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的法律思想

第一篇：亚里士多德的法律思想

亚里士多德的法律思想

 一,正义观

 他把正义分为三类:一为平均正义,此种正义的观念是以”平等”观念为基础的,是对平等标准的衡量.二是分配正义.平均正义是支配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正义,而分配正义规制个人与团体间的关系.根据每个人的功德,价值来分配财富,官职,荣誉等,它是以承认人天生的体力与智力的不平等性为前提的.三是矫正正义.它是在非自愿的交往中,当一个人对另一个人造成损害,要从损害方的好处中拿出一些加到蒙受损失的个人那里,补偿其损失.矫正正义不考虑相关的当事人的地位,只确保两个人的平等.二，法治观



（一）人类需要法治的原因. 1.人治容易偏私,而法治可以秉公,因为法律是没有感情的. 2.法律是由多数人制定的,多数人总比一个人治理的国家好. 3.实行一人之治管理国家也实属困难.如果实行一个之治,必然造成独理万机的局面,因为人的精力和能力是有限的,不可能全面管理国家事务,而应由多数人执政.（二）.法治的基本要求. 1.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 2.所服从的法律本身是良法. 三,法治的实践

 1.亚里士多德认为,要走向法治,就必须抓住立法和守法这两个基本的环节.立法的好坏决定法律是否优良及其优良的程度,是法律能被普遍遵从的先决条件;而守法则直接决定法治的成败. 2.在立法上,他认为法律的制定应该与政体相适应,立法权应由中产阶级去掌握,具体由其议事会去负责制定法律.关于变法,他认为法律一经制定,不是一成不变的,在某些情况下应该有所变化,但应极其慎重,过多的变化会削弱法律的威力. 3.在司法方面,指出应健全司法机构.加强执法以维护各方利益. 4.在守法方面,他认为守法是法治的关键. 四,亚里士多德法治思想的借鉴意义

 1.”法律至上”是法治的根本.法律在国家和社会管理活动中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权力应在法律之下,中国历来有法律而无法治的一个根本原因是法律在权力之下,这是我们建设法治中国的最大障碍. 2.立良法是法治的前提.良好的法律本身具有正义性,稳定性和明确性. 3.司法独立才能实现司法公正,才能实现法治. 4.倡导在全社会的守法,法律应成为人们的普遍信仰. 课堂讨论:法治好还是人治好

 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视角来谈论

 柏拉图从法律的缺点来论其人治观的 亚里士多德从人的缺点来论其法治观的

第二篇：略论亚里士多德的法律思想

亚里士多德是世界历史上举足轻重的唯一的百科全书式的大学者，[1]是理智的化身，[2]是人类的导师。[3]他一生著述甚丰，为后世留下了极为宝贵的法律思想，尽管有一些难免打上时代的烙印，却也是后世研究古代法律文明不可或缺的珍贵资料。笔者通观其相关著述，从以下七个方面对亚翁的法律思想逐一进行简要探讨。

第一，亚翁对法律本质的认识可以说开后世社会契约论、自然法观的先河。探讨法律的本质，离不开对国家本质的认识，但亚翁与我们所奉行的马恩列斯经典学说不同，他认为国家是自然起源的，是一种为追求全民幸福的社会团体，国家之形成是出于人类本性的自然要求。他说：“城邦出于自然的演化，而人类自然是趋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人类在本性上，也正是一种政治动物）。”[4]城邦国家的建立是出于人类的自然需求，而法律则是这种需求的保障，因而，国家不能没有法律，而正义是治理国家的最基本的原则，是立法的最高依据。同时，亚翁又说：“自然正义在任何地方都具有相同的效力，并且不依赖于接受。”[5]从其论述中可以看出，他把国家看成是基于人类滋生要求而结成的最高的社会团体，这种观点与后世的社会契约论可以说是大同小异，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认为，卢梭的社会契约学说的源头即是亚翁之理论，只不过卢梭是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又对其进行了文采飞扬、逻辑严密的发挥罢了。由是自然而然产生的保障国家正常运转的法律，实际上被亚翁认为是正义的化身且不依赖于接受，这种法律观与西塞罗的永恒法思想，霍布思、洛克、孟德斯鸠的自然法思想亦是极其相近。尽管我们今天可能不尽赞同亚翁的论述，但试想在远古的古希腊时期，这种思想是多么的难能可贵！

