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司法独立不足

第一篇：中国的司法独立不足

从中外学者的基本观点来看，司法独立可以分为三层含义。第一层含义就政治层面而言，司法独立指司法权独立，源于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原则；第二层含义是法院独立，法院独立是司法权独立的制度表现，包括法院独立于非法院机构以及法院之间相互独立；第三层含义是法官独立，既独立于其他职业的公民，又须特别强调法官与法官之间的自主性。接下来我就从这三个方面各个分析一下我国的司法独立。

第一，司法权独立。宪法原则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和最高的权威性, 任何下位立法或任何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都不得有所违反。虽然我国宪法规定了独立司法，但是我认为，司法权的独立性并没有明确表示出来。因为在我国司法权有四项内容，即审判权、检察权、侦查权和司法行政权。这四项具体的司法权，分别由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和司法等行政机关执掌，从而形成分工负责的国家司法机关的结构体系。这无疑就是把司法权扩大化了。

第二，法院独立。我国的法院并不完全独立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从横向来看，法院受到了同级的行政机关的影响。由于法院司法经费不独立，需要依靠当地政府拨款。这就行成了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的被动局势。从纵向来看，下级法院不能僭越上级法院的决定，往往就形成了“三级法院，四个判决，八年官司，一张白纸”局面。不仅是司法公正得不到实施，也使人们渐渐失去了对下级法院的信心，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参加到了涉诉讼信访的队伍中。谈到这，我要先说一下涉诉信访出现的原因。其一是因为在执法执纪过程中，存在“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以及徇私情、枉国法等个别现象，使得群众一些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引起的信访案件；另一方面是信访人思想偏激，引发“无理访”案件的发生。部分信访人由于文化水平低，法制观念淡漠，他们抓住了政府害怕上访的心理，助长了他们获取不正当利益的念头。由于法院的不独立性，才使那些觉得案件不公的人求助于信访。

第三，法官的不独立。我国法官准入最重要的是需要通过全国统一的司法考试，而法官的任免则有很浓的地方色彩。在调整干部级别，任命审判等方面，地方往往起到主导作用。这就使得法官收到了上下两种压力。来自上级的，法官不仅仅是法官，他更是法院院长的下属，他的行为多多少少要授意于比他级别高的人；来自于下部的，一场官司，往往除了法官，书记员等工作人员外，还有当事人，以及一些媒体或是法学专业的学生去观摩。曾经就听说过，有一起案子因为下面坐了一堂法学专业的学生旁听，使得法官小心翼翼，不敢“随意”下定论，但是却生生把一个案子判重了；另一方面，舆论的力量在我国起着相当的作用，时间长了就让人们形成了思维定式，凡是经媒体报道的才能获得自己想要的结果，所以越是大型的媒体越成了人们诉说的目标地。

司法独立是法治社会的内在要求，对保证司法裁判的公平、正义，维护社会秩序，满足社会成员对效益的需求具有重要的意义。司法独立是司法改革的中心环节，要求围绕这一中心进行必要的制度重构。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我国的司法独立之路，任重道远

第二篇：论司法独立在中国

论司法独立在中国

肖庆宝

内容提要 所谓司法独立,一般的理解就是司法机关独立行使司法审判权,不受立法机关、行政机关、社会团体、个人的干涉。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司法领域的司法不公、司法腐败、地方保护主义等现象，严重影响了法官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如何保障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成为司法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问题，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论文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部分是法院独立与法官的独立；第二部分是我国司法独立难之透析；第三部分是我国党的领导与司法独立；第四部分是司法独立与外部媒体的监督；第五部分法院院长的正当职权。

关键词 司法独立 法院院长 法官独立 党的领导

司法独立作为一项原则,最早产生于近代西欧国家,后来得到了其他西方资本主义各国的法律确认。17世纪,英国著名学者哈林顿在其大洋国中声称:一个共和国的自由存在于法律的王国之中,缺乏法律便会使它遭受暴君的恶政。而建立法治共和国,必须实行权力 分立。在这里,哈林顿实际上已经提出了司法独立的概念,只是没有对此展开详细的论述而已。英国的另一位思想家洛克在其政府论中,第一次较为系统地阐述了分权理论。他认为,国家权力应划分为立法权、执行权和对外权,并由不同的机关来行使。洛克认为司法权只是执行权内容,执行权应对立法权负责,并受议会的监督。尽管他认为法律的执行和司法的保障是关系宪政的生存的问题,并没有提出系

①统的司法独立地位之理论。上述哈林顿、洛克等思想家虽然没有直接提出司法独立 公丕祥：《法制现代化研究》(第五卷).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版.第157页

司法独立在中国的理论,但他们的理论学说对英国宪政制度的产生和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688年的英国光荣革命使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与新贵族的妥协而告终。同年,国会通过了著名的权利法案,对王权实行一系列限制,同时规定非经法官的命令,任何人不受监禁,行政不得干预司法。权利法案以法律形式初步确认了司法的独立。1701年英国颁布了王位继承法,其中规定了法官终身制和法定薪金制,从而使司法独立获得了制度上的保障。

一、法院独立与法官的独立

1954年，我国第一部宪法用根本大法的形式确定“人民法院独立进行审判，只服从法律”，1982年宪法第126条再次明确“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人民法院组织法第4条也作了同样的规定。可见，法院独立审判是指人民法院根据宪法和法律所赋予的权力，独立进行审判，只服从法律，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所谓法官独立审判，是指法官全权审理和裁判案件时，只依据事实和法律，以自己的良知独立决断，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同时也不受法院内部非程序性的违法干预。主要包含以下几层意思：

（一）、法官审理案件过程中，独立于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

（二）、法官审理案件过程中，不受法院内部非程序性的违法干涉，但上级法院和本院领导按照一定的程序所进行的指导和监督应当接受。

（三）、法官审理案件只依据事实和法律。

（四）、法官审理案件必须保持中立，并根据自己的法律良知形成内心确信，作出裁判。

（五）、法官应对自己审理案件所作的裁判承担责任。

法官独立审判与法院独立审判有相似之处，但又是不同的概念，主要区别：一方面，两者的性质不同，法官独立审判是法院内部的审判制度，是法官的一种权利；法院独立审判是国家政治体制上的分权，是一种国家权力。另一方面，两者的内容不同，法官独立审判是由法院内部审理案件的职权界定；法院独立审判是国家机构中权力的分配。最后，两者的要求不同。法官独立审判要求提高效率，确保公正，强调职权利一致；法院独立审判是要求维护权力制衡，落实依法治国。可见审理案件的载体应该是法官，而不是法院，法官是法院独立审判的实现者。也就是说，实现法院独立审判，最终必须实行法官独立审判。①

