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攀枝花市农民工讨薪专项活动情况报告

第一篇：关于攀枝花市农民工讨薪专项活动情况报告

关于攀枝花市农民工讨薪专项活动的情况报告

省中心：

按照川司法办发[2011]265号文件要求，我市认真开展农民工讨薪专项活动，切实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全市法律援助机构共承办农民工421件，代书365件，提供法律咨询2081人次，涉及金额达500多万元，农民工维权工作成效显著，为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强力推进，维权工作更“实”

我市结合实际，推出了针对农民工的便民利民措施：一是健全农民工维权网络。全市共设立了6家农民工法援工作站，市法律援助中心增设了农民工接待窗口，并在市人力资源市场设立了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东区、仁和区、米易县在农民工聚集的厂矿企企业设立了法律援助联络点，米易县法律援助中心还与县普法办共建农民工法制教育基地，及时有效地维护了农民工合法权益。二是聘请农民工担任联络员。根据相关条件，市法律援助中心在全市选聘了一批农民工担任法律援助联络员，制作了农民工联络员名册，建立了联络员信息收集反馈机制，以进一步畅通农民工诉求表达渠道。三是建立“法律援助巡回进企业”机制。市法律援助中心与四川平兴律师所建立共建机制，成立了一支“法律援助进企业”服务队，分期、分批地在农民工集中的攀钢、攀煤、十九冶、金江高耗能工业园区等大中型企业中，开展上门

送法活动。四是完善异地协作机制。我市与周边的市州法律援助中心建立农民工法律援助协作机制，实现了资源整合与优势互补,有效地提高异地农民工法律援助事务的工作效率。在具体工作中，市法律援助中心承办的前后历经2年的张剑人身损害赔偿异地协作案，日前已完全执行了30余万元赔偿金，受援人为援助律师的特意送来了锦旗。特别是全市法律援助机构集中力量办好农民工群体性案件，把涉及社会稳定的农民工群体性案件作为重点案件办理，有效避免了重大矛盾纠纷的发生。仁和区法律援助中心在春节前夕承办的64人劳动争议仲裁案，工人们群情激愤，欲以过激方式向政府施压，法律援助律师一方面极力做好说服劝导工作，另一方面积极准备诉前工作，在2日内完成了法律文书、证据的收集准备工作及仲裁立案工作，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激化。经过仲裁和申请执行，工人们如愿拿回了近百万元的工资和经济补偿金，一场极可能影响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得到有效遏制。

二、加速推动，理念机制更“新”

为及时、有效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我们主动融入“大调解”工作体系，积极推行“调援结合”工作机制，通过调解方式化解各类社会矛盾纠纷，以最少的投入、最短的时间、最低的成本、最大限度地维护了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促进了社会和谐稳定，实现了法律援助工作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主要体现在：一是调解成功率高。专项活动以来，全市法律援助机构对129件农民工法律援助案件中进行了诉前调解，调解成功率达80%以上；二是群众满意率高。对以调解方式解决的纠纷，当事人满意

率100%。从山东潍坊来攀打工的贾某人身损害赔偿案中，当地政府和相关部门多次出面协商，但当事人双方仍未能就赔偿金数额达成一致，在市法律援助中心刘治成律师和司法所工作人员调解下，事情很快就得到了圆满解决，伤者家属对协商结果表示满意；三是维权成本低。“调援结合”工作机制既能减轻当事人诉讼费用的投入，又能有效节约司法资源；四是解决问题快。调解工作避免了复杂繁琐的诉讼程序造成的诉讼迟延，能及时化解矛盾纠纷和。米易县法律援助中心指派的农民工黄某工伤赔偿案，承办律师依据事实和证据，积极联系厂方进行协商，通过努力，达成了由厂方赔偿3万元给黄某的调解协议，从受理到办结，该案仅用了1个工作日。“调援结合”工作机制强调平等协商，避免了诉讼的对抗性，稳定了劳动关系，促进了社会和谐。此外，市法律援助中心修订完善了内部管理制度和案件质量管理等制度，专门制作了资料汇编光盘，使全市法律援助工作步入规范化、制度化和法制化轨道。

三、齐头并进，依法履职更“细”

一是法律援助进家庭。市法律援助流动工作站和米易县法律援助流动工作建设，被纳入我市“十大民生工程”。流动工作站人员积极转变服务方式，急群众所急、想群众所想，为行动不便的特殊困难受援人和偏远乡村群众提供上门服务。二是法律援助进信访。每月派驻专人协助党政领导开展接访活动，疏导上访案件，减轻信访压力，维护上访群众合法权益，密切了政府与群众的联系，做到了维稳与维权的有机结合。三是法律援助进社区。