第二，亚翁的法治思想至今仍闪耀着真理的光芒。亚翁对后世的又一大贡献，就是其法治思想，这也是人们特别是正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中国所特别看重的。亚翁与其老师柏拉图不同，他并没有徘徊在法治与人治之间，而是旗帜鲜明的主张法治，认为法治实质是摆脱个人欲望，求助理智统治的社会制度，是一种最优秀的治国之道。他指出：“如果某人管理人类事务可以不承担责任，那么就必然产生傲慢和非正义。”[6]“人在达到完美境界时，是最优秀的动物，然而一旦脱离了法律和正义，他就是最恶劣的动物。”[7]亚翁是在比较研究了一百五十八种政体之后得出的结论，他强烈的反对君主专制，他说：“最高统治权的执行者可以是一人，也可以是少数人，又可以是多数人。这样，我们就可以说，这一人或少数人或多数人的统治的要旨是照顾全邦共同的利益，则由他们掌管的公务团体就是正宗的政体。反之，如果他或他们掌管的公务团体只照顾自己一人或少数人的私利，那么就必然是变态政体。”[7]因而，他得出结论说：“应由多数人来治理国家……似乎是很正确的……。” “相对于一人之治来说，法治（The Rule of Law）更为可取。” [8]对于法治之内涵，亚翁更是进行了近乎完备的阐发，以至于时至今日，我们的法治理论依然无法超越他的思想。他认为法治起码要具备以下要素：

1、法律是无情的，应当由无情的法律来代替有私欲的人；

2、法治是轮番为治，执掌法律的人必须轮流；

3、法律应当是良法，也即符合自然正义（natural justice）之法,另外一些压制性的法律——不管它是人民、暴君或是富人提出的——也都是“卑鄙和非正义的”，以正当方式制定的法律（而不是法律本身）应当具有终极性的最高权威；[9]

4、法律应得到普遍的遵从。由亚翁的这些论述反观我们这个具有几千年文明的古国，至今仍徘徊在人治与法治之间，作为华夏子孙不能不感到汗颜。

第三，亚翁的人权法思想后世虽研究不多，但也可窥见一斑。笔者限于篇幅，仅举一例来说明亚翁的人权观。据欧根尼.拉尔修记载，亚翁去世之前曾立遗嘱要求解放所有家奴，有人称之为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解放奴隶的宣言”。[10]当然，亚翁此举可能大多只是出于同情之心，但由此我们也能看出积淤于亚翁内心之中对奴隶人权地位的关注。他虽无力去解放整个奴隶社会，他却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解放了他身边的家奴，在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其胸襟、其深情、其胆识可以说殊值后人称道。尽管是否是第一个人权宣言已不可考，但亚翁对人本身权利的关怀却显露无遗。尤其他对人权中最重要的权利—自由权的态度，一目了然。

第四，亚翁对法律分类的认识。亚翁对法律分类主要体现在他对自然法和人定法的区分。他认为自然法体现人类理性，反映自然存在的秩序，是社会的普遍原理，是公道和正义。实在法则是具体的规章制度，又有良法与恶法之分，自然法高于实在法，实在法在相当程度上是实在法的具体化。这种分类方法对后世影响至深，同时他也深刻的揭示了法的本质属性之一—公平正义。亚翁还对法律做了成文法与习惯法、基本法与非基本法的分类，这与后世的分类法基本相同，为后世的法律分类奠定了基石。[11]

第五，亚翁对人类伦理与法的关系的认识。我们现在很少把伦理与法律联系起来，即使有所论述，也都是从道德与手。而亚翁却认为政治中的伦理学即政治学，[12]而法学说到底也是追求治理国家之学，因而，伦理学与法学追求目标实为一致。他认为“人”天生是政治动物，为追求“善”而组成国家，国家为维护善而制定法律，而法律正是“善”的化身，是“善”的卫士。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亚翁实际上把人的行为、国家的行为、法律的追求都归之于“伦理”这个中心理念。这种研究角度现在看来都相当新颖。

第六，亚翁的婚姻法律观。亚翁的婚姻法律观国内极少论述，资料亦不多。笔者从他遗嘱中把女儿嫁给姐姐的儿子这件事上来分析，[13]得出几点看法：

1、亚翁当时

第三篇：亚里士多德的学前教育思想

亚里士多德的学前教育思想

亚里士多德(Aristotle 公元前 384——前 322 年)是古希腊知识渊博并具有多方面成就的哲学家、科学家和教育家。是继柏拉图之后在西方教育思想史上有重大影响的人。他以较为现

