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两起特大事故中的法律责任分析
两起特大事故中的法律责任分析
一、青岛“11•22”中石化东黄输油管道泄漏爆炸特大事故
（一）事故的基本情况
2013年11月22日10时25分，位于山东省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管道储运分公司东黄输油管道泄漏原油进入市政排水暗渠，在形成密闭空间的暗渠内油气积聚遇火花发生爆炸，造成62人死亡、136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75172万元。
（二）事故的直接原因
输油管道与排水暗渠交汇处管道腐蚀减薄、管道破裂、原油泄漏，流入排水暗渠及反冲到路面。原油泄漏后，现场处臵人员采用液压破碎锤在暗渠盖板上打孔破碎，产生撞击火花，引发暗渠内油气爆炸。
（三）事故的间接原因
1.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落实：
中石化集团公司及下属企业中石化股份公司、中石化管道分公司潍坊输油处和青岛站对安全生产工作疏于管理、管道保护工作不力、隐患排查治理不彻底，存在死角、盲区，未能及时消除重大安全隐患，事发后应急救援不力，现场处臵措施不当。
2.政府及相关部门履职不到位：
（1）青岛市人民政府及青岛开发区管委会贯彻落实国家安全生产法律法规不力，督促指导市区两级相关部门履职不到位，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不彻底，隐患排查整改不力；黄岛街道办事处对长期违章搭建临时工棚问题失察，导致事故伤亡扩大。
处分。
中石化股份公司炼油事业部副主任被给予行政记大过处分。中石化股份公司安全监管局局长，贯彻落实国家安全生产法律法规不到位，对中石化管道分公司及其下属单位管理人员未认真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问题督促检查不到位，被给予行政记大过处分。
中石化股份公司安全监管局2名分管副局长，未认真履行职责，贯彻落实国家安全生产法律法规不到位，均被给予行政降级、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中石化股份公司安全监管局安全监督处处长，指导督促中石化管道分公司及其下属单位管理人员贯彻落实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开展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工作不力，被给予行政撤职、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中石化管道分公司党委书记，贯彻落实党的安全生产方针政策不力，对企业干部、职工安全生产思想教育和培训工作不到位，指导应急处臵工作不力，被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中石化管道分公司总经理，作为中石化管道分公司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被给予行政撤职、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中石化管道分公司分管工程、设计、质监站和抢维修的副总经理被给予行政降级、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中石化管道分公司分管运销、安全、管道的副总经理被给予行政撤职、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中石化管道分公司安全环保监察处副处长，对输油管道泄漏事故危害性辨识不清、判断失误，被给予行政降级、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中石化管道分公司管道管理处党支部书记、处长，对潍坊输油处履行管道保护指导、监督、检查不力，开展管道防腐层检测及管道保护工作不
力，被给予行政撤职、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中石化管道分公司管道管理处副处长被给予行政降级处分。
中石化管道分公司潍坊输油处党委书记兼副处长，对青岛站疏于管理，到达泄漏事故现场后，对管道泄漏事故现场应急处臵工作领导不力，未及时发现和纠正救援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被给予行政撤职、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中石化管道分公司潍坊输油处2名分管副处长均被给予行政降级、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中石化管道分公司青岛管理处培训中心党支部副书记，在组织青岛站日常管理和安全隐患排查治理等方面工作不力，对该站开展职工安全生产教育工作不力，被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3）相关行政处罚及问责：对中石化管道分公司处以规定上限的罚款，对中石化管道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各处以2012年度收入80%的罚款；责成中石化集团公司向国务院作出深刻检查。
2、对政府监管责任的追究（共30人）：（1）刑事追责6人：
青岛市黄岛区委办、开发区工委管委办公室副主任兼应急办主任，应急办副主任，开发区安监局2名副局长、危化品处负责人兼监察大队负责人、石化区分局副局长等6人涉嫌玩忽职守罪，被司法机关刑事拘留并逮捕。
（2）党纪政纪处分24人： 属地政府追责7人：
青岛市市长，作为青岛市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履行安全生产领导职责不到位，对青岛市及开发区管委会履行安全生产监管、监督职
责，被给予行政降级、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开发区安全监管局党组书记、局长，领导组织安全生产监管和油气管道保护工作不力。泄漏事故发生后，督促本单位人员执行事故报告制度不力，没有按照应急预案要求前往事故现场参与应急救援，被给予行政撤职、留党察看二年处分。
市政、规划、执法等相关部门追责9人：
前任青岛市规划局黄岛分局局长，指导开展建设项目规划审批工作不到位，对规划分局因审批把关不严而致使市政排水设施划入青岛信泰物流有限公司厂区的问题失察，被给予党内警告处分。
前任开发区行政执法局局长（任期为2007年1月至2009年11月），对青岛信泰物流有限公司绿化方案审批中存在的问题失察，被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前任开发区行政执法局局长（任期为2010年11月至2013年2月），对相关部门履行市政道路工程建设管理职责督促检查不到位，未就秦皇岛路综合整治工程涉及输油管道安全保护与管道企业沟通协商等问题失察，被给予行政记大过处分。
