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城联社三道关三到位扎实开展三项整治工作

第一篇：丰城联社三道关三到位扎实开展三项整治工作

丰城联社“三道关三到位”扎实开展三项整治工作

为进一步提升信贷管理水平，切实化解案件风险隐患，按照银监部门、省市联社关于农村中小金融机构“三项整治”活动的要求，丰城联社严把“三道关”，做到“三到位”，扎实开展“三项整治”工作。一是严把组织领导关，全面部署到位。成立了以联社理事长为组长，分管领导为副组长，稽核、信贷、合规部及各信用社负责人为成员的工作领导小组。明确“三项整治”工作时间表，分别按“宣传发动阶段、自查自纠阶段、联社抽查阶段、回头看整改阶段”进行了时间安排。二是严把合规教育关，宣传发动到位。及时召开“三项整治”动员大会，组织各信贷线条人员认真学习相关文件精神和工作方案，明确开展 “三项整治”活动的目的、步骤、内容及工作要求等，突出工作重点，加大贯彻落实力度，健全工作机制，确保活动取得实效。三是严把制度执行关，检查整改到位。结合自身实际，制定出台并向全辖印发了丰城市信用联社《借名、冒名贷款专项整治实施方案》、《置换、核销不良贷款排查清理实施方案》、《抵质押贷款风险排查整治工作方案》。抽调联社稽核监察部、信贷管理部、风险合规部成员及部分客户经理组成4个检查小组，深入全市36个信用社全面开展风险排查，将工作具体到岗，责任到人，做到“横向到边、纵向到底”，彻查到位，不留死角，充分暴露贷款方面不规范的问题，并逐一整改落实。同时，将“三项整治”工作与清收不良贷款相结合、与贷款检查相结合，通过两个结合，切实促进业务发展。

第二篇：“四个到位”扎实开展抗旱工作

“四个到位”扎实开展抗旱工作

面对持续发展的旱情，高而办事处迅速行动，加强组织，狠抓落实，全面掀起抗旱保苗的热潮。

一是思想认识到位。办事处主要负责同志深入抗旱第一线，靠前指挥，及时解决抗旱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真正做到主要领导亲自抓，切实把抗旱工作落到实处，确保抗旱工作收到实效；二是抗旱措施到位。明确专人负责旱情统计上报，统计数据由办事处水利站统一报区水务局，严防缺报、漏报、误报、瞒报等现象的发生。做好现有水源的调查，摸清和掌握蓄水现状，千方百计增加抗旱水源。投入抗旱资金5万元，全力保证抗旱提水、抽水、用电、用油等物资供应。开展塘坝、机井、大口井、水库等抗旱设施的全面检查，及时添置必备抗旱设施，提高抗旱设施装备水平；三是组织群众到位。坚持自力更生，广泛开展生产自救，切实解决“等、靠、要”的思想；四是严格考核到位。办事处与管理区、管理区与村分别签订目标责任书，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机制。严格落实奖惩，对措施落实、成效显著的，计入年底考核成绩中；对不负责任，严重失职的，严肃追究相关责任。

第三篇：开展“三非”整治工作情况汇报

xxx工商局开展“三非”整治工作情况汇报尊敬的各位领导，同志们：年初以来，xxx工商局“三非”整治工作在县维稳办及**工商局的直接领导下，在县委、政府的关心支持下，深入贯彻落实相关文件精神，紧紧围绕工商职能，在辖区全面开展打击“三非”专项整治活动，确保辖区经济社会和谐、稳定发展。现将具体工作情况汇报如下：

一、加强领导，强化措施，确保“三非”治理各项工作到位

（一）加强领导，健全机构，落实责任及时成立了以局长为组长，各科、室、队、所负责人为成员的“三非”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各工商所、经检队、私个协等相关部门也按照各自职能成立了相应的机构，从组织上保证了“三非”整治活动的开展。

（二）签订目标责任书，强化考核按照“一把手”负总责，分管领导按照业务分工各负其责，各业务部门、基层工商所具体负责的工作思路，形成局所联动、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

第四篇：安权--如何把握绩效考核“三道关”

如何把握绩效考核“三道关”

