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个案监督

第一篇：人大个案监督

（原创）本文发布已征得作者同意

（作者）呼伦贝尔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 于雪峰

有幸参加内蒙古自治区政法委在北京市举办的全区政法系统领导干部学法用法培训班，时间虽短，却受益非浅。诸位专家学者对涉及我国法制建设各类问题的独到的见解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觉，但其中一些观点尚不敢苟同。有关人大对司法机关个案监督问题是本次培训班的热门话题，多数专家学者对此持否定观点。笔者认为，人大个案监督不应简单否定，但确需努力完善。

一、人大个案监督在现阶段具有客观必然性

1、人大个案监督具有合法性。个案监督的合法性受到广泛质疑，许多专家学者及司法人员认为人大个案监督于法无据，这一观点值得商榷。

我国《宪法》第99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在本行政区域内，保证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的遵守和和执行”。第104条规定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本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我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39条规定了县以上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的职权，其中第一项规定，县以上人大常委会在本行政。区域内，保证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上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决议的遵守和执行；第六项规定县以上人大常委会监督本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工作，联系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受理人民群众对上述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申诉和意见。该法第26条规定“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可以组织对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第42条还规定“在常务委员会期间，省、自治区、直辖市、自治州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五人以上联名，县级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三人以上联名，可以向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对本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质询案，由主任会议决定交受质询机关答复”。我国《人民法院组织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上述规定表明，人大监督司法工作是宪法和法律赋予的一项重要职权。在从事监督工作中，不可能不涉及个案。人大的监督既包括对抽象行为的监督，也包括对具体行为的监督，司法机关执行法律的情况，直接体现于办理的具体个案之中，离开了个案监督对司法工作的监督

就失去了必要的载体，导致监督权的虚化。尽管实施个案监督应在立法上予以解决，比如出台专门的《监督法》，但却不能

得出现阶段人大个案监督于法无据的结论。

2、人大个案监督有利于确保司法公正

人大个案监督，是地方各级人大为了加强监督力度，遏制司法腐败，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申诉、控告，检举权而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这一措施在许多地方实施以来，收到的成效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个案监督使一些冤案，错案得以纠正，本质上

在维护法制的统一和权威。人大作为权力机关，责成司法机关纠正错案，其目的是通过纠正个案，确保本地区对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的遵守和执行，因而个别错案的纠正不仅不损害司法权威，恰恰更加证明了在我国法律和司法的权威性不容质疑。

其次，个案监督受到了人民群众的普遍欢迎。司法公正一直是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热门问题，多年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对两高报告的审议情况表明，我国的司法工作的确还有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同时也反映出人民群众对司法机关的期望值越来越高。他们企盼司法公正的意愿作为国家权力机关和各级机关应当努力满足。正是因为现实存在着的司法不公，人民群众才希望于广开监督之渠道，尤其是权力机关的监督，因为更具权威性，就更加受到欢迎。从体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我们没有理由反对人大的个案监督。再次，人大的个案监督对司法机关队伍建设是有力的促进。人大对司法机关个案的监督，在纠正错案同时必然引发对该单位和办案人员直接或间接的评价，在这种强大的压力面前，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敢掉以轻心，必然倍加努力去实现司法公正。这样一种监督，能够督促司法机关设法努力提高办案人员素质，比如加大培训力度和纪律约束，从而对队伍整体建设起推动作用。

二、现阶段个案监督制度存在的缺陷

如前所述，个案监督的总体作用是积极的，但由于实践经验不足，理论储备不够，尤其是各地操作中较为混乱，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怀疑和批评。笔者认为，这并不是个案监督制度本身的缺陷，而是其运行机制的不完善和实际操作过程中的不规范所造成的。目前各地人大实行的个案监督的确存在严重缺陷。、l、个案监督概念不明确。个案监督至今无法律上的界定，各地对此说法不一，导致司法机关、专家学者、人民群众各有各的理解，其中大量的误解也由此而来。笔者认为，在人大监

督法出台之前，地方人大出台个案监督规定，则应对个案监督概念予以准确定位。

2、监督主体不明确。监督主体在各地出台的规范中一般是有规定的，问题是实践中的混乱状态令人难以接受。表现在人大对司法机关的个案监督有的是人大领导的个人签字，有的以办公厅的名义，有的以内务司法委员会名义，有的是以信访处(科)的名义，有的人大代表也以个人名义提起个案监督。这样的混乱状态表明现有的人大机关内部工作制度不很健全，难以赢得司法机关的认同，易造成被监督部门无所适从的局面。

3、监督程序不明确。人大个案监督固然不能要求象专业机关那样有严格法定程序，但目前人大个案监督程序非常混乱，对个案监督如何受理，提起应经过何种程序，决定提起的文书应采用何种名称、格式等等，均无统一明确的规定。

4、监督范围不明确。人大的权力机关性质所决定它不能直接处理案件，监督亦应是对涉及有重大影响的案件或涉及司法机关在工作中存在的重要问题已影响到法律的正确实施等问题，而不是泛泛的监督。而目前状态，以法院审理案件为例，在案件立案阶段监督者有之，在审理阶段监督者有之，在结案后监督者有之，在执行阶段监督者有之，甚至诉讼财产保全阶段也予以监督。这就将人大降格为事务部门，监督的结果是办案机关，对方当事人均不满意。这种缺乏法定内容的监督也是当前个案监督遭到质疑的重要原因。

5，监督回避问题不明确。有关司法机关办案的程序规范，都对承办人回避制度作出了严格的规定。人大个案监督中既然已涉足个案，对案件有利害关系的人大代表或委员理应采取回避态度，但目前这些人不仅不回避，还堂而皇之的利用人大代表或人大机关名义对司法机关正在处理或已处理完毕的案件实施监督。如许多企业法定代表人是各级人大代表或担任人大常委职务，在该企业涉诉案件中，其本身是当事人，此时利用人大代表身份进行监督，实际上足干预司法行为。一些败诉当事人担任人大代表或调至人大机关后，出于非正常动机，对司法机关横加指责，也名日“个案监督”。因此监督主体的回避问题必须有明确的规定，否刚将导致新的“司法不公”。

三、对完善个案监督的几点建议

确立个案监督制度最终要通过立法来解决，笔者仅对目前已实施个案监督的地方应加强的方面提出一些个人意见。

1、关于个案监督概念的法律界定。界定个案监督概念非常重要，等于确定了监督的范围框架。笔者认为可试作这样的表述：个案监督是指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本级司法机

