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法治建设中如何实现司法独立
法治建设中如何实现司法独立
纵观世界各国法律，主要有以美国为代表的英美法系和以苏联为代表的大陆法系两大类别。每一个法律体系，皆有利有弊，在此不展开论述。但无论是哪个法系的法律，都要在确保司法独立的基础上，通过完备的法律条文和具体的措施，去约束个人和集体在社会生活中的行为，使他们能时时处处以法律为准绳，去规范自己，调整自己，从而形成一个学法律，讲法律，用法律的法治社会。因此，司法独立是法治建设的根本保证。那么，什么是司法独立？我国的司法独立现状如何？实行司法独立有哪些意义？如何实现我国的司法独立？围绕这些问题，我们在此展开一些探讨和研究。
一、“司法独立”的概念
司法独立，是西方国家司法制度的第一大特点，主张司法权必须同行政权分立，非经司法机关，非经正当司法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司法独立”源于资产阶级的分权学说，从历史上看，它的提出具有进步意义。它是新兴资产阶级为对抗封建帝王的专制统治，特别是反对专制君主控制司法机关，随意逮捕、审讯甚至处死臣民而进行的一种抗争，是资产阶级反对王权专横暴戾统治的一面大旗。
二、我国“司法独立”现状
（一）党政领导干预司法，妨碍司法公正的现象时有发生。
由于我国采用的是大陆法系法律，也由于建国初期某些国家领导人长期不重视法治建设，奉行“党包揽一切”，“领导说了算”的“人治”政策，导致各地党政领导干预司法，妨碍司法的事情时有发生，致使国家的法治建设形如虚设。对我国法制破坏最严重的应是“文化大革命”了，在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中，头脑简单的红小兵们在政治野心家的唆使下，冲击国家机关，砸烂公检法牌子，随意批斗、殴打和侮辱普通的干部群众。在这样荒唐、野蛮、疯狂的政治氛围下，礼崩乐坏，司法机关连基本的办公条件都不能保障，政法干警连自身的生命安全也都难以保证，又谈何“司法独立”呢？即使是在改革开放以后的今天，党政领导干预司法的事情也还是屡见不鲜。如茂名市前任常务副市长杨光亮，为了个人利益，在茂名市司法机关对“南香城土地纠纷”事件的处理中，利用特权公然干预妨碍司法公正，以致他在2009年东窗事发，被捕入狱。
（二）机关职能重叠错位现象影响了司法机关发挥职能。
按照目前我国的国家机关设置情况来看，存在着大量职能重叠、错位现象，也间接地影响了司法机关发挥职能。以网络上现在热炒着“要不要撤销”的信访局为例子，我们知道，信访局是县级以上党委政府密切联系群众，接受群众诉求，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职能部门。但是，在实际工作中，上访群众反映的诉求，大部分都与法律问题有关，与司法机关或者其他职能部门有关。如房屋权属纠纷，劳资纠纷，人事纠纷，土地纠纷等等。这些问题，完全可以由司法机关或相关部门予以审判裁决。也正因为这些案件超出了信访局的能力范围，往往都是转交地方政府处理，或者建议到司法机关予以解决。如此看来，信访局除了转交材料，向领导汇报，确实没有再大的能耐了！而县市领导一般都公务繁忙，也对这些信访案件的处理无暇顾及，以致案件一拖再拖，群众怨声载道。但在国外是没有信访局的，像这些纠纷案件，他们都会指定由司法机关审理。而外国民众也习惯打官司。但我们因为机关职能重叠错位，如信访局之类的单位无所作为的例子我们还可以列举很多。
（三）司法行为未能规范，缺乏有效监管，导致人情案、关系案、钱权交易案的发生。
按照我国目前的司法机关序列，狭义的司法机关指的是法院和检察院，广义的司法机关泛指公安局、法院、检察院和司法局等政法机关。在这些机关里面，检察院可以监督和规范其他几个单位的司法行为，问题是谁又来监督检察院呢？纪委和人大是可以监督，但是监督太远，而且对这个法律专业性强的部门还真不知道如何监管，倒不如不管。而法院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也由于相关监管没有跟进，常常会出现法官“吃完被告吃原告”，或者“给钱想怎么判就怎么判”的乱象，致使人情案、关系案、钱权交易案大量出现。如茂名市茂港区法院原院长严得贪赃枉法，做黑社会组织“保护伞”一案，就是典型的案例。
三、“司法独立”的政治意义
（一）实现从“人治社会”到“法治社会”的转变，为构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奠定基础。
强调司法独立，实际上是强调法律的至高无上地位，是把我国过去的“人治社会”转变为“法治社会”，为我国构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奠定基础。从这点看，司法独立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它是世界各国法治建设迈上新的里程碑的一个标志，是从野蛮愚昧走向文明先进，是从随意的法律应用到规范的司法行为，它的实施，使我国与世界的法制建设基本接轨，具有相当重要的政治意义。
（二）进一步确立了法的至高无上地位，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凌驾于法律之上。
当“司法独立”通过全国人大立法后，当“司法独立”不再是口号，而是具体实施的一种司法行为以后，可以想象，以往那些党政领导干预司法，妨碍司法的现象将会一去不返。因为它的实施，将使任何单位和个人，包括国家领导人都不得凌驾于法律之上，不能干扰司法机关办案，真正实现了“法治”，彻底地摒弃了过去的“人治”，治愈了过去的司法 “风湿病”，真正做到“腰不疼了，腿也挺有劲”。
（三）有效形成对国家职能行为的监督和制约。
众所周知，司法机关除了办案外，还有监督国家机关职能行为的职责。如检察院有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执法行为的监督和制约的职责，法院也有对国家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判裁决的职能。在“人治”社会里，因为司法不能独立，司法机关要发挥职能，实现对国家职能机关的监督和制约就大打折扣。由于领导干预，司法机关对行政机关违法也无可奈何。但在“法治”社会里，由于司法独立，司法机关可以不受任何人任何单位对案件的干扰和阻拦，独立地公平公正地办案，这就有效地形成了对国家机关职能行为的监督和制约。
四、实现“司法独立”的途径
（一）加快全国人大立法步伐，尽快确立司法独立地位，使其合法化，制度化。
