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房屋登记行政诉讼时效适用

第一篇：探析房屋登记行政诉讼时效适用

时效问题是房屋登记行政诉讼案件的重要问题之一，往往决定该案是否受理或因超过诉讼时效而被驳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二条“对涉及不动产的具体行政行为从作出之日起超过20年、其他具体行政行为从作出之日起超过5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的规定来看，房屋登记发证是否属其他具体行政

行为，将决定房屋登记的最长行政诉讼时效。为此，有必要作深入探讨。

一、房屋登记行为应当属其他具体行政行为，这是其法律特性所决定的行政诉讼时效是指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而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有效期限，一旦超过，法院将不再受理或予以驳回当事人对该行政行为不服而提起的行政诉讼，这就是说，超过时效导致不能启动诉讼程序。

涉及不动产的具体行政行为有“具体行政行为”和“其他具体行政行为”，两者有一定区别：前者是行政机关依照法律赋予的权力，通过法定程序对客观事实的确认，属于合理管理所产生的行政行为；后者是行政机关以外的组织依具体法律授权行使一定行政职能所产生的非管理性质的行政行为。两者相比，管理主体、性质和法律效果均不同。

由于涉及不动产的具体行政行为有“具体行政行为”和“其他具体行政行为”，其诉讼时效是不同的，那么房屋登记发证属何种行政行为?笔者认为房屋登记发证应当属其他具体行政行为，这是其法律特性所决定的。

首先，从管理主体来看，房屋登记机构是具体的登记发证单位，它属于法律、法规授权的其他组织，是指依具体法律、法规授权而行使行政职能的非国家行政机关的组织，属行政机关的派出机构。关于这一点，《物权法》第九条至第十三条及《房屋登记办法》第四条都有明确的法律、法规的授权规定。大家知道房屋登记发证有登记机关和登记机构之分，登记机关负责登记发证的管理，登记机构受登记机关的委托，依法授权负责登记发证的具体行为，属于非国家行政机关的组织。就无锡而言，市产权监理处属于“公益类”行政事业单位，必不具备国家行政机关的组织要素，而只能为依具体法律、法规授权而行使行政职能的非国家行政机关的组织，即其他行政组织。

其次，从组织机构来看，登记机构符合其他行政组织的条件，主要是它依法行使登记发证的行政职能时，是行政行为的具体主体，并可对外承担法律责任，尽管行政诉讼的对象是登记机关，但实际应诉和承担法律责任的还是登记机构。

第三，从新的登记观念来看，房屋登记必然是其他行政行为。随着《物权法》及《房屋登记办法》的实施，房屋登记簿已是房屋登记的核心，不再足“房产证是房屋产权的唯一的、合法的凭证”这个老观念；房屋登记实施“依申请登记”?­则，登记由申请人启动，不再是登记机构的管理手段；登记机构的职能由“发放房产证为主”转化为“依法将房屋权利和其他应当记载的事项在房屋登记簿上予以记载”，将登记作为物权公示手段，严格限制了登记机构依职权登记的情形；登记机构实行“以形式审查为主、辅以必要的实质审查”的原则，淡­化实质性审查，不再是“行政确权”而是“行政确认”。从这些转变看，房屋登记的行政行为性质发生相应的变化，即登记为完全听凭当事人的意思所产生，不再具有“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管理”要素，故只能为“其他具体行政行为”。同时，房产证的法律地位也不可能与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等行政许可所颁发的证件相比较，属于一种形式登记的产物，即其他行政行为的结果。

