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以人为本的现代性法律体系之构建（5篇模版）

第一篇：论我国以人为本的现代性法律体系之构建

论我国以人为本的现代性法律体系之构建

现代性法律体系是法律体系现代化过程的必然指向，因此对我国现有法律体系存在的问题与缺点的分析乃是我们推进法律体系现代化进程，构建以人为本的现代性法律体系的认识前提。

一、现阶段我国法律体系的主要局限

1．以总体上看，我国现阶段的法律体系仍然沿用了“以义务为本位”的中国法律传统，在古代，中国人所憧憬的是以“尊尊，亲亲”为本位的伦理文化，强调以义务为伦理秩序的基础，并由此成形成了儒家提倡的所谓“三纲五常”的道德秩序，这种伦理秩序关注的不是个人的权利而是个人对国家对社会，对家庭应尽的义务，那时的家庭既是一个生产单位，又是最小的社会组织，承担着对封建国家的纳税，徭役和兵役义务。孝，忠，悌，信，义，廉，耻是封建社会对道德义务的基本要求，亦是封建伦理秩序得以形成的核心范畴。这种“以义务为本位”的观念为中国封建社会“家国一体”的社会伦理模式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同时亦“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古代的法律实践。在立法上，汉朝以后的刑法典包含很多礼义道德规范，即以礼入法。”①从而形成了以义务为本位的“礼法合一”的社会治理模式，因而在中国古代就不可能产生真正意义上的以追求自由、平等和人权为价值取向的法律体系而只能形成“诸法合体，以刑为主”的义务本位法律体系。

诚然，社会的法律体系究竟应当以义务为本位（重心），还是以权利为本位（重心）并不取决于理性建构，而是决定于不同历史时期由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的性质与结构所制约的法律的价值取向。社会主义的中国尽管在立法的指导思想上彻底摒弃了“以义务为本位”的立法观念，但是立法实践和社会生活中我们仍不可避免地受其影响，20世纪50年代我国基本上沿袭了前苏联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法律体系，而这一法律体系由于根植于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基础，是对市场经济与市民社会理论的否定，因此，他不是一个私法体系，而是较为典型的公法体系，这种法律体系无疑会被打上“义务本位”的烙印。时至今日，情况虽有较大改观，但此种影响不可能很快消除。虽然在我国的宪法和法律中对公民的权利和义务都作了不算过简的规定，但是，从总体上看，关于权利的保障较少规定或规定得比较原则，难以检查督促，而对义务的保证措施则相当具体而详细。此外，中国宪法关于公民权利的规定，大多为授予式的，当这些授予的权利无法享有时，无从索讨，往往也无人负责。第二，现今的法律体系中某些法律、法规相互之间仍显不和谐，甚至有些互相抵牾。王晨光同志说“世界上没有哪个法律体系是完善的，都是imperfect，法律冲突不可能消失”。②现存的我国规律体系，其下位法与上位法之间、同位法之间，甚至同一部门法内部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相互矛盾、抵触、冲突的情况。而这些情况的存在对法治的危害是致命的，因为它往往会造成相互矛盾、抵触、冲突的法律、法规和规章，要幺都无法实行，要幺其中一方无法实行，从而使得社会秩序混乱，给老百姓和国家的利益造成损害。可见，互相抵牾的法律、法规和规章所 带来的损害比司法中的错案要严重得多，因为它不是对一个人的损害，而是对一个群体或每一个人的损害。导致法律规范相互抵牾的直接原因主要有三：一是立法者的技艺不精；二是对本地、本部门的利益保护；三是立法越权。其中，又以越权立法最为多见，这里的“越权”大体上是两类：一类是地方法抵触中央立法，亦即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等，与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侵越上位阶立法主体的立法职权。另一类是中央立①黄文艺：《法律自治—法治的另一种思考》，载郑承流主编：《法哲学与法社会学论丛》，第3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59页。

②王晨光等:《法律冲突及其解决途径》，《人民法院报》，2002年10月29日第5版。

法主体所立之法超越了立法本身的权限范围，规定了无权规定的制度或规则。

在我国法律体系中，法律规范之间的冲突通常有两种表现：一种是比较硬性的，下位法的规定与上位法的规定相矛盾、抵触，这比较好判断；另一种是比较软性的，涉及到宪法、法律的精神和原则的问题。例如，某些城市的地方性法规曾对交通事故“撞了白撞”的规定就是将保证城市交通畅通的价值看的比公民的生命、健康的价值更为重要的理念所致，这里就与我国宪法的精神想违背。

第三，现有法律体系中的一些法律法规中的某些法律规定比较原则、笼统和模糊，缺乏操作性。我国法律体系在这方面的不足，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就是我国一直奉行的“宜粗不宜细”的立法技术方略。立法上的“粗”通常表现为：（1）有些法律、法规的内容只做了原则性的规定，缺乏应有的可操作性的内容和要求；（2）有些法条文字的字义模糊，无法准确地传递立法者的本意，常常可以对之做“弹性”解释。致使用一法律条文在不同的法官那里，有时甚至在同一法官那里会出现大相庭径的理解与运用，从而使得法官县有的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例如，购买假商品用于打假的王海是不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保护的消费者，人们的理解就有很大的不同，在有的法院，王海被认定为消费者，而在另一些法院王海却不是消费者，从而做出了完全相反的判决，这正是由于“消费者”这一法律概念具有模糊性所致。（3）有些法律、法规中对保障公民权利的内容规定较少，较模糊，难以操作，而对公民的义务规定却比较具体，法律责任比较明确。（4）就法律的内部结构而言，我国现行的法律体系中的有许多法律规定缺少具体的法律后果或法律责任条款。而法律的最主要体现是要使行为人明确其行为的法律后果，若法律规定缺少这一重要因素，就会从根本上消除法的功能。

第四，我国现行的法律体系在与WTO规则的接轨方面仍显不足，入世后，建立在反歧视原则基础上的国民待遇原则必须要贯彻，但至今仍有一些法律规定未达到该项要求，而另一些法律规定又实施了“超国民待遇”。如：为吸引外资，特别是一些地方性法规常常让外资享有远高于国内企业的优惠等。同时在反补贴、反倾销、政府采购、海关估价、知识产权贸易、服务贸易等方面则有更多的立法工作要做。法律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

二、现代性法律体系应具备的基本特征

法律体系现代化以不断完善的现代性法律体系为指向，这种现代性法律体系应在克服现有法律体系上述不足基础上加以建构，它应当具备完备性、系统性、动态性、开放性、无矛盾性等基本特征。

（一）完备性

现代性法律体系应当具有完备性，这是推进法制现代化国家对法律体系的基本要求，亦是与传统性法律体系的重要区别之所在。其含义是指整个法律体系应尽可能涵盖各方面的法律制度和法律规范，这样的法律体系“一要门类齐全；二要成龙配套；三要备而不繁。”③法律体系的完备性主要包括：