现任开发区行政执法局副局长，2008年11月至2012年6月任开发区行政执法监察大队队长，对市政园林环卫中心和执法监察大队指导督促不力，在秦皇岛路综合整治工程项目中，未了解工程路段输油管道具体情况，未与管道企业进行沟通协商，对青岛丽东化工有限公司在厂内排水暗渠上违章搭建临时工棚问题失察，被给予行政降级、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青岛市规划局黄岛分局副局长，对建筑管理处履行规划审批工作督促指导不到位，对青岛信泰物流有限公司项目规划中将市政排水设施划入建设单位规划建设问题未认真核实，把关不严，被给予行政记过处分。
现任青岛市规划局开发区分局规划管理处处长，2007年12月至2011年7月任青岛市规划局黄岛分局建筑管理处处长。期间，对青岛信泰物流有限公司项目规划方案审批工作把关不严、审查不细致，未对市政排水设施划入该项目规划建设问题进行认真核实，被给予行政记大过处分。
现任开发区国有资产管理处处长，2005年12月至2009年9月任开发区行政执法局公用事业管理处处长。期间，对青岛信泰物流有限公司厂区绿化方案中涉及明渠改暗渠等审批工作存在疏漏，把关不严，对相关规定认识把握不到位，被给予行政降级、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现任开发区公用事业管理中心主任，任行政执法局副科级干部和公用事业管理中心主任期间，对青岛信泰物流有限公司厂区绿化方案涉及明渠改暗渠等审批把关不严，对秦皇岛路综合整治工程项目建设管理不严格，未了解工程路段输油管道具体情况，也未就管道保护问题与输油管道企业进行沟通协商，被给予行政降级处分。
开发区行政执法监察大队大队长，监督检查不力，未发现青岛丽东化工有限公司在厂内排水暗渠上违章搭建临时工棚问题，对事故伤亡扩大负有责任，被给予行政降级、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司法定代表人、公司车队队长及安检组负责人，晋城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涉嫌玩忽职守罪），河南省正拓罐车检测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涉嫌滥用职权、行贿和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河南省孟州市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肇事车辆驾驶员、随车押运员、公司法定代表人兼总经理、副经理、办公室主任兼安全科科长、货运科科长、安全科GPS监控中心职工、肇事车辆实际车主等14人被司法机关依法逮捕。
（2）党纪、政纪处分11人：
晋城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对公司安全运营督促指导不到位，对公司应急预案的制定与实施指导不到位，对信息监控中心工作不规范、制度执行落实不到位的问题和对泽州收费站煤焦车辆拥堵疏导措施不得力的问题失察，对煤管站在收费站广场违规设立指挥岗的问题未及时纠正。对该起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负有重要领导责任，被给予记大过处分。
晋城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副总经理，未认真贯彻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对公司安全运营督促指导不力，对公司应急预案的制定与实施指导不到位，被给予党内警告处分。
晋城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分管应急管理工作的党委副书记，对公司应急管理工作督促指导不到位，应急预案针对性不强、启动标准不明确，应急培训、演练工作与实际结合不紧密，内容不够具体、可操作性不强。对该起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负有重要领导责任，被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晋城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信息监控中心主任，对信息监控中心工作人员管理和培训不到位，对应急预案执行不力，信息监控中心值班人员发现道路拥堵情况后未及时报告、未通知交警和煤管站等部门、未对拥堵情况进行跟踪和处理，被给予党内严重警告、撤职处分。
晋城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泽州收费站站长，对收费站管理不力，对收费站未采取有效措施及时疏导煤焦车辆拥堵的问题失察，被给予党内严重警告、撤职处分。
晋城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收费站副站长，作为泽州收费站事故当日值班领导，工作失职。在收费站煤焦车辆出现的拥堵问题后，未采取有力措施加大收费放行力度，也未主动与高速交警、煤焦管理站沟通协调，解决车辆拥堵措施不得力，被给予党内严重警告、撤职处分。
晋城市公路煤炭销售有限公司总经理，对下级单位和部门的监督、指导不力，致使晋济高速公路煤焦管理站指挥岗长期违反设计要求运行，被给予记大过处分。
晋城市公路煤炭销售有限公司副经理，抓日常监督、检查和指导工作不到位，应该发现而未能发现指挥岗违规设臵问题，致使该指挥岗长期违反设计要求运行，被给予党内严重警告、降级处分。
晋城市公路煤炭销售有限公司站务管理部主任，在对晋济高速公路煤焦管理站日常的监督、检查和工作指导中，均没有对该指挥岗的不合理设臵提出异议，致使该指挥岗长期违反设计要求运行，被给予降级处分。
晋济高速公路煤焦管理站站长，对指挥岗违规设臵并长期运行的问题未督促整改，被给予党内严重警告、降级处分。
晋济高速公路煤焦管理站分管指挥岗的副站长，未及时发现指挥岗设臵的问题，致使指挥岗长期违反设计要求运行，被给予党内严重警告、撤职处分。
（3）相关行政处罚及问责：责成山西省安全监管局、河南省安全监管局对相关责任企业及其主要负责人处以法定上限的罚款；由当地质量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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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监管职责不到位，对孟州市交通运输局履行交通运输行业管理职责不力的问题失察，被给予记大过处分。
此外，责成山西省人民政府向国务院作出深刻检查，认真总结和吸取经验教训，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安全生产工作。
交通运输及高速公路主管部门追责15人：
山西省高速公路管理局局长，对高速公路运营单位安全运营工作督促指导不到位，对高速公路应急预案的制定与实施指导不力，对信息监控中心管理制度不规范、执行落实不到位的问题失察。对该起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负有重要领导责任，被给予记过处分。
山西省高速公路管理局分管信息监控中心和应急管理工作的副局长，对高速公路应急预案的制定与实施指导不力，应急预案针对性不强、可操作性差，对信息监控中心指导不到位，对管理制度不规范、执行落实不到位的问题失察。对该起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负有重要领导责任，被给予记大过处分。