实的态度和实证科学的方法研究人类的教育问题，将古代西方教育理论推向了新的高度。亚里士多德

一、生平与世界观

亚里士多德出生于古代希腊，从小受过良好的贵族教育 ,17 岁时来到雅典的阿加德米学园学习, 师从柏拉图达 20年之久。柏拉图死后 , 他离开学园周游各地。42 岁时 ,亚里士多德应马其顿王的邀请，担任年仅 13 岁的王子亚力山大(Alexmdms)的老师。公元 前 335 年 , 当亚历山大继任主位时 , 他毅然返回雅典 , 创办吕克昂学园。亚里士多德是一位博学的思想家。他研究了哲学、自然科学、政治学、伦理学、心理学、美学、法学、经济学和教育，几乎在当时所有的知识领域都有丰富的研究成果。据说他的著述共有400多卷，主要是他在吕克昂的讲稿。其中与教育相关的主要是《伦理学》和《政治学》。

亚里士多德的认识论和心理学以其灵魂学说为基础。他认为人由肉体和灵魂构成。灵魂包括非理性和理性。前者指欲望、本能、感觉；后者指思维、推理。人在婴儿时期犹如一块白板，在外界事物刺激下产生的感觉是认识的起源。但由感觉所得的经验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人的理性灵魂具有运用概念进行思维的能力。人的理性灵魂又包含被动的理性和能动的理性。前者在感觉记忆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并随身体的死亡而消逝。能动的理性则不以感觉记忆的发展为基础，也不随身体的死亡而消逝，它来于神又归于神。在亚里士多德的上述观点中有强烈的唯物主义倾向和辨证法因素，但最后还是陷入唯心主义。

亚里士多德建立了较为系统的社会政治学说和伦理学说。他认为人天生是政治的动物，人不可能以单独的个人而存在，而总认为人天生是政治的动物，人不可能以单独的个人而存在，而总是处在一定的家庭、部落和国家之中。个人与国家的关系犹如部分和整体的关系。国家婴培养人成为有美德的公民，使其过上有德行的幸福生活。亚里士多德把伦理学看作政治学的一个分支，它研究人行动的规范。他把美德分为行德和知德。这些观点为他的教育学说奠定了理论基础。

二、论教育是国家的头等大事

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一样 ,总结历史经验 ,把教育当作实现其政治目的的最重要的手段。他认为 ,国家政治的优劣不仅取决于组成城邦的阶级及政体的形式，而且取决于城邦居民是否具有美德。对个人和集体而言，人生的终极目的是相同的，即追求幸福生活和至善。优良的城邦 , 应该人人都是善人。而人之善 , 则有赖于教育去实现。因此 , 教育理应成为国家的重要事业 , 由奴隶主国家统一管理 , 决不能让私人插手 , 并要求把教育作为国家公共要务 , 专门制定有关法律 , 明确规定一定年龄的儿童必须接受国家给予的教育。他曾多次劝告国家的执政者 , 一定要经常过问教育问题 , 因为掌管好教育 ,就可以“维护这个政体的实力”，使公民们的生活适合于政府的形式。忽视教育就会危害政制。亚里士多德意识到要使教育得到确实的发展 , 就必须把教育纳入国家法制的轨道 , 强调教育应由法律规定。这也是西方教育史上“ 教育立法”思想的开端。在亚里士多德看来 , 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依据法律办 教育 , 通过教育宣传国家的各种法律制度 , 培养人们遵纪守法的行为习惯 , 提高整个社会的法律意识 , 国家就易于治理 , 政令通畅 , 公民就能安居乐业了。

三、年龄分期与教育程序

亚里士多德十分重视对青少年身心自然发展特点的研究 , 首次提出了按儿童年龄划分受教育的阶段并根据不同的年龄阶段实施不同的教育任务。他认为 , 人是由躯体和灵魂两大部分组成的 , 如同形式和质料一样密不可分地存在着。按人的成长过程，先是躯体的发展 , 然后是灵魂的发展。而灵魂又是以非理性灵魂和理性灵魂的顺序来发展的。他又认为，合理的教育，就应遵循人和自然行程，首先给予身体的养育 , 确保其有健壮的体魄；接着是给予情感的训练，培养其良好的思想意识；然后是给予理智的教育，促进思维、理解能力的发展。这就是亚里士多德所坚持的“ 效法自然”的一条教育原则。据此 , 他把一 个人受教育的年龄按每 7 年为一自然阶段划分为 3 个时期 , 即从出生——7 岁为第一个时期；7 岁——14 岁(青春期)为第二个时期 ；14 岁——21 岁为第三个时期。亚里士多德按照他的这一年龄分期和相应教育的总设想 , 对第一个时期即幼儿教育作了深入而具体的论述 , 成为他全部教育理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亚里士多德依据灵魂学说安排教育的程序及任务。人有肉体部分和灵魂部分。后者又分为非理性和理性两个部分。顺应这三个部分，就应有体育、德育和智育。亚里士多德把发展人的理性放在最高位置。但还应首先重视体育，其次才是培养灵魂的本能部分。