案例：

年初，盖德管理咨询服务的一家集团公司存在这样的问题，母公司与下属企业签订目标责任书时，母公司业务主管部门对考核指标进行了严格“把关”，下属企业与业务主管部门进行了多次“讨价还价”，最后，尽管下属企业认为个别指标定得偏高，有一些不尽合理的方面，但还是服从签约。没想到，两个月后，母公司业务主管部门负责人与所属企业负责人进行了干部对调交流，业务主管部门的负责人从年初的考官变成了被考核者。年底进行绩效评价时，曾经设定指标的考官感觉指标定得不甚合理，后悔当初自己把关太严，当初的被考核者如今却坚持“按规则办事”。母公司分管领导在考核会议上则说出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看样子，干部交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屁股指挥脑袋’的现象。”安氏绩效模型创始人安权先生认为，从实践过程来看，绩效考核始终存在着“猫和老鼠的游戏”，导致责任双方始终在考核价值认同、规则制定以及结果评定上存在一定程度的博弈。

从操作实践来看，盖德管理咨询自身绩效管理顾问安权先生认为，绩效考核应该把好以下“三道关”：

一是把好“价值同位关”。所谓“价值同位”，就是考核者和被考核者对绩效考核目的、结果的价值追求、价值评价，以及价值认同具有真正相关的协同认识，通过绩效考核来实现考核者、被考核者以及企业自身价值的最大化。

通常情况下，受“本位主义”的影响，主管部门在绩效指标制定时总是想方设法把好关，最大程度挖掘下属企业的潜力，生怕下属企业有所保留；下属企业也在报送考核指标或预算时比较“谦虚”，尽可能自我降低要求，以期在年末考评时可以有意外的收获。这是正常的绩效考核逻辑和人性趋利避害的思考模式，但却不符合考核的激励价值导向。作为绩效考核的牵头部门，要“跳出考核看考核”，正确引导主管方和被考核方对考核的价值同位认识，要让双方认识到绩效考核绝不是“抓辫子”、“打

棍子”、“扣票子”，而是通过绩效考核及其关联的配套措施实现企业和个人的双赢。

把好“价值同位关”，具体来说要做到三个“挂钩”：

●考核与任期考核关键指标挂钩。考核的关键指标原则上应是前三年的平均值，而任期考核的关键指标则采用市场对标的方式，从而避免考核的大起大落和与任期考核有关的博弈现象。

●考核与薪酬挂钩。关键要统筹好基本薪、考核薪、风险薪的比例设置，本着鼓励导向的原则，可以根据考核结果动态调整三者的比例，尽量做到在考核结果不要太“冒”和被考核者能够承受风险和责任的前提下，让被考核者获得“被鼓励”的感觉。

●绩效考核与干部考核挂钩。很多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绩效考核和干部考核往往存在“两张皮”的现象，甚至与实际情况脱钩，导致有些干部在一个位子上“从黑发做到白发”，除了通过考核可以拿到一定的薪酬外，很难再获得提升，即使考核分数较差也缺乏相应的惩罚措施。长此以往，会挫伤干部的工作积极性。因此，一方面要让干部考核的结果在绩效考核中占有一定比重（一般不超过20%），让被考核者充分认识到干部考核不是走过场；另一方面，根据两者考核的结果，定期对干部进行横向交流、上下交流或者晋升，以发挥考核的同位导向作用。

二是要把好“一视同仁关”。曹植在《七步诗》中写道：“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说的就是大家都是兄弟，何必自相残杀。绩效考核中也会遇到类似的现象。有时业务主管部门在年初商定考核指标时，下属企业明明都是同类型企业，但在制定加分标准时往往存在差异：同样一个项目，甲公司完成了可以加三分，乙完成了却只能加两分，同样完成了额外的项目，有的给予加分，有的却不予加分。这些看似细小的问题，都会导致在年终考核评定时让被考核对象之间争得面红耳赤。

另一方面，由于各个主管部门的考核取向不同，有的主管部门设定评分标准时较松，有的主管部门设定得较紧，同样会导致表面上的不公平。这就是考核的“一视同仁”问题。

把好“一视同仁关”，关键要做到三方面的平衡工作：

●把好“规则”平衡。业务主管部门往往会站在部门利益的角度去设置指标和评价标准，同时也会因为部门偏好，对下属同类型企业表现出潜意识的“厚此薄彼”，这就要求考核牵头部门在最终签订目标责任书前做好统筹平衡工作，列出同类型企业所有的加分项和减分项。在与业务主管部门沟通后，做到规则面前人人平等。

