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监督法律责任论

第一篇：人大监督法律责任论

内容摘要：

法律 的生命力在于执行。法律责任的设置和实现是确保法律法规得以执行的重要保障。监督法颁布实施后，人大监督工作进入了“监督法时代”。各级人大常委会逐步适应在监督法的框架内思考问题、开展监督，各项工作更加规范有序。同时，由于监督法没有明确规定法律责任的内容，对于违反监督法规定是否应当承担法律责任，尚无明确结论。而有的省在出台实施办法和监督条例时创造性地设置了“法律责任”一章，有些省在修订监督条例过程中保留了“法律责任”一章。并且实践中，存在一些违反监督法相关规定的事例，如不少地方反映听取专项工作报告“20天、10天、7天”的时限要求，难以得到保证。如何有效应对法律和实践中面临的问题，迫切需要理论研究予以回答和指导。本文尝试从分析法学的视角，对人大监督法律责任问题做简单探讨。

一、违反监督法是否需承担法律责任

法 理学 一般认为，法是“以权利义务为调整机制并通过国家强制力保证的调整行为关系的规范”[1]。法的国家强制性是法的必要特征，同时也是法区别于道德、纪律等社会规范的重要标志。从法律规范构成考察，一般都认为法律规范在逻辑结构上必然包含三个因素，假定、处理、制裁。假定是指规则在什么情况下生效，处理是行为规则本身，制裁则是对违反这一规则的国家强制性措施。虽然法律规范的表现形态，即每一项国家的指令却不一定包含这三个因素，如一个法律条文虽并不能表述一个逻辑上完整的法律规范，甚至于整部宪法的法条都缺失制裁的部分，但通过对多个相关联规范、法条或相关部门法的分析，可以发现法律规范三个因素结构具有一定的逻辑必然性[2]。同时，从法的实施考察，只有对合法行为进行保护，对违法行为进行惩治和 教育，让违法者承担不利或否定性后果，法律规范的要求才能在社会生活中得到遵守，法才能得到实现。因此，包括宪法和任何部门法，都必然包括有确保其得以实施的国家强制力，违法行为都必然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监督法是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一部事关国家权力架构和运行的重要法律。监督法虽然涉及 政治 制度和国家体制，政治性很强，但作为一部法律，其必然也具有法所必需的特征要素和国家强制力。正如宪法第五条第四款所指出的“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违反监督法同样也必须承担法律责任。这不仅有利于依法规范人大常委会的监督行为，推进监督法的贯彻实施，而且对于增强人大监督的刚性和实效，促进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确保“一府两院”由人大产生、受人大监督的宪政架构依法有序运行，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至于监督法没有直接规定“法律责任”的内容，笔者认为这并不意味着监督法排斥甚至否认法律责任。这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理解：一是监督法条文中实际隐含了法律责任的内容。监督法内容本身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像质询、撤职既是一种人大监督的方式，同时又因为可能导致否定性的评价和不利后果，所以也可以是有关部门违反监督法有关规定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例如有关部门违反监督法规定、拒绝接受监督，常委会则可直接采取撤职的方式进行制裁。而像特定问题调查既是一种监督方式，又可以是在追究有关部门监督法律责任的程序机制，通过特定问题调查，查清有关部门违反监督法情况后，再采取相应的制裁措施。二是相关法律规定了人大监督法律责任。监督法是全面调整人大常委会监督职权的法律，但监督法并不完全是创新，许多只是重申、细化有关法律规定。监督法第二条规定，各级人大常委会行使监督职权的程序，适用本法；本法没有规定的，适用有关法律的规定。因此监督法的“假定、处理、制裁”三要素完整性，还必须与其他法律法规结合起来考察。其他有关人大监督的法律规范，其中也有涉及人大监督法律责任的内容。如立法法第九十一条规定，如果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和有关专门委员会认为有关法规与宪法、法律相抵触而制定机关不修改的，可以提请常委会会议决定予以撤销。三是监督法立法思路导致了法律责任设置的现状。监督法一个重要立法原则就是，“实践经验比较成熟的，加以深化、细化，作出具体规定；实践经验尚不成熟，又需要作出规定的，作出原则规定，为进一步改革留下空间；缺乏实践经验，各方面的意见又不一致的，暂不作规定，待条件成熟时再作补充完善”[3]。监督法出台前，人大监督缺乏法律法规的有效规范，鲜有涉及违反法律规定的事项，更谈不上监督法律责任的问题。由于缺乏实践经验，监督法没有对法律责任作全面规定完全可以理解。当然，随着实施过程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及在这方面研究的深入，在今后修订监督法过程中，明确法律责任将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

二、违反监督法承担什么法律责任

对这一问题的把握，必须先明确法律责任的内涵和外延。关于法律责任，法学界一般采取“后果说”，即认为“法律责任是指一切违法者，因其违法行为，必须对国家和其他受到危害者承担相应的后果”[4]。在法律责任的外延界定上，一般以法律部门作为划分标准，分为实体法责任（违宪、行政、民事、刑事、国家赔偿责任等）和程序法责任（选举、立法、行政、救济程序责任等）[5]。根据这一界定和分类方法，笔者认为违反监督法应承担实体上的宪法责任和程序法责任。

