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监督与司法独立

第一篇：人大监督与司法独立

冲突与平横：人大监督与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

人大监督与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冲突已久，这既是一个久远的话题，又是一对永恒的矛盾。如何解决它们之间的矛盾，实现二者之间的平衡与契合，可以说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民主法治建设的不断深化，二者之间的冲突也日渐凸现出来，如果搞清各自的运行规律，探索它们之间的最佳平衡点，处理好二者的关系，使人大监督与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既相互促进，又互不侵犯，是我国当前急须解决的一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一、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含义及其功能

（一）审判独立的含义

渊源于孟德斯鸠三权分立学说的司法独立原则首先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中做出规定，近20年来，随着《关于司法独立的基本原则》、《司法独立最低标准法》和《世界司法独立宣言》等一系列国际文件的通过以及司法独立原则在各国宪法的相继确立，司法独立已经成为现代法治国家奉行的一项基本法律原则。如德国宪法规定：“设立联邦法院和各邦法院，共同行使审判权。法官独立，只服从法律。”日本宪法规定：“所有法官依良心独立行使职权，只受本宪法及法律的约束。”审判独立是法治社会基本司法原则之一，这是因为：

1、司法的本质是裁判，只有中立，不受任何一方左右的司法才能做出公正的裁判，否则司法将堕落为有权者达到私利的工具。

2、维护法律权威的需要，法治社会里法律的代表是司法，只有独立的司法才能使法律取得起码的客观、中立形象，才能取得双方的认同，确立法律的权威。

3、控制权力的需要，只有独立的司法才能以超脱的中立态度对权力行为做出评价，如司法不独立，司法必然成为行政权力及其他社会权力的工具。

所谓审判独立，大体包括以下两层含义：一是法院独立，即审判权只能由作为国家审判机关的法院行使，行使以的法院独立于国家立法机关、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下级法院独立于上级法院；二是法官独立，即在法院内部，审理具体案件的法官具有独立性，法官与法官之间在审判案件方面不存在依附关系，法官审判案件只服从法律，不受来自任何方面的非法限制、压力、威胁和干扰，法院独立是由审判权和审判活动的性质决定的，法院所追求的价值目标是公正，公正的前提是审判人员在审判活动中必须保持中立，没有中立就没有公正可言，这既要求法官自身摈弃一切私心杂念，更要求堵塞一切干涉或影响审判独立的渠道，创建一个保证独立办案的外部环境。根据我国宪法第126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这是我国宪法确认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宪法原则，但是由于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历史的等方面的原因，建国以来这一宪法原则一直没有得到较好的落实，干预干涉、影响审判独立的皆是，而且越演越烈之势，使司法公正受到了很大的冲击。更为严重的是人们对这一问题并没有真正引起应有的重视，或者说只注意到了司法不公的问题，而没有重视司法不能独立的问题。正因为如此，党的十五大决定，“推进司法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可见，法院独立与法官独立共同构成了审判独立这一有机统一体，其中法院独立是法官独立的前提和保障，法官独立是法院独立存在的真正价值所在，是法院独立在审判过程中的具体化。在国外立法中，往往更强调法官独立，他们通常认为“法院完全独立于政府机关，这在法律上是无需强调的，这种独立性是不言而喻的，这必须包括每个法官的独立性从而也包括了全体法官的独立性。因此，各个审判机构的独立决策也就不需法律做出特别规定，只要每个法官作为个人是独立的，则审判机构中也就是独立的。”1关于法官独立，美国西北大学史蒂文〃鲁贝教授将其归纳为公平、无偏私、善意。也就是说，一个独立的法官应给予每一方当事人以充分的、公平的听审机会而不考虑其身份或在社会上的地位；一个独立的法官应善意地进行裁判，坚决遵守其所理解的法律而不在意可能产生的人身上、政治上或经济上的影响。“可见，完整意义的审判独立不仅指法院整体应享有对于其他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个人的集体独立，更包括法官依据法律自由而公正地做出裁判的职务独立以及给予法官以适当的职位保障以确保其不受不当威胁、压力的身份独立。”2

（二）审判独立的功能

审判独立之所以成为现代法治国确认家普遍遵循的一项基本原则，是因为其适应政治体制动作和审判活动自身的要求。

其一，从政治的角度来看，审判独立能够有效制约立法机关、行政机关过分集中的权力，避免权力的专制和腐败。正如约翰〃亚当斯指出的那样“司法权应当从立法和行政两部门中分离，并独立于它们，使得它能对这两个部门形成制约。”3孟德斯鸠也曾指出“如果司法权不同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立，自由也就不存在。如果司法权和立法权合二为一，则将对公民的自由施行专断的权力，因为法官就是立法者，如果司法权同行政权合二为一，法官便将握有压迫者的力量。”4 其二，从司法的角度来看，审判独立符合审判活动自身的要求，是审判公正实现的前提。审判作为公民权利行使及社会公正实现的最后保障，公正始终是其孜孜追求的最高价值目标。这就要求“司法机关应不偏不倚，以事实为依据并依法律规定来裁决其所受理的案件，而不应有任何约束，也不应为任何直接或间接不当的影响、怂恿、压力、威胁或干涉所左右，不论来自何方或出自何种理由。”5正如马克思所言“法官除了法律就没有别的上司。”6唯有如此，才能保证程序公正、体现法官形象公正，并最终实现实体公正。

根据我国宪法第126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这是宪法审判独立原则的确认，它包括两层含义：一方面指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仅服从法律，“法官除了法律就没有别的上司。”当然审判独立也是相对的，依法受权力机关、检察机关和社会的监督。另一方面审判独立是指人民法院在依法行使审判权的过程中，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这就要求人民法院不仅在机构设臵上应当与行政和立法部门独立，而且在依法行使审判权方面不受其他部门的干涉，尽管我国实行议行合一的体制，法院由权力机关产生并向权力机关负责，但是按照宪法关于国家机关应分工合作的原则，权力机关应当加强对司法的监督，但不应当代替法院行使审判权，也不应当干预司法机关的正常运作。

但是我国的审判独立原则与西方国家的司法独立存在着明确的区别。西方的司法独立是建立在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基础之上的，而我国的审判独立不是按照三权分立的模式建立的，而是在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之下的审判独立，法院在行使审判权时应在权力机关的监督之下，同时宪法在确认审判独立的原则时，并未明确提出法院独立于权力机关。

二、人大监督与审判独立的关系

（一）、人大监督的基础

尽管为了使审判机关有效制约其他国家权力的行使以及保证审判机关做出公正裁决，审判独立是十分必要的。但正如杰弗逊所言，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审判权的行使如果不受任何制约，难免出现专断和滥用。而且审判独立原则的确立是以理性的法院，即理性的法官这一假设为前提的，也就是说相信每一位法官都能够做到“忠实于基本法，忠实于法律履行职务，用最好的知识和良心，不依当事人的身份与地位去判决，只服从事实与正义。”7这一假设能否在现实中充分实现不无疑问。因为尽管各国对法官的资格、甄选都规定了严格的条件且规定法官享有丰厚的职位保障，但法官毕竟是“凡人”，也生活在现实社会生活之中，受各种因素的利诱与干扰，难免出现个别法官或个别情况下徇私枉法、专横擅断的情形。而且由于人类认识的局限性，法官裁判也可能出现考虑欠周、有失公平的情况。因此，就需要设立一种监督与制约机制，保证审判权的合理运行，最终实现审判独立的双重目标，对其他国家权力制约和裁判公正。

可见，人大监督与审判独立之间是一种相互矛盾，同时又相互依存的关系。人大监督在某种意义上是对审判独立的限制，两者的范围界定除受各国政治体制、司法制度等因素影响外，还与法官的理性化程度相关，但另一方面人大监督与审判独立又是互相依存的。审判独立是人大监督存在的前提，人大监督的存在是审判独立目标实现的保障，不要任何监督的绝对的审判独立和毫无独立可言的全方位、全过程的监督都不可能达到审判公正的目的。问题的关键在于，理清人大监督与审判独立的关系，为二者划定合理的边界，以达到二者的协调。

（二）、我国权力机关与人民法院的相互关系

那么，如何处理好人大对法院的监督与审判独立的关系呢？在分析该问题之前，首先简要探讨一下人大同法院的关系。我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根据宪法的规定，我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而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的国家权力机构，对国家的一切重大事务享有最高的决定权，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地方的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来自于人民，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对人民负责并应接受人民的监督。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就是以人民代表大会为主体，由人民代表大会行使人民所赋予的国家权力的制度。

根据宪法的规定，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需对人大负责，并受其监督。同时，人大制定的法律和所决定的大政方针，都必须为其他国家机关所遵循。可见我国人大与国家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之间不是平行的、相互牵制的关系，而是组织者与被组织者、监督者与被监督者之间的关系。司法机关必须在权力机关的监督下行使职权。权力机关的监督是我国宪法规定的最高形式的法律监督，而司法机关必须自觉地服从此种监督。即使司法机关享有充分的独立审判的权力，这种独立也必须是以接受权力机关的监督为前提的。这一直可以说是我国社会主义宪法的特点所在。