关所办理的重要或影响较大的案件，因违法所造成的错案，通过一定的程序，责成该司法机关启动内部监督程序予以纠正的一种监督措施。这样的表述明确了以下内容：监督主体只能是人大常委会，而不是其所属各专门机构，专门机构可承担具体工作，但所作出的监督决定必须是以常委全名义作出，加盖常委会公章；监督对象是本级司法机关，这个司法机关应为广义上的司法机关，包含政法各部门；监督的范围应为重大和有较大影响的且系司法机关违法办案所致的错案。这就明确了人大不应当是泛泛的监督，将自己降格为一般的监督机关，也避免因个案的大量涌入使其不堪重负情况的出现。监督的方式是启动专门机关内部程序，而不是直接处理案件或审批案件。

2、个案监督应当严格坚持法制原则。个案监督中的法制意义有三：一是人大监督个案必须严格按法律进行，尤其是不得违背各程序法的规定，强令司法机关作什么或不作什么；二是要充分尊重司法机关独立办案权利，不介入具体的办案程序，它应当是事后监督，而不是事前或事中监督；三要坚决支持司法机关排除干扰，秉公办案。正如李鹏委员长在1998年9月16日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上所指出的“人大监督个案的目的，是为了督促支持审判、检察机关公正司法，而不是代替司法机关办理案件。要在不断摸索总结经验的基础上，使人大监督工作进一步规范化、制度化。”

3、提高监督者的法律素质。目前，人大个案监督较为混乱，难于被司法机关从心理上认同，与监督者缺乏应当具备的法律专业素质有关。许多人大相关人员从感情出发，发表情绪化而不是专业化的意见，令司法机关难以接受。笔者建议，人大机关应补充具有法律专业知识的专家学者。

4，个案监督应避免为了自身利益。目前，人大代表或者人大工作人员许多是从企业选任的，加上社会上复杂的人际关系，不可能不渗透到人大中。因此，人大个案监督应当避免为了自身利益，人大的监督任何时候都应当动机纯洁，坚守在国家法律的立场上，避免监督权力的滥用。从这个意义上说，贯彻人大有关个案监督的回避制度尤为重要。

总之，个案监督是顺应社会的发展需要而产生的一个新事物，应体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必须使其制度化，进而法律化。国家应当尽早出台监督法。司法机关亦应克服抵触心理，应以严肃的、认真的，积极的态度，勇于面对个案监督。当二者达到一种和谐统一之时，则是个案监督制度发挥其巨大的积极作用之日。

第二篇：以四个坚持推动人大个案监督

以四个坚持推动人大个案监督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对政府、法院和检察院等法律实施系统进行更加有效的监督。从历史看来，个案监督的存在有其深刻的理论依据和法律依据。改革开放以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对个案监督进行了尝试，并力图建立法律支撑体系。在进行个案监督时，必须明确其监督的主体、客体，以及监督的范围；还要明确个案监督与司法独立和司法监督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应当鼓励各地进行个案监督的试验。

1.坚持依法监督。人大开展个案监督，实质就是促进法律法规在本辖区司法机关得到落实，不出偏差。因此，人大开展个案监督也必须依照法律的规定开展，而不应具有随意性。依法监督应体现为：一是依法审查案件。对被监督的案件是否公正，不是以人大相关人员的好恶和个人对公正的评判标准来判断，应依照法律的规定审查具体案件认定事实是否清楚，适用法律是否适当，执行程序是否正确，司法人员违法办案是否有事实依据，不能偏听偏信、主观臆断。二是依法提出建议，不直接参与案件办理。人大是国家权力机关，具体案件办理职责由司法机关承担，这就要求人大不能直接处理案件，只能“从案件定性和适用法律的要点上提出建议，而不能出具具体、详尽的处理方案”。如果人大直接参与办案，包办、代替司法活动，人大就成了“最后裁判者，发展成为终审法院”，这与人大的法律地位是不相称的。三是依法追究责任。如司法机关对被监督的案件不依法办理的，人大要通过质询、听取汇报或调查的形式详细了解情况，根据情况提出处理意见，责成有关机关处理，决不能轻意的行使罢免权或对司法机关施加压力对责任人进行不正当的处理。

2.坚持集体行使权力。集体行使权力是人大行使职权的重要原则。同样，这一原则也应在人大个案监督工作之中得到尊重和执行。当前，各地人大在处理人民群众申诉、控告、信访的案件，带有普遍性的做法是，按人大常委会或工作机构领导的批示或意见转交督办，而不是通过常委会、主任会议或相关工作机构集体讨论督办意见。这不仅违背了人大集体行使权力原则，同时也可能因人大按个人意见监督产生新的司法不公。人大集体行使权力原则的具体要求是，凡是向司法机关提出个案监督的意见，必须经集体讨论。一般案件的监督意见由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机构依法商量提出，重大或特别重大案件由主任会议提出监督意见或由主任会议决定提交常委会讨论提出。这是人大对司法个案行使监督权必须坚持的重要原则。

3.坚持事后监督。事后监督，即指人大在对法院监督时，不能直接介入或从事案件的审理工作，不能对正在审理的案子作出决定或发表任何意见。在实体法的运用上，审判机关有无违法，只能在其裁定、判决作出之后才能发现。因此，人大对法院的监督一般应是事后进行。对已生效的判决如果确实发现存在问题，人大可以通过听取汇报、询问或质询的方式加以监督，但不能通过决议支持一方当事人对抗已生效的判决。对人民来信来访所反映的案件，人大一般不宜像司法机关那样对案件进行调查、取证甚至传唤当事人，只能向法院提出建议或质询。在程序法的运用上则应例外，程序上的违法行为一旦发生，不用等到判决、裁定之后就能确定，对程序上的违法则可以随时发生随时监督。

4.坚持注意方法和讲究实效。“人大对司法个案进行监督，是一种强化法律监督工作的途径和手段，其目的是维护和推动司法公正。司法公正是司法机关一切工作特别是办案的出发点和归缩点，是司法工作的生命。因此，两者是一致的。”人大应把通过个案监督发现司法机关存在的问题，帮助其改进提高工作水平作为监督的主要目标，决不能把个案监督作为挑毛病，抓把柄，出难题，促使司法人员怕人大、服人大的手段。人大应站得高一些，要注意方法，讲究实效，既要促使司法不公得到改正，又要保护好司法队伍的积极性。不能动不动兴师动众查案子，动不动批评指责，有了一些小的监督成果就大加宣传，造成司法机关被动无奈，影响司法机关的权威性。要注意方法，讲究实效应成为人大监督工作中的重要原则。

第三篇：今年的人大对法院个案监督的反思

人大对法院个案监督的反思

一、个案监督产生的原因分析

个案监督，即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同级法院正在审理或已审结的具体案件所进行的直接干预。个案监督作为一种并不太正常的监督形式，颇具有中国特色，其产生也绝非偶然，而是有着深层次的原因。

