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阿仕顿发展历程
阿仕顿
阿仕顿发展历程
2003年11月
初创，第一家男装零售店在常熟步行街开业。
2004年
在吴江步行街连续开设两家连锁分店，之后在苏州，无锡，常州等地的各家连锁门店相继闪亮登场„„
2005年
正式创建阿仕顿品牌，率先在全国推出“城市休闲男装”新概念，阿仕顿进入品牌发展期。
2006年
阿仕顿由品牌运作、商品企划到生产、零售的统一控制运作模式，走出了一条阿仕顿独特SPA商业模式。
2007年
筹备全托管连锁加盟体系，并制定了阿仕顿未来明确的战略营销目标。
2008年
正式启动“至2020年发展至5000家连锁店的宏伟战略计划”，及全托管连锁加盟计划。2010年9月
阿仕顿以创新模式，创新品牌的姿态闪亮亮相第十二届江苏国际服装节，江苏省委书记罗志军亲临阿仕顿展厅参观指导。此次参展引起了相当的轰动效应。
2011年3月
江苏纺织服装新锐品牌阿仕顿男装战略发布会在人民大会堂成功召开。
2011年3月
亚洲地区最具规模与影响力的服装专业展会，第19届中国国际服装服饰博览会（CHIC）在北京隆重举行，阿仕顿城市休闲男装以新锐品牌锐不可当之势盛装参加，与波司登、雅戈尔、杉杉等企业共同组成国内知名男装品牌展位群，并在品牌男装馆E1馆闪耀亮相。
2011年9月
阿仕顿男装盛装亮相第十三届江苏国际服装节，江苏省委书记罗志军、省长李学勇一行分别莅临阿仕顿展厅视察。此次参展，阿仕顿受到各级领导、新闻媒体和参展人员的一致好评，进一步提升了行业影响力和品牌美誉度。
阿仕顿
2011年12月
阿仕顿总部超1000平米大型旗舰店华彩开业。
2012年2月
阿仕顿董事长参加商务部投资代表团随习近平副主席访美。
2012年3月
中国首家快时尚品牌重点建设示范基地落户江苏阿仕顿。
2012年3月
阿仕顿再度盛装参展第20届中国国际服装博览会，全方位展示快时尚品牌新姿。2012年4月
阿仕顿携手江西服装学院共建服装营销人才培养基地。
2012年5月
阿仕顿冠名支持2012世界女子水球联赛总决赛。
2012年8月
阿仕顿在苏州市首届企业文化节上荣获“苏州市企业文化建设示范单位”，宣传片荣获“苏州市优秀企业宣 传片”，企业歌曲《为梦想》荣获“苏州市十大企业金曲”。
2012年8月
阿仕顿受邀参加中国品牌节，并连续三年蝉联“品牌中国金谱奖 — 中国十大男装品牌”。
2012年9月
阿仕顿超10000平米商学院正式投入使用，打造零售管理黄埔军校。
2012年9月
阿仕顿作为唯一男装品牌星耀2012世界名城会。
2012年9月
“阿仕顿之夜”第十四届江苏国际服装节颁奖典礼璀璨盛启，董事长龚政荣获“2011—2012年度江苏纺织服装创新人物”。阿仕顿连续三年参展江苏国际服装节，赢得广泛赞誉，一举荣获博览会金奖。
2012年9月
阿仕顿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先后参展江苏产品万里行.重庆展销会和2012苏州名优新产品武汉展销会，扩大品牌影响力，并寻求市场商机。
2012年11月
阿仕顿被常熟市团市委授予“常熟市青年活动中心”的称号。
2012年11月
阿仕顿荣获“重点跟踪培育的中国服装家纺自主品牌企业”。
2013年1月
阿仕顿荣获2012中国纺织服装行业年度精锐榜“十大服装品牌”。
2013年1月
阿仕顿男装获选第十二届星尚大典唯一指定服装品牌。
2013年4月
阿仕顿男装与常熟电视台城市生活频道全面战略合作，打造媒企共赢发展新模式。2014年3月
阿仕顿荣获第十届中国服装品牌年度大奖“潜力大奖”提名。
第二篇：金仕顿赞助方案
内蒙古财经学院 走进敬老院公益活动
金仕顿大酒店
一、活动简介
（一）内蒙古财经学院
内蒙古财经学院始建于1960年，是内蒙古自治区唯一一所独立设置的以本科教育为主的全日制普通高等财经类院校。经过近50年的建设和发展，学院办学规模逐渐扩大，办学层次逐步提高，实力不断增强，为自治区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旅游学院
内蒙古财经学院旅游学院是适应内蒙古旅游事业发展需要，以内蒙古财经学院经济、管理教育优势为依托，建立的一个以本科为主兼有高等职业教育的专业系。我院还是内蒙古自治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厅首批公布的自治区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和自治区饭店餐饮协会确定的高级人才培训基地及内蒙古自治区“餐饮管理”专业（专、本科）自学考试的主考单位。
（三）走进敬老院公益活动
内蒙古财经学院旅游学院组织全校各院系学生代表走进呼和浩特市敬老院，举行文艺义演活动。用我们的一片爱心，来换取老人们的一份开心；用我们的小小行动，号召更多人的行动！让我们一起走进敬老院，关注弱势群体，关爱老年人！通过本次活动能够达到大学生与老年人之间的互动，更能够引起社会的关注。呼吁社会更加关注老年人。鼓励、倡导全社会关注弱势群体。
（四）活动基本情况介绍 活动时间：2009年4月25日 活动地点：呼和浩特市敬老院 活动主题：关爱老年人，走进敬老院 主办单位：内蒙古财经学院团委 承办单位：旅游学院
二、服务内容
内蒙古财经学院团委及旅游学院将本着公平合作、双赢互利的原则为赞助方提供下述服务：
（一）条幅宣传
本次活动将采取全城宣传形式，活动当天将条幅张贴于车辆前后，在整个呼和浩特市游车宣传条幅，共计7条。活动过程中将在学校与敬老院分别张贴条幅，内容如下：
“金仕顿大酒店预祝内蒙古财经学院走进敬老院公益活动圆满成功” “金仕顿大酒店与内蒙古财经学院携手关注老年人”
（二）喷绘宣传
1、本活动将在内蒙古财经学院东西两校区悬挂彩色喷绘三幅，喷绘主题围绕走进敬老院公益活动，具体内容由双方协定。
2、活动现场背景幕将悬挂带有冠名方主题的喷绘。
（三）广告宣传
本次活动将联系社会各大媒体如：内蒙古电视台、内蒙古日报社、《大学生第一线》、内蒙古财经学院播音站等，能够引起社会的关注，更能为酒店提供良好的社会公益形象。
（四）主持人宣传
比赛过程中主持人将进行口头宣传。
（五）文化衫宣传
活动工作人员在义演过程中将穿戴冠名方提供文化衫，现场工作人员也可身披带有宣传商家的绶带，商家也可为活动提供宣传话筒。
三、赞助方案
欲使活动圆满举行，需公司提供以下赞助： 广告费用及条幅喷绘费用约计700元。租车费用约计500元。
活动后赠送老年人礼品望贵方赞助800元。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第三篇：阿克顿就职演说
阿克顿就职演说：论历史研究
阿克顿
[1]诸位同仁：今日我回想起本世纪中叶以前的一段时光，那时我正就读于爱丁堡，热切地向往着这所大学。我向三所学院提出人学申请，然而当时我却被它们一一回绝。在这里，我最初曾徒然地定下我的愿望；也是在这里，在这个时隔45年之后更令人愉快的时刻，它们终于实现了。
首先，我要给各位谈谈也许我有理由称为近代史之统一性(the Unity of Modern History)的历史观，对于每个担任此职的人一踏入门槛就要碰上的问题，这种历史观不失为一个方便的解决之道。我的前任熠熠生辉的名望，使我对这一职位充满敬畏。
大家经常听说，近代史是个不能确定起止日期的研究领域。没有起点，因为人类命运是被织成了一张并无缝隙的密网；因为社会如同自然界一样，其进程是持续不断的，我们可以不停地追溯既往，直到我们会在德意志的森林中朦朦胧胧地看到《独立宣言》。没有终点，是因为基于相同的道理，已经发生的历史和正在发生的历史，并不能科学地加以分割，若分割开来，便失去意义。
约翰·西利爵士曾说：“政治学若不以史学来开阔视野，便是粗俗的；史学若看不到它与实际政治的关系，便退化为纯粹的文学。”每个人都觉得此言不虚。因为政治科学恰如河沙中的金粒，是由历史长河积淀而成的一门科学。而历史知识，即对经验所揭示的真理之记载，作为行动的工具和促成未来的力量，是极有实用价值的。在法国，这种重要性被赋予了对我们自身时代的研究，以至于有规定的当代史课程以及相应的教科书。在促使科学繁荣、政治昌明的劳动分工的渐进过程中，某一天我们也许会在本国发现那一教职的。同时，我们不妨承认两个时代之间的分界线。因为“当代”在这一点上区别于“近代”：我们不能明确地查知它的许多事实。生者不以死者的坦诚放弃他们的秘密；总有某个关键处无法确知，一代人之后我们才能了解真相。研究者都知道，通常的报道和外观表现并不能如实的反映事实。甚至一件值得纪念的事件，如1870年战争，其真实起因仍模糊不清；许多我们信以为真的事情，在过去六个月里都成为捕风捉影，重要见证人的进一步揭示仍有待出现。历史学的价值更多地依赖所获信息的可信性而非丰富性。