然而，尽管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在原则上摒弃了“三权分立”体制，但并不意味着我们对国家权力和制衡的机制是完全否定的。相反，为保障国家权力的分工负责，防止权力因过于集中而被滥用和产生腐败，国家权力应根据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在各个国家机关之间进行科学的分工。我国国家机关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与国家权力的分工负责是完全不矛盾的。

在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有各种形式的监督，包括党组织的纪检监督、政府的行政监督、政协的民主监督，有了这些监督，为什么还必须有国家人大的监督呢？其

一、人大监督属于国家监督，是国家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直接体现了国家权力；其

二、同其他监督相比，人大的监督处于最高层次，其他国家机关、社会组织以及它们的监督机构，都必须臵于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之下；其

三、人大的监督是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它所做出的决定，任何国家机关和公民都必须遵守，否则就要受到法律的惩罚，这就是说人大的监督在整个国家监督体系中处于主导地位，是最高层次的具有法律效力的监督。就各级人大来说，虽然为权力机关，但并不意味着人大可以集立法、行政、司法权于一身。这样做不仅不能保证权力的正确行使，而且也于人大的地位和性质是完全违背的。我国宪法不仅区分了立法、行政和司法权，并将这三种权力交给不同的国家机关行使，而且宪法规定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这表明人大作为权力机关不仅不能代替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而且应当充分尊重和保障人民法院的独立审判权。当然人民法院独立行使以，前提是必须依法接受人大的监督。

当然，我国的权力机关是立法者与司法者的关系，但与西方国家的立法者与司法机关的相互制衡的关系是不同的。尽管依据宪法，权力机关可以对司法机关进行制衡，但我国法律并没有赋予法院审查法律、法规的合宪性的权力，因此法院不能通过司法审查的方式，以司法权制约权力机关。

首先，人大与法院之间是组织者与执行者之间的关系。

根据宪法第3条规定，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从该条可以看出，一方面各级人民法院的审判人员都是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通过选举和任命产生的，即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和审判员则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选举产生；地方各级人民法院院长则是由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而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和审判员则由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任命产生，可见审判机关实际上是由权力机关产生的。另一方面，审判机关应对其组织或产生者即权力机关负责。由于审判人员是由权力机关通过选举或任命的方式产生的，因此权力机关对违法或失职的审判人员有权予以罢免、撤职或接受其辞职。

有人认为，根据宪法所规定的审判机关应对人大负责的规定，因此两者之间是一种上下级之间的隶属关系。这种观点无疑是不正确的，宪法所规定的“负责”的含义，是指人民法院在严格履行宪法和法律的职责方面对权力机关负责。由于司法的任务在于正确适用法律，因此法院严格执行人大制定的法律和地方性法规，就是对权力机关最完全的负责。这种将负责的含义理解为上下级关系，则将使人大成为集立法权和司法权于一身，不仅违反了宪法关于立法和司法应分开的精神，也与人大作为国家权力机关和监督机关的性质不相符，更为严重的是，如果人大成为法院的领导机关，则意味着法院所从事的具体审判活动都应受人大的领导，对案件的裁判都要得到人大的同意，那么法院的独立审判权将不复存在，法院也失去了应有的存在价值。

当然审判独立并不意味着司法机构的产生，应与权力机关完全分离。因为人大作为权力机关，也是民意代表机关，审判人员由人大选举或任命产生，表明其获得了人民的支持，是真正代表人民行使审判权。一方面，经人大产生的法院，才能使法院享有的司法权具有合法性；另一方面，只有通过人大选举法官，才能使人大按民主程序对这些人进行监督，审判独立绝不意味着法院可以完全摆脱人民的意志的制约而独立。正如学者蔡定钊指出的，“我国人大对司法人员的选举任命，已经是保障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独立行使司法权的最起码要求。即使人大任免司法人员是形式上的，这种任免也是必要的，它是一种民主形式。”

（二）人大与法院之间是监督者与被监督者的关系

根据我国宪法和法律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其他国家机关都由人大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这就是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的权力机关，有权对“一府两院”及其工作人员实施监督，人大的监督实质上是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对“一府两院”的工作实行监督。因为人民主要是通过选举自己的代表组成人民代表大会这种组织形式来管理国家的，因此，此种监督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原则，是人民参加国家管理和当家作主的重要途径。权力机关对法院的监督，是一项重要的宪法原则，此种监督也是最高形式的法律监督。因为，一方面，司法机关是由人大产生的并应当对人大负责，尤其是权力机关处于所有国家机关的中心地位，行使统一的国家权力，因此各个国家机关包括司法机关理所当然对人大负责并受其监督；另一方面，各级人大作为民意机关，其代表人民统一行使对各国家机关的监督权，这是我国一项重要的宪法原则，权力机关是真正代表广大民众对司法机关进行监督。就审判机关而言，依法应接受人大监督，审判机关受人大监督实际上是受人民监督，同时还应当看到人大对法院的监督具有最高的权威性和效力，因为宪法赋予了权力机关具有此种最高权力，人大在监督过程中所做出的任何决定、意见等都具有强制性，作为被监督者的法院必须接受，且人大的监督意见与其他机关的监督意见发生冲突时，法院必须接受人大的监督意见。不承认或不尊重人大的监督，就是不承认或不尊重人民的政治权力；动摇了人大的监督权，就是动摇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这就决定了人大同法院的根本目标、根本任务是一致的，只是分工与职责不同，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监督权的目的是，保证国家机关按照人民的意志而进行活动，所以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监督权，既是对法院的有力支持也是对法院行使人民委托的权力进行合理、必要的制约。因此，人大对法院的监督与审判独立之间的相互统一、相互依存、并行不悖的，对任何一种权力的忽视和损害都是与宪法规定不符的，也不利于我国的民主法治建设，在讨论两者之间的关系时，必须确定人大对法院的监督，必须要充分尊重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

只有尊重审判独立，才符合宪法关于国家权力的合理分工。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了国家权力的科学合理分工，立法权由权力机关行使，行政权由行政机关行使，司法权由司法机关行使，一个机关不能代替另一个机关行使权力。权力机关和司法机关分别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行使立法权和司法权，决不能相互代替行使职权，更不能将两者混为一体，所以在加强人大对法院监督的同时，必须要明确的是：人大对法院的监督是在宪法所确认的权力分工的基础上进行的，人大监督不得妨碍法院依据宪法所规定的独立行使审判权。同时，审判独立更是一项法治原则，任何一个法治国家，都必须采纳这一原则。

同时法院应当受到监督，1、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对加以制约，审判活动是公共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理所当然应被纳入人大监督的视野之中。

2、在审判活动中，法官代表国家对各种纠纷进行判断和裁判，其判断和裁判的结果，不仅事关当事人在权利义务方面是否各得其所，更与能否有效地维护社会秩序，实现全社会的公平和正义休戚相关，而人大监督是防止司法腐败，保证司法公正的必然要求。

二、现行人大监督存在的缺陷

人大监督作为人大行使权力的一种最直接、最明了的监督方式，它对于遏制司法专横及司法腐败的滋生与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我国目前尚未制定监督法，对人大监督缺少专门的规定，因此人大监督的方式、方法及程序尚不规范，因此还存在一些弊端。１、过分偏重个案监督 目前人大对法院的监督将个案监督作为主要的监督方式，过多的予以应用，其结果是使人大把大量的时间、精力耗费在个案上，不仅影响了权力机关正常的工作，也影响了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损害司法权威。

首先，人大对个案进行监督，缺乏必要的法律专业人员，在中国，人大代表中熟悉法律的人微乎其微，可想而知，由不懂法律的人对具体案件进行裁判，其结果会是怎样。

其次，实行个案监督还可能导致程序上的不公正，对个案提出的监督往往是各级人大的代表，但毋庸讳言，有一部分人大代表的法律素质比较欠缺，当他们对法院监督时通常是根据个人的喜好或者是个人的直觉来进行评判，甚至部分代表和案件当事人有特殊的关系，或者是听信了他们的主张和理由，由持一方观点的人大代表参与对个案进行监督，显然违反了“任何人不能当自己的法官”的基本原则。由此带来的结果是监督的目的不仅没有得到，而且会使法院对这类监督产生逆反心理，从而使人大监督失去了真正的意义。

２、缺乏专门的监督机关

首先，人大毕竟是一个会议性质的组织，通过定期召开会议的方式来行使宪法赋予的权力，然而违法的事件的发生，是不分时间的，在有限的时间内能否保证用于进行监督，都是有疑问的。

因此，人大的工作制度不利于违法行为的及时纠正和处理。

其次，对法院的监督，需要有专门的知识和丰富的经验，在这一方面，人大并不擅长。人大常委会的组成人员虽然整体素质比较高，有比较充足的时间和精力，但并不意味着都能将其用在监督上；其会期间隔比较短，也不意味着其能经常地开展监督工作。

最后，就人大的专门委员会来看，其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内部工作机构，主要任务是接受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委托，起草相应的法律草案，审查相关的议案，提出审查意见或建议，以供人大及常委会作为行使权力的参考，但并不是一个行使实体权力的机构，其工作机构的性质和地位决定了其只能接受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委托，行使监督权，其提出的审查结论或意见不具有终局裁决的性质，还要取决于人大及其常委会是否接受和认可，从而使其无法成为监督权的直接承担者，自然也就无法很好地完成监督的任务。