市法律援助中心制作了62件法律援助便民指示牌，装挂在人群密集地，为群众申请法律援助提供指引。四是法律援助进网络。市法律援助中心注重网络平台建设，开通了“新浪微博”，着力构建高效便捷服务便民平台。有12件案件通过网上进行了申请，解答了57件网上咨询，进一步方便了群众维权。

四、注重宣传，法援影响更“广”

以农民工讨薪专项活动为契机，我们进一步推进法律援助宣传工作，针对不同群体，多渠道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法律援助宣传工作。全市开展农民工法律咨询专项活动11次，解答法律咨询1600余人次，发放宣传资料1万余份，发放法律援助惠民卡750张，并在外来人口集中的社区和较大的厂企开设了法律援助工作宣传橱窗。市法律援助中心与攀枝花电视台合作拍摄了宣传法律援助的专题片，在黄金时段播放，进一步扩大法律援助的社会影响力和群众知晓率。

五、内化于心，队伍素质更“强”

全市法律援助机构和人员按照中央和省厅的要求，继续扎实深入地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不断巩固“三大主题”实践活动成果，认真开展以“忠诚、为民、公正、廉洁”为主要内容的政法干警核心价值观教育实践活动，深入基层开展调研活动和提供便民利民服务，解决政治立场、群众观点、思想意识问题，始终坚持党在心中、人民在心中、法律在心中、正义在心中，始终做到理想信念不动摇、政治立场不动摇、大是大非不含糊，筑牢开展农民工讨薪专项活动的思想基础和组织保障。

在取得成绩的同时，我市法律援助工作还面临着一些困难和不足，主要是：各区县法律援助工作发展不平衡，有些区县受人力、财力、物力因素所制约，职能作用未能充分有效发挥；法律援助专职队伍需要充实，人员素质和办案质量需要进一步提高；法律援助的基层站点的建设仍需加强；与相关部门的协调配合机制有待健全。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将夯实基础谋发展、提升能力树形象、改革创新求突破，全力推进攀枝花市法律援助工作，忠实践行“贫者必援、弱者必帮、残者必助”的庄严承诺，攀枝花市法律援助中心

二○一二年三月十日

第二篇：农民工讨薪

农民工讨薪“在路上”！！

由于国家房地产调控力度的加大跟坚决，今年的楼市“寒意”阵阵。年关将至，民工忙活一年的薪资是否可以正常收到，成为近来人们关心的话题。

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都要列入“黑名单”，“这话不能空讲，如果今年欠薪严重，或者老板跑路的，一定要记录在案，不仅建设主管部门要掌握，还要及时传递给招投标中心，让他今年欠薪明年就别再想进入建筑市场！”昨天下午，合肥市建设领域农民工维权工作会议要求，“要让意欲欠薪者害怕”。

合肥市委常委、副市长卢仕仁说，今年农民工欠薪发生的概率可能明显加大，工程项目开工多、竣工少成为不争的事实，并且已经出现老板出逃的情况，伴随而来的农民工欠薪的情况可能会是历年中最难解决的一年。

为应对今年的新形势，目前，合肥市城乡建委已经出台了一系列的措施，包括要求所有在建项目以项目部为单位建立农民工维权工作组，要求工程款只要支付到30%，就必须把农民工工资支付到位不得以任何理由拖欠等等，强化对农民工讨薪的支持。

第三篇：农民工讨薪

农民工集体讨薪事件逐年增多，有的甚至引发为严重的社会治安案件，电视报纸经常报道的农民工“跳楼讨薪”、“绑架老板讨薪”、“暴力讨薪”以及农民工为了讨薪而被包工头打死打伤等不仅危害了社会安定，也对政府形象产生了不好的影响。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法规来保护农民工的权益，尽管如此，由于拖欠农民工工资的原因非常复杂，这样的行为并没有完全杜绝。2005年我们开始关注农民工讨薪的问题，李正洪进入了我们的镜头。

记录片：李正洪1997年来到北京，凭着一手好木匠活，2001年，他把全家搬到了这里。很多同乡也跟着他来到北京打工。2004年6月，李正洪接到了一个建筑项目，按照协议，工程完工后付清劳务。但工程结束以后，他和其他60多个工人没有拿到应得的工钱，总计18万多元。为了拿回工钱，李正洪找到了同在北京打工的好朋友巴特，因为巴特有文化，他希望巴特能帮着他们要回这笔钱。开始了讨薪之路，通过劳动仲裁，诉讼，，北京西城区法院一审判决农民工败诉，原因是没有相关证据证明实际劳务关系。李正洪，及其工友们，他们是不懂法，不知道劳动关系建立需要合同。看到法院宣判李正洪败述，在被告没有出庭的情况下就做了这样的结论，被告根本不需要陈述就可以赢得官司。谁来保护弱势群体？？