1.司法不公是个案监督产生的现实原因

司法公正可以说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要条件，也为维持一个令人满意的社会秩序所必须。博登海默曾说：“如果纠纷是以不适当的或不公正的方式解决的，那么社会肌体上就会留下一个创伤，而且这些创伤日益增多，也有可能危及对令人满意的社会秩序的维护。”[1]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就在我们向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迈进的过程中，司法不公却成了一个最大的绊脚石。虽然“大盖帽，两头翘，吃了原告吃被告，原告被告都吃完，还说法制不健全”并非所有法官的真实写照，但由此可见老百姓心中的司法形象。司法不公和司法腐败在某些地方已经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这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司法机关本应廉洁公正，执法如山，面对屡禁不止的金钱案、关系案、人情案，人民群众对之深恶痛绝，从而强烈要求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加强监督。

2.司法监督不力是个案监督出台的直接原因

就目前而言，司法的法律监督体系是复杂的。如果把司法狭义地理解为法院审判的话，那么，法律监督体系还是完备的：上有上级法院的审判监督(二审，指令再审或者提审)，下有当事人的制约(上诉);前有检察院的专门监督(抗诉)，后有同级人大的工作监督(质询、评议、审查工作报告);内有本级院长的监督(提起监督程序)，外有群众舆论监督。上下前后内外的监督不可谓不周全，然为何依然不公?关键在于上述监督形式各有一定弊端，使之没有形成一股合力。如一审法官往往就某些疑难案件逐级向庭长、院长、乃至上级法院请示汇报，其结果自然使院长、上级法院的监督流于形式;再如由于检察院对一个判决是否

抗诉往往规定了严格的条件，按照司法实践中的说法，没有120%的把握，就不要抗诉，这就导致专门法律监督机关的监督能力大大削弱。而人大对法院的一般工作监督由于太过宏观，往往是按年初的工作计划，由法院先写好工作报告，再给人大审查。这种监督往往浮于表面，没有深入其实质。由此可见，尽管监督之网看起来相当严密，但在实际操作中并未得到很好执行，致使错案冤案层出不穷而并不能得到有效避免，这样那些错案的受害人或其家属往往去找当地权力机关-人大及其常委会申诉。于是，为个案处理不公而向人大提起申诉就多了起来，人大的个案监督也就随之出台。

二、实行个案监督的利弊分析

“存在就是合理”。个案监督作为一种司法监督形式，其形成毫无疑问有一定合理性。在现实中，人大通过对法院的个案监督，也确实纠正了许多违法审判造成的错案、冤案，对遏制司法腐败，防止司法不公起了很大作用，也获得了社会舆论的如潮好评。乃至有人提议为个案监督立法，为人大开展个案监督确立法律依据。对此笔者不敢苟同，人大个案监督虽能收一时之效，但从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长远目标来看，个案监督却是利少弊多。在此着重分析一下弊端：

1.个案监督易造成对法院独立审判权的僭越

司法独立(这里仅指审判独立)是现代法治国家的一项基本原则，应当说已具有“公理”性质。1985年第七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通过并经同年联合国大会批准了《关于司法机关独立的基本原则》，该文件明确要求：“各国应保证司法机关的独立并将此项原则正式载入其本国的宪法或法律之中。尊重并遵守司法机关的独立，是各国政府机关及其他机构的职责。”“司法机关应不偏不倚，以事实为根据并依法律规定来裁决其所受理的案件，而不应有任何约束，也不应为任何直接或间接不当的影响、怂恿、压力、威胁或干涉所左右、不论其来自何方或出于何种理由。”

我国宪法也规定“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但由于国家制度、政治体制和司法制度等方面的原因，我国并不存在而且在现有制度框架下也不可能存在一般意义上的司法独立，只能说是“相对独立” [2]，即相对于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而言，审判机关是独立的，而对权力机关来说，则是不独立的，法院的审判权来源于人大权力，并受人大的监督。这与我国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相吻合的，也是必要的，但这种相对性并不否认它在运作中的独立性。相对性是指它的来源和地位而言，而独立性则是指其运行原则和方式而言。也就是说，一旦人大把国家审判权赋予法院，人大也就不能违反宪法和它自己作出的国家机关权限划分的决定，或出于各种权益考虑而收回已授与法院行使的审判权或自行行使对某一案件的审判权或对法院依法行使的审判权进行具体的干预，否则，法院的独立审判权就会形同虚设，出现另一个由权力机关行使的国家审判权，国家法制与司法的统一将遭到破坏 [3].就我国目前状况来看，强调司法独立，树立法律权威尤显重要。在历史上，我国缺乏独立司法的传统，行政与司法的合一，是我国古代政治制度的突出特点，而在近、现代，虽然有别于行政的司法机关建立起来，但由于政治制约机制的极不健全，司法始终是弱小的，经常性乃至制度性地遭到行政甚至军事的干涉和破坏，甚至曾出现“无法无天”的局面。从司法实践上来看，目前干涉司法的因素甚多，司法机关要独立行使其职权在许多地方和许多情况下还十分困难，就连那“相对独立”也很难保障。例如审判机构的经费却要地位相同的行政机构来控制，难免不出现“法院手捧帽子向政府乞讨”的尴尬。因司法机关的人员、资财、生活和办公条件都受当地制约，真正确立司法独立十分困难，人大对法院的个案监督将使已十分脆弱的司法独立更加笈笈可危，审判机关头上又多了一道“紧箍咒”。由于人大掌握法院的人事任免权，质询权等，人大一旦插手具体案件，不可避免地干扰审判人员的自由判断和独立意志，并演变为事实上的审判机关的上级主管机关，从而侵犯审判机关依法应当享有的独立性。

2.个案监督并不能杜绝司法不公

司法腐败与司法不公是个案监督产生的主要原因。从我国目前司法现实来看，造成司法不公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前文所述司法监督不力外，还应包括以下几点：

一是地方保护主义。由于法院受地方辖制，实践中可能成为实现地方利益的工具，从而产生司法不公;二是以权代法，以言代法，在我们这个“人治”历史颇为悠久的国家，某些掌权人物出于这样或那样的考虑，于法不顾，直接干预审判或施加压力要贯彻其意志是很常见的，极易产生司法不公;三是法官资质和经济、身份保障不够。“法官人格是正义的最终保障”。虽然近有法官法的颁布以提高法官素质，但总的来看，由于法官与一般公务员并无明显区别，进入标准不高，资质要求不严，大量法官无论就其业务能力还是就其精神品格都难以做到独立而公正的行使审判权。再加上法官待遇低，在司法活动中可能获得的非法利益与其合法收入相比诱惑太大，可能因为利诱腐蚀而在实际上出卖审判权。

