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伟业,源自创新
文章标题:伟业,源自创新
伟业,源自创新
苏言/文洛阳地处河南西部,横跨黄河中游两岸,有近5000年历史,现辖1市6区8县,总面15,208平方公里,总人口607万,市区面积544平方公里,市区人口130万。无论是群雄逐鹿的古代战场,还是现今没有硝烟的商业之争,洛阳因其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及其未来发展的可塑性,都使它成为兵家、商家的必争之地。古语云:得中原者得天下!而今,得洛阳者才可得中原!众多商业巨头早已经将目光锁定在这座古朴而充满生机的国际旅游城市身上。零售行业尤为活跃。
零售业巨头沃尔玛,在其入驻河南第一站郑州的楼盘于2006年8月15日刚刚破土动工之前,就迫不及待地与洛阳正大国际广场签订了合作协议,洛阳沃尔玛最晚于2007年4月开业迎宾。而另一个零售巨人“家乐福”,已经赶在“沃尔玛”之前在洛阳西工商圈率先圈地开业。李嘉诚旗下的著名药妆店——“屈臣氏”也早已觊觎洛阳市场,几次派出考察团到洛阳市进行市场调研……面对众多零售业巨头入驻的挑战,洛阳本土的商家有的惶恐,有的徘徊,有的甚至绝望……当然,更有一部分充满创业激情的商家面对挑战兴奋不已。他们抓紧最后的时机,迅速地扩充自己的势力,最大限度地完成自己的内在积累,准备着迎接国际商业巨头集团化运作的冲击!洛阳市百家好一生医药有限公司,就是其中的佼佼者。洛阳市百家好一生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家”)创立八年以来,先后开设了百家大药房、百家好一生医药超市并与北京同仁堂合作,开设了北京同仁堂洛阳药店三个大型专业医药零售卖场。作为洛阳市医药零售行业的领军角色,百家一直以其“质量保声誉,平价求发展,专业树口碑”的经营理念耕耘着自己的市场,多次创造河南省内乃至全国医药零售行业的销售奇迹,多次获得政府部门的褒奖,同时更得到了消费者的广泛好评和得到了同行的尊敬。在享受着荣誉加身,风光无限的同时,百家的决策者居安思危,一直关注着风云变幻的商界纷争,也一直关心着药品销售的创新之路。经过多次的外出考察与市场调研,百家终于在2006年年终的时候,在精心准备之下推出了洛阳首家药妆店——百家好一生美健药房。这一举动,让洛阳的时尚女性欣喜不已,也足足地再次让洛阳同行们吃了一惊!药妆店和药妆文化,在欧洲大陆可以追朔到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在日韩也有数十年的历史了,可是在国内仅在一线城市有为数不多的药妆店,如李嘉诚的屈臣氏、康师傅的康是美和香港的万宁等。百家好一生美健药房秉承了百家公司的优良传统,以GSP质量认证为标准,严把药品、化妆品、个人护理用品、保健品等商品的质量关;在创建之初就提出要“拧干行业暴利,打破价格坚冰,商品价格平均降低30%!誓作平价先锋。”而在美健药房进一步优化传统药店专业服务的同时,还融入了时尚的经营理念与管理方式,设置专业的美容护理顾问等服务内容,力求给顾客带来最体贴的优质服务。接受笔者采访的时候,百家掌门人史铁军董事长说:“树木的茁壮成长离不开土壤的肥沃;企业的发展壮大离不开顾客的满意。百家自创建以来一直将这一点铭记在心,从不敢偏离……如果说到开设美健药房的意义,我想最根本的,是为了给百家注入新的生命力与竞争力,只有不断的创新才可以始终走在行业的最前列。说实话在最初决定开设美健药房的时候,我确实遇到了许多的阻力,公司内外的都有,但是我还是要坚持,因为作为一个公司的决策者,我不能被眼前的现象所蒙蔽……在这样一个瞬息万变,强敌虎视的时代里,只有创新才是出路。”是的,只有创新才是出路。那些只看到眼前的繁华,无法预见未来的企业,终究是会被历史的车轮碾碎,最终也必然将被遗忘。“九朝古都”的洛阳,地杰人灵;洛阳百家好一生医药有限公司,占天时、地利、人和而始终勇于创新进取。就让我们拭目以待,百家好一生必将成就一番伟业,傲立于这中原大地之上。《伟业,源自创新》来源于xiexiebang.com,欢迎阅读伟业,源自创新。
第二篇:腐败源自悖论
从腐败看中国的政治悖论
这几日从网上看到许多网友关注中国日益严重的腐败问题,为此展开了大讨论,许多人认为某方面的腐败是其他方面腐败的根本。比方说司法腐败,教育腐败,道德腐败等等。但笔者以为,这些盘根错节的问题,其实都是一个大问题在几个方面的表现。那就是中国的政治悖论问题(事实上,中国现阶段政治制度及其相关的政治文化存在着许多的深层次矛盾,而且,有许多是不可调和的,姑且称之为政治悖论)。下面详细的论述之。
