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015年民间借贷审判白皮书-上海高级人民法院

第一篇：2012015年民间借贷审判白皮书-上海高级人民法院

新闻发布会材料

2012-2016年民间借贷审判白皮书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市场经济迅猛发展，人民收入水平日益提高，民间有了更多可供支配的闲散资金。与此同时，由于受到国家宏观政策的调整和金融危机等全球经济形势转变的双重影响，民间资本流动日趋活跃。民间借贷作为宏观金融体系的有益补充，随着其市场规模与日俱增，其在缓解资金供求矛盾方面占有不可或缺的地位，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个人创业者和不同层次中小微企业的资金需求，为市场发展提供了支持和帮助。但是，由于监管的缺位和市场主体诚信意识缺失，一些不法行为也介入其中，增加了社会不安定因素，导致法院受理的案件数快速增长。为了更好地规范市场，对民间资本的有序流通提供司法保障，长宁区人民法院结合2012年至2016年间我院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审理情况，具体分析这类案件近年来呈现的新趋势、新特点和新问题，从防范交易风险和规范借贷行为的角度提出相关建议与思考。

一、情况特点

2015年9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民间借贷

司法解释》”）将民间借贷纠纷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涉企业借贷纠纷，即借贷一方或双方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借贷纠纷；另一类是自然人之间的借贷纠纷，即借贷双方均为自然人的借贷纠纷。本文主要分析我院受理的主体为自然人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不包括自然人与法人或其他组织之间，或法人与其他组织相互之间的借贷纠纷。

（一）基本情况

1.收结案数量快速增长

2012年至2016年，我院受理的民间借贷案件总数为3405件，结案3232件，同期结案率为94.5%，具体情况如下：

图一：2012年至2016年收结案情况图

2.结案标的稳中有升

从诉讼标的额的分布区间来看，10万元以下的借贷仍在民

间借贷纠纷中占主要地位，而借贷金额动辄几十万、几百万甚至上千万元的纠纷也在逐年增多，最大金额达4000余万元。具体分布如下：

图二

2012年至2016年案件标的分布图 3.结案方式以判决为主，调解难度大

由于借贷案件被告缺席率高，当事人对案件事实争议较大等原因，导致案件调撤难度加大，判决成为主要结案方式。以2016年为例，判决方式结案案件占当年总结案数44%，撤诉案件占30%，调解案件占25%，还有1%的案件以移送或裁定驳回的方式结案。

2012年至2016年间，我院民一庭审结的民事案件总体调撤率分别为：86.7%、85.9%、87.92%、86.35%及83.46%，而同期民间借贷案件的调撤率分别为：55.6%、49.8%、50.5%、54.8%及51.7%。

图三

案件调撤率对比图

两相比较，民间借贷案件的调撤率明显低于同一时期其他民事案件的调撤率。审理中另发现，民间借贷纠纷中案件撤诉原因大多为原告需要补充证据，而非双方和解撤诉。由于纠纷尚未得

到根本性解决，原告需再次诉讼至法院，这也成为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数量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之一。

4.被告应诉率低，公告送达占比高

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往往存在债务人因一走了之或四处躲债而下落不明的情况，给法院的送达、审理和执行带来极大困难，不仅拖延了案件的审理进度，也为部分债权人肆意增加债权数额，虚构债务提供了便利，增加了查明案件事实的难度。我院审结的民间借贷案件中，通过公告方式送达诉状副本等应诉材料的案件几乎占到当年结案数量的三分之一，具体情况如下：

图四

公告案件统计图

（二）案件特点

以五年来我院审理的案件情况分析，民间借贷纠纷呈现出如下特点：

1.借贷主体多元，法律关系日趋复杂

传统民间借贷大多发生在亲属、朋友、同乡等熟人之间，以生活消费为目的的一对一借贷，法律关系较为简单。随着商业资本日渐发达，受资本利益追逐的心理驱动，传统以血缘为纽带的借贷方式已经发生深刻变化，一方向多方融资甚至第三方的参与，使民间借贷法律关系错综复杂。审理中，有的案件双方当事人虽然都是自然人，但出借方系通过第三方中介机构或者信息服务平台的“撮合”，向实际借款人出借钱款，由中介机构提供借贷合同公证、诉讼法律服务、债务催缴、房屋抵押出售等“一条龙服务”。另外还存在出借人通过线上线下搭建平台，发布较高收益理财产品吸收公众存款，再以更高利率出借给小微企业或个人赚取息差的情况。甚至有部分借款人到庭后表示，系争借款系因赌博所致，在场所专门设立融资点借款以归还赌债，通过合法形式掩盖非法债务的现象时有显现。

2.系列案件多发，扎堆诉讼现象频现

五年来,我院受理的民间借贷案件中同一人在多个案件中作为原告起诉,以及同一人在多个案件中作为被告被诉的系列案件逐渐增多，个别当事人在一些案件中作为原告催讨债务，同时又作为被告在其他案件中被人追债。据统计，2012年至2016年间，同一当事人以原告身份在我院起诉民间借贷纠纷出现三次以上(含三次)共有19人，其中出现次数最多的郭某某作为原告的案件数量为356件；以张某为原告的案件数量为22件；以陈

某姐弟两人为原告的案件数量共计21件。更有个别当事人在全市多个法院作为原告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追讨债务。同时，由于部分债务人的财务状况陷入危机，资金链断裂，或者其行为触犯法律被刑事处罚，无法依约定期支付利息，引发债权人恐慌心理，扎堆起诉。我院2012年至2016年间受理的同一被告涉三件以上民间借贷纠纷（含三件）共计12人。值得一提的是，案件审理过程中因发现涉及犯罪事实而移送公安机关处理的情况增长明显。2016年全年移送公安机关处理的仅２件，而今年1-6月，因涉嫌犯罪需移送公安机关处理而裁定驳回的案件已达到6件。

3.形成专门产业，呈现职业放贷特征

近几年，在民间借贷审判实践中经常出现“职业放贷人”的身影。这些个人往往拥有大额资金调度能力，不仅直接出借资金，也常以公司名义向个人或是企业放贷。通常情况下，他们提供格式化的借款凭证文本，对借款期限、借款交付方式、借款利率、违约金及其他费用的约定较为全面，对于大额资金的出借，通常要求借款人提供担保。他们的出借资金来源不限于自有资金，放贷人多户头转账，互相拆借的情况较为普遍。实践中也发现，有部分放贷人以他人名义放贷，却以委托代理人身份出面参加诉讼。在一些涉案标的高达数十万乃至数百万元的案件中，原告作为出借人却大多为年龄不到25岁的外来人员，在本市既没有住房，亦没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明显不具备出借能力，但出借金额往往巨大。他们出庭后亦很少发表意见，通常由律师或者委托

代理人代为发表意见，呈现出集团化、产业化趋向。

此外，有部分案件反映，黑恶势力介入催讨，严重扰乱社会治安。部分案件借款人到庭陈述，出借人曾通过社会人员上门催讨债务，对借款人采取威逼、恐吓、非法拘禁等手段要求借款人还款，对于借款人现金方式的还款不予出具收条，甚至强占借款人房屋，收取租金抵债。