山西省晋城市交通运输局局长，贯彻落实国家危险货物道路运输法律法规不力，在2013年下半年省市开展的安全生产大检查专项整治中，对危险货物道路运输企业专项整治只提出一般性要求，未组织提出专项整治方案，对分管领导和有关部门督促指导不力、监督检查不到位。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被给予记大过处分。
山西省晋城市道路运输管理局局长，督促落实“两个主体责任”不到位，组织开展危险货物运输安全监管和隐患排查不深入，安全生产源头管控不到位，日常检查和隐患排查整治不彻底，对晋城市福安达物流有限公司存在的安全管理制度不落实等安全隐患失察，被给予党内严重警告、降
级处分。
山西省晋城市泽州县交通运输局局长，对泽州县道路运输管理所督查指导不到位，对危险货物运输安全生产日常监管中存在的问题失察，被给予党内严重警告、降级处分。
山西省晋城市泽州县交通运输局分管安全生产工作副局长，代管泽州县道路运输管理所，对泽州县道路运输管理所开展的安全生产管理工作督查指导不到位，对危险货物道路运输专项整治工作组织不力，对晋城市福安达物流有限公司存在的安全隐患失察，被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撤职处分。
山西省晋城市泽州县道路运输管理所主持全面工作的副所长，对危险货物道路运输安全生产管理工作重视不够、组织开展安全专项整治不力，对客货场站办公室履行日常监管职责不到位，对晋城市福安达物流有限公司安全生产监督检查不到位，被给予党内严重警告、撤职处分。
河南省焦作市交通运输局局长，贯彻落实国家道路运输安全法律法规不到位，对分管领导及相关科室履行监管职责监督检查不到位，对相关人员未履行职责的问题失察。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被给予记过处分。
河南省焦作市交通运输局分管运输管理科、道路运输管理局的副局长，对运输管理科、道路运输管理局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指导不到位，对分管部门未认真履行监管职责的问题失察，被给予党内严重警告、降级处分。
河南省孟州市交通运输局分管法制安全科、孟州市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的副局长，没有认真吸取2012年包茂高速陕西延安“8•26”特别重大道路交通事故的教训，对暴露的问题督促整改不力，对分管的科室和公司有关人员未认真履行职责的问题失察。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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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客运合同中承运人的法律责任分析
客运合同中承运人的法律责任分析
——以一起客运合同纠纷案为例
摘要：现实生活中客运合同无处不在，因客运合同产生的纠纷也时有发生。客运合同因其特殊性，经常以格式条款的姿态出现，法律对其做出了细致明确的规定。但实践中仍有很多问题成为纠纷当事人的疑惑，比如运输过程中旅客发生的人身损害、旅客行李的损害将如何获得赔偿，客运合同中承运人法律责任的存在期间如何确定，承运人赔偿的限额，损害赔偿的计算方法等等。这些问题在解决实践案例中都是需要明确细致的。因此，有必要将客运合同中承运人的法律责任做个细致整体的分析。
关键字：客运合同；承运人；法律责任
一、客运合同承运人法律责任概述
客运合同中承运人的法律责任主要有三个部分:违反法律明确规定的承运人义务导致的责任、承运人违反客运合同应承担的违约责任、承运人的损害赔偿责任。
（一）违反法律明确规定的承运人义务导致的责任
合同法明确规定了，客运合同中承运人义务有：
1、保证旅客旅行和生命财产的安全。《合同法》第290条规定：承运人应当在约定的期间或者合理期限内将旅客、货物安全运输到约定地点。
2、告知的义务。《合同法》第298条规定：承运人应当向旅客及时告知有关不能正常运输的重要事由和安全运输应当注意的事项。
3、不得擅自变更服务标准的义务。《合同法》第300条规定：承运人擅自变更运输工具而降低服务标准的，应当根据旅客的要求退票或者减收票款；提高服务标准的，不应当加收票款。
4、救助义务。《合同法》第301条规定：承运人在运输过程中，应当救助患有疾病、分娩、遇险的乘客。违反这些明文过一定的义务，因此而发生客运合同纠纷，承运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比如，在告知义务中，承运人有义务向旅客披露与旅客运输有关的各种信息。这些信息包括：运输时刻表，包括各种车次、班次、航次的名称、代号和始发、到达的时间；旅客旅行须知；票价；安全注意事项；允许携带物品的重量；不允许携带物品的品名；不正常运输的情况通报以及其他与旅客有关的信息。如果因为承运人的披露不够而导致与旅客的纠纷，承运人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
（二）承运人违反客运合同应承担的违约责任
承运人违反客运合同应承担的违约责任主要有两部分：
1、迟延履行应承担的违约责任。所谓迟延履行是指承运人未按照约定，也就是客票上所确定的时间起运或者到达。迟延履行导致的结果就是旅客可以要求解除合同并且退换全部票款。
2、履行不能应承担的违约责任。履行不能则是指承运人不能按照约定进行运输，不
同于履行迟延，履行不能是给予承运人宽限时间其也不能运输。发生履行不能的，旅客可以要求解除合同也可以要求变更运输路线、变更运输工具，以达到相同的目的地，或者请求承运人将其运回始发地，对于增加的费用，应当由承运人自行负担。
（三）承运人的损害赔偿责任
承运人的损害赔偿责任在实践案例中比起前两个责任来说更加复杂，是本文重点论述的部分。其也是分为两个部分：
1、旅客在运输途中发生伤亡的损害赔偿责任。客运合同承运人对旅客的人身安全保障有基本的义务，旅客在运输过程中发生伤亡，除旅客自身原因外，都应承担赔偿责任。《合同法》第302条规定：承运人应当对运输过程中旅客的伤亡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伤亡是旅客自身健康原因造成的或者承运人证明伤亡是旅客故意、重大过失造成的除外。前款规定适用于按照规定免票、持优待票或者经承运人许可搭乘的无票旅客。
2、承运人对旅客行李毁损的赔偿责任。旅客随身携带或者是托运的行李的毁损承运人也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合同法》第311条规定：承运人对运输过程中货物的毁损、灭失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承运人证明货物的毁损、灭失是因不可抗力、货物本身的自然性质或者合理损耗以及托运人、收货人的过错造成的，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综上，客运合同中，关于承运人的责任的规定是比较详尽的，通过梳理当事人在诉讼纠纷中，或者日常维权中是比较容易得到救济的。下面我们就来具体分析一个时间中的案例。
二、实践中案例分析
案例简介：