在可信性问题之外，是超然性问题。据发现原则和确定其作用的过程并不等于它们在实践中被应用的过程；我们最神圣最公正的信念，应当在宁静的空间里形成，超脱尘世的纷争与躁动。因为如果一个人在历史学方面持一种意见，在政治学方面持另一种意见，对国外持一种意见，对国内持另一种意见，一种针对反对派，另一种针对执政派，我们便有理由鄙视他。历史学要求我们把握永恒的问题，使我们免于局限短暂易变之物。政治学和历史学相互交织，但并非不分你我。我们的领域超出国家事务的范围，并不受政府的管辖。我们的职责是关注和指导观念的运动；观念不是公共事件的结果而是其原因；我们的职责甚至是优先考虑教会史而非世俗史，因为它涉及更重要的问题，包含着谬误的严重后果，因此是缜密的论述者和优秀的学者所要对待的首要问题。
同样，如果一种哲学总是在思索事物的起因和根源，把历史中的荣耀作为一部完整的史诗看待，它便是一种包含着智慧和深刻的哲学。然而，每位学者都应当明白，大师地位是在既定的限制之内取得的。孟德斯鸠及其学派用相同的术语称谓不同的事物，坚称自由是我们所属种族的原始状态，混淆就由这种理论而生。如果我们所要说明是思想而非事件，是观念而非武力，是赋予历史学以尊严、典雅和知识价值的精神财富，以及它对于提升人类生活的作用，那么我们就不会用民族现象来解释普遍现象，用风俗来解释文明。安提戈涅的一篇演讲，苏格拉底的一句话，第二次迦太基战争之前刻在印度岩石上的几行文字，居住于死海之畔、随着耶路撒冷的陷落而衰亡的一个沉默而有远见的民族的足迹，较之于海西山脉那些用橡果喂猪的蛮族的先人智慧，更加贴近我们的生活。
那么，为了我们当下的话题，我将近代史界定为肇端于四百年之前。一条明显而合理的界线，把它与以前的时期区分开来，它在自己的进程中呈现出特殊的、显著的特征。近代并不是按正常的顺序从中世纪过渡过来的，也不带有合法子嗣的外部特征。作为不速之客，它根据革新的法则，削弱了历史连续性的威力，为万物创立了新的秩序。在这些日子里，哥伦布颠覆了有关世界的观念，彻底改变了生产、财富和权力的状态；在这些日子里，马基雅维里将政府从法律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伊拉斯谟把古代的理智之流从世俗之沟导人基督教之渠；路德在最坚固的环节上打断了权威和传统的链条；哥白尼创造了一种不可征服的力量，为即将到来的时代竖起了进步的永久标志。一如神授权力之发现和罗马帝国扩张时的情形，少数哲学家表现出不受束缚的创造性和对传统权威的勇敢挑战。类似的结果随处可见，一代人见证了所有这一切。它是新生活的觉醒；世界在新的轨道上旋转着，为一种前所未有的力量推动着。过去的许多年代为一种信念所支配，认为世风日下，社会不久就要毁灭；为陋习和坟墓中的主子的意志所左右。但16世纪出现了，它准备尝试未曾尝试的经验，满怀信心地展望着充满无穷变化的未来。
这一进步运动将它与旧世界大为不同：新世界的统一性展现在探索和发现的普遍精神之中。这种精神不曾停止活动，它抵抗住了多次卷土重来的反动力量；直到我们称为革命的一般观念的时期的来临，它才最终盛行起来。对我们而言，这场从依附到独立的持续解放和渐进的过程，不论好坏都是一种具有重要意义的现象，因为历史科学一直是它的工具之一。即使历史是一种羁绊和负担，对历史的认知却是最稳妥最可靠的解放手段。这种对历史知识的认真探索，是我所说的这四个世纪区别于以前世纪的一个标志。中世纪拥有一些记述那一时代历史的优秀作者，却对更早的史实漫不经心和不够耐心。他们在虚假证词的笼罩下满足于被欺骗，满足于生活在幻象的昏暗之中；他们按照便利原则去编造，高兴地欢迎着伪造者和骗子。随着时间的推移，谎言被普遍地信以为真，其影响不断增强，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文艺复兴时代。那时揭露假象的人文曙光落在几个思想敏锐的意大利人身上。正是在那时，历史学才如我们所理解的那样被人理解，也正是在那时，涌现出一批著名的学者，至今我们仍然要在方法和资料上求助于他们。我们的世界不同于昏睡中的史前世界，它知道有必要和有义务使自己成为过去时代的主人，但又不会丢掉它们的智慧或警谕，它把自己最好的精力和才华，奉献给了探查谬误和证实可靠真理这一至高无上的目的。
在这个历史学完全成熟的时期，人们不再默然顺从他们的生存现状。他们不是把一切视为当然，而是竭力想搞清楚自己存在的根据、走过的行程和个中原由。因此，史学家的重要性不断增长，超越于众人之上。稳定性的法则被不断变化的日新月异的观念力量所征服，这些观念充满生机与活力，展翅越过海洋和疆界，使得在一个孤立国度的封闭状态中寻求事物的原有秩序成为徒劳。它们强迫我们涉足于比我们更为广大的社会，熟悉遥远的异域风情，攀登更高的山峰，沿着主要方向，与不可能是一个国家所造就的各路豪杰、圣者和天才生活在一起。我们不能轻率地对巨匠前贤视而不见，必须收藏各类物品以供尽可能长久地欣赏；因为研究的无情后果就是不断地减少它们的数量。例如，展现最为强健的智力，莫过于观察拿破仑这个最著名、最有能力的历史人物的智力活动。在另一领域，熟悉了费奈隆的人格，那将是一个更高的境界，他是政治家、宗教活动家和文学家的神圣典范，是一个世纪的见证者和下一个世纪的先驱，是穷人反抗压迫的鼓动者，是专制年代之自由、迫害年代之宽容、习惯于屈从权威的人群之人性美德的拥护者。他的一个敌人说，他的睿智足以战胜恐怖；另一个敌人说，他的眼睛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因为单是这些最伟大最优秀的智者就可以作为指导性的榜样。一个资质平平或智力较低的人，不知道如何走出自己的封闭的思想，如何使自己的意志摆脱周遭的干扰，超脱于时间、民族环境的压力之上，如果选择为自己指引道路的星辰，如何用内心的光去纠正、审查和检验自己的信念，如何依靠坚定的良知和理想的勇气，重塑出身及教育所赋予他的人格。对我们而言，倘若不去追求更高水准和更宽广的视野，国际史就会被“先有议会，后有议会文件(parliamentary reporting is younger than parliaments)”这种绝对和偏狭的理由所支配。外国人没有在他的政府中安排某种神秘的机理，没有arcanum imperii(神秘物——原文为法文)。对外国人来说，政府的基础一目了然；政府机器的每一种动力和功能，可解释得像一只手表的运行一样清清楚楚。但是，由于我们土生土长的宪法不是人为制定或写在纸面上的，而是要求遵循有机生长的法则发展；由于我们对明确的界定和普遍原则不信任，而是信赖相反的原则，我们便没有那种激烈和漫长的辩论，而其他社会却已在辩论中把政治科学最深层的秘密展示给每个能够识字的人。在费城、凡尔赛和巴黎，在加的斯和布鲁塞尔，在日内瓦、法兰克福和柏林，尤其是在美利坚合众国那些最开明的州，当它们改造自己的政制时，制宪会议的讨论达到了政治学著作的顶峰水平，提供了我们在国内从未享有过的智慧。
对历史学家而言，他们宏大课题的近代部分是弥足珍贵的，因为它是难以研究穷尽的。它是最易于把握的，因为它是最熟悉和最明晰的。较早的景象从模糊的背景中呈现出来。我们不久便陷入到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处境。成百上千的近代人提供着自相矛盾的证据。可以用他们的私人通信去研究他们，依据他们自己的供述去评判他们。他们的行为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做的，每个国家都开放了自己的档案，邀请我们去探知国家的秘密。当哈勒姆(Hallam)撰述有关詹姆斯二世的篇章时，法兰西是文件可资利用的惟一大国。后来，罗马和海牙也开放了它们的档案，再后来是意大利诸国的收藏，最后是普鲁士和奥地利的文献，西班牙也开放了它的部分文件。在哈勒姆和林加德只能依靠布里隆的问题上，他们的后继者却可查阅十个政府的外交资料。实际上，没有哪个论题已经用尽所有的资料，以至于我们可以满足于目前的成果，再也不想对该论题重新探讨。路德和腓特烈的部分生平，30年战争的片断，美国革命和法国复辟时代的许多内容，黎世留和马扎然的早期岁月，伽地纳先生的一些卷册，如同太平洋的岛屿一般在各地重见天日。虽然兰克是对历史文献进行杰出研究的真正始创者，欧洲史学界最敏锐最成功的探索者，我也不敢说他的70卷著作中没有一卷不曾被后人赶上，不曾被部分地超越。主要是通过他不断扩大的影响，我们的学科才开始不断进步，使最杰出的导师很快便落在了更好的学生后面。单是现在对外界开放的梵蒂冈档案，在运往法国时就装了3239箱，然而其数量还不是最多的。我们仍处在文献时代的开端，这个时代倾向于使历史学不再依靠历史学家，倾向于以牺牲著述为代价来发展学识，倾向于在其他学科也完成一次革命。