二、审理难点

（一）实际金额认定难，出借人百般规避法定利率上限

《民间借贷司法解释》对借款利率做出了“两线三区”的划分，明确年利率超过36%的约定无效，借款人可以拒绝支付，已经支付的亦可要求返还。这一规定看似可以将民间借贷利率规制在合理范围内，维护借款人的权益。然而现实中，出借人往往利用借款人急需资金的迫切心理及法律意识淡薄的弱点，绞尽脑汁采取各种规避措施，“做”足证据，使得借款人事后要证明存在预扣利息的情况几乎成为不可能。例如：出借人通过银行转账向借款人全额交付借款却当场取回部分现金；出借人通过表面相互独立的其他账户接收还款后否认还款、仍然主张全额还款；出借人在本金交付过程中预留一定比例的现金交付金额作为预扣利息等。又如：借贷双方定期结算，重新签订借款合同或出具借条、收条等书面文件，将高额利息计入本金计算复利，同时通过银行走流水方式将证据做实；在现金交付的情况下，将大额现金堆放摆拍，并由借款人在照片上签字确认收款或直接拍摄借款人与现金的

合影以证明其已取得了该笔现金借款，而实际并未足额交付；利用法律在民间借贷的居间服务合同管制上的“空白”，由公司及公司的关联自然人分别扮演居间人和出借人，分别收取居间费用和借款利息，在同一笔出借资金上实际获取高额收益。这些规避利率管制的通常手法使得相关案件中的民间借贷利率形式上虽然符合法律的规定，实际却远超标准。极少数案件中，具有较强法律意识的借款人及时进行了相应证据的固定、留存，法院通过该类案件的审理发现，借款人从各职业放贷人处获得借款的成本，可能严重超过法律规定的利率上限。但是，多数案件中，由于证据的缺乏，法院依据证据所作的事实认定中难寻“高利贷”的身影。

审理中，部分出借人在借款人出具新的借条之后，以各种理由推脱向借款人返还原始借条，事后又以新旧借条一并诉讼要求借款人返还全款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二）虚假诉讼甄别难，当事人庭前做足形式证据

《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十九条列举了识别虚假诉讼的具体判断标准，但如今虚假诉讼的当事人双方通常都会有针对性为规避法律规定的情形进行预先准备，不仅是本人到庭确认借款事实，还能提供双方往来的转账交易记录作为交付凭证，使得虚假诉讼的识别难度大大提升。例如：离婚诉讼中，夫妻一方与关系人恶意串通，虚构与关系人的借贷事实，并伪造借款合同、借条等相关证据材料，由关系人再向法院提起民间借贷之诉，要求夫妻另一方承担还款义务。这极有可能导致法院判决或调解支持关

系人的诉讼请求，减少了夫妻共同财产的可分份额，损害了另一方的利益。有些民间借贷纠纷是父母在子女离婚诉讼进行的同时，起诉己方子女返还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因购买房屋所借的款项，父母起诉所凭借的借条多为后补，夫妻间对诉争款项是否为借款，性质是借贷还是赠与争议很大，不能排除虚假诉讼的嫌疑。

还有一些非典型的虚假诉讼，在民间借贷案件审理中也较为常见。例如：原、被告双方曾系男女朋友的情况，双方关系恶化以后，一方起诉要求对方返还恋爱关系存续期间发生的借款。但此类案件中原告一般仅能提供转账凭条或债权凭证中的一种作为证据，故较难认定借贷事实。因为转账交付的可能是恋爱期间自愿给与对方的钱款，而借条可能是承诺给与对方的补偿或分手费，因关系破裂，据此起诉以减少损失。此类案件由于牵涉到原、被告的情感纠葛，双方情绪对立较为严重，较难调解。又如：出借人特地选择借款人出售自有房屋并已着手办理房屋交易过户手续的节点，向法院起诉要求借款人归还远高于实际欠款金额的借款，并同时提出诉讼保全，查封房屋，阻碍借款人办理过户手续，借此向借款人施压，同意接受出借人的调解方案，以换取尽早解除查封，减少因延迟过户而需向买房人支付的违约金。

（三）客观事实查清难，被告缺席审判屡见不鲜

社会经济的发展导致人员流动性增大，人户分离的情况颇为常见，部分借款人为躲债闭门不见或干脆搬家逃债下落不明，导致诉讼材料送达困难，借款人由于缺乏基本的诉讼常识而拒收诉

讼材料或消极应诉的情况亦不鲜见。当事人不到庭应诉参加法庭审理，不参与质证及提供自己的辩解意见，成为法院查明事实的障碍，给人民法院认定事实带来很大困难。“不得拒绝裁判”的职责使命，使得法院只能依据在案单方陈诉及证据作出判决，部分债权人的不诚信陈述，与客观事实存在差距，导致生效案件因新证据出现而发生变动，影响审判的稳定性和严肃性。

（四）法律适用统一难，裁判结果不一影响司法权威 1.夫妻共同债务认定

审判实践中，如果借贷事实发生在借款人及其配偶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且配偶一方无法提供证据证明该借款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经营的，通常会被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虽然也有认定为个人债务的例外情形，但对于配偶一方的举证能力有较高的要求。社会上一度对于《婚姻法司法解释

（二）》第24条规定的实施情况提出质疑，那些“被负债”的配偶们甚至形成了“反24条联盟”。但是，如果仅凭借款金额大小来认定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并据此要求出借人举证证明配偶一方知晓借款事实或借款已实际用于借款人夫妻共同生活，又显得太随意，毕竟每个借款人的经济状况大相径庭，苛求出借人在出借每笔大额款项时均要确认借款人配偶的意愿也违背民间借贷灵活便捷的特点，不尽合理。由于目前在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上缺乏统一的裁判尺度，法官根据个人经验行使自由裁量权而作出的裁判结果往往会存在差异，难免出现类案不同判的情况，容易使民众认为法院裁判标

准不统一，影响了司法公信力。

2.借款利率的认定

《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26条将民间借贷利率标准划分成三个区域，其中年利率介于24%-36%之间的属于自然履行区域，该部分利率债权有保持力无执行力，债务人可以自然履行，但出借人不得通过诉讼强制借款人履行。这一规定适用在已经结清的借贷纠纷中较为明确。但很多涉讼的借贷纠纷当事人间存在多笔借款，而借款人亦曾陆续还款，如果双方实际约定的借款年利率高于24%，对于借款人已经归还的钱款性质如何认定存在争议。有观点认为只要结算以后年利率未超过36%，就视为自然履行，认定为借款利息；也有观点认为，既然要求法院确认，那年利率就不能超过24%，超额部分应作为本金予以抵扣。该条规定没有区别普通民间借贷和营利性借贷（即法定代表人或公司股东以个人名义为公司经营借款）的情况，也没有考虑借款期限对于借款利率的重要影响，促使部分借款人违背诚信原则，作出与实际情况不相符的陈述（因为付了可能会被认定为自然履行，不付就只能按最高年利率24%来执行），进一步增加了案件事实认定的难度。

三、成因分析

（一）信息不对称，盲目投资与恶意借款造成纠纷频发

经济的快速发展，民间资本的迅速累积，使民间借贷成为国家金融资本管理体系的有益补充。一方面，民间资本迅猛发展，出现了民间资本大量沉淀的情况，另一方面，许多实体中小微企业发展却处于缺乏资金借贷无门的困境。民间资本的逐利性决定了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本质，同时它的便捷性与熟人社会运行机制是民间借贷猛增发展的根本原因。然而，现行的民间借贷大多都建立在社会主体之间对信誉信赖的基础之上，双方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部分出借人为追求高额利息，未审核借款人的经营能力和借款用途就盲目出借，一旦债务人因决策不科学或市场环境影响导致经营失败，就会无力偿还借款本金及承诺的高额利息，最终将市场风险转嫁给出借人。部分出借人缺乏法律意识，借款合同和钱款交付证据保存不足，只有少部分案件设定了担保、抵押，或者仅约定了提供房屋抵押而未办理相关的登记手续，使得约定的担保方式落空。民间借贷资金少则数万元多至上亿元，而实体经济的年收益率基本达不到年利率24%，实体经济投资人如何承担得起如此高额的利息？更有甚者，一些从事实体行业的投资人经受不住高利的诱惑，将有限的生产资金转投到民间借贷上，有的甚至想办法套取银行贷款来放贷，从中赚取高额利差。实践中，还存在着大量的恶意借款，借款人并未实际经营，而为了某些目的，通过高息来吸引资金，肆意挥霍，借新还旧、拆东墙补西墙，扰乱了借贷市场、导致诉讼案件频发。