第一，法律体系在形式上应当是完备的。由于法律体系在一定定义上是指一国法律的形式结构整体，因此法律体系是否完备，就可以从形式上加以考量。形式完备的法律体系，首先必须部门齐全，不得有残缺。既要有根本法，又要有普通法，既要有一般法，又要有特别法；既要有“原则法”（原则规范），又要有“具体法”（实施细则），等等。总之，对国内所有社会关系进行调整的法律、法规、规章都要一应俱全，不留“空白”。其次，相应的实体法必须有与之匹配的程序法来实现其所要达到的目的。就是说，我们不能仅有实体法而缺乏程序法，或者有程序法而无相应的实体法。在形式上不仅要求实体法与程序法并存，而且要求二者之间的相互适应。不过，形式完备的法律体系决不可能短时间之内形成，它是一个逐③郭道晖《建构使用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的原则与方略》《中国法学》1994第1期。

步完善和发展的过程。从哲学的观点看，这个过程是一个不断由相对不完备到相对完备，又从相对完备到相对不完备，再由相对不完备到相对更完备的不断递进过程。

第二，法律体系在内容上应当是完备的，它要求：应当调整的法律行为和法律事项都已经被法律制度及其法律规范规定得清楚明白，无所疏漏。应当立法的社会各方面均制定了相应的法律，社会几乎没有无法可依的情形，即使偶然出现了这种情形，也能很快地从立法上得到完善，使法律体系达到相对更为完备的状态。法律体系在内容上的完备也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因为法律体系中的各种法律对于各种权利和义务的设计应不断适应社会生活的要求，而且少有冲突与残缺。

第三，法律体系内的制度设计必须与实际相符，即法律制度的构想、制作、目标都必须适合国情，适合整个法律的整体，适合于法制现代化进程中不同时期的现阶段，适合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法律监督各环节与整体协同的实际需要。因此法律体系的设计应当与实际保持高度的契合性，不切合实际的法律体系，即使可以具有某种形式上的完备性，但绝不可能有内容上的完备性。在现实生活中，它不可能发生实效。

（二）系统性

系统是由相互作用和相互依赖的若干组成部分结合而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这是所说的“有机”，“一是说明这种结合是按照一定规律的，是一种有规律的联系；一是说明

④这种结合不是简单的机械的拼凑，而是为着某种整体性的功能而结合而联系。”可见任何体

系都不 应当是残缺不全、零乱松散的“大杂烩”。法律规范应是按照一定的原则将一国现存的法律规范整合而成的互利衔接、互相呼应、互为补充、互相制约的有机整体。正如郭道晖所指出的：“立法体系不是一大堆法律、法规、规章的简单堆砌，而是由这些基本要求，按一定的门类、源流、主从、平等或不平等关系，优化组合而成。”⑤它应是一个层次分明、位阶有序的有序结构。可见法律体系应当具有系统性的特征。法律体系强调的是各种法律制度和法律规范的整体功能，而不仅仅局限于单个法律制度和法律规范的作用。当前我们正常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与此相适应，我们就必须努力建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这一体系至少包括以下几个层次：（１）最高位阶是规定有关市场经济根本问题的宪法；（２）规定有关市场经济重大问题的基本法，如民法、税法等；（３）规定市场主体及其行为等重大问题的法律，如企业法、公司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４）规定由第三层次派生出的种种具体问题的法律，如由公司法派生出的有限责任公司法、股份责任公司法；（５）贯彻实施上述第三、四个层次法律的法规、规章，如破产法等。依照上述不同“位阶”所构成的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必将是一个“金字塔式”的层次分明、有条不紊的结构。

（三）动态性

受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的制约，人们不可能构建出一个一劳永逸的僵死法律体系。任何国家的法律体系都应该在保持稳定性的基础上，不断推进其向前发展。“法随时转”是中国历代法家，尤其是近代变法维新志士们所孜孜追求的，尽管时代不同了，但“法随时转”的法制观念仍然被继承。社会生活在不断发展变化，法制要跟上社会发展步伐，适应社会生活，就必须不断对原有的法律体系进行调整。有时可能是结构调整，有时则可能是革命性变革。可见，现代化法律体系就应当具有动态发展之特性，法律体系所具有的这种动态性意味着：（１）法律体系中的法律部门、法律规范在数量上不是一成不变的，在推进法制现代化进程中，它们总会不断得以充实和完善；（２）法律体系内部结构包括法律部门结构、法典结构、法律规范之间的结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也会随时代的发展而作出自己的内部结构调整，以适应社会发展。总之，在法制现代化进程中我们追求的不是法律体系的一成不变，而是法律体系如何变得更为科学，最能反映法律发展的现状与前景，最能适应法治的时代要求。法④

⑤吴元梁《科学方法论基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1版，第235页 郭道晖：《建构适应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的原则与方略》，《中国法学》，１９９４年第一期

律体系的不断完善过程就是对已有的法律体系不断修正的过程。

（四）开放性

法律体系作为一个系统不可能是封闭的。“根据非平衡系统的自组织理论，任何一个系统要出现自组织现象，使自身形成一种更为有序的稳定结构，就必须是远离平衡态的开放系统，即不断与外界环境交换物质、能量和信息，输入负熵流。”⑥法律系作为一种耗散结构必须具有开放性，因为法律体系的建构与完善始终都要受本国的政治环境、经济环境、科技环境、文化环境、道德环境等社会环境的影响和制约，同时还应充分考虑到国际社会的影响，解决如何与国际法律制度接轨的问题。

（五）无矛盾性

无矛盾就是普通逻辑不矛盾律对所有体系提出的基本要求。作为法律体系，它当然要求各种规范之间必须协调一致，不能出现相互矛盾、冲突的情形，这不仅是保证法律的统一性，适用的可行性和整体的功能性的重要条件，而且也是法律体系的内在要求和其发展的客观规律。如果各种法律规范之间相互不协调即出现下位法与上位法相互矛盾、不同法律部门乃至于同一法律部门不同的法律规范之间相互冲突、同一部法律内部前后规范之间相互对立的情形，则上述“三性”必然遭到破坏。面对这样的法律体系，人们必然无所适从，这势必也会妨碍健康的社会秩序的形成。因此，“在现代国家中，法不仅必须适应于总的经济状况，不

⑦仅必须是它的表现，而且还必须是不因内的矛盾而自己推翻自己的内部和谐一致的表现。”

法律体系无矛盾性的基本要求是：从横向来看，个法律部门的法律规范之间必须一致，不得相互矛盾，同一法律部门内的不同层次的法律、法规、规章的规范必须一致，不得相互矛盾；从纵向来看，具有不同效力等级的法律、法规的规范之间也必须一致，不得相互矛盾。同时各法律部门、法律形式的规范还必须与宪法协调一致，不得与宪法相抵触和冲突。“法律体系要求内部的协调和统一，要求层次错落分明，不相矛盾，这是一种美。由法律所形成的关系体系和行为体系，井然有序，和而不同，也是一种美。”⑧只有构建这样的具有美感的法律体系，才能推进具有美感的法律秩序的建设。

三、以人为本的现代性法律体系构建的基本原则。

隨 着我国十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将“国家尊重和保

障人权”的条款第一次入宪，构建以人为本的现代性法律体系的任务也就摆在了国人面前。而要将目前已有的法律体系真正转换为以人为本的现代性法律体系决不可能一蹴而就，它本身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在此，笔者仅就构建以人为本的现代性法律体系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作一简要分析。