我愿向大家说明，我为何认为近代史非常重要。我的理由并不在于强调它有丰富的资料，亦不是因为它已同过去决裂，或革新永无止境，步伐不断加快，或意见日益压倒了信仰、知识又日益压倒了意见，而在于它讲述着我们自己的故事，是我们自身生活的记录，是那些未曾放弃未曾停息的努力的记录，是那些仍然牵制着人类的步伐、困扰着人类心灵的问题的记录。它的每一部分都包含着极其珍贵的教训，这些教训是前人在他们的社会——和我们生活的社会有很多相似之处的社会——中摸索出来的。如果我们不知道如何利用他们的先例和教诲，要想学到这些教训，我们只能再做尝试，并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即使近代史研究未能使我们著书立说，只是使我们变得更明智，使我们拥有了比历史知识更有益的历史思考的才能，它也就实现了它的目的。它对于人格的形成和才智的培养，是最有力的促进因素。我们的历史判断力，无论对于公众或私人行为，还是对于来世的希望，都是大人可为的。经过近代各种事件和相互比较的锤炼之后的信念，其坚定性与力量，会大大超过那些受着每个新事物的困扰，常常比幻觉和无据的偏见强不了多少的信念。
人类的首要关怀是宗教，它是近代几个世纪的显著特征。这几个世纪以新教的发展为标志。它们从一个极端麻木、无知和衰败的时期起步，立刻便陷于那场激烈而持久的冲突之中，无人能够想像它的无穷后果。教义信仰(Dogmatic conviction)——因为我避免使用与当时的许多特征联系地一起的信仰(faith)一词——成为普遍关注的中心，直到克伦威尔时代，它仍然是公共政策的最高支配力量和出发点。然后便出现了这样一个时期，持久冲突的激烈程度有所减弱，甚至势不两立的信心也不再那么精力旺盛，于是好斗的精神开始为科学精神留出了余地；暴风雨过后，出现了一片尘埃落定的场地，许多争论都留给史学家们去沉稳而祥和地解决，他们本来就具有这样的特权，能够把宗教事业从诸多不公正的谴责中，从更为有害的公正谴责中拯救出来。兰克常说，在七年战争之前，教会的利益支配着政治，它标志着社会的一个阶段，这一阶段结束于勃兰登堡的主人们唱着他们的路德教圣歌在卢蒂尼亚采取的行动。那个大胆的主张即运用于今天这个时代，仍是可以质疑的。当罗伯特·皮尔爵士解散了他的政党时，追随过他的领导人便宣布，没有任何天主教教义能够成为使它重建的基础。另一方面也可以强调指出，在1870年7月，即法国战争爆发时，惟一坚持废除教会世俗权力的政府是奥地利；此后我们便目睹了卡斯特拉尔的下台，因为他试图调和西班牙同罗马的关系。
1850年后不久，几个最聪明的法国人对本国人口增长受到抑制和“未来不列颠”(Further Britain)突增的人口统计数字深感不安，预言英吉利民族的优势地位即将到来。他们没有预见到——当时谁都未预见到——普鲁士更加迅猛的崛起，以及世界上这三个最重要的国家，到本世纪末会成为基本上皈依宗教改革的新教各派的国家。因此，这几个世纪，对于宗教正如对于众多事物一样，一直促进着新事物的产生；引力中心从地中海国家转向大西洋国家，从拉丁族转向条顿族，同时也从天主教转向新教。
历史科学同政治科学一样，从这些争论中脱颖而出。正是在斯图亚特王朝复辟之前的清教徒时代，神学与政治学携手实现了一场根本性的变革。17世纪发生在英国的变革，其本质与其说是教会之争，不如说是教派之争，分裂常常是由于戒律和自律方式(self-regulation)的不同，而非教义的不同。各个宗派并没有控制国家的野心，他们更多地关心着个人而非信众，热衷于宗教秘密会议而不是国家一级的教会。他们虽视野狭窄，却又目光敏锐。他们认为，政府和制度如同尘世万物二样，注定是要消亡的，而灵魂却是不朽的；在自由与权力之间，恰如在永恒和时间之间，根本不存在可比性；因此强制命令的范围应当控制在确定的界限之内；过去由权威、外部戒律和有组织的暴力所为之事，应当采取分权的方式处理，并委之于自由人的理智和良心。于是，意志对意志的支配，由理性对理性的支配所取代。宽容的真正使徒，并不是那些为自己的信念寻求保护的人，也不是那些没有信念可保护的人，而是这样一些人——对他们来说，不论他们的事业如何，宽容都是一个政治、道德、神学的信条，一个既涉及宗教，又涉及政治的良知问题。这样的人就是索齐尼，以及一些更小派别的人们——罗德岛殖民地独立的创建者，宾夕法尼亚的贵格会主教。用于鼓吹信条权威的大量精力和热情，也被用于预见中的自由。空气中弥漫着发出新呐喊的热忱，但是事业未变。它成为一种自诩：宗教是自由之母，自由是宗教的嫡传；宗教思想的发展对政治生活之既定形式的这种转变和颠覆，将我们带到了我的论题的核心，为我们展现了历史循环之重要的关键特征。它的起点是历史上那场最强大的宗教运动和最优雅的专制统治，它导致了各国生活中的政治高于宗教。最后，结束于一种平等的要求：每个人在履行天职时都不应当受到其他任何人的约束——这是个携带着风暴和破坏力的信条，是人权(the Rights of Man)的内在实质和革命颠扑不破的主题。
如果我们考虑到敌对势力的情况、他们持续的抵抗和一再崛起，考虑到在1685年、1772年、1808年这些斗争似乎永无成功希望的关键时刻，我们可以不夸张地说，若没有17世纪宗教动机所提供的威力，世界朝向自治的进步便会束手就擒。这种朝向有组织有保障的自由状态的不断进步，是近代史诸多事实的特征，是它对神学理论的贡献。我确信，许多人会发现这是种陈词滥调，老生常谈，会质疑这样的结论：世界虽无多大进步，但智力是个例外，它正在获得自由，或自由的增长既是一种进步也是一个成果。我的导师兰克便反对前述观点，孔德这位更优秀者的导师，认为我们在死人之手的合力重压之下，拖着一条越来越长的链条；我们许多晚近的一流作家——卡莱尔、纽曼、弗劳德——认为，在证明上帝对待人类的方式上，并无进步可言，若仅仅是自由得到了加强，这就如同朝着尾巴方向前进的生物运动一样。他们认为，针对坏政府而急于采取的防备措施，是通向美德的障碍，它使能者受制于无能者，为庸碌众生的利益而放弃开明的品德，因而败坏道德和灵魂。他们坚信，为人类所做的伟大而有益的诸事，都有赖于权力的集中，而非权力的平衡、抑制和分散；源于正在消亡的宗派的辉格党理论，即惟有受到制约的权力才是合法的权力，统治须赖臣民的同意，是对世代相传的那种神圣意志的背叛。
我陈述以上反对意见，不是为了陷入与我们不一致的一门学问的激烈争吵，而是为了借助于界定对立的说法以表明我的主旨。在此，没有任何政治信条比史学家的如下格言更能说明我的意图：尽可能替对方考虑，避免自己的偏执和自负。这就像18世纪的一句源于柯尔贝尔的经济学格言“自由放任”(Laissezfaire)，在创立方法上即使它不是定论，也是重要的一步。不错，像麦考莱、梯也尔和当代两位最伟大的作家蒙森和特赖奇克这样最具感染力的人物，把自己伟岸的身影投射于他们的著作之中，这种做法对伟人是合适的，而且一个伟人也许抵得上几个完美的历史学家。然而这句谚言自有道理：史学家不露面时，才会有最杰出’的表现。我们更恰当的榜样是牛津主教，除了他面前的事件，他从不说明自己的想法；还有他著名的法国对手福斯泰尔·德·库朗热，他对一群兴奋的听众说：“不要以为你们是在听我说话，这是历史自己发出的声音。”除非考虑到三千年的历史，我们便不能在这四百年的历史观察中发现哲理。这会是一个片面而错误的诱导。但是我期望，即使这段短暂而难以启迪人智的历史，也有助于大家看到，超然于他所要拯救的人类之上的基督，他的行动并未失败，而是还在加强；神的统治智慧，并不体现于世界的完美，而体现于世界的改善；已经获得的自由是个道德成果，它有赖于进步文明的各种条件的汇合和共同作用。然后，你们才会理解一个著名哲人的所言：史学是对宗教的真实证言。有人宣称自由是勋章，是奖品，是桂冠。既然自由是个具有两百种定义的概念，而且除了神学之外，这一大堆解释引起的流血远甚于任何事物，那么他们这样说是什么意思呢?自由是指法国的民主，或是指美国的联邦制度?是指意大利人所关注的民族独立，还是指德国人理想中最优秀者的统治?敝人不知如下工作是否会进入我的职责范围：穿越我们盛衰多变的历史景观，去追索自由观念的缓慢进程；去描述那些触及良知本质的深邃思考如何促进了一种维护良知的更崇高、更神圣的自由观，直到权利的卫土变成作为权利之原因的义务的卫土，直到作为尘世财富的物质保障而受到奖赏的自由，因为保障着一切宗教活动而变为神圣。我们所需要的，只是一把进入历史的平凡的钥匙；不必停下来讨哲学家的欢心，我们当前的愿望也可得到满足。我们不必探询，在上帝的人间代理是否永无谬误这个问题上，萨拉萨或巴特勒、康德或维内所持的观点有几分道理，也可顺利达成以下共识：只要绝对专制的统治依赖的是无敌的武器、集中的财富、御用的教会和残忍的法律，它的统治便会崩溃；崛起的商业反对土地，劳动反对财富，国家反对社会的支配势力，分权反对国家，个人思想反对历代习俗，因此无论什么权威，无论是少数派还是多数派，都不能要求绝对的服从；哪里经历了漫长而艰辛的考验，存在着对于可靠的信念和累积的知识的保护，哪里存在着相当水平的普遍道德、教育、勇气和自制能力，哪里(即使只有这一个地方)就可以发现这样一个社会，整个世界会迈着不同的步伐，通过克服种种失败，向它所展示的生存状态前进。各位从以下现象即可了解这一点：代议制、奴隶制的废除，舆论的统治，等等；通过较不明显的事例，也会更好地体会到这一点：对弱势团体和良心自由的保护，它们在受到有效保护后，又保障着另一些自由。