●把好“奖项”平衡。业绩考核中往往会出现特殊奖励或专项奖励的现象，有的企业设置特殊加分项，有的没有设置特殊奖励，致使最终考核评定时的不公平现象。有时，表面上所有的企业都可以设置特殊奖励，但其实是对个别很难设置特殊奖励项的企业产生了间接的不公平。因此，牵头部门要统筹面上平衡，尽量不要在考核中出现间接歧视或特殊化倾向。

●把好“个性”平衡。业务主管部门在设定指标和评分标准时要“因企制宜”，做到个性化考核。比如，同样是房地产企业，如果均设置“获奖”加分这一指标，则可以将“实力强的企业获得国家级奖项”和“实力较弱的企业获得省部级奖项设置”这两种情况列为同一加分标准，达到“起点不同、要求不同”的加分间接标准，这样既可以避免“鞭打快牛”的现象，也可以解决“弱者恒弱”的问题。

三是要把好“裁量反馈关”。按道理说，绩效考核的年终评价反馈应该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但实际操作中往往会出现难以厘清的纠结和争议。如在一次绩效评价中，一家被考核企业出现了安全事故，除了按照安全事故的评分标准扣分外，因为曾在整个目标考核责任书的约束性指标中明确规定“发生重大群体性事件和恶性事件，当年考核为不合格”字样，大家对此产生了严重分歧，有的认为这属于维稳工作的范畴，有的则坚持要记在当事部门身上，而最关键的牵头部门则表示“应该是针对被考核企业所有工作而言”，最后大家咬文嚼字，争论得面红耳赤。

把好“裁量关”，要做到三个坚持：

●坚持集体审议原则。绩效评价中经常会出现“主管部门说了算”的现象，以体现部门的权威，这其实是对绩效评价的一大误解。特别是在公司领导还兼任部门领导的情况下，一旦部门坚持某种意见，则会间接降低评价的公平公正性。这是绩效评价的大忌，务必坚持听取部门意见的基础上集体最终决

策的原则，否则评价将失去公允性。

●坚持回避原则。一旦出现评价标准歧义现象，应该坚持让主管部门回避，即对于争议的评价主管部门不再发表意见，而是由不相关的其他部门组成的考核小组裁量，体现评价的相对客观公正。

●坚持反馈到位原则。所谓反馈到位，既包括及时向被考核企业反馈结果，又包括将考核中存在的问题反馈给被考核企业。实际工作中，出于某种原因，有时会出现只反馈结果、不反馈问题的现象，这就导致了反馈的片面性，不利于来年绩效的改进和提升。因此，一旦考核结果最终被裁定，应该第一时间反馈给被考核者，除了便于兑现奖惩外，更要让被考核者对存在的问难和绩效改进的方向做到“心中有数”，以利于在来年的考核中“再接再厉”。

第五篇：公立医院改革要闯三道关

公务员申论精选资料：公立医院改革要闯三道关

今年，是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全面启动和整体推进的一年。全国两会上，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是代表、委员们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而争论最多的当属公立医院改革。

在近三年医改五项重点任务中，只有公立医院改革被定位为“试点”。因为，我国老百姓看病就医的供求矛盾主要集中在大医院，但因涉及制度安排，又要大量资金，改革的路径还在探索，因此只能是试点推进。但是，卫生部部长陈竺强调，改革的大方向是明确的，那就是10个字——“坚持公益性，调动积极性”。

公立医院的改革，是这次医改最艰难的一环。因为，它集各种矛盾和问题于一身，是医改绕不开的“堡垒”。这么难为什么一定要改？公立医院在改革的路上究竟有哪些难关？请看本刊记者的调查报告。公立医院：改革路上闯难关