2006年5月13日晚，受害人李某乘公交车在一路段要求下车，却在车还未停稳的时候跌地受伤，后送医院救治无效死亡。2007年1月5日，此起因乘客下车时被摔伤致死而引发的客运合同纠纷案在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审结，法院一审认定被告成都川蓉客运公司有限公司应承担主要责任，判决其赔偿死者家属共计97724元，扣除事故发生后被告已经支付原告方的2.65万元，被告还应支付原告方71224元。
审理中，被告公交公司主张李某是自己打开车门从车上摔下受伤致死，其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可公安机关的道路交通事故车辆技术鉴定却认定，事故车辆右前门启闭无手动开关装置，因此李某不能将车门打开的。综合案件情况，法院认为，李某是车辆驾驶员在车未停稳的情况下便打开车门，致使李某在下车时摔伤致死。
法官审理中认定，李某所乘坐的车辆被鉴定为整车不合格，驾驶员在履职时也应知车辆在未停稳时不得打开车门让旅客上下车的基本操作规则和常识，却在李某准备下车时，由于车未停稳便打开车门，造成李某从车上掉下受伤致死。而李某作为一个有能力辨识自己行为的正常人也存在一定过错，因此
作出上述判决。
本案中，客运合同当事人的争议的焦点很明确，公交公司提出的主张是想通过证明受害人张某的死亡是因其自己的原因造成的，从而免除自己的责任。法院通过质证证据证明受害人是可能自己打开车门摔死的，否定了承运人的理由，最终承运人败诉。在客运合同中，对旅客的人身伤亡，承运人要承担的是无过错责任，但是能证明伤亡是旅客自己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的除外。因此，实践中承运人通过证明旅客自己原因导致的伤害，是其免责的唯一理由，同时必须能证明是因旅客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导致的伤亡。也就是说，旅客因自己的小的过失导致的伤亡也不能成为承运人免责的事由。这样的法律规定是符合社会生活中的公平原则的，旅客与承运人订立客运合同，自运输开始，旅客的人生安全完全处于承运人的控制下，而且对于运输工具，旅客也不可能做到详细的了解。规定了承运人的严格责任，在运输过程中才能更好的保护旅客。另外，客运合同的一方当事人是运输企业，另一方当事人是普通公民，规定了承运人的严格责任也是运输企业企业责任的体现。
三、客运合同中承运人的法律责任具体分析
（一）归责原则、构成要件
1、归责原则。
前面概述部分已经列举了承运人的责任总类，就法定义务产生的责任和违约责任都是可以按照法律和当事人约定的承担方式来承担，一般是过错责任原则来追究承运人的法律责任。而损害赔偿责任归责原则要分成两部分，即旅客的人身损害赔偿适用的是无过错责任，旅客行李毁损使用的则是过错原则。这里所说的行李指旅客随身所带的行李，托运的行李适用货运合同中承运人的归责原则，仍然是适用无过错原则。所谓无过错原则也就是说承运人承担的是一种严格责任。《合同法》第302条明确的规定了承运人的这项责任。《合同法》第311条规定了承运人对运输过程中货物的毁损、灭失承担有过错的损害赔偿责任。结合上面的案子，承运人方在车还未停稳的情况下就打开车门，致使乘客跌落救治无效死亡，承运人本身已经存在过错，当然要承担受害人的死亡赔偿责任。更进一步说，即便司机没有过错，在车停稳的时候开门，张某由于下车过程中跌倒受伤致死也是要承担责任的。因为合同法明确规定，只要不是旅客自身健康原因或旅客自己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的伤亡承运人都应该承担责任。
2、构成要件。
从归责原则的方式来看，过错原则的归责原则，承运人责任的构成要件就要符合三方面的要求：
1、违法或违约事实。
2、旅客遭受了损失。
3、承运人的违法或违约行为与旅客所遭受损失之间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在认定承运基于法定义务而产生的责任、承运人的违约行为产生的责任时，必须满足着三个构成要件。而无过错归责原则则不需要旅客证明损害是不是承运人的过错造成的，旅客只需要证明自己遭受了损失，就能产生承运人的损害赔偿责任。当然承运人也不是完全处于被动的，《合同法》
302条和311条都规定了承运人的免责事由，这些理由分别是：客运合同中，1、伤亡是旅客自身健康原因造成的承运人免责。
2、承运人证明是旅客故意造成伤亡的免责。前面案例中，承运人之所以主张张某是是自己打开车门摔死的，就是为了证明受害人自己的故意，从而免除自己的赔偿责任。
3、承运人证明伤亡是旅客重大过失造成的免责。托运行李适用货运合同规定部分的免责，1、不可抗力免责。
2、行李本身自然性质或合理损耗。
3、旅客自己原因造成的毁损承运人免责。这些免责事由成为承运人保护自己的唯一途径，否则将承担赔偿损失的法律责任。
（二）承运人责任起始期间
要确定承运人责任的起算时间和终止时间必须明确客运合同的权利义务起始终止时间。客运合同自成立起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即受合同约束，并且直到合同终止双方的权利义务即告终止。客运合同的成立是自承运人将车票交付旅客时起成立，那么从此时开始承运人的义务即告开始，承运人有按时发运班车、列车、轮船、航班的义务。但是，是不是说承运的损害赔偿责任也是从合同成立时起开始呢?笔者认为不能简单等同之，这里还有个时间不可忽视，那就是合同的生效时间。客运合同的生效时间是自检票完成开始，笔者认为旅客的人身损害赔偿请求权存在的期间应该是自客运运输过程中发生的损害。也即客运合同生效后的人身损害才适用承运人的无过错原则。这样才能更契合客运合同的定力目的，否则将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旅客在候车厅摔了一跤也可适用承运人严格责任来承担赔偿责任，这显然不合理。我国合同法规定合同权利义务开始于合同成立之时起，也就是说合同成立双方当事人即受约束。但是我们讲，客运合同中有它的特殊性，如果运输还未开始就强加像人身损害的责任给承运人，是不太合理的。当然合同成立承运人即有义务按照规定运输的义务毋庸置疑。关键是损害赔偿责任，笔者认为，应该是从合同生效到合同失去效果这段期间承担。即从检票上车到旅客下车这段期间。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铁路运输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做了明确规定，铁路运输企业渡旅客运送的责任期间自旅客持有效车票进站时起到旅客出站或者应当出站时止，不包旅客在候车厅室内的期间。其他运输方式也有泪水规定。这样也是符合客运合同订立的目的的。在看看上面的案子，从张某上车到张某双脚离开车子的整个期间都应该是承运人的责任期间，当然应该赔偿。
（三）承运人责任承担责任的形式及责任限额
1责任形式。
承运人承担责任的形式又要看是什么样的法律责任，违反法定义务产生的法律责任我们说造成的损害视情况而论可能产生退票，赔偿损失的承认承担形式。而违约产生的责任即履行迟延或履行不能产生的法律责任可以通过退票、解除合同、另外旅客还可以要求承运人重新安排客运方式到达目的地、改变运输路线、变更运输工具的方式来承担。人生损害和旅客行李的毁损通常适用赔偿的方式来承担承
运人的法律责任。
2、责任限额。