一、权力悖论
许多网友在这个问题上困惑不解,为何从理论上说应该是大众共享的权力却总也不能真正的成为大众手中的工具?为何从制度的设计上看来十分合理的权力分配机制,却总是在实践中走样?为什么中国的人治效力总是大于法制的效力?我在分析这个问
题之前,先简要分析一下权力的本质及其历史。
政治权力,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说法,是人类生产社会化,必须要有人担任组织协调的工作,而这种组织协调的表现方式必然是由少数人对大多数人进行命令与指挥,为了保障协调,避免思想和利益的差异导致行动的差异,必须对不服从命令者有一定的强制措施,政权也由此产生。权力的这种表现形式天然的与大众对于权力的平等需求是一个悖论。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管理者之间也需要协调,由此而诞生了权力的层级结构。由于权力所固有的强制性,权力体系自身也存在着悖论,那就是权力本来产生的目的是为多数人服务的,却演变为必须依靠对上负责(也就是对少数人负责)的体制来达到为
多数人服务的目的。
古往今来,面对权力分享和权力体系这种固有的悖论,产生了专制和民主两种解
决方案。
专政的代表是王朝国家,其政权组织形式是中央集权,层层下放。其实,这种政权的组织方式本身并没什么不好,它与权力自身需求的组织方式完全吻合,而且相对于对立的民主制度,专制制度存在着效率优势,另外,对大多数民众的文化素质要求不高。英国思想家洛克说:“若单纯以政策执行效率而言,专制制度要比民主制度的效率高很多。”我们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批驳美国等国家的三权分立制度时,其中,效率低下,互相扯皮就是我们的一个依据。但是,理想的专制制度要求制度链条上每个具体的负责人都要无条件的具有崇高的理想,要有无私为大众谋利益的情操。否则,难免会有制度链条上的人会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牟取利益,这也就是腐败产生的根源。而且,由于相对于民主制度,专制制度的欺瞒成本要低得太多(毕竟,糊弄上级的几双眼睛要比糊弄百姓的无数双眼睛容易得多),揭发成本却高得太多(没有正当渠道,赤手空拳面对
强大的势力),导致腐败极易从个人蔓延到群体,成为集团腐败。
为了避免权力滥用及权力腐败的问题,产生了另一种制度——即民主制度。民主制度以分权为原则,以民选为保障,以“性恶论”为思想出发点,通过在权力层级上人为的改变负责的途径来遏制腐败和权力滥用,比方说地方官直选,比方说三权分立的制约机制。但是,民主制度是以牺牲一定的效率并伴随着一定程度的组织臃肿为代价来获得政治上的相对清明。另外,民主制度要求群众有比较高的文化基础和政治觉悟。民主制度也并非完美,也有可能被金元阶层通过控制舆论和政府代理人来间接施加影响。但是
相比专制制度,其遏制腐败、还政于民的力度要好得多。
中国的制度设计,首先,是党领导一切。相信一个拥有高尚政治理想的组织集团会带领全国人民走向共同富裕。这种制度设计的出发点是好的,并且在建国前与建国初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从我们国旗的形式就可以看出,各个阶级、各个民主党派要紧密
团结在共产党周围,以此为中心。从我们党的历史及党章看来,各级党组织要紧密团结在中央周围,中央要团结在领袖的周围,由此形成了自下而上的权力金字塔结构。其实,单纯以政权的组织形式而言,中国现政权的组织形式与王朝的政权组织形式大同小异。那么,为什么中国要选择这种类专制的制度,而非民主制度呢?简单的说(详细的下面会谈到),这是因为共产党相信自己可以通过思想的不断净化,在事实上达到理想的专制制度,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无论从理想上还是早期实践中都是比较符合理想的专制制度的。它强调为公、强调为民,甚至在理论上不承认人类私欲的存在。但事实上真的如此吗?为何还会出现本节刚开始提到的权力悖论所产生的几个问题呢?因为理想的专制制度不是从理论上避免了权力悖论吗?