二、房屋登记的行政诉讼时效宜短不宜长

过长的诉讼时效不利于社会的安定团结。就无锡地区而言，目前无锡市城区有l万份非公寓式的老私房的房产证是1989年前颁发的，锡山区、惠山区、滨湖区和新区颁发的未拆迁的农村老私房的房产证估计在10万份左右。如果按“不动产的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诉讼时效“20年”为房屋登记的诉讼时效界限，那老私房的登记发证行为均有可能列入行政诉讼范畴，90％以上老私房将成为行政诉讼的主要客体。也许有人认为，这是好事，是对登记机构的考验。其实不然，持这种看法的人没有看到事物的另—面，即大量的行政诉讼不利于社会的安定团结。这是因为城市房屋总登记和村镇房屋总登已的当时登记规定互不相同，与现在的规定有更大的不同，特别是村镇房屋总登记当时并无登记办法，现在诉讼起来，?­告无不要求被告提供当时的发证法律依据，或以现在的登记办法去衡量当时的登记，动辄指责登记机构违法行政，其后果必然是1989年-1991年城镇房屋总登记以及1988年开始的村镇房屋总登记后房屋权属相对稳定的状况将被破坏，社会安定团结面临新的挑战，目前村镇房屋要求撤证的案件激增便是明证。如以5年为房屋登记的行政诉讼时效则可大大减少行政诉讼的故意，以稳定社会秩序。

行政诉讼时效定为5年，就可大大减少行政诉讼

中?­、被告法律地位不平等的现象。从1995年无锡市区第一起行政诉讼案到今天的行政诉讼案来看，大致分为三类：一是起诉登记机构行政不作为；二是不服登记机构的发证行为，包括要求撤销发给他人的房产证；三是不服登记机构对房屋登记簿的更正行为。从上述情况看，第二类行政诉讼案占80％以上，对登记机构影响最大。究其?­因，绝大多

数为已登记领证的老私房面临拆迁，?­有的权利关系人想从中分一±­“羹”，即使早就知道房屋已继承、赠与、买卖，明知自己已不是权利关系人或权利申请人，无不以“刚知道房屋转移登记给第三人”的理由，有意识地利用行政诉讼时效来创造起诉条件。这样，行政诉讼时效的计算起点时间就变为由?­告自定，而作为被告的登记机构及人民法院很难知道或确定真正的诉讼计算起点时间，难以实现?­、被告在行政诉讼中的平等地位。由于?­告自定行政诉讼时效的计算起点时间现象比较普遍，如把行政诉讼时效定为20年，只会加大?­、被告法律地位的不平等，既然如此，还不如把行政诉讼时效定为5年，既可便于人民法院掌握行政诉讼时效标准，也可让被告法律地位趋于平等。

行政诉讼时效高于5年，不利于维护法的秩序价值。这里有个公法与私法的法的秩序价值问题。行政行为是国家通过法定程序赋予对客观事实的确认，是国家公定力的实质体现，如房屋登记，出于物权公示而通过登记的法定程序，登记机构依法将房屋权利和其他应当记载的事项在房屋登记簿上予以记载，体现了公法的秩序价值。行政相对人为保护自己合法权利，需要通过国家的法定程序来确认，体现了私法的秩序价值。但是，相当部分的?­告出于某些考虑，往往受自身利益驱动，可以完全不顾法的秩序和事实，任意界定行政诉讼时效的计算起点时间就成为“家常便饭”。如再把房屋登记的行政诉讼时效确定为20年，那必然是对国家的公定力发动新的挑战，直接降低由公定力产生的法的秩序价值。因?­告的单方需要而降低法的秩序价值，是不妥的，应当寻找公法与私法的秩序价值的平衡点，即：既能通过对?­告诉讼时效的科学界定，保护其诉权，又能依法发挥行政机构行使正常职能，保护其职权，因此，房屋登记的最长行政诉讼时效还是以5年为宜。

行政诉讼时效过长必然导致行政诉讼增多，浪费司法和行政成本。如前所述，目前不少房屋登记的行政诉讼起因于对己丧失的权利进行重新争夺。有相当部分案子?­本可以先行民事诉讼解决的，但是，当事人往往先行政后民事，形成诉讼的多次提起，劳民伤财，并造成父母与子女反目、兄弟与姐妹成仇的不安定情况。比较有效的解决办法，就是科学界定行政诉讼时效，把房屋登记的最长行政诉讼时效确定为5年，让那些想利用行政诉讼时效20年的当事人失去诉讼时效而停止诉讼，可节约大量的司法成本和行政成本。