二、我国司法独立难之透析

我国司法独立难的根本原因正在于司法机关的人事和财政受制于地方，如果司法机关不能在财政与司法官选任上同地方“断奶”，就很难确保在司法决策上拥有独立自主的意志，并容易滋生“地方法院是地方的法院”的怪胎。针对司法地方化的弊端，党的十六大特别提出，要“推进司法体制改革，按照公正司法和严格执法的要求，完善司法机关的机构设置、职权划分和管理制度”，“从制度上保证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这将会从制度上杜绝地方行政部门借经费问题干涉法院独立办案，增强了司法机关独立司法的“底气”。②

同时，上下级法院之间行政化体系也是制约法院独立的一大弊病。按照宪法规定，上下级法院之间只是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但事实上，下级法院就一些拿 不准、不好定性的疑难案件，形成了向上级法院层层请示、汇报的惯例。而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上级法院的答复，下级法院必须遵守。这种做法直接了上 参见杨一平著:《司法正义论》法律出版社 1999年版.第205页 ②参见王利明著:《司法改革研究》 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344页 ①

司法独立在中国

下级法院之间的决策独立权，造成下级法院难独立的事实。因此，从组织法上明确上下级法院之间的隶属关系，割断下级法院在司法决策上与上级法的“脐带”，这也是实现法院独立的必要条件。

在内部体制上，司法独立还意味着在司法机关内部实现行政管理职能与司法职能相剥离，实现“法官独立”。每个法官的独立是司法独立的最根本的表现。正如德国法学家拉德布鲁赫所说：“法律借助法官而降临尘世”。在我国，无论是54年宪法还是现行宪法对于司法独立的表述都是法院独立，法官独立没有明确提出。这导致在法官独立的制度建设上一直处于空白状态，法院内部行政化倾向严重。

由于现实的司法机关总要履行与司法相关的行政管理职能，这些内部行政管理就有可能与审判工作交叉、混合甚至相互冲突，从而成为法官独立的绊脚石。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国法院在内部管理机制上，存在行政职能与司法职能严重错位的现象，使得司法领域内行政权和司法权不分，甚至以行政权代替司法权。例如在法官的选任上，我们通常有两套规则：显性规则是法院院长由同级人大选举，院长以下除助理审判员外均由院长提名、人大任命；隐性规则是院长、副院长由同级党委组织部门选拔考察提名，其他法官由院长或者法院组织部门选拔提名，并均由同级人大办理有关手续。无论是哪一种规则，其实质都是遵循由上而下的行政化运作方式。正如有的学者指出，这种行政化的选拔任命方式抽掉了法官独立的最重要基石，使得法官成为听令于上级的普通办事员，加上等级森严的晋升奖惩机制，司法的独立性和公正性就在这种行政体制下被层层消解。

司法行政管理职能担负的是管理法院日常行政事务、保障法院审理和裁判案件的行政辅助及后勤服务。其有别于司法活动的不同性质决定了其具体承担者应属国家公务员序列，应按照公务员管理办法管理。司法职业追求的专业化和精英化要求将司法人员从一般的行政人员中分离出来，对其实行有别于行政官的专业化管理。司法体制改革就必须实现司法机关内部的职能分工，减少审判和检察工作的行政化色彩，并按照社会单位属性和宪法职能分别将司法机关的诸多功能进行科学整合，建立新的司法管理机制，形成行政管理与司法业务二元体制。这在管理体制上弱化了司法业务领导的行政化成分，有利于建立一种按照司法规律领导司法审判工作的新机制。①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在法院独立的同时实现法官独立，最终达成司法独立的完整目标。

三、我国党的领导与司法独立。

共产党的领导与司法独立的相互关系,是政治体制改革与司法改革的共同难题。其难点在于如何既保证党对司法工作的绝对领导,又不致损害司法工作应有的独立性。解决这一难题依赖于两个方面的共同努力:一方面,党要改革对司法工作的领导方式;另一方面,司法机关要正确对待党的领导。为此,党需要通过党规规范对司法工作的领导,而国家也需要通过立法等措施,进一步保障司法工作应有的独立性。

（一）坚持党的领导是实现依法治国的保证

历史的经验表明，执政党在国家民主政治建设上的作用是非常巨大的，甚至可以说，一个国家民主政治建设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执政党对于民主政治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以什么样具体的措施来加强和培育本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共产党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缔造者，对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起着更为直接的关键性作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动员、组织、协调、培育都需要执政党去领导，整个政治社会化的过程，都需要执政党去引导。因此坚持党的领导在任何时候都是不能动摇的政治原则。共产党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执政党，其权力的合法性有着深厚的历 ①参见肖金明;尹凤桐: 《论司法独立》.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03期.第6页

司法独立在中国

史渊源和现实基础。这种合法性：

1、是来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共产党领导人民推翻三座大山，人民选择和拥戴共产党领导的历史必然性

2、是来自共产党的先进性，以及这种先进性所蕴涵的党的纲领、性质、宗旨、任务的内在合理性，还有根据这种合理性所采取的革命行动。共产党的先进性适应了人民的要求，反映了人民的愿望，代表了人民的根本利益;

3、是来自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人民通过选举各级人大代表所体现出来的广泛民主性及其民意基础;四是来自社会主义宪法和法律所确认的合宪性。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党的执政理念和价值追求，但党的领导方式要符合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要求。一方面，我们党是依法治国的倡导者，另一方面，实施依法治国是党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走向成熟的标志。