最近，记者对卫生部于2007年确立的公立医院改革试点进行了走访。这些试点医院分布在广东、山东、上海等地。通过调查采访，记者发现，公立医院的改革必须要闯三道关。

难关之一：突破以药养医体制的束缚

公立医院是我国医疗机构的主体，但是政府每年给予的投入很少，大部分开销都需要医院自筹。面对经费不足及生存与发展的压力，“以药养医”成为公立医院的不二选择。一位医生说，“外科医生拿红包，内科医生靠开药”几乎成了公立医院普遍存在的现象。公立医院的改革，“以药养医”体制是第一个要攻克的堡垒。卫生部在2009年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发布消息，3年内将逐步取消公立医院药品加成。目前每种药进入医院后，医院可以根据自身级别的不同加价10%～15%再卖给患者。这正是此次公立医院改革重点之一——取消药品加成以改变“以药养医”的局面。在政府投入不足的情况下，药品差价成为医院的重要收入来源，而且越是基层的医院，对药品差价的依赖越大。据统计，一些三甲医院的药品收入占到其总收入的40%～50%，而基层的公立医院这一比重则占到70%～80%。

记者通过调查了解到，取消药品加成政策，从试点情况来看，在医院方面有较大阻力。受访的几家公立医院负责人都认为这一措施“操作起来有点难”。相当一部分医务工作者认为，即使药品零加成，也很难保证解决“大处方”的问题，难以遏制患者药费的上升。医院方面则普遍担心，取消加成之后，如果政府不予加大投入或提高医疗服务价格，医院就会连生存都成问题。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试点医院负责人说：“全国所有公立医院的开支如果全部由财政包揽，一年的投入就会超过政府所承诺的三年内的总投入8500亿元，这还是在不考虑资金能否投到实处、实际使用效率等问题的前提下。” 山东大学医院管理专业在读博士李新泰表示，2006年以前，全国医疗机构实际药品加成率大约在38%左右，2006年，国家发改委等八部委下发《关于进一步整顿药品和医疗市场价格竞争秩序意见的通知》规定，加价率不得超过15%。加价率一下降低一半多，按理性分析，药品收入也应随之减少。可事实上，药品收入不但未降反而上升。据对某省卫生财务年报分析，2007年比2006年药品收入增加14.7亿元，增幅为22.7%。

“除了合理增加的因素外，医院和医生的利益驱动，是药品费用上升的最直接原因。即使是药品零差价率，切断了医院的药品收入，但医生掌握着处方权，仍然存在开‘大处方’以获取回扣的冲动和可能。”李新泰说，“因此，公立医院改革的推进还应注意与医药领域反腐败工程结合起来，药品回扣现象只要存在，由‘大处方’引发的‘看病贵’就难以根治。” 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卫生厅厅长李利建议，通过三个途径妥善解决“药品加成”。

第一，增加政府财政投入。主要用于基本建设和大型医用设备购置、重点学科发展、住院医师培训、离退休人员费用和政策性补贴等。对公立医院承担的公共卫生服务任务给予专项补助，用于保障医院紧急救治、援外、支农、支边、惠民服务。

第二，增设药事服务费。药事服务费根据医务人员提供药品服务的劳务价值来核算，与销售药品的金额不直接挂钩，不仅可以遏制医生开“大处方”，还能够引导医务人员钻研医疗业务。

第三，提高医务人员技术服务价格。调整部分医疗服务的收费标准，提高能够体现医务人员技术服务价值的挂号费、诊疗费、会诊费、手术费等。提高中医及民族医疗诊疗类服务收费。建立不同等级和质量医院之间、专家门诊和普通门诊之间的差价梯度。

难关之二：确保医护人员合法权益和积极性

医生作为一个高风险、高强度的职业，在世界范围内都是有着较高收入的群体。但是，目前我国医务人员的收入远没有体现其技术含量和所承担的风险。

作为一位有着近40年从医经验的名医，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孙靖中坦率地告诉记者，每看一个门诊病人，自己得到的报酬仅有1.6元。很多医生戏称，一上午的工作报酬还不够理一次发的。

