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论仲裁员的法律责任制度
论仲裁员的法律责任制度
摘要:我国已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许多法律法规需要修改完善,《仲裁法》及其仲裁制度也不例外,在全球华的背景下也要与WTO规则接轨,我国《仲裁法》在实施过程中暴露出理论与实践中的一些问题,尤其对作为裁判者的仲裁员的责任规定过于简单。本文评析了关于仲裁员的责任的三种理论,指出仲裁员承担有限责任的观点是符合我们国家的实际情况的,主张仲裁员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条件下享受仲裁责任豁免。并在此基础上论证仲裁员对其不当仲裁行为应承担有限的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而不应该承担行政责任。最后评析了我国现行仲裁法的相关规定,并对仲裁立法提出了一点建议。
关键词: 仲裁;仲裁员;法律责任;仲裁法
目 录
前言………………………………………………………………………(3)1.仲裁员行为及其法律责任……………………………………………(3)2.关于仲裁员法律责任的学说与立法例………………………………(4)
2.1仲裁员应当承担责任论„„„„„„„„„„„„„„„„„„„„„„(4)2.2仲裁员不应承担在责任论„„„„„„„„„„„„„„„„„„„„„(5)2.3仲裁员承担有限责任论„„„„„„„„„„„„„„„„„„„„„„(6)2.4笔者的看法„„„„„„„„„„„„„„„„„„„„„„„„„„„(7)
3.仲裁员法律责任之界定………………………………………………(7)
3.1行政法律责任„„„„„„„„„„„„„„„„„„„„„„„„„„(8)3.2民事法律责任„„„„„„„„„„„„„„„„„„„„„„„„„„(8)3.3刑事法律责任„„„„„„„„„„„„„„„„„„„„„„„„„„(9)
4.我国现行仲裁员法律责任制度及其完善……………………………(10)
4.1我国现行仲裁员责任制度„„„„„„„„„„„„„„„„„„„„(10)4.2立法建议„„„„„„„„„„„„„„„„„„„„„„„„„„„(12)
结语………………………………………………………………………(14)
前言
“仲裁就是指纠纷当事人在自愿的基础上达成协议,将纠纷提交非司法机构 1 的第三者审理,第三者就纠纷评判是非,并做出对争议各方均有约束力裁决的一种解决纠纷的制度、方法或方式。”[1]在仲裁中,仲裁员执掌解决二者分歧,分配双方利益的生杀大权,处于极其重要的地位。当然,当事人选择仲裁员解决他们之间的纠纷通常是基于对仲裁员专业知识和道德修养的信赖,但如果仲裁员在仲裁过程中由于存在某些不正当行为和过失,必然会影响到裁决的公正性,使当事人遭受不必要的损失,由此产生的责任,仲裁员是否要承担?应该怎样承担?各国在仲裁立法和司法实践、仲裁实务和仲裁法学理论上至今仍无定论,一直存在很大的分歧和差异。下面本文将试图对此问题进行一定探讨。1.仲裁员的行为及其法律责任
仲裁员的行为,是指仲裁委员会仲裁员名册中的人,被当事人指定为案件的仲裁庭成员以后,为解决纠纷而进行仲裁的职务行为。仲裁员的行为应该具有独立性、民间性和公正性。仲裁员的仲裁行为必须得到国家法律的许可,所作裁决才具有约束力和执行力,才能够彻底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纠纷。仲裁的权利——仲裁权与司法权有着不同的权利来源,仲裁权来源于当事人的意愿,只有当事人达成仲裁协议后,仲裁机构才有权受理案件。同样,仲裁员办理仲裁案件的权利也来源于当事人的选择和授予。因此,仲裁员不能滥用当事人授予的权力。仲裁员的行为应严格依照法律进行,否则其所做出的裁决将会被撤消,而且仲裁员还可能要就其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仲裁员的法律责任就是指仲裁员是否对其在仲裁过程中实施的故意或过失行为而给当事人造成的损失承担民事责任、刑事责任或行政责任。仲裁员行为的性质决定着仲裁员的法律责任,而仲裁的性质又决定着仲裁员行为的性质,仲裁的性质是什么呢?实务界和学术界均存在着不同的认识和主张。由于各国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差异较大,实践情况各异以及存在各种客观因素的制约,目前国内国外对仲裁法律性质的定位仍有较大争议。目前,大陆法系国家主要有四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仲裁是司法性质的,仲裁裁决和法院判决一样具有法律强制力,因而仲裁制度是司法制度的一部分。第二种观点认为,仲裁是行政性质的,仲裁机构由行政部门筹建并接受其监督管理。第三种观点认为,仲裁是民间性质的。其理由是,一方面,仲裁机构解决争议不是行使国家司法权,做出的裁决也不同于司法上的判决;另一方面,仲裁机构虽然要接受国家行政机关的监督管理,但仲裁机构不是国家行政机关,也不具有国家行政管理的职能,而是民间解决某些 争议的专门组织。第四种观点认为,仲裁是准司法性质的。其理由是,“仲裁制度既有司法性质的某些特点,也有行政性质和民间性质的某些特点,是司法性质和行政性质、民间性质相互交叉、相互渗透而形成的一种独特的准司法性质,仲裁活动是一种准司法活动,仲裁程序是一种准司法程序,仲裁制度是一种准司法制度,是国家司法制度的必要补充和完善。目前,我国大部分学者倾向第四种观点,即仲裁是准司法性质。”[2]
2.关于仲裁员法律责任的学说和立法例
仲裁员要不要承担法律责任,是否享有豁免权?既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仲裁实践中的现实问题。各国对此的回答是不同的。英美法系规定仲裁员享有豁免权,不承担法律责任,而大陆法系认为仲裁员要承担法律责任。我国仲裁法既规定仲裁员要承担法律责任,同时又严格限定了承担责任的范围。2.1仲裁员应当承担责任论
大陆法系国家的学者持有此观点,其理论基础是契约说,承担责任的形式是专业小心责任和公正行为责任。这种观点认为,当事人直接或间接地指定仲裁员,让仲裁员为解决其争议服务,同时为仲裁服务支付费用,实际上是一种默示的契约关系。仲裁员的仲裁行为是一种专业行为,同医生、建筑师的工作一样,在从事其专业时,要小心履行其职责;如果不小心给当事人造成损害,则要承担民事责任,这就是专业小心责任。仲裁员应该公正履行职责,平等对待双方当事人,不得接受贿赂,不得欺诈和滥用职权,否则可以撤销裁决或对裁决提出异议,并且可以要求仲裁员承担个人责任,这就是公正行为责任。契约说能够解释仲裁员要承担所谓专业小心责任,但不能令人信服地解释仲裁员要承担所谓公平责任。仲裁是一种专业行为,但不同于一般的专业,它是法律控制下的私人裁判行为,仲裁员一旦被选定后,就不能只为一方当事人服务,而必须依法进行。仲裁员应该公正行为,是法律的要求,而不仅仅是当事人与仲裁员的约定。“法律规定的无需约定”,仲裁员依法承担法律责任,其理论基础并不是契约。法官在审理过程中,有索贿受贿,枉法裁判的,要依法承担法律责任,同样,仲裁员枉法裁判的,也要负法律责任。
持此观点的国家主要有奥地利、澳大利亚、丹麦、南非、秘鲁和意大利等。在奥地利的仲裁立法中,其《民事诉讼法》第584条规定:如果仲裁员不及时履行或不完全履行其在接受任命时所承担的职责,则要对由于他的错误拒绝或延误 3 给当事人造成的损失承担责任。同样,秘鲁的仲裁立法也是如此,其《民事诉讼法》第577条规定:仲裁员在接受任职后不在规定的期限内做出裁决的,应对当事人遭受的损失负责。此种责任甚至包括刑事责任。在大陆法系国家有代表性的法国,未明文规定仲裁员的责任,理论上普遍认为仲裁员并非法官,但由于法律没有为仲裁员提供责任豁免,所以仲裁员应对其行为承担全部责任。2.2 仲裁员不应承担责任论
英美法系国家的学者大多持此观点,其主要的理论基础是仲裁豁免论。仲裁豁免论是由司法豁免论扩展到仲裁领域而形成的,司法豁免论的核心是法官有豁免权。为什么法官有豁免权,因为公共政策,就是希望法官在司法时没有后顾之忧,不必担心其中“利害”一方判他输后事后找麻烦等。另外是为了争议早日了结,不要永远纠缠下去。仲裁豁免论的主要内容是:仲裁员的仲裁行为豁免于民事责任,仲裁员对仲裁过程中因其过失或其他情况而导致的不公正裁决及给一方当事人带来的损失不承担任何个人责任。这种理论的依据是:(1)仲裁是替代法院解决争议的一种方式,仲裁员履行的是一种准司法的职能,既然法官享有豁免权,那么,仲裁员也应有豁免权,否则,仲裁员责任太重,反而缩手缩脚,不能保证仲裁的独立性。(2)实行仲裁员责任豁免,可以保证仲裁程序的完整性。因为如果让仲裁员承担个人责任,败诉一方当事人可能会滥用申诉权随意指控仲裁员缺乏应有小心而对裁决提出异议,要求重新审理,仲裁作为一种省时省钱的解决争议的方式,必然因此而失去应有的价值。(3)如果仲裁员面临着承担责任的风险,可能会使一些有经验的出色的仲裁员因为害怕承担责任而拒绝接受任命,从而引起仲裁质量的下降,使仲裁事业蒙受损失,这显然是不明智的。(4)国家政策鼓励仲裁,因为它作为解决争议的有效手段,能够减轻法院的负担。“英国1996年仲裁法和香港仲裁法(1996年12月18日通过)都明确赋予仲裁员豁免权,除非‘恶意’或者‘不诚实’。”[3]有趣的是,英美法系对仲裁员的资格没有严格限定,却又赋予仲裁员豁免权,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对仲裁员的行为进行监管,就显得特别重要。英美法系规定,对仲裁员的“不良行为”,当事人可以请求法院撤销仲裁权,或者请求法院撤销仲裁裁决。另外,还规定了其他的监管措施。所以,仲裁豁免不是绝对的,仲裁员的“恶意”行为必须承担法律责任仲裁豁免论是从非常实用的角度考虑的,的确如果仲裁员承担的责任负荷太重,那么,仲裁的独立性就会受到破坏,仲裁的迅捷性也就成为了空话。