行政诉讼时效过长已不适应房屋自身的变化及社会发展的需要，有可能影响房屋登记的公信?­则基础。房屋登记的行政诉讼时效定为20年，其出发点是充分保护当事人合法权利，保持其权利在较长时期内得到稳定实现。应该说这出发点是好的，但是随着社会?­济发展和实际生活的变化需要，特别是房屋转移的频繁出现，房屋自主、公然、和平和持续所有的期限大为缩短，对房屋登记的公信?­则提出了新的要求，即以公信?­则为基础的登记行为，一方面，要通过登记，由法律推定登记记载的权利人为真正的权利人，任何人因相信登记簿记载的权利而与其就登记的房屋进行交易应受法律保护；另一方面，不希望交易过程中或成功后，因第三人对此交易提起行政诉讼而影响其权利的实现，特别是善意取得者。现在的问题是，由于诚信缺失，相当部分房屋登记的行政诉讼案，起诉人在行政诉讼时效起点确定上，隐瞒真相现象较为普遍，必然影响交易受让人的权利的实现。如果房屋登记的行政诉讼时效确定为20年，因行政诉讼时效的延伸，交易受让人的权利就难以得到充分的实现，必然会对登记的公信力产生质疑：如果房屋登记的行政诉讼时效确定为5年，受行政诉讼时效的限制，交易受让人的权利就可以得到更大限度的保证。另外，还有个不动产的实效取得制度，本来可对行政诉讼时效的不足起到辅助作用，可惜这次《物权法》未予规定，这就更加需要将行政诉讼时效确定为5年。

行政诉讼时效超过5年，必然增加行政行为的难度。房屋登记实行“以形式审查为主、辅以必要的实质审查”的?­则。无论城镇房屋还是村镇房屋的总登记，都采取形式审查，有公告征询异议的程序，收取书证也符合当时登记要求，应该说登记机构的行政行为无瑕疵。但从现在发生的行政诉讼案来看，90％以上为5年前发生的登记行为，有的即将满20年，有的登记房屋已灭失，有的并非当事人而是其继承人或第三人，诉讼理由总是起诉登记机构未进行实质审查，把登记行为一律定位实质性审查。这样不仅增加行政行为难度，而且等于把房屋总登记时的行政行为重新来“过堂”一遍，且不说是对房屋总登记成果的否定，也无疑会大大增加被告和法院的行政诉讼负担。

三、造成房屋登记是否为其他行政行为的困惑之原­因

产生房屋登记是“行政行为”还是“其他行政行为”困惑的主要?­因是：

1、房产证上既有“发证机关”，又有“填发机构”，一般行政诉讼的?­告总是状告“发证机关”而不状告“填发机构”；

2、目前，《房屋登记办法》实施不久，对一些登记观念还是停留在旧观念上，不可能马上认识到房屋登记是“其他行政行为”的实质；

3、社会各界对房屋登记是“行政行为”还是“其他行政行为”分辨不清，就是登记机构也未能正确认识，需要一个过程。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物权法》及《房屋登记办法》的逐步实施，对房屋登记是 “其他行政行为”的实质必将有更深入、更正确的认识。

四、建议

1、按照不同的诉讼类别，科学界定房屋登记的行政诉讼时效。建议：属于对行政复议不服的，行政诉讼最长时效应为15日；属于行政不作为并有明确告知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诉讼最长时效应为3个月；属于登记机关撤销房产证或变更登记簿记载而未告知起诉期限的，行政诉讼最长时效应为2年；属于登记发证不服（如要求撤销房产证）的，行政诉讼最长时效应为5年。

2、《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九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四十二条都提到起诉期限“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计算”，这个计算对象应包括行政相对人和权利关系人，问题在于行政机关或行政机构没有责任也不可能告知所有的权利关系人，因此，这个起诉期限的规定无法正确执行，建议起诉期限改为“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或其他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计算”，为宜。

3、根据《行政诉讼法》颁发实施以来的实践?­验及教训，建议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二条的“20年”、“5年”作新的解释，或对涉及不动产的“具体政行为”和“其他具体行政行为”作明确规定，以便更好地实施《行政诉讼法》、《物权法》及《房屋登记办法》。

