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婚姻关系中第三者的法律责任（精选5篇）

第一篇：论婚姻关系中第三者的法律责任

论婚姻关系中第三者的法律责任

摘要

现行婚姻法中无过错离婚制度的建立及赔偿机制，没有故意侵害配偶权补救方面的关于第三者责任立法。在实际上减轻甚至取消了某些配偶或第三者侵害配偶权的法律责任。尽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和《婚姻法》中确立了照顾无过错方的原则，但这显然不足以抚平无过错一方的精神创伤，更不能有效地制裁破坏他人婚姻家庭关系的“第三者”。为此，法律或司法解释应尽快确认“第三者”侵害配偶权的侵权责任，通过这种立法、司法保护，使婚姻家庭关系不受非法干涉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进步、文明的新型的婚姻家庭关系正在逐步形成，婚姻家庭正在以一种全新的生活模式展现在人们面前。然而由于各种不良因素的影响，重婚、姘居等不道德的婚外情现象也日见增多，因“第三者”插足引发的各类刑事案件在我国呈上升趋势；因“第三者”插足婚姻家庭导致家庭的破裂，使下一代无法健康成长，青少年犯罪率逐年上升。“第三者”婚外情现象，正在干扰着我们正常的家庭生活与稳定的社会环境，对此应该引起全社会的高度重视。对于什么是“第三者”，目前的立法中没有明确的规定。由于我国现行《婚姻法》的立法空白，使得“第三者”现象得不到有效的制止，这不利于保护合法婚姻，惩戒婚外侵害人。

事实上，各地法院受理因第三者介入而引起的离婚纠纷不断增加，因而引起人们的关注。因此，明确“第三者”的概念，确定其内涵；研究处理因第三者介入而引起的离婚纠纷，对第三者予以定性等，迫在眉睫，十分必要。

一 落实宪法保护婚姻家庭的原则，是我国《婚姻法》面临的艰巨任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9条规定：“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成年子女有赡养扶助父母的义务、禁止破坏婚姻自由、禁止虐待老人、妇女和儿童。”宪法规定国家保护婚姻家庭的原则，在现时代包含以下几层内涵：

第一，国家保护婚姻家庭，意味着国家和社会各方面应尽可能地保证每个合乎结婚条件的公民的结婚权、生育权、维持婚姻家庭生活的权利得以全面实现，保护每个合法的婚姻家庭能够正常发挥其各种功能。

第二，从国家保护婚姻家庭的宪法规定分析，这既是强制国家必须承担相应的义务和责任，又是赋予国家的一种权力。国家因此必须尊重公民在婚姻家庭领域私生活的合法自主权。同时，国家也可以在此范围内，为保护婚姻家庭，而适当干预公民的私生活。

第三，遵循国家保护婚姻家庭的宪法原则，任何妨碍公民正当行使婚姻家庭权利或有可能侵害他人此项权利的行为都必须予以取缔。

第四，这一宪法规定表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家庭仍是社会的基础，是社会延续和稳定发展的前提。

由此可见，建立和保护平等、和睦、幸福、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并保持它的安宁，这既是宪法保护婚姻家庭的原则，也是我国《婚姻法》面临的艰巨任务。《婚姻法》第四条规定：“家庭成员间应当敬老爱幼，互相帮助，维持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它要求一切公民都必须尊重他人的基本人权，不得妨碍和侵害夫妻保护自己家庭和睦、安宁、幸福的权利。《婚姻法》还对破坏婚姻家庭关系的行为加大了制裁力度，如第一次在中国法律的层面上做出了禁止家庭暴力的规定，使反对家庭暴力从此有法可依；再如设立了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和离婚补偿制度，进一步完善了离婚救济手段。这些规定既保护了婚姻家庭中处于弱势地位的一方，又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

二 《婚姻法》的属性决定了它以保护婚姻家庭的弱者利益为己任

以调整两性关系和血缘关系为特征的婚姻法，植根于具有普遍意义的微观社会生活，其规范对象亦带

有鲜明的“私人利益关系”取向，并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源于婚姻家庭自然属性的人的自然需要和利益，此乃人格化的本质性利益而非目的性利益；二是由婚姻家庭社会机制所衍生的人的身份利益及其伴随的财产利益，可谓伦理化的法权利益。近现代婚姻法的价值定向集中于确认这种利益，调整该利益在主体间的互动关系，通过保障此类“私益”的最佳满足达到婚姻家庭社会功能的有效实现。基于此，婚姻家庭法与民法共同的作用是将确认和调整的私人利益关系归属到权利实体，建立民事权利体系，保障私权，从而奠定了权利法的根本属性，使法律价值显得个人优位于社会。然而，当代民法的进一步发展已突破了这一传统定势，以往的“私权绝对”、“私权神圣”已在走向“私权相对”和“私权有限”，社会本位的价值日益凸现，婚姻家庭法兼顾个人与社会双重价值既是民法这一演进趋势的表现，更是其典型印证。婚姻法在功能指向上，应力求“公法”功能与“私法”属性兼顾，保障功能与权利本位并存。由于婚姻家庭亲属关系是一种特殊的民事关系，与市民社会的价值或利益法则毕竟不同，它渊源于人伦秩序这一本质的、自然的社会共同体结构，并非目的性利益关系，其自身的存在和功能带有鲜明的“公法”秩序和社会保障、福利属性，保护“弱者”和“利他”价值取向直接纳入权利义务关系之中，“意思自治”的自律性、授权性与社会规范的强制性、义务性及个体需要与社会利益、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同构一体，不可分割。因此，婚姻法既要注意与民法的一般价值体系相一致，又要坚守自身固有的功用法则，做到“公法”功能与“私法”属性兼顾，保障功能与权利本位并存。

三当前“第三者”介入婚姻家庭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

首先，由“第三者”介入婚姻家庭，直接导致的恶性刑事案件相应增多，影响社会安定。

其次，“第三者”介入婚姻家庭，破坏了传统的一夫一妻制家庭模式。一夫一妻制是我国婚姻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它以人类本性意义上的爱情具有排他性、专一性和文明社会中性爱的同一性为理论基础，要求任何成年人在同一时间只能有一个配偶，不允许一夫多妻或一妻多夫现象的存在。中国人民生活的历史和现实，充分肯定了一夫一妻制家庭作为文明社会的基石和个人福利保障源泉的不可取代的价值。

再次，“第三者”介入婚姻家庭，不利于下一代健康成长。家庭在预防控制未成年人犯罪方面的特殊作用，是任何社会都无法否认的。然而由于第三者插足，引起婚姻家庭的破裂、生活条件的突变对青少年影响较大。不少子女成为无父少母的孩子，失去温暖、关爱、安全、和睦的生长氛围，导致心理的扭曲和行为的放荡自流。这些孩子在学习、生活、心理素质上，都表现出许多不同于双亲孩子的特点。据有关专家统计，在离异家庭中，青少年犯罪比例达40％以上。可见，“第三者”婚外情现象，正在干扰着我们正常的家庭生活与稳定的社会环境，对此应该引起全社会的高度重视。

四“第三者”概念的再认识

作为一个社会学的概念，它通常是指介入他人婚姻家庭，与夫妇中一方有婚外性关系的人。有些观点把第三者与通奸、姘居混为一谈，抹煞了第三者主观故意破坏他人婚姻关系内容的本质特征。