持此种观点的国家主要有美国、新西兰、印度等,我国香港地区的仲裁立法 中也有类似规定。其中美国是法律规定仲裁员完全免责最为典型的国家,在美国各州如加利福尼亚州、科罗拉多州和佐治亚州的有关仲裁立法中也有关于仲裁员豁免于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的规定。2000年美国《统一仲裁法》第14条明文规定:仲裁员或仲裁机构在履行其职能时,如同本州法院法官行使其司法职能时一样享有相同的豁免,不负民事责任。在英国,情况于此相似。英国《1996年仲裁法》明文规定了仲裁员和仲裁机构应该免予承担仲裁责任。2.3仲裁员承担有限责任论
基于仲裁的契约性和准司法属性,仲裁员承担有限的责任是较为符合仲裁性质的仲裁员责任的承担方式。仲裁员在一定范围内可以享受豁免,但超出一定范围则不免除其责任。这些范围包括:仲裁员必须是真正的仲裁员,而不是一般的调解者;仲裁员的指定和仲裁协议必须有效。如果仲裁员用欺骗的方法发动仲裁程序,则他不能享受豁免,因为这样就违背了仲裁的自愿性,使当事人失去了寻求诉讼或其他方法解决争议的机会,而这种机会的失去可能已经使当事人遭受了损失。仲裁员应该回避而没有回避,则不能享受仲裁豁免,他必须对因此而产生的仲裁时间过长、花费过高或当事人的其他损失负民事责任。仲裁员应该完成仲裁任务,如果没有完成或者拒绝继续参加正在进行的仲裁程序,则对因此产生的损失不能享受豁免。仲裁员应该及时做出仲裁,如果仲裁员没有在规定的时间内做出仲裁,则不能对因此而产生的责任享受豁免。仲裁员应该公正裁决,如有严重过错,则要承担责任。
这种观点越来越被广大学者和国家所接受,奉行此种观点的国家主要有:德国、挪威、瑞士和日本等。德国最高法院认为,仲裁员可以享受的合同责任豁免不应低于法官所应享受的侵权责任豁免。1998年生效的《德国仲裁协会仲裁规则》第44条规定,仲裁员有关决定法律事项的任何行为免责,只要此类行为不构成故意违反职责。“《斯德尔摩商会仲裁院仲裁规则》规定,就任何有关仲裁的作为或不作为,仲裁院不对当事人承担责任,除非此等作为或不作为是仲裁院的故意不作为或重大疏忽。仲裁员只对其故意不作为或重大疏忽引起的损害承担责任。”[4]
2.4笔者的看法
在我们国家,实行的是依法仲裁,对仲裁员的任职资格有严格要求,我们考察仲裁员的法律责任问题时,必须注意到这个前提。就完全仲裁责任论来说,它能 较好地服务于仲裁公正的目的,但在保护仲裁员独立性和仲裁裁决的效力上却令人怀疑。虽然目前还没有出现当事人利用仲裁员的仲裁责任制度来干扰仲裁员履行职责的情况,但并不能因此而排除当事人滥用诉权的可能性。而且,一旦当事人因为自己的权益受到损害而向仲裁员提起赔偿请求时,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司法介入。如果司法介入过多,对仲裁员的注意义务和其他方面的审判,可能会影响仲裁程序的正常进行,还可能导致仲裁裁决的效力处于不确定状态,致使案件不能真正完结,这与当事人选择仲裁作为纠纷解决方式的初衷是相违背的。就仲裁员责任豁免论而言,虽然这一制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仲裁员和仲裁的独立性,但在保证仲裁员的公正性方面就缺乏一些有力的措施。仲裁在很大程度上是契约性的,仲裁员有很大的权力,没有制约就会导致权力滥用,权力的滥用必然会侵害仲裁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为了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从立法上规定仲裁员对因其滥用权力给当事人造成的损失承担仲裁责任,可以有效的防止权力的滥用。
有限仲裁责任论是合适的。仲裁作为解决民商事纠纷的一种重要制度和手段,它具有自愿、独立、快捷、保密、经济等优点。为了充分有效地发挥仲裁的自身优势,使社会纠纷通过仲裁得到快捷、彻底地解决,在仲裁员承担仲裁责任与豁免责任之间必须求得一种适当的平衡,即一方面要给仲裁员施加一定的责任,使其不致有意或不加注意地滥用仲裁权,保障仲裁结果的公正,这在一裁终局的情况下尤为必要;另一方面又必须使仲裁员能够独立履行职责,不必担心受到不当的干扰和攻击,确保仲裁的有效进行。
3.仲裁员法律责任之界定
仲裁员责任的性质目前学术界的分歧很大,是承担民事责任、刑事责任、抑或行政责任?抑或兼而有之?“如前所述,仲裁员所承担的‘契约责任’只能是民事责任,更确切的说是违约责任,问题的症结点在于‘法律责任’的定性。有些权威学者认为,理论上仲裁员的法律责任,‘既可能是民事责任,也可能是刑事责任’。”[5]这在国外一些国家的法律规定中也可以看出,例如:在奥地利的仲裁立法中,其《民事诉讼法》第584条规定:“如果仲裁员不及时履行或不完全履行其在接受任命时所承担的职责,则要对由于他的错误拒绝或延误给当事人造成的损失承担责任”。而这种赔偿损失的责任就是民事法律责任。同样,秘鲁的仲裁立法也是如此,同时还规定了仲裁员的法律责任包括刑事法律责任。笔者试图对此作深层次的考察。法律责任是由法律规定,由一定国家机关依法追究,必要时 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法律责任下分四种:民事责任、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违宪责任。我国宪法中尚未提及仲裁,故而仲裁员的责任无论如何不会是违宪责任。
3.1行政法律责任
仲裁员是否要承担行政责任?首先我们要分析何为行政责任?行政责任是指行政主体在进行行政活动中因违反法律规定给当事人造成损失所依法要承担的法律责任。行政责任的主体一定是行政机关即国家机关,而仲裁委员会只是一个民间性的组织,仲裁机构是非盈利性的机构,而非国家行政机关或司法机关,并且仲裁员具有非职业性的特点,仲裁员是以个人名义实施私人裁判的人,而非国家行政机关或司法机关工作人员,亦非行政法律关系中相对一方当事人,其行为不是行政行为或国家裁判行为,不受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的干涉。仲裁员与仲裁机构之间不存在行政隶属关系,故仲裁机构谈不上对其进行带有行政性的管理,这就决定了仲裁机构对其违法违纪行为的追究也只限于解聘和除名两种方式,这只是一种行业内部监督管理的责任,不像法院对法官可以有警告、记过、降级、撤职开除等行政处分。所以,即使仲裁员在仲裁活动中有仲裁法第38条所列的行为,也不应承担行政责任。3.2民事法律责任
仲裁员是否要承担民事法律责任?仲裁员与仲裁当事人之间是一种契约关系即合同关系,仲裁员的仲裁权是仲裁当事人通过合同赋予的,其权利来源与仲裁当事人,其当然要对仲裁当事人负责。因而,仲裁员在仲裁过程中因故意或重大过失而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理应对当事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同时基于他们之间的契约关系,仲裁员对当事人承担的应是违约责任,因为当事人赋予仲裁员仲裁权时是要求仲裁员公正裁决,仲裁员受理案件,说明仲裁员接受其要求,既他们之间的合同关系成立。所以在仲裁过程中,仲裁员因故意或重大过失而给当事人造成损失,这就显然违背了他们之间的合同约定,仲裁员理所应当的要承担违约责任,也就是要承担民事法律责任。
由于我国奉行的是有限责任豁免,对仲裁员责任的追究是有限度的,对于故意或重大过失行为,仲裁员需承担民事法律责任,而对于一般性的过失行为仲裁员应享有责任豁免。因而仲裁员承担的民事责任应为过错责任和重大过错责任。同时在仲裁员承担民事责任时的赔偿也应该是有限赔偿,而不应该是全面赔偿,7 其理由是:首先,我国是奉行有限责任豁免,其不仅仅是对于承担责任的性质,而且还包括承担责任的内容和范围。仲裁员的民事赔偿是有限度的,例如,返还仲裁费用、就当事人的损失进行部分赔偿,其不可能对当事人的全部实际损失进行赔偿。其次,在仲裁案件中标底额一般较大,尤其是在国际商事仲裁中,其标底大多都有成百上千万,如果让仲裁员对其承担全部赔偿责任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在实践中也是无法实行的。
仲裁员在什么情况下需要承担民事责任呢?仲裁员应严格按照当事人指定或选定的仲裁规则快速而公正地仲裁,如果仲裁员故意违反仲裁程序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要承担仲裁责任,但如果出于一般过失,则可享有豁免权。具体来讲,仲裁员应对以下几种不当行为承担仲裁责任:
首先,程序上的范围,也称程序上的限制,即仲裁员就遵守的程序规则,如果违反就构成过错。程序上的范围包括:(1)仲裁有悖于仲裁程序开始的自愿性,仲裁过程的对抗性及仲裁裁决自动的司法复议权。(2)仲裁员在处理与自己有利害关系的案件时没有按要求申请回避。(3)仲裁员未能及时裁决。(4)仲裁员提前退出仲裁。当事人选择仲裁就是为了获得仲裁比诉讼更为快速、及时的特点所带来的利益,如果仲裁员违反仲裁程序的这些限制,则必然导致当事人不能获得应有的收益,应对其过错行为承担责任。
