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对依法治村的内在观察
一我们知道法治道路可分为政府推动型和社会演进型两类。打开国门后，要“尽快”变革国内僵化的经济政治体制以应对外部的压力与挑战是使中国走上政府推进型法治道路的关键原因。在政府的推动下，依法治国已成为全国上下的一致呼声，而依法治村，也就成为依法治国的应有之义。为使农民“懂法”以推动依法治村的进程，政府在农村积极开展了大规模的普法工作，这种普法采用的是自上而下的福利引导型模式，即由国家组织人力、物力来开展普法工作，引导村民逐步依据法律这种“正式规则”来规范自己的生产和生活。十多年过去了，客观而冷静地看，农村普法取得的真实成效很难令人满意，村民法律意识的提高过于迟缓，不少“正式规则”并未如预期所料那样落到实处。村民的法律意识很大程度上只是本村法治建设现状的反映，我们不能单单指望村民上好法制教育课、听好法制讲座，依据教科书、宣传册上的概念去形成和增强法律意识。因为村民们更为关心的是“活法”、是“现状中的法”。当我们反观农村现状时，就会发现普法宣传与法治实践之间存在着脱节，“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之间存在着信息的不对称，甚至在某些方面仍存在着“书面法律”（law in books）与“实效法律”(law in actual operation)之间的严重对立。村民们读完了从“送法进村”活动中得来的宣传册后，将其束之高阁，照旧依据着许多带有传统法律文化色彩的民间规范来组织社会生活，来调整生产和生活中大多数的矛盾和冲突。这种民间规范作为一种传承性极强的“非正式规则”是不可能短期内仅仅以一套书面上的、外予的、理念化的“正式规则”所能代替的。例如，在许多村庄，有关外嫁女待遇的民间规范明明与书本上的“正式规则”所强调的公正、平等原则背道而驰（外嫁女在村集体经济分配中常常得不到公正的待遇），但仍然得到了相当多村民包括相当多外嫁女本身的认可，其在农村中也仍在有效的运作。我们知道，与民间规范相比，作为“正式规则”的法律更具有优越性，更能够保证公平、民主的原则，也更能够保证村民的基本权利。但恰恰就是如此优越的法律，却无法较好的在农村得到实施，原因何在？二现代法律有效运作的前提假设一般是陌生人社会或个体主义社会。而在农村中，许多村民从出生、成长到终老，整个人生的过程中很少能够跳出一个“本人——亲人——族人”的有限的圈子，这个圈子是个地缘和血缘的双重封闭圈。土地仍是最为基本的生产资料，村民们紧紧的依附于祖上留下来的土地之上。即使在地处广州，一年生产总值超亿的村落里，村民们对土地还有着相当强的依赖性，村民们收入的一个基本来源是在土地上盖楼然后出租所得的租金。这相对于绝大多数的、经济发展落后的农村中的农民仍以种植业所得作为主收入来说只是换了一种“靠地吃饭”的方式。村民们祖祖辈辈都生活在一块土地上，局限在狭小的区域里，人流、信息流的运动半径都十分狭窄，“这是一个熟悉的、没有外人的社会”。至今，村籍仍然是外人进入村社难以逾越的门坎。在这一基础上形成的以家族为本位的宗法血缘关系对村民有着很强的约束力，其依靠对血缘关系的认同来制约村民的行为；其以传统道德伦常为基本准绳，以血亲人情为基本取向，通常足以维护村社的基本安全和秩序。在这样的农村熟人社会中，村民们对法律的需求是极其有限的。就算在经济发达的沿海农村里，尽管市场经济红红火火、外地人来来去去，但在本村人的圈子内，社会结构的相对稳定性、封闭性以及文化观念的保守性、滞后性使得村民们的关系意识里仍旧与内地农村一样保持了一种以血亲人情为基础，追求平衡性的传统。村民与村民之间关系的建立往往还是立足于诸如“情大于法”、“公道自在人心”等一些传统的抽象的模糊准则之上，在追求伦理道德中的“义”时，常常极少会顾及到真正法律上的“正义”，即使在许多本应受法律调整的领域，村民们也往往坚持以宗法的儒家的“非正式规则”取代理性的可预见性的“正式规则”。村民们以“顾及面子”为出发点追求“人际关系和谐” 的心态普遍浓厚。在他们看来，要形成一个“和谐”的社会，依据伦理道德来进行教化乃是比依法治村更高级、更有效的手段。为避开外来的不通人情的法律，大家都愿意采用私了和调解的方式解决纠纷。那么找谁来调解？村民们当然还是习惯于找家族组织或村长，而不会找“外人”。实施“村民自治”后，由于国家政权相对放松了对地缘的控制，从而使得农村中的家族组织又有所发展，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促长了农村中“调解”之风的盛行。由于在这种依据模糊原则的温情调解下，部分村民的权益极易受损，因此调解这一方式并不是所谓的村民们都“喜闻乐见”。由上可见，正是法律的“不实用”导致了村民对法律的冷漠，基于这种冷漠，若能产生对法律的信仰那才是怪事。然而“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1]“需要是最好的老师”，只要农村社会关系的发展、社会结构的演变没有达到使法律成为村民们生产生活中必不可缺的东西时，以传统农村为场景的法治实现起来就会千重万难。而社会关系的发展、社会结构的演变等是不能单单依靠法的发展就能实现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应把整个依法治村看作是一个涉及社会发展各方面因素的系统工程，要对那些非法律因素给予相当大的注意，例如政治的民主化、人际关系的合理化、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道德的提升等等，这些都可以说是建设和维护现代化法治的前提和保证。三那么我们应如何看待和解决在依法治村过程中“说法”与“做法”“两张皮”的问题。第一，我们对依法治村的进程必须有一个长期的清醒的预期。一方面我们要看到法本身的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尤其是在传统法律缺乏西方法律背后所深藏的那种形而上的对法的信仰崇尚和终极关怀，而～特权思想、法律工具论却长期发达的历史根基上，中国现代法治之路尤显艰辛。因此，在法治起步阶段出现了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或惧法、怨法、避法等严重现象也就不足为奇。另一方面，法治的发展与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条件的发展是并行的，而这些非法律因素的综合发展都需假以时日，尤其是传承性极强的文化条件的发展。因为祖祖辈辈传承下来的、由父母而子女的言身教化要远比那些系统的理
论来得更有影响。要使积“千年之大成”的传统文化在某些方面发生较大的转变无疑将是个漫长的过程。因此，目前农村中的二元结构式的法律秩序状态将会较长时间地持续下去。但是，法律在农村的实施难并不能否定法律的完善和发展对于依法治村的意义，因为法律的存在至少为农村社会提供了一种调整方式，尽管用到的时候不多，但村民们在规避法律而采用“非正式规则”来讨价还价时往往还会以法律规范作为一个的参照标准。作为正式规则的法律将与非正式规则在讨价还价的动态平衡中逐步推进农村的法治化。我们指出依法治村进程中的不尽人意处，并不是要放弃法治的理念，而去一味的迎合村民们固有观念中的保守性和落后性；相反，这样做的目的是要通过把“法治”理论置于中国传统农村特定的社会文化情境中加以重审反思，加深对其历史和现实意义的认识，进一步确定其前进的方向，以使其在农村发挥更大的作用。第二，法治只有走好本土化的道路，才能有效的解决两张皮的问题。我们有着悠久而深厚的传统文化存量，这些东西都积淀着祖辈们思考和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智慧和经验。传统法文化作为一个活的历史连续过程具有极其顽强的生命力，并未因其是过去的东西而全部丧失其自身的价值。相反，它还在一定程度上在农村中以民间规范、风俗习惯等形式获得了延续，进而影响着现代农村法律文化的面貌。法治的实现与否，关键不在法律制度表层的建构上，而是依赖于人们的自然习性和法的观念。我们可以通过引入外部法律制度来弱化农村中传统的民间规范，但我们相当长时期内还不可能真正彻底消灭民间规范后深藏的传统法文化，传统法文化仍然在深深影响着村民们的法律观念和行为模式，并且通过这种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扭曲、抵制甚至架空了本本上的法律制度。