无法不立，失去了宪法和相关法律的法理支持，本应合理的司法独立制度也是站不住脚的。因此，全国人大应该从加快我国法治建设的高度去考虑，尽快把司法独立制立法，使其合法化，制度化，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司法机关也就能够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上挺直腰杆了。我国的司法独立制度不一定要全盘照搬外国的“三权分立”制，但可以吸取别人的先进经验和良好做法，结合自身实际，建立适应我国实际情况的司法制度。
（二）进行司法体制改革，为司法独立创设良好的政治环境。
当前，要实现司法独立，还有很多政治体制上的障碍。要实现这一个目标，最彻底的解决办法就是进行包括司法体制在内的政治体制改革，转变机关职能，把一些机构重叠，运行效率低，职能错位的部门进行撤并优化，为司法独立的进一步实现扫清障碍，创设良好的政治环境。
（三）加强法制宣传，进一步强化国民的法治意识和观念。
由于我国是一个具有上下五千年历史的古老国家，封建儒家思想在国人的心里根深蒂固，这为“人治思想”的盛行，提供了看似合理的土壤。但是一个政治成熟的法治国家，是容不下“人治”思想的。因此，要建设法治社会，要司法独立，就一定要加强法制宣传，通过网络，报刊，影视等媒介，利用文字，视频，音乐，图画，声音等手段来宣传法治，进一步强化国民的法治意识和法治观念，确保我国的法治社会建设早日实现。
（四）完善人大代表和纪委监督司法机关机制，确保“司法独立”阳光运行。
按照我国现行的司法监督机制，各级人大和纪委都有权监督司法机关的职能行为。因此，完善这一个机制，需要人大和纪委在不泄密、不影响、不干扰司法机关正常办案的情况下，切实地对司法机关执法进行全方位的监督。甚至一些社会影响大的案件，还可以邀请媒体记者现场报道，普通群众也可以申请法庭旁听，这样既可监督司法机关的职能行为，做到不违法办案，不办人情案、关系案和钱权交易案，确保“司法独立”制度阳光运行，也为我国的“司法独立”制度的顺利实施，提供足够的舆论支持，使人们逐渐认可和支持司法独立。
不可否认的是，由于我国“人治”思想的长期盛行，行政领导思想观念的落后与保守，群众对“法治”思想的认识模糊，以及政治体制改革的相对滞后，实现“司法独立”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但我们也乐观地看到，我国的法治社会建设已经拉开帷幕，并且步入了正常轨道，按照这样的司法改革思路和良好发展态势，我相信实现法治建设中的司法独立，已经为期不远。
第二篇：论司法独立及其实现
华中师范大学法学院 余松林
【内容提要】建立法治社会，实现依法治国的伟大目标，离不开司法机关的独立执法。如何实现司法独立已成为社会关注的一大热点问题。本文从影响司法独立的外部关系、内部关系以及法官的身份、经济地位、素质等方面入手。着重分析了各种关系的内在联系及现行司法体制的弊端，同时也结合我国的司法体制现状提出了笔者个人建议，以期引起大家的思考。
【关 键 词】司法独立 实现
司法是维护个人权利的最后一道屏障，它不仅关系到人的权利能否实现，而且更是人们的理念的保障。自然法学派追求的是一种自然的理性，而司法过程也是一种追求理性的过程，它追求的理性就是“公平”、“正义”。虽然永恒的正义是不存在的，但是具体正义的标准的实现，只有通过一个大家公认的机关给予定位，才能为大家能接受。而这个机关就是司法机关。司法机关只有独立才能行使这项职权，那么究竟什么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司法独立呢?
一、司法独立的涵义
司法独立一词通常在两种意义上使用：一是结构意义上，是指司法机关独立于其他机关团体和个人，因此司法独立是一种“国家权力的结构原则”；二是程序意义上，司法独立的意旨是在司法过程中保障法官司法以维护程序正当性和结果正确性，因此也被称为“技术性的司法规则。”由此，我们可以用一个较为概括的概念——司法独立是指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不受任何其他机关、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依据法律事实，依照法律的规定对案件作出公正的判决。
随着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建立在计划经济基础上的司法体制早已无法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对此，国家最高层领导也有了相当认识，提出“推进司法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而笔者以为司法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在于司法独立，要实现司法独立，就必须对影响司法独立的种种关系有清醒的认识。
二、影响司法独立的外部关系
（一）司法独立与党的领导
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在实质权力关系上，国家机关必须接受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司法机关与司法工作也不例外。虽然党的领导方式受到一定的限制，但是司法机关并不享有政治结构即国家权力关系上的独立。在我国目前的司法体制下，部分地区司法机关与地方党委的关系是不正常的。司法机关基本上受命于党委，成为党委的附属产物，地方法官的任免权掌握党委手中。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党委经常性直接过问案件情况并参与案件的讨论和审理。更有甚着凭自己的主观判断、个人情感给案件打批条，这在表面上看似乎迎合了某些人所谓的“绝对服从党的领导”需要，事实上这种“以党代审”的做法导致的部分办案不公，反而使党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和威望大打折扣，严重损害司法机关的独立性，成为导致腐败的诱因之一。
（二）司法机关与地方政府
德国法学家沃尔夫甘·许茨曾说过“行政侵犯司法，特别是侵犯法官的独立，在任何时代都是一个问题。”可见，司法独立就是要不受任何地方的影响，法官独立审判案件。“地方影响对于确立法制和文明性来说，即令不是唯一有害的障碍，也是最有害的障碍之一。”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要实现司法独立就必须建立起不受地方影响的独立司法机关。建国以来，司法机关的领导体制虽几经变动，但我国法院的设置基本上还是走行政区划的老路子，审判工作与司法工作不分，司法工作行政化现象极为明显：其一，司法机关依行政区划设置，与行政机关一一对应。这种层层设置的方式显然是模仿行政机关建制的，明显缺乏对司法工作特殊性的考虑。其二，对司法人员按行政干部进行管理，与行政机关相对应。其三，工作方式上实行层层把关的首长负责制和请示汇报等行政方式，明显不利于司法工作按法定程序进行。