说到这里，我的论点有陷入自相矛盾之虞。如果社会高高在上的征服者所以取胜，更多地是依靠暴力而不是温和的技艺，如果事物的发展趋向就是走向动荡和灾难，如果世界将宗教自由归功于荷兰革命，将立宪政体归功于英国革命，将联邦共和制归功于美国革命，将政治平等归功于法国革命及其追随者，那么，我们这些沉湎于既往的忠实而专注的学者又该如果是好呢?革命者的凯旋使史学家无立足之地。上个世纪那场大革命，通过它的权威阐释者杰斐逊和西哀士，否定了史学。他们的信徒宣告与历史决裂，并且随时打算销毁历史文献，赶走并不碍事的历史教授。然而，出人意料的真理简直比虚构的故事还要离奇，它表明这并不是史学的末日，而是它的复兴。在进步的过程中，同时也在倒退的过程中，直接或间接地出现了一种动力，它使作为文明要素之一的史学，发挥了较以往无可比拟的更大作用。一场思想领域的运动开始了，它比古代学问的复兴更加深入人心，意义也更为重大。主宰着我们生活和劳作的天命，首先体现于对否定发展规律的消极精神的反抗，其次体现于分析并纠正革命，根据历史因素的固有作用对它加以说明的努力之中。保守派作家，即以浪漫主义或历史主义学派之名在德国享有地位的作家，将大革命视作一个反常的插曲，一个时代的错误，一种需要用追根寻源的方式加以根治的疾病，他们竭力想把断裂的历史脉络再联结在一起，恢复有机进化的正常状态。自由主义学派的故乡是法国，它将大革命辩解为一种真正的进步和全部历史的成熟果实。这就是那一代人的两种主要论点，我们把一些观念和科学方法归功于他们，而正是这些观念和科学方法，使得历史学大大不同于上个世纪人们眼中的历史学。严格而言，创新者并不比古人高明。穆托拉里见多识广，德蒂耶蒙严谨准确，莱布尼兹能力过人，弗里尔特目光犀利，吉本的综合整理的技能亦堪称大师。然而，在本世纪过去四分之一时，历史学家的一个新时代开始了。事物头绪纷繁，我只想特别说明三点，它们构成一个正确的顺序。对于如洪水般不断涌来的不容怀疑的新课题，我无需说些什么。教皇的秘密档案在巴黎开放有一些年头了，但是有效利用的时间尚未到来，除了档案员本人，几乎无人接触过它们。时至1830年，文献研究才大规模地开展起来，奥地利处在领先地位。1836年前，米什莱可以称为先驱，此后即被诸如麦金托什、布霍尔茨和米涅这些对手所超过。30年后，即当1859年的战争完成对意大利的分赃时，一个新的更多产的时期开始了。各国虽有先后，但现在都已允许对其文献进行研究。对溺死的恐惧，已胜过饥渴之苦。由此造成的结果是，穷尽一生尽量收集已经出版的著作，仍不足以培养出近代史学的真正大师。一个历史学家，在他的研究从著作转向原始资料，从伯内特转向波考克，从麦考莱转向坎帕纳夫人，从梯也尔转向波拿巴家族的大量通信，他仍会迫切地感到，有必要去查阅威尼斯或那不勒斯、奥苏纳图书馆或爱尔米塔什博物馆的资料。此时此刻我们所关心的并不是这些事情。因为就我们的目的而言，需要学会的主要不是积累资料的技术，而是分析资料，辨别谎言与真相、可疑与可靠的更为重要的技术。历史研究充实、匡正和扩展思想所依靠的，不仅是博学多闻，更是有力的批判。那些不倦的编纂者、妙笔生花的叙述者、技巧娴熟的人物描绘者、能言善辩的劝善者等等，如果他们的位置被批判者们所取代，将无异于史学王国中的一次政府更迭或改朝换代。因为，所谓批判者，就是这样一种人，当他把视线投向一段有趣的陈述时，他是从怀疑它开始的。在他的权威没有对三个步骤表示认可之前，他是不会放弃怀疑态度。首先他要询问，他所看到的句子，是否就是原作者所写下的句子。因为转述者、编者和编者之上官方的或滥用权力的审查官，可能在文字上玩弄花招，对原文做了不少篡改。如果这些人没有过失，也有可能作者本人重写了著作，你可以去查找第一稿，找出后来的改动，增加了什么，删去了什么。其次要询问的是，作者从何处获得信息。如果来自过去的一个作者，这可以得到查证，但仍要对后者提出相同的质询。如果源自未刊文稿，必须追溯它们的来源，当达到了源头或线索消失时，真实性的问题便出现了。有关作者的性格、社会地位、家世和可能的动机，也必须予以探究；从“批判”一词的另一个恰当的含义说，较之于苦役式的、常常是机械的追寻文字来源的工作，这就是所谓更高层次的批判。因为必须把历史学家当作证人看待，如果他的诚实不可靠，便不足凭信。未证明某人有罪即应视其为无辜，这句格言是不适用于他的。
可见对于我们而言，评价权威著作，权衡历史记述，要比发现新课题更有价值。近代史虽然是个应用面最宽的领域，却不是我们获得技艺的最佳领域。因为它太宽广，不像古代史或十字军之前的历史那样，它的丰硕成果依然良莠不分。最好还是去考察一下在那些明确而有限的问题上已经做出过的事情，以及从施韦格勒那儿学习如何着手这种分析性工作。这些问题诸如普卢塔克的《伯里克利》的资料来源，论述《雅典政制》的两部小册子，《致狄奥格内图斯书信》(Epistleco Diognetus)的原始文本，《圣安东尼传》(Life of St．Antony)的写作时间等。通过与新版本的比较而对中世纪作者的批判，更为确凿，也更令人满意，因为后人在这些新版本上做了一些不可信的工作，这方面最好的例子莫过于斯塔布斯主教的数篇序言，其中对《神曲》的抨击是一个重要事件，它引起最优秀的意大利学者为维护但丁而做出了并非有失分寸的反击。若是有人告诉我们，英国在批判者的队伍方面落后于欧陆，我们应当承认，就工作的数量而非质量来说，这话是正确的。两位剑桥大学的教授，莱特弗特和霍特，既已不在人世，因此我可以说，他们是法国人和德国人皆未能超越的批判学者。
在我们的历史学与前辈历史学之间掘出一道鸿沟的这一代作者，他们的第三个显著特点，便是不偏不倚的原则(dogma of impartiality)。在普通人看来，这个词即意味着“公正”(justice)。他们认为自己可以宣称，他们的宗教信仰、他的繁荣昌明的国度、他的不论民主的、自由主义君主制(liberal monarchy)的或历史保守主义的政治倾向，具有种种优点，这样做没有任何不公或失当：只要他公平对待另一方也许稍逊一筹的优点，并且从不因某人的立场而视其为圣徒或恶棍。他会说，一个绝对抹杀某一方面所有优点的评判者，是毫无公正可言的。这些手执批判主义罗盘的人们，航行于他人未曾涉足的海洋，开辟了一个不同的研究视野。超然于辩解或争执之上的历史学，必须立足于文献而不是意见。他们有自己的“真理”观，它建立在对发现真理超常困难，发现后加以验证更为困难的认识之上。他们认为，以极其慎重、明晰而有洞察力的态度著书立说，可以使每一个有着良好愿望的人和他们走到一起，不论他们的感情如何，都可赢得他的赞同。宗教和政治中作为真理的思想，便是历史的力量。必须尊重它们，切不可禁锢它们。只要历史学保持至高的尊严、严格的自律、审慎的超然姿态和对司法事务的缄默，它便可以高居于纷争之上，形成一个公认的审判庭，对所有人一视同仁。如果人们真正诚实，只根据明确的道德而不是教义做出判断，那么，基督教徒和异教徒就会用相同的语言来描述尤里安；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就会用相同的语言来描述路德，辉格党人和托利党人就会用同样的语言描述华盛顿，法国和德国的爱国者也会以同样的语言来描述拿破仑。
我怀着敬意来谈论这个学派，是由于它所做出的功绩，它坚持历史真理，坚持这种真理对人类思想享有正当的权威。它为我们每个人提供了一门既可恰当接受、也可恰当放弃的学问。因为它不是真理的全部。兰弗里的评述卡诺的论文，舒盖有关革命战争的论著，罗珀的军事史，罗热有关加尔文时代日内瓦的著述，可以为各位提供不偏不倚的事例，它们比我所讲述的还要纯正。勒南说，它是富裕的贵族社会中的奢侈品，注定会在残酷而肮脏的争斗年代消失。在我们的大学里，它得到了一个高贵而牢固的避难所；为了协助它的神圣事业——因为那是真理和荣誉的事业，我们可以从公共生活这个极不科学的领域，吸取一个有益的教训。在这个领域，一个人可以很快看到一些更有能力、更优秀的人和他做对。此外，观念是权力的来源，也是培育原则的名校，为了理解它们的巨大力量和真正含义，我们便不停地清除那些从永恒纷争及不良后果中滋生出来的谬言、偏见、自诩之辞，直到让我们的对手变得比他们自己所展示的更强大、更有说服力。除了在我让各位散去之前我们就要面对的事例，令历史学家不愿意信奉的诫律莫此为甚。