而实施这种与实际生活有所脱节的法律制度所能取得的实效当然也就十分有限。因此脱开本土传统首先是一个可不可能的问题，然后才是一个应不应该的问题。邓小平曾强调说：“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2]那么，怎么办？“……要实现中国法制现代化，其出路就是：打破二元文化格局，寻求法律文化结构的内部协调，实现文化整合；中国法制建设的战略选择就应是：……高度重视公民的法律文化心理和法律价值观的培养，使其由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变，使观念性法律文化与制度性法律文化相协调”。[3]这样，在实施依法治村的过程中，我们就不能对从传统形态中衍生而来的非正式规则视而不见或轻描淡写。而要在强调通过政府的理性建构来规划和引导农村法治走向的同时，充分尊重非正式规则，并有必要为非正式规则保留适当的生存空间，甚至在法律制度供给时，也可将非正式规则的合理内容吸收到正式规则中来，从而尽可能的调和二者之间的偏差和冲突，最大限度的实现制度供给与社会需求之间的平衡。这一点已受到越来越多的社会管理者，尤其是部分学者型党政官员的重视。如在《制度立区》一书中，作为广州市天河区区委书记的作者就曾指出：“通常，人们都说，在制定政策（包括法律、法规）或者其他决策时，要从实际出发，要尊重人民群众的意愿，要体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说到底就是在制度（正式的规则）供给时，要特别重视非正式的规则，也就是历史的、文化的、习惯的因素。”[4]在依法治村的过程中，我们要首先走好一条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共同发展的道路，同时有意识的逐步走上“把正式的法律控制与非正式的其他社会控制相结合的道路”。[5]在另一方面，我们“从制度变迁的角度看，国家制定法与民间法的相互沟通、理解以及在此基础上妥协和合作将是制度创新的一个重要途径”，否则，“结果只能是强化国家制定法和民间法之间的文化阻隔，造成两败俱伤”。[6]这种俱伤所带来的重要表象之一就是：在制度提供者看来，人们尤其是保留传统太多的农村人老是“生活在别处”。四在知道了如何解决好“两张皮”的问题之后，我们要想更好的解决因“两张皮”所引发的种种问题，诸如对于农村宽广的社会需求来说，现行法治方略及其实效过于单薄和狭窄等，就有必要跳出法治的本身来寻求解决途径，要重视非法律因素的发展对法治的推动作用，而当前极其紧迫和重要的就是要贯彻以德治村的方略，要德法并举、文明治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江泽民同志强调指出：“要把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结合起来，为社会保持良好的秩序和风尚营造高尚的思想道德基础。”这一思想的提出，标志着我国对社会治理方式的认识又提升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具有极其深远的历史意义。法律和道德都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管理国家、治理社会的重要手段。法治与德治从来都是相互蕴涵和包容的一个整体，它们之间是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相辅相成的。对管理国家、治理社会来说，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法律的产生以道德为基础，也始终以公平正义作为价值依托和最终归宿，而道德规范，在一定的条件下，也可能被提升为法律制度，以强化其规范力度；“法对道德规范的产生和发展，对道德规范的遵守，对人们道德观念的增强起着重要的促进和保障作用。同样，道德对立法、执法、司法以及人们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的增强，也起着十分重要的促进和保障作用。”[7]法律是刚性约束，道德是柔性约束。在许多社会领域，只有刚柔相济，法律和道德双管齐下，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法律并不是万能的，其本身具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首先，法律难以从根本上解决社会公正问题。……其次，法律难以触及人的心灵，解决不了人的思想问题。……第三，法律不可能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统统管起来，而必然留有一些领域由道德来管理。”[8] 因此“……从深层意义上加以考虑，之所以把道德建设提到治国方略的高度，一个主要原因在于，法律虽严密，但法律也有它难以管辖的地方。”[9]法律是外在的强制性约束，是“外律”。道德关注的是人们的思想和内心活动，是人们内在的自我约束，是“自律”，这才是我们抑制违法犯罪行为之根本。另外，“以德治国”方略的提出具有鲜明的时代针对性，是现实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一段时期以来，反传统已成为新的传统，我们的传统道德因此受到猛烈的破坏：十年～的毁损；西方强势文化
第二篇：对依法治村的内在观察
一我们知道法治道路可分为政府推动型和社会演进型两类，对依法治村的内在观察。打开国门后，要“尽快”变革国内僵化的经济政治体制以应对外部的压力与挑战是使中国走上政府推进型法治道路的关键原因。在政府的推动下，依法治国已成为全国上下的一致呼声，而依法治村，也就成为依法治国的应有之义。为使农民“懂法”以推动依法治村的进程，政府在农村积极开展了大规模的普法工作，这种普法采用的是自上而下的福利引导型模式，即由国家组织人力、物力来开展普法工作，引导村民逐步依据法律这种“正式规则”来规范自己的生产和生活。十多年过去了，客观而冷静地看，农村普法取得的真实成效很难令人满意，村民法律意识的提高过于迟缓，不少“正式规则”并未如预期所料那样落到实处。村民的法律意识很大程度上只是本村法治建设现状的反映，我们不能单单指望村民上好法制教育课、听好法制讲座，依据教科书、宣传册上的概念去形成和增强法律意识。因为村民们更为关心的是“活法”、是“现状中的法”。当我们反观农村现状时，就会发现普法宣传与法治实践之间存在着脱节，“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之间存在着信息的不对称，甚至在某些方面仍存在着“书面法律”（law in books）与“实效法律”(law in actual operation)之间的严重对立。村民们读完了从“送法进村”活动中得来的宣传册后，将其束之高阁，照旧依据着许多带有传统法律文化色彩的民间规范来组织社会生活，来调整生产和生活中大多数的矛盾和冲突。这种民间规范作为一种传承性极强的“非正式规则”是不可能短期内仅仅以一套书面上的、外予的、理念化的“正式规则”所能代替的。例如，在许多村庄，有关外嫁女待遇的民间规范明明与书本上的“正式规则”所强调的公正、平等原则背道而驰（外嫁女在村集体经济分配中常常得不到公正的待遇），但仍然得到了相当多村民包括相当多外嫁女本身的认可，其在农村中也仍在有效的运作。我们知道，与民间规范相比，作为“正式规则”的法律更具有优越性，更能够保证公平、民主的原则，也更能够保证村民的基本权利。但恰恰就是如此优越的法律，却无法较好的在农村得到实施，原因何在？二现代法律有效运作的前提假设一般是陌生人社会或个体主义社会。而在农村中，许多村民从出生、成长到终老，整个人生的过程中很少能够跳出一个“本人——亲人——族人”的有限的圈子，这个圈子是个地缘和血缘的双重封闭圈。土地仍是最为基本的生产资料，村民们紧紧的依附于祖上留下来的土地之上。即使在地处广州，一年生产总值超亿的村落里，村民们对土地还有着相当强的依赖性，村民们收入的一个基本来源是在土地上盖楼然后出租所得的租金。这相对于绝大多数的、经济发展落后的农村中的农民仍以种植业所得作为主收入来说只是换了一种“靠地吃饭”的方式。村民们祖祖辈辈都生活在一块土地上，局限在狭小的区域里，人流、信息流的运动半径都十分狭窄，“这是一个熟悉的、没有外人的社会”。至今，村籍仍然是外人进入村社难以逾越的门坎。