（二）、司法独立是依法治国的基本要求

在中国，要真正走向法治之路，必须实现司法独立，必须积极、稳妥地进行司法制度的改革。司法独立是现代法治的一项重要原则，也是衡量法治国家的一个重要标志。司法权与行政权关系制度的理性化要求司法权独立于行政权，一个独立的司法权，既能处理由于政府和公众在法治框架内活动而引起的各种问题，又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先决条件，更是维护社会正义的最终的保障。司法机关行使司法权，直接目的在于使出现的纠纷得以调处，使失控的权力得以驾驭，使受到侵害的权利得以救济，使紊乱的秩序得以恢复;其根本目的在于维护人民的利益、执政党的权威和法律秩序，保证国家长治久安。司法机关行使司法权，就像体育比赛中裁判对竞技双方做出裁决一样：法官站在中立的立场，对纠纷涉及的事实进行调查，进而依据既定的法律做出公正裁断。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立与公正是司法的主要特征。其中，公正是司法的核心，是司法实现其社会调节器和稳定器功能的价值追求。司法公正，对于当事人来说，意味着一个人得到了他应当得到的结果;对于社会来说，意味着社会的稳定和秩序;对于国家和执政党来说，意味着由公道和正义所维系的民心。为了保证司法公正，国家就要赋予司法机关相对独立的地位，以防止一切非法的干涉和干预。马克思曾经对司法独立的核心-法官独立的问题谈了自己的观点。他说“法官除了法律就没有别的上司。法官的责任是当法律运用到个别场合时，根据他对法律的诚挚的理解来解释法律。”①

在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司法独立与司法公正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司法独立也绝对不是排斥党的领导和执政，而恰恰是以适应司法专业特点的方式来维护和坚持党的领导地位，实施党的执政行为。司法公正独立完全是有利于维护和坚持执政党领导与执政的制度设计。这是因为，我们的宪法和法律是执政党领导人民制定的，我们的司法机关是依据宪法和法律设置并在执政

党的政治领导和人大民主监督下进行活动的，因此，司法机关以独立的方式保证司法公正实现的程度越高，其维护执政党的领导权威和人民利益的作用就越大。检察院应该同一切违法乱纪现象作斗争，不管任何机关任何人。不要提政法机关绝对服从各级党委领导。它违法，就不能服从。如果地方党委的决定同法律、同中央的政策不一致，服从哪一个?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服从法律、服从中央的政策。” 司法机关“服从法律，就是服从党中央的领导和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决定，也就是服从全国人民。

四、司法独立与外部的监督

司法独立与媒体监督，是现代各民主法治国家不可或缺的两个基本要素。司法 ①参见信春鹰,李林主编: 《依法治国与司法改革》.中国法制出版社 1999年版.第312页

司法独立在中国

独立作为一项现代法治国家普遍承认和确立的基本法律准则，是指司法权由司法机关独立行使，司法机关行使司法权只能服从法律，严格按宪法和法律规定办事，准确适用法律，不受除法律以外其他任何因素的干扰和影响。它包括司法权的独立、司法机关的独立和法官的独立。司法独立的目的是为了追求司法公正。媒体对司法的监督意味着公众通过报刊、杂志、广播电视等载体对司法领域里的事件、事实或现象等，发表自己的看法、意见或言论，让这些事实、事件或活动接受公众的察看和督促，引起社会和人们的关注，以维护社会的良好秩序、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司法向媒体公开，接受媒体的监督，是一国司法民主、公正的标志。媒体是当今社会公众了解公共信息并表达意见的主要渠道。媒体的监督具有促进司法独立、司法公开和司法公正的价值，但同时媒体与司法之间也存在着冲突。①

在我国，司法追求的公正与媒体强调的监督均有其宪法依据和现实合理性，代表着两种同等重要的不同价值，双方享有良好的互动基础，但这一本该协调并进的事物却一直处于“新闻舆论对司法权的监督零散而不成系统、随意而未成制度，使新闻舆论遏制司法腐败的效能远远未充分发挥出来”的无序状态之中。我们应当对司法与媒体的关系进行合理的构建，加强双方的约束与规范，从而将司法与媒体的关系纳入法治轨道，依法加以保障、引导和监督。

（一）媒体介入司法，应当以促进司法公正为目的。

传媒应当以正面报道司法为主，传媒对于司法的监督主要应放在以下方面：

1、对司法机关内部机制和司法人员非职务违法行为的监督，尤其是司法机关内部制约机制上所存在的一些深层次问题。

2、是对司法机关、司法人员职务行为的监督，尤其是对司法腐败现象进行揭露。

3、是对干预司法机关独立办案的外部势力实施监督，为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四是对现行的某些法律制度所存在的一些问题实施监督，以利立法的完善和法律实施的平衡。

（二）媒体介入司法，应当遵守现行的法律法规。

要求司法机关依法办事，媒体自身也要依法行事。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一部新闻传播法，但散见于宪法、刑法、民法，三大诉讼法等诸多法律和法规中的有关规定，以及一些相关的规章制度，需要媒体和每位从事新闻工作的人士执行和遵守。传媒在报道和监督中享有的自由是相对的，其行为底线依然是人人都得遵守的法律，不能违背法律法规而我行我素。

（三）媒体介入司法，应当保持客观公正。

即真实性、严肃性、准确性、公正性。新闻媒体对司法的报道应当坚持真实性，即报道的客观性。真实性是新闻的生命，也是把握正确监督，防止不正当干预的基本原则。

五、法院院长的正当职权。

法院院长在司法机构中是一个特殊的职位,其职能及法院院长拥有的职权对整个司法过程产生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在特定环境中可能会成为主导性因素,如法院内部司法行政化。因此,对法院院长及其职权的研究是相当重要的。在我国法院体系里，院长的职权能够干涉司法审判的合理性、公平性，不能够正确贯彻实施法官的合理审判，这样就失去了司法系统的独立、不受外界干扰的合理性。虽然在理论上我国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相对独立，互不干涉，独立行使职权，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司法机关受行政机关的干扰很大，甚至受行政机关所干涉，我国是一府两院，①参见孙旭培;刘洁:《传媒与司法统一于社会公正》 法律出版社 2001年.第216页

司法独立在中国

政府、法院、检察院，三者相对独立，但在我国现实的国情下却不是这样，这与我国法律规定的互相矛盾，法院的财政与人事安排全部来自政府，受政府所牵制，这也是法院不能够公平审判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我国的立法还需要完善。

法院院长职权的正当行使应当在案件存在极大不合理、存在冤假错案、显失公平的情况下对案件提出异议，要求法官合议庭重新审理。其次对法院的组织机构的管理也有重大的义务，合理完善法院内部系统的组织机构、文化建制。还有法院内

①部司法行政化其职权在司法过程中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法院院长的职能是法院机构正常运转的必然，其管理职能、协调职能、法院文化建设职能都是不可忽视的。