第二篇：无效买卖合同不适用诉讼时效制度2013

无效买卖合同不适用诉讼时效制度 http://huaian.house.sina.com.cn2011年06月23日09:54淮海晚报

【案情】2004年10月，苗某与朱某签订了一份房地产买卖契约，朱某以自己的名义将其父亲名下的三间平房出售给苗某，双方议定上述房产成交价格为54000元。合同签订后，苗某向朱某付清房款，朱某向苗某交付了房屋，苗某亦搬入平房居住。后苗某拆除了部分平房并进行了扩建。2009年，朱某的父亲向法庭起诉称上述三间平房属其所有，儿子未经其同意擅自处分其房产侵害了其合法权益，要求法庭确认他们签订的买卖合同无效、返还房屋，并要求他们赔偿损失。庭审中苗某抗辩称原告的起诉超过了两年的诉讼时效，要求驳回其诉讼请求。

【法官认为】

两被告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为无效合同。两被告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不适用诉讼时效制度。本案赔偿损失请求的诉讼时效起点应从房屋买卖合同被确认无效后才起算，原告要求赔偿损失的请求未超过诉讼时效，法院遂依法驳回被告苗某抗辩的原告起诉超过诉讼时效的主张。(至于合同为何无效、房屋是否返还、损失是否赔偿不在本文讨论范围，本文仅就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尝试刍议。)

【评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所谓诉讼时效是指民事权利受到侵害的权利人在法定的时效期间内不行使权利，当时效期间届满时，人民法院对权利人的权利不再进行保护的制度。在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内，权利人提出请求的，人民法院就强制义务人履行所承担的义务。而在法定的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之后，权利人行使请求权的，人民法院就不再予以保护。值得注意的是，诉讼时效届满后，义务人虽可拒绝履行其义务，权利人请求权的行使仅发生障碍，权利本身及请求权并不消灭。当事人超过诉讼时效后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受理后查明无中止，中断，延长事由的，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规定的两年的诉讼时效期间适用于债权请求权，不适用于形成权，而本案原告关于确认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属于形成权之诉，不应受两年诉讼时效的限制。因合同无效产生的财产返还请求权和赔偿损失请求权在性质上属于债权请求权范畴，理应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关于诉讼时效期间的规定的限制，但诉讼时效期间从原告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算。鉴于当事人并不享有确认合同无效的法定权力，合同只有在被法定裁判机关确认为无效之后，才产生不当得利的财产返还请求权和赔偿损失请求权及该请求权的诉讼时效问题。因此，两被告签订的契约在被法院宣告无效后，原告才享有财产返还请求权和赔偿损失请求权。如两被告不予返还或赔偿，原告才知道或应当知道该权利受到侵害，诉讼时效才开始起算。故以合同被宣告无效为无效合同诉讼时效的起点，原告的起诉没有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被告苗某辩称原告起诉超过诉讼时效的

第三篇：所有权确认纠纷案不适用诉讼时效

所有权确认纠纷案收录于高院《案例指导》

一、不动产登记申请人故意提供虚假登记材料造成登记机关错误登记的，如果当事人不是针对登记机关的登记行为提起诉讼，则不属于行政诉讼。当事人提起民事侵权或确权之诉的，法院对登记机关的登记行为具有审查权。

二、继承开始后，遗产分割前，各继承人之间是共同共有的关系。共有人对共有物的分割以实物分割为原则，实物不能分割或者分割会减少实物价值的，可采用作价分割。

三、当所有权权属不明发生纠纷时，权利人可以请求法院确认所有权的权属，这是物权诉讼保护的一种。物权权属确认之诉不适用诉讼时效规定。

【案例索引】

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2007）萧民一初字第0523号（2007年5月8日）

【案情】

原告：孙金花，女，„„。原告：曹玉甸，男，„„。原告：曹玉明，男，„„。原告：洪雅芬，女，„„。原告：洪雅珍，女，„„。

被告：曹玉海，男，„„。被告：王叶华，女，„„。被告：曹怡凯，男，„„。

第三人：俞顺焕，男，„„。

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洪雅芬、洪雅珍系孙金花与洪茂法的女儿。洪茂法去世后，孙金花与曹金甫结为夫妻，并生育儿子曹玉甸、曹玉海、曹玉明以及女儿曹雅红。1986年，曹金甫因病去世。曹玉海与王叶华系夫妻关系，曹怡凯系曹玉海与王叶华的儿子。