兰克是近代史学得以形成的这个时代的代表。他认为近代史学是批判的、无价值色彩的和崭新的。我们在每个环节上都绕不开他，他为我们做出的贡献无人可比。有些著作比他的所有著作更扎实，有些著作在政治、宗教和哲学见解方面，在创造性想像的活力方面，在思想的独创性、高度和深度方面，也许超过了他；但是他优秀的重要成果所达到的程度，他对于杰出人士的影响，打上了他的思想烙印、被人类所接受并加以运用的知识的数量，世人无可匹比。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1877年，当时他虚弱不堪，形容枯槁，双眼近乎失明，几乎无法阅读和写作。他柔声地喃喃道别，我担心再听到他的消息就是他的噩耗。两年后，他开始了一部世界史的写作。虽然不能说没有缺陷，但这部创作于83岁之后、内容远涉中世纪时期的17卷著作，创造了著作史上令人叹为观止的成就。
他的道路在早年便由《昆廷·杜瓦尔德》(Quentin Durward)一书所定。他吃惊地发现斯科特笔下的路易十一世与科明尼斯的原始记载不符，于是下定决心，他今后的目标首先就是毫不动摇，死心塌地地遵从他心目中的权威的引领。他要坚决抑制诗人、爱国者、宗教或政治宗派分子的倾向，不支持任何事业，让著作中完全没有自己的痕迹，不写任何旨在满足个人感情或宣传一己信念的著作。一位像他一样也写过论述宗教改革著作的勤勉的神学家，敬称他为同道。兰克拒绝了他的抬举，说道：“你首先是个基督徒，我首先是个历史学家，你我相距甚远。”他是展现出米什莱所谓le desinteressement des morts(死者的超然——原文为法文)的第一位卓越作家。当他能够做到尽力不做评断，表明对立的双方各有理由，将臧否之事留给上帝时，对他而言这堪称道德上的胜利。他想必会和伦敦的两位著名医生产生共鸣，据说他们对某一病例不能确诊，于是做出了含糊其辞的说明。患者家长坚持要求有一个明确的答复。他们回答说，他们无能为力，但他可以轻易找到五十个能够给出明确答复的医生。
尼布尔指出，在印刷术发明之前写作的编年史家，曾一度只抄录一位前人的著述，几乎不知道对权威学者进行甄选或综合。这个意见在兰克笔下大为改观。兰克以他的眼界和敏锐的感觉，以一种近代史研究中史无前例的严谨态度，仔细审查和剖析了从马基雅维里到《一个政治家的回忆录》(Mdmoires d’un Hommed’Etat)时代的史家。但是，尼布尔把传统著述弃之不用，以自己的著作取而代之，而兰克的使命则是，对于那些他可以在适当范围内服从的大师，他要去维护(而不是毁坏)和树立他们的这种地位。兰克在多篇优秀论文中表现了这种技艺，虽然他的后继者也可以和他的技艺一争长短，并且做了更为细致的工作，他这些论文仍是我们掌握一种技术程序的最佳指导，在今人的记忆中，使近代史研究焕然一新的正是这种技术程序。兰克的同代人厌倦了他的中立态度和超然风格，厌倦了开创者们借助于兰克的拐杖所做的那些有益但从属性的工作；他们认为，这种只需一个人呆在书房里，几乎不必关心公共生活，只为自己而完成的晦涩难解的初级成果，已经做得够多了。实践着这些基本技术的人，也许自有他们的道理。我们这些人，虽然必须掌握此种技术，却应当全心全意地投身于学习伟大的榜样。
除了技术因素之外，方法不过是对常识的重复。观察最优秀的人在各种智力活动中对于方法的运用，是获得它的最佳途径。边沁坦言，他从个人本专业中学得的东西，还不如从林奈和卡伦那里学到的多；布鲁厄姆建议法学学生从研究但丁起步。李比希把他的《有机化学》说成是对密尔《逻辑体系》的实际运用，有位著名的医生，为避免让他知道我在议论他，在此姑隐其名，他通过阅读三本书来丰富自己的医学头脑；它们分别是吉本、格罗特和密尔的著作。他还认为，仅靠一门研究，是变不成有修养的人的，他必须受到自然、社会、道德等不同思想形式的薰陶。我引述同僚们的这些金玉良言，是为了感谢他们。既然科学家说从我们这儿有所获益，我们当然也可以从他们那里学到不少重要的东西。因为他们能够表明，如何保证归纳的完整性和可靠性，如何限制和妥善使用假设和类比。他们掌握着神秘的思想宝藏的秘密，正是藉此秘密，谬误向真理俯首称臣，真理虽然缓慢但不可抗拒地占了上风。他们的秘密就是发现的逻辑，展示知识的增长和观念的发展，人世间的欲望和感情几乎没有变化，而这些增长和发展才是进步的标志和历史的辉煌所在。当他们专注于自己的研究课题，向自己的同侪发表看法时，也常常能给予我们珍贵的启示。请记住，达尔文只去注意那些给他的道路造成麻烦的文字，一位法国哲学家也抱怨自己的工作没有进展，因为他没有发现更多的矛盾事实；还有贝尔，他认为谬误同真理一样有益，皆应仔细对待，因为谬误有助于发现新的反对意见；正如罗伯特·鲍尔爵士告诫我们的那样，我们常常是通过考虑反对意见来学习。法拉第断言，“在知识领域，不思进取的人只配受到谴责和鄙视。”约翰·亨特的话对我们大家都应有所启发：“千万别问我曾经说过什么，曾经写过什么。要是问我现在的看法，我倒是可以给你们说说。”
自本世纪初以来，来自各地的作者一直在激励和充实着我们。法学家们告诉我们演进的连续性法则，它使历史从诸多偶然事件的排列，变成一个类似于有机体的过程。时至1820年，神学家们开始根据发展的线索修正他们的学说，纽曼说，那是很久以后被进化过程所证实的线索。甚至务实的经济学家也确信，历史不是附属品，而是他们应予探究的实际课题，从而把他们的学科也撒入历史之河。哲学家声称，早在1804年，他们就开始为他们的形而上学的脖子套上了历史之轭。他们教导说，哲学不过是对历史上一切哲学思想的正确总结而已，每一种哲学体系都带有时代的痕迹，关键是要把保存至今漂泊无着的真理之光聚集起来，历史学即使不能完全取代哲学，也是哲学的源泉。孔德在他的一部著作中，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历史学支配了哲学便是他所生活的这个时代的特征。自从居维叶首次认识到归纳发现的过程与文明进程之间的联系以来，科学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它使历史的思维方式成为时代风气，使一切方面都受到了它的影响，由此才出现了“历史主义”(historicalism)和“历史意识”(historicai—mindedness)这类令人感到压抑的名称。
有些错误属于可以弥补的智力缺陷，对此我应当说几句不中听的话，因为它们在我们大家身上普遍存在。首先，对事件的前因后果和真实意义缺少强大的理解力，对现实政治家来说是致命的，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则是一场灾难，因为他是不能正视现实的政治家。把研究当游戏，除了毫无意义和启发性的表面现象，看不到任何东西，我们普遍如此。因此我们具有一种怪癖，易于忽视并逐渐忘掉确知的事实。试举一两个事例即可说明我的想法。一位最有名的英国作家记述了他亲眼目睹托利之名被安在保守党的头上的前后经过。因为当时托利是个恶名，用来称呼被爱尔兰政府悬赏缉拿的人；所以如果我过于相信进步，我至少可以欣然指出这个事例以说明我们的言谈举止有了改进。有一天，提图斯·欧茨对那些拒不相信他的人大为光火。他搜肠刮肚找到一个恶毒的骂名，便开始称他们为托利党。这个名称流传至今，但是笛福所证明的来源，却从人们的记忆中失落了，仿佛一个政党以自己的教父为耻，而另一个政党并不在乎有人把他们同他的事业和性格扯在一起。各位想必都知道有关特拉法尔加战役的消息，以及消息到达两天后庇特先生在一群热情的人簇拥之下去城里赴宴的事。当大家向这位拯救祖国的首相举杯祝酒时，他谢绝了那些赞扬，并说：“英国以她自己的力量拯救了自己；我希望，英国以自己的力量拯救了自己之后，她也将以她的榜样拯救欧洲。”1814年，当这一愿望实现之时，有人记起了这位大演说家的最后一次演说，铸成一枚勋章，把这句话简化四个拉丁文单词刻在上面：Seipsam virtue，Europam examplo(塞普沙姆之美德，欧洲之楷模——原文为法文)。当时，就在庇特先生最后一次公开露面之时，他听到法国对德国的大获全胜和奥地利人在乌尔姆投降的消息。他的朋友断言，陆地上的抵抗是无望了，现在是把欧陆留给侵略者，依靠我们新的海上帝国的时候了。庇特却不以为然。他说，只要拿破仑遭到一个国家的抵抗，他就会受到遏阻。他宣称这个国家就是西班牙，然后英国就会插手。刚从印度回来的韦尔兹利将军当时在场。十年后，即他已实现了庇特临终前的明确预见之后，他在巴黎讲述了这件事。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这是最为令人震惊和最深远的预见，政治史上这样的事并不少见。
