设。制度建设应注重进一步提高执政为民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使国家工作人员认识到权利是人民给的，行使权利只能为人民服务。推进教育工作制度化，健全思想教育机制。坚持教育面向全党全社会，积极推进党风廉政教育制度化，推进制度反腐的基础性工作。坚持党委（组）中心组理论学习制度、领导干部在职自学制度和干部理论学习考核制度，不断提高领导干部的理论水平。坚持反腐倡廉专题教育制度，各级党组织每年要集中一段时间组织开展以反腐倡廉为主题的教育活动，把专题教育与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结合起来，增强教育的实效性。建立对领导干部身边工作人员、家属子女等特殊群体的廉政教育制度，完善示范教育、警示教育、提醒教育制度，充分发挥教育的防范功能。坚持和完善党风廉政教育联席会议制度，把党风廉政教育纳入党校和各类干部培训计划进行统一部署，形成反腐倡廉教育强大合力。制度与教育监督在反腐败中既要各有侧重，又要相互渗透，相互促进。教育是基础，侧重于教化，同时教育为制度的制订、执行奠定思想基础；制度是保证，侧重于权力行使的规范，同时制度为教育、监督的规范有效提供保障；教育是基础，监督是关键，侧重于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同时为制度的执行和人的素质的提高提供硬性约束。制度反腐作为新形势下反腐败的基本手段和主要途径，必须纳入整个惩防体系，与教育监督等其它手段相互结合、综合运用，以达到反腐的最佳效果。要通过把制度建设贯穿于教育监督的全过程，努力形成教育监督的长效机制。要通过教育，深刻认识制度反腐的重要意义，进一步强化制度反腐意识，使制度反腐思想更加深入人心，努力提高各级党委政府制度反腐的自觉性和能动性。要通过对制度的执行状况的严格监督，狠抓落实，切实维护制度的尊严和权威，从而全面推进制度反腐工作。

4、制度建设应注重提高国家工作人员依制度办事的意识

要创造公开、公正、公平的办事制度，加大违法办事的惩治力度，对出现的违法违纪案件严格依照制度处理，做到奖惩严明，并加大宣传力度，对违法办事人员在福利待遇，干部考核提拔使用上加以限制，使违法办事的“成本”大大加强和提高，从而提高和规范国家工作人员的依制度办事意识。推进监督工作规范化，完善监督管理机制。坚持以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为重点，以防止权力失控、决策失误、行为失范为关键环节，努力构建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及同级监督相互结合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监督体系。在突出抓好党内监督的同时，拓宽监督渠道，进一步加强法律监督、行政监督、民主党派监督、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形成监督的整体合力。认真落实《中国共产党内监督条例（试行）》规定的十项监督制度，制定各项监督配套措施，增强制度的刚性和可操作性，把党内监督工作推向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新阶段。

5、制度建设中应注重建立新的具有强大约束力和不可人为控制的事前监督和事后惩罚机制

尽快建立起行政办事的信息化管理系统，通过网络及高科技手段来加强办事的监督，把事后监督变为事前和事中监督，从而使问题公开化、明朗化，使违反制度者公开暴光，无藏身之地，使问题在未产生不良后果之前及时解决，同时推进惩处工作法制化，强化法纪约束机制。坚持依纪、依法、依规惩治腐败，认真执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制定完善办案制度，促进办案工作的程序化、规范化，努力提高办案质量和办案效率。强化制度的规范功能和惩戒作用，充分利用地方立法权，适时地将一些惩治性的规范上升到法规和规章层面，切实提高制度权威，弥补惩处工作中的纪律疏漏，增强对党员干部的纪律约束力，加大对违纪违规行为的依法惩处力度。建立辞职制、调整不胜任现职干部等组织处理制度，强化干部问责制，加大对违规干部和不称职干部的组织处理力度和责任追究力度，进一步形成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法制环境。建立预情反馈制度，发现单位在制度和管理上存在漏洞的，及时下发纪检监察建议书等责令纠正，防患于未然。以预警机制的全面构建，提高制度反腐的科学性和主动性。