当前农民工追索劳动报酬的主要途径有：一是农民工向劳动保障部门进行举报和投诉，由劳动保障部门进行行政处理。二是由劳动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第三是由劳动仲裁委员会仲裁。第四是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但在实践中发现，上述解决途径存在一些问题：

1、解决渠道虽然多，但程序繁琐且周期长；

2、相关的主管部门职责划分不明确，各部门工作衔接不够顺畅，造成农民工多方求助，实体权利很难及时得到实现；

3、没有统一的协调、联动处理机制，各部门各自为政，重复工作，浪费行政和司法资源，且容易错过解决纠纷的最佳时机；

4、缺乏对农民工讨薪的有效法律指导和帮助，农民工文化程度普遍较低，不了解相关程序，不懂得怎样获取和固定证据，导致讨薪难上加难。

建议：

1、完善立法，加大对拒不签订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的处罚力度。新的《劳动合同法》第十条规定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已建立劳动关系，未同时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订立劳动合同。

2、工在遇到工资拖欠时，应该注意相关证据。收集单位拖欠工资的证据，如签订有劳动合同应携带合同，没有签订合同，应该寻找证人证明自己与单位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此外，考勤表、临时工作证、工地出入证、工资欠条等也是有效的证据。

3、加大对农民工的司法求助力度。建议扩大司法救助的范围，降低法律援助门槛。对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案件，在适用法律规定、时效制度时适当予以放宽，尽量适用简易程序，节省农民工的诉讼时间和成本。

4、加强对外出务工人员的法制宣传教育力度，向农民工传授劳动法及劳动合同法等相关知识，提高农民工的维权意识与维权能力。法律知识欠缺是农民工讨薪难的一个重要因素，农民工只有学法、懂法，才能用法，发生纠纷以后才能比较理性地行事。

第四篇：农民工讨薪问题

部长“发飙”能否阻止欠薪

打工挣钱，天经地义！任何一个企业都不能拖欠农民工工资，你拖欠工资就没有良心，良心何在？！我希望今年不要再出现这个问题。”这是年末岁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在年终工作会议上的“发飙”，也是尹蔚民面对全国几十名厅局长的发问。我国农民工大约有1.5亿左右，每年的这个时候总是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高发期。(1月3日中国广播网)虽然尹部长的发飙很“给力”，但因工资被拖欠而过不好年的农民工最需要的不是部长的声援，而是劳动保障部门帮助他们讨回血汗钱的实际行动。对黑心老板的道德谴责，远不如实实在在的处罚措施更有效。劳动保障部门年年查欠薪，但农民工讨薪事件仍然年年上演。如果监管力度不加强，处罚措施不到位，明年、后年乃至更远的将来，如何解决农民工工资被拖欠问题仍将是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每年都必须面对的难题。当然，把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都归咎于劳动保障部门的监管不力也有点不公平。

讨薪难有多方面的原因：如一些农民工法律意识不强，因拿不出足够的用工证据而无法通过法律维权。有的虽然手握证据，却没有及时向有关部门投诉，错过了两年的追索劳动报酬的诉讼时效。这就需要各级劳动保障部门加大对农民工的普法力度，让他们知道如何通过法律手段更好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外出打工一定要签订劳动合同，如果没有劳动合同，至少也要保留考勤记录或上岗证、工号卡、胸牌、工资单和工资卡（可以查到银行代发工资记录），或者是包工头和厂方打的欠条。一旦遭遇欠薪应第一时间向当地劳动监察大队投诉，以免错过劳动争议申请仲裁时效或诉讼时效。不仅外来工流入地的劳动保障部门要做好相关宣传，农民工输出地的劳动保障部门也应该主动把给外出打工的农民工发放维权手册，让他们人手一本，避免因不懂法而吃亏上当。很多时候，基层劳动保障部门在农民工讨薪问题上并不是不尽力，但由于法律法规的不完善，加上黑心老板的故意拖延，致使农民工的讨薪成本大增，必须按规定走完法律程序的劳动保障部门也难以在短时间内帮助农民工讨回血汗钱。一旦黑心老板在此期间出逃，农民工想拿回被拖欠的工资就很困难了。

而这一问题显然不是部长“发飙”就能解决的。一方面需要劳动部门修订相关规定，简化劳动争议案件的处理程序，降低农民工的讨薪成本；另一方面也需要全国人大常委会加快立法步伐，尽快将“恶意欠薪”入罪，提高黑心老板的违法成本，减少恶意欠薪现象。要让讨薪悲剧不再重演，已被事实证明行之有效的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制度必须加快推行和全面落实，由建设领域逐步扩大到其他领域，以便有关部门在查明欠薪事实的同时即可启动先行垫付程序。当然，把拖欠工资问题与相关部门及地方的政绩考核挂钩、农民工讨薪未果由相关部门先行垫付等做法也应该加以考虑。法律法规完善了，有关部门的责任心加强了，尹部长“不要再出现这个（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希望才会真正变成现实。