针对以上产生司法不公的主要原因，个案监督由于其自身的缺陷，并不能有效克服之：

(1)个案监督并不能克服地方保护主义。地方各级人大乃是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其代表均由当地选举产生，可说是当地利益的代表，不可避免地某些代表会滋生地方保护主义的思想。如果地方各级人大出于维护本地利益的考虑，对一些审理结果对地方财政有较大影响的案件，以个案监督的名义向法院施加压力，那么本来就在一定程度上依附于地方的法院和法官能够和敢于置地方利益和自身前途于不顾，仍然坚持刚正不阿，严格依法办事吗?显然这种可能性不大。

(2)个案监督也不能消除以权代法、以言代法的现象。我国人治的观念根深蒂固，法治起步太晚，权法相争的局面时有出现，并往往经常是权力取胜。这是一个观念问题，也是一个体制问题，仅靠一个只能治表，不能治本的个案监督就想消灭之，显然是不现实的。相反，如前文所述，人大的个案监督实际上使权力机关负有司法职能，由于目前对权力机关还不能进行有效监督，同样可能造成人大滥用职权。由于人大的权威性和地位至上性，它一旦滥用职权，则会有恃无恐，比党政机关更为无所顾忌。

(3)现代法治的发展要求国家审判权由特殊专业人员组成的国家机关来行使。西方各国在法制现代化的进程中都经历了法官职业化的阶段 [4].我国以前法官的素质确实不敢恭维，但随着法官法的实施，特别是随着司法统一考试推行，法官的素质将会大大提高，这是不容置疑的，况且他们还有多年司法实践的锻炼。而人大代表并不是都受过系统的法学教育，也不一定比法官有更多的司法实践经验;从另一角度看，人大代表的道德水准也不一定比司法人员更崇高，谁也不能断言人大在进行个案监督时就不会发生腐败，而人大腐败由于缺乏有效监督，可能比司法腐败的祸害更为深远。

由上得出一个结论，人大的个案监督往往难以实现其遏制司法腐败、保障司法公正的初衷，甚至会造成相反的结果。

3.人大的个案监督会造成社会法律关系处于不稳定状态，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

由于个案监督的线索主要来源于“受不公正裁判”的当事人的控告、申诉以及个别领导的批示，所以听到的往往是一面之词，而据此一面之词去监督个案，要求司法机关作出合理解释，甚至作出一些决定，其结果很可能是实现了这方当事人的“公平”，却又损害了别一方当事人的“公平”。而一旦人大通过个案监督纠正了一些案件(且不论其正确与否)，就会促使和鼓励更多的对司法裁决不满的当事人向人大上访和申诉，人大权威和监督力度增强了，可司法机关的权威性和神圣性却又下降了(这是一个反比例关系)。本来已终审裁决的案件，会由于人大的“个案监督”而久拖不决或使判决翻来覆去。当事人为求得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司法过程中或者判决生效后，不是把主要精力放在司法程序内部解决，如取证查证、上诉申诉、申请抗诉等，而是托人使力，向各级人大“公关”，力图以人大个案监督的方式翻案，使社会关系处于不稳定状态，公民对司法机关产生不信任，对司法活动没有合理的预期，社会上的纠纷、矛盾不能很快平息，同时也造成社会对法治充满疑虑。例如《南方周末》所载《三级法院 四个判决 八年官司 一张白纸》一文所报导的事例[5]，一件普通的经济合同纠纷，历时八年，先后经地方两级法院审理，又经最高法院两次改判，但在该市人大的纵容下，最高法院的判决居然在当地无法得到执行。在此我们不得不对

人大的个案监督产生质疑，姑且不论判决的公正与否，仅从有关人大纵容当事人拒不执行已产生效力的最高法院判决而言，其效果已构成了国家法制统一与权威的破坏。

4.个案监督不符合诉讼经济原则

司法活动在力求查明案件事实真相，追求公平、正义，维护社会的总体秩序的同时，还要兼顾诉讼成本与诉讼效益，力求符合诉讼经济原则。也就是说，司法活动要追求的是“社会利益的最大化”。正是基于此，西方一些国家很早就确立了“一案不再理”的司法原则，这也是诉讼经济原则的客观要求，我们不妨好好借鉴。因为诉讼资源是有限的，一味地追求单一个案的客观真实，而浪费大量的诉讼资源是不合算的，其结果是造成诉讼效益总体低下，不利于社会诉争的全面解决，特别是我国目前对司法工作评价处于“低调”的情况下，如果个案监督条例一旦出台，人大将会门庭若市，为此，人大必将付出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作为一个主要职能并非司法监督的机关，人大是否能够承受如此巨大的运作成本?结果是不言而喻的。

三、人大对法院监督方式的理性定位

笔者强调审判独立，反对人大对法院的个案监督，但并非否定人大对法院的正常监督。相反，为了实现审判公正，审判权必须受到人大权力的监督与制约，并且这方面的工作应当进一步加强。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说过：“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6]问题关键是人大对法院监督方式的选择，应以不打破现行宪法所设计的政体平衡为上：一般的法律监督职能已经分配给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即检察机关，人大不能取检察机关而代之，发展为法律监督机关;国家审判权已授与了法院，人大也不能拥有最后的裁判权，发展成为终审法院。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加强法律实施的监督意味着加强检察机关的职能以及司法机关之间的相互制约与监督，而不是加强人民代表大会自身的司法干预权或收回部分法律实施的监督权。因此，笔者认为人大对法

院的监督应定位于在宪法规定权限内的整体监督，而非个案监督;应是事后监督，而非事前或事中监督;应是间接监督，而非直接监督。

所谓整体监督，即指人大作为权力机关，对法院的监督应与其职能相一致，只能在宪法规定的权限内，充分行使其对法院的工作报告审议权，对审判人员的提名与罢免权，对审判工作的质询权和视察权等，来纠正审判活动中具有普遍性的问题或重大的、主要问题，而不能立足于个案，不能代行司法机关的职能，去认定事实和证据乃至具体适用法律。从权力运行机制来看，人大掌握着对审判机关的宏观控制权，可以左右审判机关的发展方向。近年来，人大对审判机关工作报告的赞成票降低，使审判机关已经承受了相当大的压力，足以迫使其主动反省工作上的失误，接受人大的监督和指导[7].可见，只要切实落实好宪法规定权限内的司法监督权，就足以控制司法的发展方向。