在这一基础上形成的以家族为本位的宗法血缘关系对村民有着很强的约束力，其依靠对血缘关系的认同来制约村民的行为；其以传统道德伦常为基本准绳，以血亲人情为基本取向，通常足以维护村社的基本安全和秩序。在这样的农村熟人社会中，村民们对法律的需求是极其有限的。就算在经济发达的沿海农村里，尽管市场经济红红火火、外地人来来去去，但在本村人的圈子内，社会结构的相对稳定性、封闭性以及文化观念的保守性、滞后性使得村民们的关系意识里仍旧与内地农村一样保持了一种以血亲人情为基础，追求平衡性的传统。村民与村民之间关系的建立往往还是立足于诸如“情大于法”、“公道自在人心”等一些传统的抽象的模糊准则之上，在追求伦理道德中的“义”时，常常极少会顾及到真正法律上的“正义”，即使在许多本应受法律调整的领域，村民们也往往坚持以宗法的儒家的“非正式规则”取代理性的可预见性的“正式规则”。村民们以“顾及面子”为出发点追求“人际关系和谐” 的心态普遍浓厚。在他们看来，要形成一个“和谐”的社会，依据伦理道德来进行教化乃是比依法治村更高级、更有效的手段。为避开外来的不通人情的法律，大家都愿意采用私了和调解的方式解决纠纷。那么找谁来调解？村民们当然还是习惯于找家族组织或村长，而不会找“外人”。实施“村民自治”后，由于国家政权相对放松了对地缘的控制，从而使得农村中的家族组织又有所发展，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促长了农村中“调解”之风的盛行。由于在这种依据模糊原则的温情调解下，部分村民的权益极易受损，因此调解这一方式并不是所谓的村民们都“喜闻乐见”。由上可见，正是法律的“不实用”导致了村民对法律的冷漠，基于这种冷漠，若能产生对法律的信仰那才是怪事。然而“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需要是最好的老师”，只要农村社会关系的发展、社会结构的演变没有达到使法律成为村民们生产生活中必不可缺的东西时，以传统农村为场景的法治实现起来就会千重万难。而社会关系的发展、社会结构的演变等是不能单单依靠法的发展就能实现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应把整个依法治村看作是一个涉及社会发展各方面因素的系统工程，要对那些非法律因素给予相当大的注意，例如政治的民主化、人际关系的合理化、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道德的提升等等，这些都可以说是建设和维护现代化法治的前提和保证。三那么我们应如何看待和解决在依法治村过程中“说法”与“做法”“两张皮”的问题。第一，我们对依法治村的进程必须有一个长期的清醒的预期。一方面我们要看到法本身的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尤其是在传统法律缺乏西方法律背后所深藏的那种形而上的对法的信仰崇尚和终极关怀，而专制特权思想、法律工具论却长期发达的历史根基上，中国现代法治之路尤显艰辛。因此，在法治起步阶段出现了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或惧法、怨法、避法等严重现象也就不足为奇。另一方面，法治的发展与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条件的发展是并行的，而这些非法律因素的综合发展都需假以时日，尤其是传承性极强的文化条件的发展。因为祖祖辈辈传承下来的、由父母而子女的言身教化要远比那些系统的理论来得更有影响。要使积“千年之大成”的传统文化在某些方面发生较大的转变无疑将是个漫长的过程。因此，目前农村中的二元结构式的法律秩序状态将会较长时间地持续下去。但是，法律在农村的实施难并不能否定法律的完善和发展对于依法治村的意义，因为法律的存在至少为农村社会提供了一种调整方式，尽管用到的时候不多，但村民们在规避法律而采用“非正式规则”来讨价还价时往往还会以法律规范作为一个的参照标准。作为正式规则的法律将与非正式规则在讨价还价的动态平衡中逐步推进农村的法治化。我们指出依法治村进程中的不尽人意处，并不是要放弃法治的理念，而去一味的迎合村民们固有观念中的保守性和落后性；相反，这样做的目的是要通过把“法治”理论置于中国传统农村特定的社会文化情境中加以重审反思，加深对其历史和现实意义的认识，进一步确定其前进的方向，以使其在农村发挥更大的作用。第二，法治只有走好本土化的道路，才能有效的解决两张皮的问题。我们有着悠久而深厚的传统文化存量，这些东西都积淀着祖辈们思考和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智慧和经验。传统法文化作为一个活的历史连续过程具有极其顽强的生命力，并未因其是过去的东西而全部丧失其自身的价值。相反，它还在一定程度上在农村中以民间规范、风俗习惯等形式获得了延续，进而影响着现代农村法律文化的面貌。法治的实现与否，关键不在法律制度表层的建构上，而是依赖于人们的自然习性和法的观念，调查报告《对依法治村的内在观察》。我们可以通过引入外部法律制度来弱化农村中传统的民间规范，但我们相当长时期内还不可能真正彻底消灭民间规范后深藏的传统法文化，传统法文化仍然在深深影响着村民们的法律观念和行为模式，并且通过这种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扭曲、抵制甚至架空了本本上的法律制度。而实施这种与实际生活有所脱节的法律制度所能取得的实效当然也就十分有限。因此脱开本土传统首先是一个可不可能的问题，然后才是一个应不应该的问题。邓小平曾强调说：“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那么，怎么办？“……要实现中国法制现代化，其出路就是：打破二元文化格局，寻求法律文化结构的内部协调，实现文化整合；中国法制建设的战略选择就应是：……高度重视公民的法律文化心理和法律价值观的培养，使其由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变，使观念性法律文化与制度性法律文化相协调”。这样，在实施依法治村的过程中，我们就不能对从传统形态中衍生而来的非正式规则视而不见或轻描淡写。而要在强调通过政府的理性建构来规划和引导农村法治走向的同时，充分尊重非正式规则，并有必要为非正式规则保留适当的生存空间，甚至在法律制度供给时，也可将非正式规则的合理内容吸收到正式规则中来，从而尽可能的调和二者之间的偏差和冲突，最大限度的实现制度供给与社会需求之间的平衡。这一点已受到越来越多的社会管理者，尤其是部分学者型党政官员的重视。如在《制度立区》一书中，作为广州市天河区区委书记的作者就曾指出：“通常，人们都说，在制定政策（包括法律、法规）或者其他决策时，要从实际出发，要尊重人民群众的意愿，要体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说到底就是在制度（正式的规则）供给时，要特别重视非正式的规则，也就是历史的、文化的、习惯的因素。”在依法治村的过程中，我们要首先走好一条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共同发展的道路，同时有意识的逐步走上“把正式的法律控制与非正式的其他社会控制相结合的道路”。在另一方面，我们“从制度变迁的角度看，国家制定法与民间法的相互沟通、理解以及在此基础上妥协和合作将是制度创新的一个重要途径”，否则，“结果只能是强化国家制定法和民间法之间的文化阻隔，造成两败俱伤”。这种俱伤所带来的重要表象之一就是：在制度提供者看来，人们尤其是保留传统太多的农村人老是“生活在别处”。四在知道了如何解决好“两张皮”的问题之后，我们要想更好的解决因“两张皮”所引发的种种问题，诸如对于农村宽广的社会需求来说，现行法治方略及其实效过于单薄和狭窄等，就有必要跳出法治的本身来寻求解决途径，要重视非法律因素的发展对法治的推动作用，而当前极其紧迫和重要的就是要贯彻以德治村的方略，要德法并举、文明治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江泽民同志强调指出：“要把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结合起来，为社会保持良好的秩序和风尚营造高尚的思想道德基础。”