（一）实体法法律责任。我国宪法对我国的国家权力架构作出宏观上的界定，规定“一府两院”由人大产生、对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监督法就是对宪法有关人大监督规定的落实和细化，对“一府两院”应如何接受人大常委会监督，人大常委会应如何监督“一府两院”，作了明确规定。违反监督法有关实体内容的规定，如人大常委会不作为、不依法履行监督职权或“一府两院”拒绝接受监督、懈怠或阻挠人大监督等等，实际上就是违反了宪法有关“一府两院”由人大产生、受人大监督的规定。这不仅不能践行人民群众对国家权力机关的委托和授权，而且还必将破坏人大制度和民主集中制的宪政秩序，造成国家权力行使的混乱和权力失衡。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如果行使这些公共权力的机关或个人超越宪法厘定的权力疆界，就将承担宪法上的不利后果即宪法责任。”[6]

宪法责任的形式具有一定的独特性，根据绝大多数国家宪法典和宪法惯例，主要包括有“被弹劾、被罢免、引咎辞职、规范性文件的被撤销和被宣布无效或被拒绝适用、社会组织的被取缔或被中止资格”[7]。根据宪法、地方组织法及监督法相关法律规定，结合人大制度实际，在我国违反监督法承担的宪法责任形式，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被罢免。地方组织法第十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有权罢免政府组成人员、常委会组成人员和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二是被撤职。地方组织法第四十四条第十二项、监督法第四十四条规定，常委会在人代会闭会期间，可以撤销个别政府负责人副职及由常委会任命的政府其他组成人员、司法人员（除本级法院院长和检察院检察长外）。三是受质询。质询是就有关问题进行质问和询问。监督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一定名额的常委会组成人员可以书面提出对本级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和法院、检察院的质询案。质询不仅带有程序的性质，而且还带有负面的评价，可能带来不利的政治影响，因此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宪法责任形式。四是规范性文件被撤销。地方组织法第八条第十项、第十一项规定人民代表大会可以撤销常委会或本级人民政府不适当的决定、命令。立法法第五章“适用与备案”，对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的改变、撤销权限，作了详细规定。监督法第三十条规定，常委会可以撤销下一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不适当的决定、命令和本级人民政府发布的决定、命令。五是报告不被批准。预算法规定，有关预算草案、预算调整和决算应当报人大及其常委会批准。这意味着，如果政府在接受预算审查监督时，存在实体违法行为，人大及其常委会可以不批准有关报告。六是引咎辞职。对此法律没有作出规定，但根据中央已批准实施的有关党政领导干部辞职的相关规定，及当前我国政治生活中已逐步增多的引咎辞职案例，在今后引咎辞职将成为我国一个重要的宪法惯例。

（二）程序法法律责任。监督法既是实体法，更是程序法。监督法不仅规定了七种监督手段，而且还对于人大常委会如何开展监督、“一府两院”如何接受人大监督都作了规范化、程序化的规定。监督权力只有在程序中才能得到有效行使，如果不建立一套有效的程序保障机制，监督权力则很有可能会落空。因此，对于违反人大监督程序规定的，也必须承担相应的程序性法律责任，以确保人大监督权力落到实处。

在我国的法学领域存在根深蒂固的“重实体、轻程序”观念。与此相对应，在我国当前相关程序法规定中，一般只是明确了程序规则，而没有建立法律上的否定评价机制。如果说监督实体法律责任，还有据可循的话，那么监督程序法律责任则根本是无法可依。为此，对于监督程序法律责任，只能从程序性制裁的法学理论和推进监督法贯彻实施的实践目的出发，来准确理解和把握。

有学者指出：“程序性法律责任表现在违反程序的行为及其结果，在程序上不予认可，或确认其无效，或予以撤销，或予以否定，或责令重做，或补充修正程序，或终止程序”[8]。这些程序性的制裁方式，对于违反监督法程序性规定的行为，应该说基本适用。例如，常委会的年度监督计划，没有按规定由委员长会议或主任会议通过的，可由有关有权主体，在程序上不予认可，或确认无效，或责令重新按照程序通过；又如“一府两院”没有将专项工作报告在规定的常委会会议召开20天，送交人大专门委员会或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征求意见的，可以责令其补充修正程序，尽快提交有关报告征求意见等等。总的看，就是要通过一定方式，使违反程序的行为得到制裁，使违法行为主体承担不利的程序后果，确保监督工作顺利有序开展。

三、如何追究人大监督法律责任

法律责任的必然性，是实现法律责任功能价值最大化的基本要求。要威慑和制裁违法行为，推动监督法的全面贯彻实施，就必须建立起完善的法律责任追究机制。对此，主要是要明确以下几个方面：

（一）人大监督法律责任的主体。包括承担法律责任的主体和追究法律责任的主体。可以说，作为监督方的人大常委会及负责组织实施的有关专（工）委、执法检查组、特定问题调查组等和作为被监督方的“一府两院”当然地成为违法主体。常委会组成人员、“一府两院”相关负责人员，也可以成为监督违法特别是程序违法的主体。其中考虑到人大常委会是依法集体行使职权，集体有权、个人无权，并且常委会组成人员享受有言论免责权的保护，因此他们承担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宪法责任，而更多地是一种政治责任——“代表责任”，就是不能按照选民和选举单位的要求来依法履责的责任[9]。至于人大和“一府两院”的具体工作人员，可能会实施违法行为，但由于不是监督法律关系的主体，相关法律责任只能由其组织或负责人代为承担，他们能承担的仅是公务员法意义上的内部行政责任。例如预算法第七十三条至第七十五条，对政府违反有关预算法规定，要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追究行政责任或进行行政处分。