首先，要确立权利的至上性与权力的制衡性相同一的原则，以真正地维护人权。现代化法律体系应一方面对公民等法律主体的人权进行尽力维护；另一方面又必须对极易造成权利被侵害的权力进行制约。我们应当本着两者统一的原则去进行法律体系的设计与完善。权利的至上性要求立法者们在立法时，应当以对权利的保障和如何完备权利法律体系为出发点，从而科学地分析现实社会中权利嬗变现象并使之上升为法权形式，充分赋予人们各种自由权利。确立权利之于义务，权利之于权力的至高无上地位，以真正实现马克思所设想的人类社会及其法律文明的美好前景：从以“人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法律文明体系，发展到以“物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法律文明体系，最后发展到理想的以“人的自由个性”为基础的法律文明体系。⑨然而我国现有的法律体系对广大公民权利的保护仍存在明显之不足：⑪仍有一些公民的基本权利还没有专门立法予以保护，如宪政程序法、新闻自由法、出版自由法、结⑥

⑦刘悦伦等：《决策思维学》，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版第143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88页。

⑧ 吕世伦等：《法律•秩序•美》，《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

⑨ 参见公丕祥主编：〈〈当代中国的法律革命〉〉，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1页。

社自由法、罢工自由法等基本权利权法等为立法空白；⑫公民的有些权利已出现了制度性消解，如中国劳动保障法就把农民劳动权及其基本生存保障权的保护被排除在外，等等。除了法律体系自身对权利的规定不完善外，我国的法律体系还在一定程度上对公民让渡给少数人行使的权力缺乏制约，固而现实生活中时有缺乏制约的权力对公民法定权利的侵害情况发生。所以现代性法律体系还必须对权力进行制约。由于公权力是由公民让渡给少数人并由其行使的权力，这样，权力制约也就包括对权力获得的制约和对权力行使的制约两个方面。可以说，在所有制约机制中，最有效的制约手段应该是法律，这通常是由两个因素决定：“一是任何权利的行使一般地都是以法律为依据的，并以法律作为权利行使的范式与轨迹；二是

⑩在制约权力的规范中惟有法具有国家强制力做保证，并具有公认公知的特点。”通过法律对

公权力进行制约最终还是为了更好地保障人权，实现人自身权利的最大化。

其次，要确立实现自由与维护秩序相统一的原则。与人类社会通常被划分为专制社会和民主社会相适应，人类社会的法律体系也可分为以实现专制性统治为指向的法律体系得以实现民主性统治为指向的法律体系，前者培植的是以义务为本位的法律体系；后者培植的则是以权利为本位的法律秩序。以设定义务为主要任务的法，其特征是以要求公民向国家义务为主要内容，个人无权利自由。故社会状态以有秩序却无自由呈现；而以设定权利为主要任务的法，其特征是国家权力服从、服务于权利，法律以保障人的权利实现为主要内容，个人享有法律规定的最大程度的自由。

严格地讲，自由是指做法律不禁止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因此现代法律所确认的自由都应当是法律范围内的自由。自由应当有限度，否则就会破坏一个社会正常法律秩序的形成。诚然，法律对自由的限制并不是限制自由，而是为了保障他人不因你滥用自由而侵犯他应享有的自由权利，因此在立法时必须遵循“自由优先”的原则。自由的价值在利益上的体现就是对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获得的自由；而秩序则是为公民实现和获得利益最大化提供一般安全性保障。可见，自由和秩序最终可归结为对利益的实现。因此我们所构建法律体系应当尽力保障实现自由和维护秩序双重功效的实现。

再次，确立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统一的原则，合理地建构和完善法律体系。在建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过程中根据两点论，我们应着重处理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关系：（１）既要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主人翁地位，保障公民享有广泛切实的民主权利和自由；又要规范人民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权利和享有自由的程序与方式。规定公民对国家安全、社会稳定、人民生产生活秩序的义务和责任。（２）既要增强党和国家的活力，巩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又要规范、约束国家机关的组织和职能，防止滥用权力。（３）既要确立多元的市场主体，并维护它们之间自由、平等、互利、公平以及合作与竞争关系，规定每个市场主体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又要保证政府对经济运行和发展的宏观调控，对市场秩序与环境和经济安全的有效监督，真正发挥宏观调控下市场机制的作用。（４）既要大力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优化经济结构，扩大对外开放，促进经济增长；又要保护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规范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与完善。（５）既要从中国国情出发，满足现实需要；又要面向世界，关注经济全球化，商业规则国际化所带来的法律全球化、国际化的动态和趋势。（６）既要注重实体法的制定；又要注重程序法的制定。（７）既要调动有立法权的各级国家机关的立法积极性；又要规范各自的立法程序、11界定各自的立法权限和范围。不过上述七个方面各自显示出来的两点，都是有重点的两点。

因此我们只有在对我国现有法律体系进引认真研究的基础上，重点予以突破，才能真正建立起符合中国实际的现代性法律体系。⑩ 卓泽澜：《法制国家论》，中国方正出版社，2001年1版，第63页。

转引自：倪正茂：《当代中国法律体系及其发展模式探索》，《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2000年第1 期第146－147页。11

最后，应确立“本土性”和“世界性”相统一的原则。就是说，现代性法律体系的建构一方面应当立足于中国国情。既要符合中国传统的乡规民约和善良风俗，又必须兼纳中国法律近代化和现代化过程中存在的法律传统中的合理性因素；另一方面，又必须具有较强的兼容性和开放性，即要保留传统中大陆法系因素，并能兼容现代大陆法系在制度和规则方面的新发展，又要在当今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逐渐走向融合的过程中，积极吸收英美法系所具有的一些先进的制度规则和法律规范。这样的法律体系当然是能够和国际接轨，步入国际共同发展轨道的法律体系。

第二篇：论我国创业投资法律体系建设

创业投资（venturecapital，亦称“风险投资”）作为“支持创业的投资制度创新”，对于推进创业型经济的发展和增加社会就业具有重要的战略性意义。但是，创业投资由于所支持的对象是未上市创业企业，不仅具有高风险性，还往往是一种权利义务高度不对称的投资活动。例如，投资于具有流动性的上市公司股票，投资者既可通过股东大会等渠道行使“以手投票”的权利，也可随时出售股票行使“以脚投票”的权利；而对创业投资而言，则很难行使“以脚投票”的权利。正因为创业投资一方面具有重要的战略性意义，另一方面自身又处于弱势地位，所以，从法律上切实保护创业投资的权益便显得格外重要，但由于创业投资在运作过程中必然要涉及与之相关的方方面面，因此，只有建立健全完善的创业投资法律体系，才能切实保护创业投资的权益。

创业投资法律体系的基本构成

从创业投资运作的内在要求和国际经验看，完善的创业投资法律体系应当包括五个方面的法律制度安排。

一、与创业投资基金组织形式相关的法律制度

创业投资的主体按其组织化的程度不同，可以分为“非组织化的创业投资”和“组织化的创业投资”两大类。前者系由分散的个人或非专业机构以其名义直接或通过委托方式间接从事创业投资；后者系由两个以上的多数投资者通过“集合投资”形成新的财产主体，再以新的财产主体的名义进行投资，由于它具备了国内所俗称的“投资基金”的本质内涵，故本质上即是创业投资基金。在以上两大形态的创业投资中，通过创业投资基金间接从事“组织化的创业投资”既有利于实现投资运作的专家管理，又有利于形成专业的创业投资市场。根据创业投资的特点，创业投资基金通常必须以公司或有限合伙的形式设立，因此，完善的《公司法》和《合伙企业法》等法律是发展创业投资的首要前提。由于创业投资（基金）公司和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等企业具有区别于一般加工贸易类企业的特点，所以，往往需要根据创业投资（基金）企业的特点，对《公司法》和《合伙企业法》等法律进行适当修订；有时甚至需要在《公司法》和《合伙企业法》等法律的基本框架下，制定有关创业投资（基金）企业的特别法。