这就需要谈到下面更深一层的悖论,即人性悖论。
二、人性悖论
马克思主义不承认“性恶说”,代之以“劳动说”;认为人性本无善恶,全在于后天形成。形成社会、人类、和性格的根本动力在于劳动。把对于饮食、求偶等需求的属性统统划归自然,认为那是人的“兽性”并非所谓的“人性”(这里,我用“兽性”这个词代替自然属性,不含贬义)。通过劳动,创造了人与人之间相互依赖的关系,每个人都离不开其它的人,因此人对于其他的人的第一反应是与之交好,这种反应才是所谓的“人性”,而“为公”、“为民”等理念都是这种反应的理论升华与人性升华,这也是“向善”动力的由来。既然如此,以这种理想的理论武装的中国共产党为何在实践中出现了与这种理论完全违背的腐败与官僚主义等现象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没有学透,还是马克思主义本身
出了问题?我以为是后者。
马克思主义反对抽象的人性论,那么,人性是不是抽象的呢?这取决于如何界定人性。按马克思主义的说法,把饮食、求偶等属性以及由此衍生的欲望统统归类于“兽性”,向善向恶等第二派生属性视为“人性”,为此,得出“人性论是抽象的”的结论。但这
个结论究竟合不合理呢?
倘若合理,马克思说劳动产生人性,那么劳动最初的产生目的是什么呢?很显然,劳动不是亘古存在的,劳动最初产生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类生存繁衍等的“兽性”对于生活必须品的需要。为此,可以说人性脱胎于“兽性”。劳动的存在,以及劳动产生人性的过程本身就证明人性不是抽象的,人性是具体的,因为“兽性”是具体的,“兽性”到“人性”的过程也是具体的。劳动不是产生人性的根本原因。满足自然欲望的所谓“兽性”是产生人性的根本原因。所以,马克思主义把人性与兽性截然划开,为了满足理论上的需要添
以“劳动说”,把劳动视为一种天然的存在,本身就存在悖论。
倘若不合理,那么我们认为人性是一种基于“兽性”并包含了“兽性”的具体的存在。对于兽性的考察,绝大多数科学家和绝大多数证据证明,动物的生存和繁衍诞生的所谓“公性”,即为了群体牺牲个体,都是基于“私性”,即为了个体的生存和繁衍的基础上,经过自然选择产生的,也就是说“私性”是根本,“公性”是派生。比方说,狼群在捕食时,个体互相配合,那是因为这样可以使每个个体能够享用到更好的更多的食物,然而,一旦狼群捕获不到食物,面临集体饿死的局面,其中的老弱病残将会被年轻健壮的毫不留情的吃掉。而从“兽性”脱胎的人性也保留着上述的性质,比方说大灾之年,易子而食(就是换儿子吃)。从道德的角度来看,这是非常不道德的,这也就是“性恶论”产生的根源。
“私性”会产生“公性”,“性恶”会产生“性善”,是一种更本质的人性悖论。
我们探讨人性与人性悖论,似乎文不对题,但人性假设对制度安排和政治经济实践具有决定性作用,这也是为什么从古到今无数的哲学家和思想家执着于“性善论”和“性
恶论”争执的根本原因。
中国的专制制度是最成功的专制制度,持续了两千多年,我们就以它为例进行分
析。大家公认维系中国的王朝政治的最重要的因素是儒家思想。儒家思想就是典型的“性善”论的。儒家思想相信圣人——即完美人的存在(儒家说的人人皆可为尧舜),相信人可以通过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个人修炼,可以逼近或达到圣人的地步,完成三纲领——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的最终目的。儒家思想经常以天比人,认为天道的自然规律可以应用于人伦,人可以通过自己内在“善”的力量经过修炼排除外界“恶”的干扰。