其次,契约上的范围,也称契约性限制。由于仲裁员与当事人之间存在着特殊的契约关系,作为契约一方当事人,仲裁员负有契约法上的诚实信用、实际履行等义务,一旦违反,也应对此承担责任,“这些责任包括:(1)仲裁员在仲裁过程中欺诈当事人,使当事人付出不必要的费用。(2)仲裁员在仲裁过程中没有尽到专业小心责任。(3)仲裁员违反保密义务。仲裁员由于过错没有履行其契约法上的责任,也应承担相应的责任。”[6] 3.3刑事法律责任
仲裁员是否需要承担刑事法律责任呢?仲裁员对仲裁案件的裁决就如同法官对诉讼案件的判决。仲裁员享有很大的权利,当然有权利就会有义务,仲裁员的义务就是要公正的对仲裁案件进行裁决,如若违反该义务,仲裁员理所应当要承受一定的责任。刑事责任是最严厉的责任承担方式,其对制约仲裁员的权利有很大的作用,可以有效的防止仲裁员滥用权利枉法裁决。促使仲裁员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公正的做出裁决。同时也是给予刑事责任的严厉性,我们也应充分考虑到仲裁员的切身利益,对仲裁员予以充分的保护,因而仲裁员 承担的刑事责任应当是有限的刑事责任。仲裁员应该只对在仲裁过程中故意违反事实和法律的行为承担刑事责任,而且该故意行为情节严重,在这种情况下仲裁员才会承担刑事责任。为什么仲裁员承担的刑事责任是有限的刑事法律责任呢?一是如果对仲裁员承担刑事责任不加以限制,那可能会造成许多人由于对刑事责任的惧怕而放弃做仲裁员,或者在仲裁过程中过分小心翼翼,每一步都反复核对是否与事实和法律相符合。这样将对仲裁制度的发展极为不利甚至会使仲裁丧失其快捷的优良本性。二是我国奉行的是有限责任论,其本来就主张只对仲裁员的有限责任给予追究。仲裁员只可能对其故意或过失行为承担有限的责任。我国刑法正是给予这两方面的考虑,在刑法修正案中加入了相关规定,“罪行法定”作为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已经有两百多年的历史,施加适当的刑事责任于仲裁员,以平衡其于法官之间的地位、权利与义务是可行的也是可取的。在国外立法中也有仲裁员承担刑事责任的相关规定,例如:日本最新修订的《仲裁法》第50条到第55条都是关于追究仲裁员刑事责任的规定,但仅限于追究仲裁员收受、索要或约定收受与职权相关的贿赂的犯罪行为。这与我国的相关规定是一致的。[7]
4.我国现行仲裁员法律责任制度与评析
在我国,在仲裁法颁布实施前,有关仲裁的法律对仲裁员的法律责任问题未做明确规定。实践中也未出现仲裁员承担责任的案例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理论界对仲裁法律制度的研究开展得不够,对仲裁制度的许多基本问题都没有展开过深入的讨论。到目前为止,专门研究仲裁员责任问题的仅有少数几个人,成果不多,观点也不一致。他们的观点也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认为在一定程度上、一定范围内承认仲裁员的民事责任是应予肯定的;二是认为就中国目前的现状而言,即使在将来制订有关仲裁员责任方面的法律时,也不宜改变现状而刻意要求仲裁员承担责任。
4.1我国现行的仲裁员责任制度
仲裁法第38条规定:“仲裁员有本法第34条第4项规定的情形,情节严重的,或者有本法第58条第6项规定的情形的,应当依法承担法律责任,仲裁委员会应当将其除名。”第34条第4项规定:“私自会见当事人、代理人,或者接受当事人、代理人的请客送礼的。”第58条第6项规定:“仲裁员在仲裁该案时有索贿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决行为的。”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
(六)》第二十条规定:在刑法第三百九十九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三百九十九条之一:“依法承担仲裁职责的人员,在仲裁活动中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作枉法裁决,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可以看出我国对于仲裁员的责任采取的有限责任理论。仲裁员对严重的违法行为承担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但我们看到,这种规定并不明确,尤其是仲裁法中对于“应当依法承担法律责任”中的法律责任,到底是刑事责任、行政责任,还是民事责任?由于这种规定的不明确,导致了在事实上仲裁员是免除责任的。因为,我国法院、仲裁庭在做出裁决时,是要有法有据的,而仲裁员在发生上面所述的情形时,由于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法院就无法做出具体裁决,导致实际结果就是仲裁员是没法律责任可以承担的。另外,仲裁委员会只是民间性的事业单位法人,而不是国家机关,仲裁员也只是以个人名义从事仲裁服务的普通人,其与仲裁委员会之间也并不存在行政管理关系,不是行政法律关系的相对人,因此,根据行政法的基本理论,对仲裁员除名的责任也并非是行政责任。那么以此推论,仲裁员如果要承担责任,那应该是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但无论如何,我认为仲裁法把仲裁员责任明确加以要求,是值得肯定的,“尽管这些规定比较粗疏,但对于我国仲裁业的发展已经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了。”[8] 对仲裁员的法律责任加以规定是非常有必要的:
(1)使仲裁员对其过错行为承担法律责任,虽然会对仲裁员产生一定压力,但另一方面有助于促使仲裁员谨慎小心地履行其职责,从而仲裁质量得到提高。而且我们前面讨论过,仲裁在很大程度上是契约性的,仲裁员有很大的权力,没有制约就会导致权力滥用,权力的滥用必然会侵害仲裁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为了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从立法上规定仲裁员对因其滥用权力给当事人造成的损失承担仲裁责任,可以有效地防止权力的滥用。
(2)仲裁员仲裁责任制度作为一种对仲裁当事人的救济制度是非常必要的。仲裁制度发展到今天,已经日趋完善,但如果要真正成为一种成熟的制度,就必须让其行为人承担责任。
(3)仲裁员因其过错而承担个人责任,也体现了权利和义务的统一。仲裁员在仲裁过程中享有决断当事人利益的生杀大权,以及取得优厚报酬的权利,就必须谨慎小心,并及时履行其义务,如果违反了其义务,当然要承担相应的责任。最后,从有利于仲裁制度的发展来看,“我国的仲裁立法也应当对此问题做出明确规定,以免仲裁员的法律责任处于不确定状态所造成的司法实践中难以操作的 10 尴尬。” 4.2立法建议
从上面我们看到,我国在仲裁法中明确规定,仲裁员由于其不适当的行为应当承担责任,是应该得到充分的肯定。但我们也同时看到,这一规定还存在很多不明确、不完善的地方,需要继续改进,对此,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4.2.1细化对仲裁员责任的规定,符合透明度原则的要求
我国《仲裁法》第38条对仲裁员只规定“依法承担法律责任”,在仲裁员免责与承担责任之间求得一种适当的平衡,既保证仲裁员负责、公正地行使职责、减少滥用仲裁权;又保持了仲裁独立性,使其不受司法干扰。但《仲裁法》的规定未免过于笼统和简单,不利于在实践中实施。特别是入世后,在中国涉外纠纷可能增多的情势下,仲裁员究竟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如果不加以明确规定,“足球黑哨”现象会不会在仲裁界上演不得而知,众所周知,因为缺乏法律的明确规定,司法介入足球扫黑正面临着尴尬的局面。
学术界对仲裁员承担责任多数观点倾向于有限的民事责任,而不是行政责任、刑事责任。即仲裁员应在一定的范围内对其在仲裁中的作为或不作为享有豁免权,但是对由于仲裁员的故意或重大过失而给当事人造成的损失,仲裁员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笔者认为学者观点并不代表法律的具体规定,世贸组织对成员国法律有透明度要求,我国仲裁员责任制度在法律上应该增强其透明度,以便与世贸规则接轨。
中国仲裁制度正在发展壮大,随之而来对仲裁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个别文章批评“仲裁员软刀子杀人”不是无的放矢,正是从侧面反映了人们对仲裁公正性的怀疑。仲裁员是保证仲裁公正的核心,而公正不是良心、品德所能完成的,最主要还是法律机制的约束。
同时,随着我国加人WTO,法律要遵循透明度要求,而我国这种模糊的规定将不能符合我国对加人WTO所做出的承诺。同时也不能满足我国发展仲裁的需要,因为对仲裁员责任规定的不明确,将有包庇仲裁员责任的嫌疑,使外国当事人不能充分相信我国仲裁的质量,这将必然阻碍我国仲裁走向世界。4.2.2重新修订仲裁法 扩大仲裁员承担责任的范围