如此以来，司法机关的人事权、财产权就受制于当地政府，在这种体制下，地方各级司法机关的独立性难以得到切实保证。以致于在地方政府的干涉下，造成地方保护主义、部门主义和执行难现象。相当多的司法不公，其本身不是法官素质低的原因造成而是由于当地政府施加影响。尤其是在一些涉及地方经济利益的案件中，因其事关当地政府的财源，而法院经费又是地方财政提供的，法院受自身利益的诱惑和国家权力的影响难以做出公正的判决。由于审判的事实不独立，人事、财政上对地方政府的依赖性，形成了一大堆“关系案”、“人情案”。
三、影响司法独立的内部关系
（一）审判委员会与合议庭
在西方国家，司法独立就是要法官独立，法官在审理案件过程中依据自由心证的原则，在充分听取当事人举证，并在双方当事人当庭出示证据的情况下作出判决或裁定。依据《人民法院组织法》规定，我国行使审判权的主要形式是审判委员会，合议庭和独任庭，然而在实际操作中，三种组织形式之间未形成明确的职责范围。在我国，审判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总结审判经验，讨论重大疑难案件。《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审判委员会不仅有权“讨论”案件，而且有权作出“决定”，并特别强调“审判委员会的决定，合议庭应当执行”，结果使法院独立审判，公开审判流于形式。具体说来，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不论是由独任庭审判还是由合议庭审理，一旦审判委员会作出决定都必须五条件予以执行，其裁决具有终局性效力。
在实际审判过程中，审判委员会并未参加合议庭，不能充分了解双方当事人的辩论及举证情况，只是依据审判长的报告就对案件作出判决或裁定，这样一旦有所谓“重大”、“疑难”案件需要审判委员会参与其中，庭审往往就会成为走过场，真正参与审判法官没有决定权，而实际决定权却掌握在庭外的审委会手中。以致造成了“审者不判”、“判者不审”的怪现象。这显然与我国奉行的“庭审中心主义”和我国确立的公开审判制度是背道而驰的，更破坏了司法独立性。
（二）上级
法院与下级法院
依据《人民法院组织法》规定，上级法院与下级法院之间是领导与被领导、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但在审判实践中，往往是下级法院在审理案件时，一旦遇到了疑难、复杂问题，以请示法律问题为由与上级法院商量裁判结论，向上级法院请示，而受案法院也是来者不拒。更有甚者，直接指示下级如何裁判等。上下级法院这种不正常沟通的直接结果就是使下级法院丧失了独立性，本应由自己审理的案件逐级请示，人民法院的案件日积月累，造成了诉讼效益价值严重下降，给老百姓带来沉重的负担。破坏了人民法院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另一方面，由于上级法院作出的决定，下级法院必须遵照执行，这样就使得当事人本想通过上诉改变不利于自己审判结果的愿望落空，在事实上导致了“一审终审”，无形之中可能会造成大量冤假错案，损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同样，这与我国的“二级终审”制度是相违背的。
四、司法独立与法官的身份、经济地位、素质
在我国现行司法体制下，司法独立一个重要障碍是经济保障不足，财政供应体制不顺。法官的待遇低，在司法活动中可能获得的非法利益与其合法利益相比诱惑太大，易于影响其廉洁与公正，也使司法独立受到损害；其次，法官的身份也无法真正独立。根据我国宪法规定，各级人民法院法官的任免由同级人民代表作出决定，这样一来，法官就有可能出于维护自身利益，对立法机关介入司法侵犯司法的行为置之不理，甚至与某些立法机关官员一道从事妨碍司法公正的举措。种种现象背后隐藏着共同的一点，那就是我国宪法和法律背后并未肯定司法机关在国家基本权力结构中的独立，造成了我国司法机关相对于立法机关并非互相制衡的分权关系而是上位对下位的关系。所以，法官个人的身份独立也就无从谈起。最后，法官的素质问题与司法独立密切相关。司法的独立必然要以一个高素质、高效率的司法群体为依托。这是处理和应对各种复杂关系的前提条件，也是司法独立的内在要求。否则在现实生活中，司法独立无法实现，只有维护法官职业的高尚性，法官的高素质性，才能实现司法立，进而达到司法公正的目的。西方国家大多规定法官、检察院必须是大学法律系毕业。如英国规定：只有具备十五年或十年以上资格的律师，才能被任命为上诉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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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推进司法独立的建议
鉴于我国目前司法体制的现状，笔者以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革以克服司法独立过程出现的问题。
（一）制定保障人民法院独立的配套制度
1、在法官的任免制度上，提高任命机关的级别，由上级人民代表大会作出，避免地方干预。
2、由地方行政机关拨款改为国家财政统一拨款，避免司法机关在财政上受制于地方。
3、改革法院的设置，将法院设置由按行政区划设置转变为跨行政区域设置，明确划分地方法院与中央法院两大体系，组建可以超越地方利益的中央法院、大区法院。
（二）制定保障审判独立的制度
为了保障审判权的真正独立，应逐步赋予主审法官一定程序的自主权，并理顺配套相应制度。
1、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将法官的任命经过以下程序予以“精英化”：第一，逐步将法官的任职条件定在具有高等院校法学专科以上学历；第二，逐步在全国实行法官资格统一考试、统一录用；第三，在全国实行具有一定执业经验的律理由或具有一定教学经验的法学教授、副教授中选任法官制度，同时规定法官必须逐级晋升。
2、赋予主审法官一定的独立办案权，强化合议庭的审判职能。强化合议庭职责或扩大法官职权主要针对的是审判分离的做法。审判分离，权责无法统一，无法真正贯彻法官责任制，错案追究制度难以执行。由于大家负责制在事实上形成了无人负责的局面，容易培养依赖情绪，无法激励审判人员认真负责、公正无私、积极进取的精神，因此我们应该强化合议庭职能，放权给审判员。