这种理论思路为专制制度的根本——家天下奠定了基础。既然人性本善,那么就可以通过自律机制来完成对自身行使权力的约束;反之,很显然自律的成本要远低于他律的成本,那么从权力的最终行使者——皇帝来说,从根本上制约其权力的东西就没有存在的理论基础。另外,儒家学说毕竟能在一定程度上约束权力链条上各级人物的行为。因此,中国的封建皇权专制制度持续了两千年。反观对应的西欧,由于基督教作为思想支柱,而基督教又是赤裸裸的“性恶论”的,强调人生下来就带有“原罪”,人活一生就是为了赎罪。因此,专制制度的理论基础并不稳固,到了16,17世纪,才在英法产生了真正意义上的王朝政权。而此时的国王,也必须依靠“上帝”代言人的身份,来寻求无他律政权的合法性。但是,因为权力链条上的各级官员却既没有“上帝”来制约,又没有“性善论”衍生的自律机制来制约,故而西欧的王朝政权自从诞生以来,就伴随着更大程度的腐败、官僚主义,历经短短一二百年就宣告失败。
我们刚才分析到,劳动并不是产生人性的根本原因。但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在西欧未被广泛接受,而在古老的中国却被奉为圣经,除了一些政治经济原因外,更重要的就是马克思主义所隐含的“性善论”与中国当时的国情相吻合。马克思假定劳动产生人性,而其所谓的人性是作为“兽性”对立物存在的,强调的是“为民”,“为公”,本质上就是“性善论”。当时的中国刚刚打倒清朝、打倒孔家店,迫切需要一个新的思想支柱、也迫切需要一个新的政权,但是,实践证明基于“性恶论”的民主思想及其衍生的民主制度是失败的,因为精英分子们虽然抛弃了儒家学说,但儒家学说的影响却不能在短时间内消除,广大老百姓在心底里仍是相信“性善论”的。而且,基于“性恶论”的民主制度对百姓的文化素质与政治素质要求是比较高的,但在当时,中国百姓的文化素质是何种水平众所周知,即使在今天,尚有一些人仍视选举为儿戏。所以,隐含“性善论”的马克思主义学说被广大中国人接受,不但是理论需要,也是政治需要,邓小平说:“中国的国情要求中
国不能采用美国的三权分立的制度”,就是这个道理。
理想的专制制度更倾向于维系制度的理论体系是“性善论”的,而且,因为专制制度的效率高、条件低,基于包含“性善论”理论体系的政权必然采用专制制度。苏联、中国、朝鲜、越南、古巴无一例外都是明证。所以,许多网友建议采用党内分权、相互制约消除腐败的方式从理论上就是行不通的,因为党内分权就意味着共产党自己对自律机制的不信任,对自律机制不信任就意味着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怀疑,这与共产党的理论信仰背道而驰,而且,在实践中已经出现了很多问题(笔者将在下面详细论及)。
人性悖论所导致的政治经济实践又衍生了下面两个悖论。
三、利益悖论与信仰悖论
我们现在实行的是市场经济,众所周知,市场经济采用价格杠杆、供求杠杆等“看不见的手”来调节人们的行为。但是,我们从市场经济的理论鼻祖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可以看出,市场经济是完完全全基于“性恶论”的(这一点,许多经济学家都有论述,许多网友们都清楚,所以不再赘述),正是因为人们的私欲与利己主义,通过交换,促成了整个社会产品的丰富。因此,市场经济的根本原则与马克思主义(尤其是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根本原则是完全冲突的,这种冲突就是人性悖论。人性悖论外化到政治制度上就是权力悖论,外化到经济制度上就是利益悖论,外化到思想意识上就是信仰悖论。
权力悖论已经述及,那么何为利益悖论和信仰悖论呢?