笔者认为，行为人单有与人通奸、姘居的行为而缺少主观故意破坏他人婚姻的要件，不能构成第三者。所谓第三者，顾名思义，是指本身有配偶，又与他人建立不正当的男女关系或本身无配偶与有配偶的一方建立不正当的男女关系，或双方各有配偶又建立不正当的男女关系，从而妨害了他人正常婚姻家庭，并意图取代他人婚姻关系的一方的行为人。而行为人明知他人有配偶而故意破坏，并意图取代他人婚姻关系的一方，则叫“第三者”。可见，构成第三者介入必须同时具备以下三个特征：

第一、介入的第三者明知他人有配偶，具有主观上破坏他人婚姻关系，且与之结婚的故意。如果是由于误解或受对方欺骗，无意破坏他人婚姻关系，仅是一时冲动发生了性行为或者出于玩弄对方而通奸，则不构成第三者介入。

第二，介入的第三者与对方要有客观上的越轨行为。所谓越轨行为，是指超越了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男女之间的友谊所许可的道德标准或者精神文明界限的行为。

第三，有由于第三者介入而导致对方夫妻感情恶化，家庭关系破裂的后果。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确定“第三者”之概念，应坚持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即行为人在主观上必须有明知他人有配偶，破坏他人婚姻关系，且与之结婚的故意，在客观上，有与对方发生了被我国《婚姻法》和社会道德规范所禁止的越轨行为，使对方的夫妻感情、家庭关系出现了破绽。

五 第三者行为是否仅仅受道德约束和“谴责”

在一个时期很大一部分学者和司法实践者认为，这种对第三者追究，会产生一系列的不太好的社会效果，并且无法保护感情与婚姻不一致的家庭成员对生活的追求。该观点认为不应当对第三者给予法律上的调整，第三者问题是个道德问题，应当由道德去调整，法律不能越俎代庖。其主要依据是：

1、以法律惩罚第三者无依据；第三者的行为并未对社会造成整体伤害，只会造成对私人生活秩序的干扰，因此没有依据以法律惩罚它。

2、以法律惩罚第三者无效果；一方面，对于第三者的道德评价因人而易，而法律一旦制订就是针对一般人的，这样就会产生统一化法律与个体化道德的冲突，冲突的结果可能导致法律的“施行无效”。另一方面，夫妻双方不因婚姻而丧失独立的人格和权利，随着社会物质条件的不断提高，爱情已成为现代婚姻的基础，法律可以“强迫一对夫妇履行同居义务，但绝无可能阻止他们同床异梦”。

3、以法律惩罚第三者无效率；一是，法律的执行有难度，无法操作。二是，性行为本身的隐蔽性，使当事人举证十分困难，退而言之，让夫妻一方去证实自己的配偶与第三者有性关系，会给当事人造成更大的精神伤害。三是，道德的“具体而灵活”是无法被“抽象而相对稳定”的法律所包容的，法律再完备也无法涵盖道德的全部。四是，以法律惩罚第三者的实质是对人们在不幸婚姻之外寻找和谐、幸福的婚姻之权利的否定，这是现代民主文明社会所不能容忍的。

4、以法律惩罚第三者无必要；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以及婚姻和两性关系全面自由的实现，第三者这一概念也终将自行归于消灭。

5、配偶权理论不能成为惩罚第三者的理论依据，原因在于夫妻忠实义务并非从根本上就是一项法律义务，而是一项道德义务，实质仅是一项并非公认的道德义务。

6、依法律惩治婚外恋的一个预设是一切婚内关系都是合乎道德的，但实际上，这个预设并不成立。总之，否定说认为，以法律惩罚第三者是不可取的，对婚外情的调整应当是道德解决的问题，把道德的东西还给道德。

所有的国家对婚姻家庭都是采取非常重视的态度和严格的保护的措施，对于婚姻家庭的处理，非常严肃甚至保守，但婚姻法历来调整的都是夫妻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很少对婚姻家庭之外的第三者进行处理。像这类的问题，在当今社会趋于保护弱者的前提下，妇女的权益或者婚姻家庭的权利应该受到更多的保护，法律必须介入。

六 第三者行为性质的判定及应承担的责任

“第三者”介入婚姻家庭是对配偶权的侵害。“第三者”介入婚姻家庭使配偶一方违反了夫妻双方应该相互忠诚的义务、给另一方配偶带来损害，所以法律惩治“第三者”最好的办法就是将其确定为民事侵权，即侵害了配偶权。配偶权是指基于合法婚姻关系而在夫妻双方之间发生的、由夫妻双方平等专属享有的要求对方陪伴生活、钟爱、帮助的基本身份权利。配偶权不仅规定了夫妻间的权利义务，规范、约束着夫妻的行为，全面反映了婚姻生活的内在本质要求，而且还保障着婚姻生活的健康发展以及婚姻生活的安全、和谐、幸福。正是由于配偶权在调整婚姻家庭生活中发挥着其他民事权利所不能替代的作用，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法律都采用不同的形式分别规定了配偶权，我国《婚姻法》没有规定配偶权是立法上的一个严重疏漏。首先，配偶权作为夫妻双方之间的身份权是客观存在的，任何法律都不应当加以回避。其次，不享有权利即不承担义务。现实生活中，“包二奶”、“第三者”现象的出现，严重地侵害了合法婚姻当事人的利益，受害者的什么权利被侵害了，这是一个不言自明的问题。但是，由于法律没有配偶权的规定，因此，“第三者”可以肆意侵害婚姻家庭受害方配偶的权利，受害人亦无法向“恶意第三人”（插足者）索赔。所以在立法上，我们应该明确赋予婚姻家庭受害方配偶以一定的权利，使其能够向有婚外性行为的一方配偶主张权利，使婚外性行为得以成为侵权行为、产生侵权之债，受害方配偶可通过提起侵权之诉使其所受之损害得到补偿。

目前鉴于配偶权侵权急需法律调整的现状，完善婚姻法中规定的配偶权保护制度是一个较为现实的选择，能够从根本上改变现行婚姻法中只是零散规定配偶权某些派生身份权的状态，对于平衡当事人的利益和维护婚姻家庭关系的稳定、有序是极为有利的。为此，笔者认为，《婚姻法》应当规定，配偶权是绝对权，受国家法律的保护，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侵犯配偶权。由于过错侵害配偶权的，应当依照民法的规定承担侵权责任；配偶一方与第三人共同实施侵害无过错配偶一方配偶权行为的，应当承担共同侵权责任。修改后的婚姻法四十六条规定：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要求损害赔偿。这是对于

离婚过错损害赔偿的规定，该法颁布实施后，因第三者导致离婚要求损害赔偿的案件逐渐增多，其中更多的无过错方认为，离婚完全是第三者插足造成的，没有第三者插足的婚姻家庭是稳定的，并要求第三者进行损害赔偿。民法通则106条规定：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侵害他人财产的、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这是对于侵权民事责任的原则性规定。以此规定如果行为人存在过错侵犯他人财产权和人身权时，应当承担侵权的民事责任。结合第三者行为的性质，能够说明其行为符合了该法条规定的条件，应认定其属于民事侵权，侵犯了无过错方的人身权或者称为婚姻关系人身权。