例如，我国台湾地区的创业投资业之所以在上个世纪80年代即得以快速起步，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台湾的公司法比较适用于创业投资基金，并于1983年根据创业投资（基金）公司的特点，制定了《创业投资事业管理规则》这部专门调整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特殊法令。美国作为最早探索发展创业投资的国家，其创业投资之所以在上个世纪70年代受阻，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投资公司法》这部调整包括创业投资（基金）公司和证券投资（基金）公司在内的特别公司法，主要仅适用于证券投资（基金）公司，却并不适用于创业投资基金（公司）。按照《投资公司法》及其配套的《投资顾问法》的规定，投资者超过14人的投资公司，不得实行业绩报酬。这一限制虽然有利于抑制证券投资基金经理人的冒险投机动机（在证券市场上冒高风险通常能获得高收益，基金经理也随之将获得高业绩报酬；而一旦冒险失败，投资亏损却完全由投资者承担），保护中小投资者权益，但对创业投资基金而言，却是不够公平的。因为，证券投资基金的单位净值可以通过市场得到体现，借助于市场本身即可较好地激励基金经理人（基金业绩好时，基金经理可以受托更多的资产；否则，基金经理将很难再管理更多的资产）；然而，对创业投资基金而言，由于它所从事的是长期投资，往往要5～7年后才能体现业绩，只好更多地借助于业绩激励来尽可能地解决基金经理与投资者的收益一致性问题。正是这种人为的业绩报酬限制及其他法律限制导致美国的公司型创业投资基金的发展受阻。幸亏以有限合伙形式设立创业投资基金可以逃避“投资者超过14人即不得实行业绩报酬”的人为法律限制并被视作免税主体，加之通过数次修订《统一有限合伙法》使得有限合伙引进了不少公司制度的运作机制；所以，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有限合伙型创业投资基金得以发展起来。

二、与创业投资基金募集方式相关的法律制度

创业投资是一种高风险的且不具有公开信息的长期投资活动，所以，创业投资基金更适合于以私募方式募集资本。因此，完善关于创业投资基金私募方式的法律制度同样十分重要。但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创业投资基金的私募与证券投资基金以及其他类型证券的私募（包括加工贸易类公司通过私下发行股票募集股本）相比，在募集对象、募集方式、募集程序和对募集对象的保护等方面都具有相同点，所以，世界各国均不是通过制定单行的《创业投资基金法》或《投资基金法》来解决创业投资基金的私募问题，而是通过《证券法》来对“私募条款”进行统一规定。

从国际经验看，为了切实避免并不具有风险鉴别能力和承受能力的公众投资者被卷入各类私募活动中，有关私募活动的法律通常从以下两个方面加以规定：一是规定私募只能针对“合格投资者”（qualifiedinvestor）；二是投资者不超过一定人数（100人）。其中，关于“合格投资者”的规定通常又是依据不同的国情而采用不同的标准。在财产制度比较健全的国家，通常以个人或机构的已有资产和目前每年可获得的收入来界定；在财产制度不不够健全的国家，则通常以投资者一次性以其名义购买相当规模的私募证券（比如100万美元）来界定。

三、与创业投资的资金来源相关的法律制度

与创业投资和创业投资基金的自身特点相适应，创业投资的资本来源只宜定位于具有以下特征的投资者群：一是勇敢而富有耐性，具有长期投资理念，最好是对创业活动也具有一定的兴趣；二是具有较高风险鉴别能力；三是具有较强风险承受能力。按照这些要求，创业投资基金的资本来源主要宜定位于：（1）富有个人，尤其是那些曾经创业成功的富有个人；（2）大型企业；（3）人寿基金等各类保险基金；（4）银行等金融机构。

在以上四大主要资金来源中，人寿基金等各类保险基金作为一种典型的风险资产，随时处于“理赔”风险中，对“安全保值”的要求高，但由于它们的资金规模大，故以较小比例（如不超过5％）的资金从事创业投资并不会造成整体性风险。银行资金对“安全性、流动性”的要求较高，所以，一般意义上的银行资金不适合从事创业投资。但由于银行具有“资金规模大、资本实力雄厚”的优势，因此，将少比例的核心资本用作创业投资，并不会对银行总体资产的“安全性、流动性”构成威胁。但是，由于保险基金和银行资金的使用往往要适用于特定的行业性法律，因而使得这些行业性法律制度直接影响着创业投资基金的资本来源。所以，在考察创业投资法律体系时，还必须将《保险法》、《银行法》等行业性法律制度也包括进去。例如，在对金融业实行“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国家，都倾向于禁止商业保险基金（包括人寿基金）、银行资金直接从事投资业务。而随着金融业内部系统管理技术、风险控制艺术的提高和金融监管体系的完善，不少国家也正在逐步放开商业保险和银行运用部分资金从事投资业务的限制，从而拓宽了创业投资基金的资本来源。美国的创业投资基金之所以在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步入新一轮快速发展的高潮，其中很重要的因素即是通过两次修订《雇员退休收入保障法》，使得人寿基金能够进入创业投资领域，并且在受托人是否需要登记为“投资顾问”方面获得特别豁免。在英国，商业银行由于可以通过另行成立附属性创业投资公司或参股社会性创业投资公司的方式从事创业投资，故已经成为仅次于人寿基金的第二大创业资本来源。

四、与创业投资的投资运作方式相关的法律制度

为了分散创业投资过程中的高风险，一家创业投资基金通常必须对多个项目进行组合投资，因此，只有规定创业投资基金具有一定的资本规模，才可能保证创业投资基金具有起码的组合投资能力和抗风险能力。但创业投资作为一种谨慎而有耐性的投资，通常需要在对拟投资项目进行谨慎调查之后才会决定实际投资，因此，在法律上允许创业投资（基金）公司的资本分期到位，对于避免资本闲置具有重要意义。