利益悖论与信仰悖论其实是交织在一起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理念从一开始就是“为了全天下的劳苦大众谋利益”,到了今天提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其口号无一不
与市场经济的原则产生悖论。为此,就出现了许多尴尬局面。
官员们都是党员,他们在多年来受的教育是“性善论”的,“为公”是他们的行为准则;但是,官员们也都是人,他们要在市场经济的法则下生活,他们制定、执行的政策也必须符合市场经济的原则,才能行得通,因此,“为私”的理念也在时时刻刻撞击着他们的内心。官员们也都是聪明人,聪明人喜欢对自己所遵循的理想的正确与否进行理论探询。那么,到底是谁错了?这个问题,别的聪明人有勇气探索、有勇气承认,但官员们却没
有勇气对此进行公开的理论探索,更没有勇气对此进行公开的承认。
从建国到文革的实践证明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设想所产生的产品经济(即计划经济)是行不通的,而按照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即市场经济,我们为了避免过于敏感而改名)的政策却使我们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如此重大的问题,急待需要理论澄清的问题,可即使如邓小平也不得不用“猫论”、“摸着石头过河”、“大胆干、向前看、不争论”等使人方向模糊的字眼,和刻意回避的态度对待之,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在当时,一旦对此进行深入的理论挖掘,就必然要追述到社会主义向何处去的问题,为此,只能先造成既成事实,把理论探索留给下一代。这也必然为现在的思想困惑埋下伏笔,更重要的是,这种思想困惑是依靠共产党自身的力量解决不了的。因为一旦承认市场经济原则与马克思主义(尤指其中的科学共产主义)的对立,就要追溯谁对谁错。如果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共产主义),这就意味着二十多年的改革实践是错误的,这显然与事实不符;如果认为市场经济的原则是正确的,那么就等价于承认我们先辈为之抛头颅、撒热血而奋斗的理想是水中月镜中花,我们几十年的革命历史等价于无意义,而且,更重要的是,共产党立党的理论基础将不复存在,共产党存在的合法性将受到质疑,现有政权组织形式的合理性将受到质疑,这种可怕的后果是所有的人都不愿意看到的,也是承担不起的。
这就是所谓的信仰悖论。
信仰悖论,必然导致许多官员失去为了一个理想、一个目标奋斗的思想动力,因而走向另一个极端。他们把马克思主义视为挂在摊前的理论羊头,披在身上的理论羊皮,面对市场经济中冒出的富豪大款们,他们心中存在着深深的不平衡感,面对信仰悖论,他们潜意识中又有一种不得不靠欺骗和被骗活着的被愚弄感,因此只好通过表面上作足为人民谋利益的表演,实际上疯狂的为个人攫取利益来填补空虚、寻求平衡。这也就是
所谓的利益悖论。
除此之外,由于舆论工具历来是政府(执政党)控制,主流宣传与政治经济实践不符,导致利益悖论和信仰悖论在全民的范围内深化。比方说,“下岗”这个名词的诞生,就带有上述两重悖论的味道。“下岗”的潜台词是一段时间后上岗,意味着政府还没有忘记百姓,共产党的基本原则还没有丢弃,而最后不得不演变成“失业”,则是市场经济的原则使然。两重悖论还导致公有制的定义从最初的“国营”占主体,到“国有”占主体,再到“国有控股”占主体,使政府在不知不觉中扮演一个欺骗的角色,更重要的是,两重悖论导致政府在实践中为了保持企业的公有属性(同时也包括有的官员为自己牟取利益),违背市场规律使一大批国有垃圾企业包装上市,圈股民的钱,另一大批不停的申请贷款,导致银行的大批呆死坏账,最终还是要百姓埋单。政府的诚信危机,根源就在于此,而且,政府的诚信危机还导致了全社会的诚信危机和道德败坏,为腐败孳生蔓延提供了社
会土壤。
四、结束语