（三）建立、健全错案追究制
现阶段，鉴于总体上法官的资质不高，适当强化其责任制度是有益的。但这种责任制的强化，也可能导致法官处理案件过于谨慎，而缺乏一种为维护公正而独立特行的精神。因此，笔者以为当前虽然应加强责任制度，但随着法官制度的成熟，应当改革这种责任机制，为保障司法独立而强化其身份保障，要求法官弹劾必须遵守严格程序，而且只有司法舞弊和十分重大的工作失误才能作为弹劾理由，禁止轻易惩罚法官。这对法官既是一种激励，又是一种鞭策，其淘汰功能有助于法官队伍整体素质的提高。
（四）对司法活动进行舆论监督
舆论监督司法，可能因其对实情的掌握，对问题合理分析以及对民意的反映而促进司法公正，但又可能因妄评错议破坏司法威信，损害司法独立。同样出于加强监督的考虑，笔者认为，至少在目前应当着重加强舆论监督；以防止“暗箱操作”，有效防止和纠正司法腐败和司法损失。但是舆论对司法的监督必须做到：一是不擅自定罪；二是事后评论，对正在审理的案件不作具有明确引导性的评论。此外应当要求报刊内部审稿人员对该类批评严格审核，以防不实不当。
（五）改善司法独立与党的领导的关系
首先，我们必须明确司法独立并不是要摆脱党的领导，而是如何改善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方式的问题，使党的领导原则在具体实际生活中更加规范的运行，使党在行使其权力时，严格按照一定规范和程序来行使，并通过立法对这一权力进行约束。笔者认为，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应该是：①提出立法建议，并通过人民代表代表大会制定和修改法律。②制定具有全局性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导司法工作的顺利开展。③建议对司法机关主要人事干部的任免，并由立法机关对人选进行确认。总之，党的领导应从宏观着眼为司法独立的实现服务，而不应成为实现司法独立的绊脚石！
“司法独立之路漫漫”，其实现非一朝一夕能成。它需要各个部门的紧密配合乃至全社会的参与。在改革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触及到部门和个人的利益，这就需要我们从国
家大局出发，服从整体利益的需要，切实推尽司法体制改革，促进司法实现真正意义的独立，以最终实现我们国家“依法治国”的目标。
【参考文献】
[1] 论司法独立[N].人民法院报.2001、7、2[2] 沃尔夫甘·许茨.《司法独立——一个过去和现在的问题》[M].法律出版社.2002、8、2
5[3] 彭金治.浅析我国审判独立的实现方式[N]南方日报2001、5、21
[4] 沈德咏.为中国司法体制问诊切脉[J].中国律师.1997(7)
[5] 樊崇义.司法独立.[M]《刑事诉讼法》2002年修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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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论司法独立
2014-2015学年第二学期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论文
论司法独立
专 业 供用电技术
班 级 供电1433
姓 名 王云
学 号 143123335
指导老师 高晓玲
论司法独立
专业：供用电技术 班级：1433 学号：35 姓名：王云
【摘要】司法独立原则源自于资产阶级的分权学说，对于我国法治社会的建设来说，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它是实现我国依法治国的前提。但随着民主进程的发展，监督体制逐渐完善，监督主体也日趋丰富，可是，与那些框架内的监督主体相比，舆论监督有其特殊性，与那些在框架内的专业监督机关相比，舆论监督更具有随意性，而且大多数的媒体并不是法律专业人士，这使得其对一些事件的看法与法律工作者相差甚远，这就产生了两者之间的矛盾，而这种矛盾，在我们当代社会，很容易使得司法妥协于舆论，司法独立原则遭到破坏。
【关键词】司法独立、社会监督、妥协
（一）司法独立制度的起源。司法独立原则最早产生于欧洲资产阶级反封建的斗争中，王权的滥用，使得新兴资产阶级甚至是贵族的权利得不到保障，为此，新兴资产阶级为了自身的发展，对于没有限制和约束的贵族权利提出了质疑，并进行了一些列的斗争，1688年，为了限制王权，英国国会通过了《权利法案》，该法案规定“非经法官同意，任何人不受监禁，行政不得干预司法。”权利法案以法律的形式初步确立了司法独立原则。1701年，英国颁布了《王位继承法》，该法确定了法官终身制和法定薪金制，从制度上保障了司法独立原则的行使。孟德斯鸠关于三权分立的学说，为西方司法独立原则的最终确立奠定了理论基础。
各个国家除了在法律上确认了司法独立制度，还纷纷出台了相应辅助法律在制度等多方面来确保司法独立制度的贯彻和执行，如加强法官的终身制，专职制、退休制、高薪制等，进一步保障了司法独立。
司法独立制度对于我国来说，可谓是个“舶来品”。新中国成立后，1954年的宪法，便明确提出：“人民法院独立进行审判，只服从法律。”1982年宪法再一次明确司法独立制度。我国的司法独立制度虽说是“舶来品”，但却与西方国家的司法独立制度有所不同，我国的司法独立并不是建立在三权分立的基础上，而是以人民代表大会为基础，对于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法律，司法机关也并没有违宪审查权，必须严格执行，因此，我国司法独立制度并不是完全脱离于立法机关的一种直接的对抗式模式，而是更倾向于在行使司法权的过程中，只遵循于法律和自己特有的司法规则，而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个人的观念和行为的干扰。
（二）舆论监督下我国司法独立制度的尴尬。从上可知，各国司法独立制度的内容可能各不相同，但是司法独立制度的建立，都是为了保护公民的权利不被强大的国家权力所损害，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司法权行使的公平和公正，在此种意义上说，司法独立制度的确立，有着重要意义。可是在设立一系列的制度来确保司法权独立实施的过程中，对于司法权的监督和限制也是极为重要的，因为司法权的行使，往往会直接导致公民权利的享有或丧失。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信息传递越来越迅速、形式也趋于丰富，作为监督司法权的一项重要途径，社会舆论的力量不容小觑，其对于司法权行使的影响力也在逐渐扩大：