事后监督，即指人大在对法院监督时，不能直接介入或从事案件的审理工作，不能对正在审理的案子作出决定或发表任何意见。审判机关有无违法，只能在其裁定、判决作出之后才能发现，因此，人大对法院的监督一般应是事后进行。对已生效的判决如果确实发现存在问题，人大可以通过听取汇报、询问或质询的方式加以监督，但不能通过决议支持一方当事人对抗已生效的判决。对人民群众来信来访所反映的案件，人大一般不宜象司法机关那样对案件进行调查、取证甚至传唤当事人，只能向法院提出建议或质询 [8].间接监督，是指人大在行使其对法院的监督时，主要或尽可能地通过间接手段来达到监督目的，不能越俎代疱，不能直接处理案件，改变原认定的结论和采取的措施，而是要把监督的意见交由有关执法机关依法办理，应该纠正的案件由他们按法律规定予以纠正，全国人大常委会早在1989年3月28日向全国人大的工作报告中就已指出：“纠正错案应由法院，检察院严格按照法律程序去办，人大在监督法院和检察院的工作时，不直接处理具体案件”。这一观点实际上否定了人大直接监督个案的权力。[9]

李鹏委员长在1998年9月16日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上指出：“人大监督的目的是为了督促、支持审判、检察机关公正司法，而不是代替司法机关办理案件。要在不断摸索、总结经验的基础上，使人大监督工作进一步规范化、制度化。”我们应以此为指导，把人大对法院审判工作的监督定位于整体监督、事后监督和间接监督，在宪法规定的权限范围内，不断规范和强化人大对法院审判工作的监督。本资料来自互联网共享文档

好资料来自互联网，一起创造，共同分享。

第四篇：地方人大个案监督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出路

近年来，个案监督成了人大实施法律监督的一个重要形式，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普遍欢迎。但由于全国性的个案监督法尚未出台，个案监督缺乏统一的规范。随着实践的深入，个案监督中存在的问题逐步显示出来。从对湖南省岳阳市、益阳市、娄底市等地的实地调查来看，个案监督中存在的问题不容忽视。

一、个案监督受到普遍欢迎

在最初实施个案监督时，人大及人大代表是有顾虑的。他们主要担心个案监督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而个案监督在司法理论界又争议颇多。通过对各种法律法规的反复学习与领会，他们逐渐认识到了实行个案监督的合法性与必要性，增强了进行个案监督的信心。

宪法明确规定：“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在这里，宪法明确赋予了人大对“一府两院”的监督权，个案监督是监督的一种形式，显然没有超出宪法的规定范围。地方组织法也明确规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担负“在本行政区域内，保证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上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决议的遵守和执行”的职权，人大常委会要“监督本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工作，联系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受理群众对上述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申诉和意见。”

从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对法律实施情况检查监督的若干规定中可以为人大的个案监督找到明确的法律依据。其中第十条规定：“对执法检查中发现的重大典型违法案件，委员长会议可以交由专门委员会或常务委员会办事机构进行调查。调查结果应当向委员长会议报告，委员长会议可以根据情况，要求有关机关限期处理，有关机关应及时报告处理结果。必要时，委员长会议可以提请常委会会议审议。对特别重大的典型违法案件，常委会可以依法组织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因此，人大的个案监督是处理公民申诉、控告、检举的一种必要形式。

有了法律依据，人大实施个案监督的信心增强了，力度也逐渐加大了，人大个案监督的成效开始逐步显示出来。一方面加强了对“一府两院”工作的有效监督，强化了人大及人大代表的监督意识，调动了人大及人大代表的工作积极性，提高了人大及人大代表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另一方面，个案监督对人大及人大代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又促进人大及人大代表努力加强自身建设，不断开展各种社会活动，从而有力地推动了人大的全面建设。从对人大及人大代表的调查来看，他们普遍重视个案监督工作，且希望我国的个案监督工作进一步规范化、制度化。

对司法机关来说，人大的个案监督对它们既是一种监督，也是对它们工作的一种巨大的鞭策与支持。“个案监督”无非是通过抓住那些有重大影响、具有典型意义的重大违法案件进行监督，以监察、督促司法机关更好地行使司法权，保证案件的审理无论是在程序方面还是在实体方面，都能公正合法，从而达到司法公正的目的。人大通过个案监督来监督司法机关的司法行为，在司法机关的头上悬起一把利剑，使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不敢徇私枉法，有效地防止了司法腐败和其他司法不公行为。从对岳阳市与益阳市两地司法机关的调查来看，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对来自人大的个案监督普遍持欢迎的态度，也非常自觉地接受人大的个案监督。据来自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数据，该院每年收到人大提交的个案都在20起以上，一般都能给予认真的、及时的答复。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每年都要重点督办人大提交的个案4～5个，定期答复人大。由于得到人大的有效监督，一些影响很大的案件得到了纠正，一些长期难以执行的案件得到了顺利的执行。

个案监督也普遍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个案监督一方面扩大了他们反映自身要求与呼声的渠道，增加了他们申诉的途径。另一方面，一些当事人通过个案监督实现了他们的正当权益。人大通过受理审查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申诉，对法律依据不足的案件当事人，向其讲清道理并动员其息讼，大大减轻了司法机关的工作负担。对有充分法律、事实依据的案件，则督促司法机关认真办理，真正维护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从而也有效地维护了社会的稳定。人大及人大代表普遍反映，这些年来，到人大各有关部门致谢的事例不断增加，人大成了密切党群关系的一个重要纽带。

事实证明，个案监督在我国是有生命力的，它的潜能还远远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只要我们正确地运用个案监督权，它完全能够在我国的社会政治生活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二、人大个案监督中存在的问题不容忽视

个案监督在我国毕竟还是一个新事物，既没有现成的经验可资借鉴，也没有具体的法律、法规来进行规范。因而，在实施个案监督的过程中，出现了不少的问题，亟须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

第一，集体监督不足，个人监督太多。对于“个案监督”来说，人大只要介入，则必须时刻跟踪，随时监督，而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职权的方式却是定期举行会议，人大工作方式的这种特殊性决定了其对“个案监督”的作用是极其有限的。而且，人大集体行使职权方式是通过民主投票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作出决定、决议，但不可能把“个案”拿到人大会议上去讨论表决。由于集体行使职权难以操作，使得“个案监督”在很多情况下变成了人大的某个人或某个处室在监督案件，更有些人大代表或人大机关工作者利用其特殊身份和手中权力，对与自己有利益关系的案件或其他非典型案件提出“个案监督”申请，甚至参与“个案监督”，对案件的审理施加影响。这样一来，人大对“个案”的集体监督权被完全架空，“个案监督”纯粹成为一种个人行为。这是司法机关反映最多的一个问题。