结论

在加强司法独立的同时也应当看到，司法独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中国的司法独立与司法公正也需要一个“发育”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可以适当限制司法的独立性，加强对司法的监督和制约，使得法院和法官的行为即使不符合理性，也较容易得以纠正，使之危害较小。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司法改革方面，尤其是司法独立，理应做得比西方国家要好以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如今的国际形势和我国现今国情为我国司法改革提供了良机。我国应抓住机遇，加快我国司法改革的步伐，提高改善司法体制的速度，完善司法制度。在建立社会主义法治的前提下，从理念上确保法治的基本价值是最终实现司法独立的根本保证。我们要立足于历史和现实，抛弃古代群体本位的法治的价值系统，同时不使法治从属于任何的口号和运动。只有这样的司法独立才有可能最终的实现。要改善司法独立在特色主义中国的完美体现的前提是一定要确保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以及在外部媒体舆论的监督下才得以贯彻实施，其次是在法院独立与法官独立办案的统一性、法院院长在排除外界的干扰下合理行使职权，只有这样才能完善司法系统内部的司法独立，主次结合才能把中国特色的司法独立体现的淋漓尽致。只有这样，司法独立保证了司法的公正权威，司法的公正权威保证了整个社会关系的平稳，理顺了社会个体之间的关系。同时也将达到我国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

在探索司法独立的过程中，我们应当采取渐进的方式，切记过激；同时还要借鉴法治国家的经验。我相信，在制度和理论的保障下，中国的司法独立一定会取得更大的进步。

参考文献

1.公丕祥:法制现代化研究(第五卷).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版.第157页 2.孙北:《论法院院长的正当职权》 苏州大学报.15期.第3页

3.孙旭培;刘洁:《传媒与司法统一于社会公正》法律出版社 2001年.第216页 4.信春鹰,李林主编:《依法治国与司法改革》 中国法制出版社 1999年版.第312页

5.肖金明;尹凤桐: 《论司法独立》.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03期.第6页 6.杨一平著;《司法正义论》.法律出版社

1999年版.第205页 7.王利明著;《司法改革研究》.法律出版社 2000年版.第344页

①参见孙北;《论法院院长的正当职权》 苏州大学报15期.第3页

第三篇：论司法独立

2014-2015学年第二学期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论文

论司法独立

专 业 供用电技术

班 级 供电1433

姓 名 王云

学 号 143123335

指导老师 高晓玲

论司法独立

专业：供用电技术 班级：1433 学号：35 姓名：王云

【摘要】司法独立原则源自于资产阶级的分权学说，对于我国法治社会的建设来说，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它是实现我国依法治国的前提。但随着民主进程的发展，监督体制逐渐完善，监督主体也日趋丰富，可是，与那些框架内的监督主体相比，舆论监督有其特殊性，与那些在框架内的专业监督机关相比，舆论监督更具有随意性，而且大多数的媒体并不是法律专业人士，这使得其对一些事件的看法与法律工作者相差甚远，这就产生了两者之间的矛盾，而这种矛盾，在我们当代社会，很容易使得司法妥协于舆论，司法独立原则遭到破坏。

【关键词】司法独立、社会监督、妥协

（一）司法独立制度的起源。司法独立原则最早产生于欧洲资产阶级反封建的斗争中，王权的滥用，使得新兴资产阶级甚至是贵族的权利得不到保障，为此，新兴资产阶级为了自身的发展，对于没有限制和约束的贵族权利提出了质疑，并进行了一些列的斗争，1688年，为了限制王权，英国国会通过了《权利法案》，该法案规定“非经法官同意，任何人不受监禁，行政不得干预司法。”权利法案以法律的形式初步确立了司法独立原则。1701年，英国颁布了《王位继承法》，该法确定了法官终身制和法定薪金制，从制度上保障了司法独立原则的行使。孟德斯鸠关于三权分立的学说，为西方司法独立原则的最终确立奠定了理论基础。

各个国家除了在法律上确认了司法独立制度，还纷纷出台了相应辅助法律在制度等多方面来确保司法独立制度的贯彻和执行，如加强法官的终身制，专职制、退休制、高薪制等，进一步保障了司法独立。

司法独立制度对于我国来说，可谓是个“舶来品”。新中国成立后，1954年的宪法，便明确提出：“人民法院独立进行审判，只服从法律。”1982年宪法再一次明确司法独立制度。我国的司法独立制度虽说是“舶来品”，但却与西方国家的司法独立制度有所不同，我国的司法独立并不是建立在三权分立的基础上，而是以人民代表大会为基础，对于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法律，司法机关也并没有违宪审查权，必须严格执行，因此，我国司法独立制度并不是完全脱离于立法机关的一种直接的对抗式模式，而是更倾向于在行使司法权的过程中，只遵循于法律和自己特有的司法规则，而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个人的观念和行为的干扰。

（二）舆论监督下我国司法独立制度的尴尬。从上可知，各国司法独立制度的内容可能各不相同，但是司法独立制度的建立，都是为了保护公民的权利不被强大的国家权力所损害，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司法权行使的公平和公正，在此种意义上说，司法独立制度的确立，有着重要意义。可是在设立一系列的制度来确保司法权独立实施的过程中，对于司法权的监督和限制也是极为重要的，因为司法权的行使，往往会直接导致公民权利的享有或丧失。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信息传递越来越迅速、形式也趋于丰富，作为监督司法权的一项重要途径，社会舆论的力量不容小觑，其对于司法权行使的影响力也在逐渐扩大：

如云南李昌奎案，2009年5月16日，李昌奎将同村的19岁女子击昏后强奸，之后将此女子与其3岁的弟弟一同杀害，极其凶残。2010年7月15日云南省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5.16”案强奸杀人案犯罪嫌疑人李昌奎犯罪手段特别凶残、情节特别恶劣、后果特别严重，其罪行极其严重，社会危害极大，应依法严惩。虽李昌奎有自首情节，但不足以对其从轻处罚，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李昌奎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两份不同判决书，一字之差的“免死牌”，死缓的终审判决结果，顿时引起轩然大波。但是，三次判决，两次改判，的确值得回味。

（三）妥协的必然性。首先，我们应该认识到，形成这种局面的主要责任不在舆论本身，而是在司法机关。我们不能把司法被舆论控制和影响的责任推到舆论本身，舆论的作用就在于监督司法权的行使，曝光、揭露违法违规的司法活动。而一种公开、公正的司法活动是光明正大，不怕曝光的1。其实，造成司法对舆论妥协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法律本身不完善，导致很多问题没有明确的规定；司法官员职业素质不高和职业道德风气的不良影响导致民众对案件的审理和判决的公正性不信任，对于案件判决易产生激烈反应；我国法院体系的设置、干部考核升迁制度以及政府文化，又使得法官不得不考虑民意，而由于传统文化和古代法律文化根深蒂固的影响，群众的观念和现代法律观念存在不一致；法律宣传教育工作发展的相对迟缓使得广大群众对法律不了解，在这种情况下的干预必然会造成法律适用的不严格，最终造成法律威信的逐渐丧失，我国法治社会建设面临阻碍。