创业投资的一项重要使命是发挥创业投资家的资本经营优势，为创业企业提供包括制定长期发展战略与市场营销策略、物色战略合作伙伴和关键人才、部署融资安排和重构财务结构等多方面的创业管理服务，以培育和辅导创业企业快速成长和发展。美国和英国的创业投资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功，就在于它们特别注重在为创业企业提供股权性资本支持的同时，还提供重要的创业管理服务。美国的《投资公司法》修正案之所以将创业投资基金定名为“企业发展公司”（BusinessDevelopmentCompany），并将其界定为“投资于……非公开交易的证券，并且向这种证券的发行人提供重要而有效的管理帮助……”（见“InvestmentCompanyActofl940”修正案第二节第48款），即是为了引导“企业发展公司”能够为所投资企业提供创业管理服务。为了使“企业发展公司”切实履行提供创业管理服务的职能，《投资公司法》修正案甚至就“企业发展公司”所必须提供的“经营管理上的重要帮助”的具体内容作出了详细规定，即：“（A）企业发展公司通过其董事、高级职员、雇员或一般合伙人，向发行非公开交易证券的公司提供，并且经后者同意确实提供了有关管理、运作、经营目标与策略等方面的重要指导与建议；（B）独自或与其他企业发展公司一起共同控制一家发行非公开交易证券的公司，并对其经营管理与经营策略之制定具有决定性影响；（C）若企业发展公司是一家经小企业管理局批准并依据《1958年小企业投资法》运作的小企业投资公司，则可以向发行非公开交易证券的公司提供贷款”（见“InvestmentCompanyActof1940”修正案第二节第47款）……此外，为了避免企业发展公司所提供的“经营管理上的重要帮助”流于一般性的咨询服务，有关条款还就满足“经营管理上的重要帮助”的条件作出具体界定。若仅仅只是提供了一般咨询服务，则仍只能被视为“没有达到提供经营管理上的重要帮助”的要求。

创业投资公司应当参与所投资企业的经营管理，但为了避免其蜕化为控股公司，有关法律又通常规定其必须按照组合投资方式进行运作。例如，规定创业投资公司对单个企业的投资不得超过其创投公司总资产的一定比例。这样，也便于创业投资公司适度地分散风险。

五、与创业投资的投资退出相关的法律制度

创业投资区别于产业投资的显著特点是，产业投资以投资经营产品（或服务）为手段，以获取产品（或服务）销售收益为目的；而创业投资则以投资经营企业为手段，以获取转让企业股权后的资本增值收益为目的。因此，在所投资企业发育相对成熟后，创业投资就一定要适时退出。虽然创业投资退出的方式有推动所投资企业上市、私下转让所持股权，整体并购、创业者回购和清算等五种，但通过推动所投资企业上市的方式实现投资退出是最利于投资收益实现的方式，由于传统的股票交易所主要是为成熟企业提供上市融资的场所，上市门槛较高，通常必须有持续盈利业绩，因此，如果仅仅寄希望予主板市场，不仅不利于快速成长的创业企业上市融资，也不利于创业投资比较快地实现投资退出。所以，世界各主要经济体，在设立有主板市场的条件下，还纷纷设立创业板市场。与创业板市场的上市门槛较低相对应，创业板市场的运行风险也相对较高，故对创业板市场往往需要另行制定专门的运行与监管规则。所以，在构建创业投资法律体系时，还必然地涉及与创业板运行与监管规则相关的各种法律法规。

我国创业投资法律体系存在的问题

与创业投资业发达国家与地区都建立有完善的创业投资法律体系不同，尽管我国已制定有与创业投资相关的《公司法》，《合伙企业法》、《证券法》、《商业银行法》、《保险法》等法律，但由于在制定这些法律时没有考虑到创业投资的特点，导致现行法律体系并不适应创业投资业发展的要求，不仅较难为创业投资提供特别法律保护，反而在若干方面构成法律障碍，具体表现为：

一、现行《公司法》在创业投资基金组织构架、资金募集以及创业投资运作与退出等环节上的不适应性

1.现行《公司法》在创业投资基金组织构架、资金募集及创业投资运作与退出等环节上的不适应性。

（1）不利于创业投资（基金）公司采用多样化的委托管理方式。创业投资公司所体现的法律关系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这种委托—代理关系既可以体现在董事会与其经理班子之间，也可以体现在公司董事会与另一个专业的投资顾问公司之间。尤其是随着创业投资家队伍的发育成熟，一些规模较小的创业投资公司完全可以委托别的创业投资公司或创业投资顾问公司代为其管理资产。这样，既可以避免因为自身资本规模小、难以请到一流的创业投资管理团队的问题，又可以提高创业投资管理的规模效应。但现行《公司法》却仅仅为董事会与经理班子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提供了法律依据。

（2）多重公司行政机关可能导致创业投资（基金）公司过高的制度成本。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发展，世界各国的公司法律都已实现权力结构中心从传统“股东大会中心主义”向现代“董事会中心主义”的转变。为了更好发挥经理人员的专家管理的积极性，在完善法人治理机制的前提下，正在赋予经理人员更多的经营自主权。为了提高运转效率、降低运作成本，可以授权股东大会自行决定精简不必要的公司行政机关。例如，当公司委托其他机构管理资产时，公司董事会在很大程度上就同时起着监事会的作用，因此，自然可以不再设监事会。但是，按照现行《公司法》，创业投资（基金）公司一律必须同时设立董事会和监事会，这不仅增加了运营成本，也不利于提高投资决策的高效率。

（3）缺乏对经理人员或其投资顾问公司的激励机制安排。激励机制是解决创业投资基金管理过程中信息高度不对称性问题的必要制度安排，而现行《公司法》并未为创业投资（基金）公司可以实行业绩报酬提供法律依据，从而使得许多国有控股创业投资公司很难实行国际通行的业绩报酬机制。

（4）缺乏促进创业投资公司建立责任约束机制与成本约束机制的条款。创业投资公司除了建立起激励约束机制外，还通常必须建立起严格的约束机制。例如，通过设立有限的存续期（通常为10—15年），存续期一到便予以清盘，使得经理人员的经营业绩很快就水落石出，从而强化出资人对经理人的责任约束。通过规定固定的“管理运营费用”，约束经理人员将开支控制在一定幅度，从而建立起成本约束机制。但现行《公司法》却缺乏针对创业投资公司特点的类似条款，从而使得一些创业投资公司有可能通过做假账的方式将亏损无限期地掩盖。一些创业投资公司刚刚成立，首先想到的就是购买豪华写字楼和汽车，肆意挥霍投资人的钱。

2.现行《公司法》在创业投资基金的资金募集环节上的不适应性。

如前所述，创业投资（基金）公司通常只能以私募方式设立，但按照现行《公司法》，创业投资（基金）公司却无法以私募方式设立。尽管《公司法》规定股份有限公司可以按“募集方式”设立，但这里所谓“募集方式”特指“公开募集”；除“公开募集”外，股份有限公司就只能按“发起方式”设立。对有限责任公司，则只能采取“出资方式”设立。就加工贸易类企业而言，只能以“发起方式”、“出资方式”设立倒也并不构成大的法律障碍。因为，加工贸易类企业通常可以先由少数几个创业者以共同出资方式或共同发起方式设立后，再逐步增资扩股。然而。对创业投资（基金）公司而言，在设立伊始通常就需要一定的资本规模，而仅仅靠少数几个投资者以共同出资方式或以共同发起方式设立则较难形成规模，所以，往往还需要由更多的并不参与具体设立事宜的投资者的投资。但由于这两类不同投资者在公司设立过程中所实际拥有的权利并不完全相同（具体参与设立事宜的投资者拥有更多支配权，不参与设立事宜的投资者的权利则较易受到侵害），因此，如果不通过相应的制度安排（如参与设立事宜的投资者应受到必要的监督并履行更多义务）来均衡这种权利上的不平等，就很难吸引更多投资者的参与。现行《公司法》正是由于对出资方式和发起方式的规定过于笼统，才导致难以吸引民间资本加盟。目前已经设立的各类创业投资（基金）公司主要仅限于少数几家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共同出资或共同发起，其原因即缘于此。