在采访中，上海某医改试点医院的一名护士向记者反映：“试点以后，还是一样忙，可工资不涨反而降了不少。说是要禁止以药养医，可我们的工资从哪里来呢？现在月基本工资是700多块钱，医院没了药品加成，就是在原来工资上再加200%也没有以前高。” 卫生部部长陈竺也坦言，目前我国医生收入的确较低，技术服务的劳动价值没有得到合理体现，要在适当时候考虑适当进行调整。他表示，在今后3年的试点工作中，对公立医院的法人治理结构，公立医院的一些内部管理，包括用人制度、激励机制等都将做积极的探索，充分调动医务人员工作积极性。

山东省的试点医院自去年年底起，已在部、省属医疗机构中上调了诊疗费、手术费等部分医疗服务的价格，同时下调了大型仪器检查费等项目的价格。如肝移植手术的手术费从以前3000元～5000元，上调为1.5万元；小肠移植手术也从1000元涨至5000元，剖腹产手术费从700多元涨到1000元左右。山东省此举意在使医疗服务性收费能够体现医务人员的技术劳动价值。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是一个拥有近120万人口的经济发达城市，2004年全面实施城乡居民合作医疗保险制度，住院医疗保险已做到“全覆盖”，是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排头兵。以减轻老百姓看病负担为出发点，2007年起，顺德开始尝试医疗改革。近两年，先吃了螃蟹的顺德已经摸索出一套公立医院绩效考核新体系，为即将进行的大规模公立医院试点工作提供了借鉴。

2007年和2008年，顺德相继开展了对医疗机构以及对医务人员的不良执业行为记分管理。考核结果与医疗机构的年审校验以及医务人员晋升、聘用、奖惩相挂钩。2008年，6家存在不良执业行为的医疗机构受到了处罚，共记分44分，涉及范围包括计生服务、超声影像检查，以及使用非卫技人员从事诊疗活动等。另外，医务人员的记分管理开展半年以来，有19家医院开始记分，共记分711人次，累计记分2746分。

顺德卫生局副局长欧阳雪乔说：“目前涉及我国卫生系统管理的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种类繁多，不利于清晰掌握和长效管理。两项记分，综合了目前管理要求的各个方面，使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能明确自身执业行为准则、要遵守的行为规范，从而由被动管理转变为主动管理。一开始，医务人员几乎都有抵触情绪，常常跑来复议，但经过专家辅导、讨论对错后，这些人不论在服务还是技术层面，都主动对自己提出了更高要求。医院的群众满意度从试点前的89%上升到了现在的95%。不良行为的记分促进了医务人员的自我监督和自我管理。科学的考核制度也让医务人员保持了良好的工作热情。”

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肿瘤医院院长周琦指出，公立医院应在国家政策引导下，改革人事管理和分配制度，建立绩效考核机制，重点考核医疗机构和医生提供医疗服务的质和量，调动医生的积极性，患者也将最终得益。政府还应重点思考医疗机构的布局规划和医院的功能定位，避免重复投资和资源浪费。业内人士建议，提高的诊疗费价格应按一定比例体现在医生收入中，使医生的收入由于其劳务付出而大大提高，从而降低医生收取药品回扣的内在驱动力，光明正大地成为“较高收入群体”。

难关之三：合理配置医疗卫生资源 3月上旬的一天，时间已近中午12点，患者李晶饥肠辘辘地坐在一家三甲医院的候诊大厅里。腿部莫名浮肿的她早上6点就到了医院，因为担心需要化验，李晶没吃早饭。从早晨等到现在还没轮到她：“这么多人，光坐这里等就累死了。”医生也颇有怨言：“一个上午连水都不敢多喝，就怕上厕所耽误时间，到现在还是忙得连中饭都吃不上。病人太多了！”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济南一家社区医院院长唉声叹气地向记者抱怨：处在好几家大医院的包围之中，患者少，日子很难过。“按理说，社区看不了的病才往大医院转，在大医院治得差不多再转回社区医院康复。现在由于逐级转诊制度尤其是向下转诊制度没有建立，医院各打各的算盘，各赚各的钱，大医院该向下转诊的病人也不舍得放，有的大医院甚至扩大康复病房的规模，实际上浪费了既有的卫生资源。”这位院长苦恼地说。由于财政拨款不足，大多数公立医院徒有“公立”的外壳，争相创收，有的甚至将创收指标层层分解到每位医生。济南一位三甲医院院长说，自己所在的医院财政拨款仅占医院支出的4%，仅职工工资一项，就有98%要靠医院自筹，不创收就无法生存。