孙金花与曹金甫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了位于裘江东门外半爿街30号老墙门内的一

【裁判要旨】 处木结构楼房。1992年7月，在孙金花楼房的同地段，俞顺焕向他人购买砖木结构平屋一间一弄。

1993年5月13日，经有关部门批准，裘江开发公司作为拆迁人（简称甲方）与曹玉海作为被拆迁人（简称乙方）订立房屋拆迁产权调换（补偿）协议书一份，约定甲方拆除乙方两处旧房，乙方调换甲方新建房屋118.98平方米。1994年12月，曹玉海、俞顺焕以孙金花名义向裘江开发公司出具申请报告一份，由曹玉海作为代表与裘江开发公司订立房屋拆迁产权调换（补偿）协议书，依据二处旧房实际，对房屋拆迁产权调换（补偿）协议书项下的二套房屋归属作出约定，其中：大套归曹玉海所有，中套归俞顺焕所有，二套房屋的差价补偿款由曹玉海、俞顺焕各自承担。1995年4月5日，曹玉海、俞顺焕分别支付给裘江开发公司款项16912.46元、8313.11元。同日，裘江开发公司将位于洄澜北苑25幢2单元502室（建筑面积为87.42平方米）、洄澜北苑25幢东单元301室（建筑面积为57.34平方米）住宅房屋分别交付给曹玉海、俞顺焕。

1993年5月16日，孙金花的上述子女订立关于中套新房归属及拆建费分配的协议一份，约定由曹玉海负责支付给其他五人相应数额对价，今后，该五人与曹玉海房产问题无涉等。1997年8月19日，孙金花的上述六个子女订立分家析产协议一份，确认洄澜北苑25幢2单元502室归曹玉海所有，洄澜北苑25幢东单元301室归俞顺焕所有。协议上孙金花签名系伪造。同日，该协议经公证机构公证。1998年4月20日，洄澜北苑25幢2单元502室登记至曹玉海名下。后孙金花获悉争讼房屋已登记到曹玉海名下，遂向公证机构提出书面申请，要求公证机构撤销对分家析产协议的公证。公证机构经调查证实，确认分家析产协议上的“孙金花”签名系伪造，遂于2005年11月29日依法撤销了对分家析产协议的公证。

原告孙金花诉称：原告在裘江东门外半爿街30号老墙门内曾有一建筑面积为118.98平方米的木结构楼房，后因商业开发需要，经有关部门批准，将该房屋列入拆迁范围。1995年4月，萧山市裘江综合开发公司（以下简称裘江开发公司）作为开发商，以产权调换形式将建筑面积为87.42平方米的洄澜北苑25幢2单元502室偿还给原告作为住宅房屋。1997年8月，被告曹玉海伪造分家析产协议一份，骗取了公证机构公证和房屋所有权登记，将属原告所有的房屋登记在其名下，并一直对原告隐瞒事实真相。后被原告偶然知悉，遂向公证机构提出书面申请，要求公证机构撤销对分家析产协议的公证。2005年11月，公证机构经调查证实，依法撤销了对分家析产协议的公证。此后，曹玉海一直未到房屋登记机构办理争讼房屋的所有权注销登记手续，故起诉要求确认现登记在曹玉海名下的争讼房屋属原告个人所有。诉讼过程中，原告变更诉讼请求，要求依共有份额确认原告对争讼房屋享有39.6平方米的所有权。

原告曹玉甸、曹玉明、洪雅芬、洪雅珍共同诉称：其均系争讼房屋的共有权人之一，要求确认各自5.66平方米的房屋所有权。

被告曹玉海辩称：争讼房屋已依法登记在自己名下，上列原告如对登记机构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程序上应通过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方式处理；被告与裘江开发公司订立房屋拆迁产权调换（补偿）协议书后，除母亲孙金花之外，在征得曹玉甸、曹玉明、洪雅芬、洪雅珍、曹雅红同意情况下，分别支付给各位相应对价，以换取他们放弃对争讼住宅房屋主张权利。现曹玉甸、曹玉明、洪雅芬、洪雅珍违背各自承诺，向被告主张权利，法院不应支持违约人的诉讼请求；争讼住宅房屋已登记至本人名下多年，现母亲孙金花向其主张权利，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故请求法院驳回上列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被告王叶华、曹怡凯未作答辩。