6、制度建设要符合市场经济制度发展的要求 建立真正的公正、公平和公平竞争的机制，思想要进一步转变，要把过去在计划经济形成的人说了算的行政管理习惯改成现代市场经济下的由市场调节的行政机制，改革政府的经济管理方式，反对垄断，鼓励公平竞争，确保各种资源按市场需求自由流动，各种贸易按经济规律进行。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出现，制度反腐工作会不断面临新的挑战。因此，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正确把握反腐倡廉的工作规律，自觉适应实践的需要，更新工作观念，及时依据变化了的客观情况，创新法规制度，提出解决问题的新办法。必须体现服从服务于第一要务的思想，与促进发展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相协调，始终把制度反腐放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大背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大前提、构建反腐败惩防体系的大格局中来把握。必须与政治、经济、社会方面的其它改革相配套，针对不同地方、部门、领域的特点，有的放矢地进行制度创新和改革。

兴隆管理处 二O一一年六月十五日

第四篇：论我党历史上的三次重大转折

论我党历史上的三次重大转折

概述：在中国共产党将近七十年的光辉历史上，有过三次重大的历史性转折：第一次是从北伐战争的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的兴起，这次转折的标志可以说是八七会议；第二次是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到抗日战争的兴起，这次转折的标志是遵义会议；第三次是从结束“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到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路线和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这次转折的标志是十一届三中全会。

一、简介： 1、1927年，由于当时的国民党政权背叛革命，镇压共产党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当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了中央紧急会议，史称“八七会议”。会议坚决纠正和结束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确定以土地革命和以武装反抗国民党的屠杀政策为党在新时期的总方针，给正处在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中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新的出路，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2、1934年10月，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长征途中，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1月在贵州遵义召开扩大会议。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3、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决定在全国进行改革开放；重新确立了党的正确的组织路线，决定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健全党规党法，严肃党纪，加强党的领导机构，审查和解决了历史上遗留的一批重大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端正了党的指导思想，重新确立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揭开了党和国家历史的新篇章，是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二、需要转折的原因：

因为党犯了严重错误，需要纠正这种错误，才能继续前进。八七会议就是纠正投降主义错误，遵义会议就是纠正王明的“左”倾错误，十一届三中全会就是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纠正了严重错误，党的路线和政策转上新的正确轨道，党和革命事业就大踏步前进了。因此，加快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进行体制改革，肃清封建主义的遗毒，克服小生产的习惯势力，才能从根本上防止个人崇拜，防止类似错误重演。

三、从党的三次历史转折中获取的经验总结：

1、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坚持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

2、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3、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坚持发扬党内民主，健全民主集中制。

四、启示：

1、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党，错误总是难免的。所谓一贯正确，绝对正确，“洞察一切”，不仅个人作不到，党也是作不到的。

2、中国共产党能够自己纠正错误，它自身具有纠错的机制。因此，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是党的根本宗旨。加强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是党的本质特征。只要我们保持和发扬这种性质和作风，同时健全和发展党内纠正错误的机制，我们党就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一切怀疑党的领导、不相信党能自己纠正错误的想法，都是没有根据的。

3、在纠正错误、实行转折的时候，要注意防止片面性，防止在纠正一种错误倾向时出现另一种错误倾向。由于社会和认识方面的原因，在转折时期，人们思想上的片面性是很容易发生的，反映到政治上和工作中就会在纠正一种错误倾向时出现另一种错误倾向。总之，我党历史上的三次重大转折的经验从正反两个方面昭示我们，在反对一种错误倾向时不能走极端，既不能以“左”反右，以右反“左”，也不能以右反右，以“左”反“左”，而是要坚持正确的立场，力求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与全面性的要求，正确地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