追究法律责任的主体，则要具体分析。对于“一府两院”，由于是由人大及其常委会产生、对人大及其常委会负责，因此追究他们法律责任的主体，一般是本级人大常委会；对于人大常委会无权追究的责任，如罢免“一府两院”负责人，则应提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追究其责任。对于人大常委会，则一般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追究有关责任。由于上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负有指导、监督下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工作的责任，因此也可以由上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负责追究相关法律责任，如撤销有关决议、决定或不批准有关事项等等。此外，有学者提出“宪法司法化”的观点，主张法院以诉讼方式审查法律、法规是否违宪，这不符合我国人大制度的性质和特点。同样，在监督法律责任追究的过程中，追究的主体只能是人大及其常委会，而不能简单地认为应引入司法途径。

第二篇：论人大对“一府两院”的监督

论人大对“一府两院”的监督

一、人大监督的作用与意义

我国人口众多、民族成分多样，要依靠一支数量庞大的兼职的人大代表来履行繁重的复杂的各项职能，显然不现实。况且通常情况下，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每年举行一次。为弥补上述缺陷，宪法规定县级以上各级人大设立常委会，作为人大的常设机关，处理日常工作，它的组成人员是人大的常务代表。在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人大常委会都是国家权力机关，都有行使监督职能的权力。人大监督包括对其自的监督和对“一府两院”的监督。新出台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明确了各级人大常务委员会行使监督职权，对本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工作实施监督，促进依法行政、公正司法。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根本的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公民民意表达和政治参与的国家机关，人大代表人民掌握和行使国家主权。因此，人民代表大会在性质上是具有国家性、人民性和绝对权威性的最高层次监督主体。

权力不受制约必然导致腐败，这是一条亘古不变的规律。在我国的宪政实践中，在批判资本主义“三权分立”学说的同时，往往忽略国家权力分工和制约的必要，讳言监督，没有很

制定和实施，有效地规范了人大监督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以往人大作为“全权机关”职权的虚化,夯实了维护法治、保障宪法和法律实施的制度基础。然而，从总体上来看，当前我国各级人大监督职能仍需强化，人大监督表现出抽象性监督多，实质性监督少；弹性监督多，刚性监督少；一般性监督多，跟踪监督少；事后监督多，事前事中监督少等特点。监督工作仍是人大工作的薄弱环节，其监督职能有待进一步发挥。究其原因,我认为影响人大监督职能发挥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宪法监督制度不完备

依法治国的核心就是依宪治国。宪法监督是法治国家的法制保障。我国宪法赋予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宪法实施的权力。对于宪法监督应该既包括特定机关对国家立法的合宪性审查，也应该包括对人民代表大会产生的其他国家机关的遵守宪法的具体活动的监督。但是，“实践中我国宪法监督主体所进行的宪法监督，无论是事前的，还是事后的，至多只是就法律法规是否与其上位规范相抵触的问题进行审查，这种只停留在抽象监督范围的宪法监督距完善的宪法监督距离甚远”。

(二)人大常委会运行监督机制弱化

我国宪政体制下，人大的监督职能主要由人大常委会来履行。《监督法》的出台规范了人大常委会监督制度的法制化，基本明确了监督对象、监督内容、监督方式和监督程序。但是人大常委会自身运行的监督机制弱化是不可逃避的问题。主要

行权在行使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常常得不到及时的纠正，因而监督权成了我国政治体制中的薄弱环节。

我国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体制惯性，在国家权力运行实践中，党委往往直接决定本行政区域内重大事务，甚至包括重大行政事务和司法事务，党委的某些重大决定有时不经过人大依照法律程序讨论和决定，就直接交由行政、司法机关去执行，有时党委还与政府共同决定某些事务，对于党委的决定及其由行政、司法机关在实施中出现的问题，人大如何进行监督和纠正还缺少具体制度安排。同时，在人大对某些行政和法律行为监督时，在实践中往往会最终“监督到党委头上”，转变成为人大对党的直接监督，而人大又是受党委领导的。因此，党的领导与人大监督的关系问题便成了一个影响人大监督职能发挥的政治体制难题。

三、加强人大监督职能的对策(一)进一步完善宪法监督制度

1．设立宪法监督委员会。根据我国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是我国宪法监督机关。从人民代表大会这一政体上看是适宜的，但是实践上难以实现。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任务重、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进行调查研究，而且其人员成分多样、素质层次不一，难以胜任宪法监督对专业化和技术性的要求。

从当前趋势看，可行的做法应当是从建立宪法监督的专门机关着手，使违宪审查专门化和制度化。根据我国的人民代表

善宪法实施监督制度，还离不开对人大常委会的运行监督机制的加强。

1．人大常委专职化。实现常务委员会委员的专职化，是加强常委会组织建设的重要方面。人大常委的专职化实质上是指在担任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期间不再在非权力机关的其他任何部门或单位担任任何职务或从事具体工作。目前看来，各级人大常委会的专职化程度还不高。推行人大常委专职化，有利于委员地位的中立性，专业化监督职能的发挥。

2．设立人大常委责任制及追究机制。由于人大常委责任制的缺乏，使得部分责任意识不强的委员包括专职委员，履职热情不高，未尽职责，影响了人大常委会作为常设机构对“一府两院”监督弱化。人大常委责任制，是指明确规定人大常委会履行职务活动的职权与职责的管理制度。它应当包括两方面：一是人大常委所拥有的职权及其行使的具体规定；二是人大常委未履行好职责而应负的具体责任及其追究机制。这将有利于各级人大常委会委员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和工作的能动性和积极性。