（四）如何看待这种妥协。对于司法对舆论的妥协，我们应该辩证的看待：

1、好的方面：舆论监督是对司法权行使的一个重要的监督途径，有利于公开透明审判制度的发展。很多案件中，舆论都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如上述云南李昌奎案中，由于舆论的压力，法院出了对案件进行审理外，更重要的是对审理该案的法官等是否存在贪腐行为进行了调查，这对防止司法权滥用具有重要 作用。

2坏的方面：新闻媒体的报道，社会的舆论，对于受理案件的司法机关工作人员来说，容易先入为主的产生一种印象，进而影响其对事实的认定，违背其客观的准则。法官为顺从民意，违背法律原则（特别是罪刑法定原则），立法者意图等，如忽略法定从轻情节，从重处罚。过度听取民意，会造成重刑的扩大适用，对于证据不足，或是没法定案的案件，由于巨大的舆论压力，仍会造成冤案错案的产生。导致各地判决差异大或是迫于压力反复改判现象的产生，使法律丧失威信，沦为受某些人操控的工具。

（五）如何做首先认识到司法独立原则具有重大意义，不可丢弃。作为司法机关，在舆论的监督下，应该坚持依法办事，正确面对舆论的监督，避免盲目地迁就舆论，坚持公正司法。

1.结合本土文化，完善相关法律法规针对一些有争议的问题出台法律法规、完善法律，使问题的解决方法明朗化，的确可以减少许多争端，是解决此问题的一个基本的途径。

2.加强司法队伍建设。努力提高司法机关工作人员的职业素质，增强其办案能力，可以减少一些冤案错案的发生。

3.扩大审判的公开化和透明化扩大审判的公开化和透明化，不仅在审判过程，在侦查过程、取证过程等过程，除涉及国家机密、个人隐私或是可能会影响案件侦办的情况，其他均应通过各种手段公开透明的向公众发布案件讯息。

4．从制度入手，增强其独立性。从制度方面看，我们必须改变司法行政化的现状，从财政上保证司法机关的独立性，对于司法人员个人，也应从法律层面保障其权利，如职位升迁、工资保障等。5．大力开展法律宣传教育工作，特别是在基层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易于接受的法律普及活动。

6．给群众以表达民意的渠道，同时完善法院自身纠错制度。可以考虑增加一种民意的释放途径，同时加强法院本身的纠错建设，因为我国现在普遍司法人员职业素质并不是很高，冤案错案不可避免，而与之相伴的国家赔偿制度却不完善。所以适度的听取民意有利于防止冤案错案的发生。

7．判决书中，在法院认定的内容中可以加入法院从法理的高度所作的考虑，不仅会让当事人容易接受，利于执行，从另一方面也是对当事人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的法律宣传和教育。

【参考文献】（1）谭世贵：“论司法独立和媒体监督”，《中国法学》，1999年第4期。（2）转引自陈瑞华《刑事审判原理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3）李如万：《司法独立研究》（4）《关于司法机关独立的基本原则》。（5）熊秋红：“司法独立原则的含义及其保障规则”载自《依法制国于司法改革》，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第一版。（6）王利明：《司法改革研究》，法律出版社2000年1月版。（7）苏立：《法制及其本土资源》，1996年10月第一版。

第四篇：信访与司法独立

访与司法独立

——答《北京周报》问

贺卫方

贺按：日前，一位英文媒体朋友问及上访问题，我告诉他，关于这个问题我曾接受《北京周报》访问，访谈稿英译可以在博唠阁里看到。但是他却怎么都找不到。我查了一下，果然没有。于是就把英文本找出来贴了上去。马上就有朋友问：中文在哪里可以看到？答曰博唠阁里有。但是翻来覆去还是查不到，经查，与英文稿一样，这个真的没有。可见我的记忆力是多么不可靠，还要请大家多包涵。这里贴上中文稿，也顺便作了个别文字上的修订，请各位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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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周报问：您认为在现在的社会背景下，上访对中国社会矛盾的解决起着什么样的作用？

贺卫方答：很明显，现在对上访的所谓重视是重视怎么把上访的打击下去，而不是重视认真去对待每一个上访。我了解到的情况都是各地政府对上访都特别的紧张，派出大量的人在北京截访。实际上这并非想通过上访来解决一些社会问题。我觉得条例和现在的实际做法还存在着相当大的距离。

上访问题是个综合性的社会问题。年复一年，这么多的大规模的上访，全国各地都有人跑到首都来，去想方设法让他们的冤情能上达天听，这在一个追求法治的国家里肯定是一种非常不正常的情况，或者说在一个真正的法治国家里，这种情况是不应该也不可能出现的。

我想，原因可能首先是我们的司法制度出了很大的问题。整个的司法体系不能有效地公正地解决社会中出现的问题。法院的这样一种体制本来就是为了让社会中出现的纠纷，冤情能够及时地得到纠正。但是如果司法界受了外部的干预,就不能独立地按照法律规范公正地判断案件。表现司法无力感的最典型例证可能是拆迁引发的上访问题。政府出面来进行拆迁，不给老百姓一种平等交涉的机会和可能。老百姓要诉诸司法，但是，令他们绝望的是，法院在这类案件的判决时并不能够独立地去判断这个案件，而是往往做地方政府的看门狗，司法权完全融合在行政权之内。最近，最高法院出台了一个司法解释，说涉及到土地征用问题引发的诉讼，法院一律不受理，那更是把老百姓最后唯一的一点希望给掐灭了。他当然还可以通过向当地的政府诉愿，但如果当地政府本身就是一个事件当事人的话，那根本就是与虎谋皮。那老百姓只好往上去申告，去倾诉，使得最高层能够知道当地这种糟糕的东西。这是一个非常无奈、迫不得已的选择。