民法通则认定行为人侵权过错的标准应具备四个要件，而第三者的行为恰恰符合了四个要件的规定。其

一、行为的违法性。一夫一妻是我国基本的婚姻制度，此制度的实施有待于我国公民的普遍遵守和执行，这是法有明文规定的，违反此制度应为违法行为。按照民法通则的理论规定，如果行为人有民事违法行为，那他必须承担民事责任。而第三者侵入夫妻家庭，破坏了一夫一妻的家庭制度，破坏了夫妻感情，其行为显属违法。

其二、损害事实存在。由于第三者的侵入，造成无过错方精神和身心的极大伤害，同时对未成年子女教育和成长受到很大的影响，给他们成长留下隐患，更为严重的大多数第三者插足直接造成夫妻离婚、家庭破裂的恶劣后果，可见，第三者侵权的损害事实明显存 在。

其三、行为和结果之间必须有因果关系。造成无过错方精神上和身体上的伤害的是由于过错方的感情出轨引起的，而过错方的感情出轨完全是由于第三者的介入，正因为第三者的介入引起无过错方感情受到伤害的必然结果，二者的因果关系显而易见。

其四、行为人主观过错。第三者应当知道她插足别人的夫妻感情是违法的，并应预见到这种行为的后果，主观上应当抑制和控制这种行为的发生和发展，但第三者明知违法，却不予控制，可见主观故意过错的存在。

上述说明，第三者的行为完全符合过错侵权赔偿的法律要件，可以认定第三者的行为构成侵权，应承担赔偿责任。

配偶间因婚姻而产生的权利和作为平等主体所享有的权利性质决定了侵权责任以民事责任的承担为主，主要分为：第一，包括加害人停止侵害、赔礼道歉、具结悔过、人民法院依据职权强制对加害人训诫等在内的责任方式。第二，赔偿损失。加害人以独立的个人财产对受害人进行物质和精神损害的赔偿。实践中侵害配偶权的侵害行为给无过错配偶一方造成的财产损失极少，该侵权行为主要是给无过错配偶一方造成精神上的极大痛苦，如果否认被害人非财产上损失的赔偿请求权，不追究过错方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就无法使无过错方在精神上得到抚慰，无法平复其内心创伤，亦不能制裁教育过错方，干扰他人婚姻家庭关系者几乎不负任何民事责任，这显然违反常理。为了抚平无过错配偶一方的精神创伤，同时制裁侵权行为人，《婚姻法》应当规定，无过错配偶一方基于侵害配偶权之诉，有权要求侵权人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以维护法律的公平、正义。

七 具体案件中责任的裁判

依据 婚姻法46条规定的精神，过错方损害赔偿应在提起离婚诉讼时提出，没有起诉离婚的，不能要求过错方赔偿。那么，第三者赔偿是否应遵循这一规定。笔者认为不然，第三者赔偿不能局限于必须双方离婚，如果第三者破坏了夫妻的感情，其行为的存在已经构成侵权，并已造成无过错方精神伤害的后果。是否因此解除婚姻关系，只是双方对于婚姻状态的处理结果，是否造成离婚后果，只能作为认定侵权的严重程度和作为无过错方获得赔偿额度多少的尺度。

第三者能作为离婚案件的第三人吗？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规定：“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认为有独立请求权的，有权提起诉讼。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据此规定，必须和诉讼标的有利害关系才可以列为第三人，过错方和无过错方的诉讼的标的是解除婚约的法律关系，主要诉讼的是离婚，对于其中的过错赔偿仅是解除婚约关系的结果，他因离婚引发派生出来的，并不是赔偿案件。第三者不能作为第三人参与离婚诉讼。

是否是共同侵权？

笔者认为构成共同侵权。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条：“二人以上共同侵权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据此规定，构成共同侵权其特征有三；其

一、主体的复合性。第三者和过错方造成无过错方的损害是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其

二、行为的共同性。第三者和过错方行为的指向是同一的，正因为二者的感情出轨，形成无过错方受到伤害的原因。其

三、结果的单一性。第三者和过错方的感情出格行为造成的唯一结果是伤害了无过错方的和婚生子女的精神伤害后果。上述说明无过错方的伤害后果是第三者和过错方的共同侵权造成的。

第三者和过错方必须承担连带责任吗？

虽然，按照法律规定共同侵权应承担连带的民事责任，但笔者认为第三者赔偿一概适用连带责任很难操作执行。因第三者侵权引发的后果有二种。一种是造成离婚的后果。这种情况下可以适用连带赔偿责任，因此种情况下，财产是可分的，过错方有独立的财产，可以判令赔偿损失，在过错方的财产中赔付。另一种后果，无过错方和过错方感情和好，没有解除婚姻关系。这种情况下，如果承担连带责任，因双方的财产是共同的，不可分割，判决执行无法操作，这种情况下，就不适用连带赔偿。

第三者和过错方必须列为共同被告吗？

不必列为共同被告。根据意思自愿原则，原告有权自主选择追究责任主体的权利。如前述所讲，如果夫妻和好没有离婚，那么，无过错方要追究第三者的侵权责任，她应有权选择只起诉第三者，参照有关司法解释，这种情况，法院应查明事实，确定过错方的责任大小，并告知无过错方放弃追究过错方的法律后果，判决第三者承担责任应仅就其责任应承担部分承担民事侵权后果。

第三者应承担精神损害赔偿金。

从第三者造成的损害后果，其侵权的结果是无形的，给无过错方带来的是精神痛苦，身心创伤，没有体现物质损失，应参照婚姻法46条的规定给予精神损害赔偿，赔偿的数额可以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根据相关因素确定。另外，构成重婚的，应依照我国《刑法》第二百五十八条规定处理；未构成犯罪的，除民事案件处理外，还应积极建议有关组织按党纪政纪处理，尤其对第三者的处理更为重要。

婚姻法的私法属性决定了它应以保护公民的婚姻家庭权利、保护婚姻家庭中的弱者利益为己任。从目前我国的法律规定，没有赋予无过错方向第三者赔偿的胜诉权，但从国外的一些国家，就此问题仍存在诸多争议，其中法国、瑞士、日本等国家认为第三者和过错方应负共同责任，无过错方有权获得赔偿，笔者相信不久的将来，我国也将认同第三者属于侵权，无过错方有权获取赔偿，将得到法律的确认。

第二篇：人大监督法律责任论

内容摘要：

法律 的生命力在于执行。法律责任的设置和实现是确保法律法规得以执行的重要保障。监督法颁布实施后，人大监督工作进入了“监督法时代”。各级人大常委会逐步适应在监督法的框架内思考问题、开展监督，各项工作更加规范有序。同时，由于监督法没有明确规定法律责任的内容，对于违反监督法规定是否应当承担法律责任，尚无明确结论。而有的省在出台实施办法和监督条例时创造性地设置了“法律责任”一章，有些省在修订监督条例过程中保留了“法律责任”一章。并且实践中，存在一些违反监督法相关规定的事例，如不少地方反映听取专项工作报告“20天、10天、7天”的时限要求，难以得到保证。如何有效应对法律和实践中面临的问题，迫切需要理论研究予以回答和指导。本文尝试从分析法学的视角，对人大监督法律责任问题做简单探讨。