(三)理顺党的领导与人大监督的关系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要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重点加强对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的监督。这实际上就是要求对执政党的权力加以制约和监督，以增强全社会对执政党的合法性认同。这种监督和制约得以落实，在根本上有赖于宪法权威的树立和社会主义民主宪政的发

第三篇：论法律责任的本质

论法律责任的本质

摘要：法律责任是法理学研究的基本问题之一。综观对该问题的讨论，学者们大都是在对法律责任的概念进行分析，而并未对法律责任的本质问题予以充分的关注。本文在比较学者们给法律责任所作的不尽相同的概念之基础上，试图通过对其概念的界定，并通过中外学者对法律责任本质的各种学说之比较中，进而分析出法律责任的本质。

关键词：责任法律责任法律责任本质

一、概念的界定

（一）责任的词义分析

在古代汉语中，“责任”同“责”，是一个语义丰富的概念。据《辞源》、《辞海》等权威辞书，“责”在六种意义上被使用。其一，求，索取。如“宋多责贿于郑。”其二，要求，督促。“不教而责成功，虐也。”其三，谴责，诘问，责备。“文姜通于齐侯，桓公闻，责之姜。”“使先生自责，乃反自誉。”其四，处罚，责罚，加刑。“崇患太祖墉惰不作业，数加笞责。”“责小过以大恶，安能服人。”其五，同“则”，责任，负责。“若尔三王，是有丕子之则于天。”其六，债，所欠的钱财。“乃有意欲为收责于薛乎？”

在现代汉语中，“责任”一词有三个互相联系的基本词义。（1）分内应做的事。如“岗位责任”、“尽职尽责”等。这种责任实际上是一种角色义务。每个人在社会中都扮演一定角色，既有一定地位或职务，相应地，也就必须而且应当承担与其角色相应的义务。（2）特定人对特定事项的发生、发展、变化及其成果负有积极的助长义务。如“担保责任”、“举证责任”。（3）因没有做好分内的事情或没有履行助长义务而应承担的不利后果或强制性义务。如“违约责任”、“侵权责任”、等。我们可以把前两种责任成为积极责任，而把后一种责任成为消极责任。在消极责任中，有违反政治义务的政治责任，违反道德准则的道德责任，不遵守或破坏纪律的违纪责任，也有违反法律要求的法律责任。

（二）法律责任的概念分析

由于“责任”一词在不同语境中具有不停的含义，加之“责任”一词在法律文献中时常被按照不同的语义来使用，这就使对法律责任的界说显得十分困难，1

以至迄今为止，在中国法学界乃至世界法学界尚没有一个能被所有人接受并能适用于一切场合的法律责任定义。学者们根据自己的理解提出了许多学说，总结一下，具有代表性的主要是以下几种，现对其进行简要分析。

1、义务说。持此种学说的学者将法律责任界定为一种特殊意义上的义务，如张文显教授在其主编的《法理学》教材中就认为，法律责任是“由特定法律事实所引起的对损害予以赔偿、补偿或接受惩罚的特殊义务，亦即由于违反第一性义务而引起的第二性义务”1。笔者认为，将法律责任定义为一种义务显然是不合理的，原因在于，“接受惩罚”作为一种“义务”出现的说法值得商榷。如果将接受惩罚作为一种义务，那么按照权利义务相对应的原则，接受惩罚所对应的权利是什么？惩罚应该是国家公权力来执行的，而此“权力”非彼“权利”，二者不可混淆。如果将法律责任定义为一种义务，无疑将导致理论上的混乱。

2、处罚说。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法律责任是一种“处罚，制裁”。如凯尔森就认为，“法律责任的概念是与法律义务相关联的概念，一个人在法律上对一定行为负责，或者他在此承担法律责任，意思就是，如果作相反的行为，他应受制裁”2。又如孙国华教授认为，法律责任“是由违法者的违法行为所引起的，应该由违法者依法承担的责任”。该观点也有一些失当之处，首先一点，孙教授的观点有循环定义之嫌；其次，将法律责任仅仅认为是处罚或者制裁过于片面，忽略了法律责任其他方面的因素。

3、后果说。该学说的赞同者认为，法律责任是行为人违反法律规定所应承担的法律后果。如沈宗灵教授认为，法律责任是“行为人由于违法行为、违约行为或者由于法律规定而应承受的某种不利的法律后果”。又如林仁栋教授指出：“法律责任是指一切违法者，因其违法行为，必须对国家和其它受到危害者承担相应的后果”。后果说存在的缺陷是，在某些情况下，承担法律上的“不利后果”并不意味着就要承担“法律责任”，例如，在民法当中，宣告无民事行为能力者实施的民事行为无效的后果，就不能说是法律责任。1 张文显，《法理学（第二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第142页。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M〕，沈宗灵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第73 页。

24、负担说。它认为“法律责任是有责主体因法律义务违反之事实而应当承受的由专门国家机关依法确认并强制或承受的合理的负担”。该观点有一点不足之处在于，它认为法律责任只能由专门国家机关确认这一点是不符合实践的，如果是民法商法等私法意义上的责任，则可以由双方当事人来协商确认和解决，不需要经由国家机关就可以解决。

综观上述关于法律责任的定义，每一种定义虽然或多或少都反映出法律责任的一些性质特征，但也不可避免的都存在一些缺陷。笔者倾向于接受负担说，结合负担说的一些理论，并参考其他学说，笔者给出如下定义：所谓法律责任，是指行为人因违反法定义务而应承受的由法律所确认的一种负担。该定义的特点在于：首先，简洁明了，容易理解；其次，体现出法律责任的“法定性”，使其区别于道义责任，伦理责任等其他社会现象；再次，避免了原来的负担说将法律责任仅仅看作只能由国家机关专门确认并予以解决的片面性；最后，仅仅通过该定义即可体现出法律责任的本质属性，即某种负担。