四、论学前儿童的保育和教育

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的第一个时期的幼儿教育又可以分为儿童出生前的胎教；出生——5 岁的婴幼儿教育和 5 岁——7 岁的儿童教育三个阶段。他从生物学、解剖学、医学的观点出发 , 首先谈到胎教的问题。他说 :“父母具有何

《政治学》书影

种体格对其子女最为有利，是我们讨论儿童教育时将充分考虑的问题”。经他长期考察、研究结果显示 , 介于运动家和虚弱者之间的体格为好。在《政治学》一书中 , 他明确提出 :“儿童的生育 , 而以介于二者之间的最为适当”。

因为 “运动家的体格不一定比虚弱的人更适于一个公民的生活或健康。接着要注意的便是有关婚姻的问题。公民们应在什么年龄结婚，何人宜于结婚等问题制定法规时，立法者应考虑到男女双方及其寿命之长度。他们的生殖力可能在同时期终止 , 双方的体力不相悬殊等等。

随之要考虑的即是孕妇的保健问题。对此 , 亚里士多德也提出了比较详尽的建议。他说 :“孕妇应自己保重 , 她们应当从事运动 , 要有富于营养的食物。„„每日步行到一神庙礼拜生育之神”。另外 , 在心理上应能保持安定和平静。这是因为新生儿的天性多得之于其母 , 有如植物得之于土壤一样。即使如此 , 还有一个父母生育时期的最佳选择问题。亚里士多德认为 ,太年老的人有如太年青的人所生的儿童身心都有缺陷。那么 ,这个限度应当是智力旺 盛之年。但当夫妇有孩子过多时，可以在胎儿未有感觉与生命之前堕胎。这里所考虑的是因为我们国家里人口有一限额。

亚里士多德的胎教思想受益于柏拉图的影响和个人的经验。对此问题能提出如此类似优生、优育、胎儿保健和计划生育的见解是难能可贵的。当然其也存在有武断与不妥之处 , 例如他认为结婚年龄女为18 岁、男为37 岁；而智力旺盛之年均在 50 岁左右 , 显然是不甚科学的。

婴幼儿阶段的教育，应顺其自然 , 以孩子的身体发育为主。亚里士多德主张对新生儿要进行严格检验 , 国家要制定一种法律 , 规定只允许健壮的婴儿得以抚养 , 而不许养活畸形残废儿童。

幼儿出生以后的抚育方法好坏对其体力发展有直接的影响 , 对此，亚里士多德要求人们给他们良好的营养和适当的锻炼。他强调婴儿的食物以含乳成分最多的最好，而酒精的含量则越少越好。婴幼儿的体育活动也很必要 , 成人可以协助他们做一些适合于婴幼儿所能掌握的动作进行运动 , 但应注意保护他们的脆弱肢体免于骨锵弯曲 , „„借助于器械使其身体正直。此外 , 他认为使儿童在幼年习于寒冷是一种很好的锻炼方法，有助于健康，并使他们坚强。

从出生到 5 岁这一阶段 ,亚里士多德反对儿童进行课业学习或劳作 ,而应有充足的活动 , 以免肢体不灵。他认为这可以用许多方法获得 , 游戏就是这些方法中的一种 , 但游戏不应是鄙俗的 , 易使人疲倦的或无丈夫气的。至于儿童啼哭 , 则不必禁止，因为啼哭时能扩张肺部 , 有助于躯体的发育。5 岁前儿童听故事也是件喜闻乐见的事 , 但故事内容应由负责教育工作的官员作出精心的选择。不管是游戏还是讲故事 , 最好是为将来事业作准备 , 其中大部分应为对他们以后要认真从事的事业的模仿。