我国仲裁法发展缓慢的原因之一是体制问题。仲裁本身私法性较浓,仲裁员 [9]较法官无权威性,在法律活动中,应充分利用好其私法性,使其成为争议当事人普遍选择的解决纠纷的方式之一,即可发挥仲裁的优势,又减轻了法院的负荷,尤其是涉及合同的经济纠纷,仲裁相对于诉讼更简便快捷。法官、检察官、律师都是有专门的法律约束,而仲裁员作为司法领域不可或缺的一员,却将仲裁员责任只规定到仲裁庭的组成中,其相关法律规定又很少,仲裁的权威性、公正性必然受到质疑。我认为中国应针对自己的国情将仲裁员及其责任单列出来并分别规定仲裁员违反其应尽的义务应承担那些责任,明确的规定会促使当事人将争议提交仲裁而非诉讼,这样更有利于仲裁的发展,充分发挥仲裁的效益性、公正性。因此建议专设仲裁员一章或一节,强化仲裁员的重要性。
仲裁法第38条中规定的范围过于狭窄,仲裁员仅对两种情况承担法律责任:(1)私自会见当事人、代理人或者接受当事人、代理人的请客送礼,情节严重的;(2)在仲裁案件时有索贿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这对保护当事人的利益是不够的。建议根据仲裁员的责任再增加几项。一是仲裁员在处理与自己有利害关系的案件时,没有按要求申请回避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二是仲裁员接案后没有及时裁决,无故提前退出仲裁的,应承担对当事人造成的损失的赔偿责任;三是仲裁员违反了保密义务,泄漏了在仲裁中获得的当事人商业秘密,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应承担赔偿责任;四是仲裁员没有尽到专业小心责任,有故意或重大过失的,应对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4.2.3建立对仲裁员的考核评估机制
“我国的法官法、律师法对法官和律师的考核评估均有相关规定,而我国有关仲裁的法律法规对仲裁员的约束却很少,仲裁员作为法律服务人员的一种引入市场机制,改变这种现状,建立对仲裁员的考核评估机制无论是对仲裁员本身还是对仲裁事业的发展都是有好处的。” [10]仲裁员实行聘任制而非终身制,因此,对仲裁员在聘期间的考核就成为其是否能被续聘或解聘的基础。一般而言,各仲裁委员会都规定了仲裁员的行为规范,见于仲裁规则、办案细则以及仲裁员守则中,仲裁员行为规范是对仲裁员在具体行使仲裁权过程中行为的约束,具体规定了仲裁员在仲裁活动中的权利、义务以及责任。仲裁员行为规范的制定,能够有效的提升仲裁员的道德与职务行为素质,尽可能的保证仲裁程序和结果的公正,增进仲裁的公信力。而对仲裁员的考核标准就是根据仲裁委员会对仲裁员的行为规范要求而来的。通过对仲裁员的行为规范来约束仲裁员的仲裁活动,通过对现任仲裁员的考核制度,来监督仲裁员的仲裁活动,对在仲裁活动中表现不佳或违 反仲裁员行为规范的仲裁员,可以予以续聘或者除名。仲裁委员会从仲裁员聘任、续聘方面严把质量关,能够有效的保证仲裁员的自身道德和专业素质,从而保证仲裁的质量。
结语
在当今的跨国经济活动中,日益增多的国际商事争议涉及的利益也日趋多层次化,这就使作为争议解决方式的仲裁得到学者越来越多的关注,为了适应世贸组织的要求和经济全球化,中国在仲裁制度的改革过程中,要多注意仲裁员的责任制度,对此问题应尽早在法律中做出具体规定,目的在于在保证仲裁员的独立性的前提下,使仲裁员提高义务意识,做到仲裁公正。
参考文献:
[1]黄进,宋连斌,徐前权.仲裁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6-10.[2]罗绪礼、戴峰.议国内仲裁机构管理体制的改革与完善[J].厦门仲裁通讯,2003,(03):3-8.[3]沈伟.仲裁员责任论[J].仲裁与法律通讯,1996,(06):3-5.[4]韩健.现代国际商事仲裁法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55-59.[5]徐前权.论仲裁委员会的法律地位及其性质[J].荆州师院学报,1996,(03):4-6.[6]杨良宜.国际商务仲裁[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160-165.[7]徐前权.仲裁员的法律责任之讨论(上)[J].仲裁研究,2006,(9):4-5.[8]何绍军.仲裁员的民事赔偿责任[J].中国律师,2004,(06):7-9.[9]肖永平,胡永庆.加入WTO与我国仲裁制度改革[J].中国法学,2001,(02):5-8.[10]阎铁毅,梁淑妍.关于仲裁员责任制度的思考[J].中国海商法年刊,2002,(01):5-7.14 On Arbitrator's Legal Responsibility System
The department of economy and law
Specialty
law 0301402053
Zhai Fengbo
Tutor Kuang Lingyun
Abstract: China has entered WTO and some laws including the Arbitration Law of the PRC need to be amended and improved.The liability of arbitration provided for by the arbitration Law of the PRC is very simple Analysis of three kinds of theory on liability of arbitrator.Analysis of some provisions of arbitration law.It maintains that the arbitrator could enjoy the liability immunity within the certain limits.Otherwise, he should be responsible for the arbitrate liability.On this base, the article also gives that arbitrator bears limited civil responsibility and legal responsibility rather than administrative responsibility for his improper arbitration.In the end, the article also gives some valuations and legislation suggestions about the relative prescriptions in the law of Arbitration of our country.Key word: Arbitration ;Arbitrator ;Legal liability ;Arbitration act
第二篇:人大监督法律责任论
内容摘要:
法律 的生命力在于执行。法律责任的设置和实现是确保法律法规得以执行的重要保障。监督法颁布实施后,人大监督工作进入了“监督法时代”。各级人大常委会逐步适应在监督法的框架内思考问题、开展监督,各项工作更加规范有序。同时,由于监督法没有明确规定法律责任的内容,对于违反监督法规定是否应当承担法律责任,尚无明确结论。而有的省在出台实施办法和监督条例时创造性地设置了“法律责任”一章,有些省在修订监督条例过程中保留了“法律责任”一章。并且实践中,存在一些违反监督法相关规定的事例,如不少地方反映听取专项工作报告“20天、10天、7天”的时限要求,难以得到保证。如何有效应对法律和实践中面临的问题,迫切需要理论研究予以回答和指导。本文尝试从分析法学的视角,对人大监督法律责任问题做简单探讨。
一、违反监督法是否需承担法律责任
法 理学 一般认为,法是“以权利义务为调整机制并通过国家强制力保证的调整行为关系的规范”[1]。法的国家强制性是法的必要特征,同时也是法区别于道德、纪律等社会规范的重要标志。从法律规范构成考察,一般都认为法律规范在逻辑结构上必然包含三个因素,假定、处理、制裁。假定是指规则在什么情况下生效,处理是行为规则本身,制裁则是对违反这一规则的国家强制性措施。虽然法律规范的表现形态,即每一项国家的指令却不一定包含这三个因素,如一个法律条文虽并不能表述一个逻辑上完整的法律规范,甚至于整部宪法的法条都缺失制裁的部分,但通过对多个相关联规范、法条或相关部门法的分析,可以发现法律规范三个因素结构具有一定的逻辑必然性[2]。同时,从法的实施考察,只有对合法行为进行保护,对违法行为进行惩治和 教育,让违法者承担不利或否定性后果,法律规范的要求才能在社会生活中得到遵守,法才能得到实现。因此,包括宪法和任何部门法,都必然包括有确保其得以实施的国家强制力,违法行为都必然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监督法是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一部事关国家权力架构和运行的重要法律。监督法虽然涉及 政治 制度和国家体制,政治性很强,但作为一部法律,其必然也具有法所必需的特征要素和国家强制力。