一、违反监督法是否需承担法律责任

法 理学 一般认为，法是“以权利义务为调整机制并通过国家强制力保证的调整行为关系的规范”[1]。法的国家强制性是法的必要特征，同时也是法区别于道德、纪律等社会规范的重要标志。从法律规范构成考察，一般都认为法律规范在逻辑结构上必然包含三个因素，假定、处理、制裁。假定是指规则在什么情况下生效，处理是行为规则本身，制裁则是对违反这一规则的国家强制性措施。虽然法律规范的表现形态，即每一项国家的指令却不一定包含这三个因素，如一个法律条文虽并不能表述一个逻辑上完整的法律规范，甚至于整部宪法的法条都缺失制裁的部分，但通过对多个相关联规范、法条或相关部门法的分析，可以发现法律规范三个因素结构具有一定的逻辑必然性[2]。同时，从法的实施考察，只有对合法行为进行保护，对违法行为进行惩治和 教育，让违法者承担不利或否定性后果，法律规范的要求才能在社会生活中得到遵守，法才能得到实现。因此，包括宪法和任何部门法，都必然包括有确保其得以实施的国家强制力，违法行为都必然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监督法是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一部事关国家权力架构和运行的重要法律。监督法虽然涉及 政治 制度和国家体制，政治性很强，但作为一部法律，其必然也具有法所必需的特征要素和国家强制力。正如宪法第五条第四款所指出的“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违反监督法同样也必须承担法律责任。这不仅有利于依法规范人大常委会的监督行为，推进监督法的贯彻实施，而且对于增强人大监督的刚性和实效，促进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确保“一府两院”由人大产生、受人大监督的宪政架构依法有序运行，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至于监督法没有直接规定“法律责任”的内容，笔者认为这并不意味着监督法排斥甚至否认法律责任。这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理解：一是监督法条文中实际隐含了法律责任的内容。监督法内容本身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像质询、撤职既是一种人大监督的方式，同时又因为可能导致否定性的评价和不利后果，所以也可以是有关部门违反监督法有关规定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例如有关部门违反监督法规定、拒绝接受监督，常委会则可直接采取撤职的方式进行制裁。而像特定问题调查既是一种监督方式，又可以是在追究有关部门监督法律责任的程序机制，通过特定问题调查，查清有关部门违反监督法情况后，再采取相应的制裁措施。二是相关法律规定了人大监督法律责任。监督法是全面调整人大常委会监督职权的法律，但监督法并不完全是创新，许多只是重申、细化有关法律规定。监督法第二条规定，各级人大常委会行使监督职权的程序，适用本法；本法没有规定的，适用有关法律的规定。因此监督法的“假定、处理、制裁”三要素完整性，还必须与其他法律法规结合起来考察。其他有关人大监督的法律规范，其中也有涉及人大监督法律责任的内容。如立法法第九十一条规定，如果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和有关专门委员会认为有关法规与宪法、法律相抵触而制定机关不修改的，可以提请常委会会议决定予以撤销。三是监督法立法思路导致了法律责任设置的现状。监督法一个重要立法原则就是，“实践经验比较成熟的，加以深化、细化，作出具体规定；实践经验尚不成熟，又需要作出规定的，作出原则规定，为进一步改革留下空间；缺乏实践经验，各方面的意见又不一致的，暂不作规定，待条件成熟时再作补充完善”[3]。监督法出台前，人大监督缺乏法律法规的有效规范，鲜有涉及违反法律规定的事项，更谈不上监督法律责任的问题。由于缺乏实践经验，监督法没有对法律责任作全面规定完全可以理解。当然，随着实施过程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及在这方面研究的深入，在今后修订监督法过程中，明确法律责任将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

二、违反监督法承担什么法律责任

对这一问题的把握，必须先明确法律责任的内涵和外延。关于法律责任，法学界一般采取“后果说”，即认为“法律责任是指一切违法者，因其违法行为，必须对国家和其他受到危害者承担相应的后果”[4]。在法律责任的外延界定上，一般以法律部门作为划分标准，分为实体法责任（违宪、行政、民事、刑事、国家赔偿责任等）和程序法责任（选举、立法、行政、救济程序责任等）[5]。根据这一界定和分类方法，笔者认为违反监督法应承担实体上的宪法责任和程序法责任。

（一）实体法法律责任。我国宪法对我国的国家权力架构作出宏观上的界定，规定“一府两院”由人大产生、对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监督法就是对宪法有关人大监督规定的落实和细化，对“一府两院”应如何接受人大常委会监督，人大常委会应如何监督“一府两院”，作了明确规定。违反监督法有关实体内容的规定，如人大常委会不作为、不依法履行监督职权或“一府两院”拒绝接受监督、懈怠或阻挠人大监督等等，实际上就是违反了宪法有关“一府两院”由人大产生、受人大监督的规定。这不仅不能践行人民群众对国家权力机关的委托和授权，而且还必将破坏人大制度和民主集中制的宪政秩序，造成国家权力行使的混乱和权力失衡。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如果行使这些公共权力的机关或个人超越宪法厘定的权力疆界，就将承担宪法上的不利后果即宪法责任。”[6]

宪法责任的形式具有一定的独特性，根据绝大多数国家宪法典和宪法惯例，主要包括有“被弹劾、被罢免、引咎辞职、规范性文件的被撤销和被宣布无效或被拒绝适用、社会组织的被取缔或被中止资格”[7]。根据宪法、地方组织法及监督法相关法律规定，结合人大制度实际，在我国违反监督法承担的宪法责任形式，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被罢免。地方组织法第十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有权罢免政府组成人员、常委会组成人员和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二是被撤职。地方组织法第四十四条第十二项、监督法第四十四条规定，常委会在人代会闭会期间，可以撤销个别政府负责人副职及由常委会任命的政府其他组成人员、司法人员（除本级法院院长和检察院检察长外）。三是受质询。质询是就有关问题进行质问和询问。监督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一定名额的常委会组成人员可以书面提出对本级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和法院、检察院的质询案。质询不仅带有程序的性质，而且还带有负面的评价，可能带来不利的政治影响，因此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宪法责任形式。四是规范性文件被撤销。地方组织法第八条第十项、第十一项规定人民代表大会可以撤销常委会或本级人民政府不适当的决定、命令。立法法第五章“适用与备案”，对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的改变、撤销权限，作了详细规定。监督法第三十条规定，常委会可以撤销下一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不适当的决定、命令和本级人民政府发布的决定、命令。五是报告不被批准。预算法规定，有关预算草案、预算调整和决算应当报人大及其常委会批准。这意味着，如果政府在接受预算审查监督时，存在实体违法行为，人大及其常委会可以不批准有关报告。六是引咎辞职。对此法律没有作出规定，但根据中央已批准实施的有关党政领导干部辞职的相关规定，及当前我国政治生活中已逐步增多的引咎辞职案例，在今后引咎辞职将成为我国一个重要的宪法惯例。

（二）程序法法律责任。监督法既是实体法，更是程序法。监督法不仅规定了七种监督手段，而且还对于人大常委会如何开展监督、“一府两院”如何接受人大监督都作了规范化、程序化的规定。监督权力只有在程序中才能得到有效行使，如果不建立一套有效的程序保障机制，监督权力则很有可能会落空。因此，对于违反人大监督程序规定的，也必须承担相应的程序性法律责任，以确保人大监督权力落到实处。