我不会再有机会对着今天这样的听众说出我的思考，在一个如此荣幸的场合，演讲者难免会让自己想一下，他是不是知道一些被人忽略的真理和重大主张，可以或为一句精巧的隽语，用作结束演讲的提示，甚至可能成为一个研究目标。此时此刻，我并没有考虑那些已成为每个学派专属财富的闪光箴言，它们是——读写皆有益于学习；莫为佳作而自满；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兼容并蓄；不以人废言；伟人面前不气馁；坚持己见，不惧异见；无证不信；思之慎重于行之慎；恶强善弱，不可轻忽；不为偶像崩塌或真相暴露而动容；以最佳处论能力，以最劣处论人品；防权甚于防魔；以及研究问题参之以时代。例如这些问题：路德思想的来源，培根的科学影响，亚当·斯密的先驱，卢梭的中世纪先师，柏克的传承，第一批辉格党人的查实，等等。我想，其中的大多数都无可争议，也无需详述。然而，我是受着舆论力量的反对，而对各位发出如下劝诫：不要降低道德水准或操行的要求，要用支配着你们个人生活的最终准则去评判别人，不要让任何人和任何事逃脱历史有权施加于邪恶之上的永恒惩罚。减轻罪行和放松惩罚的请求恒久存在。每走一步我们都会遇到一些论点，它们姑息养奸，掩饰罪过，混淆是非，诱使正派人堕落。那些企图迷惑和阻挠我们的人，首先是那些创造了今日之历史的人。他们树立了这样一条原则，只有愚蠢的保守主义者才用过去的观点来评判现在，只有愚蠢的自由主义者才用现在的观点评判过去。
那一学派的使命就是使遥远的过去，特别是中世纪，甚至最遥远的古代，能够被18世纪的社会所理解和接受。这当中有些困难，其中之一就是第一次东征时那些胸挂十字架的十字军根据教令大肆杀戮犹太人的事实。用一个永恒的标准评价他们，称他们是狂热的渎神者或残忍的伪善者，就等于无故地向伏尔泰投降。不能为某种行为辩护时就赞美其精神，这已成为一种惯用的手法。因此我们没有通用的法典；我们的道德观总在变动；你们不得不考虑时代，人们所属的阶级、环境的影响，学派中的掌门，讲坛上的宣教者，他们无意识遵从的运动，等等，直到责任消失在群体之中，没有一个有罪者会被追究。一个谋杀者，如果他遵守当地习俗，如果得到邻人的赞同，如果被官方顾问所鼓励，被司法当局所表扬，如果他的行动是为了国家或出于纯洁的宗教热沈，或者，如果法律就是他的同谋，他可以受其庇护，他便是无罪的。道德的泯灭不可宽恕，其原因却是这样一些因素，它使我们能够以一种阴暗的快意，去体会邪恶生命的秘密。因时间和地点不同而大不相同的道德法典，可以随着原因而变化。赦免是人的一个创造，它使我们能够编造例外，权衡利弊，以不公平的法律对待朋友和敌人。
它联系着一种哲学，即加图认为源于诸神的哲学。因为我们有一种用事件来证明上帝正确的学说，它将成功看得高于一切，它认为邪恶的事业不可能获胜；戒律和惯例皆有其正当性；凡是存在的，就是正确的和合理的；既然上帝借被宽容者来体现他的意志，我们必须服从神的命令，按照既定的过去塑造未来。还有一种学说少了一些自信的张扬，它认为历史是我们的向导，它为我们展示可以避免的谬误和可以遵循的范例。它对成功的幻觉存有戒心。真理虽然有望大获全胜，或许不是依靠其自身的吸引力，而是靠逐步消灭谬误，但它并不承认在何为美德上做出的相应承诺。它相信，膜拜历史比无视或否定它更加危险，因为这将使罪恶长存，承认谬误的统治。它认为，懂得如何特立独行、终生抗击着时代洪流的人，才算得上真正的伟大。
兰克平实地叙述了威廉三世颁布剪除一个天主教派别的命令，驳斥他的辩护士们虚弱的藉口。而当他谈到这位来自荷兰的英国救星的去世和人格时，却忘记了格伦科惨案，对屠杀未置一词，仿佛它不值一提。约翰内斯·缪勒是瑞士的一个大名人，他写道，英国政制(British Constitution)是某人——可能是哈利法克斯——一时设想出来的。严谨的法律家们不会赞同这种简单论断，它不是对英国政制成长方式的可靠而恰当的说明。英国政制经过历代的神奇生长，有着遥不可测的起源，它从未被好斗的人类智巧所玷污；但是它并不像乍看上去那样怪异。在哈林顿和博林布鲁克之间的众多小册子作者中，哈利法克斯勋爵是最具创造性的谏议书作者；在抵制威廉的斗争中，他提出了一个限权方案，这个方案即使不是在形式上，也是在实质上，预示着后来汉诺威王朝中君权的地位。虽则哈利法克斯并不相信这一方案，他却坚持认为，为满足多数而牺牲无辜是应该的。威廉·坦普尔爵士写道：“我们仅在这一点上存有歧异：如平民院所要求，仅因某些人被指控为神甫，就要把他们绳之以法，我认为这完全有失公正。在森德兰勋爵的居所，哈利法克斯勋爵和我对此有过非常激烈的争论。他警告我，如果我不赞成那些为使人民满意而必须采取的观点，他将对每个人说我是个教皇党。他强调，因为人们非常广泛地相信这些观点，所以必须认为这个方案是正确的，姑不论它是否如此。”尽管哈利法克斯有过这种疾言厉辞，麦考莱在他那个时代的所有政治家中还是对他情有独钟，对他的仁慈大加赞赏：“他厌恶走极端，宽厚慈悲似乎是他一贯的天性，因此他从未涉足当时最严重的罪恶。”既然我们因为没有把握而必定经常出错，那么有时与其放纵，不如更严厉一些为好，这样我们至少不会因为丧失原则而造成损害。即如培尔所言，无关痛痒的行为所潜藏的动机，更可能是恶而不是善。这个令人沮丧的结论无需神学上的依据，因为詹姆斯·莫兹利以牛津天主教复兴运动的雄辩语气，也从另一个侧面论证了这位怀疑者的话。他说：“受自己的信条所约束的基督徒，必须警惕邪恶，不可懈怠……在别人不察之处，他能看到罪恶；神赋予他强大的直觉；他的目光异常犀利，他具有透视灵魂的洞察力和辨别力。……他相信原罪说，这必然使他对表象保持戒心，使他在混乱中保持警醒，随时能够确定自己的立场。”斯塔尔夫人有句名言：我们宽恕我们真正理解了的一切。这句自相矛盾的话被她的后代布罗格利公爵审慎地纠正为：“当心太多的解释，以免我们以太多的宽恕告终。”弗劳德说，历史昭示着正确与错误之间有不容含糊的区别。意见改变了，态度转化了，信条也生生灭灭，而道德法典却铭刻于永恒之碑。我们也许可以有理由反驳弗劳德的箴言，却不大可能反驳戈德温·史密斯先生对他的支持：“正确的史德会认可邪恶年代采取的严厉手段，但在最邪恶的年代它也不会允许采取诸如自私的野心、背叛、谋杀和伪誓，因为它们正是令时代邪恶的根源。正义就是正义，仁慈就是仁慈，荣誉就是荣誉，虔诚就是虔诚，真理就是真理，亘古不变。”即如托马斯·布朗爵士所言，道德观并不是流水。这个观点被柏克——当他忠实于自己时，可以说是我们最有智慧的导师——表述为：“我的道德原则使我能够对历史人物与事件作出自己的判断，正如它们在日常生活中的作用一样。这些判断的形成，并不是来自现在或过去的事件和人物。历史是谨慎的导师，而不是原则的导师。真正的政治原则就是道德原则的延伸；无论现在还是将来，我都不会承认任何其他的原则。”
一个人，不论他对这近几个世纪持什么观点，大体上他也会对自己持这样的观点。这些观点以历史的名义，遍布于他的哲学、宗教和政治信条之中。它们给了他尺度，揭示着他的人格；他的偏好比他的嫌恶更有害，就如同溢美之辞是历史学家的灾难一样。近代史与我们休戚相关，它是一个深刻的生与死的问题，因此我们必须找出一条自己的超越途径，必须运用我们自己的洞察力。以往历代史学家的学识与才华我们难以企及，然而他们并非不可逾越。我们有能力比他们更超然、更冷静和更公正，有能力从那些去掉虚饰的真实文献中学会带着同情心看待过去，带着对更美好事物的坚定期望展望未来。请记住，如果我们在史学中降低我们的标准，我们便不能在教会或国家中坚持它。
[1]这一演说在1895年6月作于剑桥大学（London,1895）:后收人Lectureson Modern History（London：Macmillan Co.,1906）,pp.1-3l和319－342．
第四篇：发展历程
关于经济责任审计的法律法规：
1986年,审计署制定并颁布《关于开展厂长离任经济责任审计工作几个问题的通知》，推动了离任审计的发展。
199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了《县级以下党政领导干部任期经济责任审计暂行规定》和《国有企业及其国有控股企业领导干部任期经济责任审计暂行条例》，经济责任审计开始得到全面发展，审计范围从企业扩展到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审计对象从县级以下领导干部逐步扩大到地厅级，并积极稳妥地开展了省级领导干部审计试点。2004年国务院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中央企业经济责任审计管理暂行办法》。2006年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率新的《审计法》。