上述的权力、人性、利益与信仰四大悖论是产生腐败以及腐败土壤的根本原因。由于权力悖论,腐败的成本极低故而极易出现,由于其它三大悖论,腐败极易蔓延而且
在现有体制框架下无法得到根本上的遏制,又由于后三大悖论,现有体制无法在近期内得到根本性改变,也就是诸位网友呼吁的政治体制改革在近期内不可能出现。因此,反腐败不可能如中央所说提高腐败的成本来实现遏制,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还只能通过加大
反腐败的成本,即扩大反贪部门的权力与职能,冒着官匪一家的危险来治标。上述的四大悖论目前还在深化,中央提出宪法修正案,将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不可侵犯原则,人权原则写进宪法,却将最重要的民主(三权分立,民选)原则放弃就是明证。事实上,从《权力法案》到《美国宪法》,资本主义三原则(人权、财产权、民
主政权)都是三位一体,互为表里的。目前的现实证明,我们仍旧任重道远
第三篇:力量源自内心
力量源自内心
——读《致加西亚的信》有感
当我再一次读完《致加西亚的信》,轻轻地合上书,陷入沉思:罗文从总统手中接过给加西亚将军的信时,他没有疑惑、没有犹豫;罗文徒步穿越危机四伏的古巴岛时,他没有胆怯、没有退缩;罗文接受“杰出军人勋章”嘉奖时,他没有陶醉、没有夸耀„„是谁给了罗文力量?罗文的勇气与力量源自何方?是军人崇高的荣誉感、使命感,使罗文在关键时刻能勇敢地接受挑战,在困难面前不言放弃,将信安全送抵加西亚将军。让我们跟随罗文的足迹再次经历漫长而惊险的旅程吧!牙买加的一路狂奔、加勒比海的有惊无险、热带雨林的斗智斗勇„„“我只不过是完成了一个军人应该完成的任务,”他的自信与从容在荣誉面前显得如此可贵。
书中的罗文用行动证明了他的忠诚、敬业、勇敢与自信,这些优秀的品质正是现代从业人员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也是我们做好任何工作的先决条件。这不禁让我想起前不久看过的一部纪录片,内容是讲“两弹元勋”邓稼先他们那一代科学家的事迹。当年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他们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于1964年10月在罗布泊上空点燃蘑菇云,震惊了全世界,捍卫了国家安全。那一刻,我是噙着泪看完片子的,我想我的感动不仅仅是为他们所获取的成功,更是被他们伟大的人格魅力所震撼,他们是我们民族的骄傲,更是民族的灵魂。毋庸置疑,他们是我们每一位工作者的楷模。
从事任何一个职业,最好的境界是什么呢?孔子曾说过:“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用古代圣贤的话来诠释今天的职业发展,那也是再贴切不过的了。首先,对每一位员工来说,对工作的认同与接纳是最基本的态度,但这只是工作的最低层次。如果只是将工作的状态停留在这个阶段,那么势必缺乏积极性和主动性,工作也仅仅是被动服从和消极等待。只有将工作变成自己真正的一种爱好,并持续不断地投入热情和灵感,孜孜以求、不断探寻,然后激活它,那才是工作的第二境界。用孔子的话说,最高的境界叫“乐之者”。我们常说“工作着是快乐的”,同样也是这个道理。乐在其中,工作中投入热情、发挥才能,解决问题、赢得尊重,那时获取的不再仅仅是一份酬劳、一个业绩、一次嘉奖,而是内心的一种享受与欢乐。
归根结底,对待工作,知之而好之,好之而乐之,一切力量均源自内心。每个人只有循着自己的内心往前走,才能找到他的意义,才能丰富他的人生。罗文是这样做的,邓稼先他们更是如此,那我们呢?虽然我们的团队不乏优秀的人才,但我想今天我们离“好之乐之”的境界还有很大差距。换言之,只有不断改善我们的工作态度,投入更多的热情与激情,才能实现提升“学习力、执行力、创新力、战斗力、公信力”的创建目标,才能真正有效提升工作效力。如果说工作是一个不断提升自我的过程,那么人生更是一次不断自我完善的旅程。此时此刻,你听到发自内心的召唤了吗?感受到蓬勃向上的力量了吗?