在我国的法学领域存在根深蒂固的“重实体、轻程序”观念。与此相对应，在我国当前相关程序法规定中，一般只是明确了程序规则，而没有建立法律上的否定评价机制。如果说监督实体法律责任，还有据可循的话，那么监督程序法律责任则根本是无法可依。为此，对于监督程序法律责任，只能从程序性制裁的法学理论和推进监督法贯彻实施的实践目的出发，来准确理解和把握。

有学者指出：“程序性法律责任表现在违反程序的行为及其结果，在程序上不予认可，或确认其无效，或予以撤销，或予以否定，或责令重做，或补充修正程序，或终止程序”[8]。这些程序性的制裁方式，对于违反监督法程序性规定的行为，应该说基本适用。例如，常委会的监督计划，没有按规定由委员长会议或主任会议通过的，可由有关有权主体，在程序上不予认可，或确认无效，或责令重新按照程序通过；又如“一府两院”没有将专项工作报告在规定的常委会会议召开20天，送交人大专门委员会或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征求意见的，可以责令其补充修正程序，尽快提交有关报告征求意见等等。总的看，就是要通过一定方式，使违反程序的行为得到制裁，使违法行为主体承担不利的程序后果，确保监督工作顺利有序开展。

三、如何追究人大监督法律责任

法律责任的必然性，是实现法律责任功能价值最大化的基本要求。要威慑和制裁违法行为，推动监督法的全面贯彻实施，就必须建立起完善的法律责任追究机制。对此，主要是要明确以下几个方面：

（一）人大监督法律责任的主体。包括承担法律责任的主体和追究法律责任的主体。可以说，作为监督方的人大常委会及负责组织实施的有关专（工）委、执法检查组、特定问题调查组等和作为被监督方的“一府两院”当然地成为违法主体。常委会组成人员、“一府两院”相关负责人员，也可以成为监督违法特别是程序违法的主体。其中考虑到人大常委会是依法集体行使职权，集体有权、个人无权，并且常委会组成人员享受有言论免责权的保护，因此他们承担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宪法责任，而更多地是一种政治责任——“代表责任”，就是不能按照选民和选举单位的要求来依法履责的责任[9]。至于人大和“一府两院”的具体工作人员，可能会实施违法行为，但由于不是监督法律关系的主体，相关法律责任只能由其组织或负责人代为承担，他们能承担的仅是公务员法意义上的内部行政责任。例如预算法第七十三条至第七十五条，对政府违反有关预算法规定，要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追究行政责任或进行行政处分。

追究法律责任的主体，则要具体分析。对于“一府两院”，由于是由人大及其常委会产生、对人大及其常委会负责，因此追究他们法律责任的主体，一般是本级人大常委会；对于人大常委会无权追究的责任，如罢免“一府两院”负责人，则应提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追究其责任。对于人大常委会，则一般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追究有关责任。由于上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负有指导、监督下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工作的责任，因此也可以由上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负责追究相关法律责任，如撤销有关决议、决定或不批准有关事项等等。此外，有学者提出“宪法司法化”的观点，主张法院以诉讼方式审查法律、法规是否违宪，这不符合我国人大制度的性质和特点。同样，在监督法律责任追究的过程中，追究的主体只能是人大及其常委会，而不能简单地认为应引入司法途径。

第三篇：论法律责任的本质

论法律责任的本质

摘要：法律责任是法理学研究的基本问题之一。综观对该问题的讨论，学者们大都是在对法律责任的概念进行分析，而并未对法律责任的本质问题予以充分的关注。本文在比较学者们给法律责任所作的不尽相同的概念之基础上，试图通过对其概念的界定，并通过中外学者对法律责任本质的各种学说之比较中，进而分析出法律责任的本质。

关键词：责任法律责任法律责任本质

一、概念的界定

（一）责任的词义分析

在古代汉语中，“责任”同“责”，是一个语义丰富的概念。据《辞源》、《辞海》等权威辞书，“责”在六种意义上被使用。其一，求，索取。如“宋多责贿于郑。”其二，要求，督促。“不教而责成功，虐也。”其三，谴责，诘问，责备。“文姜通于齐侯，桓公闻，责之姜。”“使先生自责，乃反自誉。”其四，处罚，责罚，加刑。“崇患太祖墉惰不作业，数加笞责。”“责小过以大恶，安能服人。”其五，同“则”，责任，负责。“若尔三王，是有丕子之则于天。”其六，债，所欠的钱财。“乃有意欲为收责于薛乎？”

在现代汉语中，“责任”一词有三个互相联系的基本词义。（1）分内应做的事。如“岗位责任”、“尽职尽责”等。这种责任实际上是一种角色义务。每个人在社会中都扮演一定角色，既有一定地位或职务，相应地，也就必须而且应当承担与其角色相应的义务。（2）特定人对特定事项的发生、发展、变化及其成果负有积极的助长义务。如“担保责任”、“举证责任”。（3）因没有做好分内的事情或没有履行助长义务而应承担的不利后果或强制性义务。如“违约责任”、“侵权责任”、等。我们可以把前两种责任成为积极责任，而把后一种责任成为消极责任。在消极责任中，有违反政治义务的政治责任，违反道德准则的道德责任，不遵守或破坏纪律的违纪责任，也有违反法律要求的法律责任。

（二）法律责任的概念分析

由于“责任”一词在不同语境中具有不停的含义，加之“责任”一词在法律文献中时常被按照不同的语义来使用，这就使对法律责任的界说显得十分困难，1

以至迄今为止，在中国法学界乃至世界法学界尚没有一个能被所有人接受并能适用于一切场合的法律责任定义。学者们根据自己的理解提出了许多学说，总结一下，具有代表性的主要是以下几种，现对其进行简要分析。

1、义务说。持此种学说的学者将法律责任界定为一种特殊意义上的义务，如张文显教授在其主编的《法理学》教材中就认为，法律责任是“由特定法律事实所引起的对损害予以赔偿、补偿或接受惩罚的特殊义务，亦即由于违反第一性义务而引起的第二性义务”1。笔者认为，将法律责任定义为一种义务显然是不合理的，原因在于，“接受惩罚”作为一种“义务”出现的说法值得商榷。如果将接受惩罚作为一种义务，那么按照权利义务相对应的原则，接受惩罚所对应的权利是什么？惩罚应该是国家公权力来执行的，而此“权力”非彼“权利”，二者不可混淆。如果将法律责任定义为一种义务，无疑将导致理论上的混乱。

2、处罚说。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法律责任是一种“处罚，制裁”。如凯尔森就认为，“法律责任的概念是与法律义务相关联的概念，一个人在法律上对一定行为负责，或者他在此承担法律责任，意思就是，如果作相反的行为，他应受制裁”2。又如孙国华教授认为，法律责任“是由违法者的违法行为所引起的，应该由违法者依法承担的责任”。该观点也有一些失当之处，首先一点，孙教授的观点有循环定义之嫌；其次，将法律责任仅仅认为是处罚或者制裁过于片面，忽略了法律责任其他方面的因素。

3、后果说。该学说的赞同者认为，法律责任是行为人违反法律规定所应承担的法律后果。如沈宗灵教授认为，法律责任是“行为人由于违法行为、违约行为或者由于法律规定而应承受的某种不利的法律后果”。又如林仁栋教授指出：“法律责任是指一切违法者，因其违法行为，必须对国家和其它受到危害者承担相应的后果”。后果说存在的缺陷是，在某些情况下，承担法律上的“不利后果”并不意味着就要承担“法律责任”，例如，在民法当中，宣告无民事行为能力者实施的民事行为无效的后果，就不能说是法律责任。1 张文显，《法理学（第二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第142页。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M〕，沈宗灵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第73 页。