如云南李昌奎案，2009年5月16日，李昌奎将同村的19岁女子击昏后强奸，之后将此女子与其3岁的弟弟一同杀害，极其凶残。2010年7月15日云南省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5.16”案强奸杀人案犯罪嫌疑人李昌奎犯罪手段特别凶残、情节特别恶劣、后果特别严重，其罪行极其严重，社会危害极大，应依法严惩。虽李昌奎有自首情节，但不足以对其从轻处罚，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李昌奎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两份不同判决书，一字之差的“免死牌”，死缓的终审判决结果，顿时引起轩然大波。但是，三次判决，两次改判，的确值得回味。
（三）妥协的必然性。首先，我们应该认识到，形成这种局面的主要责任不在舆论本身，而是在司法机关。我们不能把司法被舆论控制和影响的责任推到舆论本身，舆论的作用就在于监督司法权的行使，曝光、揭露违法违规的司法活动。而一种公开、公正的司法活动是光明正大，不怕曝光的1。其实，造成司法对舆论妥协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法律本身不完善，导致很多问题没有明确的规定；司法官员职业素质不高和职业道德风气的不良影响导致民众对案件的审理和判决的公正性不信任，对于案件判决易产生激烈反应；我国法院体系的设置、干部考核升迁制度以及政府文化，又使得法官不得不考虑民意，而由于传统文化和古代法律文化根深蒂固的影响，群众的观念和现代法律观念存在不一致；法律宣传教育工作发展的相对迟缓使得广大群众对法律不了解，在这种情况下的干预必然会造成法律适用的不严格，最终造成法律威信的逐渐丧失，我国法治社会建设面临阻碍。
（四）如何看待这种妥协。对于司法对舆论的妥协，我们应该辩证的看待：
1、好的方面：舆论监督是对司法权行使的一个重要的监督途径，有利于公开透明审判制度的发展。很多案件中，舆论都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如上述云南李昌奎案中，由于舆论的压力，法院出了对案件进行审理外，更重要的是对审理该案的法官等是否存在贪腐行为进行了调查，这对防止司法权滥用具有重要 作用。
2坏的方面：新闻媒体的报道，社会的舆论，对于受理案件的司法机关工作人员来说，容易先入为主的产生一种印象，进而影响其对事实的认定，违背其客观的准则。法官为顺从民意，违背法律原则（特别是罪刑法定原则），立法者意图等，如忽略法定从轻情节，从重处罚。过度听取民意，会造成重刑的扩大适用，对于证据不足，或是没法定案的案件，由于巨大的舆论压力，仍会造成冤案错案的产生。导致各地判决差异大或是迫于压力反复改判现象的产生，使法律丧失威信，沦为受某些人操控的工具。
（五）如何做首先认识到司法独立原则具有重大意义，不可丢弃。作为司法机关，在舆论的监督下，应该坚持依法办事，正确面对舆论的监督，避免盲目地迁就舆论，坚持公正司法。
1.结合本土文化，完善相关法律法规针对一些有争议的问题出台法律法规、完善法律，使问题的解决方法明朗化，的确可以减少许多争端，是解决此问题的一个基本的途径。
2.加强司法队伍建设。努力提高司法机关工作人员的职业素质，增强其办案能力，可以减少一些冤案错案的发生。
3.扩大审判的公开化和透明化扩大审判的公开化和透明化，不仅在审判过程，在侦查过程、取证过程等过程，除涉及国家机密、个人隐私或是可能会影响案件侦办的情况，其他均应通过各种手段公开透明的向公众发布案件讯息。
4．从制度入手，增强其独立性。从制度方面看，我们必须改变司法行政化的现状，从财政上保证司法机关的独立性，对于司法人员个人，也应从法律层面保障其权利，如职位升迁、工资保障等。5．大力开展法律宣传教育工作，特别是在基层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易于接受的法律普及活动。
6．给群众以表达民意的渠道，同时完善法院自身纠错制度。可以考虑增加一种民意的释放途径，同时加强法院本身的纠错建设，因为我国现在普遍司法人员职业素质并不是很高，冤案错案不可避免，而与之相伴的国家赔偿制度却不完善。所以适度的听取民意有利于防止冤案错案的发生。
7．判决书中，在法院认定的内容中可以加入法院从法理的高度所作的考虑，不仅会让当事人容易接受，利于执行，从另一方面也是对当事人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的法律宣传和教育。
【参考文献】（1）谭世贵：“论司法独立和媒体监督”，《中国法学》，1999年第4期。（2）转引自陈瑞华《刑事审判原理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3）李如万：《司法独立研究》（4）《关于司法机关独立的基本原则》。（5）熊秋红：“司法独立原则的含义及其保障规则”载自《依法制国于司法改革》，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第一版。（6）王利明：《司法改革研究》，法律出版社2000年1月版。（7）苏立：《法制及其本土资源》，1996年10月第一版。
第四篇：信访与司法独立
访与司法独立
——答《北京周报》问
贺卫方
贺按：日前，一位英文媒体朋友问及上访问题，我告诉他，关于这个问题我曾接受《北京周报》访问，访谈稿英译可以在博唠阁里看到。但是他却怎么都找不到。我查了一下，果然没有。于是就把英文本找出来贴了上去。马上就有朋友问：中文在哪里可以看到？答曰博唠阁里有。但是翻来覆去还是查不到，经查，与英文稿一样，这个真的没有。可见我的记忆力是多么不可靠，还要请大家多包涵。这里贴上中文稿，也顺便作了个别文字上的修订，请各位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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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周报问：您认为在现在的社会背景下，上访对中国社会矛盾的解决起着什么样的作用？
贺卫方答：很明显，现在对上访的所谓重视是重视怎么把上访的打击下去，而不是重视认真去对待每一个上访。我了解到的情况都是各地政府对上访都特别的紧张，派出大量的人在北京截访。实际上这并非想通过上访来解决一些社会问题。我觉得条例和现在的实际做法还存在着相当大的距离。