问：那您觉得上访制度的存在是否与中国的社会背景，文化背景和政治制度的沿革有一定的联系？

答：从历史传统以及政治文化上看，我们往往愿意把一个社会治理的希望寄托在一个明君或者一个伟大领袖的身上。这种传统根深蒂固，所以历史的演变也证明中国传统社会里，老百姓非常害怕某种上下的分权，联邦制啊，人们觉得这是不好的一种东西，因为往往都是地方官员，贪官污吏，形成了对于老百姓的一种压榨。人们唯一的企盼就是有一个好的皇帝，来解决这个问题。

跟西方的一些国家，比如跟英国的历史相比较的话，这种差异就非常明显。在1066年以后的英国，在一开始的时候国王也会承担这样一个角色，国王被称作是正义的源泉。老百姓有了冤情当然希望国王能亲自给予解决。但是，在国王派出各种官吏到地方去解决问题，审理案件、纠纷的时候，却会逐渐地形成一种关于司法的专业化知识。通过司法，通过一种稳定的判例法制度，随着时间的推移，法官们逐渐使得规则得以确立，也就是在司法制度方面形成了一种严格的遵循先例原则，英文叫做binding force of precedent。以往的案例对后来的案例有着严格的约束力，使得司法的过程中不仅仅解决了个别的纠纷，而且使未来的案件有了一种法律上的依据。

任何国家的法院都面临着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如何让同样的案件能得到同等的对待。同样事实的案件，它适用的规则应该是一样的。所以确立了一种严格的规则的话，那司法本身肯定是独立的，因为它是按照自己的这套逻辑来判断案件，解决纠纷，而不是按照外部的任何别的权力去解决问题。

传统中国的社会治理结构跟西方的很不一样。中国一直到清朝末年，几千年的社会没有一种真正意义的法院，西方式的权力分立学说在我们这里是闻所未闻的。州县官在司法的过程中间，他们可能更关注的是，把这个事情本身给了结了，而不是努力去形成一种严格的规则。没有发展出一种良好的治理模式，以及司法独立的传统，几乎也没有专业化的，独立的法律知识体系能够成长起来。就导致了谁能够向决策者施加更大的压力，谁就能获得一个更有利的结果的局面。恶霸可以横行乡里，“金陵四大家”可以在贾雨村那里网开一面，权力与财富之间眉来眼去，小民百姓只能梦想自己能够碰巧遇到一个清官。清官不可遇，也只好到皇居之处告状申冤了。

问：那您是否认为上访制度存在本身与中国建设法治社会的目标存在着矛盾？尤其是现在出台了新的条例，是要加强信访制度。

答：其实上访好像给底层受了气的人民保留了希望，但实际是我觉得是饮鸩止渴。我们不是去认真地去构筑一个独立的司法制度，不是去提高司法制度的正义程度，而总是在一个制度之外的方式去开一些口子。

前一段时间曾有报道，温家宝总理亲自为一位农民工讨薪水，媒体把这件事传为美谈。可是，温家宝纵然三头六臂，也只能帮助个别民工讨回工资。但是这个事件的副作用太大了。副作

用就是老百姓都觉得如果他们也能够找到总理，找到总书记，把自己的冤情解决了，那该多好。所以大家就都来找。这当然会培养一种对最高领导人的依赖甚至崇拜。但是制度建设就会被忽略，我们毕竟要建设一个法治国家。法治国家不是一个靠贤明君主来统治的国家。上访制度和人治有着联系，而在人治的社会里，贤明的君主也经常会演变成了一个最大的恶霸。

问：您是否认为中国在向法治社会努力的过程中，信访制度的存在是一个解压阀，或者是特殊时期的过渡性制度？

答：我个人觉得有一些压力是必需要积累起来的，也就是说不要指望着经常解压，导致的就是制度没办法去形成。而我们经常是把一种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能够形成制度的压力给一点一点的释放掉。像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这个事件就是一个很大的冤情，那么大家都一块呼吁，包括法学界，我本人也参与其中，呼吁建立起一个真正的违宪审查制度，并启动特别调查制度。用一个整体化的制度来去把宪法之下的法律、法规中违反宪法，剥夺人民权利的这种做法进行一个一揽子的解决。但是我们最后的结果是2003年6月份的时候，国务院宣布废除了原来的收容遣送办法。我们在网络上看到的都是人们在歌功颂德，他们在说新一届政府真好，他们多么亲民啊。但实际上制度创建所需要的一种压力一下子也被释放掉了，一个本来可以成为违宪审查制度建立的契机给错过了。上访就是非常典型的这类问题。上访解决不了多少问题，大多数情况下，上访人被规劝回去，被强制押解回去，人们送上来的材料大多数情况下又被返回到那些制造冤案的机构或是个人的手中。

问：您刚才提到了中国的司法制度存在好多问题，然后现在正在进行司法改革，您认为应该改哪些方面？

答：首先当然是司法的独立，就是法院在判决一个案件纠纷的时候，唯一的依据就是法律规范本身，而不是人情，党的书记的意见，人大的意见等其他非法律的因素。当然要实现这样的独立性并不是特别容易，我想这需要在人事，财政体系上做很大的努力。

第二，法官的素质以及司法行为的中立性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法官素质低，这将给独立带来很大的问题。在司法权行使的过程中，法官在当事人双方之间不可以由于利益在其中而表现出有所偏袒。法院必须要独立于自己的上一级法院，上下级法院都要相互独立的决策，真正的表现出一种中立性。中立性可以极大地避免诉讼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冤情，冲突。一些具体案件，很难说怎样判决是公正的，怎样判决是不公正的，现代社会越来越复杂，许多情况下，司法不过是一种复杂的利益平衡。有时候一个案件的解决，法官本身的中立的态度会起到很大的束缚作用，就会减少人们对法律之外的手段的诉求。这种对减少上访非常重要。

第三个方面是如何加强对司法权的监督。能够让法官们在行使权力的时候感觉到他们不能够随便断案，而是要严格依照法律来判决案件。这个监督现在在中国主要有人大的监督，检察院的监督，媒体的监督等方面。实际上也是问题很多，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监督不

够，另一方面是监督失当。前者说的是一些该揭露的问题没有被揭露，后者说的是有时候报纸电视会取代法院成为实际的法官。还有人大也会自己来审理案件，导致立法权与司法权的混乱不清。

问：我采访过中国的一些公益律师，他们认为中国的上访制度是应该保留的。他们认为中国的司法体系压力太大，法官的资源缺乏。如果上访制度突然取消，这么多的纠纷矛盾全压到司法系统，中国的司法体系根本没有那么多的人力资源。