24、负担说。它认为“法律责任是有责主体因法律义务违反之事实而应当承受的由专门国家机关依法确认并强制或承受的合理的负担”。该观点有一点不足之处在于，它认为法律责任只能由专门国家机关确认这一点是不符合实践的，如果是民法商法等私法意义上的责任，则可以由双方当事人来协商确认和解决，不需要经由国家机关就可以解决。

综观上述关于法律责任的定义，每一种定义虽然或多或少都反映出法律责任的一些性质特征，但也不可避免的都存在一些缺陷。笔者倾向于接受负担说，结合负担说的一些理论，并参考其他学说，笔者给出如下定义：所谓法律责任，是指行为人因违反法定义务而应承受的由法律所确认的一种负担。该定义的特点在于：首先，简洁明了，容易理解；其次，体现出法律责任的“法定性”，使其区别于道义责任，伦理责任等其他社会现象；再次，避免了原来的负担说将法律责任仅仅看作只能由国家机关专门确认并予以解决的片面性；最后，仅仅通过该定义即可体现出法律责任的本质属性，即某种负担。

二、法律责任本质的分析

法律责任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如同对法律责任概念的众说纷纭一样，对于法律责任本质的讨论也形成了不同的观点。以下先就学者们的观点做简单陈述。

（一）各家学说综述

1、道义责任论。它是以哲学和伦理学上的非决定论亦即自由意志论为理论基础的。它假定人的意志是自由的，人有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又自觉行为和行使自由选择的能力。由此推定，违法者应对自己出于自由意志而做出的违法行为负责，应该受到道义上的责难。对违法者的道义责难就是法律责任的本质所在。

2、社会责任论。与道义责任论相反，社会责任论是以哲学和伦理学上的决定论为基础的。它假定一切事物（包括人的行为）都有其规律性、必然性和因果制约性。由此推断，违法行为的发生不是由行为者自由的意志而是由客观条件决定的。因而只能根据行为人的行为环境和行为的社会危险性来确定法律责任的有无和轻重。确定和追究法律责任，一方面是为了维护社

会秩序和社会存在；另一方面是为了使违法者适应社会生活和再社会化，这就是法律责任的本质。

3、规范责任论。这种理论认为，法体现了社会的价值观念，是指引和评价人的行为的规范。它对符合规范的行为持肯定的态度，对违反规范的行为持否定的态度。否定的态度体现在法律责任的认定和归结中，这种责任就是法律规范和更根本的价值准则评价的结果。因此，行为的规范评价是法律责任的本质。

上述三种理论各有其合理性与局限性。道义责任论正确地揭示了行为的主观因素的作用，却忽视了社会环境对行为的方式的巨大影响；社会责任论正确揭示了行为发生受制于一定的客观条件，却忽视了行为人主观因素的重要作用。相对而言，规范责任论更加全面地对法律责任的本质进行揭示。它强调了法律责任与体现一定价值标准的法律规范有直接联系。

4、关于法律责任本质的再认识

笔者在前文给法律责任下定义时，已经提及，该定义可体现出法律责任的本质属性，即某种负担。这也是笔者对法律责任本质再认识的结果——法律责任是由法律规范所确立的一种负担。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基于以下几方面的考虑：

第一，从纯语义的角度来看，责任本身就意味着一种负担。“负担”一词在两种意义上被使用，一是在名词意义上被使用，指费用、开支或者承受的责任；二是在动词意义上被使用，意指承当（工作，责任，费用等）。再回到对责任的讨论上来，即使是从广义的角度来理解“责任”一词，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从“份内应做的事或职责所规定的义务”的层面来理解，这种应该做的事情，职责规定的义务，就是一种负担；从“违反某些义务而引起的一种不利负担”的层面来理解，显而易见，责任无疑也是一种负担。

第二，本质是一个事物与同其他事物相区别的最根本的要素。将法律责任的本质认定为一种法律上的负担，不仅是法律责任与道德责任，伦理责任等其他社会责任的区别，也是其与评价、谴责、手段、法律关系等其他关于法律责任本质的认识的根本区别。

第三，前文在讨论法律责任的定义时，可以看出，理论上对于负担说的诟病就在于其片面性。那么当我们避免了这种片面性，并完善了其定义之后，相对于其他观点来说，负担说更加合理，被其他学说指摘的可能性就更小。

5、结论

作为法学理论研究的基本问题之一，如何定义法律责任，尤其是如何认识其本质是任何法学研究者都无法回避的。抛开烦琐的修饰词，以最简单的几个词汇给一个术语做一清晰的界定是一件很难，却很有意义的事情。本文对法律责任的界定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所进行的一种尝试。当然，由于笔者水平有限，这种分析可能是很肤浅的，笔者只是希望通过对该问题的论述，能够加深自己对法学理论的更加深入的理解。

「参考文献」

{1}张文显，《法理学（第二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2}周永坤，《法理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3}[奥]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3.{4}孙国华，《法理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5}沈宗灵，《法理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第四篇：论中国注册会计师的法律责任

摘要： 会计 法律 责任主要是指编造和提供虚假会计信息，代写论文 或称会计造假的责任。不少单位及工作人员，尤其是会计人员在会计法律责任的认识上存在不少误区，以致于在处理会计事务过程中缺乏应有的责任意识，工作偏差、错漏现象较多。改进会计法律责任的认识，明确会计法律责任的承担，对于会计信息质量的提高有很大的裨益。

关键词：会计造假；法律责任；认识；承担

我国正在进行的 经济 体制改革，其基本立足点就是培育和 发展 统一、开放、平等竞争、规章健全、秩序井然、功能完备和运转灵活的 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这就意味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传统的计划经济有着本质上的区别。财会工作涉及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经济与社会事业越发展，财会工作越重要。

然而，在《会计法》贯彻实施的过程中，不少单位及工作人员，代写毕业论文 尤其是会计人员在会计法律责任的认识上还存在不少误区，以致于在处理会计事务过程中缺乏应有的责任意识，工作偏差、错漏现象较多；同时，社会中介机构(如会计师事务所)在为公司出具审计报告、验资报告时不实、虚假现象也屡有发生⋯。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法律实施上的障碍，即会计信息虚假、失真现象未得到有效遏制，而对其责任承担主体又缺乏责任认定的手段，以致于有关会计法律责任的规定尽管明确，但在追究违法主体责任时却缺乏有力手段给予保障，使得规范会计工作，确保会计资料真实、完整的立法宗旨无法落实。

本文 研究 的会计法律责任主要是指编造和提供虚假会计信息，或称会计造假的责任。由于会计法律对会计行为的各个方面都做了规定，因而违反会计法律的行为也有多种，例如，毁坏会计凭证、打击报复会计人员等，但这些只是为实现会计法律的形式价值，即规范会计行为而设定的责任。会计法律的实质价值还是要保证会计资料的真实、完整。因此，本文对其他形式的违反会计法律行为的责任不做讨论，只将符合法律要求的会计信息称为“真实的”，将不符合法律要求的会计信息称为“虚假的”。