第二，受案标准不确定，所监督的案件具有很大的随意性。由于没有形成统一的规定，只要当事人提出申诉，人大及人大代表一般即予以受理，这使得个案监督的案件数不断增加。由于人大不是专门的司法机关，没有足够的人、财、物力用于解决具体的案件，受理案件的增加无疑加大了人大及人大代表的工作量。尤其是人大监督成功的案例引起公众注意之后，又有更多的案件涌入这一渠道，这就使得人大不堪重负。另一方面，受理的案件越多，司法机关的负担越重，办案的效果就难以得到保证，个案监督的效果同样大打折扣。据法院反映，虽然人大每年交办的个案多达20余起，但真正认真加以督办的案件只有4～5起，而最终加以改判的案件可以说是微乎其微。

第三，事前监督多，事后监督少。诉讼程序法已经就个案的承办程序作出了严格的规定，正处于法定程序之内的个案，如果遭遇外来力量的影响，法定程序势必会被破坏或干扰。而一些地方人大常委会往往一受理案件就介入办案程序，或者案件还没有经过正式处理就要求司法机关前往汇报，既干扰了司法机关的正常办案程序，也往往使得司法机关无所适从。另一方面，在实施个案监督以后，对司法机关的相关责任人的处理却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这是个案监督处理的一个通病，只要个案实体得到了纠正，其他如错案责任追究、实体纠正后的执行情况、类似错案在办案单位的继续处理情况以及经验教训的总结与汲取等问题，都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

第四，对案件的实体监督多，程序监督少。司法权要由司法机关独立行使。因此，人大不能直接参与办案，不应就案件的实体问题向司法机关发号施令，人大监督的焦点不应是案件的实体问题，而应该是案件的程序问题。实际情况却恰好相反。据司法机关的工作人员反映，人大在实施个案监督时，往往把重点放在案件的实体问题上，只注重对实体的监督。相反，对可以很好发挥人大优势的程序监督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第五，个案监督的途径太多。司法机关普遍反映，人大在实施个案监督的时候，督查的途径种类繁多，极不规范。人大常委会、人大机关的主要领导人、人大的一些主要部门、工委、信访部门、人大代表个人都经常直接向司法机关提出个案，要求司法机关作出答复。而且，在实施督查时，还常常不是向司法机关的专门督查部门提出，往往直接找到司法机关的主要领导人或司法机关的具体承办人员。对于某些人大监督的个案，司法机关有时自身还蒙在鼓里。这种情况下，司法机关在办理人大交办的个案时就非常困难，这自然要影响到个案监督的质量。这一问题在当前十分普遍。

第六，人大在实施个案监督时，情绪化倾向越来越明显。人大作为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议事机关，其组成人员的成分要求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代表分别来自不同的职业，对代表的法律素质并无严格要求。受此影响，由人大代表对个案的法律问题作出具体的判断和处理，极易导致情绪化倾向。另外，地方人大代表作为当地利益的代表，甚至作为案件的当事人，在实施个案监督时的感情色彩则更加浓厚。据调查，一些地方的人大部门在对司法机关的工作报告审查与人事任免问题的表决上，常常以司法机关接受个案监督情况的好坏来决定，动辄以不通过相要挟，带有典型的情绪化倾向。

作为“个案监督”对象的案件，案情一般比较复杂，大多涉及到审理程序和实体处理等诸多方面的问题。要想对此类案件进行监督，监督人员必须具有高于一般司法人员的法律素质和司法实践经验。只有如此，才能对“个案”在宏观上有准确的把握，微观上有精确的分析，从而确保司法的公正。但我国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各级人大代表的法律素质远远无法达到这种水平。就目前情况看，具有高水平法律素质的人才大多集中在司法机关，负有监督职能的人大代表的法律素质不如司法机关的人员是不争的事实。在此情况下，个案监督有时也就背离了设立它的初衷，变成了对司法机关的一种不应有的干扰。这种情况在目前虽不多见，但其负面影响不容忽视。

三、地方各级人大实施个案监督的理性选择

个案监督广受欢迎，这充分说明了它存在的必要性与合理性。但也正由于它自身所带有的特点以及在实施它的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个案监督也倍受争议。在当前情况下，最为可行的做法是尽可能采取一切措施，努力解决个案监督所存在的问题，进一步规范个案监督行为。

首先，要明确个案监督的范围。个案监督不宜过多，过多则时间和精力不允许，容易流于形式，达不到应有的效果，同时还会给司法造成一定的干扰；也不能太少，太少则人大的整个法律监督又难以落到实处。人大在实施个案监督时，要根据执法和司法实际抓住重点，选择那些典型的、有重大影响的，或是薄弱环节方面的，或是人民群众普遍反映的热点、难点问题的个案开展监督。

其次，要逐步规范个案监督的程序。根据已有的实践经验，个案监督应包括以下规程：①认真听取申诉意见，仔细分析申诉材料，听取案件当事人的陈述，了解案件的具体问题和关键环节。②深入涉案单位向有关部门和知情人了解案情，与办案人员和有关负责人座谈讨论案件中的问题，查阅已有案件材料，分析研究案件办理中的各种具体问题，特别是要查清影响案件事实、证据使用、办案程序以及适用法律等方面的关键问题。③向常委会或主任会议汇报案件调查情况，并经集体讨论形成初步意见。④组织有关方面的专家进行座谈，就案件中的具体问题进行讨论，形成比较成熟的监督意见。⑤成立专门的工作机构。个案监督在人大常委会受理立案后，要组织成立个案监督机构来专门负责这个工作。这一机构必须由熟悉法律、熟悉政策、熟悉业务且具有一定专业素质的工作人员组成。⑥向办案单位正式提出监督意见，责成有关办案人员和有关责任人员总结经验教训，提出纠正和处理意见，并向常委会汇报工作情况。办理机关应在指定期限内将复查、处理结果向常委会报告并向当事人反馈，做到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确保法律的正确实施。

再次，地方各级人大要明确个案监督的几项基本原则。

一是坚持集体行使职权的原则。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对个案监督必须实行集体审议，以多数人的意见形成规范性文件转交有关司法机关办理，最终实行集体负责制。人大代表和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有权对司法机关办理的具体案件提出批评、意见和建议，但不能以个人身份干涉具体案件，个案监督权必须集体行使。

二是坚持不直接处理案件、不干预司法权的原则。由于司法活动的整个过程是按照法律程序进行的，其办理过程和最终裁决结果是任何组织都无法替代的。因此，人大及其常委会对个案进行监督，最终只能通过司法机关本身的纠错机制来实现。人大及其常委会对所监督的案件不能提出具体的处理意见，只能通过摆出事实和法律依据并提出意见的方式，责成司法机关自己去依法纠正和解决存在的实体和程序问题，并限时向常委会报告结果。