客运合同中承运人的责任在某些方面是存在限额的，散见在各个法律法规中、行业规则中。比如《合同法》第113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基于此条规定，承运人履行迟延或者履行不能给旅客造成损失所承担的赔偿损失的范围限定在旅客因滞留在车站、机场、码头而增加支出的费用以及其他损失，一般不得超过客票票价。因此实践中旅客提出的因为误机导致其自己的业务损失将得不到支持。另外关于行李毁损的损害赔偿，各运输企业也规定了限额赔偿制度，同时还通过保价运输来补偿托运人的损失不足部分。例如：航空部门规定，对托运的行李或者货物的的赔偿责任限额，每公斤为17计算单位。铁道部门规定，行李、包裹事故赔偿标准为：按保价运输办理的物品全部灭失时按实际损失赔偿，但最高不超过声明价格。部分损失时，案损失部分所占的比例赔偿。未办理保价的物品按实际损失赔偿，但最高连同包装重量每千克不超过15元。在人身损害赔偿方面法律法规也有限额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法》第33条规定：事故造成铁路旅客人身伤亡和自带行李损失的，铁路运输企业对每名铁路旅客人身伤亡的赔偿责任限额为人民币15万元，对每名铁路旅客自带行李损失的赔偿限额为人民币2000元。铁路运输企业与铁路旅客可以书面约定高于前款规定的赔偿责任限额。《国内航空运输承运人赔偿责任限额规定》第3条规定：每名旅客的赔偿责任限额为人民币40万元，对每名旅客随身携带的物品的赔偿限额为人民币3000元，托运行李或货物的赔偿限额为每公斤人民币100元。在前面的案子中，承运人对张某的赔偿限额也是有的，根据我国《道路运输条例》第21 条规定了公路运输中客运经营者在运输过程中造成旅客人身伤亡的赔偿限额参照国家有关港口间海上旅客运输和铁路旅客运输的赔偿限额。也就是说本案中张某的赔偿最终计算出的最大额不得超过有关规定规定的最大数额，而不是不限制的赔偿。
（四）损害赔偿的范围
前面分析承运人责任限额的部分已经列举了承运人在承担责任时的最大限度，对于退票责任，行李的赔偿涉及的问题都相对简单。这里主要细致分析人身损害赔偿中承运人需要赔偿的计算方法。这里的人身损害赔偿同样适用侵权责任里面关于人身损害的赔偿计算方法。《民法通则》第119条规定：人身伤亡的赔偿责任范围是：旅客身体伤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残废者生活补助费等费用；死亡的，还应当支付丧葬费，死者生前扶养的人必要的生活费等费用。主要组成部分有：
1、医疗费（凭票据结算）
2、误工费=受害人工资（元/天）*误工时间（天）（计算至定残前一天）
3、护理费（当地护工同等级别标准，原则上为一人，医疗机构或鉴定机构有明确意思的除外）
4、交通费（根据票据结算）
5、住院伙食补助费=当地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出差伙食补助*住院天数
6、住宿费（在外地治疗的赔偿，当地治疗不赔偿）
7、营养费（根据医疗机构的意见确定）
8、残疾赔偿金
9、残疾辅助器具费
10、被扶养人生活费
11、丧葬费=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职工月平均工资（元/月）*6个月
12、死亡赔偿金
13、构成伤残和死亡的，可以要求精神抚慰金损害赔偿。
照这个索引，当事人在客运合同纠纷中，对损害赔偿将有一个比较清晰的思路。就上面的案子，受害人经救治无效死亡，涉及赔偿的费用包括医疗费，丧葬费，死亡赔偿金，受害人家属也可以要求客运公司赔偿精神抚慰金。所有费用加起来计算出一个9万多的数字，在当时来讲还是比较少的。法院是考虑到受害人李某自己在车未停稳的情况下就贸然下车，也存在一定过错。但是笔者认为，根据法律的明确规定，在运输过程中，承运人要承担的是严格责任，其免责条件是：
1、旅客自身健康原因造成的伤亡。
2、旅客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的伤亡。本案中，李某显然不是故意，重大过失也太牵强。笔者认为应该由承运人承担全部责任。
结语
通过一个简单的案例的分析，可以看到客运合同中涉及承运人法律责任的方方面面也是挺复杂的，笔者希望通过这样一个整理分析，能让客运合同中承运人的责任有一个整体的，系统的把握。但是现有的法律不足以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同样，我们的关于客运合同的纠纷还有很多复杂的方面，在处理这样的纠纷时，运用《民法通则》及民法的一些基本原则也是非常重要的，整体把握，才能更好的解决问题。
第三篇：石化企业在事故灾害中的法律责任分析
石化企业在事故灾害中的法律责任分析 ——由青岛“11·22”爆炸事件说开去
摘要 我国石化企业属于国家垄断行业，在国内市场上上享有无可比拟的先天优势。近年我国石化企业事故频发，在归责求偿的过程中无一例外地出现直接责任人缺位的奇怪现象。本文旨在以青岛“11·22”爆炸案为引子，剖析石化企业在事故灾害中的法律责任，并结合国际经验和我国实际情况，探索完善我国事故灾害中求偿机制的出路。
关键字 石化企业 事故责任 法律责任
在人为事故灾害频繁发生的今天，作为生产经营的直接实施者、经营效益的直接获利者、事故风险的直接责任人，企业最有实力、也最有义务承担事故灾害的法律后果。然而，由于独具中国特色的历史、文化、政治等原因，社会责任和道德良心的缺失是企业界面临的一大突出问题1，这种现象也深刻反映在事故灾害得处置中。
一、长期傲慢的事故责任方 2013年11月22日，山东青岛发生输油管线爆炸，共造成62人遇难，医院收治伤员136人。12月22日，媒体报道受爆炸案影响，胶州湾所养鱼虾大量死亡。笔者截稿时事故已发生一个多月，青岛市政府和黄岛区政府自事故发生之时，忙于救灾、理赔，而处在风口浪尖的直接责任方中石化鲜有声音发出，对赔偿话题更是紧闭尊口，闭门谢客。石化企业这种现象已是多次重复发生。2005年11月13日，中石油吉林石化公司发生爆炸，苯类污染物造成松花江严重污染。事后，中石油未提赔偿，而是以“捐赠”名义给了吉林市500万元治理污染。在2011年大连“7·16”爆炸案中，更出现了中石油“投资换赔偿”的奇怪现象，将烂摊子交给政府，而政府欣然接受，有关政府的表态比较贴近实际“与其和中石油坚持下去，倒不如就坡下驴。”与之相对的是，2010年英国石油公司在墨西哥湾发生石油泄漏，总统奥巴马在短时间内与英国石油公司高层会面，对方当场答应拿出200亿美元建立赔偿基金。截止2013年12月23日，英国石油公司已向40371名漏油案受害者原告赔偿了约38.1亿美元。
二、石化企业在灾害事故中法律责任分析
从法律上来说，石化企业发生的事故灾害主要造成两种损害后果，一种是直接侵权，如“11·22”爆炸案对道路、房屋、人身的损害；另一种是环境侵权，主要是石油相关产物失控造成的破坏，这以石油泄漏造成的海洋污染为典型。相应地，目前我国法律直接规范石化企业事故灾害的法律主要是《侵权责任法》《环境保护法》《海洋环境保护法》等。
（一）侵权法体系下事故灾害求偿体系。根据《侵权责任法》规定，石化企业灾害 事故发生的法律责任体系清楚。首先，侵犯了相关权利人的生命权、健康权、财产权益。该事件由侵权行为引起的，依《侵权责任法》的规定，应当承担民事责任。2其次，《侵权责任法》第八章“环境侵权责任”中设定环境污染者承担无过错责任，并可以适用“因果倒置”，由企业方对其不承担责任、减轻责任或者其行为与损害后果无因果关系承担证明责任。这项 【1】方银旺：“企业的社会责任与法律责任”，载《民主视野》，2009年第2期。