３、监督的内容缺乏具体性

监督法院的工作是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一项重要职权，但监督什么？如何监督？都还有一些难点问题未解决。对人大常委会听取和审议法院的专题工作报告，同样是监督的基本形式之一。实践中遇到的问题是：哪些重大问题必须向人大常委会报告？听取工作报告的议题由谁提出？ 等等。由于监督的内容缺乏具体性规定，实践中，人大监督范围非常广泛，几乎涵盖了法院工作的全部范围，如对审判机关正在审理的案件指出具体的意见和建议，将监督的范围扩大到案件的实体处理上，这样极易形成个人对司法的态度，实际上是对于司法监督的嬗变，甚至将其变成人大代表个人的特权。

４、目前法院系统已经有了一套监督体系，如果再建立一套监督体系，两者在衔接上会有很大的问题。例如，某基层法院对一个案件作出生效裁判后，同级人大通过个案监督对原判决作了改判，另一方当事人则向上一级法院提出申诉，上级法院通过审判监督程序对该案件作了实体内容和前两个判决不同的判决，那么究竟哪一个判决才是有效的呢？因此，人大对法院的监督是个很复杂的宪法和法理学问题。当前一些地方发生的人大常委会将法院未审结的案件调来直接审理，这种监督实际上是对审判独立的干涉，应该是违反宪法的。

５、监督乏力，这是很多人从腐败现象不能得到有效遏制的客观现实找出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为什么总是监督不力呢？有人认为这是由于领导干部接受监督的自觉性不够，也有人认为，是监督者不敢碰硬，不能很好地履行监督职责，真是这些原因吗？再进行深入分析，就会发现，领导干部不能自觉接受监督，往往就可以逃避监督，监督者不能实施有效监督，并非主观上不想监督，而是客观上无法对被监督者进行监督，这背后肯定有深层次原因。

如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它是我国权力机关的监督，其权威性在于它与任免权相结合，并以任免权为基础，然而实际上人大及其常委会的选举、任免权的行使存在十分严重的形式化现象。对此，无论是参加投票选举或任免的人大代表与人大常委会委员，还是被选举、任命人员，以及社会各界都有深刻感受，这种情况必然导致由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任命的人员并不真正向人大及其常委会负责，人大及其常委会也无法对其进行监督，使得人大及其常委会法定的各项职权都不能得到真正落实。

三、人大监督制度的完善

人大监督与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冲突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和普遍性，随着人大监督力度的进一步加强和司法独立的逐步落实，这一冲突将会日益严重和复杂任何试图回避这种冲突的想法是不现实的，也是有害的。我们唯一要做的是，如何在这种冲突中寻找出可以使二者共处的平衡点，使二者处于一种健康合理的关系中。笔者认为，人大监督与司法独立之间虽有冲突，但从根本上说，二者都是为实现公民权利服务的，不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在以司法活动作为各自共同的工作命题时，人大监督与司法独立的价值趋向和目标是一致的，都是为了促进司法公正，这是实现二者可以平衡的基，但必须明确，要实现司法公正，在于司法自身，人大的监督只是外在的因素。

（一）、人大监督的原则

从上述人大监督与审判独立的关系出发，各国立法、司法及理论界都在积极探索以调和这一矛盾，尽管由于政治体制、司法体制、法官的理性化程度等具体情况不同，做法各异，但有一基本点是共同的，那就是人大监督无论如何都不能侵犯审判独立。如德国法官法第26条第1款明确规定：“法官只在不影响其独立性的范围内接受职务监督。”审判独立是审判公正实现的前提，人大监督是在不损害审判独立这一大前提下对审判权行使的合理制约，是审判公正实现的保障，无论如何都不应成为审判独立、审判公正的绊脚石。通观现代法治国家的审判监督机制，均坚持以下原则。

１、监督对象有限原则。人大监督一般都仅限于对法官个人遵守法纪、道德品行等情况以监督，而不涉及法官对案件的裁判。史蒂文〃鲁贝特教授在《司法制约与司法独立》一文中指出：在法官滥用职权、行为有损尊严、存在偏见或不审而判、玩忽职守、无视法律（包括违法）等情况下，要求其承担责任很明显几乎不会对其独立性造成任何威胁，即使在对法官施加竞选演说限制等不合理、不必要限制的情况下，也不会危害审判独立，因为言论自由并非独立审判的根本要素。但在有些情况下，对法官进行惩罚可能会危及审判独立，其中最重要的威胁就是根据法官判决的内容对其进行制裁。尤其是在法官善意地将法律适用于疑难案件，但做出的裁判具有争议或不合公众口味，甚至错误时，对法官施加制裁或可能施加制裁，必然导致法官变得胆小谨慎，因为担忧和疑虑使得他们宁愿选择安全的方式而不是裁判的正确。审判独立的目的旨在保护法官的意识自由，而不是保证合公众口味的、甚至公认恰当的判决结果。但在法官适用残暴的陈规作为裁判基础、根本不懂法律或完全无视法律的情况下，即使属“裁判性的行为”，法官也必须接受惩罚。当然，在渎职与仅仅裁判错误之间划一条明晰的界线相当困难，单单凭借法官的善意这一标准并不充分，因为其可能妨碍对经常错误地适用法律而损害诉讼当事人权利的善意但无能的法官的惩戒。但上诉的可能性、法官行为的性质、法官管辖的范围、法官的动机、法官所犯的错误的大小及频率等可能作为判断法官渎职应予惩戒与仅仅裁判错误的重要标准。

可见，明确界定人大监督与审判独立的具体范围并非易事。基本的指导思想是：人大监督的对象原则上不包括法官所做出的裁判。这是因为，审判独立的根本就是保证法官在不受外界限制、影响、压力的情况下，根据庭审认定的事实和其对法律的理解自由做出裁判，如果允许乃至对法院裁判是否正确进行产生法律效果的评判，必然导致法官产生担忧、畏惧乃至顺从、依附心强，危及审判独立。如果允许人大以监督名义否定法院生效裁判，法院裁判的确定性、权威性将无从谈起，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社会生活将一直处于一种不安定状态，法院和法律在公众心目中的地位和权威也将日益下降。

２、对法官裁判的监督采用事后监督原则。人大监督的时间必须是事后的。所谓事后监督是指人大在法院审理具体案件的过程中，不能发表任何有倾向性的意见影响法院的裁判，只有当司法机关对案件做出裁决之后，人大才能根据相关的法律条文及社会效果来判断裁决的正确与否，从而决定是否监督司法机关启动再审程序提起再审。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司法评议只能是对法院已经做出裁决且裁决已生效的案件进行监督，不能对法院正在审理的案件发表具体指导意见。其主要工作方法是：听取法院的工作汇报或专题汇报，并对此提出意见和建议。人大也可以通过执法检查，针对生效裁判中存在的问题，向法院提出改进意见，以利于法院正确执法。对于诉讼当事人反映的冤假错案，以及涉嫌法官徇私舞弊、贪赃枉法案件，人大有权责令法院依法定程序提起审判监督程序。当然，事后监督并不是说人大可以对法官在办案过程中的徇私枉法、腐败堕落行为不闻不问。因为审判员是经人大选举或任命的，人大对其当然应负有监督之责。如果人大发现有关审判人员涉嫌受贿或其他严重违法行为，也可以组织特别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对严重违法行为的审判人员可通过法定程序予以罢免或撤职。这种监督并不是对法院正在审理的案件进行监督，而只是对贪赃枉法等违法行为的监督。即使法院在办案过程中严重违反了法定程序，如诉讼保全错误、管辖错误、立案错误等，人大也不能直接予以纠正，因为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行为，应由有关诉讼当事人提起上诉等途径予以纠正，而不能有用程序法以外的途径解决。由于法律并没有规定人大有权纠正法院违反程序法的行为，人大不能通过采取直接纠正违反程序法的行为进行监督。

３、依法监督原则。对审判机关的监督权力是一种权力或权利，任何权力或权利的行使如果不加以规范，都可能导致滥用。因此，现代法治国家都尽可能地通过立法对监督的内容、方式、程序等做出规定。以防止以监督之名行侵犯审判独立之实。

从宪法的角度看，人大对法院行使监督权与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都是我国宪法所确认的原则，在讨论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时，有必要对两种观点予以澄清。

一种观点认为，人大对法院监督与审判独立是相互矛盾的，因为司法对人大负责，就意味着司法的政治使命，审判独立便不可能存在。这种观点值得商榷，审判独立绝不是说完全不受政治的影响，不受政治影响的司法独立在国际上是不存在的，而人大对法院的监督，也不是政治干预，只要监督适当，对保证严格执法仍是十分需要的，不能说因为有人大监督的存在，审判独立便不可能实现。相反，人大对法院的监督，不仅不会损害司法的独立性和中立性，不妨碍司法公正的实现，反而是为了通过对法院的监督更进一步保证审判独立和公正的实现。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人大的监督与审判独立之间具有共同的价值取向，其目标是一致的，当然，如果人大对法院监督的过度甚至代替法院行使审判权，则将对司法的独立和公正形成妨害。