一、当前对会计法律责任认识上的误区

(一)单位负责人只对单位重大决策负责的认识误区

新《会计法》规定了“单位负责人对本单位的会计工作和会计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负责”，而现实中许多单位负责人在认识上还是多把自己定位在管理当局最高决策者的位置上，即只认识到其对本单位的重大决策负有全面责任，而对于会计工作往往认为属于部门工作范畴，应由其机构负责人或主管人员负责[。表现在具体方面，单位负责人或是忙于行政管理或是忙于业务经营或是忙于应付大小会议，而疏于对会计工作的管理，使得许多单位内部会计制度不规范、不健全，甚至于对会计工作漠不关心，忽视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内部控制制度约束会计行为。因而要从单位内部人手治理会计工作不规范和会计信息失真现象，应首先端正单位负责人的态度，使其认识到自己在法律责任上是首要的责任承担主体，督促其依法行使职权，做好对会计工作的领导、对会计制度的建立和对会计人员的考核。

(二)会计人员只对其会计核算行为负责的认识误区会计人员的基本职能在于会计核算和会计监督，在现实中，会计人员几乎都认识到了会计核算的重要性，代写职称论文 因此，将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核算业务之中，而忽视了其作为单位内部会计监督主体的作用。再者，由于会计人员处于各单位决策者的管理之下，其工作评价和工资报酬都受到决策者的 影响，要使其依法行使内部监督职权困难重重。以致于许多会计人员都认为只要在业务上不出纰漏，保证自己在业务范围的行为不出 问题，就是一个尽职尽责的会计人员；还有的会计人员为了和管理当局搞好关系，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不惜放弃其法定职责，使得单位内部会计监督成为一纸空文。

(三)对虚假会计信息认定的认识误区在追究会计法律责任时，关键性的一步就是要确认会计信息是否虚假。尽管在证券法、公司法以及相关的法规中，已经规定了出具虚假会计信息的有关人员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但是，对于如何来认定虚假会计信息往往规定得过于原则与抽象，这就给司法实践带来一系列的认定问题，理论 上也有很大的分歧。有的观点认为应当从法律角度进行 分析，而有的观点则认为应当从会计专业角度衡量，因而在认定方式上难以统。

笔者认为在认定时，应考虑从其行为构成，即从行为是否具有违法性，主观上是否有过错，行为结果的危害程度方面来加以区分，也就是采用行为目的、行为性质、行为结果三方面结合综合认定的方式。但在具体认定会计信息是否虚假时，由于执法、司法人员往往缺乏专业知识，单纯由其认定尚有困难，因而可考虑聘请独立的社会中介机构或专业人员如会计师事务所、注册会计师借助专业知识分析判断。

(四)会计人员缺乏相应的法律观念和对法律本身认识上的误解

目前 对会计从业人员的资格取得和继续 教育 方面，《会计法》和财政部发布的相关规章制度当中都做出了一定的要求。除需要具备一定的财会专业知识外，财经法律法规的掌握也被列入了重要 内容。遗憾的是，在这方面，许多会计人员对法律本身的理解和熟悉程度令人堪忧。在会计人员之中，许多人对于会计人员的基本职责、业务规范和法律责任方面的知识都非常贫之。

其实，作为“反映、监督与控制”财务运行的主体——会计人员的责任是十分重大的，尤其是在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会计的法律责任更加突出。而根据最近的调查研究与分析，即使在新《会计法》全面实施的今天，会计信息失真、财务管理混乱、跑冒滴漏严重、财会基础工作薄弱化的现象仍较普遍地存在，甚至更有少数会计人员贪污挪用、严重违法犯罪。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认识误区

我国正处在新旧体制转轨的时期，传统观念受到巨大的冲击，这种客观现实引发了一部分人的思想混乱，而财会领域又成了重灾区之一。其认识上的误区主要有二：

一是“机遇观”。这几年财会领域为了尽快与国际接轨，其政策法规和制度安排不断朝着“自主”的方向变化和调整，因而，相当一部分会计人员认为，抓住这一过渡时期的“机遇”大捞一把无碍，等到规范定型后再循规蹈矩不迟。

二是“依附观”。随着各地 企业 民营化进程的不断加快，特别是中小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化，财会人员与企业的关系已由过去的半独立型转为依附关系，为“老板”服务已经到了

无所顾忌的程度，因而造假账、偷漏税、提供失真会计信息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

2．素质低下

诚然，在我国的财会领域确有不少优秀的“内当家”，他们忠于职守，遵纪守法，默默奉献；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中间者”在“大气候”的影响下，法律意识浅薄，随波逐流，最终走向了拜金主义歧途，成为社会的败类。究其原因，主要是从众心理和 政治 素质低下，导致以身试法。

从现实中层出不穷的会计违法行为的案例中也可以发现，会计人员缺乏起码的职业道德和法制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虚假会计信息的产生，代写工作 总结 这一现象已经严重阻碍了会计队伍的发展壮大，也严重影响到会计管理工作的顺利开展。

二、改进 会计 法律 责任认识的途径

在对会计法律责任的认识上，我们应当清楚地看到：其认识程度不仅仅关系到事后责任的追

究方面，还关系到法律对相关人员的 教育、预测和评价等功能。要使《会计法》进一步贯彻落实，务必强化这方面的认识，笔者提议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改进：

(一)继续加大《会计法》及相关财经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

宣传教育的重点是基层的会计人员、各单位负责人、主管财务工作的领导，可以通过对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和职业道德规范教育，对单位负责人的专门培训、讲座等方式普及，使他们认识到会计工作的重要性，并敦促他们建立、健全各项内部管理制度，积极采取措施防范会计违法行为的发生，杜绝会计信息失真的现象。

(二)在会计管理机关内部设立专门机构，配备专门人员，强化对会计法律责任的监管力度 目前 在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财政部门中一般都设置了专门的会计监管机构，如省财政厅设会计处，地市级财政局设会计科，县级财政局设会计股等。但这些机构的主要工作集中在会计工作管理、行政执法等方面，而且往往只注重事后对会计违法行为予以处罚，缺乏事先的监管控制功能(如对于各单位会计工作不规范的治理完善，对于会计信息真实性的认定等)，这是他们今后需要进一步加强的工作重点[4]。一旦遇到会计信息理解的法律冲突时，作为会计监管部门，应站在独立客观公正的立场上，对这些会计信息予以鉴定，并做出相应的结论，以便给有关司法部门提供依据，这将成为我国会计监管部门今后的重要任务之一。同时可以考虑引进专门的人员，如法务会计人员，配合做好这方面的工作，必要时也可聘请外部的注册会计师予以协助。

(三)各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使会计工作进一步规范化，同时也有利于划分各种主体之间的责任

应当指出，会计工作失范不能仅归结于会计制度本身的缺陷，其更深层的原因还应归结于单位内部治理结构的缺陷。当前在我国许多公司中，大股东控制或由公司中高级管理人员控制的现象较为普遍，造成经营者与所有者(大多数中小股东)的权利极度不平衡，使得经营者往