顾红明
2010年10月
第四篇:品性源自教育
品性源自教育
富民一中康强
品性就是一个人的品德与性格。它决定了一个人的成与败好与坏……对人们来说自己的品性是很重要的。正因为有了不同的品性才会有不同的人和事,才构成了这个千姿百态的世界。那么,品性是怎样形成的呢?我认为品性源自教育。
我这里所说的教育,是个内涵很广的概念。它包括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等对一个人的影响和改变。
从古至今,人们都十分重视教育对一个人的品性的形成和改变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几百万年前的远古时代,自然条件十分恶劣,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人们为了生存和发展,就必须交流与合作。用他们能接受的教育方式把经验和智慧代代相传,同时,也把好的思想习惯等好的品性薪火相传。有了早期的学校—私塾以后,教育就有了专门的教师。我国古代经典著作《三字经》就指出:“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从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出,人一生下来品性是非常相似的。后天的学习和教育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品性。特别是教育的作用更大。被人们传为佳话的“孟母三迁”不就是明智的孟母为了孩子的良好发展寻求最佳的教育效果吗?随着教育的不断演化,教育的规模和作用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直到今天,我们也在接受教育。也在吸收和传承先人留下的宝贵财富。从而让我们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得更高,走得更远。可见教育对我们各方面的影响之大啊!1
有这么一个故事。
李华和张明两家是邻居,各家都有一个儿子。两家的孩子年龄差不多。张明的儿子聪明伶俐,而李华的儿子看起来呆头呆脑的。
李华是一个勤劳、老实的庄稼人。在他的孩子很小的时候他就告诉孩子要做人的道理,督促孩子养成良好的习惯。他还用自己的言行举止给孩子做出榜样……虽然那时候孩子还不怎么懂,但良好品性的最初意识已经深深的印在了他的脑子里。上学以后,经过学校教育的教化提升,李华的儿子逐渐养成了极好的品性。各方面表现都不错,深受大家的一致好评。后来考上了重点大学,有了锦绣般的前程……
而李华的邻居张明呢,从小对孩子娇生惯养,百般宠爱。经常欺负小朋友,张明还表扬儿子能干;儿子在学校和同学打架,被同学打了,张明还冲到学校恫吓甚至打儿子的同学。孩子的学习也相当糟糕。老师多次把家长叫到学校,向家长提供好的教育方法,让他多抽出时间管管孩子。谁知,张明对老师说:“我每天要打麻将,还要经常同‘朋友’吃饭应酬,哪有时间啊。再说,就凭我的基础,也无法辅导儿子。我的孩子不是读书的料。即使书读好了,考取大学又能怎样?不是听说许多大学毕业生连个像样的工作都找不到吗?”就这样,张明的儿子成了学校里的“小霸王”。对老师没礼貌,老师的话听不进去,经常不做作业;隔三差五地打同学,同学们都不敢跟他玩。他还学会了抽烟、喝酒,逃学打电子游戏机。后来,还同社会上的一些不良“朋友”鬼混。却说张明靠打麻将赚钱养家的路越走越窄,最后债台高筑。他也无法再大把大把地给孩子挥霍的钱了。儿子呢,没钱就
和他结交的社会“酒朋狗友”们去偷、去骗、去抢,甚至走上贩卖毒品的死路。
生下来差别不大的两个孩子,最终的结局却有天壤之别,真让人感慨啊!难怪人们常说,孩子应该让他先成人,再成才。即使不能成才,也要让他成人。这里说的成人,就是指能成为思想道德好、品性优良、能自食其力的人。
良好品性对一个人,对一个家庭,乃至一个单位、国家都有较大的影响。那么,怎样才能使自己养成良好的品性呢?我认为要牢牢抓好教育不放松。要把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自我教育紧密结合,形成合力。
有句话说得好,学习永远不迟。我也说,品性的改变现在同样不迟。只要你有决心,有毅力,有行动,就能把你品性中不好的部分抛弃,逐渐成为你和他人心目中品性完美之人。