（二）立法不完备，民间借贷过快发展造成监管缺位

在《民间借贷司法解释》颁布实施之前，我国有关民间借贷的法律规则散见于各类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中，规定的内容

也滞后于司法实践的需要。虽然《民间借贷司法解释》对审判实务中的事实认定、刑民交叉、民间借贷利率和利息、互联网借贷平台的责任等问题做了较为详尽和明确的规定，但作为司法解释，主要在审判实践中发挥作用，对于规范引导民间借贷市场健康发展显得力不从心，我们需要一部基本法律来从根本上规制民间借贷行为，进而维护金融秩序。

面对民间金融领域法律不完备甚至缺失的状况，国家更多地将剩余立法权和剩余执法权配置给了多个行政部门的联合执法，这些部门对审核批准的民间借贷机构的具体运行和经营活动又没有具体的监管规范和措施，存在监管协调成本过高以及监管失灵的问题。此外，新形势下兴起的网络借贷形式的P2P模式也同样面临定位和监管的问题，其设立和经营无规可循。已经形成规模化的P2P借贷平台及职业借贷中介、借贷公司容易形成系统性风险，其危害性远大于传统民间借贷行为。

（三）司法不统一，证据缺失可能造成事实认定偏差

当事人的法律意识淡薄，在钱款出借时没有留存必要的证据，导致催讨困难；专业放贷人利用优势地位做足证据，误导法官认定偏离了客观真实的法律事实；法律规定不明确、法官个人生活经验的不同、证据规则的简单适用等导致适法不统一、类案不同判的现象在民间借贷纠纷中常常存在。审判实践中经常会出现一方的陈述合情合理但欠缺证据，另一方的陈述明显违背社会常理却“证据确凿”的情况，如何通过合理分配举证责任加强对事

实的认定和证据的把握，进而形成内心确信，实现实质意义上的公平正义，需要审理民间借贷案件的法官充分运用个人智慧、经验来化解难题、解决纠纷。

四、对策建议

（一）完善立法，加强前端监管

由于现有的单一的司法解释无法适应民间借贷市场专业化、职业化的发展。因此，有必要出台专门的民间借贷法律，并逐步建成民间金融领域法律体系，对当前民间借贷进行系统性规范，进一步加强对民间借贷市场的监管，以解决民间借贷无序混乱的现状，使其朝着更健康和良性的方向发展。同时，对原有的管制民间金融的法律法规予以修订，重构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活动认定标准，为其阳光化发展留出法律空间。可以借鉴香港地区对民间借贷监管模式制定《放贷人条例》，采取准入登记制，核发许可牌照，明确禁止过高利率，成立行业自律组织进行专门化管理。同时，对不愿意加入“合法化”民间金融机构或个人，明确为违法，予以取缔，将监管的重点转向对资金供给方，用法律明确保障借款人或者保证人对与贷款相关的任何权利，使监管内容具体化、明确化，促进放贷行为的规范化。

（二）提升站位，坚持严格执法

针对当前民间借贷案件数量保持高位运行，疑难复杂情况频发的态势，人民法院应不断提升工作站位，站在维护国家金融安全、经济秩序安定的角度，认真稳妥地审理好案件。不仅要关注

案件本身的事实，还要注意分析案件发生的深层原因，深入了解和把握与案件有关的社会背景、风俗习惯、前因后果等边际事实。“法律在最大程度上体现了对社会正义的分配，一个案件的审判，首先要最大限度追求法律正义，同时，要兼顾社会普遍正义。” 针对审判实务中的高利贷界定、虚假诉讼甄别、夫妻共同债务认定等突出问题，要通过加强审判业务指导、发布典型案例等形式确定裁判规则，及时统一裁判标准，统一法律适用。要制定审理案件的规范指引，明确案件的审理步骤与标准，统一执法。要加强对事实认定的审慎态度及对盖然性标准运用把握的娴熟技能；要加强对较大金额经营性借贷的审查力度，尤其应加强对出借人出资能力和交付事实的审查，严查与身份不符的资金来源，明确虚假陈述的法律后果，对于构成妨碍诉讼的行为作出严肃处理；要加强对法律规范精神的实质把握以及熟练运用诚挚解释法律规范的科学方法，不简单以案论案，不简单适用证据规则；要加强对法律程序的实质性遵守和正当程序的坚守，努力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三）多措并举，规范市场秩序

民间借贷案件的妥善处理，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与和谐。相关部门应加强合作，会同公安部门制定规则, 加大打击力度，对民间借贷纠纷中存在的暴力、违法催债等不法行为予以严厉打击，维护民间借贷市场主体平等、安全、自主地履行义务。要充分利用社会征信系统，对自然人和经济组织的信用信息进行有限

披露，便于公众了解借款人的信用情况与信息，帮助出借人甄别无偿还能力的借款人，从源头上预防交易的风险。充分发挥信息化优势，强化法院系统内部的大数据采集、整合与分析，统一证据裁判标准，遏制高利贷的规模化发展。针对实务中发现的问题，及时向有关部门、单位发送司法建议。发挥行业调解组织优势，加大调解力度，运用“调解优先、调判结合”的原则，加强与人民调解委员会、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的合作，通过邀请调解、委托调解等方式，努力化解矛盾，平息纠纷。

（四）注重宣传，增强全民守约

当事人风险防范意识薄弱，对法律法规了解不全面，借贷手续不规范，证据保存不完整等因素，不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利益。因此，我们建议加强法制宣传教育，以电视、电台、报纸等传统媒体为主导，结合网络信息平台，尤其是新兴的各类自媒体，灵活采用“以案说法”等形式，播放、发布民间借贷典型案例，强化人民群众对民间借贷法律知识的了解和认识，提高借贷双方的法律意识和风险防范能力。要加强对违背诚实信用原则行为的惩罚力度，努力消除诚信缺失导致的各种弊端存在的空间，树立“诚信为本”的信用理念，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引导民间借贷良好运行。要通过司法裁判引导当事人摈弃“唯利是图”的粗浅认知，鼓励当事人信守承诺，积极履约，促进全社会守约氛围的形成。

结束语

当前，在我国经济生活和金融市场领域中，民间借贷活动的

发展如火如荼，对民间资本的有效监管和引导也成为当前经济发展中的重要问题。完善立法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在此期间司法不能束手等待。我们应当以现有法律、法规为基础，充分调动司法能动性，开拓思路、创新工作方法、整合各类信息、资源，通过审判活动来引导民间借贷的有序运行，在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促进宏观经济发展、保障区域和谐稳定方面作出应有的贡献。

第二篇：原审判白皮书写作提纲-上海高级人民法院

通报会材料一

在“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20周年”

通报会上的通报稿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副院长 金民珍

（2016年12月20日）

各位领导、来宾、同志们：

大家好！

今年是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成立20周年，下面，由我向各位通报我院知识产权审判工作的有关情况：

一、历史回顾

1996年9月，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继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之后，我院设立了知识产权审判庭，开始受理辖区内的知识产权案件。此后，因行政区划调整，黄浦区人民法院先后于2000年7月、2011年6月与原南市区人民法院、原卢湾区人民法院“撤二建一”成立新的黄浦法院。其中，原卢湾法院于2008年10月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也设立了知产庭。