正如宪法第五条第四款所指出的“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违反监督法同样也必须承担法律责任。这不仅有利于依法规范人大常委会的监督行为,推进监督法的贯彻实施,而且对于增强人大监督的刚性和实效,促进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确保“一府两院”由人大产生、受人大监督的宪政架构依法有序运行,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至于监督法没有直接规定“法律责任”的内容,笔者认为这并不意味着监督法排斥甚至否认法律责任。这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理解:一是监督法条文中实际隐含了法律责任的内容。监督法内容本身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像质询、撤职既是一种人大监督的方式,同时又因为可能导致否定性的评价和不利后果,所以也可以是有关部门违反监督法有关规定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例如有关部门违反监督法规定、拒绝接受监督,常委会则可直接采取撤职的方式进行制裁。而像特定问题调查既是一种监督方式,又可以是在追究有关部门监督法律责任的程序机制,通过特定问题调查,查清有关部门违反监督法情况后,再采取相应的制裁措施。二是相关法律规定了人大监督法律责任。监督法是全面调整人大常委会监督职权的法律,但监督法并不完全是创新,许多只是重申、细化有关法律规定。监督法第二条规定,各级人大常委会行使监督职权的程序,适用本法;本法没有规定的,适用有关法律的规定。因此监督法的“假定、处理、制裁”三要素完整性,还必须与其他法律法规结合起来考察。其他有关人大监督的法律规范,其中也有涉及人大监督法律责任的内容。如立法法第九十一条规定,如果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和有关专门委员会认为有关法规与宪法、法律相抵触而制定机关不修改的,可以提请常委会会议决定予以撤销。三是监督法立法思路导致了法律责任设置的现状。监督法一个重要立法原则就是,“实践经验比较成熟的,加以深化、细化,作出具体规定;实践经验尚不成熟,又需要作出规定的,作出原则规定,为进一步改革留下空间;缺乏实践经验,各方面的意见又不一致的,暂不作规定,待条件成熟时再作补充完善”[3]。监督法出台前,人大监督缺乏法律法规的有效规范,鲜有涉及违反法律规定的事项,更谈不上监督法律责任的问题。由于缺乏实践经验,监督法没有对法律责任作全面规定完全可以理解。当然,随着实施过程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及在这方面研究的深入,在今后修订监督法过程中,明确法律责任将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
二、违反监督法承担什么法律责任
对这一问题的把握,必须先明确法律责任的内涵和外延。关于法律责任,法学界一般采取“后果说”,即认为“法律责任是指一切违法者,因其违法行为,必须对国家和其他受到危害者承担相应的后果”[4]。在法律责任的外延界定上,一般以法律部门作为划分标准,分为实体法责任(违宪、行政、民事、刑事、国家赔偿责任等)和程序法责任(选举、立法、行政、救济程序责任等)[5]。根据这一界定和分类方法,笔者认为违反监督法应承担实体上的宪法责任和程序法责任。
(一)实体法法律责任。我国宪法对我国的国家权力架构作出宏观上的界定,规定“一府两院”由人大产生、对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监督法就是对宪法有关人大监督规定的落实和细化,对“一府两院”应如何接受人大常委会监督,人大常委会应如何监督“一府两院”,作了明确规定。违反监督法有关实体内容的规定,如人大常委会不作为、不依法履行监督职权或“一府两院”拒绝接受监督、懈怠或阻挠人大监督等等,实际上就是违反了宪法有关“一府两院”由人大产生、受人大监督的规定。这不仅不能践行人民群众对国家权力机关的委托和授权,而且还必将破坏人大制度和民主集中制的宪政秩序,造成国家权力行使的混乱和权力失衡。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如果行使这些公共权力的机关或个人超越宪法厘定的权力疆界,就将承担宪法上的不利后果即宪法责任。”[6]
宪法责任的形式具有一定的独特性,根据绝大多数国家宪法典和宪法惯例,主要包括有“被弹劾、被罢免、引咎辞职、规范性文件的被撤销和被宣布无效或被拒绝适用、社会组织的被取缔或被中止资格”[7]。根据宪法、地方组织法及监督法相关法律规定,结合人大制度实际,在我国违反监督法承担的宪法责任形式,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被罢免。地方组织法第十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有权罢免政府组成人员、常委会组成人员和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二是被撤职。地方组织法第四十四条第十二项、监督法第四十四条规定,常委会在人代会闭会期间,可以撤销个别政府负责人副职及由常委会任命的政府其他组成人员、司法人员(除本级法院院长和检察院检察长外)。三是受质询。质询是就有关问题进行质问和询问。监督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一定名额的常委会组成人员可以书面提出对本级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和法院、检察院的质询案。质询不仅带有程序的性质,而且还带有负面的评价,可能带来不利的政治影响,因此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宪法责任形式。四是规范性文件被撤销。地方组织法第八条第十项、第十一项规定人民代表大会可以撤销常委会或本级人民政府不适当的决定、命令。立法法第五章“适用与备案”,对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的改变、撤销权限,作了详细规定。监督法第三十条规定,常委会可以撤销下一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不适当的决定、命令和本级人民政府发布的决定、命令。五是报告不被批准。预算法规定,有关预算草案、预算调整和决算应当报人大及其常委会批准。这意味着,如果政府在接受预算审查监督时,存在实体违法行为,人大及其常委会可以不批准有关报告。六是引咎辞职。对此法律没有作出规定,但根据中央已批准实施的有关党政领导干部辞职的相关规定,及当前我国政治生活中已逐步增多的引咎辞职案例,在今后引咎辞职将成为我国一个重要的宪法惯例。
(二)程序法法律责任。监督法既是实体法,更是程序法。监督法不仅规定了七种监督手段,而且还对于人大常委会如何开展监督、“一府两院”如何接受人大监督都作了规范化、程序化的规定。监督权力只有在程序中才能得到有效行使,如果不建立一套有效的程序保障机制,监督权力则很有可能会落空。因此,对于违反人大监督程序规定的,也必须承担相应的程序性法律责任,以确保人大监督权力落到实处。
在我国的法学领域存在根深蒂固的“重实体、轻程序”观念。与此相对应,在我国当前相关程序法规定中,一般只是明确了程序规则,而没有建立法律上的否定评价机制。如果说监督实体法律责任,还有据可循的话,那么监督程序法律责任则根本是无法可依。为此,对于监督程序法律责任,只能从程序性制裁的法学理论和推进监督法贯彻实施的实践目的出发,来准确理解和把握。
有学者指出:“程序性法律责任表现在违反程序的行为及其结果,在程序上不予认可,或确认其无效,或予以撤销,或予以否定,或责令重做,或补充修正程序,或终止程序”[8]。这些程序性的制裁方式,对于违反监督法程序性规定的行为,应该说基本适用。例如,常委会的监督计划,没有按规定由委员长会议或主任会议通过的,可由有关有权主体,在程序上不予认可,或确认无效,或责令重新按照程序通过;又如“一府两院”没有将专项工作报告在规定的常委会会议召开20天,送交人大专门委员会或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征求意见的,可以责令其补充修正程序,尽快提交有关报告征求意见等等。总的看,就是要通过一定方式,使违反程序的行为得到制裁,使违法行为主体承担不利的程序后果,确保监督工作顺利有序开展。
三、如何追究人大监督法律责任
法律责任的必然性,是实现法律责任功能价值最大化的基本要求。要威慑和制裁违法行为,推动监督法的全面贯彻实施,就必须建立起完善的法律责任追究机制。对此,主要是要明确以下几个方面:
(一)人大监督法律责任的主体。包括承担法律责任的主体和追究法律责任的主体。可以说,作为监督方的人大常委会及负责组织实施的有关专(工)委、执法检查组、特定问题调查组等和作为被监督方的“一府两院”当然地成为违法主体。常委会组成人员、“一府两院”相关负责人员,也可以成为监督违法特别是程序违法的主体。其中考虑到人大常委会是依法集体行使职权,集体有权、个人无权,并且常委会组成人员享受有言论免责权的保护,因此他们承担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宪法责任,而更多地是一种政治责任——“代表责任”,就是不能按照选民和选举单位的要求来依法履责的责任[9]。至于人大和“一府两院”的具体工作人员,可能会实施违法行为,但由于不是监督法律关系的主体,相关法律责任只能由其组织或负责人代为承担,他们能承担的仅是公务员法意义上的内部行政责任。例如预算法第七十三条至第七十五条,对政府违反有关预算法规定,要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追究行政责任或进行行政处分。
追究法律责任的主体,则要具体分析。对于“一府两院”,由于是由人大及其常委会产生、对人大及其常委会负责,因此追究他们法律责任的主体,一般是本级人大常委会;对于人大常委会无权追究的责任,如罢免“一府两院”负责人,则应提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追究其责任。对于人大常委会,则一般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追究有关责任。由于上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负有指导、监督下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工作的责任,因此也可以由上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负责追究相关法律责任,如撤销有关决议、决定或不批准有关事项等等。此外,有学者提出“宪法司法化”的观点,主张法院以诉讼方式审查法律、法规是否违宪,这不符合我国人大制度的性质和特点。同样,在监督法律责任追究的过程中,追究的主体只能是人大及其常委会,而不能简单地认为应引入司法途径。
第三篇:论法律责任的本质
论法律责任的本质
摘要:法律责任是法理学研究的基本问题之一。综观对该问题的讨论,学者们大都是在对法律责任的概念进行分析,而并未对法律责任的本质问题予以充分的关注。本文在比较学者们给法律责任所作的不尽相同的概念之基础上,试图通过对其概念的界定,并通过中外学者对法律责任本质的各种学说之比较中,进而分析出法律责任的本质。
关键词:责任法律责任法律责任本质
一、概念的界定
(一)责任的词义分析
在古代汉语中,“责任”同“责”,是一个语义丰富的概念。据《辞源》、《辞海》等权威辞书,“责”在六种意义上被使用。其一,求,索取。如“宋多责贿于郑。”其二,要求,督促。“不教而责成功,虐也。”其三,谴责,诘问,责备。“文姜通于齐侯,桓公闻,责之姜。”“使先生自责,乃反自誉。”其四,处罚,责罚,加刑。“崇患太祖墉惰不作业,数加笞责。”“责小过以大恶,安能服人。”其五,同“则”,责任,负责。“若尔三王,是有丕子之则于天。”其六,债,所欠的钱财。“乃有意欲为收责于薛乎?”
在现代汉语中,“责任”一词有三个互相联系的基本词义。(1)分内应做的事。如“岗位责任”、“尽职尽责”等。这种责任实际上是一种角色义务。每个人在社会中都扮演一定角色,既有一定地位或职务,相应地,也就必须而且应当承担与其角色相应的义务。(2)特定人对特定事项的发生、发展、变化及其成果负有积极的助长义务。如“担保责任”、“举证责任”。(3)因没有做好分内的事情或没有履行助长义务而应承担的不利后果或强制性义务。如“违约责任”、“侵权责任”、等。我们可以把前两种责任成为积极责任,而把后一种责任成为消极责任。在消极责任中,有违反政治义务的政治责任,违反道德准则的道德责任,不遵守或破坏纪律的违纪责任,也有违反法律要求的法律责任。
(二)法律责任的概念分析
由于“责任”一词在不同语境中具有不停的含义,加之“责任”一词在法律文献中时常被按照不同的语义来使用,这就使对法律责任的界说显得十分困难,1
以至迄今为止,在中国法学界乃至世界法学界尚没有一个能被所有人接受并能适用于一切场合的法律责任定义。学者们根据自己的理解提出了许多学说,总结一下,具有代表性的主要是以下几种,现对其进行简要分析。
1、义务说。持此种学说的学者将法律责任界定为一种特殊意义上的义务,如张文显教授在其主编的《法理学》教材中就认为,法律责任是“由特定法律事实所引起的对损害予以赔偿、补偿或接受惩罚的特殊义务,亦即由于违反第一性义务而引起的第二性义务”1。笔者认为,将法律责任定义为一种义务显然是不合理的,原因在于,“接受惩罚”作为一种“义务”出现的说法值得商榷。如果将接受惩罚作为一种义务,那么按照权利义务相对应的原则,接受惩罚所对应的权利是什么?惩罚应该是国家公权力来执行的,而此“权力”非彼“权利”,二者不可混淆。如果将法律责任定义为一种义务,无疑将导致理论上的混乱。
2、处罚说。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法律责任是一种“处罚,制裁”。如凯尔森就认为,“法律责任的概念是与法律义务相关联的概念,一个人在法律上对一定行为负责,或者他在此承担法律责任,意思就是,如果作相反的行为,他应受制裁”2。又如孙国华教授认为,法律责任“是由违法者的违法行为所引起的,应该由违法者依法承担的责任”。该观点也有一些失当之处,首先一点,孙教授的观点有循环定义之嫌;其次,将法律责任仅仅认为是处罚或者制裁过于片面,忽略了法律责任其他方面的因素。
3、后果说。该学说的赞同者认为,法律责任是行为人违反法律规定所应承担的法律后果。如沈宗灵教授认为,法律责任是“行为人由于违法行为、违约行为或者由于法律规定而应承受的某种不利的法律后果”。又如林仁栋教授指出:“法律责任是指一切违法者,因其违法行为,必须对国家和其它受到危害者承担相应的后果”。后果说存在的缺陷是,在某些情况下,承担法律上的“不利后果”并不意味着就要承担“法律责任”,例如,在民法当中,宣告无民事行为能力者实施的民事行为无效的后果,就不能说是法律责任。1 张文显,《法理学(第二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第142页。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M〕,沈宗灵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第73 页。
24、负担说。它认为“法律责任是有责主体因法律义务违反之事实而应当承受的由专门国家机关依法确认并强制或承受的合理的负担”。该观点有一点不足之处在于,它认为法律责任只能由专门国家机关确认这一点是不符合实践的,如果是民法商法等私法意义上的责任,则可以由双方当事人来协商确认和解决,不需要经由国家机关就可以解决。
综观上述关于法律责任的定义,每一种定义虽然或多或少都反映出法律责任的一些性质特征,但也不可避免的都存在一些缺陷。笔者倾向于接受负担说,结合负担说的一些理论,并参考其他学说,笔者给出如下定义:所谓法律责任,是指行为人因违反法定义务而应承受的由法律所确认的一种负担。该定义的特点在于:首先,简洁明了,容易理解;其次,体现出法律责任的“法定性”,使其区别于道义责任,伦理责任等其他社会现象;再次,避免了原来的负担说将法律责任仅仅看作只能由国家机关专门确认并予以解决的片面性;最后,仅仅通过该定义即可体现出法律责任的本质属性,即某种负担。
二、法律责任本质的分析
法律责任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如同对法律责任概念的众说纷纭一样,对于法律责任本质的讨论也形成了不同的观点。以下先就学者们的观点做简单陈述。
(一)各家学说综述
1、道义责任论。它是以哲学和伦理学上的非决定论亦即自由意志论为理论基础的。它假定人的意志是自由的,人有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又自觉行为和行使自由选择的能力。由此推定,违法者应对自己出于自由意志而做出的违法行为负责,应该受到道义上的责难。对违法者的道义责难就是法律责任的本质所在。
2、社会责任论。与道义责任论相反,社会责任论是以哲学和伦理学上的决定论为基础的。它假定一切事物(包括人的行为)都有其规律性、必然性和因果制约性。由此推断,违法行为的发生不是由行为者自由的意志而是由客观条件决定的。因而只能根据行为人的行为环境和行为的社会危险性来确定法律责任的有无和轻重。确定和追究法律责任,一方面是为了维护社
会秩序和社会存在;另一方面是为了使违法者适应社会生活和再社会化,这就是法律责任的本质。
3、规范责任论。这种理论认为,法体现了社会的价值观念,是指引和评价人的行为的规范。它对符合规范的行为持肯定的态度,对违反规范的行为持否定的态度。否定的态度体现在法律责任的认定和归结中,这种责任就是法律规范和更根本的价值准则评价的结果。因此,行为的规范评价是法律责任的本质。
上述三种理论各有其合理性与局限性。道义责任论正确地揭示了行为的主观因素的作用,却忽视了社会环境对行为的方式的巨大影响;社会责任论正确揭示了行为发生受制于一定的客观条件,却忽视了行为人主观因素的重要作用。相对而言,规范责任论更加全面地对法律责任的本质进行揭示。它强调了法律责任与体现一定价值标准的法律规范有直接联系。
4、关于法律责任本质的再认识
笔者在前文给法律责任下定义时,已经提及,该定义可体现出法律责任的本质属性,即某种负担。这也是笔者对法律责任本质再认识的结果——法律责任是由法律规范所确立的一种负担。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基于以下几方面的考虑:
第一,从纯语义的角度来看,责任本身就意味着一种负担。“负担”一词在两种意义上被使用,一是在名词意义上被使用,指费用、开支或者承受的责任;二是在动词意义上被使用,意指承当(工作,责任,费用等)。再回到对责任的讨论上来,即使是从广义的角度来理解“责任”一词,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从“份内应做的事或职责所规定的义务”的层面来理解,这种应该做的事情,职责规定的义务,就是一种负担;从“违反某些义务而引起的一种不利负担”的层面来理解,显而易见,责任无疑也是一种负担。
第二,本质是一个事物与同其他事物相区别的最根本的要素。将法律责任的本质认定为一种法律上的负担,不仅是法律责任与道德责任,伦理责任等其他社会责任的区别,也是其与评价、谴责、手段、法律关系等其他关于法律责任本质的认识的根本区别。
第三,前文在讨论法律责任的定义时,可以看出,理论上对于负担说的诟病就在于其片面性。那么当我们避免了这种片面性,并完善了其定义之后,相对于其他观点来说,负担说更加合理,被其他学说指摘的可能性就更小。
5、结论
作为法学理论研究的基本问题之一,如何定义法律责任,尤其是如何认识其本质是任何法学研究者都无法回避的。抛开烦琐的修饰词,以最简单的几个词汇给一个术语做一清晰的界定是一件很难,却很有意义的事情。本文对法律责任的界定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所进行的一种尝试。当然,由于笔者水平有限,这种分析可能是很肤浅的,笔者只是希望通过对该问题的论述,能够加深自己对法学理论的更加深入的理解。
「参考文献」
{1}张文显,《法理学(第二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2}周永坤,《法理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3}[奥]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3.{4}孙国华,《法理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5}沈宗灵,《法理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第四篇:论中国注册会计师的法律责任
摘要: 会计 法律 责任主要是指编造和提供虚假会计信息,代写论文 或称会计造假的责任。不少单位及工作人员,尤其是会计人员在会计法律责任的认识上存在不少误区,以致于在处理会计事务过程中缺乏应有的责任意识,工作偏差、错漏现象较多。改进会计法律责任的认识,明确会计法律责任的承担,对于会计信息质量的提高有很大的裨益。
关键词:会计造假;法律责任;认识;承担
我国正在进行的 经济 体制改革,其基本立足点就是培育和 发展 统一、开放、平等竞争、规章健全、秩序井然、功能完备和运转灵活的 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这就意味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传统的计划经济有着本质上的区别。财会工作涉及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经济与社会事业越发展,财会工作越重要。
然而,在《会计法》贯彻实施的过程中,不少单位及工作人员,代写毕业论文 尤其是会计人员在会计法律责任的认识上还存在不少误区,以致于在处理会计事务过程中缺乏应有的责任意识,工作偏差、错漏现象较多;同时,社会中介机构(如会计师事务所)在为公司出具审计报告、验资报告时不实、虚假现象也屡有发生⋯。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法律实施上的障碍,即会计信息虚假、失真现象未得到有效遏制,而对其责任承担主体又缺乏责任认定的手段,以致于有关会计法律责任的规定尽管明确,但在追究违法主体责任时却缺乏有力手段给予保障,使得规范会计工作,确保会计资料真实、完整的立法宗旨无法落实。
本文 研究 的会计法律责任主要是指编造和提供虚假会计信息,或称会计造假的责任。由于会计法律对会计行为的各个方面都做了规定,因而违反会计法律的行为也有多种,例如,毁坏会计凭证、打击报复会计人员等,但这些只是为实现会计法律的形式价值,即规范会计行为而设定的责任。会计法律的实质价值还是要保证会计资料的真实、完整。因此,本文对其他形式的违反会计法律行为的责任不做讨论,只将符合法律要求的会计信息称为“真实的”,将不符合法律要求的会计信息称为“虚假的”。
一、当前对会计法律责任认识上的误区
(一)单位负责人只对单位重大决策负责的认识误区
新《会计法》规定了“单位负责人对本单位的会计工作和会计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负责”,而现实中许多单位负责人在认识上还是多把自己定位在管理当局最高决策者的位置上,即只认识到其对本单位的重大决策负有全面责任,而对于会计工作往往认为属于部门工作范畴,应由其机构负责人或主管人员负责[。表现在具体方面,单位负责人或是忙于行政管理或是忙于业务经营或是忙于应付大小会议,而疏于对会计工作的管理,使得许多单位内部会计制度不规范、不健全,甚至于对会计工作漠不关心,忽视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内部控制制度约束会计行为。因而要从单位内部人手治理会计工作不规范和会计信息失真现象,应首先端正单位负责人的态度,使其认识到自己在法律责任上是首要的责任承担主体,督促其依法行使职权,做好对会计工作的领导、对会计制度的建立和对会计人员的考核。
(二)会计人员只对其会计核算行为负责的认识误区会计人员的基本职能在于会计核算和会计监督,在现实中,会计人员几乎都认识到了会计核算的重要性,代写职称论文 因此,将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核算业务之中,而忽视了其作为单位内部会计监督主体的作用。再者,由于会计人员处于各单位决策者的管理之下,其工作评价和工资报酬都受到决策者的 影响,要使其依法行使内部监督职权困难重重。以致于许多会计人员都认为只要在业务上不出纰漏,保证自己在业务范围的行为不出 问题,就是一个尽职尽责的会计人员;还有的会计人员为了和管理当局搞好关系,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不惜放弃其法定职责,使得单位内部会计监督成为一纸空文。
(三)对虚假会计信息认定的认识误区在追究会计法律责任时,关键性的一步就是要确认会计信息是否虚假。尽管在证券法、公司法以及相关的法规中,已经规定了出具虚假会计信息的有关人员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但是,对于如何来认定虚假会计信息往往规定得过于原则与抽象,这就给司法实践带来一系列的认定问题,理论 上也有很大的分歧。有的观点认为应当从法律角度进行 分析,而有的观点则认为应当从会计专业角度衡量,因而在认定方式上难以统。
笔者认为在认定时,应考虑从其行为构成,即从行为是否具有违法性,主观上是否有过错,行为结果的危害程度方面来加以区分,也就是采用行为目的、行为性质、行为结果三方面结合综合认定的方式。但在具体认定会计信息是否虚假时,由于执法、司法人员往往缺乏专业知识,单纯由其认定尚有困难,因而可考虑聘请独立的社会中介机构或专业人员如会计师事务所、注册会计师借助专业知识分析判断。
(四)会计人员缺乏相应的法律观念和对法律本身认识上的误解
目前 对会计从业人员的资格取得和继续 教育 方面,《会计法》和财政部发布的相关规章制度当中都做出了一定的要求。除需要具备一定的财会专业知识外,财经法律法规的掌握也被列入了重要 内容。遗憾的是,在这方面,许多会计人员对法律本身的理解和熟悉程度令人堪忧。在会计人员之中,许多人对于会计人员的基本职责、业务规范和法律责任方面的知识都非常贫之。
其实,作为“反映、监督与控制”财务运行的主体——会计人员的责任是十分重大的,尤其是在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会计的法律责任更加突出。而根据最近的调查研究与分析,即使在新《会计法》全面实施的今天,会计信息失真、财务管理混乱、跑冒滴漏严重、财会基础工作薄弱化的现象仍较普遍地存在,甚至更有少数会计人员贪污挪用、严重违法犯罪。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认识误区
我国正处在新旧体制转轨的时期,传统观念受到巨大的冲击,这种客观现实引发了一部分人的思想混乱,而财会领域又成了重灾区之一。其认识上的误区主要有二:
一是“机遇观”。这几年财会领域为了尽快与国际接轨,其政策法规和制度安排不断朝着“自主”的方向变化和调整,因而,相当一部分会计人员认为,抓住这一过渡时期的“机遇”大捞一把无碍,等到规范定型后再循规蹈矩不迟。
二是“依附观”。随着各地 企业 民营化进程的不断加快,特别是中小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化,财会人员与企业的关系已由过去的半独立型转为依附关系,为“老板”服务已经到了