品性源自教育,朋友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向着人类品性的光辉迈去……
第五篇:伟大源自平凡
伟大源自平凡,平凡铸就伟大
——观电视连续剧《毛岸英》有感
很长的一个时期以来,毛岸英的生平事迹并不为更多的当代中国人所深入了解。《毛岸英》这部电视连续剧全面地为今天的人们展现了毛岸英平凡短暂却又极具非凡和感染力的一生。
说毛岸英是平凡的,是因为他有着与一般百姓一样的人生经历。从作为上海滩上的沿街乞讨、拾烟头捡破烂、给阔爷太们擦皮鞋为生的流浪儿,到作为新中国工厂里的一名技术工人,再到作为自愿亲赴抗美援朝战场第一线、献出了年仅28岁生命的一名普通的志愿军战士,毛岸英的经历体现出了他作为平凡人的真实可近的一面。
说毛岸英是非凡的,是因为他出生在职业革命家的家庭,是共产党的领袖、烈士的儿子,是勤奋学习、胸怀抱负的留学苏联的青年学子,是参加了伟大的苏联卫国战争并受到斯大林接见和嘉奖的勇士,毛岸英的经历体现出了他作为不同于一般人的让人震撼敬仰的另一面。
电视连续剧《毛岸英》告诉人们,即便处在了不平凡的人生经历里,毛岸英也在日常工作、学习、生活、爱情、交往中时时流露出作为平凡人的那最具率真的气象。他的朴实、勤劳,他的热情、向上,他的谦虚、平易,他的真诚、纯洁,他的孝顺、达理„„这些都表现了毛岸英作为一个平凡人所具有的可爱、可亲、可敬的品质。
毛岸英身上的那股吹之不去的土气土味,他那直言快语却又夹杂着的憨声憨态,源自他对“劳动光荣”的向往和践行,源自他对劳动人民的热爱和关怀。毫不留恋地脱去身上的洋气洋味,立志攻读“劳动大学”并努力获得优异的成绩,不忘做到与劳动人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时刻想着劳动人民并坚持与劳动人民打成一片。这是毛泽东对儿子的叮嘱,是毛泽东对儿子的刻薄,是毛泽东希冀自己的儿子应该并且必须要养成的一种豪气、正气。毛岸英认真地践行和实现了父亲毛泽东对自己的这些殷切希翼。
“老百姓才是我们共产党人的‘活菩萨’啊!”毛泽东是这样地对毛岸英说;“树高千丈离不开根啊!”韶山的老乡们是这样地对毛岸英说;“我是农民的儿子,我们永远是一家人!”毛岸英是这样地对家乡亲人们说。不失乡土的气味,不失老百姓的亲情,不失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的炽热情怀,始终全心全意地为人民群众着想、做事。这就是作为年轻共产党人的毛岸英内存的真实、真情、真诚。共产党人唯有保持这样的一种品质才能真正地融于人民群众之中,才能真正地成为人民的公仆,才能真正地带领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建设好人民的新中国。毛岸英用自己的觉悟、自己的追求、自己的行动,展示了一个共产党人应该具有的责任、胸怀和情操。
毛岸英烈士离去已经60多年了。我们从这部电视剧中再一次感受到了作为人民领袖毛泽东的儿子那艰辛成长的历程,感受到了作为共产党人应该具备的高尚品质和以天下为己任的凌云壮志,感受到了生活在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的今天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人们依然需要秉持“只争朝夕、艰苦奋斗、不断前行”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毛岸英从毛泽东那里秉承的革命精神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民来说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他对祖国对老百姓赤子的拳拳之心,他谦虚好学平易近人的作风,他不畏艰难公而忘私 的人格,他对爱情忠贞不渝、对不良风气疾恶如仇的品质,我相信对于今天的社会风气将产生积极的影响,也必将受到广大人民,特别是青年一代的喜爱。”
“湘水之岸,英木苍苍;身在异域,魂归故乡。凤凰涅磐,人天共仰;为国舍命,日月同光。”年轻的毛岸英!不朽的毛岸英!让亿万人敬仰的毛岸英!
伟大源自平凡,平凡铸就伟大。毛岸英用自己短暂的一生,证明了这样的一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