3.现行《公司法》在创业投资的投资运作环节上的不适应性。

（1）没有为创业投资（基金）公司的资本最低限额提供法律依据。为了保证公司拥有一定的责任能力并达到一定的经营规模，现行《公司法》按照公司的不同性质，对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最低资本限额做了规定。特定行业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最低限额需要高于所定限额的，由法律、行政法规另行规定。创业投资公司作为一种专门从事资本经营的特殊类型的公司，显然属于需要对其最低资本限额另行做出特别规定之例。但由于目前没有相应的法规来对其最低资本限额做出特别规定，导致目前一些地方性创业投资公司的资本规模过小。有些创业投资公司只有几百万的资本，由于抗风险能力极低，很难进行有效的组合投资，只能做一些短平快的项目。

（2）实收资本制度造成创业投资公司的资本闲置。按照《公司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为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全体股东实缴的出资额”。按照第七十八条第一款规定，“股份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为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实收股本总额”。应该说，在中国现行社会信用状况与法律制度环境下，这种实收资本制度还是有一定合理性的。尽管它有可能导致资金闲置，但对于一般加工贸易类公司而言，这个问题并不是很突出。因为加工贸易类公司完全可以以较小资本金注册，然后再慢慢增资。然而，对于创业投资公司而言，一方面需要一定的资本规模才具有抗风险能力；另一方面如果按照现行的实收资本制将所有资本在注册时一次性注入，就必然导致资金闲置问题。

（3）对外投资限制与创业投资（基金）公司的设立宗旨相违背。现行《公司法》第十二条所规定：“公司向其他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的，除国务院规定的投资公司和控股公司外，所累计投资额不得超过本公司净资产的百分之五十。”这一规定不仅不适合于大型公司开展“公司附属创业”活动，更不适合于创业投资公司充分发挥其应有的投资能力。因为，创业投资公司通常是以自有资本对外投资，即使对外少量借款也能控制在适当范围；而且创业投资公司的唯一目的就是通过对外投资来获取资本增值，而不是如加工贸易类公司那样对外投资只是副业，主业仍是从事产品经营。所以，要求创业投资（基金）公司对外累计投资额不得超过其净资产的百分之五十不仅没有必要，也有违其设立的初衷。

（4）没有为以特别股票方式投资创业企业提供法律依据。与创业投资能够以可转换优先股等特别股权方式进行投资相适应，创业企业应当可以向创业投资机构发行特别股票。但我国现行《公司法》目前还只是为公司发行普通股提供依据。尽管按照《公司法》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公司发行除普通股以外的股票可以由国务院另行规定，但迄今为止，国务院并没有就公司发行特别股票作出过规定。在这种法律环境下，如果创业投资公司以可转换优先股等形式进行投资，就必然面临缺乏法律保护的问题。

（5）没有为创业投资公司的组合投资方式提供法律规范。由于《公司法》未能针对创业投资公司制定组合投资规范，导致了不少创业投资公司在实际运行中演变成了投资控股公司。

4.现行《公司法》在创业投资的投资退出环节上的不适应性。

按照1999年《公司法》修改前的有关条款，公司只有具备了3年持续盈利业绩后方可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这种高门槛显然既不利于高速成长中的创业企业通过公开上市的方式融资，也不利创业投资快速实现退出。尽管1999年底在修改《公司法》时规定“高新技术企业可另行规定”，但由于无法对“高新技术”进行准确的法律界定，也不宜以科技含量作为公司能否上市的标准，所以，这种修改并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在这种情况下，有关部门不得不决定分两步建成创业板，即第一步在《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框架内推出“中小企业板”，待《公司法》修改后再降低门槛建成真正意义上的创业板。

二、《合伙企业法》在创业投资基金组织结构和资金来源环节上的不适应性

1.在创业投资基金组织结构环节上的不适应性。

目前国际上的合伙企业立法纷纷借鉴公司的三大机制来实现合伙企业的自我完善：一是赋予合伙企业以法律实体的地位，便于合伙企业更好地行使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二是允许合伙人会议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类似公司股东大会的作用，从而使所有合伙人都能在一定条件下参与合伙事务的重大决策；三是允许合伙人对合伙进行派生诉讼，从而更好地保护各类合伙人的权益。但我国现行的《合伙企业法》还仅仅停留于为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和小作坊式的加工贸易类企业提供法律规范的地步，无法满足创业投资基金对企业组织结构的要求。

2.在创业投资基金的资金来源环节上的不适应性。

按照现行的《合伙企业法》，创业投资基金如果按合伙形式设立的话，就只能按普通合伙企业形式，而无法按有限合伙企业形式设立。由于合伙人仅仅限于自然人，从而使得最适合创业投资基金特点的机构投资者无法参与创业投资合伙基金。由于《合伙企业法》要求所有合伙人必须对合伙企业承担无限责任，使得并不具体参与合伙事务的合伙人由于惧怕承担无限连带责任而不敢投资于合伙企业。

三、《证券法》在创业投资基金的资金募集环节上的不适应性

私募作为一种与公募相对应的直接融资方式，在西方资本市场上占有不可或缺的半壁江山。由于私募市场上的投资者通常具有较强风险承受能力和较高风险鉴别能力，所以，只需规定投资者的资格，以确定谁是“合格投资者”，投资风险就完全可以由投资者自行承担。对发行主体，则通常是豁免审查。由于通过私募发行的证券仍然属于证券范畴，因而在国外普遍通过《证券法》等法律一方面规定“合格投资者”的条件，另一方面设立“发行主体豁免审查”条款。这样，既充分发挥成熟投资者的风险自担作用，又能回避政府的行政干预，而且还能确保正常的市场秩序。但在我国，由于出台较早的《公司法》没有为公司私下发行股票等票券提供法律依据，导致后来出台的《证券法》也仅限于对公开发行证券进行相应的规定，对包括创业投资（基金）公司股票在内的各类证券的私募则未能设置任何规范性条款。因此，创业投资（基金）公司的私募得不到《证券法》的法律支撑。

四、《保险法》、《银行法》等法律法规在创业投资的资金来源环节上的不适应性

根据1995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一百零四条第二款规定，“保险公司的资金运用，限于在银行存款、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和国务院规定的其他资金运用形式”。尽管根据“国务院规定的其他资金运用形式”这一活口，经国务院批准，目前保险资金可以部分地通过证券投资基金间接投资于证券市场，但要使之能够通过创业投资（基金）企业间接从事创业投资，则又受第三款“保险公司的资金不得用于设立证券经营机构和向企业投资”的限制。尽管2002年我国对保险法作了一些修订，但修订后的保险法依然禁止保险资金用于设立证券经营机构和保险业以外的企业。

依据1995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四十三条规定，“商业银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得从事信托投资和股票业务，不得投资于非自用不动产……不得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投资”。2003年，该条虽然被修订为“商业银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得从事信托投资和证券经纪业务，不得向非自用不动产投资或者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投资，但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然而，由于目前并没有为商业银行可以向创业投资（基金）企业投资制定特别规定，使得商业银行还无法成为创业投资资本的现实来源。