2009年3月，根据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一审知识产权案件跨区划片集中指定管辖的相关规定，黄浦法院开始受理原黄浦区、原静安区、普陀区、嘉定区、青浦区内的一审知产案件。目前我院受理的案件范围为黄浦区、长宁区（仅限民事）辖区内的一审知产案件。

此外，就知识产权审判模式的演变来说，黄浦法院自2007年借 鉴浦东法院工作经验，开始尝试由知产庭统一受理辖区内的民事和刑事案件，至2008年12月开始建立民事、刑事、行政三位一体的知识产权审判模式，正式实施知识产权“三合一”综合审判机制。

二、主要成果

（一）始终抓好执法办案要务，确保案件审判质效

自成立以来，我院知识产权审判工作在上级法院和各级领导的关心、支持下，从零起步，日趋完善。截至2016年9月，20年来我院受理知识产权民事、刑事、行政案件共计3663件，审结3416件。其中，知产民事案件占总结案数的94.15%，而所有知产民事案件中，著作权、商标权纠纷占比85.17%，这些数据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基层法院受理的知产案件分布状况。

就我院知产案件审判效率而言，历年来始终保持良好态势，近四年结案率均超过100%；就审判质量而言，近几年来我院共有2件案件入选《最高人民法院公报》，13件案例入选各的“上海市保护知识产权十大案例”、“上海法院十大知识产权优秀案例”及“上海十大版权典型案件”；另在上海高院自2009开始的“四个一百”评比活动中，我院每年均有案件分获“精品案例”、“优秀裁判文书”及“示范庭审”荣誉称号。

此外，多年来我院知产案件调撤率均保持在80%以上，有效将一批又一批的知识产权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极大节约了司法资源，成功实现了司法在知识产权保护中的基本价值。2012年4月，我院被最高人民法院确定为“中国知识产权审判基层示范法院”。“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这是司法审判工作的着眼点和落脚点，也是检验司法审判综合效果的试金石。例如，针对霍尼韦尔国际公司诉上海盖里特涡轮增压器系统有限公司等侵犯商标专用权、不正当竞争纠纷案，我院果断依据当时《商标法》规定判令被告承担法定最高额50万元的赔偿金，全力维护被侵权者的合法权益。判决生效后，原告专门发来感谢信称，“贵院对本案的判决坚定了我公司在上海和中国继续加大投资的信心，这是一次具有标杆意义的知识产权保护民事判决。”又如恒源祥（集团）有限公司诉彪马（上海）商贸有限公司等侵害商标权纠纷一案，在原告提供大量证据仍无法证明其实际损失的情况下，我院首次通过证据保全方式固定被告获利，以此作为损害赔偿依据，再遵循侵权赔偿的适当性、必要性、比例性原则合理调整赔偿金额。宣判后，被告在案件生效后全面履行了判决确定的各项义务，真正达到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二）始终坚持深化精品战略，实现示范引领价值

法对人的行为具有指引、评价、预测和教育等作用，而司法具有能动性，法官应充分并合理行使审判权，保障个案的公平正义和类案的裁判统一。我院知产庭自成立以来，始终贯彻落实精品理念，既依法大胆受理、敢于受理，尽力挖掘新类型案件，重点做好审判工作；又积极探索程序革新、依法保障诉权，加大对诉讼程序的研究，通过主动发掘、大力培育、全程跟踪、精心审理，努力产出精品案例。通过对精品案例的培育，我院不断加大调研力度，专项研究进行理论总 结，扩大辐射效应，实现示范价值。

例如，我院审理的胡进庆、吴云初诉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著作权权属纠纷一案，因对著作权的归属判断的准确性及对同类纠纷解决的引导性而入选《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该案系全国首例计划经济时期创作的动画角色造型形象著作权确权纠纷案，在当时法无明文规定的情况下，我院既考虑到作品创作当时的特定语境，从宏观的经济体制、法律制度，微观的社会现实和约定俗成的普遍认知等多个角度辩法析理，又能从创作当时双方当事人的行为，包括单位的规章制度、明令禁止、获得报酬、双方的言行等方面进行深入探究，结合双方对“葫芦娃”形象的整体性和知名度所作的贡献，综合分析判定作品的性质为特殊职务作品，作者仅享有署名权，而著作权的其他权利由法人享有。

又如我院审理的另一起入选《最高人民法院公报》的案例，即秦智渊与清远市江山电子有限公司、上海亦隆小商品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侵犯著作权纠纷案。该案的争议焦点系市场管理公司是否应对市场内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承担责任，以及民事责任的认定标准如何。该案判决明确了市场管理公司作为一类特殊的综合性服务公司，在日常经营中负有避免侵犯知识产权人利益的注意义务，即市场准入前的审查义务、日常管理中的巡查义务和明知侵权后的补救义务，最终认定亦隆公司并未违反其应尽的注意义务，无需承担民事责任，较好平衡了知识产权权利人的利益与保护商户经营自由、商品交易市场健康发展的关系，对完善市场管理公司在知识产权侵权案件中的责任认定 标准作出了有益的探索。

正是在我院“二十年如一日”坚持精品战略的理论指导下，类似的典型案例才能层出不穷、不断涌现。历年来，我院审结的精品案例还有涉“微软”、“百度”、《红楼梦》、“西门子”、“霍尼韦尔”、“施华洛世奇”、“避风塘”、“NEW BALANCE”、“北大附中”、“恒源祥羊头”、《品三国》、李阳疯狂英语、澳洲“五合国际”等一大批民事案件；涉“海宝”、“茅台”刑事案件；涉“胖达人”行政案件等，较好地实现了示范引领价值。

（三）始终明确阶段工作任务，打造特色亮点工程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面对知识产权案件利益冲突日益加剧、纠纷形式日益新颖、法律适用日益复杂的局面，我院恪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严格落实各项重要会议精神，始终坚持制定阶段性任务目标，提前做好审判工作规划，打造巩固特色亮点工程，以创新的思维推动知识产权审判再上新台阶，为服务于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司法保障。

一是立足区域特点，服务经济建设。黄浦区地处上海的中心城区，是中国近现代市场经济发育较早的地区，经过历史的沉淀，我区既积累了一批具有相当经济、文化价值的老字号、老品牌，又有大量创意企业的存在。我院始终立足区域特点，把扶持老字号老品牌及支持创新企业的发展放在服务区域经济的首位，充分运用司法武器，坚决打击各类损害老字号老品牌的侵权行为，保护企业创新，迄今为止，我院已审理了各类老字号老品牌案件20余起，其中包括恒源祥、小绍 兴、雷允上、吴良材等老字号案件的侵权诉讼案。在此基础上，我院加强专题调研力度，对涉及辖区经济发展及知识产权保护的普遍性和行业性问题，开展专项课题研究，还将司法审判中遇到的问题通过司法建议、调研报告等形式及时予以总结和反馈，督促其健全制度，加强管理、堵塞漏洞，消除隐患，为区域经济发展出谋划策。多年来，我院形成了《知识产权在城区经济中的贡献——上海市黄浦区知识产权状况调查报告》、《上海市黄浦区老字号、老品牌知识产权保护情况的调查报告》、《黄浦区特许经营行业发展中的知识产权保护情况调查研究》、《商品交易市场知识产权保护》等多项课题调研成果，并有4项课题荣获上海法院优秀报批课题。