儿童 5 岁至 7 岁阶段的教育 , 按亚里士多德的意见 , 应以良好习惯的养成作为主要任务。他认为这一时期的家庭环境对儿童性格的形成至关重要，所以要特别防止造成对他们的不良影响。他强调指出，因为在 7 岁以前 , 他们必须住在家里 , 所以即在幼年也可能从他们所听见的所见到的而沾染到下流习气。„„没有一种事比取缔不洁语言更应注意 , 因为可耻的语言轻易出之于口 ,即导致可耻的行为。同样 , 也不要让他们看到不好的图画或戏剧。凡能引致邪念和恶毒性情的各种表演都应加以慎防 , 勿令耳濡目染。那么 , 良好的习惯怎样培养呢 ? 亚里士多德认为 , 决定儿童道德品质的构成有 3 个因素 : 一是天性 , 二是习惯 , 三是理智。其中习惯是最重的。良好习惯的形成就是在日常言行活动中 , 让他们最先遇到美好的东西 , 经常接触好人好事 , 并让他们身体力行 , 反复练习。久而久之 , 良好的道德品质也就自然形成。“习惯成自然”这句谚语 , 在西方即渊源于亚里士多德。

五、亚里士多德的历史地位

亚里士多德在幼儿教育思想方面既吸取了前人的宝贵经验 , 又总结了自己长期教育实践和研究的成果 , 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 , 例如 , 胎教思想、心灵白板说、教育遵循自然说、和谐发展说、教育年龄分期说 , 注重幼儿道德习惯培养等 , 对西方幼儿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发 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他作为一个奴隶主贵族的思想家 , 其中不少观点带有明显的阶级偏见和时代局限。

第四篇：综述亚里士多德修辞三段论思想

综述亚里士多德修辞三段论思想

1002班 童娟娟

通过阅读关于亚里士多德修辞三段论思想的文章，以及对各篇文章内容进行总结概括和对比比较，总体说来，各位学者对该修辞三段论思想从不同的角度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但对其核心内容的表述却基本一致。

在西方古典修辞学中，修辞三段论是论辩证明的核心和灵魂，它是亚里士多德逻辑学的核心思想。所谓的修辞三段论，即它是一种非形式逻辑的推理方式，其形式是省略的三段论。它通常由一个前提和一个结论构成，有时也有两个前提组成，或者说它是不陈述某一个前提或结论的省略形式的三段论。它的基本特点是论辩的成功与否是由辩论者和听众双方共同努力而取得的，因而它更有较强的说服力。而在修辞三段论中，前提并不一定都是真实的，而是很有可能的或具有或然性的，因而，其结论是在双方的修辞论辩中所得出的具有试探性和推测性的共识。

而有学者提出修辞三段论具有很强的认知性，这是因为修辞的目的是让听众通过修辞话语和修辞论辩了解事实真相，即产生“真理”，对“真理”追求的过程，就是产生知识的过程。从这种意义上说，修辞具有认知性。然而修辞三段论的认知需要有两个条件，一是语境，二是同体，语境是指交际双方在修辞三段论的运用要共处在一个社会、文化、政治、经济背景及个人经历等方面的语言环境中。所谓同体是指交际双方对某事物必须具有相同或相似的价值观，信仰、思想、理念或世界观等，即对客观世界要有基本相同的认识。只有这样，论辩双方才能对某种观点、概念、信仰等的认识同时投射到相应一致的认知域中，才能实现理想的认知，达到修辞三段论的劝说目的。修辞三段论具有三个显著特点，即：语境趋同性，论辩双方的共识性和论辩双方的互动性。语境趋同性和论辩双方的共识性即它所需的两个条件。语境和共识，它们分别是修辞三段论的基础和最本质的特点。论辩双方互动性是指论辩的双方共同参与论题的建构，它大大提高了论辩说服的时效性，使修辞三段论的论辩结果有较强的说服影响力。

总之，亚里士多德的修辞三段论思想是一种典型的以三段论为核心的演绎逻辑体系，他对逻辑学的产生和后世传统逻辑学的发展都有深远影响。而它的认知性特点则使我们对古典修辞学乃至现代修辞学的认知理论有了较深入的理解和研究。