尤其是在利用外资来我国设立中外合资创业投资公司方面，更是存在许多的障碍。本来，国外资金通过创业投资公司来我国从事创业投资，在性质上已经不同于外商直接来我国投资办厂或是设立以投资办厂为目的的产业投资控股公司。后者是一种直接投资行为，可能直接控制国内企业，涉及国家经济安全问题；前者却只是一种财务性投资，即投资的目的仅仅是为了从财务上获得资本增值，一旦所投资企业发育成熟不再具有高成长性时就会立即撤出，因而不会造成对所投资企业的控制，不涉及国家经济安全问题。就此而言，以创业投资方式吸引外资可以说是引进外资的一种最佳方式，但是，由于我们对外资以创业投资方式来中国投资的意义缺乏足够认识，导致不仅没有任何鼓励性政策，反而对其存在着种种歧视。例如，在我国设立的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可以享受各种税收优惠政策，但根据2003年出台的《关于外商投资创业投资公司缴纳企业所得税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外商投资创业投资企业却“不得享受税法规定的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的有关税收优惠待遇”。］

建立健全我国创业投资法律体系的对策

借鉴国际经验，结合我国实际，当前应当从以下五个方面加快建立健全创业投资法律体系。

1.尽快出台《创业投资企业暂行办法》，部分解决创投基金的设立与投资运作问题。

从根本上讲，必须对《公司法》和《合伙企业法》进行全面修订，才能彻底解决以公司和有限合伙形式设立与运作创业投资基金的法律问题。但是，由于全面修订《公司法》和《合伙企业法》非一日之功，比较现实的选择便是根据《公司法》中的“国务院另行规定”条款，另行制定《创业投资企业暂行办法》，以部分解决创业投资基金按公司形式设立与运作的法律依据问题。

为适应创业投资（基金）公司对组织结构的要求，一是可以在现行《公司法》框架下，制定允许创投公司可以聘请投资顾问机构等法人担任“经理”的条款，以实现创投公司的委托管理。二是在《公司法》的基本原则下，分清董事会和经理班子（或受托管理的投资顾问机构）的权利义务，通过赋予后者更多的经营权来提高投资决策效率。三是规定创业投资公司实行业绩报酬的条件与方式，帮助创业投资企业建立激励机制。四是规定创业投资公司可以事先设定固定的存续期限和管理运营费用比例，从而为创业投资公司建立有效的风险约束机制和成本约束机制提供法律依据，由于《公司法》并没有禁止可以设定如上规定，所以，通过制定《创业投资企业暂行办法》来设置如上条款，并不违背《公司法》。

同上道理，为适应创业投资（基金）公司募集资本的要求，可考虑创业投资公司在发起设立和出资设立过程中，由“主要发起人”和“主要出资人”对创业投资公司的设立承担主要责任，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抵补“主要发起人”和“一般发起人”、“主要出资人”与“一般出资人”存在权利义务不对称性的问题。

为了适应创业投资（基金）公司的投资运作要求，一是可以依据“国务院另行规定”条款，设定创业投资公司在设立之初即要求一定规模的资本额，从而确保创业投资公司具有起码的抗风险能力。二是实行与实收资本制并不必然冲突的认可资本制，即允许创投公司在设立之初必须注册一定规模资本的前提下，可以在运作过程中随时增资扩股，每一次增资扩股之后只需报管理部门认可，而无需经管理部门审查批准。这样，既减少了审批环节，又不至于导致资本闲置。三是可以依据现行《公司法》所设置的“国务院规定的投资公司和控股公司”可以不受对外投资比例限制的条款，明确“创业投资公司可以以全额资本对外投资”，从而更充分地发挥创业投资公司的投资功能。四是根据《公司法》的“国务院可以对公司发行本法规定的股票以外的其他种类股票，另行作出规定”条款，明确创业投资企业所投资的企业可以对创业投资企业发行“可转换优先股”，“特别投票权普通股”等特殊类型的股票，以促进创投公司以股权形式进行投资，并为所投资企业提供增值服务。五是在组合投资规范方面，以创业投资公司对单个企业的投资不得超过创投公司总资产的15％较为合适。这样，既避免其蜕化为产业投资性质的控股公司，又使创业投资公司能够相对集中地投资。

2.积极稳妥地推进《公司法》和《合伙企业法》相关条款的修订工作。

如果《创业投资企业暂行办法》能够尽快出台，则可以比较从容地在《创业投资企业暂行办法》实施过程中，结合创业投资的特点，研究如何修订《公司法》和《合伙企业法》。在修订《公司法》时，应积极研究借鉴国际公司立法中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立”原则，适当下放董事会的权力，以便更充分地发挥基金管理人的作用。对于另行委托专业性管理顾问公司管理的创业投资公司，创业投资公司可以不再设立监事会，而是由董事会代行监事会之职，从而降低创业投资公司的制度成本。在修改《合伙企业法》时，应当借鉴国际社会有限合伙立法的经验，允许新创设的有限合伙制度从起步伊始即可借鉴公司的制度优势来实现自我改造，从而较好地克服传统有限合伙制度的弊端。一是明确有限合伙的法律实体地位，以便有限合伙企业能够独立行使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和责任。二是强化合伙人会议制度，使之有条件地发挥类似公司股东会议和董事会的作用，以便有限合伙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合伙事务，三是借鉴美国的“有限责任有限合伙”经验，在特定条件下允许普通合伙人也只需承担有限责任。四是借鉴引进美国公司的“派生诉讼”制度，允许有限合伙人对合伙企业进行诉讼，从而更好地保护有限合伙的权益。

3.修订《证券法》，从根本上解决创业投资基金的私募问题。

在适当时机修订《公司法》，允许公司可以私募股本的同时，借鉴国外制定《证券法》的经验，在我国的《证券法》中规定各类证券的私募方式和募集对象，以切实保护投资者权益。在国内尚未建立起个人财产登记制度的情况下，可以考虑通过设立最低投资额度（比如500万元人民币），来确保只有相对富有的个人或机构成为私募对象，为了避免私募范围过大，还可设定投资者人数不超过100人。

4.进一步修订保险法、银行法，拓宽创业投资的资金来源。

随着国内保险资金运用越来越成为突出问题，以及保险机构风险管理水平的提高，应不失时机地进一步修订《保险法》，允许保险公司可以以不超过5％的比例，将资金投资入股到创业投资公司或通过委托创业投资公司、创业投资顾问公司运作。在国内银行体系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后，还应进一步修改《商业银行法》，允许商业银行可以将它的资本金投资入股到创业投资公司或通过委托创业投资公司、创业投资顾问公司运作。在《商业银行法》未进一步修订前，可考虑通过《创业投资企业暂行办法》这种特别行政法规，允许银行以不超过5％的资本投资于创业投资企业。此外，应尽快修订有关外商投资的规定，鼓励外商以创业投资方式来我国投资。

5.结合“分步推进创业板市场建设”的进程，修订《公司法》中的公司首次公开招股条件款项，为建成真正意义上的创业板扫除法律障碍。

在“中小企业板”试运行一段时间后，应及时总结经验，研究制定一个比较适宜的创业板上市资格标准，并基于该标准修改《公司法》，以便更多具有成长性的创业企业能够通过创业板融资，并更充分地发挥创业板市场对于创业投资退出的作用。