二、法律责任本质的分析

法律责任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如同对法律责任概念的众说纷纭一样，对于法律责任本质的讨论也形成了不同的观点。以下先就学者们的观点做简单陈述。

（一）各家学说综述

1、道义责任论。它是以哲学和伦理学上的非决定论亦即自由意志论为理论基础的。它假定人的意志是自由的，人有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又自觉行为和行使自由选择的能力。由此推定，违法者应对自己出于自由意志而做出的违法行为负责，应该受到道义上的责难。对违法者的道义责难就是法律责任的本质所在。

2、社会责任论。与道义责任论相反，社会责任论是以哲学和伦理学上的决定论为基础的。它假定一切事物（包括人的行为）都有其规律性、必然性和因果制约性。由此推断，违法行为的发生不是由行为者自由的意志而是由客观条件决定的。因而只能根据行为人的行为环境和行为的社会危险性来确定法律责任的有无和轻重。确定和追究法律责任，一方面是为了维护社

会秩序和社会存在；另一方面是为了使违法者适应社会生活和再社会化，这就是法律责任的本质。

3、规范责任论。这种理论认为，法体现了社会的价值观念，是指引和评价人的行为的规范。它对符合规范的行为持肯定的态度，对违反规范的行为持否定的态度。否定的态度体现在法律责任的认定和归结中，这种责任就是法律规范和更根本的价值准则评价的结果。因此，行为的规范评价是法律责任的本质。

上述三种理论各有其合理性与局限性。道义责任论正确地揭示了行为的主观因素的作用，却忽视了社会环境对行为的方式的巨大影响；社会责任论正确揭示了行为发生受制于一定的客观条件，却忽视了行为人主观因素的重要作用。相对而言，规范责任论更加全面地对法律责任的本质进行揭示。它强调了法律责任与体现一定价值标准的法律规范有直接联系。

4、关于法律责任本质的再认识

笔者在前文给法律责任下定义时，已经提及，该定义可体现出法律责任的本质属性，即某种负担。这也是笔者对法律责任本质再认识的结果——法律责任是由法律规范所确立的一种负担。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基于以下几方面的考虑：

第一，从纯语义的角度来看，责任本身就意味着一种负担。“负担”一词在两种意义上被使用，一是在名词意义上被使用，指费用、开支或者承受的责任；二是在动词意义上被使用，意指承当（工作，责任，费用等）。再回到对责任的讨论上来，即使是从广义的角度来理解“责任”一词，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从“份内应做的事或职责所规定的义务”的层面来理解，这种应该做的事情，职责规定的义务，就是一种负担；从“违反某些义务而引起的一种不利负担”的层面来理解，显而易见，责任无疑也是一种负担。

第二，本质是一个事物与同其他事物相区别的最根本的要素。将法律责任的本质认定为一种法律上的负担，不仅是法律责任与道德责任，伦理责任等其他社会责任的区别，也是其与评价、谴责、手段、法律关系等其他关于法律责任本质的认识的根本区别。

第三，前文在讨论法律责任的定义时，可以看出，理论上对于负担说的诟病就在于其片面性。那么当我们避免了这种片面性，并完善了其定义之后，相对于其他观点来说，负担说更加合理，被其他学说指摘的可能性就更小。

5、结论

作为法学理论研究的基本问题之一，如何定义法律责任，尤其是如何认识其本质是任何法学研究者都无法回避的。抛开烦琐的修饰词，以最简单的几个词汇给一个术语做一清晰的界定是一件很难，却很有意义的事情。本文对法律责任的界定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所进行的一种尝试。当然，由于笔者水平有限，这种分析可能是很肤浅的，笔者只是希望通过对该问题的论述，能够加深自己对法学理论的更加深入的理解。

「参考文献」

{1}张文显，《法理学（第二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2}周永坤，《法理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3}[奥]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3.{4}孙国华，《法理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5}沈宗灵，《法理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第四篇：论人大监督与舆论监督的互动

在我国现行监督体系中，有多种监督形式，如党的监督、人大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舆论监督等等。每种监督都有自己独特的理论基础和现实因素。从理论与现实的角度考虑，笔者认为人大监督可以与舆论监督实现互动，进而使人大监督与舆论监督更加完善。

一、人大监督与舆论监督目前的困境根据我国宪法的规定，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人民