第五篇：论农民工讨薪

论农民工讨薪

在住建局工作不满半年，接手农民工清欠工作3个月，虽然时间不长，但也处理了百余起清欠，累计金额更是高达2000余万，一个小小的县级市，工作任务如此之重，大大超出了常人的想向。

最近，抽调到信访局，每天，看着一双双期待的眼睛，读着一张张愁苦的脸。我只想说：真的，农民工讨薪难！！

思来想去，还是决定写点什么，不为其他，仅仅、为了我们的农民朋友们。

有个词叫提纲挈领，工作中我不喜欢拐弯抹角，就直说吧。

农民工讨薪难！

源头在企业：

房地产作为中国目前的高回报行业之一，吸引了无数投资者的注意，但房地产又是一个高投入的行业，其门槛之高远远超出了一般投资者的承受范围。随着近些年房价的持续走高，无疑为一些企业家们注入了一针兴奋剂，于是，他们拿着少的可怜的启动资金干起了“空手套白狼”的生意，而政府为了招商引资，发展地方经济，往往闭着眼睛装糊涂，这一唱一和，就为农民工欠薪问题埋下隐患。另外现阶段我国劳动关系表现为企业占优势的极性特征，这在人员高流动性的建筑行业显现的尤为明显。为追求利益最大化，企业往往秉持强力与单赢逻辑，而农民工对企业也缺乏归属感。在这种严重矛盾的劳动关系下，极易将简单的矛盾放大、激化；

农民工讨薪难！源头在监管：

劳动、住建相关部门，在履行相关职责的时候，会受到一些内外因素的干扰。比如一些政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从事着房地产开发、劳务清包、相关设备租赁等相关活动，在相关手续审批、保证金缴纳方面，地方首脑为达到招商目的无原则无底线让步，为相关企业大开方便之门，在劳动关系矛盾发生后，政府往往较多地考虑地方稳定，以经济换政治，通过行政手段强势介入，这样只能有两种结果：要么企业利益受损，要么农民工受损，最终的后果都将是政府公信力的削弱。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清欠问题如不在监管方面切实加强，是无法做到长治久安的；

农民工讨薪难！源头在法制：

针对农名工讨薪难问题，在政府层面先后出台了数项法律法规，如《劳动法》、《劳动合同法》、《中央九部委关于进一步解决农民工工资问题的通知》，但相关法律在制裁责任主体上如隔靴搔痒，相关行政主体缺乏明晰的权责划分，致使各部门互相推诿扯皮，造成政府责任感缺失，公信力大幅下降。中国的法制建设了半个世纪，最终却还是停留在人治，企业在遭遇恶意讨薪时选择吃哑巴亏，员工在合同保护、依法保护自身权益等意识上几乎空白，遇到矛盾时仅仅依靠政府“和稀泥”式的调停，这不能不说是国家法治精神的缺失； 农民工讨薪难！源头在宏观调控：

近年中央地方均加大了清欠力度，但讨薪事件依然是层出不穷，农民工围堵政府等恶性事件愈演愈烈。这个看似矛盾的逻辑，其实折射出一个客观事实。随着近些年各地建设进度的疯狂发展，房地产市场已趋于饱和或已处于超饱和状态，尤其在后期国家调控力度加大后，房地产虚拟需求迅速消逝（当然这不包括一些超级城市）。这实际上宣布了房地产暴利时代的终结，整个行业可以说是“山雨欲来风满楼”。面对着这种局面，背负着沉重信贷负担的企业却依然是自欺欺人，好一片歌舞升平。可以说，在整个过程中，暴露了国家相关配套调控

严重滞后且力度不够的弊病，而地方政府为追求政绩，无视国家意志，形成了政令不通、尾大不掉的局面。国家危矣！但正所谓亡羊补牢未为晚也，希望在事态还在可控范围的时候，政府能施行铁腕政策，及时调控好市场，避免步美国的后尘。

破解方法：

说到问题，自然要讲方法。其实，方法很简单，可谓老生常谈：一是加强监管，尤其监管政府失职渎职行为；二是加强法制，全民动员，将法制重新提到国策层面上来；三是反腐倡廉，进一步加大反腐力度，将人民检察系统独立于地方行政系统之外，直接受人民代表大会领导，形成中国特色的权力监督系统。

唐太宗言：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历朝历代，因为农民问题导致严重后果的数不胜数，历史给人以教训，历史却又一次次地在重演。

2013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