这一思想的提出，标志着我国对社会治理方式的认识又提升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具有极其深远的历史意义。法律和道德都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管理国家、治理社会的重要手段。法治与德治从来都是相互蕴涵和包容的一个整体，它们之间是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相辅相成的。对管理国家、治理社会来说，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法律的产生以道德为基础，也始终以公平正义作为价值依托和最终归宿，而道德规范，在一定的条件下，也可能被提升为法律制度，以强化其规范力度；“法对道德规范的产生和发展，对道德规范的遵守，对人们道德观念的增强起着重要的促进和保障作用。同样，道德对立法、执法、司法以及人们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的增强，也起着十分重要的促进和保障作用。”法律是刚性约束，道德是柔性约束。在许多社会领域，只有刚柔相济，法律和道德双管齐下，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法律并不是万能的，其本身具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首先，法律难以从根本上解决社会公正问题。……其次，法律难以触及人的心灵，解决不了人的思想问题。……第三，法律不可能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统统管起来，而必然留有一些领域由道德来管理。” 因此“……从深层意义上加以考虑，之所以把道德建设提到治国方略的高度，一个主要原因在于，法律虽严密，但法律也有它难以管辖的地方。”法律是外在的强制性约束，是“外律”。道德关注的是人们的思想和内心活动，是人们内在的自我约束，是“自律”，这才是我们抑制违法犯罪行为之根本。另外，“以德治国”方略的提出具有鲜明的时代针对性，是现实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一段时期以来，反传统已成为新的传统，我们的传统道德因此受到猛烈的破坏：十年文革的毁损；西方强势文化对传统道德的冲击；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飞速转换所引起的道德缺空等等。同时，在这段社会变革和转型的时期中，因常常出现法律制度短缺的问题，所以我们对于要加强刚性规范的建设注意得较多，相比之下对柔性规范的建设，即对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相适应的道德体系的建设的注意却还不够。传统道德受到了极大损坏，而在文化多样性下的主导道德的高扬还有待时日，因此西方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上的一些不良影响以及商品社会的负面因素也就容易乘隙侵入到人们的精神领域，从而使社会道德有所滑坡。在这一大气侯下，再加上村民的科学文化知识极其有限，就使得不少农村中封建迷信开始沉渣泛起，涉黑的宗族势力有所抬头，黄赌毒屡禁不止等等。因此，加强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建设是时代的呼声。再者，“以德治国”的方略既是现实的需要，同时又是对我国古代优良传统的继承。儒家思想具有由来已久的重德传统，在西周之初，周公就提出了“敬德保民”的思想，后人则进一步提出了“为政以德”“德主刑辅”等等治国主张。当然，我们所说的“德治”绝不等同于古代的“德治”，而是在对中国传统道德进行扬弃后，将道德建设提到了一个新的更高的境界，即要以社会主义道德治国。而“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要求是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和爱社会主义。同时，要求人们廉洁奉公、遵纪守法、讲究文明、爱护公共财产、提倡和发扬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精神，正确处理友谊、爱情、婚姻、家庭等关系，提倡团结友爱、助人为乐、舍己为人、扶贫济困等精神。”我们单从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要求中就可找到其传承下来的中国古代传统道德中的精华的合理的东西，例如：传统道德注重内心修养，通过强调“忠、信、孝、悌、礼、义、廉、耻”这样一些准则来调节人与人以及人与自身的关系，这在今天看来仍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传统道德中还蕴涵着许多的传统美德，诸如爱家爱国、敬老爱幼、舍生取义以及忠于爱情婚姻等。在农村中，这些传统道德中的精华、合理的东西往往仍是以风俗习惯、民间规范等非正式规则为载体，并在其运作中得以体现。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在农村，德治的被强调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部分非正式规则的被重视，“以德治村”的提出使这部分优良的非正式规则被“正式的、上台面的”确认为治村方略。最后，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贯彻执行“以德治国”的方略，就要严格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站在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高度上，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我们的村干部在治理村社的过程中就要亦此亦彼，学会用两条腿走路；要法德并举、文明治村；在不断加强农村法制建设，带动村民学好、用好、维护好作为正式规则的法律的同时，也要按照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要求来发掘当地风俗习惯、民间规范等非正式规则中的积极因素，并用好它，发扬它，不断加强思想道德建设。而最为基本和首要的则是村干部们要带头实践、率先垂范、严于律己，做好法制建设和思想道德建设的带头人。总之，依法治村与以德治村不仅要并举而且两者本身是相辅相成、互相结合的。以德治村搞好了，就可以推动和巩固依法治村。伯而曼：《法律与宗教》，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14页。《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刘作翔：《法律文化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94页。曹鉴燎：《制度立区》，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44页。朱景文、马考利：《关于比较法社会学的对话》，载《比较法研究》，1998（1），第65页。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6、71页。李宁：《德法同构：对社会治理方式的新探索》，载《南方日报》，2001年5月20日。蒋述卓：《德法并举 长治久安》，载《人民日报》 2001年4月7日。黄建武、邓伟平、彭娟编著：《法理学教程》，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22页。
第三篇：依法治村讲稿
增强法治观念
严格依法办事
推进依法治州
（依法治村讲稿）
各位村干部，大家好！根据州委农工委的统一安排部署，今天由我为大家做一个关于创建“民主法治示范村”的讲座。借这个机会和大家一起交流探讨。我讲座的题目是——增强法治观念 严格依法办事 推进法治创建。