另一种观点认为，现行宪法第126条规定的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并未规定不受人大的干涉，可见人大的监督权应超越于司法权之上，司法权是受制于国家权力机关监督权的，而审判独立则是受制人大监督权的相对独立。这种观点同样值得商榷。尽管宪法未规定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权力机关的干涉，但并非意味着人大对法院行使监督权则可以不考虑审判独立，加强人大对司法的监督，绝不能认为这种监督是无所不包、无所不容，更不能认为人大有权干涉个案的审判。

（二）、人大对法院监督的内容

人大应监督什么？根据宪法和有关法律规定，概括起来就是两句话：监督宪法和法律的实施，监督一府两院的工作。具体按照其内容和范围来进行划分，人大对法院监督可以分为法律的监督和行为的监督。

1、人大对法院监督的内容。

根据宪法和有关法律规定，人大对法院监督的内容主要应包括：对本级法院的年度工作报告进行审议或者要求本级法院就某一方面工作作专题汇报，检查、督促法院严格执行法律，公正审理各类案件，维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必要时也可要求法院就人大认为重要的、事关社会稳定的某一类案件的处理情况或者某个重要法律的执行情况向人大汇报，人大在听取汇报后，应对法院的有关工作做出总体评价，提出要求；如果发现法院在执行中存在某些问题，应督促法院及时改正。人大还可以组织代表对本级法院的审判及工作和执法情况进行认真的评议，法院应认真地听取评议，并及时纠正错误。人大的监督是保障司法机关正当行使审判权，严肃执法，公正裁判所必需的手段。加强人大监督是完善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步骤，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可以说是人大与法院的实质性关系，而绝不能把监督理解为司法机关在行使职权过程中，应当服从人大的具体领导。

2、人大根据人大代表及人民群众的来信来访中，发现法院工作人员涉嫌违法犯罪活动，发现案件的裁判违反实体法和程序法的，可以建议或督促法院进行再审。

对人大是否应当实行个案监督，理论界和实务界争议都比较大，一种观点认为，人大对法院的监督不是抽象的，而应当是具体的，只有对个案实行监督，才能使这种监督权得以落实，强化人大对法院的个案监督，有利于保证法院严格执法和公正司法，特别是在目前地方保护地方和裁判不公的问题较为严重，社会上要求加强人大对司法审判活动的监督的呼声也较为强烈，如果人大对一些处理不当、久拖不处、错处错判、程序严重违法的错案不予监督，则人大便失职于法律，有负于人民的希望。因此，人大不仅应当实行个案监督，而且还要强化。另一种观点认为，“个案监督”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在实践中也容易混淆监督权与审判权，且把国家权力机关机关推向办案第一线，将会在不同程度上妨碍法院的独立办案，并有可能使人大代替法院行使审判权，不利于维护权力机关和法院的威信，建议取消目前一些地方正在实行的个案监督制度。

笔者认为这两种观点都不无道理，但亦有不足之处，首先，认为人大进行个案监督无法律依据的说法是错误的。（1）从宪法对有关条款进行修改的原意，可以看出人大常委会对重大典型违法案件可以进行监督。从我国宪法第一百二十六条规定的精神看，法院工作要接受党的领导，接受国家权力机关的制约、干涉和监督，其中包括对重大问题、重大案件的监督。（2）地方组织法第四十四条在列举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的职权时，也规定其职权之一是“监督本级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工作，联系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受理群众对上述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申诉和意见。”受理申诉、控告和检举，不可能不涉及对具体案件的监督。（3）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对法律实施情况检查监督的若干规定第十条规定：“对执法检查中发现的重大典型违法案件，委员长会议可以交由专门委员会或常委会办事机构进行调查。调查结果应向委员长会议报告，委员会会议可根据情况，要求有关机关及时报告处理结果，必要时，委员长会议可提请常委会审议，对特别重大的典型违法案件，常委会可依法组织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这可以视为人大常委会对重大典型案件能够实施监督的直接法律依据。

其次，人大在行使监督权时，必须遵循宪法规定的国家机关职权分工的原则，宪法在保证人大统一行使国家权力的前提下，明确划分了国家的行政权、审判权和检察权，这既可以避免过分集中，又能使国家机关各项工作有效进行，因此人大在行使监督权时，不允许代替审判机关的独立审判权，即不能越俎代疱，代替法院去从事审判工作。

最后，必须遵循按照法定程序严格依法办事的原则，对法院工作有意见，可以听取其工作汇报，可以提出询问和质询，对特别重大的案件也可以依法组织调查，即使纠正错案也应由法院严格按照法律程序去办，正如李鹏同志曾说过：“人大进行个案监督的目的，并不仅仅是为了纠正某个案件，而是通过个案监督，督促和支持司法机关公正司法。”事实上，多年来各级人大常委会已开展了对具体案件的监督，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

当然为了避免对“个案监督”在理解上可能产生的歧义，可以把“个案监督”规范为“对重大典型违法案件的监督”。这里被认为是重大典型违法案件可以限定在以下三类案件而又未得纠正需要进行监督的案件：（1）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人大产生的国家机关（法院）和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或任命的审判人员严重违法失职行为提出申诉、控告、检举的案件；（2）社会影响较大、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典型案件；（3）上级人大转办的重大典型案件。

第二篇：保障司法独立：人大监督的应有之义

蒋俊峰

摘要：司法独立是法治社会的内在要求，对保证司法裁判的公正、维护社会秩序、满足社会成员对效益的需求具有重要意义，而对司法进行监督的目的也在于维护裁判的公平、正义，防止司法腐败和不公，因而，司法监督和司法独立归根结底是统一的。基于人大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特殊地位，人大监督应该能够矫正妨碍司法独立的违法行为，为司法独立提供有力的保障。

关键词：人大监督 保障 司法独立

前段时间，关于人大监督司法的争论沸沸扬扬，有观点认为司法独立本身排斥任何形式的监督；也有观点认为为了防止司法腐败，保证司法公正，必须进行司法监督；还有观点认为某些监督特别是人大的个案监督实质上损害了司法独立。然而遗憾的是，几乎没有形成人大监督应该发挥保障司法独立作用的相关讨论，而本文以为：从应然意义上讲，人大监督本身包含了保障司法独立的内容，而且在诸多监督形式之中，也只有人大监督才有能力保障司法独立。

一 司法独立的重要意义

在当今法治社会，司法独立的价值得到了绝大多数国家宪法形式的肯定，据对世界142部成文宪法的统计，有105部宪法规定了司法独立和法官独立。(((我国宪法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世界各国之所以以根本大法的高度，将司法独立原则确定下来，正由于司法独立对司法活动的运行、对社会发展的要求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第一： 司法独立是司法公正的必要条件。司法独立作为司法活动的一项原则，其本身又是由司法活动的本质所决定和要求的。所谓本质，指一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内在规律。而事物总是在一定范畴之内才能进行区别。按照现代政治学的划分，国家的职能大致分为立法、行政、司法三大块。立法以议事、决策和立制为特征；行政以命令、统筹和执行为特征；司法以中立裁判为特征。这些不同的特点既是不同事物的本质特点，又使这一事物不同于其他事物而成为这一事物，而司法活动不同于立法、行政活动的本质就在于裁判。耶林说：“法律的立场，就如一位公正的调解人，是要评判所有互相竞争的需要及主张。”(2(公正对于司法裁判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法哲学家们通常认为公正在解决冲突这一特殊过程中具有更高的价值”，(3(而不公正的司法对一个法治社会的损害无比严重，“一次不公正的（司法）判决比多次不平的举动为祸尤烈。因为这些不平的举动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的判断则把水源弄坏了。”(1(为保证具有如此重要价值的司法裁判的公正性，要求行使该权力的机关和个人必须中立于争执双方，与争执双方及所争执的问题没有感情和利益的纠葛，更不能从属于或受制于其中的任何一方。美国学者福布森指出：“不论成败，也不论好坏，裁判总是法官的使命。不过裁判的正义总是与中立者联系在一起。”(2(确实,中立并不必然通向裁判正义,但裁判正义必然要求中立,中立是实现裁判正义的必要条件,没有裁判的中立性,就不存在公正的判决。虽然中立与独立不是同一含义,但实现中立要求司法独立。司法不独立，却从属于或受制于他人,法官不得不服从权势者施加的种种压力,司法岂能保持中立?裁判者的居中立场一旦被动摇,公正的判决从何而来?我们知道,公正的裁判以裁判者中立为必要条件,裁判者中立又以裁判者独立为必要条件，换言之,公正的裁判以裁判者独立为必要条件,无法保障裁判者的独立地位就不能保证裁判的公正。

第二：司法独立有利于定分止争,化解矛盾，维护社会秩序和稳定。法院和法官不仅是私人之间所生争执的公断人,而且还是行政权力乃至立法权力的“宪法裁决人”。司法真正独立能够缓解诸多矛盾，维持社会稳定；司法不独立，导致的结果必然与我们希望和追求的效果背道而驰,南辕北辙。在司法不独立的情况下,当事人只要不服法院的裁判,就可以不断地通过上访改变对其不利的裁判;允许当事人向司法机关以外的机关和部门申诉,其结果可能是使一方当事人暂时获得他原来的期望的满足,但是另外一方当事人也可以通过同样的手段获得自己愿望的满足,于是纠纷就这样永无止境地进行下去,最后获胜的绝不是掌握真理或代表正义的一方,而是在诉讼方面更有耐心和更有毅力的一方。(((这样不仅无法解决矛盾，反而促使矛盾的激化,长期恶化下去，法律在广大群众的心中,只会一纸空文,“三级法院 四个判决 八年官司 一张白纸” 的事例也将比比皆是,法律的终极权威性将不复存在,法律不再是社会控制的有效手段，人们将寄希望于非法律途径解决本应按法律程序解决的问题，社会的动荡不安可想而知。只有司法能够独立，才能在公民心目中形成权威，法院才能成为任何团体和个人在受到他人或政府的不公正待遇时的最后选择，独立公正的审判，使败诉方承认失败并接受最后的结果，这就缓和社会的矛盾和冲突，维护社会的稳定。