答：这种说法是不成立的。中国的法官在办案效率方面，仅仅相当于美国法官的十分之一。中国的法官好像看起来是天天在忙，但是由于制度的缺陷使得他们做的好多工作都是无用功。比如说中国没有哪一级法院的判决是终极性的判决，任何判决都有可能因为上级部门领导的批示，或者由于某种压力，就会被推翻掉，我们的司法体制是二审终审制。二审终审完了本来意味着案件的了解，但是没关系，只要你上边有人，你就可以使二审终审过的案件推倒重来。推翻以后，原来的胜诉者就变成了败诉者，败诉者可能想方设法去寻找更高的力量，来制造压力再推倒重审。我们没有司法判决的确定性的概念。我们的法院做得很多事情实际上是在不断否定自己。

实际上生活中每个人都会意识到绝对的公正是不可能有的，古罗马著名的哲学家法学家西赛罗（Cicero）说过，“绝对的正义就是绝对的不正义。”关键在于在一些案件中间，也许会有某种程度的细小不正义，这时候如果当事人能感觉到反正是二审终审了，案件已经解决了，自己应该该干嘛干嘛，就像当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判戈尔诉布什，戈尔败诉了，他说我特别讨厌最高法院的判决，但是我必须尊重它，因为你不可能推翻它。

但是中国不是这样的，它永远告诉你只要有能力，就有可能把对你不利的判决推翻掉。这就激励了很多人民想方设法去改变也许只是一小点儿的不公正，一定要想方设法推翻掉整个判决。我们最荒唐的司法口号就是“实事求是，有错必纠”。这个错误可能只是很小的错误，当然也有可能是很大的错误。如果很小的错误都想法设法去纠，哪个判决不会有问题呢？这就解释了中国会有这么多老百姓会去道路奔走，权门呼号，想方设法寻求最有利的结果，推翻原来的判决。推翻掉了以后原来的胜诉就又变成败诉了，败诉者又会去推翻。这个过程中许多人就会在微小的不公正上投入太高的成本，付出了太多的代价。有的人家徒四壁，天天为自己的案子而奔波。可能本来他这个案子败诉他损失500元，但是几年上访下来，他完全可能耗费成千上万。而且精神成本更是巨大的，他变得愈发不能忍受这个不公，愈发怒火中烧，不推翻掉不行。

这个过程还会带来另外的问题。原来制造一点小冤屈的人为了防止自己的决策被推翻，他们也想方设法去建立一个攻守同盟，下边的官员们会结合在一起，阻止任何纠正错误的情况发生，于是又导致一旦原判被推翻，越来越多的人们会被追究责任。这样就带来更多的压制、阴谋和苦难。这当中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没有一个让大家服气的司法权威，你不知道什么是规则，什么是权威，最终将是民怨沸腾，一地鸡毛。

2005年9月18日改毕

2009年5月5日再修订

第五篇：美国的司法独立

美国最高法院由1名首席法官和8名法官组成，拥有最高司法权，其判决为最终判决。9名法官均由总统提名经参议院批准任命，如无失职，将终身任职。

美国宪法对司法的有关规定

受欧洲思想家孟德斯鸠（Charles-Louis de Montesquieu）和洛克（JohnLocke）的影响，美国宪法的缔造者把司法独立作为美国建国的一条重要原则。

在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等人看来，司法部门只有不听命於立法和行政部门，才能主持正义，保护公民的生命、财产与自由。美国的缔造者之所以如此看重司法独立，也是由於乔治三世迫使殖民地的法官服从於他的旨意，使他的压迫政策畅行无阻。推翻英帝国统治后，美国的缔造者便将司法独立写入宪法，希望用司法对行政和立法部门加以约束，防止它们滥用权力。

美国宪法对司法的规定相当简明扼要。在第一章将立法权授予国会、第二章将行政权授予总统之后，宪法第三章将司法权授予联邦最高法院及其下属法院，并规定了法官的任期、工资待遇、司法权的范围等等。除第三章专门讲述司法之外，第一章和第二章也有少量涉及司法与立法、司法与行政之间关系的规定。这些规定主要包括：

一、联邦司法权属於联邦最高法院，以及国会设立的若干下级法院。法官只要行为端正，得终身任职并领取薪酬。该薪酬在其任职期间不得削减（美国宪法第三章第一节）。将司法权交给最高法院，至少在文字上界定了司法与立法和行政部门的区别，使国会和总统不得插手司法领域。这样，美国的建国者用宪法的前三章分别规定了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的归属，明确了三权分立的政府结构。在将司法权授予法院之后，宪法马上谈到法官的任期和工资等相当琐碎的问题，这种安排初看起来令人费解，实际上却是出於维护司法独立的根本考虑。在殖民地时代，乔治三世可任意决定法官的任期和薪酬，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法官对行政部门的依从。所以，在宪法缔造者眼中，法官的任期和工资待遇构成了司法独立的一个根本问题。通过规定法官的终身制并给予他们稳定的、较优厚的工资，宪法试图杜绝法官为了保全职位和薪水而在处理案件时屈从於外界压力，有失独立与公正。

最高法院法官由总统提名，经过参议院审议和认可后，由总统正式任命（美国宪法第二章第二节第二条）。这一规定体现了宪法的缔造者要求行政、立法和司法三个部门在相对独立的同时，又要彼此制约的意图。由行政和立法部门掌握联邦法官的来源，使行政和立法部门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控制司法部门的意识形态，彼此协调工作，同时也防止由不称职的人员掌握司法权力。这条规定也说明联邦法官不由民选产生。这种安排同法官可以终身任职的规定一样，都是为了司法活动的独立与公正。倘若法官由民选产生，他在判案时就不免要考虑其选民的利益与态度。倘若他没有终身职位，就更要自觉不自觉地照顾其选民的利益，以求再次当选。规定法官由总统任命和参议院认可，并享有终身职位和固定工资，可以消除法官的后顾之忧，维护司法独立。因为总统和参议员都是经民选产生，由他们任命和认可联邦法官，基本上也属於民×程序。

所有弹劾政府官员（包括总统、副总统或联邦法官）的案件须由国会（而不是司法部门）负责。弹劾案件必须由众议院发起（美国宪法第一章第二节第五条），由参议院审理（美国宪法第一章第三节第六条）。弹劾的依据必须是叛国罪、贿赂罪或其他各种重罪与轻罪（美国宪法第二章第四节）。