我们相信，通过以上五个方面的工作，我国的创业投资法律体系一定能够扎扎实实地构建起来。至于国内不少人士正在呼吁制定《风险投资法》，则既不具有可行性，也没有必要性。一方面，由于任何一部法律的调整范围都只能限于可以准确界定的对象，所以将包括“非组织化的创业投资”在内的各种形态创业投资都囊括进《风险投资法》就势必无法操作。另一方面，除了对创业投资基金这种组织化的创业投资需要通过制定《创业投资企业暂行办法》之类的法律法规来调整它的组织结构外，对各种“非组织化的创业投资”则只需修订相关法律法规就足矣。

「参考文献」

1.paulAGompers，JoshLener，AnanalysisofcompensationintheU.S.venturecapitalpartnership.JournalofFinancial，Economics51（1999）。

2.paulAGompers，JoshLener，Theventurecapitalcycle，TheMITpress，1999.3.宋永新：《美国非公司型企业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4.张东生、刘健钧：《创业投资基金运作机制的制度经济学分析》，《经济研究》2000年第4期。

5.张东生、刘健钧：《创业投资基金组织结构与立法模式探讨》，《金融研究》2000年第6期。

6.刘健钧：《特别立法：创业投资公司的现实选择》，《中国创业投资与高科技》2002年第1期。

7.刘健钧、沈仲祺、王守仁：《超越有限合伙迷信，走现实的制度创新之路——关于创业投资企业制度创新的理性思考》，《中国创业投资与高科技》2002年第7期。

8.刘健钧：《创业投资原理与方略——对“风险投资”范式的反思与超越》，中国经济出版社，2003年4月第1版。

9.刘健钧：《创业投资制度创新论——对“风险投资”范式的检讨》，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年5月第1版。

第三篇：构建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从我做起

构建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从我做起

一滴水珠对于大海来说是微不足道的，但无数滴水珠汇聚在一起便能形成汪洋大海。一个人对于法所适用的范围来说是渺小的，但无数人团结在一起共建法律体系便能让法更好的为我们服务。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国的法律体系带有中国特色的法律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指自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享有立法权和司法解释权的国家机关，坚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保障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及国家、集体和公民个人的合法权利而制定并修正的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的法律体系的总称。

法律做为阶级统治的工具，是每个国家都必不可少的，法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中国也发挥着巨大作用。

规范引导人的行为。

“依法治国”使我国治理国家和管理人民的根本方法，要做到依法治国，前提是有法可依。构建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有利于依法治国方略的很好实施。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全面建设小康、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一项重大任务，适应了我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的客观要求，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构建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可能。

但作为年轻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的法律体系是很不健全的，这就要求我们每个人为之奋斗。努力构建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自然，对于我们这个人口庞大的国家，人人都参与立法既不现实也不可能。那么这就要求我们的立法者在立法时必须考虑绝大部分人的利益，坚决站在最广大人民的立场上。同时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坚持群众路线；有鉴别、有选择地借鉴外国立法经验；体现人文观点，注重人文关怀。执法者必须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摈弃现今社会的“官本位”思想，法本为全体人民制定就必须适用于全体人民。广大民众当懂法、守法、护法。敢于和违法行为作斗争。

构建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构建未来美好明天。从我做起，社会需要你的参与。

第四篇：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

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

——浅谈如何应对突发事件

突发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可能造成严重社会危害，需要采取应急处置措施予以应对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由于突发事件破坏的严重性、处置的紧迫性、高度的不确定性、复杂的变异性、潜在的危机性，要求我们要能够及时的应对或有相应的措施预防，尽量将损失降低到最小。结合我的本职工作，我认为：应对突发事件要以人为本，为构建和谐社会做出贡献。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应对。

一、思想上给予重视。

各级各部门都应该在思想上高度重视各种突发事故，结合本职工作制定相应的预案，所制定的预案要结合本地实际。例如：平原地区的学校就不用制订泥石流安全预案，山顶的学校就不需要制订防洪安全预案。一句话，就是所制订的预案要符合本单位本地的实际，不需要的就不用去考虑。加强对演练的重视，所做的演练要练有所用、应对相当，不无的放矢。我校每学期开展一次应急疏散演练，集中安排在3月和10月，同学们都十分认真的参与。在“5.12”大地震的时候，学生们和平时演练一样，迅速的疏散到了指定的安全地域，反而是我们的教师们在这方面思想不够重视，还没有学生反应迅速。所以，首先要树立全体人员的危机意识，真正从思想上给予重视。

二、制度上给予保障

各级各类政府都应该有应对各种突发事件的相关制度。而且制度

应该有较强的可操作性，不要成为文字功夫强，实用性不强的“死”制度，要结合实际，形成包含事前、事发、事中、事后等各个环节均有保障的强效制度。

三、信息上给予畅通

按照相关制度，在监测上下功夫，发现问题及时上报，形成各种情况心中有数，不得隐瞒或存在侥幸心理。对于学校而言，应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层层上报：中小学——中心校——教育局(镇政府)。在上报过程中不得私自将正在发生的或即将发生的突发事故擅自对外公布，要以稳定和谐为主。

四、随机应变，坚持以人为本

所谓随机应变，就是要在突发事件发生后迅速判断出事件属于“全责、部分责任还是无责”，要结合责任的情况迅速对突发事故进行处置。同时，要结合突发事故的危害性，发布以稳定为主的信息，部分信息的发布必须慎之又慎。

坚持以人为本是处置突发事件的核心原则，所有处置措施都要围绕以人为本的原则来开展。

综上所述，在突发事件的处置上，我们要始终以人民利益为重，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始终坚持科学处置和预防，始终保持高度的冷静和拥有负责任的心态。事故并不可怕，只要我们做到思想上、制度上、信息上给予重视，依法灵活的处置，相信能将突发事件处理的更好。

第五篇：以人为本构建和谐

以人为本构建和谐

(中华村2009年7月11日活动记实)

按照镇党委、政府的安排部署我村于2008年7月11日组织开展了“以人为本，构建和谐计生”为主题的宣传活动。

此次活动以标语、专刊、广播、座谈会、咨询等形式进行。活动中，我村共书写宣传标语3幅，出版专栏1期，广播20多次，发放资料300多份，接受群众咨询120人次。活动后我村还进行了群众座谈会，各参会人员对我村人口发展形势和计生工作形势进行了分析、总结:

一、近些年来，在全村广大干部、群众的努力下，我村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取得了良好的成绩，人口有序发展，计生工作有序开展，群众政策意识提高，履约意识增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呈现法制化、规范化、科学化的趋势，为我村创建诚信、和谐计生创造了有利条件。

二、我村人口与计生工作形势仍然严峻，问题较为突出。部分群众婚育、生育观念仍未改变，计划外生育现象时有发生，特别是流动人口计划生育难以管理，这些因素都不同程度地影响着我村人口与计生工作的正常发展。

通过“7.11”世界人口日宣传活动的开展，促进了我村干部、群众对人口与计生工作形势的新认识，促进广大人民群众对我村人口与计生工作的理解和支持，为我村今后人口与计生工作的顺利开

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中华村计生协会 二00九年七月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