第三：司法独立能够使社会或人们以较少的投入获得较大的产出，以满足人们对效益的需要。“在资源有限的世界中，效益是一个公认的价值。表明一种行为比另一种行为更有效当然是制定公共政策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司法过程中，法院、当事人都要投入一定的人力、财力、物力和时间，它们构成了审判成本，而通过独立公正的审判，迅速有效地解决社会纠纷的数量和质量就是审判效果，以尽量少的时间消耗和物质的投入，实现更大意义上的公正已成为现代司法一个综合的理想要求。司法独立，避免了不必要的人力投入，消除了许多不合法的影响裁判的因素，节约了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降低了诉讼成本，并能够在更大程度上保证裁判的公正和高效。显然，愈接近于独立的司法愈有利于公平、效率的优化配置；反之，如果司法独立还只是一个遥远的理想，司法效益的实现必将受到很大影响。

鉴于司法独立的重要意义和作用,我们有必要建立各种制度来保障司法独立,人大监督应该为其提供有力的保障.二 监

督和司法独立的统一

从司法独立的运行要求来看，它排斥任何形式的监督，但司法不公的现象较大范围地客观存在，在没有建立比较完备的制度来最大程度地预防，抵制司法腐败的前提下，让司法处于没有任何合理监督的状态下，人们将有可能处于更为严重的不安全之中。况且，就我国司法发展的现状来看，其仍处于逐渐完善的不发达阶段，要使司法处于没有任何监督的绝对独立状态之中，一段时间内也无法实现。

更为重要的是，司法独立和司法监督并不仅仅是互相对立，互相排斥的，两者有其统一的地方。在现代社会，司法应当以公正作为价值取向，不与公正相联系的司法就丧失了现代司法的应有之义。公正与现代司法有着内在的联系。司法活动之所以启动，就在于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发生了争议，这一争议表明法律的公正原则发生了扭曲。这就要求通过司法手段矫正并消除这种法律关系的争议，使争议的法律关系恢复到争议前的状态，即恢复公正。很显然，司法的功能意义在本质上要求司法本身具有公正性。如果司法是不公正的，那么它就不能发挥这一矫正功能。不仅如此，我们还应看到，司法公正是社会公正的基本保障。司法是实现社会公正的最后的、最有效的手段。再者，司法公正有助于培养公民对法律的信仰，从而为法治的实现提供了基本条件。对广大公民来说，对法律公正最直观的认识来源于对司法的公正性的认识，相当多的公众甚至把司法公正理解为法律公正的全部。司法不公正，必然使人们对法律失去信仰，而“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实现司法公正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建立一系列原则和制度来保障，而司法独立正是这些原则和制度当中具有举足轻重意义的关键一环。独立是司法的形式要求,公正才是司法的价值体现,独立的目的在于公正,公正需要独立来维护。总而言之,司法独立既是司法公正的内在要求，又为司法公正创造了必要条件。

司法监督同样如此，其目的归根结底也在于保障司法活动按照正常的轨道运行，防止司法腐败和不公。权力不受限制便会被滥加使用，法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对权力作了透彻研究后指出“一切有权利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权力易被滥用，由权力自身的两个因素所决定：其一是国家权力的特点，即脱离社会的独立性和普遍的强制力。前者使其不受其他力量的支配，后者使其具有威慑一切的效果。两者结合，使其获得迫使全社会服从的权威。其二是国家权力不能自行运转，必须通过具体的，生动的人来行使。尽管这些掌权者是统治者精心培养和选拔出来的优秀分子，但作为人是有私心杂念的，遇上相应的气候，私欲就会膨胀，从而将手中的为大众谋利益的公权，变成谋私的工具，这就是所谓的“反仆为主”现象。(((权利的这两个因素的合力作用，就能造成国家权力脱轨运行，致使权利的滥用具有不可避免性，但滥用权力是可以而且能够抵制的。为了防止和抵制权力的滥用，对权力进行制约就成为一种绝对必要的手段。特别是在我国现阶段，司法人员总体素质不高，司法工作行政化等一系列阻碍司法公正的因素还比较多，司法腐败和司法不公的现象也没有杜绝，加强和完善对司法的监督就尤为重要。

综上所述，在我国现阶段对司法进行监督完全有必要，监督的目的在于保证司法的公平正义，而我们追求的司法独立其要旨也在于此，因而，司法独立和对司法进行监督能够做到并行不悖，合法合理的司法监督应当为司法独立提供可靠保障，而不是干扰、阻碍、破坏司法独立。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依法治国要求立法、行政、司法活动都要依法进行，特别是国家机关的一切活动更应该于法有据，按章行事。对司法活动的监督也应该合理合法，监督也有合法与非法之分，或者说冠名为监督的非法的东西实际上并不能称之为监督，而是破坏。这是思考问题的两个不同角度。但不管从哪个角度出发，任何一种合法权力的行使以不损害另外一种合法权力为前提，根据某一法律规定来办事也不能违反其他的法律规定。对司法的监督有法律依据，司法独立同样如此，不能为了行使监督权就可以违反司法独立的原则，这样行使监督权不仅于法无据而且违法了法律规定，成为法所不容的非法监督。从这意义上讲，对推行司法独立原则有任何损害的所谓的“监督”其实并不是监督，只是戴着“监督”的帽子罢了，是披着监督这种合法外衣的对司法进行破坏的阻碍依法治国进程的绊脚石。所以，应该对各种监督进行规范，使监督依法进行，这既是依法治国的内在要求，也是司法监督和司法独立统一性的内在要求，对维护这种统一性也会大有裨益。

三 人大监督的特殊性

就我国而言，对司法的监督形式大致有：人民法院内部的审判监督，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和监督，人大的法律监督，政协的民主监督，监察的行政监督，纪委的纪律监督，检查的法纪监督，新闻的舆论监督和社会公众的监督等。在这些监督当中，人大监督具有十分特殊的性质，这是由人大的特殊地位所决定的。

众所周知，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的权力机关，它处于所有国家机构的核心地位，行使统一的国家权力，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查机关都由它产生，对它负责并受它监督。因此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查机关不具有与国家权力机关相等的地位，而是处于低于它的派生地位，是国家权力机关按照宪法设立的特殊机构，从而必然要受到国家权力机关的领导和监督。监督权是人大的重要职权之一，其主要内容是对“一府两院”实施宪法和法律、履行职责的情况进行监督。根据我国宪法的有关规定，人大监督的内容包括三个方面，习惯上称为法律监督、工作监督和人事监督。法律监督是指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宪法、法律实施的具体情况进行监督，主要针对行政、审判和检查机关作出的规范性文件是否符合国家宪法和法律进行审查和处理；工作监督指人大及其常委会对政府、法院、检察院的制定规范性文件以外的所有职权进行监督；人事监督指国家权力机关对政府、法院、检察院的负责人员进行选举和任免。可见人大的特殊地位决定了人大监督的特殊性，其崇高的地位、丰富的内容、宽泛的对象都是其他类型的监督所无法比拟的，而且，其他类型的监督本身也处于

第三篇：人大与司法监督

人大与司法监督

陈 霖

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为期一天的全州人大主任联席会议已经完成了各项议程，就要结束了。这次会议以强化、深化、优化司法监督为主题，以交流、对话、讨论司法监督方法为载体，以中外政治理论的学习与思考、中外司法实践的认识与把握、人大机关和司法机关之间良好而又健康关系的探索与构建为任务。13个县市人大常委会对这次会议认识到位、准备充分，都作了很好的现场发言或书面发言。州级公、检、法、司系统对这次会议自觉响应，积极配合，主要领导参会并作了认真发言。州委、州委政法委对这次会议高度重视，加强领导，杨副书记、和书记亲自出席了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这一切一切，使这次会议开成了一次规格高、有水平、有质量的会议，让与会同志对司法监督的意义、内涵、方式有了更多了解，为未来我州各级人大机关和司法机关之间加强联系与沟通、协同与合作、支持与服务奠定了坚实基础。因此，借这个机会，我要代表红河州人大常委会向杨副书记、和书记、宋副书记、王院长、王检察长、余副局长、向局长以及13个县市的主任们表示衷心的感谢！下面，我想在各位领导、同志们精彩讲话的基础之上，简要地总结、概括、阐述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为何要讨论司法监督

作为地方国家权力机关，我州各级人大常委会既承担着多重工作责任，也有很多不能忽视的薄弱环节，但这次会议为何选择“加强司法监督”题目来进行讨论呢？究其原因，主要是这样几点因素。