3、要比较彻底地克服一种错误倾向，顺利地实现转折，必须从思想、政治、组织等各个方面综合地进行，不能搞单打一。

4、我们现在处在一个大综合的时代，大生产、大经济、大科学、大文化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点和发展趋势。我们国家又处在一个新旧体制交替、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的关键时刻，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层出不穷。我们要学习和继承党的历史上第二、第三次重大转折的成功经验，发扬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和创造活力，以唯物辩证法为指导，运用系统思想和系统工程的方法，全面统筹，综合处理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中的各种问题，克服长期以束缚人们思想的单向性或直接性的思维方式，把我们的思维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提到一个层次。

第五篇：论群众路线在我党发展中的重要意义

论群众路线在我党发展中的重要意义

黄黎敏

中国共产党经过了九十三年的不断发展，这九十三年的历史证明了一个道理：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紧密地联系并且团结人民群众。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对这一原理在革命、建设、改革开放中进行了创造性的运用，形成并发展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从而成为中国共产党克敌制胜，创造辉煌，取得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的法宝。

一、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的形成与发展 中国共产党创立伊始就明确规定，党的中心任务是为中国广大人民的利益而奋斗，并以发动群众、开展群众运动为己任。1925年10月，中央扩大执委会的决议指出：“中国革命运动的将来命运，全看中国共产党会不会组织群众，引导群众。”为了组织群众、引导群众，中国共产党先后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和农民运动委员会，掀起了工人阶级运动的高潮，并成为大革命运动一个组成部分，湘鄂赣广大农民的参与，使得这一革命运动内容更加充实。党在这中间研究了群众运动发展的规律和领导群众斗争的方法，但对群众路线的认识，更多的是群众观点。

经过了90年的发展，2012年党的十八大政治报告提出：“全党必须牢记，只有植根人民、造福人民，党才能始终立于不败之地”，因此要“围绕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在全党深入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提高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能力。” 12月4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密切联系群众、转变工作作风的“八项规定”。2013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参加他所在的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海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各级干部要转变工作作风,牢固树立群众观点,保持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发扬钉钉子的精神,把转变工作作风和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结合起来,把群众工作做实、做深、做细,确保群众安居乐业,确保社会和谐稳定”。

二、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的现实意义 中国共产党九十多年的历史一再证明：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什么时候坚持群众路线，党的工作就能取得胜利，党的事业就能向前发展；什么时候背离群众路线，党的工作就要遭遇失败，党的事业就要遭受损失。当下，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依然有着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是党在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下各项工作和事业不断向前发展的根本保证。

1.只有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才能践行为民的宗旨。群众路线给了我们党一种科学的认识论，即“人民，只有人民，才是世界历史的创造者”。只有如此，每一位党员才能发自内心的敬畏群众，尊重群众，才会真心实意的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我们党的奋斗目标，才不会停留在口号上，才不会是空谈，而变成全党实实在在的行动。

2.只有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才能发扬求实的作风。求实的作风是党的一以贯之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是每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具备的政治品格和科学精神。

3.只有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才能培育创新的理论和实践。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目标阶段，要求党和政府“发展要有新思路，改革要有新突破，开放要有新局面，工作要有新举措”。做到这些不是闭门造车，而是源于人民群众的实践。只有坚持党的群众路线,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 同时协调好各阶层、各方面的利益关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断营造宽松良好的创新环境。

今天，尽管我们还存在着这样的、那样的困难和问题，确实是不少，因为我们在现代化的推进过程当中，把西方国家几百年走过的路，用几十年走完了，等于是压缩了，所以，问题集中呈现，压缩式地呈现。但是，我们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这一条我们要充分肯定，我们已经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在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自信地说，而且应该自信地说，真正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力量在哪里？智慧在哪里？在中国人民中，在亿万有梦、追梦、圆梦的中国人民中。只要我们在党的坚强领导下，紧密团结，万众一心，同心同德，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就一定能实现，我们中华民族就一定会对人类的文明事业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