（一）法官的任免

在任何国家的司法制度中，如何任免法官都是一个关键问题。在美国政治实践中，对法官的任命更多地体现了行政和立法部门对司法部门的制约；而对法官的罢免，则更多地体现了司法部门相对於行政和立法部门的独立。

如前所述，美国联邦法院的法官必须由总统提名，经过参议院的审议、认可，再由总统正式任命（美国宪法第二章第二节第二条）。在美国历史上，总统对法官的任命权一直被行政部门当作控制司法部门的一个重要手段。美国历届总统在任命法官（尤其是最高法院法官）时，几乎无一例外地偏向本党党员或至少在意识形态上接近自己的人。例如，现任最高法院法官中的共和党人都是共和党总统任命的，而民×党人则都是民×党总统任命的。虽然过份地偏向本党成员会招来反对党的批评，但这一作法已为美国各方所接受，而国会也极少反对总统对法官的提名与任命。

在美国历史上，利用自己对法官的任命来积极干涉司法部门的总统并不少见。因为美国宪法并未规定最高法院法官的人数，总统在理论上可以任命无数新法官进入最高法院，从而使最高法院成为本党的一个堡垒。这方面的一个极端例子来自罗斯福（Franklin D.Roosevelt）。

当他的“新政”在连续几个案子中遭到最高法院的抨击后，罗斯福试图任命六名新法官进入最高法院，希望藉此使最高法院的法官由九人增到十五人，从而使亲“新政”的人成为多数。罗斯福与最高法院这一次较量的结果是最高法院改变态度，转而支持“新政”；罗斯福也因而放弃任命新法官的打算。从十九世纪中期至今，美国最高法院的法官一直限定在九人；只有现任法官因年老或死亡等原因退位，才有等额的新法官加入。但从上述例子来看，这一既成事实也并非铁板一块。

如果说对法官的任命权主要掌握在行政部门手中，那么对法官的罢免权则由立法部门所执掌。如前所述，对联邦法官的弹劾权属於国会（美国宪法第一章第二节第五条）。众议院弹劾一名法官，必须是由於他犯有或涉嫌犯有叛国、贿赂或其他重罪与轻罪（美国宪法第二章第四节），如联邦法官克莱勃恩（Henry Claiborne）在1983年因受贿、偷税漏税等被国会弹劾。弹劾的目的是因为该法官不愿自动辞职，所以需要弹劾程序剥夺他的职位。

因为对弹劾有这种严格的要求，更因为宪法明确规定联邦法官只要行为端正便可终身任职（美国宪法第三章第一节），国会并无可能通过弹劾对法官具体的司法活动造成制约。众议院发起一件弹劾案必须由多数票通过，参议院要判决被弹劾者有罪，也必须由出席议员的三分之二通过（美国宪法第一章第三节第六条）。这些严格的程序都保证了国会虽然有权罢免触犯法律的法官，但却无法干扰法官正常的司法。

所以，总的来说，虽然总统在任命法官时试图影响法院的政治倾向，法官在就任后基本上不会失去职位或薪酬。美国司法界的一个著名说法是艾森豪威尔（Dwight D.Eisenhower）在回顾他的总统生涯时，认为自己所犯的最大两个错误是任命了两个上任后就与他的意见一贯相左的最高法院法官。

但即使如此，总统（或国会）也对该法官无可奈何。因为法官可以相对独立於立法和行政部门，他们在审理案件时应更能做出公正的判决。

（二）对司法活动的质量监督

由於法官非由民选产生，所以不需对选民负责，同时也很难说对国会负责。

因此，如何对他们的司法活动进行质量监督，就成了美国司法实践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如前所述，总统对法官的任命和国会对法官的弹劾，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对司法部门的监督。从背景、阅历、专业知识与能力上讲，被总统任命的法官通常都能胜任工作。他们的道德品格在任命过程中也已通过审查；如果在任命后出现违法行为，国会可使用弹劾手段，解除他们的职位。

但是，总统和国会对法官的监督又是有限的：总统在任命法官后便基本失去了对该法官的控制；法官对具体案件的处理也不由总统等非司法官员过问。

由於同样原因，只要没有违法行为，任何法官都不必担心国会将对他进行弹劾。

国会对法官的罢免权因而对他日常的司法活动并没有太大的影响。

在美国司法实践中，对法官更有效的一种质量监督来自美国的判决体例与大众传播媒介对司法的大量报导。作为习惯法国家，美国的判决体例基本上沿袭了英国的传统：法官判决任何一个案子都采用判决书的形式。判决书的体例通常是：

一、首先对案件所涉及的重要事实做客观的描述与总结；

二、评介原告与被告（或其律师）的主要论点和论据；

三、根据有关法律、适用先例、立法部门的立法意图、对公众利益的考虑等等，对具体案情和法律条文进行推理、分析和论证，做出判决。在理想情况下，判决书就是一篇完整、严谨的论文，它把法官对一个案子的思考和推理完整地记录下来，从而使任何人都能据此对他的判决进行分析与评价，并感到信服。一件案子判决后，判决书通常马上公布。任何人都可以在图书馆查询、借阅。近期的案子和判决书更可以通过电子媒介，在互联网上检索和阅读。这种判决体例给司法活动带来了极大的透明度，成为对法官判案质量的一种有效监督和促进。

大众传播媒介对司法活动的质量也有著重要的监督作用。司法案件在美国一直是传媒报导的重点。尤其是比较著名的案件，无论是刑事还是民事，全国各大报章、广播电台和电视台都会有详尽的报导。近年来，更有摄像机进入法庭，对案件的审理过程作现场实况转播。轰动一时的辛普森（O.J.Simpson）

案是近期最明显的例子。据称全美有近亿观众从电视上观看了该案的现场审理和判决。目前，全美各大电视台都设有专门的司法节目，邀请司法界人士评论时下的重要案件。近几年又出现了一个专门的“法庭电视”频道，全天播放美国各地的司法新闻，报导和分析重要的案件，等等。一些地方性的案件，也常有当地媒体做详细报导。

大众传播媒介对司法活动的大量报导，对教育美国公众、使他们懂得宪法和法律、熟悉司法程序、了解法官的判案等起到了实际的作用。同司法判决书一道，大众传媒把法院和法官的司法活动充分地展露在公众面前，使公众成为司法活动的监督。由於司法的透明度，法官也因此勤谨办案，以维护自己在社会上的形象和名誉，维护公众对司法部门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