原因之一：是解决现存严峻问题的需要。多年以来，我州各级人大机关在司法监督工作上，存在着很多不足的问题。择要而言，主要是三个问题。

（一）不会监督。表现是：我州各级人大机关的很多同志们，包括我本人在内，缺乏对司法工作实施监督的知识和能力，我们对司法理论与实践一知半解；对各司法单位的职责与职权一知半解；对司法监督的内涵与方式一知半解„„个个都与司法行家的境界相去甚远，无论是在制定工作要点、确立季度工作重心之时，还是在人代会、常委会期间，都提不出有针对性、有见地、有品位的意见、建议。

（二）不愿监督。表现是：我州各级人大机关的很多同志们，包括我本人在内，缺少对司法工作实施监督的健康心态，我们都有在人大系统工作不能不干事、但不能多干事的思想误区；都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干两台事不如干一台事的思想误区；都有司法机关是相对独立的专政机关、不要去引发歧义的思想误区„„个个都与司法机关的领导接触不多、交情不深，处于若即若离状态。

（三）不善监督。表现是：我州各级人大机关的很多同志们，包括我本人在内，缺少善抓大事、善抓关键的良好素质，我们对司法系统的亮点、热点、难点不清不楚；对司法司系统的大事、好事、难事不清不楚；对司法系统的改革趋向、发展趋向、进步趋向不清不楚„„个个都不知从何处去监督、从何处找切入点，陷入一片茫然境地。

无疑，这些问题是严峻的。因为，它是人大系统的同志们知识、能力有缺陷的象征；是人大系统的同志们总体工作素质有缺陷的象征；是人大系统的同志们工作态度、精神状态有缺陷的象征。所以，我们必须重视解决好这些现存问题。而边学习、边交流、边对话、边讨论、边工作，就是解决好这些现存问题的重要办法之一。

原因之二：是应和四面八方呼唤的需要。凝神倾听，“加强司法监督，促进司法公正”，乃是来自四面八方的一种强烈呼唤。

（一）党委在呼唤。表现是：党中央的领导、省委的领导、州委的领导，在很多会议上，在很多场合里，都在异口同声地强调：司法公正关乎社会和谐、关乎党的利益、关乎国家利益、关乎人民利益，必须强化和改进方方面面对司法工作的监督，包括强化和改进人大对司法工作的监督。

（二）人民在呼唤。表现是：人大代表尖锐批评，宪法和法律赋予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一府两院”重要职权，但迄今为此，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工作却只满足于监督政府，而对“两院”仍然漠不关心、束之高搁„„这是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一种失职，必须迅速扭转这种不正常局面。

（三）司法界在呼唤。表现是：人大及其常委会是地方国家权力机关，是一个地方的领导班子之一，既要为政府提供优质服务，又要为“两院”提供优质服务，而不能厚此薄彼，不关注“两院”、不为“两院”说话、不帮助“两院”解决困难与问题。„„

无疑，这些呼唤是有道理的。因为，它是党的利益所在、人民的利益所在、司法界的利益所在。所以，我们必须应和好四面八方的呼唤，而我们汇聚一堂，共商加强司法监督工作，就是应和这些呼唤的一种实际行动。

原因之三：是推进红河法治建设的需要。显而易见，加强司法监督，促进司法公正，有利于我州法治建设进程的推进。

（一）有利于人大机关提高法律素养。表现是：在交流、对话、讨论司法监督工作的过程当中，人大机关的同志们必然要学习、领会有关司法理论；必然要了解、把握有关司法程序；必然要认识、接触司法单位的行家里手；进而就必然增添司法知识、司法技能、司法理念。

（二）有利于司法机关从严要求自身。表现是：在交流、对话、讨论司法监督工作的过程当中，司法机关的同志们必然进一步了解人大对司法监的必然性、必要性、重要性；必然进一步尊重人大对司法系统的监督；必然进一步约束好自身的权力。

（三）有利于两大机关构建良好关系。表现是：在交流、对话、讨论司法监督工作的过程当中，无论是人大机关的同志们，还是司法机关的同志们，都必然会对我国国家权力组织结构产生更清晰的认识；对立法权、司法权产生更清晰的认识；对两大机构良好关系产生更清晰的认识。

二、什么是司法监督

总体来说，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司法的监督，就是依照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权，在党委的正确领导下，对“两院”及其他司法单位实施法律监督和工作监督。具体来说，就是要开展以下一些监督工作„„

一是要听取、审议和批准“两院”工作报告。即在每年的人代会上，听取、审议和批准“两院”工作报告，并在这一过程中实施法律监督和工作监督。

二是要听取审议和批准“两院”专题报告。即在主任会上、常委会上，听取、审议、批准“两院”专题报告，并在这一过程中实施法律监督和工作监督。

三是要任免、评议、帮助两院重要干部。即在宪法、法律大框架内，做好两院重要干部的任免工作、评议工作、帮助工作，并在这一过程中实施法律监督和工作监督。

四是要交办、督办和催办人大代表意见建议。即在人代会闭会之后，认真交办、督办和催办人大代表向两院提出的意见、建议，并在这一过程中实施法律监督和工作监督。

五是要询问、质询和调查一些重要案件。即对老百姓反映强烈或社会反映强烈或司法界意见分歧或党委领导交办的一些案件，积极运用询问、质询、调查等手段，来进行协调、监督司法活动。

六是要检查、视察和调研司法领域工作。即选择一些重要司法环节、重要司法单位进行检查、视察、调研活动，并提出改进工作的意见、建议。

七是要了解、反映和解决司法困难问题。即要发挥人大及其常委会是一套领导机关的优势，履行为司法系统提供优质服务的职责，主动了解司法系统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并向党委、政府作出反映，甚至督促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帮助解决困难与问题。

三、怎样进行司法监督

实践证明，人大机关对司法机关工作的监督，要做到正向而非反向、积极而非消极、帮助而非添乱，并非一台易事。因此，我们极有必要在关系的理顺、机制的形成、素质的提高等方面狠下功夫。

（一）要努力构建人大机关与司法机关间的良好关系

无论是从推进民主政治建设、维护宪法法律的尊严方面来说，还是从协调配合、形成合力方面来讲，人大机关与司法机关之间塑造一种良好的关系都极其重要。因此，我们双方要共同努力，加强相互联系与沟通，加强相互协同与合作，加强相互支持与服务，以构建一种良好的双边关系。

（二）要努力建立人大监督司法工作的一些科学机制

伴随着民主政治的前进脚步，我国各行各业的治理工作都必须走上规范化、程序化、制度化的轨道。人大工作、司法工作也不能例外，我们要共同做好司法监督工作，就必须建立一些科学机制，诸如联席会议制度、司法监督制度、司法调研制度等等。

（三）要努力学习司法领域的知识和人大制度的知识

就人大系统讲，必须努力学习掌握司法领域的知识，起码做半个司法专家；就司法系统讲，必须努力学习掌握人大制度的有关知识，起码做半个政治专家。倘能做到这两点，人大机关与司法机关就会更好地相互理解、相互配合、相互支持，共同为地区的司法公正、政治公正、社会和谐、经济发展、民族团结作出更大的贡献！

第四篇：信访与司法独立

访与司法独立

——答《北京周报》问

贺卫方

贺按：日前，一位英文媒体朋友问及上访问题，我告诉他，关于这个问题我曾接受《北京周报》访问，访谈稿英译可以在博唠阁里看到。但是他却怎么都找不到。我查了一下，果然没有。于是就把英文本找出来贴了上去。马上就有朋友问：中文在哪里可以看到？答曰博唠阁里有。但是翻来覆去还是查不到，经查，与英文稿一样，这个真的没有。可见我的记忆力是多么不可靠，还要请大家多包涵。这里贴上中文稿，也顺便作了个别文字上的修订，请各位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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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周报问：您认为在现在的社会背景下，上访对中国社会矛盾的解决起着什么样的作用？

贺卫方答：很明显，现在对上访的所谓重视是重视怎么把上访的打击下去，而不是重视认真去对待每一个上访。我了解到的情况都是各地政府对上访都特别的紧张，派出大量的人在北京截访。实际上这并非想通过上访来解决一些社会问题。我觉得条例和现在的实际做法还存在着相当大的距离。

上访问题是个综合性的社会问题。年复一年，这么多的大规模的上访，全国各地都有人跑到首都来，去想方设法让他们的冤情能上达天听，这在一个追求法治的国家里肯定是一种非常不正常的情况，或者说在一个真正的法治国家里，这种情况是不应该也不可能出现的。

我想，原因可能首先是我们的司法制度出了很大的问题。整个的司法体系不能有效地公正地解决社会中出现的问题。法院的这样一种体制本来就是为了让社会中出现的纠纷，冤情能够及时地得到纠正。但是如果司法界受了外部的干预,就不能独立地按照法律规范公正地判断案件。表现司法无力感的最典型例证可能是拆迁引发的上访问题。政府出面来进行拆迁，不给老百姓一种平等交涉的机会和可能。老百姓要诉诸司法，但是，令他们绝望的是，法院在这类案件的判决时并不能够独立地去判断这个案件，而是往往做地方政府的看门狗，司法权完全融合在行政权之内。最近，最高法院出台了一个司法解释，说涉及到土地征用问题引发的诉讼，法院一律不受理，那更是把老百姓最后唯一的一点希望给掐灭了。他当然还可以通过向当地的政府诉愿，但如果当地政府本身就是一个事件当事人的话，那根本就是与虎谋皮。那老百姓只好往上去申告，去倾诉，使得最高层能够知道当地这种糟糕的东西。这是一个非常无奈、迫不得已的选择。