参考资料：

1、牟晓明《修辞三段论的认知性》四川外国语学院学报

2、杨爱群《试论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思想》赣南师范学院学报

第五篇：亚里士多德

亚里士多德

一． 亚里士多德的生平

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前322年)，生于马其顿的斯塔吉拉城，这是雅典的一个商业港口。他父亲是马其顿君主的宫廷御医，虽他童年丧父，但还是受到了良好的教育。17岁时，亚里士多德赴雅典柏拉图学园求学，他博览群书，刻苦用功，据说他每夜手握一只球，球下放一铜制容器，打盹时球便坠入容器，发出叮当声，以此鞭策自己，颇象中国的头悬梁、锥刺股。亚里士多德师从柏拉图20年，以“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态度，批判老师柏拉图的学说，被柏拉图称为“吃足母奶后用蹄子踢母亲的小驹”，尽管如此，亚里士多德始终对老师都非常尊重。柏拉图死后，他离开学园前去小亚细亚的爱索斯办学，公元前342年，接受马其顿王腓力之聘，担任王子亚历山大的老师。亚历山大当时13岁，天资聪慧，雄心勃勃，十分敬重这位素有盛名的老师，他曾对别人说：“生我身者是我的父母，给我智能者是我的老师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36年，腓力在女儿的婚宴上遇刺身亡，亚历山大继位，亚里士多德重返雅典，创办吕克昂学园，广招门徒，他习惯于在宽大的回廊下面边散步边讲学，被人们称为“逍遥学派”，他在这里讲学、著述，大部分著作都产生于此时。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染疟疾病死在巴比伦，雅典掀起了反马其顿的风潮，亚里士多德作为统治者的老师，被人刻骨仇恨，雅典人以不敬神的罪名通缉他，他逃到优卑亚岛，准备风潮平息后重返雅典，但第二年就暴病身亡，享年62岁。

亚里士多德生活在公元前4世纪中叶，当时雅典的民主制逐步瓦解，祸乱频起，希腊的艺术也日渐衰微，思辨哲学却达到高潮，哲学家们在认真地探讨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问题，受这种思想背景的影响，亚里士多德养成了一种务实的学风，他没有柏拉图那种恢宏的“理想”，也没有柏拉图那种神秘而玄虚的“理式”哲学，他从资料入手，进行冷静、严肃的分析，通过归纳、概括、分类、推理，创立了自己的理论体系。亚里士多德是希腊学术的集大成者，在他著作中专门研究文艺理论的有《诗学》和《修辞学》，其他像《伦理学》、《政治学》、《形而上学》等，也有涉及文艺问题的。其中，《诗学》被车尔尼雪夫斯基称为西方“第一篇最重要的美学论文，也是迄今至前世纪末一切美学概念的根据。”〈车尔尼雪夫斯基：《美学论文选》(周扬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P124〉

二． 亚里士多德的文艺理论思想

1.文艺本质论 ①摹仿论

在文艺的本质问题上，亚里士多德继承了赫拉克利特、德谟克利特以及柏拉图的关于文艺是摹仿的说法，但对其涵义做了新的开拓。首先，他在人的摹仿能力方面更强调人的天性和理性。柏拉图把摹仿看成是人在迷狂状态中对先验的理式的一种回忆，但人的摹仿能力呢，在柏拉图看来，则是由后天习惯成自然而形成的人的第二天

性。柏拉图说：“摹仿这玩艺如果从小就开始，一直继续下去，就会变成习惯，成为人的第二天性。”(柏拉图：《理想国》卷三，《柏拉图文艺对话集》，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52页)亚里士多德则不同意老师的看法，他认为，人天生就有摹仿的本能：“人从孩提的时候起就有摹仿的本能(人和禽兽的分别之一，就在于人最善于摹仿，他们最初的知识就是从摹仿得来的)，人对于摹仿的作品总是得到快感。”(《诗学·诗艺》，罗念生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1页)而且，亚里士多德认为，“艺术家较之经验家更聪明，前者知原因，后者则不知。凭经验的，知万物之所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2页)可见，亚里士多德强调的是艺术家摹仿中的理性，与老师柏拉图陷于迷狂中的摹仿完全不同。

其次，亚里士多德扩大了“摹仿艺术”的范围。柏拉图的“摹仿”不包括颂歌，他把歌颂神和英雄的颂歌，称作“非摹仿的艺术”，而亚里士多德则认为，一切美的艺术都是“摹仿”，颂歌也包括在摹仿艺术之内，他不承认有来自神的灵感的颂歌和摹仿艺术的区别。事实上，亚里士多德是在提高艺术的地位。