二是加强法制宣传，深化司法公开。其一，建立裁判文书网络公开制度。我院的生效裁判文书在“中国知识产权裁判文书网”和“中国裁判文书网”同时上网公开，在不侵犯当事人隐私的前提下，实现裁判文书上网全覆盖，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增强裁判规则的指引作用。其二，积极开展网络庭审直播。定期选择典型案件开展网络直播，适时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特邀监督员、区知识产权联席会议成员单位、政法院校学生旁听庭审，近三年来网络庭审直播共21次、邀请旁听庭审7次，其中，“韩美林”、“周大福”著作权侵权案，“上海吴良才”诉“南京吴良才”商标侵权纠纷，“胖达人”等商标不服行政处罚诉讼案、张伟星销售假冒“茅台”注册商标商品罪等案件的庭审，引发广泛关注。其三，善于运用新媒体平台。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受众及传播方式不同，二者相结合，能更广泛地传播知识产权司法保 护的权威声音。2014年5月新浪微博“法院周周看”微直播栏目以“聚焦知识产权审判‘三合一’模式”为主题，对知识产权审判庭法官一天的工作、庭审进行微博直播，全面展示我院知识产权审判“三合一”模式的做法和取得的成效。直播期间微博总阅读数近5万，评论转发总数近300条。

三是精心打造“黄浦知识产权讲堂”。2011年初，我院创设了“黄浦知识产权讲堂”，由分管院长在上海新世界城为区内企业代表作了开堂第一讲，此后分管院长、庭长、审判长、青年法官相继走进企业、学校、社区、创意园区、出版集团、区文化局、市公证协会等单位，通过“以案说法”回应社会需求，传递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正能量。2011年以来已进行11次宣讲活动，取得良好的普法效果，进一步增强了区内社会各界知识产权意识，营造区域知识产权文化氛围。

四是总结经验编写出版书籍。先后编写并出版《知识产权ABC》、《知识产权案例精选》、《诉讼指引与实务解答丛书》中的《著作权纠纷》、《商标纠纷》和“知识产权篇”等书籍，不断提升知识产权审判的影响力，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审判的价值引领和导向功能。

五是不断完善“三方协作机制”。三方协作机制始于2000年，随着我院2005年与区知识产权局达成的《加强工作联系的几点共识》，2007年与区知识产权局、区工商局商标广告科签订的《关于加强保护知识产权工作协议书》而形成常态规范制度。此后，该机制在我院的知识产权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夯实了从案件审判、后续调研到成果转换一系列进程的基础。如前述《知识产权ABC》书籍的编写出 版、历年来我院服务区域经济所做的专题调研或依托于该机制，或通过该机制实现成果转换。

六是建立并全方位实践“院校合作机制”。为促进司法实务工作与法学理论教学的有机结合，2013年4月，我院与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举行了知识产权审判实践与教学理论研究合作签约仪式。之后，双方开展了多领域的合作：首先，优势互补，合作出版书籍。如前述《知识产权案例精选》，在法官审判要旨、思维和高校专家学者深刻点评的基础上，兼具灵动的实践性和深刻的理论性。其次，庭审直播进校园，提升法制宣传能效。2014年在“4.26世界知识产权日”来临之际，由我院分管院长担任审判长的周大福公司诉张良珠宝公司和丽珠珠宝公司著作权侵权纠纷两案在华东政法大学开庭，合议庭经评议后，对两案当庭作出了判决。该两案庭审在通过网站向社会直播的同时，也吸引了该校近200余名师生现场旁听、庭后热议，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再次，通过研讨会等形式，借助专家学者智慧，破解现存司法难题。如2013年在我院举办“戏剧作品著作权保护疑难法律问题研讨会”，法官与学者结合具体案例，共同就戏剧唱腔是否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及其归属的认定、计划经济条件下法人作品与职务作品认定的标准及经典戏剧作品权利归属认定与公共利益平衡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展开了深入而热烈的探讨，并达成一定共识。又如2016年，由市高院主办、我院承办的“涉深层链接的著作权侵权问题”研讨会上，来自全国法院系统法官代表、技术人员、高校学者聚集一堂，就深层链接的判断标准、传播行为与初始提供行为 的界定、设链方主观过错的判定、损害赔偿金额的确定以及深层链接行为的刑法规制等问题进行了积极研讨和深入交流，取得了理论、实践的双丰收。最后，通过法官入校授课交流、法律助理及在读学生进法院锻炼这一双向通道，打通实践、理论的任督二脉。

（四）始终加强审判队伍建设，培养输送精英人才

知产审判的发展离不开知产审判法官的发展，由于知产审判具有较强的专业性，且当前知产审判工作面临的形势存在各种复杂因素，对知产法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知产法官既要具有高度政治敏感性，也要具有良好的业务能力。为此，我院党组一直以来在知产庭人员配置上给予高度重视和倾斜，庭内人员呈现高学历、高素质、年轻化、干劲大的特点。为增强知产审判队伍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弥补年轻化审判队伍经验不足的短板，院庭注重建立科学的绩效考核、探索建立并完善导师带教机制，充分发挥资深法官“传、帮、带”的作用，充分发挥团队合作的优势，不断推动青年法官、法官助理的共同进步。

与此同时，我院始终注重审判队伍建设，加强业务培训，有效利用法官例会制度，加强有关知识产权审判实务前沿和理论前沿知识的学习，开拓创新，认真研究经典案例、新法规定、审判方法和学术理论，不断提高知产审判工作的影响力，努力把知识产权审判工作推上一个新台阶。多年来，我院知产庭成员荣获国家级奖励4人次，市级奖励3人次，在历年的全国法院学术论文比赛及高院调研课题等活动中屡获佳绩，还向高院、一中院、二中院、知识产权法院输送专业型优秀人才近10人。

三、未来规划

过去的成绩，已然载入历史；面向未来，我们重担在肩。日前上海高院已发布上海市知识产权审判十三五规划，清晰了把上海法院建设成为当事人信赖的国内乃至国际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优选地”的总体目标和具体内核。下一步，我院将以“十三五”规划精神为指引，在以下方面力求有所突破：

首先，进一步在个案审理中贯彻好“司法主导、严格保护、分类施策、比例协调”的精神，以真正实现知识产权的市场价值为目标，强化裁量性赔偿方法的适用。

其次，进一步总结审判经验，优化“三合一”审判模式。认真梳理和总结“三合一”试点工作开展以来的经验和教训，吸收提炼先进的制度和举措，持续推进并逐步完善案件动态监测机制、内外协作配合联动保护长效机制等工作机制；进一步探索推进法官队伍的专业化建设，在个体化评估基础上优化配置审判资源。

再次，进一步规范流程管理，努力提高案件审判质效。着力探索建立知识产权案件繁案精审、简案快审的审判机制，进一步提高知识产权案件简易程序适用范围，简化部分裁判文书样式；继续坚持精品意识不动摇，主动挖掘、大力培育精品案例，不断增强知识产权审判的权威性与影响力。

最后，着力形成司法主导的防范化解知识产权纠纷的整体合力，零距离服务区域经济创新发展。进一步健全知识产权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发挥律师、行业组织、技术专家的专业技能优势，探索知识产权 纠纷委托调解；加强与相关行政机关、调解组织的协调配合，实现在程序安排、效力确认、法律指导等方面的有机衔接，充分发挥司法保护在知识产权纠纷化解机制中的引领、推动和保障作用。

以上就是对我院知产庭成立20周年以来的基本情况汇报，谢谢大家！

第三篇：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民间借贷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合同纠纷案件若干意见》

发布日期：2011-06-01 作者：范俊峰律师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合同纠纷案件若干意见》

（沪高法民一【2007】第18号）

1、在民间借贷中，债权人仅以担保人为被告，一般应追加债务人为共同被告。债权人仅以担保人为被告起诉至法院，通常应追加债务人为共同被告，此类案件的审理，不仅包括担保关系，还包括主债务，既借贷关系。担保的主要基础法律关系为借贷，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的前提是借贷关系成立与否。