2006年国务院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了《中央企业经济责任审计实施条例》。
2007年财政部、监察部、人事部、审计署、中央组织部以及中央纪委于2007年联合发布《关于2007年经济责任审计工作指导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内部管理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工作的指导意见》。
2008年国务院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了《关于加强中央企业经济责任审计工作的通知》。2008年审计署起草了《经济责任审计条例（征求意见稿）》以及于2008年编制的《审计署2008年至2012年审计工作发展规划》。
经济责任审计的发展历程：
2006年2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的决定》，并以第48号主席予以发布，自2006年6月1日起实施。修订后的《审计法》首次明确了经济责任审计的法律地位，为全国各级单位、组织开展经济责任审计提供了法律依据。【蔡】
蔡春，受托经济责任--现代会计、审计之魂，《会计之友》，2000年 第10期，
第五篇：发展历程
中国农产品期货市场发展历程
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从制度上推动了中国期货市场的产生, 而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深入发展促进了中国期货市场的快速发展。农产品尤其是原料性大宗农产品, 由于其生产和现货市场特性,使得农产品期货在中国与在其他期货市场发育较成熟的国家一样, 成为最早产生的期货品种, 并且到目前为止, 农产品期货仍是中国期货市场上最重要的品种。中国农产品期货市场的发展历程大致可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1.1 初创阶段(1990~1993 年)1990 年中国郑州粮食批发市场成立以及1991年3月在该批发市场签订了第一份小麦远期交易合同等都在为中国农产品期货市场的发育奠定基础, 并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中国农产品期货市场发育的可能性;1992 年下半年起适应期货市场发展要求的期货经纪公司开始成立;1993 年4 月中国颁布了第一个有关期货市场方面的法规———《期货经纪公司登记管理暂行办法》。截止到1993 年底, 全国范围内建立的期货交易所达40 余家, 上市交易的农产品期货品种也不断增加, 在国家工商局登记的期货经纪公司达144 家[1]。总的来看, 这一阶段为中国农产品期货市场发展奠定基础的同时, 不断产生的各种问题使得中国农产品期货市场盲目发展的趋势明显。
1.2 清理整顿阶段(1994~1996年)这段时间里, 中国农产品期货交易快速增长,1995 年中国期货市场总成交量达63612 万手, 总成交额达10 万亿元, 其中农产品期货成交额占到一半左右。但是, 由于中国农产品期货市场盲目发展和不规范而引发的一系列问题, 1993年11 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坚决制止期货市场盲目发展的通知》, 并开始对期货市场进行清理整顿工作。即使这样, 由于在这段时间里农产品期货交易主要集中在一些小品种上, 尤其是绿豆、咖啡、红小豆等不具备较好的期货市场发育所需要的现货市场条件的品种交易活跃, 使得农产品期货交易中垄断和恶性炒作事件不断发生, 甚至威胁到中国期货市场的继续生存与发展[2]。
1.3 调整阶段(1997~2000年)经过前一阶段的整顿, 中国农产品期货市场开始进入相对平稳的试点发展时期。1997 和1998 年政府加大了对期货市场的调整, 进一步压缩期货交易所、期货经纪公司以及期货交易品种;1999年6月国务院颁布了《期货交易管理暂行条例》, 并相继实施了与之相配套的一系列相关管理办法等, 从而加强了对期货市场的法制监管, 使之逐渐向规范化发展。经过这段时间的调整, 中国期货市场的法规体系和制度框架已基本构建, 从而使中国农产品期货市场的规范化程度有了较大提高。在整个调整时期, 中国期货市场交易量持续下降, 农产品期货交易也在不断萎缩, 2000 年中国期货市场成交额不到1995 年的1/ 5, 农产品期货仍占中国期货市场成交额的绝大多数, 尤其从2000 年起中国农产品期货交易已经开始趋于向原料性大宗农产品集中(图1和表2)。
1.4 规范发展阶段(2001年以来)2001 年3 月,“十五”规划纲要首次提出“稳步发展期货市场”, 为中国期货市场多年的规范整顿划上了句号;2002 年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要正确处理“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 不仅为期货市场进一步发展扫除了理论认识方面的障碍, 也预示着中国期货市场发展新阶段的到来。从2001 年开始,期货市场逐步趋于活跃, 出现恢复性增长, 并于2003 年超过之前的最高水平, 全年成交金额达到10.84 万亿元, 其中农产品期货占77.1%;2004 年农产品期货成交额稍有下降, 但近几年一直稳步上升,尤其是期货市场发育或功能发挥所需具备的现货市场条件比较好的原料性大宗农产品期货的交易越来越活跃(图1 和表3)。2007 年3 月起, 国务院和证监会陆续颁布了有关期货交易、期货交易所以及期货公司等的相关条例和办法, 为中国期货市场的进一步稳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宏观环境。
一、中国建立农产品期货市场的初衷——回避现货交易风险
农产品作为日常生活食品的来源和工业原料，其流通状况涉及到农民利益、国民生活和工业发展，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无不重视农产品的流通环节。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和商业经济的健康发展，农产品生产和流通实行了以市场调节为主，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和流通。但同时也出现了农产品价格大起大落和农产品买难卖难的问题，使得农民和消费者的利益受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业生产的正常发展。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不失时机地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引入期货市场机制，通过期货市场特有的价格发现和回避风险功能，使农产品价格波动的风险转移，从而起到缓解农产品价格波动、稳定农产品生产和流通的作用。
一、农产品期货市场对农业发展的作用
首先，农产品期货交易市场成为农民种地卖粮的好指导。农产品的生产周期比较长，价格波动也非常剧烈，生产者承担着巨大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随着国家对农业生产的大力扶持和农业保险的逐步实施，对农民来说，他们面对的最大风险不再是自然风险，而是价格风险。
其次，成为企业改善经营和保值避险有效工具。对于很多现货企业来说，期货市场的主要作用是套期保值。还有的现货企业，将期货市场作为调整经营策略和方向的指示器，在长期参与期货市场的过程中，摸索出了一套利用期货市场价格信息进行经营的有效策略。
同时，期货市场价格信息反映市场预期，可以为国家宏观调控提供科学的参考信号，增强宏观调控的预见性和针对性；并且期货市场价格信息传导效率高，对现货市场影响大，国家宏观调控信息通过期货价格信息传递，能够减少信息传导的时滞，提高政策实施的效率，增强调控效果。