再次，摹仿对象不同。关于文艺摹仿对象，在古希腊时期有很大变化。希腊早期哲学家运用自然科学的观点研究文艺，把大自然作为摹仿对象，如赫拉克利特将“火”看作万物本源，到了德谟克利特这里，发生了变化，他开始从自然科学的观点转向社会科学的观点，来研究文艺，强调摹仿人的生活。到了苏格拉底，特别是柏拉图这里，完成了摹仿说从自然观点向社会观点的转变，但柏拉图把文艺摹仿人的生活神秘化了，认为文艺摹仿的是虚幻对象的外形，是“影子的影子”，“和真理隔了三层”，由此得出否定摹仿艺术的结论。到了亚里士多德这里，他用唯物主义的观点研究文艺，抛弃了柏拉图虚幻的“理式”说，认为根本不存在离开具体事物的所谓“理式”，文艺摹仿的对象就是真实的存在，确切地说，就是“行动中的人”，是人的性格、感受和行动。① 诗比历史更富有哲学意味

亚里士多德肯定了现实世界的真实性，也同时肯定了摹仿现实的艺术的真实性，但他没有就此止步，他还肯定了艺术比现实中存在的个别更真实。在他看来，艺术摹仿的绝不只是现实的外形，还会体现出必然性和普遍性。在《诗学》第九章中，亚里士多德说：“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历史家与诗人的差别不在于一用散文，一用‘韵文’；希罗多德的著作可以改写为‘韵文’，但仍是一种历史，有没有韵律都是一样。两者的差别在于一叙述已发生的事，一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因此，写诗这种活动比写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更受到严肃的对待；因为诗所描述的事带有普遍性，历史则叙述个别的事。”

亚里士多德拿诗与历史作比较，说明历史所写的是个别已发生的事，而诗(其实也就是摹仿的艺术)所写的是可能发生的事，即合乎可然律或必然律带有普遍性的事，那显然，就不再是柏拉图所言 的——迷狂状态下的杰作，而是包含着理性的。亚里士多德这样说：“诗的艺术与其说是疯狂人的事业，毋宁说是有天才的人的事业；因为前者不正常，后者很灵敏。”所谓有天才的人，就是天生具有摹仿能力的人，这就将艺术天才与非理性的迷狂严格区分开来。既然诗包含着理性、合乎可然律或必然律，因此，亚里士多德认为，诗比历史更具有普遍性，更能显示事物的本质和规律，这是亚里士多德对文艺本质的重要发现。② 文艺求其相似而又比原物更美

在《诗学》第25章中，亚里士多德说：“诗人既然和画家与其他造型艺术家一样，是一个摹仿者，那么他必须摹仿下列三种对象之一：过去有的或现在有的事、传说中的或人们相信的事、应当有的事。”这种描述反映了亚里士多德对当时希腊文艺现象的总结：第一种是如实地对对象作出描写，缺点是缺乏足够的创造性，偏重于再现；第二种是按神话、传说进行描述，所描写的人和事在社会生活中未必存在，或根本不存在，但人们信以为真。偏重于表现；第三种是在社会生活中不一定真实存在，但是按情理判断，“可能发生的事”，既有现实的基础，又有一定的理想，是表现与再现的统一。三种摹仿对象中，亚里士多德推崇第三种。

关于第二种，摹仿“传说中的或人们相信的事”，实质就是“按照事物为人们所说所想的样子去摹写”，对于这一种，亚里士多德也是认可的，在《诗学》第25章中，亚里士多德说：“从诗的要求来看，一种合情合理的不可能总比不合情合理的可能较好。”这里说的“不可能”是指神话和传说所描写的，在实际生活中不可能发生的事，亚里士多德认为，写“不可能的事”是“诗的要求”，因为他强调艺术的“创造”，反对消极的摹写，这就为包括荷马史诗在内的神话传说辩护，实质上也提出了文艺创作理想化问题。

2.悲剧理论

①悲剧的定义

在《诗学》第六章中，亚里士多德说：“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的、完整的、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它的媒介是语言，具有各种悦耳之音，分别在剧的各部分使用；摹仿方式是借人物的动作来表达，而不是采用叙述法；借引起怜悯和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陶冶。”这是西方第一个完整的悲剧定义，从摹仿的对象、媒介、方式和目的四个方面，揭示了悲剧的性质、特征和功能，被视为经典型的定义。