创收的冲动使得公立医院竞相拉患者，展开无序竞争。“有些医院因为患者不足，对来就医的病人开大处方，或是延长住院时间，本来应该住10天，让你住15天。还有的小医院甚至采取给有医保的病人发工资的办法来留住患者。”一位外科医生向记者透露。

公立医院间的无序竞争，加剧了医疗资源配置的不合理。处在金字塔塔尖的大医院吃不了，众多基层医院却吃不饱。大医院不断地圈地盖楼，扩张规模，大小通吃，小医院却在苦苦挣扎，嗷嗷待哺。

山东大学卫生管理与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尹爱田认为，要实现不同医院合理分工、患者分流，需要建立健全医疗保障制度。“目前我国的医疗保障分三部分，一是针对农民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二是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三是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由于保障水平较低，基层定点医疗机构的服务质量难以令人满意，有的患者宁愿自己掏钱到大医院就诊，也不愿享受能报销的基层医院的服务。如果医保的保障水平能够提高到50%～60%，同时提高基层医疗机构的服务质量，就可实现患者在不同层级医院中的合理分流，大医院的医生也就不会再把大量时间花在‘看小病’上。” 公立医院多年来在“市场化”过程中积累了很多问题，不是单靠国家增加投入就能解决的，山东大学教授孟庆跃说：“国家应尽快确定公立医院的改革方向，针对不同类型的医院，推出不同的改革方案。对偏远地区的基层医院，加强其服务水平建设，重点解决‘缺医少药’带来的看病难问题，对占据优质医疗资源的大医院，重点解决群众看病贵的问题。” 公立医院改革是体制性改革，需要综合配套推进，单项措施推进往往会“按下葫芦起来瓢”。如果单纯增加政府投入，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医院发展的效率和质量，影响医务人员的积极性。如何探索建立科学、规范的财政补偿机制，使公立医院既回归公益性，又保护好医院发展的积极性，这之间的度必须把握好。链接

新中国医改大事记

1949年～1978年，我国建立起由公费医疗、劳保医疗、合作医疗组成的福利性医疗保障制度。

1985年4月，国务院批转卫生部《关于卫生工作改革若干政策问题的报告》提出：放宽政策，简政放权，多方集资，开阔发展卫生事业的路子，把卫生工作搞好。1992年9月，国务院下发《关于深化卫生改革的几点意见》提出，“我国卫生事业是公益性的福利事业”，“支持有条件的单位办成经济实体或实行企业化管理，做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1994年，国家体改委、财政部、劳动部、卫生部共同制定了《关于职工医疗制度改革的试点意见》，城镇职工医疗保障制度改革开始推进。经国务院批准，在江苏省镇江市、江西省九江市进行了试点，即著名的“两江试点”。

2000年2月，国务院公布《关于城镇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医改全面启动。此次医改的主要措施包括：将医疗机构分为非营利性和营利性两类进行管理，营利性医疗机构医疗服务价格放开，扩大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覆盖面，卫生行政部门转变职能，政事分开，实行医疗机构分类管理，公立医疗机构内部引入竞争机制，放开管制，规范运营，改革药品流通体制，加强监管，实行医药分家等。

2003年1月16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卫生部、财政部和农业部的《关于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意见》，要求从2003年开始新农合试点。同年，SARS疫情在中国出现，公共卫生体系的漏洞开始受到关注。

2005年7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关于医改的研究报告被媒体披露。报告称，中国医改从总体上讲不成功，其症结是近20年来医疗服务逐渐市场化、商品化。同年11月，哈尔滨爆出“550万元天价医疗费事件”。

2006年9月，我国成立了11个有关部委组成的医改协调小组，国家发改委主任和卫生部部长共同出任组长。

2007年年初，医改协调小组委托6家研究机构对医改进行独立、平行研究，并提出建议，后来研究机构增加到9家。同年10月，由国家发改委牵头，分别在南昌、天津召开医改座谈会，各相关部门负责人参与，讨论医改方案。

2008年10月14日，以“四梁八柱”为主体的《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征求意见稿)》开始在网络上征求意见。2009年1月21日，在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新医改方案获得原则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