中国从1988 年起开始研究期货市场。与美国等其它国家不同的是, 国外的期货市场是自然生成的, 是根据生产经营者的需要“自下而上”自发产生的, 中国的期货市场是由各级地方政府或政府主管部门“自上而下”自觉建立的。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 价格体制、外贸体制及对商品交易的管理体制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农产品价格剧烈波动, “三角债”、违约现象屡禁不止。期货市场可以有效回避或减少这些风险, 这成为中国当时建立农产品期货市场的重要原因。
1990 年6 月, 中国第一家以期货交易为目标的郑州粮食批发市场建立。1993 年5 月该市场正式推出了小麦、大豆、绿豆等5 个期货交易品种。上海粮油交易所于1993 年6 月开始小麦、大豆、菜籽油等农产品的期货交易。除此之外, 海南中商交易所推出了天然橡胶、原糖期货交易。苏州商品交易所、北京商品交易所、天津联合交易所、大连商品交易所等交易所也陆续推出了其它农产品品种的标准化合约。农产品期货交易的品种、数量在全国逐步扩大
3．1中国农产品期货市场的建立 3．1．1 中国农产品期货市场产生的背景
我国期货市场的产生起因于80年代的改革开放。经济转轨要求国家更多地依靠经济手段，依靠市场这只“无形的手”来调节经济。80年代的改革是沿着价格改革和企业改革这两条主线展开的。价格改革最早从农产品开始，随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在全国范围内的推广，农业生产得到很大发展。国家实心价格双轨制，除计划订购外，可以议价购销，市场调节范围不断扩大。随之，出现了农产品价格大起大落，农业生产大升大降，买卖问题此消彼长，政府用于农产品补贴的财政负担日益加重等一系列问题。这其中，现货价格失真并且市场本身缺乏保值机制，一旦价格波动，政府必须出面，甚至承担全部价格风险。能不能建立一种机制，既可以提供指导未来生产经营活动的价格信号，又可以防范价格变动造成的危险呢? 80年代后期，一批学者提出了建立农产品期货市场的设想。1988年初，国务院作出重要指示，决定研究期货交易。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体改委、商业部等部门开始组织力量进行期货市场研究，并成立了期货研究小组，系统地研究了国外期货市场的现状和历史，组织人员到国外期货市场进行考察研究，积累了大量有关期货市场的知识。
3．1．2 中国农产品期货市场的建立和发展
经过一段时间的理论准备后，我国的期货市场开始进入了具体运作阶段。1990年12月，中国郑州粮食批发市场经国务院批准，以现货交易为基础，引入期货交易机制，作为我国第一个商品期货市场正式开业。到1993年，由于人们认识上的偏差，尤其是部门和地方利益驱动，在缺乏统一管理的情况下，各地各部门纷纷创办各种各样的期货交易所。到1993年下半年，全国各类期货交易多达50余家，期货经纪机构近千家，中国期货市场建设一哄而起，盲目发展。期货市场一度陷入了一种无序状态，如交易所过多、分布不平衡、品种重复设置、设计不合理、地下非法交易泛滥、盲目开展境外交易、大户联手操作、欺诈投资者等，多次造成期货市场风险，直接影响其市场功能的发挥。
在经过了长达7年的清理整顿之后，期货业的规范程度大大提高了，期货业的规范形象已初步树立起来。无论内部条件，还是外部环境，我国期货市场都已经具备了发展期货投资基金的基本条件。
①清理整顿任务基本完成，期市规范程度大大提高。从期货市场自身条件来看，经过清理整顿，期市规范化程度显著提高，这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有了一套比较系统的法规体系。国务院颁布的《期货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及证监会出台的四个管理办法已正式施行，为期货市场的长期规范发展提供了法制保障。二是监管体系和市场结构逐步完整。我国期货市场的监管体制发生重大改变，初步建立了中国证监会垂直管理体系，监管思路符合市场规律，监管能力显著提高。期货交易所从14家撤并到3家，经纪公司从原来的300家压缩到170余家，期货经纪公司充实了资本金，管理人员和业务人员经培训和考核获得了从业资格，交易所和期货经纪公司的抗风险能力显著增强，规范运作的自觉性显著提高。三是经过几次升级和改造，期货市场的交易和信息系统更加成熟，其容量、速度、安全等主要指标都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四是投资者操作R趋理性。经过十年磨练，投资者对期货市场的功能特征、运行规律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操作手段日趋成熟和理性，法制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明显增强。总之，经过几年实践，期货市场己建成一套严密的交易、结算与风险控制制度，特别是经过一系列风险事件的洗礼，期货市场风险监控技术与能力得到大幅提高，目前己能有效遏制期货市场较大风险事件的发生。现有的市场基础和条件，非常有利于推出期货投资基金。
②实践造就了一批专业的期货管理与投资者队伍。目前，我国专业期货经纪公司有170余家，期货经纪公司的最低注册资金由原来的一千万元提高到三千万元，大大增强了经济实力，一些大型期货经纪公司脱颖而出。另一方面，期货经纪公司不得从事自营业务的规定，使经纪公司的风险大大降低，自有资金显得比较充足，这就为发起成立期货投资基金创造了条件。同时，期货经纪公司不从事自营业务，也可以避免关联交易的发生，打消投资者的顾虑，这从制度上保障了期货投资基金的公正性。此外，通过培训和长期实践，期货市场从业人员的素质得到提高，造就了一支既懂期货理论又有实践经验的期货管理人员、经纪人与投资者队伍，为期货投资基金的试点成功奠定了人才基础。
③期货市场达到一定的规模。在经过长期的低迷之后，目前我国期货市场恢复性增长势头良好。2003年中国期货市场在国内外大环境趋好的背景下，大连、上海和郑州国内三大期货市场全面活跃，交易规模已创历史最好水平。据统计，2003年，全年交易额累计达10．84万亿元，一举刷新了1995年创下的10．12万亿元的历史新纪录。这说明，我国期货市场经过几年规范整顿，正逐渐迎来新一轮发展空间，已经进入规范发展新阶段。权威部门预测，我国期货市场未来发展的环境继续看好，理由如下：第一，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带来了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进而引起包括生产资料、农产品等一系列商品价格的剧烈波动，增加了生产、经营者利用期货市场套期保值、回避价格风险的需求；第二，中国经济增长的增量，成为国际市场供求变化的主要变数，在铜、铝、大豆等主要期货品种上，中国期货价格对国际期货市场价格的影响不断增大，中国期货市场的国际地位不断提高；第三，党的十六大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决定》中明确指出“稳步发展期货市场”，确定了期货市场的重要地位，为期货市场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因此，有理由相信，我国期货市场容量将继续扩大，交易规模将更加扩大。
2000年底，期货业协会成立，我国期货市场三级监管体系初步形成。我国农产品期货的几个品种中，大豆、小麦与国际市场联系紧密，大豆、小麦期货为引导农业生产结构调整，服务粮改，衔接粮食生产、主销区的购销关系，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而且大豆、小麦期货在价格预期指导和为粮食生产、经营、加工企业提供转移风险的手段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效果，显现出了期货市场的经济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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