②悲剧的根源

在悲剧的根源上，亚里士多德提出了悲剧人物的“过失说”。按他的观点，“悲剧是对于比一般人好的人的摹仿”，但是好人并不等于完美的人，这种人可能不完全善良，也可能不十分公正，那么他陷于厄运，往往不是因为他为非作恶，而是因为他犯了错误。也就是说，悲剧的根源，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是好人犯了错误，但错误不同于罪恶，罪恶是故意为非作歹，而错误则是因为见事不明，无知误犯。所以，亚里士多德认为，完人和坏人都不是悲剧人物，只有那些比一般人好，同时又有缺点的人，才最适合做悲剧主角。从这个规定来看，大家可以想到，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有哪些悲剧人物？《红楼梦》中的林黛玉!她有同情心，并且聪慧无比，琴棋诗画样样俱佳。但是她并不是一个完美的人，她有大小姐脾气，看不起乡下来的刘姥姥，嘲笑她是母蝗虫；她心胸不宽广，说话也很尖酸刻薄，经常得罪别人，自己还不知道，所以在贾府中的人缘不好，并没有得到贾母和王夫人等人的认可。所以林黛玉有很多缺点，而她和贾宝玉的爱情悲剧，除了封建制度摧残之外，不能不说，和她本身的缺点也有很大关系。③悲剧的构成

在悲剧的构成上，亚指出了悲剧的六个成分：情节、性格、思想(这三者属模仿对象)、言词、歌曲(这两者属摹仿媒介)、形象(指演员造型和舞台布景，属摹仿方式)。在六个成分里，亚认为，最重要的是情节，因为它是悲剧的基础和灵魂，性格则占第二位。关于情节的安排，亚提出了“有机整体说”：①情节必须完整。所谓完整，指“事之有头、有身、有尾”，这样它才完整。②情节必须有机统一。既然情节是对行动的摹仿，“它所摹仿的就只限于一个完整的行动，里面的事件要有紧密的组织，任何部分一经挪动或删削，就会使整体松动脱节。要是某一部分可有可无，并不引起显著的差异，那就不是整体中的有机部分。”要做到这一点，各个事件之间必须有必然的联系。③情节必须长短适度。要“以易于记忆为限”，否则，人们就看不出它的“整一性”。

当然，对于悲剧的整个布局来说，必须要有“突转”和“发现”，所谓“突转”是指安排一些行动，使主人公突然由顺境急转为逆境；所谓“发现”是指，让行动揭示主人公由顺境转为逆境的潜在原因，使观众惊奇，形成怜悯与恐惧的心理，由此达到悲剧的效果。

为什么情节比性格更重要呢?亚在《诗学》第六章中说：“悲剧的目的不在于摹仿人的品质，而在于摹仿某个行动；剧中人物的品质是由他们的‘性格’决定的，而他们的幸福与不幸，则取决于他们的行动。他们不是为了表现‘性格’而行动，而是在行动的时候附带表现‘性格’。”就是说，如果缺失了故事情节，缺失了演员的行动和由行动带来的不幸，就不成其为悲剧。④悲剧的功能

关于悲剧的的功能，亚的观点是：“借引起怜悯与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陶冶。”要理解这句话，关键词是理解“陶冶”这个词。陶冶的原文是Katharsis(卡塔西斯)，自文艺复兴以来，西方文论界对它一直有不同解释。在中国，朱光潜先生把卡塔西斯译为“净化”，认为净化的要义在于，通过艺术，使某种过分强烈的情绪，通过宣泄而达到平衡，由此保住心理的健康；罗念生先生将卡塔西斯译为“陶冶”，陶冶就是让人的情感得到锻炼，使太弱的得到增强，使太强的得到减弱，达到感情的适度，经过这样多次锻炼，以后遭受同类事件就有了忍耐性，就能保持适度的怜悯与恐惧之情。不论怎样解释，有一点是明确的：亚里士多德则偏重于从心理学的角度看问题，对悲剧效果持肯定态度。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悲剧的功能方面，亚与老师柏拉图的看法是完全对立的。柏拉图为了维护理智的绝对统治地位，把人的情感、欲望看成是人性中“低劣的部分”，他否定摹仿的艺术，贬低史诗和悲剧，认为这些艺术挑逗人的情欲，不利于城帮保卫者的培养，对理想国的建设起破坏作用。而亚里士多德呢，则认为人是要有理智，也要有情感，情感不仅不能压抑，还应给予一定的满足，通过看悲剧，就能够使人的怜悯或恐惧之情得到舒缓，得到陶冶。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亚里士多德认为，文艺对人的健康发展是有益的。

三． 亚里士多德的影响

亚里士多德运用科学分析方法，对古希腊文创经验进行理论总结，建立了西方第一个严整的唯物主义文论体系。西方的经验主义文论由他开创，西方现实主义文论和再现说也可以在他那里找到源头。尤其是《诗学》，对17世纪的新古典主义文论、18世纪的启蒙主义文论、19和20世纪的现实主义文论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