三是坚持事后监督原则。个案监督属于事后监督，人大实施监督一般应在结案之后。人大监督的个案应是司法机关已审结并发生法律效力的违法案件，人大不能干预正在审理的案件。在司法机关办案的过程中，人大不应直接介入，以免加重司法机关的负担，影响司法机关的独立办案。当然，人大对于司法机关程序违法的监督则既可以在结案以前，也可以在结案之后。

四是坚持处理事与处理人相结合的原则。人大对个案进行监督，其落脚点应该是对人的监督，其处理的重点也应该放在应承担责任的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身上。否则，就不可能达到遏制司法不公与司法腐败问题的真正目的，人大的权威也就难以树立起来。因此，人大在实施个案监督时必须坚持处理事与处理人相结合的原则，对违法乱纪、贪赃枉法者应责成有关机关严惩不贷，以杜绝此类现象的再次发生。

只要我们敢于正视问题，勇于纠正问题，不断规范人大的个案监督行为，个案监督必将成为我国人大制度的一个重要方面，并在我国的民主、法制化的过程中发挥巨大的作用。

第五篇：论人大对法院的个案监督问题开题报告（范文模版）

各专业的开题报告的格式要求是一样的，规定第一层次用一、二、三、四……表示；第二层次用

（一）（二）

（三）……表示；第三层次用1、2、3……表示。用A4纸、宋体小四号行文，且行距为 “固定值”的18磅等，除英语专业外，无专业之分。希望同学们按照这个规定格式撰写。

浙江大学远程教育学院

本科生毕业论文（设计）开题报告

题目:论人大对法院的个案监督问题

专业法学

学习中心

xxxxxx

姓名 学号指导教师

年月日

论人大对法院的个案监督问题

一、文献综述

人大对司法机关具体案件实施监督，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发展起来的一项监督工作。它最初是由一些地方人大常委会在处理群众来信来访工作中逐步发展而来的。最早对个案监督进行地方立法的是辽宁省，以后，各地方人大相继制定了类似的地方性法规或规范性文件。资料显示，目前我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基本上都有了关于个案监督方面的地方性法规，甚至在市县一级人大常委会也制定有个案监督方面的规定。

人大对法院进行个案监督，是人大行使监督权的一种合法正当方式，还是对司法制度的一种干涉破坏，数年来学术界和实务界一直存在不同意见。„„。

目前，在关于个案监督活动和个案监督立法的合法性争论中，主要存在支持和反对两大类观点。支持方认为个案监督有充分的宪法和法律依据，不妨碍司法机关独立司法权的行使，完全具有合法性。因此建议通过专门立法，明确其地位，规范其实践。另一类反对方的观点认为个案监督破坏了法院的独立性和权威性，而且将在事实上和不同程度上分享司法权，不具备充分的合法性。也有一些学者从折中的角度看待人大的个案监督虽然并不赞赏这类做法，但仍认为这是应对当前司法过程中各种问题的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因此不能简单地否定，当务之急是要规范人大个案监督的程序。

公平正义是司法最终的追求目标，如何保证司法公正的实现，是司法制度设置的目的。对此，各国的司法制度不尽相同。笔者认为，在我国，人大作为立法机关对法院行使监督权是有宪法依据和现实必要的，也是符合我国国情的。然而，人大采取对法院个案监督这种方式来行使监督权利大于弊，稍有不慎可能会沦为对司法的干涉，不宜过分推广。同时，应当对人大的监督进行立法，从监督的主体、程序、对象和范围等进行规范。因此，笔者以《论人大对法院的个案监督》为题，从人大监督权的性质、人大对法院个案监督的现状和争议、个案监督的利弊等方面进行探讨，并就如何规范人大监督制度提出了建议，以期有助于司法制度和宪政体制的完善。

（一）国内研究现状

个案监督的性质界定，人大监督与司法独立的关系以及个案监督存在空间的发展趋向，已经成为当前宪法学界和司法实务界关注的热点和难点。综合近期我国有关的研究文献来看，主要存在以下观点：

尹杰在《关于人大个案监督权的思考》中认为，近些年来，司法改革已成为人们日益关注的话题。对于目前严重的司法腐败现象，人们深恶痛绝，但是如何解决这一痢疾却又是个难题。作者认为，司法独立是司法公正的首要要求，也是当前司法改革的核心。目前的这种个案监督，显然不利于司法独立的实现。恰恰相反，它对司法独立有百害而无一利。另外，人大的个案监督制度使司法成为立法的附庸，个案监督对破坏了司法权威。因此，个案监督与现代社会的法院是行使司法审判权的唯一有权机关的制度是相违背的，不符合现代法治社会的要求。

在李永红、于晓青的《论人大对司法机关进行个案监督的必要性与可行性》一文中，对地方人大能否对同级司法机关进行个案监督，作了必要性和可行性的分析。作者认为，这种监督是宏观的即对司法机关的工作只作事后的总体监督，而不宜作微观的个案监督，否则，司法独立将受损害，对法治化进程不利。事实上，只要从中国当今社会的现实出发，就会发现，在行政权强大、司法权薄弱以及政与法不分、司法不能自治的特殊历史条件下，人大对司法的监督非但无损司法独立，反而有助于司法与法外因素的抗衡进而有利于司法公正的实现，个案监督作为人大监督司法的一个形式，非但必要而且可行。尽管从制度上看，完善司法制度才是实现司法公正的根本选择，但是，在目前情况下人大的个案监督可视为一种临时的权宜之计。

蔡定剑在《人民代表大会个案监督的现状及其改革》中对个案监督持折中的观点，作者认为，在当前情况下，还应承认人大个案监督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人大进行个案监督不能说完全没有法律上的根据和实践的必要性。人大对个案监督对保护公民权益，维护司法公正和惩治司法腐败都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各地人大的个案监督存在不少问题，由于各种不规范的表现，而导致了监督的正确性和公正性受到怀疑。另外，个案监督对法院的审判也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作者认为，应当对人大个案监督进行规范性和制度性改革，提出监督的严格标准，极大限度地减少它对司法审判的干扰和对司法权威的影响。为此需要解决一些理论、观念和制度性问题。

王贵松在《法院：国家的还是地方的？》一文中指出，界定法院的宪法地位，是明确地方人大与法院监督关系的前提。作者的观点是,设在地方的法院也是国家的审判机关，应是代表国家维护法制统一的机关，而不应是臣属于地方的审判机关。法院应该能独立行使审判权，从宪法上来说也是需要接受人大监督的。但地方人大对法院的监督应该是有限度的，应该顾及法院的这种国家属性。人大对法院的监督是一种受宪法委托的监督，是代替国家监督设在其治下的法院。这种监督的性质应该主要是法律监督，是事后监督，而且应该具有一种谦抑性,。为此人大虽然有权监督法院，但是它并不能取代法院或者说代替法院进行审判。