1997年中共十五大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认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在1999年3月15号将其写入宪法，标志着我国法治建设进入到一个蓬勃发展的新阶段。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建设法治中国，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
省委按照中央的部署，投入重要力量及时调研，于2013年12月31日出台了《四川省依法治省纲要》，州委高度重视，专门召开会议学习贯彻《纲要》，对推进依法治州工作进行部署，成立了依法治州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组织专门人员根据我州实际撰写《阿坝州依法治州实施意见》。3月27日州委书记刘作明又对建设法治阿坝作了非常精辟、精彩的讲座。
中央、省委、州委的决策，主要是要给大家一个明确的信号：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建设法治中国、法治四川、法治阿坝已然成为我们重要的战略目标。因此，我今天的报告主要围绕三个方面展开。一是法和法治的概念及内 1 涵，二是依法治村的必要性及重要性，三是大力推进依法治村工作(依法治村的途径和基本要求)。（这三个问题的逻辑就是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做的关系）
一、法和法治的概念及内涵
（一）法的概念
法的概念的问题就是“什么是法”或“如何理解法”的问题。汉字“法”的古体为“灋”。据《说文解字》解释：“灋，刑也，平之如水（正义公平），从水；廌（标准），所以触不直者去之，从去（惩罚）”。据说廌是一种独角兽，也叫獬豸。古书记载，一说像养、一说像牛、一说像鹿，其说不一，但都认为它是能“治狱”、“别曲直”的神兽，王充《论衡》有廌“性知有罪，有罪触，无罪则不触”之语。这是古代的一种“神兽裁判”的思想，这种思想甚至影响到后代法官的服饰（如知府断案时穿的有神兽图案的官袍）。程树德《说文稽古篇》说：“前清凡执法者，犹用獬豸为补服”。可见从词源看，汉字“法”确有“平”、“正”、“直”和“公平裁判”的含义。
与“法”字密切联系的另一个字是“律”。据《说文解字》的解释，“律，均布也”。段玉裁注：“律者，所以范天下之不一而归于一，故曰均布也。”所谓“均布”，是古代调音律的工具，把律比作均布，说明律有规范人们行为的作用，是普遍的人人必须遵守的规范。
可见，“法”是一种判断平、正、直的标准，而“律”则主要强调的是人人必须遵守的东西。把“法”与“律”连用，顾名思义，法律就是一种人人必须遵守的判断平、正、直的标准的一种东西。严格意义上的法律专指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规范性文件。
（二）法治的概念及其内涵
法制与法治的关系。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二者的联系在于法制是法治的基础和前提，要实行法治必须具有完备的法制；法治是法制的立足点和归宿，法制的发展前途必然是实现法治。二者的区别主要表现在：1.内涵的差异。法治表现的是法律运行的状态、方式、程序和过程，包含法律的至上权威，法律的公正性、普遍性、公开性等基本要求，以及法律制约公共权力与保障人权等基本原则；法制只是“法律”和“制度”的简称。2.价值取向的差异。法治强调人民主权（民主精神）、法律平等、权力制约和人权保障；法制则不预设价值取向。3.与人治的关系上，法治明确地与人治相对立，有人治无法治；而法制可以与人治共存，可以有“人治下的法制”。4.在配套环境方面，法治需要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等环境，法制则可以在各种政治、文化体制中存在。可以说法治是具有特别价值内涵的法制，即以自由、民主、平等、人权为精神的法制秩序。
从两者的对比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法治即法的统治，强调法律作为一种社会治理工具在社会生活中的至上地位，并且关切民主、人权、自由等价值目标。
从历史上看，法治“rule of law”一词形成于13世纪的英国，在著名法官柯克与国王查理二世的争论中，柯克提出“法律是国王”的论断，这在实质上触及了现代法治的基本内涵，即法律至上。“法治”一词在其他西方国家表达 中有所不同，如德国、法国均表述为“法治国”，但意蕴大致相当。与此相比，中国古代也有“以法治国”、“使法择人”、“使法量功”等法制表述，如法家强调“以法为本”、“法不阿贵、绳不绕曲”，但正如沈家本先生在其《新译法规大全序》中所指出的，这种法治与西方法治只是形式相似，无法掩盖二者在“宗旨”，即精神内核方面的区别。法家所说的法制，其实是专制主义统治的工具，正如黄宗羲所说：“然则其所谓法者，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也。”（《明夷待访录》）。因此，中国传统中并不存在实质意义上的法治，更没有以法律至上、权利本位为精髓的“良法”，有的只是形式上合理的法律，其与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存在本质区别。故而，严格地说，现代法治理念主要还是来源于西方（最早触及法治思想的是古希腊的思想家亚里士多德。他认为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制定的法律应获得普遍的服从；而人们所遵从的法律本身应该是成文的和良好的。也就是说，法在全社会应该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社会的治理应该遵从良好的法律）。虽如此，一个国家选择的法治发展模式、发展道路必须与其国情相适应。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不同、基本国情不同、历史文化传统不同，法治的本质、模式和实现法治的方式也不同。社会主义法治与资本主义法治最根本的区别在于彻底的人民性。首先，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前提和基础。社会主义民主是一种新型的、为绝大多数人享有的民主，这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资本家少数人享有的民主有着本质的区别。其次，社会主义法治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社会主义法治必须以确认、保障和促 进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以维护、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为根本任务和历史使命。这与资本主义法治主要维护和保障资产阶级私有制有着根本的不同。第三，社会主义法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而西方资本主义法治是以唯心主义及其指导下的历史观为指导。第四，社会主义法治始终坚持党的领导。而西方资本主义法治则坚持在多党制环境下的所谓“政治中立”。总而言之，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的有机统一，它反映和体现人民的意志，确认和保障人民的权利，在中国共产党坚强有力的领导下有序推进。这正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特点和优势所在。