2、债权人依据借条起诉债务人还款的纠纷，对借条是形式审查还是实质审查，应视情况区别处理民间借贷合同具有实践性特征，合同的成立，不仅要有当事人的合意，还要有交付钱款的事实。因此，在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审理中，首先看当事人之间的合意，即借据是否真实有效，在该前提下，还应审查履行情况。

对于小额借款，出借人具有支付借款的能力，如果当事人主张是现金交付的，除了借条又没有其他证据的，按照交易习惯，出借人提供借据的，一般可视为其已完成了举证责任，可以认定交付借款事实存在。

而对于大额借款，涉及几十万甚至几百万的金额，当事人也主张是现金交付，除了借条没有其他相关证据的，则还要通过审查债权人自身的经济实力，债权债务人之间的关系，交易习惯及相关证人证言等来判断当事人的主张是否能够成立，仅凭借条还不足以证明交付钱款的事实。

3、借贷纠纷案件中的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还是个人债务的认定

此类案件处理中，首先应当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婚姻法司法解释

（二）第24条的规定作为一个基本处理原则，即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按照夫妻共同债务处理。同时还有两个因素需要考虑：一是夫妻有无共同举债的合意；二是该债务有无用于夫妻共同生活。这两个因素，属于基本原则的例外情形。如果一方有证据，证据足以证明夫妻双方没有共同举债的合意和该债务没有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则该债务可以认定为夫妻一方的个人债务。

4、债权人起诉借款的夫妻一方还款，法院判决支持其诉请，在执行程序中，法院未追加另一方为被执行人，现债权人另行起诉，要求另一方承担连带责任的处理方式上海高原《关于贯彻审执兼顾原则的若干意见》（沪高发[2007]135号）第六条对此作了原则规定，具体可以按照以下方式处理：

（一）债权人以债务人及其配偶或原配偶为被告提起诉讼的，即使债务人配偶或原配偶一方不是合同当事人，立案部门一般也应准许。

（二）审理案件时，对当事人追加债务人配偶为案件当事人的申请，一般应予准许，并对债务是否属于共同债务作出认定、处理。债权人仅以债务人为被告起诉并胜诉后，又诉请债务人配偶或原配偶承担连带责任的，审判部门应对债务是否属于共同债务作出认定、处理。

（三）执行中，申请人申请追加债务人配偶或原配偶为被执行人，且该债务形成与债务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执行部门一般应推定为共同债务并裁定追加；对符合《关于执行夫妻个人债务及共同债务案件法律适用若干问题的解答》的规定，难以推定为共同债务的，可引导申请人起诉被执行人配偶或原配偶承担连带责任，立案部门一般应予准许。

5、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11条规定：出借人明知道借款人是为了进行非法活动而借款的，借贷关系不予保护。其中的“明知”、“非法活动”的理解和认定对于能够认定是由于赌博、吸毒贩毒等非法行为产生的“债务”，即使其采用“借条”等形式出现，对此类“借贷关系”也不予保护。对于债权人提供借款给债务人后，债务人从事赌博、吸毒贩毒等非法行为的，法院对该债贷关系是否保护，关键是看债权人对债务人从事非法行为是否明知。如果债务人不能证明债权人明知自己从事非法活动，则该借贷关系仍受法律保护。

6、用人单位以暂支单形式向劳动者放款，因此引起的纠纷应区分情况予以处理高院民一庭在《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沪高法民一【2002】6号）中规定了“劳动者或用人单位占有对方财物的行为与劳动权利义务相牵连的，应作为劳动争议案件；劳动者或用人单位占有对方财物的行为，与劳动权利义务没有关系或属于非法占用或临时占用，因此发生争议的，不作为劳动争议案件。”因此，在用人单位以暂支单形式向劳动者放款的情形下，如果该款项与劳动关系关联的，如属于预支工资、奖金或出差费用等，作为劳动争议案件，否则，按照一般民事案件处理。

第四篇：最高法院关于民间借贷的审判报告(2012)

最高法院关于民间借贷的审判报告（2012）

齐精智律师

前言：本文节选于《建立和完善我国民间借贷法律规制的报告》，由调研课题组组长：杜万华；最高法院民一庭庭长编著。转载于 《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2012年第1辑（总第49辑），《人民司法•应用》2012年第9期，《公检法办案指南》2012年第8辑。

第五部分 完善民间借贷法律规制的具体建议

在目前民间借贷市场发展泛滥无序的情况下，要根据不同形式的民间借贷活动，清晰界定其风险性质．本着“区别对待、分类指导、疏堵并举、促进规范、打击犯罪”的指导思想，保护合法借贷行为、依法支持金融创新，制裁非法借贷行为、甄别各种合法形式掩盖的非法金融活动，从而维护金融安全和社会稳定。具体的法律规制内容可以考虑以下几方面：

一、关于民间借贷的合法性问题

对于实践中争议较大的非法转贷牟利、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非法集资等罪与非罪的界限，“手拉手调解”损害第三方利益的虚假诉讼，出借人、借款人相对集中涉及“地下钱庄”等职业放贷人的违法行为，以及赌债等非法、虚假债务的鉴别等合法性认定问题，应当通过法律规范的进一步明确细化，对借贷关系合法真实性审查力度的进一步加大进行界定，从而有效甄别、严厉打击虚假诉讼和“问题借贷”。

一是注意查明出借人与借款人的关系、借贷双方是否相识、彼此亲密程度等情况，排除存在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情况，是否有当事人为隐匿财产、逃避债务，故意与亲属串通的假借贷。

二是严格审查出借人的目的、借款人的目的及用途，且不能仅限于出借人承认与否，而应结合案件其他情况综合认定，如出借方明知对方借款用于赌博、嫖娼、走私、吸毒等违法犯罪活动仍出借，该债权非但得不到保护，还应将犯罪嫌疑人移送公安机关或相关部门处理。

三是注意审查借款人的相应借款能力、资金往来情况、借贷款项在会计账簿上记载的依据等证据，以审核借贷关系的真实性。巨额资金往来通常通过银行流转，借入资金作为公司债务的，借贷款项应在账簿或银行资金往来上有所体现。

四是加强对借据形成过程、利息计算标准及出借人资金来源的审查。在加大审查为度的基础上，民间借贷的合法性可以结合其他证据综合判断：从资金来源看，合法借贷一般以自有资金或其他合法渠道获取的资金出借，非法借贷资金往往来源于国外热钱、非法集资、非法吸储或犯罪所得。从借贷形式来看，合法借贷大多表现为一对一、一对多，而多对一的借贷可能涉嫌非法集资或非法吸储。从借款用途看，合法借贷一般用于生活需求或生产经营急需，非法借贷的目的多为将资金据为已有、非法牟利。从偿还方式看，合法借贷一般以货币形式偿还，非法集资则借助实物或权利证券进行利益返还。

我们认为，下列民间借贷行为无效：

1．以“标会”等形式向不特定多数人非法集资的，在没有明确法律约束的情况下，不宜予以支持，其合法化问题可以借鉴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债编”中关于合会的相关规定处理；

2．以向他人出借资金牟利为业的“地下钱庄”，非法投资融资的； 3．其他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借贷行为。

对于下列非金融企业开展的借贷行为应予保护：

1．依照公司法等法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募集资金的；

2．为企业生产经营需要向特定的自然人进行的临时性小额借款；

3．企业非以获取高额利息为目的，临时向自然人提供的小额借款。

对于未经社会公开宣传，在单位职工或者亲友内部针对特定对象筹集资金的，一般可以不作为非法集资；资金主要用于生存经营及相关活动，行为人有还款意愿，能够及时清退集资款项，情节轻微，社会危害不大的，可以免于刑事处罚或者不作为犯罪处理。对于罪与非罪界限一时难以划清的案件，要从有利于促进企业生存发展、有利于保障员工生计、有利于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高度，依法妥善处理，特别对于涉及中小企业法定代表人、技术人员因政策界限不明而实施的轻微违法犯罪，更要依法慎重处理。