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大监督主要是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决定等重大事项，开展执法检查，组织述职评议，受理人民群众的申诉和控告等形式和手段对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实施监督，这是宪法和法律赋予人大的重要职权。但人大行使权力的方式主要依靠会议来行使。而由于人大的会期非常有限，故依靠会议来进行监督的力度甚弱。那么，在闭会期间如何来行使人大的监督权呢？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均由人民选举的人民代表组成，因此，必须依靠代表人民利益的人大代表来具体发挥人大的监督权。而在中国的现实环境下，人大代表主要集中在各行各业中已经取得突出成绩的个体。这便无形陷入了一个悖论：一般只有在某领域、行业成绩卓然的人方有可能被选为人大代表。而被选为人大代表后，由于其本职工作繁忙，时间、精力等都非常有限，则根本无法充分履行其所享有的监督职责。而那些具有充沛时间的公民，一般工作成绩平平，却很少有可能被选为人大代表。因此，通过人大代表的途径来行使人大的监督职责在目前中国的现实中，具有一定的矛盾性、困难性。另一方面，即使那些少部分人大代表精力非常充沛，可以行使其所享有的监督职责，但由于人大监督在规范与制度上缺少有效而具体化的监督方式，从而使其监督职责依然不能得到有效地发挥，因为，我国人大监督的方式主要限于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决定重大事项，开展执法，组织述职评议等，而这些监督方式由于只具有宏观性，而缺少具体的规范性、操作性、程序性，且某些时候还具有较强的政治性等因素，因此，人大监督一般很难在社会中得以有效地运作。目前，人大监督已陷入了一种困境，其在现实生活中所起的监督效果甚低。舆论监督也是我国监督机制中不可缺少的监督形式之一。舆论监督，简言之就是利用新闻媒介等大众传播手段，对国家生活、社会生活中出现的违反公共道德或法律、法规的行为，进行揭露和批评，引起人民的关注，在社会上形成普遍性的看法，借助舆论的压力使上述不良、不法行为得以及时纠正和救济，从而确保权力的良性运作，维护社会的公平及正义。舆论监督曾被马克思形象地称为“另一个法庭——社会舆论的法庭”。因此，在理论上，舆论监督具有公开性、民主性、独立性等特征。但在现实中，舆论监督同样存在着运作的困境。首先，目前舆论监督一般都被理解为党和政府的喉舌，是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的工具，很大程度上只具有政治性，且不少新闻工作者在实际工作中把某些领导人的个别讲话或某个决定片面地等同于坚持党性原则，从而使目前的舆论监督很大程度上丧失其所应具有的独立性。其次，目前舆论的组织机制存在着具有较强的“依附性”。舆论媒体在组织机构、人事管理、财政经费等方面很大程度上都依赖于政府，这也是目前舆论监督很难充分发挥效用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人大监督与舆论监督互动的现实基础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人大监督与舆论监督在社会生活中的运作都存在着一定的困境，但针对两者的困境，两者在诸多方面具有相通之处，某种程度上可以实现监督上的互动，从而达到取长补短之效。首先，人大监督与舆论监督都具有人民性。人大监督的主体是人民群众，具体表现为人民群众的代表和积极的政治参与者等，具有广泛的民主性等特点。而舆论监督在主体上，也具有广泛的群众性、民主性。正确的舆论以人民的声音为主导。李瑞环同志在新闻工作研讨班上曾明确指出：“舆论监督在我国已成为人民群众行使其社会主义民主权利的一种有效形式。人民的利益和愿望，人民的意志和情绪，人民的意见和建议，都要通过新闻报道把这些反映出来，形成舆论，也就是舆论监督。”其次，人大监督和舆论监督的范围都具有广泛性。人大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由人大权力的最高权威性所决定，其监督范围实际上覆盖了整个社会，涉及社会生活中的各个领域。而舆论监督由其自身的社会性所决定，也可对任何违纪违法特别是腐败行为进行揭露和批评，也具有广泛的社会性。而其他监督形式如司法监督、党的监督等一般只局限于某个特定范围，或某个特定领域，不具有监督范围上的全面性。再次，人大监督与舆论监督都具有公开性，相对于内部监督而言都是一种外在监督。人大监督一般均从人民利益的角度出发，为了维护人民的利益，因而对于人民大众而言，其具有公开性，是一种外在的监督。而舆论监督的主要功能是为民众提供接近国家，接近立法、执法和司法活动的通道。其面向的对象主要是社会大众，同样在整个社会范围内具有公开性。因此，人大监督和舆论监

督在很多方面都具有相通性。近来，温州市人大在监督方式上进行了创新，通过设置《代表在线》、《事实面对面》等舆论栏目，使人大监督与舆论监督进行互动结合，充分利用舆论监督的方式来发挥人大监督的效用，取得了很好的成效。这也根基于人大监督与舆论监督具有诸多相通之处。这也从现实的角度证明了人大监督与舆论监督的互动具有现实可能性。

三、人大监督与

舆论监督互动的优势人大监督与舆论监督的互动在理论上与实践中具有一定的基础。针对目前中国的现实，笔者认为，两者的互动结合将更加有利于人大监督和舆论监督职能的发挥，进而完善现有的监督体系。首先，人大监督虽然具有最高权威性，但其现有的监督方式在社会生活中一般很难具体操作，取得实质性的监督效果。多年来，人大监督一般只限于两种方式：一种是听取报告，包括听取行政机关的报告，听取法院和检察院的工作报告等；一种是对执法机关的监督检查。从人大监督的现实效果来看，由于监督方式的宏观性、或程序的非规范性及较强的政治性等原因，使得人大监督在实践中的监督缺乏应有的力度。而如果引进舆论监督的方式，则可以改变人大监督的现状。由于舆论监督具有时效性、快捷性等特点，其信息内容可以较快地让社会了解、知悉。这样，人大监督通过舆论监督，很快便可切实有效地使人大监督的内容向社会予以公开，从而树立人大的权威。其次，由于目前舆论监督在现实中具有一定的“依附性”，其本应具有的监督效能很难得以充分地发挥。而如果实现人大监督与舆论监督的互动，由于人大地位的至上性，舆论监督可以有效地摆脱“依附性”，将其监督效能予以有效而充分地展示，从而有利于保证舆论监督的相对独立性、在社会上的权威性等，进而发挥其应有的职能。再次，两者的互动可以使人大监督中被监督者的责任得以落实，强化监督的效果。任何监督都必须对监督的责任进行落实，才能对被监督者产生威慑，达到监督的效果。没有监督责任的监督必将流于形式，而无实质效果。当前人大监督仅有的几种监督方式之所以效果不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监督的责任未能有效地落到实处，从而使被监督者能够“逃之夭夭”。而人大监督与舆论监督的互动则有利于摆脱这种困境。英国学者密尔曾说：“如果组成政府监督的人员滥用权力，或者履行责任方式同国民的舆论明显相冲突，就将他们撤职，并明白地或事实上任命其后继人。”由此可以看出舆论监督在社会生活中的威力。虽然舆论监督本身不具有强制性和直接处置性，但其可使被监督者产生巨大的心理压力和政治压力，从而迫使被监督者对其行为予以合理、合法的调整。人大监督与舆论监督的互动结合可以有效地落实人大监督中被监督者违法违纪等情形下的责任，虽然这种责任是无形的，但其效果却往往胜过有形的责任。