【】 刘士国：“突发事件的损失补助、救助和赔偿研究，载《法学研究》，2012年第2期。2规定给石化企业污染导致的受害者起诉提供了依据。
（二）行政体系下事故灾害中石化企业责任。在目前在，行政处罚是石化企业对灾害事故最简单也是对普遍的形式。历次灾害事故发生之时，石化企业责任承担最显著的就是对相关责任人进行调查，从行政或刑事上追究个人责任，对赔偿事宜避而远之。
三、完善我国石化企业求偿机制的政策建议
石化企业往往规模宏大、系统庞杂、分布广泛，产品具有严重污染力和危险性。近年来我国几乎每年都会发生在石化企业重大安全事故，许多企业还出现接连发生事故灾害的现象。2010年山东大连发生“7·16”爆炸事件，同年10月24日，“7·16”火灾同一油罐再次起火。2011年6月、7月、8月中石油大连分公司更是出现了连续三个月同时发生起火、爆炸事件的奇特现象。艾伦·沃森指出，民法典的价值理性，就是对人的终极关怀。3结合国际经验和我国国情，笔者认为，完善我国石化企业灾害事故求偿体系刻不容缓！
首先，完善权责分明的现代企业制度。第一，理顺政企关系。目前石化企业事故灾害求偿中困难根源在于政企不分、责任不明。在政府与石化企业的博弈中，地方政府为了引进投资，促进经济发展，往往会选择“替”企业买单，动用庞大的政府机器、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处置事故灾害。原本是企业自身的责任，却由纳税人供养的政府来承担，不仅与法理相悖，在一定程度上“剥夺”了受害者求偿的权利和博弈的空间。第二，严格控制国企个体独立地位。目前，我国石化企业深受行政机制影响，官僚体系错综复杂，公司与公司之间权责不明。往往分公司发生事故，由集团做出回应，统筹一切善后工作，事故责任方混乱不堪。
其次，完善侵权责任法，确保企业义务和责任清晰明确。“企业社会法律责任有明确的内涵和外延，有能够科学划分的边界，能够并且应当作为一个新型的企业责任形式确定下来。”4美国在油污染方面有较为完善的立法，有专门针对石油污染的法律如《石油污染法》，也有解决海洋或水污染的法律，如《清洁水法》《河流与港口法》。目前侵权法对一般侵权和环境侵权都有相关规定，但是出现在某些案件中难以适用的尴尬局面。我国侵权法需要通过立法，更加明确地规定石化企业及其他垄断企业的相关事故责任，为受害者提供维权便利，对石化企业形成制度压力，促使其安全生产，规范经营。
最后，建立并完善公益诉讼机制。德国公法学者莱斯纳认为，基于现代社会生活现象的多样性，公益与私益是相辅相成、并行不悖的概念。5德国汉堡大学H·盖茨(№iII Kotz)教授在描述现代型诉讼时指出：“原告不仅主张自己的利益(多数的场合是很小的权利)，而且还尝试排除与原告处于同一立场的利益阶层的人们的扩散的片断性利益的侵害(但从整体来看，或许并不是那么广泛的侵害)，这是该诉讼的特点所在。”6我国公益诉讼制度还不健全，根据最新《民事诉讼法》，对环境侵权案件，只能是“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符合现实需要的公益诉讼、集团诉讼并没有在法律上正式得到认可。
结语：“路漫漫而修远兮”，任何完善的制度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中国法制体系不够完善。相信有一天，在大批胸怀天下的法律工作者的努力下，我国石化企业的在灾害事故中的责任更加明晰，石化企业的法律意识、责任意识、市场意识会日渐增强，人民的安全感、幸福感稳步提高！
【】艾伦·沃森：《民法体系的演变及形成》，中国法治出版社2005年版，第269页。4【】肖强：“企业社会法律责任初论”，载《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5【】陈新民：《德国公法学基础理论》，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00页。6【】海茵·盖茨：“公共利益诉讼的比较法鸟瞰”，载【意】莫诺·卡佩莱蒂编：《福利国家与临近正义》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66页。3
参考文献 1.陈新民：《德国公法学基础理论》，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2.彼德·凯恩；汪志刚译：《侵权法解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11月第一版。3.刘士国：《现代侵权损害赔偿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4.王利明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解读》，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5.艾伦·沃森：《民法体系的演变及形成》，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版 6.刘士国：“突发事件的损失救助、补偿和赔偿研究”，载《中国法学》，2012年第2期。7.刘士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规定之解析”，载《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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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方银旺：“企业的社会责任与法律责任”，载《民主视野》，200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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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肖强：“企业社会法律责任初论”，载《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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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高校学生伤害事故及其法律责任分析
高校学生伤害事故及其法律责任分析
一、高校学生伤害事故的原因分析
根据教育部颁布于2002 年9 月1 日开始实施的《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以下简称为《办法》），第2 条的对学生人身伤害事故应指高等院校的学生在高校实施的教育教学活动或者高校组织的校外活动，以及在高校负有管理责任的校舍、场地、其他教育教学设施和生活设施内发生的，造成在校学生人身伤害后果的事故。具体来说高校学生人身伤害事故主要包括以下几类：
（一）由于高校的过错所造成的伤害事故