下列情形应当注意严格审查：

1．原告提供格式化借款合同的（格式借款合同多为金融部门使用，在民间借贷过程中非常少见，也不符合民间借款的习惯做法，以此作为唯一证据起诉的，法官应当慎重处理，严格审查借贷关系的合法性，甄别是否涉及“地下钱庄”等非法行为）；

2．原告提供的借据除签名外，均为出借方填写；

3．借款人仅起诉担保人不起诉主债务人的（有串通损害担保人利益之嫌，还债主体不是债务人单方的同样应严格审查）；

4．原、被告共同到庭请求立案调解、速裁（有串通损害第三方利益之嫌）；

5．被告涉及离婚、分家析产、继承、房屋买卖、房屋权属纠纷；

6．被告为资不抵债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

7．被告为改制中的国有、集体企业；

8．申请保全的不动产在拆迁区划范围内(第(5)~(8)项应注意查明是否损害第三方利益）；

9．原告或被告在他案中曾有虚假诉讼、恶意诉讼的。

二、关于诉讼主体的认定问题

借据中明确的出借人为债权人，没有明确出借人的，持有借据等债权凭证的当事人推定为债权人，具有原告主体资格。被告对原告主体资格提出异议，并提供证据足以证明债权凭证的持有人并非债权人或者债权受让人的，可以裁定驳回起诉。借据上署名的借款人推定为债务人，具有被告主体资格。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发现有行为人虚构借款人或者以已注销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名义借贷等被告不适格情形的，法院应告知原告变更被告，原告拒不变更或无法变更的，可以裁定驳回起诉。如查明被告属被借名、冒名且无过错的，应当判决驳回诉讼请求。

经依法批准开展借贷业务的小额贷款公司、农民资金互助组织等具有一定金融性质的非金融企业，在批准的范围内签订的借贷合同认定有效。典当企业依据《典当管理办法》签订的设定质押、抵押担保的典当合同，应认定为借贷合同性质。以建筑工程项目工程部、不具有法人资格的企业分支机构名义出具借据的，应强化对证据的综合分析，防止非法利益合法化。与身份不符的资金来源要严格审查，实践中一部分非银行信贷机构如担保公司，为了规避经营范围的限制，以法定代表人或职工个人名义对外放贷，应予规制。

1．关于企业间借贷关系的认定。我们认为，可以在坚持资金自有性的基础上有条件的放开，即企业将自有资金出借给其他企业帮助其解决生产经营所急需资金的，认定为有效，孳息按照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企业将从金融机构获取的信贷资金出借给其他企业以及存在其他违反国家金融监管法律法规的，未经依法批准从事借贷活动的投资公司、担保公司等非金融企业签订的借贷合同，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联营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四条第二项的有关规定认定为无效。企业之间签订买卖合同，约定“买方”向“卖方”交付“货款”，合同履行期限届满后再由“卖方”向“买方”购回统一标的物，分别依照上述规定处理。

2．关于夫妻债务的认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夫妻一方名义向他人借贷，债权人未将配偶列为共同被告的，法院应通知债务人配偶参加诉讼，以利于查明事实。借贷行为发生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诉讼时已经离婚的，原告可以申请追加其原配偶为共同被告。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借贷用于家庭日常生活的，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超出日常生活需要范围的，认定为个人债务，但下列情形除外：(1)债权人能够证明负债所得的财产用于象庭共同生活、经营所需的；(2)夫妻另一方事后对债务予以追认的。

一个值得关注的新情况是，在民间借贷泛滥高发的时期，产业资本向金融资本转化趋势更加明显。除了雄厚的民间游资，有资金富余的上市公司也开始把资金投向民间借贷业务，有的贷款收益甚至超过主业。有学者建议采用民商分立的思路，将民间借贷区分为生活性借贷与生产经营性借贷，凡进行工商登记的主体所为借贷皆为生产经营性借贷，特定主体可举证否定。在企业与企业间的借贷定性上，属于商事借贷，在无效与有效之间，企业间借贷合同的效力附有条件，即企业间所达成的合同应登记公示方可生效，由此平衡国家、企业与投资者等各方利益。有的法院建议在审查是否夫妻共同债务时从以下四点把握：一是审查夫妻有无共同举债的合意；二是审查夫妻是否分享了债务所带来的利益；三是对债权人和举债一方设定严格举证责任；四要主动审查债权人与举债债务人的关泵、债务形成时夫妻关系现状、借款用途等，如果经审查能够确认是夫妻共同合意形成并且确实用于共同生产、生活的债务，应当由夫妻共同偿还，反之，则由个人偿还。

三、关于借贷证据的认定问题

民间借贷具有当事人较少、法律关系简单、证据单

一、法律关系中一般不涉及第三人等特点，其主要证据就是借据，正因如此，实践中通过虚构债务，经诉讼程序达到规避法律、逃避债务目的从而损害国家、集体以及他人合法权益的情况时有发生。在民间借贷乱象丛生的情况下，我们尤其要注意不能机械适用证据规则，对民间借贷案件的全部证据，应从各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度、证据间的互相印证等进行综合判断，不能片面认定证据或根据个人主观臆断取舍证据。对于仅有借据而再无其他证据印证的情况下，一般不宜认定存在借贷关系。较大金额以上的民间借贷关系，应当结合借据、银行资金往来的交付证据、企业会计记录等材料予以综合认定。

1．借据的认定。就借据的审查而言，应把握借贷关系实践合同的性质，全面细致了解和调查借据的形成过程、借款原因和借款目的、债权人资全的具体来源、借款与还款的时间等，加强对借据记载内容真实性和合法性的审查。债务人对借据内容的笔迹或签章的真实性提出异议的，双方当事人可以提供补充证据或者反驳证据，法院应当根据双方提供的有效证据，结合案件的其他证据及相关情况，对借据的真实性进行综合审查判断。

当事人之间对因买卖、承揽、股权转让等其他法律关系产生的债务，经结算后，债务人以书面借据形式对债务予以确认，债权人据此提起诉讼，而债务人或担保人对基础法律关系的效力和履行事实提出抗辩并有证据证明纠纷确因其他法律关系引起的，原则上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但借据仍可以作为基础合同履行的重要证据。对于审判实践中的一些“特殊”借据的认定问题，譬如，银行汇账或转账清单上虽然有汇出数额、收款人姓名，但并不能证明此笔款项正是被告向原告所借款项；借据中出现特殊语言或出现歧义，如故意写错名字、将“玖”写成“玫”，或是对“还”字的理解，则应按通常的理解和现实的交易习惯予以综合认定，这里更多的不是靠法律的规定，而是依赖于法官的社会知识和审判经验，才能由表及里、去伪存真。

2．本金的认定。审查借据本金数额的真实性应综合全案证据和事实进行分析判断，包括：借据的记载内容是否依当地民间借贷市场的普遍习惯；债权人能否合理说明借款发生的具体情况；陈述内容是否存在矛盾；债权人是否曾有类似交易前例；庭审言辞辩论的情况是否导致对债权人陈述的合理怀疑等。债权人主张现金交付、有借据没有交付证明的，应提供履行合同交付义务的证明，法官要严格审查债权人自身的经济状况，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关系，交易习惯及相关证人证言等综合判断当事人的主张能否成立，加强测谎等技术辅助手段的应用。对于当事人主张现金交付的事实以及主张对方提供了非法证据等情形，法院应当扩大依职权调查的范围，特别是大额的现金交付一来不符合日常习惯，二来有逃避金融监管之嫌，对此应当严格把关。