王利明在《论权力机关对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的监督》一文中，结合了我国现行立法和实践，探讨了权力机关与法院的相互关系，认为两者之间是一种立法

者与执法者、组织者与被组织者、监督者与被 监督者的关系。文章重点讨 论了权力机关是否可以实行个案监督的问题，作者认为，权力机关对法院实行个案监督有可 能使权力机关成为具体处理案件的机构，不符合权力机关的地位，而且有可能会妨碍法院的 独立审判。作者最后对如何 保障权力机关对司法机关的监督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权力机关的监督权必须集体行使，且这种监督主要是事后的监督，只是对法院工作的一般的监督，权力机关不能对法院的裁判 予以更正或宣告无效。

以上研究成果指明了人大监督制度的重要性，并对人大个案监督进行了分析和探讨，提出了赞成或反对的观点和理由，由于目前实务界和理论界对此具有较大分歧，个案监督利大还是弊大，仍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这也是本论文要分析的重点问题。

（二）国外研究现状

1、关于司法权由司法机关以外的国家机关行使的问题。从宪政实践的角度看，在国家的政治体制中，并非只限定作为法院的司法机关才能够或只允许实行司法权。同时，立法机关分享司法权也并不意味着对司法独立的破坏。①美国参议院据美国宪法规定分享了审判权。美国国会常设委员会具备调查权及准司法权, 国会在行使调查权或听证权时，可以调动警察机关、情报单位或调查局,甚至还可根据相关法律适当惩处配合意愿不足的官员或民众。②英国实现两院制和“议会至上”,贵族院实际上是国家的最高司法机关,其议长同时是贵族院首长,首席大法官和内阁成员;而英国的法院系统由贵族院议长办公室直接管理.针对特殊的案件议会也可以直接行使审判权。③日本的国政调查权制度。所谓的国政调查权, 是两议院按照日本宪法的规定，可以进行有关国政的调查,为此可要求证人出席并提供证言和记录.这种国政调查权的对象主要限于为了有效、适当地行使国会的权能而进行的必要调查.2、关于立法机构的监督权行使。纵观世界各国，在处理立法机构在对司法案件行使具有司法性质的监督权时，可资借鉴的原则主要有两条：一是来自立法机构的监督权往往与政治责任追究相联系，二是对案件司法过程的内在机制运行则一般不予干涉。①在美国、英国和北美各州，监督权主要表现为弹劾权。弹劾权交由国会来行使。弹劾案涉及到的都是总统、副总统、法官等国家公职人员，受到指控的行为是对于人民委托的滥用或背离。弹劾权被形容为“立法机构手中驾驭政府中行政公仆的缰绳”，由民意机构来审理既符合民主的原理，又具有足够的尊严和必要的无所偏倚。②瑞典的议会督察专员。议会可以选出一个富有法律知识和忠诚正直的人作为国会的代表去监督所有的官员和法官,以保证法律和法令的执行.议会监察专员既不隶属行政机关,也非司法机关,却兼有对二者进行监督的职能.督察专员享有很大的权力,他可以出席任何法院或行政机关的审议会,并有权查阅任何法院或行政机构的会议记录和其他文件,可以对有犯罪行为的法官提起诉讼。但是,瑞典的政府组织法又明确规定:任何机关乃至议会都不得干预法院对某一案件的判决,也不得干预法院对某一案件的法律运用。③德国的议会调查委员会。它在性质上属于一种议会的临时委员会。联邦议院可以在不依赖政府来源的情况下通过调查委员会独立获得它所需要的信息，因为调查委员会拥有准司法权，可以像法院那样强制收集证据和要求任何有关机构提供咨询。它的工作方向主要是调查未公开的丑闻，特别是与腐败有关的丑闻。这类丑闻一旦提到调查委员会上，通常就等于将其公之于众，影响到涉嫌人的政治生涯、甚至政党的利益。

3、外国的一些探索与实践给我们提供了一定的借鉴。不同国家都在根据其国情、经济、政治条件的不同制定了各种司法制度和宪政体制，但无论是美国的国会行使弹劾权，还是瑞典的议会督察专员，或德国《基本法》规定的议会调查委员会，都是依据宪法建立了一套严谨、严格的程序制度，即使是立法机关依照宪法惯例采取的司法措施，也相应地要遵循固定的程序，这类常规制度中的例外恰好是对于制度合理性的维护，充分显示了如何建立一种更加合理的分权体制和维护程序正义的深思熟虑，也充分考虑到如何在司法独立与人民主权之间达成一种良好的平衡。

二、论文提纲

引言：谈及个案监督的发展沿革和现状

一、权力机关对司法机关监督的法律分析

（一）法院的宪法地位

（二）人大对法院监督的性质

二、人大对法院的个案监督

（一）个案监督的定义

（二）个案监督的沿革

三、人大对法院个案监督的现实操作和存在的争议

（一）人大对法院个案监督的现行规定和具体操作

（二）人大对法院个案监督的争议

四、人大对法院个案监督的弊端和理由

（一）人大对法院个案监督实践运用中存在的问题

（二）人大对法院的个案监督法理合理性问题

（三）人大对法院的个案监督规范依据合法性问题

五、完善我国人大监督制度的法律思考

（一）对个案监督应当注意几个问题

（二）立法建议

三、参考文献

1、王磊：《宪法的司法化》，法律出版社2000年6月，第1版；

2、蔡定剑：《监督与司法公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2月，第1版；

3、宋冰主编：《程序、正义与现代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4、贺卫方：《司法理念与与制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5、王利明：《司法改革研究》，法律出版社2001年1月，第1版；

6、龙宗智：《论人大对法院的个案监督》，法律出版社2003年9月，第1版；

7、谢鹏程：《人大的个案监督权如何定位》，《法学》1999年，第3期；

8、李晓斌：《对“人大”质询法院的质疑》，《法学》1999年，第5期；

9、包万超：《完善我国违宪审查制度的另一种思路》，《法学》1998年，第4期；

10、王磊：《试论我国的宪法解释机构》，《中国法学》1999年，第5期；

11、于晓青、李永红：《论人大对司法机关进行个案监督的必要性与可行性》，《法

学》1999年，第1期；

12、董皞：《法律冲突与法官的权力――李慧娟事件回放与评论》，《法制日报》

2003年11月20日；

13、王利明：《论权力机关对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的监督》，《中国民商法律网》，http://.cn/article/default.asp?id=9262。

14、尹杰：《关于人大个案监督权的思考》，《东方法眼网》，http:///faxuejieti/zh/200402/20040227092303.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