综上所述，现代意义上法治的基本内涵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一是法律至上。这是法治的首要内容，即法律应是社会治理的最高准则，任何个人和组织都不享有法律之外的特权，公权力来源于宪法和法律的授权，而宪法和法律应高于公权力。二是良法之治。我国的法律反映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和利益，反映了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以及社会生活的基本需要，这就体现了良法的特点。三是人权保障。人权一般指人在社会、国家中的地位。在我国，人权作为人最基本的权利集合，体现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而保障人权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任务。构建法治社会的终极目的是为了实现个人的福祉，因而法治也必然要以保护人权作为其重要内容，而人权的保障状况也成为在现代社会中区别法治国家和非法治国家的重要标志。四是司法公正。法治不仅意味着法律的至高无上和依靠良法治理，还应经由公正 的司法活动来贯彻实施。司法公正需要有司法的独立和权威为保障，此外还需程序公正，即司法必须在法律程序内运作，必须展示出一套法定的、公开的、公正的解决社会各种利益冲突的程序。五是依法行政。要求行政权的行使要获得法律的授权，受到法律的限制，并遵循法定的程序。六是权力制约。以法律规范权力，以法律约束权力，最终实现在法律统治下的以权力约束权力，达到权力的规范与制衡。
二、依法治村的必要性及重要性
古往今来，国强民富、社会和谐、地区发展皆重在法治，国无法不治,民无法不立，法治在整个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中处于核心地位、具有重要作用，是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志。党的十八大作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决策和战略部署，强调“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
我国三分之二人口在农村。依法治村是重点,也是基础。没有依法治村,便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依法治县、依法治州。
我州的基层民主法治建设经过各级各部门的努力，取得了一定成效，为依法治村奠定了坚实基础。一是树立法治理念，依法治村思想基础得到夯实。经过近三十年的普法宣传教育，全州学法、守法、用法的意识有了明显增强。群众的法律意识也在不断增强，能够运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在履行义务方面能按法律规定办事，广大群众由过去的遇事找政府，向现在的遇事找法律转变，依法维权的意识和能力不断增强。二是法律服务领域、方式及功能进一步向农村拓展。全州法律服务机构和法律服务人员都能紧紧围 绕民生工作开展法律服务（法律援助、村级法律顾问）。三是推动法治实践，村级组织法治化管理水平不断提高。“五五”普法以来，共创建国家级民主法治示范村3个，州级民主法治示范村132个。
虽然我们基层民主法治建设取得了一些成效，但距离州委《依法治州实施意见》提出的新任务新要求还有一定差距。村两委干部滥用权力、徇私枉法严重损害国家法制权威；村干部和村民的宪法意识还有待进一步提高。目前，我州正在全力推进法治阿坝建设，刘作明书记明确指出基层法治创建是建设法治阿坝的重要载体，依法治村工作关乎全局，显得格外紧迫和重要。因此我们要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环境，不断把依法治村工作推进到新水平和新阶段。
三、大力推进依法治村（依法治村的途径和基本要求）
（一）依法治村的含义和内容
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依法治村是依法治国方略在基层贯彻落实的重要内容之一，依法治村就是要大力加强农村法制宣传教育，增强农村干部群众的法制观念和依法办事能力；把农村的各项事务纳入法治化的轨道，不断提高农村的法治化管理水平。依法治村的实质和核心是村民自治，其主要内容是：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和依法决策、依法管理、依法办事。
（二）开展“民主法治示范村”创建是依法治村的重要途径
1.创建类别。县级、州级、省级、国家级“民主法治示 范村”
2.创建标准。为了进一步推进农村基层民主法治建设，努力提高基层组织的法治化管理水平，根据省司法厅、省民政厅的要求，2010年州司法局、州民政局联合下发了《关于开展创建“民主法治示范村”活动的通知》（阿州司发„2010‟68号）文件，对创建工作作出了要求。这也是目前我州通用的一个标准。依法治州实施意见出台后可能要做一些修改，大体上包含以下一些内容。组织建设有力、民主选举规范有序、民主决策科学规范、民主管理扎实有效、民主监督切实有效、法制宣传、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七个大项，69个小项（对工作的具体要求）还有相应的分值。
3.考评方法。检查验收工作主要采取听汇报、现场查看、查阅资料、问卷调查等方式进行。（可能还要修改，更具有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一定要把此项工作做实、落地生根，不能搞形式主义、应付检查，这是没有意义的、劳民伤财的（举例：普法依法治理检查过程中学法笔记）。下一步我们要建立相应的制度机制来保障、确保创建工作落到实处。但我们要在思想上展开一个全新的认识，通过创建活动促进依法治村、依法治州。创建中每一项工作都可能花费很长的时间、很大的精力，但是我们一定要做实。例如：创建标准中要求：村委会成员每年集中学法不少于6次，并有专门的学法登记，参学率达100%（3分）；组织村民学法每年不少于2次，参学率达应学人员的90%以上（3分）。学了也是对自己有好处的！干嘛 不把他做得更好呢？
（三）依法治村的基本要求
在提升依法治村的过程中，要继续把法制宣传教育作为开展依法治村的前提和基础，把民主决策和民主管理作为推进依法治村的关键环节，把民主监督作为深化依法治村工作的重要保障。
1.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农村基层干部要认真学习国家的宪法法律，特别是要下功夫学习与工作密切相关的法律知识。比如我们涉及建设征迁土地方面，就要加强对《土地管理法》的学习；工作中涉及较多的是计划生育、民政救济等，也要加强计划生育、民政救济等与群众密切相关法律法规的学习；群众遇到一些问题，受主观思想影响，一时冲动就去上访，我们也要加强对《信访条例》的学习、宣传，引导群众通过合法法渠道表达诉求、解决问题，不然就会导致群众的上访请求不被受理，情节严重的还会受到法律的制裁，不但问题不能及时解决，还会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同时，还要认真学习党在农村的各项方针政策。真正弄清作为农村基层干部应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应该怎样做，不能怎样做。我们只有学好学透法律，并带头遵守执行，严格依法办事，坚持用法律来规范自己的言行，将自己所有行为都臵身法律的监督之下，群众才能信服。要坚持依法治村，就要掌握与农村工作和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明白什么事能做，什么事不能做；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必须符合政策法律规定，不能草率、鲁莽、意气用事；要善于用法律的手段，解决问题、化解矛盾、推动工作。如果我们的基层干 部都不了解、不知道这些法律法规和党的方针政策，说话办事没有法律、政策依据，群众对你就不信任，不佩服，时间长了，就不会听你的招呼。同时基层干部还要组织村民学习法律法规，如果自己都不懂怎么去教别人呢？
哪种人的学习兴趣很高呢？触犯刑法被羁押的人，在看守所里主动学法
（举例：民法 饲养的动物伤害了他人，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员要承担民事责任。