四、人大监督与舆论监督互动的注意点人大监督与舆论监督的互动结合，并不是说人大监督机制完全吸纳舆论监督机制。人大监督与舆论监督的互动只是一种以现实为基础在监督形式上的优势互补，只是人大监督利用舆论监督这样一种独特的监督形式。这与党具有的特定的舆论权、政府所具有的特定的舆论权并不冲突。党和政府依然可以利用媒体舆论进行政策、法规等方面的宣传等活动。虽然现实中，新闻媒体很多时候是党和政府进行宣传的重阵，但这仅仅是舆论的一种功能而已，它并不与人大监督利用舆论监督的这种形式产生冲突。因此，我们在处理人大监督与舆论监督互动结合的过程中，应处理好人大所具有的舆论监督权及其所采取的舆论监督形式与舆论体制自身所具有的其他功能之间的相互关系。人大监督利用舆论监督的方式与现行的舆论监督体制并不产生必然的冲突。

第五篇：论如何进一步做好人大司法监督工作（范文模版）

论如何进一步做好人大司法监督工作

实施司法监督，是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工作的重要内容，是在党的领导下代表国家和人民进行的具有法律效力的监督。近年来，方城县人大常委会的司法监督工作紧密围绕全县的工作大局，从解决群众反映强烈、制约司法公正的关键环节入手，综合运用听取和审议专题工作汇报、执法检查、处理人民群众来信来访等基本形式，针对司法机关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开展司法监督工作。在实践中逐步探索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监督方式，有力地深化人大司法监督工作。

一、提高认识，摆上位置，进一步做好新时期的人大司法监督工作

依法治国是我们党执政的基本方略，司法机关担负着重要使命。从总体上看，司法机关在保护人民群众利益，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推进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司法工作环境发生了新变化，出现了一些新情况，人民群众对此反映强烈，对司法工作提出了新要求。从近几年来方城县人大常委会的来信来访来看，80%左右都是反映司法机关久拖不决、推诿扯皮、枉法裁判等案事件，人民群众迫切要求人大加强监督，以督促司法机关提高司法效率，确保案件质量，确保依法、及时、公正处理好每一宗案件。为此，方城人大把加强人大司法监督工作摆上了重要议事日程。一是加强领导，明确一位常委会副主任分管法制工作，并定期召开公检法司部门负责人联席会议，研究解决疑难复杂问题;二是充实力量，在机关人员少的情况下，选调有专业法律知识和司法工作实践较为丰富的同志到法工委工作，为开展工作提供了组织保证。三是建立联系制度，定期互通信息，及时掌握司法工作开展情况，便于达成共识，主动、准确把握司法监督工作。四是重视制度建设。先后制定了《方城县人大常委会加强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关于规范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工作的意见》等。五是每年把司法监督工作列入工作要点。采取听取司法部门工作报告，开展视察调查、执法检查等形式。几年来，先后听取了县法院经济审判、行政审判、刑事审判等工作和县检察院的反贪污贿赂工作、立案监督、反渎职侵权等工作的报告，开展了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和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的工作监督等。通过开展司法监督工作，该县法院和县检察院接受人大监督的意识不断增强，能够自觉主动地把司法工作置于人大监督之下，解决和纠正了50多起违法案事件，较好地维护了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促进了公正司法。

二、突出重点，准确定位，进一步增强人大司法监督工作实效

根据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法院、检察院都是人民代表大会产生的司法机关，而且是独立行使国家审判权和检察权的机关。人大常委会对“两院”的监督不同于对政府的监督。人大可以直接撤销本级人民政府不适当的决议和命令。但人大常委会对“两院”实施监督时，不能直接去处理案件，应着重在监督上做文章，促使“两院”依法办案、公正司法，而不是越俎代庖，直接查办案件。在实践中，按照“分工负责，归口办理”原则，采取交办、转办、督办的方法，督办协调，跟踪问效。因此，人大司法监督工作只有准确定位，把握角色，立足人大监督职能的发挥，找准工作的切入点，做到用权不越权、到位不越位、督办不代办，才能使人大司法监督工作更具有实效。三年多来，县人大常委会从执法检查、工作汇报和信访等渠道，筛选出50多起涉法典型案件实施监督。突出抓了以下典型案件的监督工作：