无所顾忌的程度,因而造假账、偷漏税、提供失真会计信息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
2.素质低下
诚然,在我国的财会领域确有不少优秀的“内当家”,他们忠于职守,遵纪守法,默默奉献;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中间者”在“大气候”的影响下,法律意识浅薄,随波逐流,最终走向了拜金主义歧途,成为社会的败类。究其原因,主要是从众心理和 政治 素质低下,导致以身试法。
从现实中层出不穷的会计违法行为的案例中也可以发现,会计人员缺乏起码的职业道德和法制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虚假会计信息的产生,代写工作 总结 这一现象已经严重阻碍了会计队伍的发展壮大,也严重影响到会计管理工作的顺利开展。
二、改进 会计 法律 责任认识的途径
在对会计法律责任的认识上,我们应当清楚地看到:其认识程度不仅仅关系到事后责任的追
究方面,还关系到法律对相关人员的 教育、预测和评价等功能。要使《会计法》进一步贯彻落实,务必强化这方面的认识,笔者提议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改进:
(一)继续加大《会计法》及相关财经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
宣传教育的重点是基层的会计人员、各单位负责人、主管财务工作的领导,可以通过对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和职业道德规范教育,对单位负责人的专门培训、讲座等方式普及,使他们认识到会计工作的重要性,并敦促他们建立、健全各项内部管理制度,积极采取措施防范会计违法行为的发生,杜绝会计信息失真的现象。
(二)在会计管理机关内部设立专门机构,配备专门人员,强化对会计法律责任的监管力度 目前 在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财政部门中一般都设置了专门的会计监管机构,如省财政厅设会计处,地市级财政局设会计科,县级财政局设会计股等。但这些机构的主要工作集中在会计工作管理、行政执法等方面,而且往往只注重事后对会计违法行为予以处罚,缺乏事先的监管控制功能(如对于各单位会计工作不规范的治理完善,对于会计信息真实性的认定等),这是他们今后需要进一步加强的工作重点[4]。一旦遇到会计信息理解的法律冲突时,作为会计监管部门,应站在独立客观公正的立场上,对这些会计信息予以鉴定,并做出相应的结论,以便给有关司法部门提供依据,这将成为我国会计监管部门今后的重要任务之一。同时可以考虑引进专门的人员,如法务会计人员,配合做好这方面的工作,必要时也可聘请外部的注册会计师予以协助。
(三)各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使会计工作进一步规范化,同时也有利于划分各种主体之间的责任
应当指出,会计工作失范不能仅归结于会计制度本身的缺陷,其更深层的原因还应归结于单位内部治理结构的缺陷。当前在我国许多公司中,大股东控制或由公司中高级管理人员控制的现象较为普遍,造成经营者与所有者(大多数中小股东)的权利极度不平衡,使得经营者往
往为了夸大其经营业绩或是向投资者隐瞒其真实经营情况,不惜授意、强令、指使会计人员从事会计违法行为,提供和报送虚假的会计资料。针对这种情况,各单位应当首先健全自身的内部治理结构,如公司中应当建立健全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等机构,相互之间制衡约束,才能从根本上杜绝会计违法行为的发生。其次,在追究各种主体的法律责任时,应当按各主体职责进行划分,从行为目的上去 分析 会计违法行为的真正操纵者,按其责任大小分别予以处罚,而不能只追究会计人员的责任。再次,各单位应当建立各项内部控制制度,如财务审批制度、会计稽核制度、财产清查制度等,完善现有的激励机制,对忠于职守、坚持原则的会计人员和相关人员给予奖励;对工作失职、有违法行为的主体给予惩处或由监督主体行使诉权,追究其法律责任。最后,各单位还应充分发挥会计人员内部监督的职能,建立内部审计机构,赋予相应职权,从内部防范各种不合法、不规范行为的发生。
三、会计法律责任的承担
会计造假是人们最大化逐利本性的体现,从本质上看,它是由会计信息生产、监督的契约关系没有真正建立,即会计信息供给者与需求者主体地位不平等、会计法律关系中的权利义务不对等所造成的[5]。
尽管 社会 一再强调改进和强化会计法律责任的认识,但是,随着资本市场的快速 发展,会计造假即提供虚假会计信息却呈愈演愈烈之势,造成的损失和危害已经严重波及了我国社会 经济 政治 生活的每一个角落,直接或间接地损害了人们的利益,成为一大社会公害,因此,对制造虚假会计信息的责任人员追究法律责任是理所当然的。会计法律责任如何承担,实际上就是对违法行为施以何种制裁措施的 问题。笔者认为,违反会计法律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是:
(一)民事责任
从会计的代理关系看,会计人员是接受管理当局的委托,向管理当局的委托人提供财务报告。因此,只有管理当局才对外部投资者负责,会计人员只对管理当局负责,与外部投资者并没有直接的受托责任关系。因此,由会计人员承担全部民事责任缺乏依据,并且淡化了管理当局的责任。而且,从虚假财务报告产生的机制来看,会计人员主观上一般没有提供虚假财务报告的动机,因为虚假财务报告与其自身利益并没有直接联系,只不过是受到管理当局的授意、指使或强令,为了避免被解聘或降职等而不得已做出的行为。实际上,管理当局与股东之间的聘任报酬契约、与债权人的债务契约、资本市场筹资动因等是导致他们提供虚假财务报告的直接原因。会计人员的报酬取决于管理当局,其意思表示受到管理当局的 影响。现实中,会计人员一般会自觉地听从管理当局的意旨,而并非完全地自愿造假,所以会计人员不应该承担所有的民事责任。
笔者认为,会计人员与管理当局之间是一种雇佣关系,会计人员的民事责任可以适用侵权法中的雇员侵权责任。侵权法认为,受雇人执行职务行为时所致的他人损害,雇佣人应承担赔偿责任,雇佣人的这种责任是替代赔偿责任。在执行职务的过程中,受雇人按照雇佣人的意志为雇佣人的利益所实施的行为,实际上等于雇佣人自己所实施的行为。据此,对于虚假陈述行为给投资者和其他利害关系人造成的损失,应当由管理当局承担主要的民事责任。
(二)行政责任
对于提供虚假的财务报告,会计人员往往并非不知其为违法行为,代写留学生论文因而并不能完全免除其对虚假财务报告不法行为的责任,他们是财务报告的直接制造者,对虚假报告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行政责任包括行政处罚和行政处分。目前我国会计造假法律责任以行政责任为重,并以财政部门为主,由审计、税务、银行、证券、保险等多个部门参与共同对会计造假追究行政责任,《会计法》和《公司法》中也规定了对此行为根据情节严重程度分别做罚款、吊销资格证书等处罚。
(三)刑事责任
会计造假刑事责任是指实施了刑事法律规范禁止的会计造假行为所必须承担的刑事法律后果。会计造假实质上是违反会计契约的行为,理应承担违约责任。我国《刑法》和《会计法》中都对会计造假行为规定了相应的刑事责任条款。
参考 文献 :
[1]黄继好.论会计工作的法律责任[J]. 理论 界,2004(10).
[2]陈冰.会计法律责任及案例分析[M].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6:35.
[3]肖小飞.我国会计信息失真法律责任分析[J]. 中国 乡镇 企业 会计,2004(12).
[4]李明辉.浅谈会计人员法律责任[J].财会月刊,2003(3).
[5]孟昭稳.新会计法设定了哪些法律责任[J].中国农业会计,2005(3).
第五篇:仲裁员声明书
仲裁员声明书
本人有当事人选定(或本会主任指定)担任
的仲裁员,为保证独立、公正、公平合理、及时的仲裁案件,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特声明如下:
一、保证在收到仲裁员选定、指定前,未向案件的任何一方当事人或代理人就争议案件发表过意见;二、三、四、保证不是本案当事人或代理人的近亲属; 保证与本案没有任何利害关系;
保证在立案前、立案后,不私自会见当事人、代理人,不当度与当事人、代理人交谈有关案件的审理情况;五、六、七、八、九、十、保证有办案时间。在办案期间如有特殊原因需要外出应履行请假手续; 自觉接受长春仲裁委员会开庭、合议的时间安排; 自觉接受长春仲裁委员会案件程序监督;
保证不充当代理人角色,真正体现公正办案的办案作风;
保证不接受当事人、代理人的请客送礼,不索贿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决; 及时结案,审结期限严格控制在规定的审理期限内;
十一、有义务及时处理审理案件的遗留问题。若有违反,本仲裁员愿意接受有关解聘、除名的决定。
十二、保证严格遵守《仲裁员办案规定》及本会其它规定。
仲裁员:
****年**月**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