上访问题是个综合性的社会问题。年复一年，这么多的大规模的上访，全国各地都有人跑到首都来，去想方设法让他们的冤情能上达天听，这在一个追求法治的国家里肯定是一种非常不正常的情况，或者说在一个真正的法治国家里，这种情况是不应该也不可能出现的。
我想，原因可能首先是我们的司法制度出了很大的问题。整个的司法体系不能有效地公正地解决社会中出现的问题。法院的这样一种体制本来就是为了让社会中出现的纠纷，冤情能够及时地得到纠正。但是如果司法界受了外部的干预,就不能独立地按照法律规范公正地判断案件。表现司法无力感的最典型例证可能是拆迁引发的上访问题。政府出面来进行拆迁，不给老百姓一种平等交涉的机会和可能。老百姓要诉诸司法，但是，令他们绝望的是，法院在这类案件的判决时并不能够独立地去判断这个案件，而是往往做地方政府的看门狗，司法权完全融合在行政权之内。最近，最高法院出台了一个司法解释，说涉及到土地征用问题引发的诉讼，法院一律不受理，那更是把老百姓最后唯一的一点希望给掐灭了。他当然还可以通过向当地的政府诉愿，但如果当地政府本身就是一个事件当事人的话，那根本就是与虎谋皮。那老百姓只好往上去申告，去倾诉，使得最高层能够知道当地这种糟糕的东西。这是一个非常无奈、迫不得已的选择。
问：那您觉得上访制度的存在是否与中国的社会背景，文化背景和政治制度的沿革有一定的联系？
答：从历史传统以及政治文化上看，我们往往愿意把一个社会治理的希望寄托在一个明君或者一个伟大领袖的身上。这种传统根深蒂固，所以历史的演变也证明中国传统社会里，老百姓非常害怕某种上下的分权，联邦制啊，人们觉得这是不好的一种东西，因为往往都是地方官员，贪官污吏，形成了对于老百姓的一种压榨。人们唯一的企盼就是有一个好的皇帝，来解决这个问题。
跟西方的一些国家，比如跟英国的历史相比较的话，这种差异就非常明显。在1066年以后的英国，在一开始的时候国王也会承担这样一个角色，国王被称作是正义的源泉。老百姓有了冤情当然希望国王能亲自给予解决。但是，在国王派出各种官吏到地方去解决问题，审理案件、纠纷的时候，却会逐渐地形成一种关于司法的专业化知识。通过司法，通过一种稳定的判例法制度，随着时间的推移，法官们逐渐使得规则得以确立，也就是在司法制度方面形成了一种严格的遵循先例原则，英文叫做binding force of precedent。以往的案例对后来的案例有着严格的约束力，使得司法的过程中不仅仅解决了个别的纠纷，而且使未来的案件有了一种法律上的依据。
任何国家的法院都面临着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如何让同样的案件能得到同等的对待。同样事实的案件，它适用的规则应该是一样的。所以确立了一种严格的规则的话，那司法本身肯定是独立的，因为它是按照自己的这套逻辑来判断案件，解决纠纷，而不是按照外部的任何别的权力去解决问题。
传统中国的社会治理结构跟西方的很不一样。中国一直到清朝末年，几千年的社会没有一种真正意义的法院，西方式的权力分立学说在我们这里是闻所未闻的。州县官在司法的过程中间，他们可能更关注的是，把这个事情本身给了结了，而不是努力去形成一种严格的规则。没有发展出一种良好的治理模式，以及司法独立的传统，几乎也没有专业化的，独立的法律知识体系能够成长起来。就导致了谁能够向决策者施加更大的压力，谁就能获得一个更有利的结果的局面。恶霸可以横行乡里，“金陵四大家”可以在贾雨村那里网开一面，权力与财富之间眉来眼去，小民百姓只能梦想自己能够碰巧遇到一个清官。清官不可遇，也只好到皇居之处告状申冤了。
问：那您是否认为上访制度存在本身与中国建设法治社会的目标存在着矛盾？尤其是现在出台了新的条例，是要加强信访制度。
答：其实上访好像给底层受了气的人民保留了希望，但实际是我觉得是饮鸩止渴。我们不是去认真地去构筑一个独立的司法制度，不是去提高司法制度的正义程度，而总是在一个制度之外的方式去开一些口子。
前一段时间曾有报道，温家宝总理亲自为一位农民工讨薪水，媒体把这件事传为美谈。可是，温家宝纵然三头六臂，也只能帮助个别民工讨回工资。但是这个事件的副作用太大了。副作
用就是老百姓都觉得如果他们也能够找到总理，找到总书记，把自己的冤情解决了，那该多好。所以大家就都来找。这当然会培养一种对最高领导人的依赖甚至崇拜。但是制度建设就会被忽略，我们毕竟要建设一个法治国家。法治国家不是一个靠贤明君主来统治的国家。上访制度和人治有着联系，而在人治的社会里，贤明的君主也经常会演变成了一个最大的恶霸。
问：您是否认为中国在向法治社会努力的过程中，信访制度的存在是一个解压阀，或者是特殊时期的过渡性制度？
答：我个人觉得有一些压力是必需要积累起来的，也就是说不要指望着经常解压，导致的就是制度没办法去形成。而我们经常是把一种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能够形成制度的压力给一点一点的释放掉。像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这个事件就是一个很大的冤情，那么大家都一块呼吁，包括法学界，我本人也参与其中，呼吁建立起一个真正的违宪审查制度，并启动特别调查制度。用一个整体化的制度来去把宪法之下的法律、法规中违反宪法，剥夺人民权利的这种做法进行一个一揽子的解决。但是我们最后的结果是2003年6月份的时候，国务院宣布废除了原来的收容遣送办法。我们在网络上看到的都是人们在歌功颂德，他们在说新一届政府真好，他们多么亲民啊。但实际上制度创建所需要的一种压力一下子也被释放掉了，一个本来可以成为违宪审查制度建立的契机给错过了。上访就是非常典型的这类问题。上访解决不了多少问题，大多数情况下，上访人被规劝回去，被强制押解回去，人们送上来的材料大多数情况下又被返回到那些制造冤案的机构或是个人的手中。
问：您刚才提到了中国的司法制度存在好多问题，然后现在正在进行司法改革，您认为应该改哪些方面？
答：首先当然是司法的独立，就是法院在判决一个案件纠纷的时候，唯一的依据就是法律规范本身，而不是人情，党的书记的意见，人大的意见等其他非法律的因素。当然要实现这样的独立性并不是特别容易，我想这需要在人事，财政体系上做很大的努力。
第二，法官的素质以及司法行为的中立性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法官素质低，这将给独立带来很大的问题。在司法权行使的过程中，法官在当事人双方之间不可以由于利益在其中而表现出有所偏袒。法院必须要独立于自己的上一级法院，上下级法院都要相互独立的决策，真正的表现出一种中立性。中立性可以极大地避免诉讼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冤情，冲突。一些具体案件，很难说怎样判决是公正的，怎样判决是不公正的，现代社会越来越复杂，许多情况下，司法不过是一种复杂的利益平衡。有时候一个案件的解决，法官本身的中立的态度会起到很大的束缚作用，就会减少人们对法律之外的手段的诉求。这种对减少上访非常重要。