1、司法机关在办案中，程序严重违法或判决、裁定、决定有严重错误的案件。

2、社会普遍关注、群众反映强烈的重大典型违法案件。如：朱亚军合同诈骗案。

3、执法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以罚代刑的重大违法行为的案件。

三、拓宽渠道，加强监督，努力提高司法人员履职能力与水平

方城人大在对县“一府两院”及其所属部门开展工作评议的同时，结合本县实际，进一步拓宽了对所任命的国家机关人员的监督工作。开展了对县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县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简称“四员”)的工作监督。通过开展法检“四员”监督工作，把对“人”的监督与对“事”的监督有机结合起来，使人大监督更具有针对性、现实性和时效性。

法检两院“四员”身处执法工作第一线，在促进公正司法，构建和和谐社会中责任重大。当前，面对相互激荡的各种思潮，面对错综复杂的执法环境，司法队伍面临的最大风险自然是腐蚀利诱的风险，面临的突出矛盾自然是队伍整体素质不适应工作发展的矛盾。司法工作人员在新时期如何坚持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为构建和谐社会身体力行，一方面靠自觉行动，另一方面要靠监督。从目前群众的来信来访看，反映的司法不公等问题绝大多数是法检两院“四员”所为。法检“两院”队伍强不强，公正司法水平高不高，主要体现在法检两院“四员”的素质上。方城人大对此高度重视，主动向县委作了汇报，征得县委的大力支持，把对法检两院“四员”监督工作摆上常委会的重要议事日程，坚持每一年搞一次集中评议活动。并制定了方案，明确了指导思想、监督对象、监督内容、方法步骤、组织领导等。在开展监督过程中，一是宣传发动，将方案传达给法检“两院”和有关单位，做好各项准备工作;二是组织民主测评，向人大代表和有关单位发放测评表，征求意见。在此基础上，分别在法检“两院”召开全体人员参加的动员会，并进行了民主测评。测评分为“优秀、称职、不称职”三个档次。根据测评结果，确定了考察对象。经考察，特别优秀的，县人大常委会将对其进行表彰，按照有关法律规定，授予“优秀法官”或“优秀检察官”。对于存在问题较多、反映强烈的法检两院“四员”，帮助其分析问题，找准症结，提出意见，限期整改。对工作中有重大问题的或造成严重社会后果的，依法追究责任。从几年来的监督情况看，成效显著。法检两院“四员”相继有12位同志作为表彰对象，分别被县人大常委会授予“优秀法官”和“优秀检察官”，真正起到了榜样的作用。有3位同志作为改进工作对象接受了整改，法检“两院”依照有关规定，对3位同志作出了相应的组织处理。此项活动极大增强了“两院”执法人员履职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进一步增强了其司法为民意识、人大意识、法律意识，有力地推动了“两院”的队伍建设。

四、跟踪督办，追究责任，进一步加大人大司法监督工作的力度

实践证明，人大司法监督工作要取得应有的效果，离不开强有力的监督手段。对一些社会影响大，群众反映强烈的涉法案件，人大常委会不能只交办、转办而已，而要跟踪督办，督促司法机关在规定的期限内依法处理，该纠正的纠正，该逮捕的逮捕，该改判的改判等。在实际工作中，方城坚持把对重大典型涉法案件的监督与落实错案责任追究相结合。对于错案和执法过错责任人，依法追究相应责任，起到了“纠正一案，影响一片”，“抓一案，促

一批”的作用，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三年多来，共依法追究错案10起，追究责任人员11人，对司法干警起到有力地警示作用，也受到了人民群众的好评，进一步树立了县人大常委会作为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的形象。

五、几点体会：

(一)人大与司法机关要妥善处理好监督与支持的关系。监督与支持的关系是人大监督工作中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人大对两院实施监督，既是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又是自身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这种监督并不是干预法院的独立审判权、检察院的独立检察权。在我们国家，在人民代表大会统一行使国家权力的前提下，各个国家机关既分工明确，又相互协作。大家的目标相同，都是在党的领导下发挥各自的职能作用。在实践中，人大常委会要做到监督不含糊，参与不干预，不失职不越权，紧密围绕人大职权依法开展监督工作，对他们公正司法给予支持，不要去干预他们的工作。通过监督帮助其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同时，也为“两院”公正司法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达到监督与支持相统一的目的。只有这样，人大司法监督工作才会有强大的生命力。

(二)人大司法监督要依法规范典型个案监督。近几年，通过对审判、检察工作中重大违法案件进行监督，督促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纠正了一些错案，较好地支持了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公正司法，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效果。实践证明，人大在对审判、检察工作中的重大违法典型案件开展监督过程中，一定要坚持三个：党的领导原则;不直接办案、代行审判权和检察权的原则;集体行使职权的原则。对于司法机关中存在的执法不公和司法腐败现象，重在启动并且监督司法机关充分运用自我监督纠错机制，及时查处，纠正错案。人大监督通过对具体案件的监督，解剖麻雀，透过具体案件了解审判、检察工作存在的问题，才能有效地发挥人大监督的作用。

(三)人大司法监督要重视责任追究。人大对司法监督关键看效果。这就要求做到敢于撕破面子，动真碰硬，充分运用宪法和法律赋予人大的职权，运用罢免、撤职等刚性手段，抓执法过错和错案责任追究。在实际工作中，无论来信来访反映或执法检查、视察、调查发现的典型违法案事件，人大一定要站在立党为公、执法为民的高度，切实履行好职责。不管谁办了错案都要一抓到底，抓出成效，排除一切人情干扰，严格执行错案责任追究，该罢免的罢免，该撤职的撤职，触犯刑法的追究刑事责任，以维护宪法和法律的尊严，保护人民群众和国家的权益不受侵害。只有如此，司法监督工作才能取得真正的实效，彰显人大的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