根据《民法通则》，这种情况入情入理后应当按原因不同分别对待，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员应当承担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的损害责任，但损害如果是由于受害人的过错造成的，饲养人或者管理人不承担责任。如果是由于第三人的过错造成的损害，第三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养狗挑逗
举例：不当得利 如张三的苹果树伸入到了李四的围墙内，树上结满了苹果，桃子的所有权属张三所有，如苹果成熟以后，落到了李四的园内，通常大家觉得应该属于李四所有，根据法律的规定李四是没有所有权的，他院子里的苹果仍然是张三的。但是李四可以向张三提出将伸入围墙内的树枝砍伐，树叶落地的清扫费用可要求张三承担。
还有大家都喜欢摊小便宜，不懂法、不小心就可能违法犯罪哦！比如我们持卡到银行取款机上取款，取1000元机子送出了2000元，这多出的1000元属于不当得利，如利用机子的故障恶意透支取款，这构成犯罪，是信用卡诈骗罪，要被判刑的。又如持卡到提款机取钱，发现前面一个人的卡 10 放在里面忘了取走，借机把他卡上的几千块取走了，对不起，你就有犯罪了，犯了盗窃罪，又会被判刑的。
举例：土地承包法 张长云案例。）
注意学习的方式方法，不是每部法都去学，那学不完的，法律法规、政府规章、地方性法规，还有司法解释成千上万，而且还在不断的修订，记不住，条文太多，谁能记得住刑法第三百四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是什么呢，（有没有学法的），但是我记住了，是关于盗伐林木罪的规定。我为什能记住呢？是因为我前不久刚办理了一个法律援助案件，我刚查的。现在通讯网络很发达随时都可以查，关键是大家要知道这种行为是违法犯罪就可以了，他知道了就不会去做了。
要有法律的逻辑和思维，领会要义，领会法律的精神，要有法治的意识。（举例法律逻辑学二难推理
1、美国前总统林肯曾经当过律师。他在一次揭穿伪证时，就用了法律逻辑学中的二难推理。被收买的假证人福尔逊一口咬定小阿姆斯特朗是杀人凶手，他说在10月18日晚11点左右他亲眼看见被告人开枪击毙被害人，那天晚上月光很亮，他看清了小阿姆斯特朗的脸孔。林肯当庭揭穿了福尔逊的谎言。林肯指出：如果被告人的脸朝着月亮，那么站在被告东边距离三十米远的证人就只能看到被告人的后脑勺，而不能看到被告的脸孔，如果被告人的脸背着月亮那证人也不能看清被告人的脸，因为这时的月光只能照到被告人的后脑勺；不管被告当时向着月光或是背着月光，证人都不能看清被告人的脸孔。这就揭穿了福尔逊的伪证，辨明了被告人的冤枉。
2、半费 11 之诉：据说古希腊有一个叫欧提勒士的人，向著名的辩者普罗塔哥拉（智者学派的创始人）学习法律。两人曾定有合同，其中规定的条件是:在欧提勒士毕业时付一半学费给普罗塔哥拉，另一半学费等欧提勒士头一次官司打赢时付给。但毕业后欧提勒士并不执行律师业务。普罗塔哥拉等得不耐烦，于是向法庭告了 欧提勒士，并提出如下的推理。
如果欧提勒士这次官司打赢，那么按合同的条件，他应该给我另一半学费；
如果欧提勒士这次官司打败，那么按法庭的判决，他也应该给我另一半的学费；
所以他这次官司或者打胜或者打败，他都应该给我另一半学费。
欧提勒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针对他老师的推理，提出了一个完全相反的推理。
如果我这次官司打胜，那么按法庭的判决，我不应付给普罗塔哥拉另一半学费；
如果我这次官司打败，那么按合同的条件，我也不应该付给他另一半学费；
我这场官司或者打胜或者打败，我都不应付给他另一半学费）。二者在前提中都采用了不同的标准，一为法庭的判决，一为合同条件。因此无法保证结论的正确。
以上两个推理形式上都是正确的，但前提都是错误的，因为 法制宣传另一个方面 也不能片面理解，只看对自己有利的。（举例：如前动物伤人案，自己挑逗狗受伤，就还要求赔偿，只看前半部分，不看但文。）
可以请法律专业人员为大家讲解，中央电视台12台以案说法、普法栏目剧等栏目等是很好的学习渠道。
开展法制宣传教育还要全面，不能只宣讲义务，成天你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听着就很烦！还要宣讲权利，你有权这样、你也有权那样，听着就舒服！当然权利义务要统一。
2.切实落实“四民主”
实行民主选举——建设村民满意的“两委会”班子 乡镇党委、政府与村干部要认真总结了过去的经济教训，深切地感到：村委会作为基层群众性的自治组织，必须走依法治村的道路。要下决心从落实民主选举开始，切实开展以“四个民主”为核心的依法治村活动。为保证民主选举公开、公平、公正，防止个别村民搞派性或借助宗族势力拉选票，妨碍民主选举，要组织村民反复学习《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向村民讲解民主选举的意义，同时和村民们一道分析了村里的各项事业搞不上去的原因，使广大村民们认识到，“全村要想富，首先要有好干部”。在选举期间，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使选举工作顺利进行，并达到了预期的目标。经过民主选举，使当选的村干部切实地感到肩上担子的份量，从而关心村民，爱护村民，同全体村民一条心，时时刻刻把村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实行民主决策——保障村民真正当家作主 要使村支两委班子从过去决策失误教训中认识到村里重大事务，如果不实行民主决策，无论村干部的水平有多高，能力有多强，都难免出现差错。只有建立健全科学民主的决策机制，才能确保决策的正确，避免或减少失误。为此，要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有关“村委会遇有重大问题应召开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大会表决”的规定，成立了村民议事小组和参事小组，并明确了两个小组的组成方式、工作职责和工作程序。议事小组由非党村民组成，候选人由村民自主推荐，经全体村民投票，按照得票多少确定最后人选。其主要职责：一是讨论、审议村内大事，提出建议；二是及时向“两委会”反映村民的意见和要求；三是监督村委会的各项决策是否正确；四是带头执行“两委会”的决定和下达的各项任务；五是参加一年一度对村干部的评议工作。参事小组由党内选举产生。主要职责有七项：其中第一至第五项与议事小组相同，第六项是向党总支汇报，反映基层党员的思想、工作和生活情况；第七项是协助党总支搞好调查研究，为党总支作出正确决策提供依据。两个小组分别向村民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每个小组可设组长1名，副组长2名，成员若干名，任期一年，可连选连任，无任何报酬。村里凡是关系到全体村民利益的重大事项，都要提请全体村民大会或召开参事小组、议事小组会审议。村每年要召开2次以上全体村民大会，4次以上参事小组会议和议事小组会议，使村民参政议政的积极性越来越高，决策的科学性越来越强。
实行民主管理——用制度规范约束全体村干部和村民的行为 “依法建制，以制治村，民主管理”，是依法治村的突出特点。要制定了以《村民自治章程》为核心内容的村务管理制度。《章程》应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关于村级组织管理方面的内容，形成了党支部、村委会、妇代会、团支部、民兵连、党员教育管理、民主政治建设及议事小组、参事小组、监督小组等工作制度；二是关于经济管理方面的内容，形成了村农业承包费的收取、土地管理、义务工和基建工的管理及财务管理制度等；三是关于社会秩序管理方面的内容，形成了社会治安、村风民俗、乡邻关系、婚姻家庭、计划生育制度等。《章程》应经全体村民广泛讨论，反复修改，并由全体村民大会审议通过后，印成小册子，发到村民手中。使村民们感到《章程》是大家举手同意的，既有义务，又有权利，应坚决执行；使村干部感到，有了《章程》，尽管要求更高了，但村里的事务好管了，干部也好当了。《章程》不仅是自己作为行使民主权利和保护合法权益的依据，同时也是用来约束和规范自己的行为准则。（村规民约不能与法律法规相抵触。举例我州某县有一个村制定了一个村规民约，在征求意见时，我看了一下这里面有一条说村民要重视道德品质的修养不能有通奸的现象，发现第一次罚款2000元，发现第二次罚款5000元，如果使女方怀孕的罚款8000元。就这一条就很有问题，首先是谁赋予你罚款的权利，而且是相对较高的罚款，行政处罚中罚款必须要有法律的明确授权，且程序合法。村委会组织法好像没有赋予村委会有罚款的权利吧。其次，把道德层面的东西写入规范里面合不合适。这些规范性的东西，包括法律是人们的基本、最低行为 准则，是底线，做什么事情你不能逾越底线，否则就要受到法律的处罚。道德是较高的要求和行为准则，你不能要求每个人都能达到这种修养啊。通奸这个词不好把握，我们只能提倡大家提高道德品质修养，尽量避免有通奸现象，对吧！）