第三个方面是如何加强对司法权的监督。能够让法官们在行使权力的时候感觉到他们不能够随便断案，而是要严格依照法律来判决案件。这个监督现在在中国主要有人大的监督，检察院的监督，媒体的监督等方面。实际上也是问题很多，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监督不
够，另一方面是监督失当。前者说的是一些该揭露的问题没有被揭露，后者说的是有时候报纸电视会取代法院成为实际的法官。还有人大也会自己来审理案件，导致立法权与司法权的混乱不清。
问：我采访过中国的一些公益律师，他们认为中国的上访制度是应该保留的。他们认为中国的司法体系压力太大，法官的资源缺乏。如果上访制度突然取消，这么多的纠纷矛盾全压到司法系统，中国的司法体系根本没有那么多的人力资源。
答：这种说法是不成立的。中国的法官在办案效率方面，仅仅相当于美国法官的十分之一。中国的法官好像看起来是天天在忙，但是由于制度的缺陷使得他们做的好多工作都是无用功。比如说中国没有哪一级法院的判决是终极性的判决，任何判决都有可能因为上级部门领导的批示，或者由于某种压力，就会被推翻掉，我们的司法体制是二审终审制。二审终审完了本来意味着案件的了解，但是没关系，只要你上边有人，你就可以使二审终审过的案件推倒重来。推翻以后，原来的胜诉者就变成了败诉者，败诉者可能想方设法去寻找更高的力量，来制造压力再推倒重审。我们没有司法判决的确定性的概念。我们的法院做得很多事情实际上是在不断否定自己。
实际上生活中每个人都会意识到绝对的公正是不可能有的，古罗马著名的哲学家法学家西赛罗（Cicero）说过，“绝对的正义就是绝对的不正义。”关键在于在一些案件中间，也许会有某种程度的细小不正义，这时候如果当事人能感觉到反正是二审终审了，案件已经解决了，自己应该该干嘛干嘛，就像当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判戈尔诉布什，戈尔败诉了，他说我特别讨厌最高法院的判决，但是我必须尊重它，因为你不可能推翻它。
但是中国不是这样的，它永远告诉你只要有能力，就有可能把对你不利的判决推翻掉。这就激励了很多人民想方设法去改变也许只是一小点儿的不公正，一定要想方设法推翻掉整个判决。我们最荒唐的司法口号就是“实事求是，有错必纠”。这个错误可能只是很小的错误，当然也有可能是很大的错误。如果很小的错误都想法设法去纠，哪个判决不会有问题呢？这就解释了中国会有这么多老百姓会去道路奔走，权门呼号，想方设法寻求最有利的结果，推翻原来的判决。推翻掉了以后原来的胜诉就又变成败诉了，败诉者又会去推翻。这个过程中许多人就会在微小的不公正上投入太高的成本，付出了太多的代价。有的人家徒四壁，天天为自己的案子而奔波。可能本来他这个案子败诉他损失500元，但是几年上访下来，他完全可能耗费成千上万。而且精神成本更是巨大的，他变得愈发不能忍受这个不公，愈发怒火中烧，不推翻掉不行。
这个过程还会带来另外的问题。原来制造一点小冤屈的人为了防止自己的决策被推翻，他们也想方设法去建立一个攻守同盟，下边的官员们会结合在一起，阻止任何纠正错误的情况发生，于是又导致一旦原判被推翻，越来越多的人们会被追究责任。这样就带来更多的压制、阴谋和苦难。这当中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没有一个让大家服气的司法权威，你不知道什么是规则，什么是权威，最终将是民怨沸腾，一地鸡毛。
2005年9月18日改毕
2009年5月5日再修订
第五篇：美国的司法独立
美国最高法院由1名首席法官和8名法官组成，拥有最高司法权，其判决为最终判决。9名法官均由总统提名经参议院批准任命，如无失职，将终身任职。
美国宪法对司法的有关规定
受欧洲思想家孟德斯鸠（Charles-Louis de Montesquieu）和洛克（JohnLocke）的影响，美国宪法的缔造者把司法独立作为美国建国的一条重要原则。
在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等人看来，司法部门只有不听命於立法和行政部门，才能主持正义，保护公民的生命、财产与自由。美国的缔造者之所以如此看重司法独立，也是由於乔治三世迫使殖民地的法官服从於他的旨意，使他的压迫政策畅行无阻。推翻英帝国统治后，美国的缔造者便将司法独立写入宪法，希望用司法对行政和立法部门加以约束，防止它们滥用权力。
美国宪法对司法的规定相当简明扼要。在第一章将立法权授予国会、第二章将行政权授予总统之后，宪法第三章将司法权授予联邦最高法院及其下属法院，并规定了法官的任期、工资待遇、司法权的范围等等。除第三章专门讲述司法之外，第一章和第二章也有少量涉及司法与立法、司法与行政之间关系的规定。这些规定主要包括：
一、联邦司法权属於联邦最高法院，以及国会设立的若干下级法院。法官只要行为端正，得终身任职并领取薪酬。该薪酬在其任职期间不得削减（美国宪法第三章第一节）。将司法权交给最高法院，至少在文字上界定了司法与立法和行政部门的区别，使国会和总统不得插手司法领域。这样，美国的建国者用宪法的前三章分别规定了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的归属，明确了三权分立的政府结构。在将司法权授予法院之后，宪法马上谈到法官的任期和工资等相当琐碎的问题，这种安排初看起来令人费解，实际上却是出於维护司法独立的根本考虑。在殖民地时代，乔治三世可任意决定法官的任期和薪酬，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法官对行政部门的依从。所以，在宪法缔造者眼中，法官的任期和工资待遇构成了司法独立的一个根本问题。通过规定法官的终身制并给予他们稳定的、较优厚的工资，宪法试图杜绝法官为了保全职位和薪水而在处理案件时屈从於外界压力，有失独立与公正。
最高法院法官由总统提名，经过参议院审议和认可后，由总统正式任命（美国宪法第二章第二节第二条）。这一规定体现了宪法的缔造者要求行政、立法和司法三个部门在相对独立的同时，又要彼此制约的意图。由行政和立法部门掌握联邦法官的来源，使行政和立法部门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控制司法部门的意识形态，彼此协调工作，同时也防止由不称职的人员掌握司法权力。这条规定也说明联邦法官不由民选产生。这种安排同法官可以终身任职的规定一样，都是为了司法活动的独立与公正。倘若法官由民选产生，他在判案时就不免要考虑其选民的利益与态度。倘若他没有终身职位，就更要自觉不自觉地照顾其选民的利益，以求再次当选。规定法官由总统任命和参议院认可，并享有终身职位和固定工资，可以消除法官的后顾之忧，维护司法独立。因为总统和参议员都是经民选产生，由他们任命和认可联邦法官，基本上也属於民×程序。