问：那您觉得上访制度的存在是否与中国的社会背景，文化背景和政治制度的沿革有一定的联系？

答：从历史传统以及政治文化上看，我们往往愿意把一个社会治理的希望寄托在一个明君或者一个伟大领袖的身上。这种传统根深蒂固，所以历史的演变也证明中国传统社会里，老百姓非常害怕某种上下的分权，联邦制啊，人们觉得这是不好的一种东西，因为往往都是地方官员，贪官污吏，形成了对于老百姓的一种压榨。人们唯一的企盼就是有一个好的皇帝，来解决这个问题。

跟西方的一些国家，比如跟英国的历史相比较的话，这种差异就非常明显。在1066年以后的英国，在一开始的时候国王也会承担这样一个角色，国王被称作是正义的源泉。老百姓有了冤情当然希望国王能亲自给予解决。但是，在国王派出各种官吏到地方去解决问题，审理案件、纠纷的时候，却会逐渐地形成一种关于司法的专业化知识。通过司法，通过一种稳定的判例法制度，随着时间的推移，法官们逐渐使得规则得以确立，也就是在司法制度方面形成了一种严格的遵循先例原则，英文叫做binding force of precedent。以往的案例对后来的案例有着严格的约束力，使得司法的过程中不仅仅解决了个别的纠纷，而且使未来的案件有了一种法律上的依据。

任何国家的法院都面临着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如何让同样的案件能得到同等的对待。同样事实的案件，它适用的规则应该是一样的。所以确立了一种严格的规则的话，那司法本身肯定是独立的，因为它是按照自己的这套逻辑来判断案件，解决纠纷，而不是按照外部的任何别的权力去解决问题。

传统中国的社会治理结构跟西方的很不一样。中国一直到清朝末年，几千年的社会没有一种真正意义的法院，西方式的权力分立学说在我们这里是闻所未闻的。州县官在司法的过程中间，他们可能更关注的是，把这个事情本身给了结了，而不是努力去形成一种严格的规则。没有发展出一种良好的治理模式，以及司法独立的传统，几乎也没有专业化的，独立的法律知识体系能够成长起来。就导致了谁能够向决策者施加更大的压力，谁就能获得一个更有利的结果的局面。恶霸可以横行乡里，“金陵四大家”可以在贾雨村那里网开一面，权力与财富之间眉来眼去，小民百姓只能梦想自己能够碰巧遇到一个清官。清官不可遇，也只好到皇居之处告状申冤了。

问：那您是否认为上访制度存在本身与中国建设法治社会的目标存在着矛盾？尤其是现在出台了新的条例，是要加强信访制度。

答：其实上访好像给底层受了气的人民保留了希望，但实际是我觉得是饮鸩止渴。我们不是去认真地去构筑一个独立的司法制度，不是去提高司法制度的正义程度，而总是在一个制度之外的方式去开一些口子。

前一段时间曾有报道，温家宝总理亲自为一位农民工讨薪水，媒体把这件事传为美谈。可是，温家宝纵然三头六臂，也只能帮助个别民工讨回工资。但是这个事件的副作用太大了。副作

用就是老百姓都觉得如果他们也能够找到总理，找到总书记，把自己的冤情解决了，那该多好。所以大家就都来找。这当然会培养一种对最高领导人的依赖甚至崇拜。但是制度建设就会被忽略，我们毕竟要建设一个法治国家。法治国家不是一个靠贤明君主来统治的国家。上访制度和人治有着联系，而在人治的社会里，贤明的君主也经常会演变成了一个最大的恶霸。

问：您是否认为中国在向法治社会努力的过程中，信访制度的存在是一个解压阀，或者是特殊时期的过渡性制度？

答：我个人觉得有一些压力是必需要积累起来的，也就是说不要指望着经常解压，导致的就是制度没办法去形成。而我们经常是把一种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能够形成制度的压力给一点一点的释放掉。像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这个事件就是一个很大的冤情，那么大家都一块呼吁，包括法学界，我本人也参与其中，呼吁建立起一个真正的违宪审查制度，并启动特别调查制度。用一个整体化的制度来去把宪法之下的法律、法规中违反宪法，剥夺人民权利的这种做法进行一个一揽子的解决。但是我们最后的结果是2003年6月份的时候，国务院宣布废除了原来的收容遣送办法。我们在网络上看到的都是人们在歌功颂德，他们在说新一届政府真好，他们多么亲民啊。但实际上制度创建所需要的一种压力一下子也被释放掉了，一个本来可以成为违宪审查制度建立的契机给错过了。上访就是非常典型的这类问题。上访解决不了多少问题，大多数情况下，上访人被规劝回去，被强制押解回去，人们送上来的材料大多数情况下又被返回到那些制造冤案的机构或是个人的手中。

问：您刚才提到了中国的司法制度存在好多问题，然后现在正在进行司法改革，您认为应该改哪些方面？

答：首先当然是司法的独立，就是法院在判决一个案件纠纷的时候，唯一的依据就是法律规范本身，而不是人情，党的书记的意见，人大的意见等其他非法律的因素。当然要实现这样的独立性并不是特别容易，我想这需要在人事，财政体系上做很大的努力。

第二，法官的素质以及司法行为的中立性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法官素质低，这将给独立带来很大的问题。在司法权行使的过程中，法官在当事人双方之间不可以由于利益在其中而表现出有所偏袒。法院必须要独立于自己的上一级法院，上下级法院都要相互独立的决策，真正的表现出一种中立性。中立性可以极大地避免诉讼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冤情，冲突。一些具体案件，很难说怎样判决是公正的，怎样判决是不公正的，现代社会越来越复杂，许多情况下，司法不过是一种复杂的利益平衡。有时候一个案件的解决，法官本身的中立的态度会起到很大的束缚作用，就会减少人们对法律之外的手段的诉求。这种对减少上访非常重要。

第三个方面是如何加强对司法权的监督。能够让法官们在行使权力的时候感觉到他们不能够随便断案，而是要严格依照法律来判决案件。这个监督现在在中国主要有人大的监督，检察院的监督，媒体的监督等方面。实际上也是问题很多，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监督不

够，另一方面是监督失当。前者说的是一些该揭露的问题没有被揭露，后者说的是有时候报纸电视会取代法院成为实际的法官。还有人大也会自己来审理案件，导致立法权与司法权的混乱不清。

问：我采访过中国的一些公益律师，他们认为中国的上访制度是应该保留的。他们认为中国的司法体系压力太大，法官的资源缺乏。如果上访制度突然取消，这么多的纠纷矛盾全压到司法系统，中国的司法体系根本没有那么多的人力资源。

答：这种说法是不成立的。中国的法官在办案效率方面，仅仅相当于美国法官的十分之一。中国的法官好像看起来是天天在忙，但是由于制度的缺陷使得他们做的好多工作都是无用功。比如说中国没有哪一级法院的判决是终极性的判决，任何判决都有可能因为上级部门领导的批示，或者由于某种压力，就会被推翻掉，我们的司法体制是二审终审制。二审终审完了本来意味着案件的了解，但是没关系，只要你上边有人，你就可以使二审终审过的案件推倒重来。推翻以后，原来的胜诉者就变成了败诉者，败诉者可能想方设法去寻找更高的力量，来制造压力再推倒重审。我们没有司法判决的确定性的概念。我们的法院做得很多事情实际上是在不断否定自己。

实际上生活中每个人都会意识到绝对的公正是不可能有的，古罗马著名的哲学家法学家西赛罗（Cicero）说过，“绝对的正义就是绝对的不正义。”关键在于在一些案件中间，也许会有某种程度的细小不正义，这时候如果当事人能感觉到反正是二审终审了，案件已经解决了，自己应该该干嘛干嘛，就像当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判戈尔诉布什，戈尔败诉了，他说我特别讨厌最高法院的判决，但是我必须尊重它，因为你不可能推翻它。

但是中国不是这样的，它永远告诉你只要有能力，就有可能把对你不利的判决推翻掉。这就激励了很多人民想方设法去改变也许只是一小点儿的不公正，一定要想方设法推翻掉整个判决。我们最荒唐的司法口号就是“实事求是，有错必纠”。这个错误可能只是很小的错误，当然也有可能是很大的错误。如果很小的错误都想法设法去纠，哪个判决不会有问题呢？这就解释了中国会有这么多老百姓会去道路奔走，权门呼号，想方设法寻求最有利的结果，推翻原来的判决。推翻掉了以后原来的胜诉就又变成败诉了，败诉者又会去推翻。这个过程中许多人就会在微小的不公正上投入太高的成本，付出了太多的代价。有的人家徒四壁，天天为自己的案子而奔波。可能本来他这个案子败诉他损失500元，但是几年上访下来，他完全可能耗费成千上万。而且精神成本更是巨大的，他变得愈发不能忍受这个不公，愈发怒火中烧，不推翻掉不行。