根据《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第9 条所列举的十二项事项，都属于与学校的教育管理职责有关的学生人身伤害事故，此类事故又可根据学校的行为分为：由于高校未履行有关义务而导致的学生人身伤害。如学校未尽对学生的安全保障义务，教育教学设施存在潜在危险的，高校的有关设施有缺陷等造成的学生人身伤害事故。例如：教室内悬挂物的坠落等。由于高校教职员工在履行职责过程中违反相应的工作要求，操作规章和其他有关规范等而导致学生受到人身伤害的。
以上这两类事故其的责任人均为学校。
（二）由于学生自己的过错造成的伤害
高校学生的自杀、自伤；学生违反学校安全纪律而导致的伤害；学生因为自身特异体质，特殊疫病或者异常心理状态而发生人身伤害事故。近年来中，笔者参与处理的高校事故中，因学生的自杀引起的事故所占比例很大，也有一起是学生心脏病发作，导致猝死的。
（三）因第三人的致害行为造成的伤害事故
此类事故常见的是在校其他学生的加害行为造成的学生人身伤害，在这类事故中加害人和受害人都是在校学生。如学生在体育运动、游戏活动中或者其他原因导致的彼此间的人身伤害。还有特殊的情形如马加爵杀人事件等。此类事故主体所实施的行为不属于高校职务职责所要求的范围，与高校教育教学活动没有直接的关系。
在第三人加害造成的伤害事故中，还有来自校外因素的突发性侵害造成的学生人身伤害。如：外来人员在校内实施犯罪行为而造成的学生人身伤害；校外车辆在校内造成的伤害事故等。
（四）因不可抗力造成的意外伤害及其他意外事故
如因地震、洪水等的自然灾害而造成的学生人身意外伤害等。其他的意外事故是指非当事人的故意或者过失而发生的事故，包括学生在体育比赛和其他竞技性活动中发生的意外伤害等。
二、高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分析
对于高校与学生的关系常见的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特别权力关系说。这一理论始于19 世纪的德国。其主要内容是：国家与公共团体是行政主体，基于特别的法律原因，在一定的范围内，相对人享有概括的命令强制权力，而另一方负有绝对服从的义务。根据这一理论
高校是负有教育目的、提供专门服务的行政机构，只要校方认为自己对学生的管理行为符合教育目的，就能任意地对学生课以各种义务而不必承担任何责任，不必受行政一般原则的约束，与之相应的，学生必须承担由此带来的各种义务，而无法获得司法救助。这就表明学生与学校是一种具体的行政法律关系。
第二，合同关系说。这一学说认为高校和学校之间是一种特殊的合同关系。高校在招生时必然要对本校的招生条件等作说明，而这种说明是一种要约。在这种合同关系当中，高校有为学生提供安全学习环境的义务，作为学生也有遵守校规校纪的义务。如果一方违反了合同约定，就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第三，教育与管理关系说。高校与学生之间既不是特别权力关系，也不是平等的合同关系。从中国的国情来看，中国大部分学校是公办学校，高校与学生之间是一种法定的教育管理关系。同时，教育部《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也明确规定学校负有的教育、管理、保护学生方面的义务和责任。高校与学生之间应该是一种有法律直接规定的特殊的教育、管理及保护等权利义务关系，是教育关系与管理、保护关系的统一。
三、对高校学生伤害事故的责任认定
根据高校的性质以及与学生的法律关系结合《民法通则》第106 条第2 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60 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7 条的规定，可以得出高校承担这类事故的责任原则是过错责任且是一般的过错责任的结论。
1.对高校学生的人身损害的赔偿应适用过错责任原则。中国《民法通则》第106 条第2 款规定，一般侵权行为适用过错责任原则，由此确立了过错责任原则作为中国侵权法一般归责原则的地位。过错责任原则，即以行为人的过错为承担民事责任要件的归责原则。高校是否有过错，可以从几方面分析：由于未尽法定义务其行为具有违法性；由于未尽约定义务，其行为具有违约性；由于未尽注意义务而疏于对学生的教育和管理，其行为构成失职。具体而言，高校在履行教育管理职责中有不当之处，如果这不当之处就是造成损害的原因，那么学校就应当承担过错责任；还要看高校是否尽到了相当的注意义务。相当注意义务，即根据通常的预见水平和能力，应当预见潜在危险或因认识到危险结果的义务。如果学校应当预见而没有注意或没有采取避免危害结果的措施，就是未尽相当注意义务。具体而言，由于教学设施存在安全隐患或体育课、劳动、野营等活动学校没有尽到安全保护义务，学校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教师体罚学生、对学生管理不严，对学生疏于管理，对不请假不管不问，发生伤害后又不及时采取急救措施等，学校按过错大小承担赔偿责任；如果是学生之间引起的伤害事件，要视各方具体责任而定，致害方单方的责任，致害方单方赔偿，致害方、受害方双方责任的或致害方、受害方、学校三方责任的，各方按责任大小来分担。
2.排除无过错责任原则和公平责任原则作为确定学校责任的原则。高校学生伤害事故的归责原则不能适用无过错责任，因为无过错责任原则主要适用在双方力量悬殊或者受害人确实无法证明对方有过错的情形。根据中国《民法通则》规定适用无过错责任的情形有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职务侵权行为、产品责任、高度危险作业致害责任、环境污染责任、动物致害责任、被监护人致害责任等，在这些规定中，并没有包括高校学生伤害事故。但在司法实践中有一种观点认为，在确定学校的责任中除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外，还应当适用公平责任原则，在实践中此观点相当流行。笔者认为，这种的观点没有法律依据。公平责任原则是指当事人双方在对造成损害均无过错，但是按照法律的规定又不能适用无过错责任的情况下，由人民法院根据公平的观念，在考虑受害人的损害、双方当事人的财产损失及其他相关情况的基础上，判令加害人对受害人的财产损失予以适当补偿。高校在无过错的情况下承担公平责任，从表面上看对学生公平，但对高校却是一种不公平。中国高校本身并不以营利为目的，在高校与学生之间不存在经济实力等方面的明显不平等。即便是私立学校，其经费也是有限的。若让学校在有限的经费中支付不该由学校承担的费用会使学校难以承受。现实中学生在学校因第三人的不法行为而遭受损害，往往家长就向学校提出高额的索赔，这让高校难以接受，所以在处理高校学生的伤害问题上必须严格按照法律的原则，不能感情用事。
四、加强对高校学生伤害事故的防范
高校学生的伤害事故已给学校正常的教学工作带来极大的影响，甚至使学校不得不为诉讼而耗费人力和物力，也使学生和家长痛苦不堪。因此，高校根据中国现有的法律和法规，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应对学生的伤害事故，尽可能减少事故的发生，以保证高校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
1.高校应当进一步树立依法治校的理念，完善各类安全防范制度。建立和健全校内各种安全规章制度，定期对学校内部管理中可能引发事故的隐患进行自查自纠，提高对事故的遇见能力，做到防范于未然。对存在的安全隐患及时采取措施，尽可能地避免伤害事故的发生。在加强防范的同时，高校还应建立一定的事故处理机制，尤其是对突发性事故的应对机制。确保一旦出现突发性事件，能够积极应对。以避免事态的扩大，尽量减少和避免损失。