四、关于举证责任的分担问题

借贷合同的订立和款项交付是两项不同的事实，债权人对于自己主张的这丙项事实均应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原则上，债权人应当对借贷合意、借贷金额、期限、利率以及款项交付等承担证明责任，债务人主张借款本金、利息等债务已经归还或部分归还的，应当承担证明责任。民间借贷案情复杂，法官应根据具体案情灵活分担举证责任。

1．对债权人能证明给付事实但不能提供借款协议，双方对借贷关系存在争议的，债权人应当就双方存在借贷关系进一步提供证据。对能够查明双方存在借贷关系的，按照民间借贷纠纷审理；查明债务属于其他法律关系引起的，法院应向当事人释明，由债权人变更诉讼请求和理由后，按其他法律关系审理，债权人坚持不予变更的，判决驳回诉讼请求。

2．对债权人能提供借款协议但无法证明给付事实的，将举证责任分配给主张协议已实际履行的债权人；对债权人能证明给付事实，也能提供借款协议，但债务人对借款协议或签名的真伪提出异议的，将申请鉴定的举证责任分配给主张协议虚假的债务人；对借款属于债务人个人债务还是夫妻共同债务不明的，将借款用于夫妻日常共同生活或经营的举证责任分配给债权人。债权人以借据主张债权，债务人抗辩称借据载明的借款金额包含利息或仅为利息，且提供的证据足以使法官对借据载明的本金数额产生合理怀疑的，可以确定由债权人就借据本金数额的真实性承担举证责任。

3．对需要通过司法鉴定确认借据是否真实的，双方均可申请鉴定，双方均不申请的，法院可根据具体案情作出处理：如果债权人仅凭借据起诉，没有其他证据佐证或者借据的真实性存在合理怀疑的，由债权人申请鉴定，债务人应提供笔迹比对样本。如果债权人提供的借据以及其他证据材料具备一定的可信性，债务人对借据的真实性提出异议，但未提供反驳依据的，由债务人申请鉴定。经依法释明，债权人或债务人不申请鉴定或不提供笔迹比对样本导致案件事实无法查清的，法院依法裁判。

五、关于借贷利息的认定问题

对于借贷利息的认定，我们认为，无论以何种形式表现，借贷本金所有的借朔收益和逾期收益，均应当以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4倍为限。超出部分或冲抵本金，或不予保护，应把握此限进行计算和重新调整。有观点认为，民间借贷的利率规定应当吸纳民商分立的精神：民事借贷的保护重心在于债务人，消费借贷者为现代社会的弱者，应保护其基本生活不受借贷影响，因此对民事借贷，现行利率上限过高，调整为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两倍，并注重合同缔结过程的主观状态，对欺诈、胁迫、乘人之危等意思瑕疵原因持扩大解释立场；商事借贷的保护重心在于双方利益的平衡，从而债务人须承受较重的利息约定与追偿责任，因而对商事借贷，同期贷款利率4倍上限作为商业社会“习惯法”可坚持。上述观点具有一定合理性，孰利率问题而言，如果国家制定出台类似《放贷人条例》这样的民间借贷专门法，可以考虑采取商事借贷与民事借贷分立的思路，以同期贷款利率4倍上限作为商事借贷利率上限，同时，适当降低纯民事借贷利率上限，可降低至同期贷款利率2倍；如果国家不单独制定民间借贷专门法，只是出台一些司法解释进行操作细化，则应继续坚持同期贷款利率4倍上限的“习惯法”调整民间借贷行为。

1．借期利息。借款合同约定应当支付利息，未约定利率或约定不明的，按照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利息；已偿还部分超过4倍利率的，根据债务人的主张，冲抵本金；还款时约定不明的，优先冲抵利息。有证据证明债权人出示的借据系双方对前期借款本金和利息进行滚动结算后重新出具，计算复利的，折算后的实际利率没有超出4倍利率的，超出部分的利息应当抵扣本金。

民间借贷被认定无效后，债务人应当返还债权人借款本金，无过错的债权人要求债务人赔偿资金占用期间损失的，可参照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予以支持。

2．逾期利息。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超出4倍基准利率的不予保护；逾期利率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的，区分下列不同情况处理：如果仅约定借期利率未约定逾期利率的，债权人参照约定利率或根据人民银行关于罚息利率的规定，以约定利率上浮30%~50e70的利率，主张逾期还款利息的，可以支持，但均以不超出4倍利率为限。如果既未约定借期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的，债权人参照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主张自借款逾期之日起或者自权利主张之日起的利息损失的，应当予以支持。

3．违约金。既约定逾期利率又约定违约金的，债权人可以选择圭张逾期利息或违约金，但均以不超过4倍利率为限；债权人同时主张逾期利息和违约金，折算后的实际利率没有超出4倍利率的，均可以支持。

六、关于借贷担保的认定问题

典当企业出借款项未依法设定抵押或质押的，性质上属于违法。《典当管理办法》规定典当企业“不得从事信用贷款”等违法金融活动，否则借贷合同无效，但因抵押登记机构、城市建设规划调整等非因当事人过错原因的除外。债务人仅向典当企业提供保证担保的，借贷合同和保证合同均认定为无效。实践中，担保公司超出经营范围的限制，擅自兼营放贷业务，在审查借贷合同及保证合同时，尤其需要严格，发现此类情况不予支持，并向中小企业局及时通报，加强监管。保证合同是借贷合同的从合同，主合同债务人涉嫌犯罪并不必然导致保合同无效，保证人以主合同债务人涉嫌犯罪为由主张不承担保证责任的，在依法认定主合同效力的前提下，确认保证人的责任。

七、关于诉讼管辖和时效的问题

1．管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定借款合同履行地问题的批复》（法复[1993] 10号），债权人住所地为合同义务履行地，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被告下落不明的，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其财产所在地法院管辖。有关企业涉及多起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相关法院可向上级法院申请集中管辖。

2．时效。时效其间的起算点有两种：一是从借贷合同规定的偿还本金及利息的期限起算；另一种是没有约定清偿债务期限的，则应从债权人主张权利时起算。我们认为，借据上没有注明还款时间的，在债权人没有要求债务人还款及债务人没有承诺还款之前，均不受两年诉讼时效限制。在诉讼时效认定方面，不应轻易认定超过诉讼时效，如果有一定的证据证明时效中断，应认定时效中断。

八、关于民刑交叉的问题

案件审理过程中，双方或一方当事人以案件涉嫌集资诈骗或者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为由提出抗辩，法院经审查认为抗辩理由不足或缺乏依据，而当事人坚持抗辩主张的，应告知当事人向侦查机关报案；侦查机关立案受理的，法院应栽定驳回民事案件的起诉并将案件移动侦查机关；侦查机关不予立案的，案件继续审理。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发现案件涉嫌集资诈骗或者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的，应当向侦查机关移送案件，侦查机关立案的，应裁定驳回民事案件的起诉；侦查机关不予立案的，案件继续审理。案件审结后发现涉嫌犯罪且公安机关已经立案侦查的，应中止执行，等待刑事犯罪案件侦查与追赃结果。破产企业存在非法集资行为的，对该部分移送有关机关处理，最终认定的非法集资金额，在进入破产财产分配阶段时列人第三顺序清偿。

在借款方已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或集资诈骗等罪的情况下，其与自然人订立的借款合同是否有效，实践中，有些法院倾向于认定借款合同无效，认为借款人已构成了犯罪，合同不可能有效。但我们认为，在此类借贷合同纠纷中，违反强制性规定的仅为借款人一方，认定合同无效并不有利于相应强制性规定规范目的的实现，并且认定合同无效反而有利于犯罪的借款人，因此应当认定合同有效。

第五篇：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发布民间借贷十大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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