这个过程还会带来另外的问题。原来制造一点小冤屈的人为了防止自己的决策被推翻，他们也想方设法去建立一个攻守同盟，下边的官员们会结合在一起，阻止任何纠正错误的情况发生，于是又导致一旦原判被推翻，越来越多的人们会被追究责任。这样就带来更多的压制、阴谋和苦难。这当中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没有一个让大家服气的司法权威，你不知道什么是规则，什么是权威，最终将是民怨沸腾，一地鸡毛。

2005年9月18日改毕

2009年5月5日再修订

第五篇：人大个案监督

（原创）本文发布已征得作者同意

（作者）呼伦贝尔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 于雪峰

有幸参加内蒙古自治区政法委在北京市举办的全区政法系统领导干部学法用法培训班，时间虽短，却受益非浅。诸位专家学者对涉及我国法制建设各类问题的独到的见解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觉，但其中一些观点尚不敢苟同。有关人大对司法机关个案监督问题是本次培训班的热门话题，多数专家学者对此持否定观点。笔者认为，人大个案监督不应简单否定，但确需努力完善。

一、人大个案监督在现阶段具有客观必然性

1、人大个案监督具有合法性。个案监督的合法性受到广泛质疑，许多专家学者及司法人员认为人大个案监督于法无据，这一观点值得商榷。

我国《宪法》第99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在本行政区域内，保证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的遵守和和执行”。第104条规定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本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我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39条规定了县以上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的职权，其中第一项规定，县以上人大常委会在本行政。区域内，保证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上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决议的遵守和执行；第六项规定县以上人大常委会监督本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工作，联系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受理人民群众对上述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申诉和意见。该法第26条规定“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可以组织对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第42条还规定“在常务委员会期间，省、自治区、直辖市、自治州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五人以上联名，县级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三人以上联名，可以向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对本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质询案，由主任会议决定交受质询机关答复”。我国《人民法院组织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上述规定表明，人大监督司法工作是宪法和法律赋予的一项重要职权。在从事监督工作中，不可能不涉及个案。人大的监督既包括对抽象行为的监督，也包括对具体行为的监督，司法机关执行法律的情况，直接体现于办理的具体个案之中，离开了个案监督对司法工作的监督

就失去了必要的载体，导致监督权的虚化。尽管实施个案监督应在立法上予以解决，比如出台专门的《监督法》，但却不能

得出现阶段人大个案监督于法无据的结论。

2、人大个案监督有利于确保司法公正

人大个案监督，是地方各级人大为了加强监督力度，遏制司法腐败，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申诉、控告，检举权而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这一措施在许多地方实施以来，收到的成效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个案监督使一些冤案，错案得以纠正，本质上

在维护法制的统一和权威。人大作为权力机关，责成司法机关纠正错案，其目的是通过纠正个案，确保本地区对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的遵守和执行，因而个别错案的纠正不仅不损害司法权威，恰恰更加证明了在我国法律和司法的权威性不容质疑。

其次，个案监督受到了人民群众的普遍欢迎。司法公正一直是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热门问题，多年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对两高报告的审议情况表明，我国的司法工作的确还有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同时也反映出人民群众对司法机关的期望值越来越高。他们企盼司法公正的意愿作为国家权力机关和各级机关应当努力满足。正是因为现实存在着的司法不公，人民群众才希望于广开监督之渠道，尤其是权力机关的监督，因为更具权威性，就更加受到欢迎。从体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我们没有理由反对人大的个案监督。再次，人大的个案监督对司法机关队伍建设是有力的促进。人大对司法机关个案的监督，在纠正错案同时必然引发对该单位和办案人员直接或间接的评价，在这种强大的压力面前，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敢掉以轻心，必然倍加努力去实现司法公正。这样一种监督，能够督促司法机关设法努力提高办案人员素质，比如加大培训力度和纪律约束，从而对队伍整体建设起推动作用。

二、现阶段个案监督制度存在的缺陷

如前所述，个案监督的总体作用是积极的，但由于实践经验不足，理论储备不够，尤其是各地操作中较为混乱，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怀疑和批评。笔者认为，这并不是个案监督制度本身的缺陷，而是其运行机制的不完善和实际操作过程中的不规范所造成的。目前各地人大实行的个案监督的确存在严重缺陷。、l、个案监督概念不明确。个案监督至今无法律上的界定，各地对此说法不一，导致司法机关、专家学者、人民群众各有各的理解，其中大量的误解也由此而来。笔者认为，在人大监

督法出台之前，地方人大出台个案监督规定，则应对个案监督概念予以准确定位。

2、监督主体不明确。监督主体在各地出台的规范中一般是有规定的，问题是实践中的混乱状态令人难以接受。表现在人大对司法机关的个案监督有的是人大领导的个人签字，有的以办公厅的名义，有的以内务司法委员会名义，有的是以信访处(科)的名义，有的人大代表也以个人名义提起个案监督。这样的混乱状态表明现有的人大机关内部工作制度不很健全，难以赢得司法机关的认同，易造成被监督部门无所适从的局面。

3、监督程序不明确。人大个案监督固然不能要求象专业机关那样有严格法定程序，但目前人大个案监督程序非常混乱，对个案监督如何受理，提起应经过何种程序，决定提起的文书应采用何种名称、格式等等，均无统一明确的规定。

4、监督范围不明确。人大的权力机关性质所决定它不能直接处理案件，监督亦应是对涉及有重大影响的案件或涉及司法机关在工作中存在的重要问题已影响到法律的正确实施等问题，而不是泛泛的监督。而目前状态，以法院审理案件为例，在案件立案阶段监督者有之，在审理阶段监督者有之，在结案后监督者有之，在执行阶段监督者有之，甚至诉讼财产保全阶段也予以监督。这就将人大降格为事务部门，监督的结果是办案机关，对方当事人均不满意。这种缺乏法定内容的监督也是当前个案监督遭到质疑的重要原因。

5，监督回避问题不明确。有关司法机关办案的程序规范，都对承办人回避制度作出了严格的规定。人大个案监督中既然已涉足个案，对案件有利害关系的人大代表或委员理应采取回避态度，但目前这些人不仅不回避，还堂而皇之的利用人大代表或人大机关名义对司法机关正在处理或已处理完毕的案件实施监督。如许多企业法定代表人是各级人大代表或担任人大常委职务，在该企业涉诉案件中，其本身是当事人，此时利用人大代表身份进行监督，实际上足干预司法行为。一些败诉当事人担任人大代表或调至人大机关后，出于非正常动机，对司法机关横加指责，也名日“个案监督”。因此监督主体的回避问题必须有明确的规定，否刚将导致新的“司法不公”。

三、对完善个案监督的几点建议

确立个案监督制度最终要通过立法来解决，笔者仅对目前已实施个案监督的地方应加强的方面提出一些个人意见。

1、关于个案监督概念的法律界定。界定个案监督概念非常重要，等于确定了监督的范围框架。笔者认为可试作这样的表述：个案监督是指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本级司法机

关所办理的重要或影响较大的案件，因违法所造成的错案，通过一定的程序，责成该司法机关启动内部监督程序予以纠正的一种监督措施。这样的表述明确了以下内容：监督主体只能是人大常委会，而不是其所属各专门机构，专门机构可承担具体工作，但所作出的监督决定必须是以常委全名义作出，加盖常委会公章；监督对象是本级司法机关，这个司法机关应为广义上的司法机关，包含政法各部门；监督的范围应为重大和有较大影响的且系司法机关违法办案所致的错案。这就明确了人大不应当是泛泛的监督，将自己降格为一般的监督机关，也避免因个案的大量涌入使其不堪重负情况的出现。监督的方式是启动专门机关内部程序，而不是直接处理案件或审批案件。

2、个案监督应当严格坚持法制原则。个案监督中的法制意义有三：一是人大监督个案必须严格按法律进行，尤其是不得违背各程序法的规定，强令司法机关作什么或不作什么；二是要充分尊重司法机关独立办案权利，不介入具体的办案程序，它应当是事后监督，而不是事前或事中监督；三要坚决支持司法机关排除干扰，秉公办案。正如李鹏委员长在1998年9月16日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上所指出的“人大监督个案的目的，是为了督促支持审判、检察机关公正司法，而不是代替司法机关办理案件。要在不断摸索总结经验的基础上，使人大监督工作进一步规范化、制度化。”

3、提高监督者的法律素质。目前，人大个案监督较为混乱，难于被司法机关从心理上认同，与监督者缺乏应当具备的法律专业素质有关。许多人大相关人员从感情出发，发表情绪化而不是专业化的意见，令司法机关难以接受。笔者建议，人大机关应补充具有法律专业知识的专家学者。

4，个案监督应避免为了自身利益。目前，人大代表或者人大工作人员许多是从企业选任的，加上社会上复杂的人际关系，不可能不渗透到人大中。因此，人大个案监督应当避免为了自身利益，人大的监督任何时候都应当动机纯洁，坚守在国家法律的立场上，避免监督权力的滥用。从这个意义上说，贯彻人大有关个案监督的回避制度尤为重要。

总之，个案监督是顺应社会的发展需要而产生的一个新事物，应体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必须使其制度化，进而法律化。国家应当尽早出台监督法。司法机关亦应克服抵触心理，应以严肃的、认真的，积极的态度，勇于面对个案监督。当二者达到一种和谐统一之时，则是个案监督制度发挥其巨大的积极作用之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