所有弹劾政府官员（包括总统、副总统或联邦法官）的案件须由国会（而不是司法部门）负责。弹劾案件必须由众议院发起（美国宪法第一章第二节第五条），由参议院审理（美国宪法第一章第三节第六条）。弹劾的依据必须是叛国罪、贿赂罪或其他各种重罪与轻罪（美国宪法第二章第四节）。
（一）法官的任免
在任何国家的司法制度中，如何任免法官都是一个关键问题。在美国政治实践中，对法官的任命更多地体现了行政和立法部门对司法部门的制约；而对法官的罢免，则更多地体现了司法部门相对於行政和立法部门的独立。
如前所述，美国联邦法院的法官必须由总统提名，经过参议院的审议、认可，再由总统正式任命（美国宪法第二章第二节第二条）。在美国历史上，总统对法官的任命权一直被行政部门当作控制司法部门的一个重要手段。美国历届总统在任命法官（尤其是最高法院法官）时，几乎无一例外地偏向本党党员或至少在意识形态上接近自己的人。例如，现任最高法院法官中的共和党人都是共和党总统任命的，而民×党人则都是民×党总统任命的。虽然过份地偏向本党成员会招来反对党的批评，但这一作法已为美国各方所接受，而国会也极少反对总统对法官的提名与任命。
在美国历史上，利用自己对法官的任命来积极干涉司法部门的总统并不少见。因为美国宪法并未规定最高法院法官的人数，总统在理论上可以任命无数新法官进入最高法院，从而使最高法院成为本党的一个堡垒。这方面的一个极端例子来自罗斯福（Franklin D.Roosevelt）。
当他的“新政”在连续几个案子中遭到最高法院的抨击后，罗斯福试图任命六名新法官进入最高法院，希望藉此使最高法院的法官由九人增到十五人，从而使亲“新政”的人成为多数。罗斯福与最高法院这一次较量的结果是最高法院改变态度，转而支持“新政”；罗斯福也因而放弃任命新法官的打算。从十九世纪中期至今，美国最高法院的法官一直限定在九人；只有现任法官因年老或死亡等原因退位，才有等额的新法官加入。但从上述例子来看，这一既成事实也并非铁板一块。
如果说对法官的任命权主要掌握在行政部门手中，那么对法官的罢免权则由立法部门所执掌。如前所述，对联邦法官的弹劾权属於国会（美国宪法第一章第二节第五条）。众议院弹劾一名法官，必须是由於他犯有或涉嫌犯有叛国、贿赂或其他重罪与轻罪（美国宪法第二章第四节），如联邦法官克莱勃恩（Henry Claiborne）在1983年因受贿、偷税漏税等被国会弹劾。弹劾的目的是因为该法官不愿自动辞职，所以需要弹劾程序剥夺他的职位。
因为对弹劾有这种严格的要求，更因为宪法明确规定联邦法官只要行为端正便可终身任职（美国宪法第三章第一节），国会并无可能通过弹劾对法官具体的司法活动造成制约。众议院发起一件弹劾案必须由多数票通过，参议院要判决被弹劾者有罪，也必须由出席议员的三分之二通过（美国宪法第一章第三节第六条）。这些严格的程序都保证了国会虽然有权罢免触犯法律的法官，但却无法干扰法官正常的司法。
所以，总的来说，虽然总统在任命法官时试图影响法院的政治倾向，法官在就任后基本上不会失去职位或薪酬。美国司法界的一个著名说法是艾森豪威尔（Dwight D.Eisenhower）在回顾他的总统生涯时，认为自己所犯的最大两个错误是任命了两个上任后就与他的意见一贯相左的最高法院法官。
但即使如此，总统（或国会）也对该法官无可奈何。因为法官可以相对独立於立法和行政部门，他们在审理案件时应更能做出公正的判决。
（二）对司法活动的质量监督
由於法官非由民选产生，所以不需对选民负责，同时也很难说对国会负责。
因此，如何对他们的司法活动进行质量监督，就成了美国司法实践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如前所述，总统对法官的任命和国会对法官的弹劾，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对司法部门的监督。从背景、阅历、专业知识与能力上讲，被总统任命的法官通常都能胜任工作。他们的道德品格在任命过程中也已通过审查；如果在任命后出现违法行为，国会可使用弹劾手段，解除他们的职位。
但是，总统和国会对法官的监督又是有限的：总统在任命法官后便基本失去了对该法官的控制；法官对具体案件的处理也不由总统等非司法官员过问。
由於同样原因，只要没有违法行为，任何法官都不必担心国会将对他进行弹劾。
国会对法官的罢免权因而对他日常的司法活动并没有太大的影响。
在美国司法实践中，对法官更有效的一种质量监督来自美国的判决体例与大众传播媒介对司法的大量报导。作为习惯法国家，美国的判决体例基本上沿袭了英国的传统：法官判决任何一个案子都采用判决书的形式。判决书的体例通常是：
一、首先对案件所涉及的重要事实做客观的描述与总结；
二、评介原告与被告（或其律师）的主要论点和论据；
三、根据有关法律、适用先例、立法部门的立法意图、对公众利益的考虑等等，对具体案情和法律条文进行推理、分析和论证，做出判决。在理想情况下，判决书就是一篇完整、严谨的论文，它把法官对一个案子的思考和推理完整地记录下来，从而使任何人都能据此对他的判决进行分析与评价，并感到信服。一件案子判决后，判决书通常马上公布。任何人都可以在图书馆查询、借阅。近期的案子和判决书更可以通过电子媒介，在互联网上检索和阅读。这种判决体例给司法活动带来了极大的透明度，成为对法官判案质量的一种有效监督和促进。
大众传播媒介对司法活动的质量也有著重要的监督作用。司法案件在美国一直是传媒报导的重点。尤其是比较著名的案件，无论是刑事还是民事，全国各大报章、广播电台和电视台都会有详尽的报导。近年来，更有摄像机进入法庭，对案件的审理过程作现场实况转播。轰动一时的辛普森（O.J.Simpson）
案是近期最明显的例子。据称全美有近亿观众从电视上观看了该案的现场审理和判决。目前，全美各大电视台都设有专门的司法节目，邀请司法界人士评论时下的重要案件。近几年又出现了一个专门的“法庭电视”频道，全天播放美国各地的司法新闻，报导和分析重要的案件，等等。一些地方性的案件，也常有当地媒体做详细报导。
大众传播媒介对司法活动的大量报导，对教育美国公众、使他们懂得宪法和法律、熟悉司法程序、了解法官的判案等起到了实际的作用。同司法判决书一道，大众传媒把法院和法官的司法活动充分地展露在公众面前，使公众成为司法活动的监督。由於司法的透明度，法官也因此勤谨办案，以维护自己在社会上的形象和名誉，维护公众对司法部门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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