2.对大学生进行安全防范教育和珍爱生命教育。大学生已普遍比较成熟，具有较强的自我管理能力。高校可以通过制定相关的安全规章制度来引导学生，以培养他们的安全责任感。目前中国大部分家庭是独生子女，他们没有经历过挫折，心理承受能力普遍较差。一有挫折极易产生心理问题，有的甚至轻生。笔者在近两年参与处理的几所高校的学生伤害事故中因学生自杀引发的事故占2/3 以上。所以，加强对大学
生的心理辅导工作和珍爱生命的教育是非常必要的，而高校目前普遍缺乏这方面的教育。
3.进一步完善学生意外保险和伤害责任保险制度。高校一发生学生伤害事故，就会引发与学生和其家长因事故责任及赔偿的纠纷，有时甚至就此引起诉讼。大部分情况下，学校为了避免负面影响，不管有无过错，都“赔钱了事”，这无疑增加了高校的负担。解决这一问题，可以借鉴国外借助保险制度来分散学校风险的做法。目前，中国高校虽然也有学生的保险，但保险的险种和范围远不能达到分担学校风险的程度。所以在校方责任险方面还有广泛的扩展、细化于改善的空间。
第五篇：企业使用盗版软件的法律责任分析
企业使用盗版软件的法律责任分析
最近一段时间里不少企业都有此遭遇：突然收到某软件公司的律师函，主张企业正使用某款软件未经授权许可，构成侵权。要求该企业停止使用或补正授权，否则将被追究法律责任。由此引发一个诸多企业关注的问题，即作为计算机软件最终用户，使用未经授权（盗版）的软件是否构成侵权并承担法律责任，承担何种法律责任？
以商业使用为目的的使用，应该承担法律责任
目前，我国与计算机软件相关的法律规范主要为《著作权法》、《软件保护条例》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在我国当前的立法例中，计算机软件被视为作品，通过《著作权法》进行保护。《软件保护条例》被视为著作权法的特别法。对最终用户的未经授权而商业使用软件行为进行定性，涉及到主体“最终用户”的界定和“使用”行为的界定两个方面。广义而言，所谓“计算机软件最终用户”,是指所有对计算机软件进行最终消费的人,即以自己运行使用为目的的用户，既包括以商业使用为目的的用户，也包括非商业使用目的的用户，当然，不包括将自己所持有的他人享有版权的软件再转让或出租给他人的用户。著作权法司法解释第二十一条规定：“计算机软件用户未经许可或者超过许可范围商业使用计算机软件的，依据著作权法第四十七条第（一）项、《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一）项的规定承担民事责任”。该规定是目
前司法实践中追究软件最终用户法律责任的主要依据，其将“使用”明确限定于“商业使用”，这被认为是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司法解释对计算机软件合理使用范围的扩大，即将“非商业性”使用计算机软件的行为解释为不需要承担民事法律责任的行为，从而为私人家庭、非营业性办公场所购买与使用“盗版”软件提供了免责保护。因此，在当前司法环境下，讨论以商业使用为目的的计算机软件最终用户的法律责任更具实践意义，本文的讨论对象也限于此。
不同于一般的文字作品，计算机软件兼具作品性和功能性，作为最终用户，无疑更注重计算机软件的功能性使用，而从著作权法原理而言，著作权法保护软件关键是对其作品性中复制权的保护，因此仅对复制性使用进行规则。实践中，最终用户要实现软件的使用目的，必需经过“装机”和“运行”两个环节。“装机”原理是将软件源程序复制到计算机内，“运行”则是通过调用复制在计算机内的软件程序，将该软件作品再现于使用者的面前。因此，软件最终用户在实现软件功能性使用目的时无法离开对该程序的复制。因此，著作权法将计算机软件最终用户纳入规制范畴，正是基于该复制性使用。按前述司法解释，计算机软件用户未经许可或者超过许可范围商业使用计算机软件的，是依《著作权法》第四十七条第（一）项和《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一）项定性。后两者规范的都是未经著作权人许可而擅自复制作品的行为。根据上述规定，作为软件的最终用户，其未经授权而商业使用软件的行为应以擅自复制软件论处。
承担民事责任中的过错问题
长期以来，在知识产权司法实务上，就知识产权侵权责任的构成是否以行为人的过错为要件，以及在确定侵权行为人赔偿损失时应当如何考虑过错等问题曾经存在较大分歧，且现
在也不是非常明朗。
依据《著作权法》第四十七条第（一）项、《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一）项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的规定，计算机软件用户未经许可或者超过许可范围商业使用计算机软件的构成侵权，要根据不同的情况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前述规定是关于著作权违法侵权行为的一般性的规定。软件条例第三十条对软件复制品持有人的责任进行了特别规定。根据该条规定，软件的复制品持有人不知道也没有合理理由应当知道该软件是侵权复制品的，不承担赔偿责任；但是，应当停止使用、销毁该侵权复制品。如果停止使用并销毁该侵权复制品将给复制品使用人造成重大损失的，复制品使用人可以在向软件著作权人支付合理费用后继续使用。该规定使用了软件复制品持有人的概念，在实践中引起很大争议。而根据软件条例起草人的回忆和解释，该条的目的是要解决软件最终用户的法律责任问题。实践中一般认为，该条所规定的软件复制品持有人指软件复制品装入计算机等设备运行而使用软件功能的行为人，而不包括仅仅持有软件复制品，未利用设备使用、运行该软件的行为人。
从上述规定可知，在最终用户的侵权判定上，并未考虑使用人的主观因素，即只要存在未经许可或者超过许可范围商业使用计算机软件的行为，就属于侵权行为，无论是否主观存在过错，均应该承担停止“应当停止使用、销毁侵权复制品”的法律责任。但在侵权赔偿责任方面，应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如果是主观上无过错的善意复制品持有人，即不知道，也没有合理理由应当知道该软件是侵权复制品的，不承担赔偿责任。可以理解为，善意的最终用户没有义务就已经发生的使用行为付费。但值得注意的是，软件最终用户的金钱给付义务并不必然与过错原则相联系，根据条例第三十条规定，“如果停止使用并销毁该侵权复制品将给复制品使用人造成重大损失的，复制品使用人可以在向软件著作权人支付合理费用后继续使用”，就是说，即使是善意的最终用户，如果使用的是侵权软件，也必须在向软件著作权人支付合理费用后才能继续使用。但值得思考的是，该处继续使用由谁确定，合理费用应为多少，由谁确定？该条文判断，立法者应是考虑到利益平衡的需要，最终用户以支付使用费为条件，获得软件使用的法定许可。如果是这样，那么这样规定的必要性似乎值得商榷。因为如果最终用户使用的是侵权复制品就必须停止使用的话，那么作为一个理性的经济人，自然会权衡利弊。如果停止使用导致的损害大于购买或租用正版软件支出的成本，那么他必然会向权利人购买或租用软件以确保继续使用的权利。而是否购买，费用多少，都应是合同双方自主协商确定。该规定看似允许利益衡平，实则有司法干预合同自治事项的嫌疑，并导致实践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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