实行民主监督——做到“让村民明白，干部清白” 为了完善民主监督机制，在建立参事小组和议事小组的同时，还应成立监督小组。这个小组也应是由民主选举产生的，设组长1人，副组长2人。监督小组行使的职责：一是审议村委会财务预算、决算。二是审查财务收支原始票据及村干部报销单据，要求一张支出报销条子，必须经领款人、经手人、村民组长、监督委员、村财经主任、监督小组组长、书记、镇经管站站长审查盖章后方可报销。三是接待村民上访。为了把知情权亮给群众，议事权交给群众，监督权赋予群众，疏通民主监督渠道，村支两委还应建立监督小组组长列席“两委会”工作制度，完善了村务公开制度，确立公开主要内容和公开方式。即公开集体财务收支情况明细表；公开村干部报酬；公开村内招待费；公开村办企业承包情况；公开计划生育指标；公开困难户补助；公开土地征占数目；公开“两委会”决议及工作情况；公开山林砍伐数目；公开上级政策。公开的几种方式：一是在村委会外设立“公开版”，将村民所关心的问题进行公布，每月更换一次；二是每月向村民印发一期“两委会”工作通讯，通报两委决议及贯彻执行情况。三是每年召开2次民主对话会，由“两委会”全体班子成员面对面现场解答村民提出的各种问题，直到村民满意、没有异议为止。对出现的个别突发问题，则随时举行专 题民主对话会及时予以解决。四是设立举报箱，拓宽监督渠道。五是实行民主评议，以无记名投票方式每年开展评选若干名优秀党员、优秀村民代表、好党员干部、好组长活动，并对他们予以相应的奖励。同时，还要评出不合格的党员，然后由组织出面对不合格党员进行戒勉谈话。不断完善监督机制，促进村干部的廉洁自律。
各位！依法治村、依法治州是一项长期的、循序渐进的工程，是一个不断实践、不断探索的过程，贵在求真务实，贵在坚持不懈。相信，只要上下齐心协力、不懈奋斗，依法治村工作必将为我州加快建成川西北生态经济示范区、与全国全省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强有力的法治保障！今天的课题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第四篇：依法治村工作总结
村2009年依法治村工作总结
依法治村工作是一项长抓不懈的工作，关系到农村社会的持久稳定，关系到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在2009年里，村高度重视多次召开两委会，统一思想，加深了对开展依法治村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识。并狠抓落实，借“十七大”东风，以江泽民“三个代表”为指针，全面贯彻省、市、县社会治安工作会议精神，使我村在今年不仅巩固了依法治村成果，并推进了依法治村进程。
首先总结去年的经验，我村在今年进一步铺开了依法治村“战场”，继续“以点带片，以片带面”的工作思路，做到“横纵结合”，彻底深化依治法村成果。总结今年依法治村工作，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十户三联”，促和谐、保平安、增实效
全村村域广，户数多，居住房屋密集，隔壁邻居以小事起矛盾难以避免。自从启动“十户三联”创建平安工程，“十户联调、十户联保、十户联创”以相邻十户联为一组，明确一名综治小组长，一名德高望重的调解员，一名综治信息员，一名法制宣传员。针对本组十户内的矛盾进行调解、劝服。通过认真落实，效果明显。这样把小矛盾处理在萌芽状态，减少了村干部下组调解的频率，也使群众再没有为一些琐事耽误自家农业生产，自然实现了邻里和谐、农民增收。
二、成立治安巡防队，震慑犯罪，确保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年初，村成立了以村党支部书记任指导员，村治安主任任队长，十名村里党员、退伍军人、组长、有过保安经验的先进青年任队员的“村治安义务巡防队”。自成立以来，参加黄兴镇平安行动6次，行动过程中，队员们着装整齐，服从指挥，精神饱满，树立了一名合格治安人员的良好形象，赢得了镇党委、政府和人民群众的一致好评。为黄兴镇政法队伍壮大了力量，有效地震慑了在镇域范围的违法犯罪行为。在镇派出所联系干警的指导下，村治安巡防队共组织夜间巡逻、蹲点盘查可疑人员、车辆等行动30余次，对村域范围内易发生偷盗事件的局域进行重点布控10余次，针对被盗时段多发期，坚持不定期夜间巡查，有效地扼制了“入室偷盗”事件的频繁发生，打击了企图在村域范围内实施犯罪的违法行为。队员们经常坚持从晚上十点至凌晨四点进行值班，增强了打防结合，以防为主，以打促防的力度，村连续创下三月无盗窃案件发生。在支村两委和全村老百姓心中树立了良好的形象。
三、社区警务室，接警出警，快速打击犯罪行为。
在镇党委、政府、派出所指导安排下，在村村部设臵警务室，大大提高了村域治安犯罪事件的出警速度，使案件的侦破取得实效，维护了正义，威慑了治安犯罪违法行为。
村支村两委通过这些工作的开展与落实，深化了“平安”建设工作；有效应对了全村不稳定不和谐的问题，快速处理问题事件发生的萌芽状态，率先推进了村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做到了切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保障了全村农业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四、村级人民调解工作逐步完善，医患调解效果显著。村人民调解委员会在支村两委的直接指导下，本着以人为本，公平、公正原则，对调解事件及时到达现场，控制双方矛盾产生的过激行为，维护和谐稳定的局面。今年已成功调解医患事件4起，受到了市、县各级综治部门和医患双方的好评。
五、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反邪教工作机构健全，措施得力。在镇党委、政府的坚强领导和基层工作人员的大力配合下，支村两委统一协调，把握关键环节，大力宣传，落实机构责任人，广泛发动人民群众关爱青少年健康成长，打击邪教组织行为。反邪教观念深入人心。由于具体工作的深入开展，措施得力，社会局面稳定，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群众满意。
村依法治村工作由此而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就目前发展形势，依法治村工作任重道远，村支村两委将和全村老百姓一起共同努力，创建一个平安，实现一个和谐。我们更期待各级党委、政府领导的关怀和支持。
第五篇：依法治村工作制度
安峰镇依法治村工作制度
1、成立以党支部书记为组长，村委会主任为副组长，其他干部为组员的依法治村领导小组。领导小组成员名单在室内公布上墙。人员变动时及时调整领导小组成员。
2、在全村广泛推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实行村务公开,财务公开。
3、制定实施依法治村实施计划，并定期（每季度）向镇依法治理领导小组提出建议和意见。
4、每季度通过广播，宣传栏，集中讲课等形式向干部群众宣传当前的各项政策，国家的法律，法规，地方规章，在组织领导，宣传骨干，普法对象，普法教材，学法时间和宣传阵地上做到“六落实”，确保群众参学率达80%，党员干部参学率达95%以上，考试合格率达95%以上。切实提高广大 群众的法律意识，自觉做到依法履行义务和依法办事。
5、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制定并逐步完善符合本村生产生活实际的各项规章制度，6、每半年召开一次依法治村领导小组成员会议，总结工作，分析依法治村形式，针对存在问题制定解决措施，并布置下一步依法治村工作。
点击咨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