往为了夸大其经营业绩或是向投资者隐瞒其真实经营情况，不惜授意、强令、指使会计人员从事会计违法行为，提供和报送虚假的会计资料。针对这种情况，各单位应当首先健全自身的内部治理结构，如公司中应当建立健全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等机构，相互之间制衡约束，才能从根本上杜绝会计违法行为的发生。其次，在追究各种主体的法律责任时，应当按各主体职责进行划分，从行为目的上去 分析 会计违法行为的真正操纵者，按其责任大小分别予以处罚，而不能只追究会计人员的责任。再次，各单位应当建立各项内部控制制度，如财务审批制度、会计稽核制度、财产清查制度等，完善现有的激励机制，对忠于职守、坚持原则的会计人员和相关人员给予奖励；对工作失职、有违法行为的主体给予惩处或由监督主体行使诉权，追究其法律责任。最后，各单位还应充分发挥会计人员内部监督的职能，建立内部审计机构，赋予相应职权，从内部防范各种不合法、不规范行为的发生。

三、会计法律责任的承担

会计造假是人们最大化逐利本性的体现，从本质上看，它是由会计信息生产、监督的契约关系没有真正建立，即会计信息供给者与需求者主体地位不平等、会计法律关系中的权利义务不对等所造成的[5]。

尽管 社会 一再强调改进和强化会计法律责任的认识，但是，随着资本市场的快速 发展，会计造假即提供虚假会计信息却呈愈演愈烈之势，造成的损失和危害已经严重波及了我国社会 经济 政治 生活的每一个角落，直接或间接地损害了人们的利益，成为一大社会公害，因此，对制造虚假会计信息的责任人员追究法律责任是理所当然的。会计法律责任如何承担，实际上就是对违法行为施以何种制裁措施的 问题。笔者认为，违反会计法律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是：

(一)民事责任

从会计的代理关系看，会计人员是接受管理当局的委托，向管理当局的委托人提供财务报告。因此，只有管理当局才对外部投资者负责，会计人员只对管理当局负责，与外部投资者并没有直接的受托责任关系。因此，由会计人员承担全部民事责任缺乏依据，并且淡化了管理当局的责任。而且，从虚假财务报告产生的机制来看，会计人员主观上一般没有提供虚假财务报告的动机，因为虚假财务报告与其自身利益并没有直接联系，只不过是受到管理当局的授意、指使或强令，为了避免被解聘或降职等而不得已做出的行为。实际上，管理当局与股东之间的聘任报酬契约、与债权人的债务契约、资本市场筹资动因等是导致他们提供虚假财务报告的直接原因。会计人员的报酬取决于管理当局，其意思表示受到管理当局的 影响。现实中，会计人员一般会自觉地听从管理当局的意旨，而并非完全地自愿造假，所以会计人员不应该承担所有的民事责任。

笔者认为，会计人员与管理当局之间是一种雇佣关系，会计人员的民事责任可以适用侵权法中的雇员侵权责任。侵权法认为，受雇人执行职务行为时所致的他人损害，雇佣人应承担赔偿责任，雇佣人的这种责任是替代赔偿责任。在执行职务的过程中，受雇人按照雇佣人的意志为雇佣人的利益所实施的行为，实际上等于雇佣人自己所实施的行为。据此，对于虚假陈述行为给投资者和其他利害关系人造成的损失，应当由管理当局承担主要的民事责任。

(二)行政责任

对于提供虚假的财务报告，会计人员往往并非不知其为违法行为，代写留学生论文因而并不能完全免除其对虚假财务报告不法行为的责任，他们是财务报告的直接制造者，对虚假报告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行政责任包括行政处罚和行政处分。目前我国会计造假法律责任以行政责任为重，并以财政部门为主，由审计、税务、银行、证券、保险等多个部门参与共同对会计造假追究行政责任，《会计法》和《公司法》中也规定了对此行为根据情节严重程度分别做罚款、吊销资格证书等处罚。

(三)刑事责任

会计造假刑事责任是指实施了刑事法律规范禁止的会计造假行为所必须承担的刑事法律后果。会计造假实质上是违反会计契约的行为，理应承担违约责任。我国《刑法》和《会计法》中都对会计造假行为规定了相应的刑事责任条款。

参考 文献 ：

[1]黄继好．论会计工作的法律责任[J]． 理论 界，2004(10)．

[2]陈冰．会计法律责任及案例分析[M]．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6：35．

[3]肖小飞．我国会计信息失真法律责任分析[J]． 中国 乡镇 企业 会计，2004(12)．

[4]李明辉．浅谈会计人员法律责任[J]．财会月刊，2003(3)．

[5]孟昭稳．新会计法设定了哪些法律责任[J]．中国农业会计，2005(3)．

第五篇：论无过错输血感染的法律责任

【摘要】 目前，无过错输血感染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诸多的法律问题，其中，该感染的法律责任的承担更是

当下研究的热点。上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对输血安全和输血感染的相关理论和实践经验，于我国有较高的借

鉴价值。因此，从我国国情出发，对无过错输血感染应当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同时建立健全相应保险和输血风险基

金等制度

．切实保护无过错输血感染受害者的合法权益。

【关键词】 无过错输血感染；过错原则；公平原则；无过错原则

【中图分类号】d922．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7—9297(2007)04—0281—0

3discussion on legal liability of non-default transfusion infection．wang li—sha,administration college，xinxiang

medical unive~ity,xinxiang,453003，china

【abstract】nowadays，there are many legal problems induced by non—default transfusion infection all over the wodd．

and among the problems，legal liability of the infection is a hot topic．during the 1 980’s，related theories and practices

with transfusion safety and infection were emerged in west countries，which had high miitor value to our country． there—

fore，on the bases of our country ’s situation，in order to safeguard legal interests of the non-default transfusion infected

people，this legal liability should be judged by the principle of non—fault．at the same time，the corresponding systems of

insurance and transfusion vc funds should be established．

【key words】non-default transfusion infection，principle of fault，principle of fairness，principle of non—fault

输血已经成为现代临床医学不可缺少的医疗手

段，它在挽救患者生命的同时，也导致了大量病毒的经血迅速传播。《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血站基

本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相继出台，对预防和控制经

血液传播疾病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实践中患者输

用经医疗采供血机构检验合格的血液后，仍有一些

经血液传播的疾病发生。在这种输血感染的案件中，患者与院方、血站均无过错，血站、医院依照法律和

规章认真地工作．而患者也无任何应承担责任的过

错，这种情况下造成的输血感染就称作无过错输血

感染。

随着人们的法律意识和法律素质的不断提高，以法律手段维护自身权益的思维与行为et趋普及。

然而，《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33条第4款明确规

定，“无过错输血感染造成不良后果的”不属于医疗

事故，使得因无过错输血感染病毒的患者陷入了无

助的深渊，他们寻求赔偿无法可依，其合法权益得不

到应有的保障。因此，本文试图在借鉴西方国家相关

法律实践的基础上，探索我国应对无过错输血感染

所产生责任的合理分担途径。

一、西方国家的理论与实践

虽然．西方国家在一般工业产品领域普遍确立

起了无过错赔偿责任制度，以弥补技术、专业化不断

发展下消费者自我保护不足的矛盾。然而，在医疗领

域所涉及的诸如药品、血液等治疗用品上，考虑到其

对人类健康如此重要，技术风险普遍存在，也有国家

出于保护医疗行业的利益考虑．而豁免医疗用品缺

陷的无过错责任。这在产品责任制度发达的美国尤

为典型。

(一)传统的过错责任原则

在美国．血液及其相关产品的生产者通常被豁

免了无过错责任，其理论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