第三人述称：裘江开发公司因商业开发需要，经有关部门批准，对其所有的裘江东门外半爿街的一处旧房进行拆迁。在拆迁时，将该房补偿问题与其岳母的房屋补偿问题纳入同一份房屋拆迁产权调换（补偿）协议书中。1995年4月，裘江开发公司将洄澜北苑25幢东单元301室以产权调换形式偿还给我，故该房与争讼房屋无关。

【审理】

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位于裘江东门外半爿街30号老墙门内的木结构楼房，是孙金花与曹金甫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属于夫妻共有财产。曹金甫因病去世后，该财产中一半份额属于孙金花个人财产，另一半份额属曹金甫遗产，由上列原告、曹玉海以及曹雅红共同继承。在拆迁时，因遗产未予分割，故确认该房屋当时处于上列原告、曹玉海以及曹雅红共有状态。1993年5月13日，裘江开发公司作为拆迁人与曹玉海作为被拆迁人订立房屋拆迁产权调换（补偿）协议书，该协议书虽载明曹玉海为被拆迁人，但其此时实际上仍是被拆迁人代表，故曹玉海与裘江开发公司之间订立的上述协议书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应归属于孙金花旧房的全体共有权人。1993年5月16日，孙金花的六个子女（或者由女婿出面）订立关于中套新房归属及拆建费分配的协议，根据协议内容，可视为曹玉甸、曹玉明、洪雅珍、曹雅红对争讼住宅房屋的相应份额转让给曹玉海。但孙金花未在协议上签名确认，事后，也未予追认，故协议对孙金花并无约束力。孙金花与曹玉海事实上成为争讼房屋的共有权人。

依据清单记载，孙金花旧房的建筑面积为67.88平方米，孙金花对该房享有7/12（即属于孙金花本人的1/2加上属于曹金甫遗产的另外1/2的1/6）的份额，共计39.6平方米，曹玉海（包括王叶华）享有该房5/12的份额。

至于曹玉海辩称，本案争讼事项应通过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程序处理，本院不予支持。虽争讼房屋现登记在曹玉海名下，但房屋所有权证并不具有绝对证明力。现有证据证实孙金花对争讼房屋享受相应财产份额，其与曹玉海（包括王叶华）之间因财产归属问题产生纠纷，属于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曹玉海的该项辩称不能成立。曹玉海另辩称，本案已丧失诉讼时效，本院也不予支持。孙金花请求确认对争讼住宅房屋相应份额享有所有权，确认所有权的请求权属于物权请求权范畴，物权请求权并不适用诉讼时效规定，则确认所有权请求权当然也不适用诉讼时效制度。

综上，孙金花为争讼房屋的共有权人，其合理部分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曹玉甸、曹玉明、洪雅芬、洪雅珍已由曹玉海支付相应对价或者因现有住房原因，已无权再行使对争讼房屋主张权利，故对曹玉甸、曹玉明、洪雅芬、洪雅珍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曹玉海的辩称，与法不符，本院不予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十六条、《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十八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五十八条之规定，判决：

一、坐落于杭州市萧山区洄澜北苑25幢2单元502室（不包括装饰装修价值）属原告孙金花与被告曹玉海（包括被告王叶华）共有，其中，原告孙金花享有共有住宅房屋的份额为45.3%（39.6平方米），其余份额由被告曹玉海（包括被告王叶华）享有。

二、驳回原告曹玉甸、曹玉明、洪雅芬、洪雅珍的诉讼请求。

本案宣判后，各方当事人均未上诉，一审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评析】

一、关于民事诉讼中能否审查行政行为问题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被告曹玉海提出辩解，认为争议房屋已经不动产登记机关进行登记，孙金花对该行为不服应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物权法》第二十一条第二款规定了登记机关的错误登记赔偿责任：“因登记错误，给他人造成损害的，登记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笔者认为，对于这一规定，应取决当事人针对何种行为提起诉讼。如果当事人针对登记机关的登记行为提起诉讼，属于行政诉讼。如果当事人针对不动产登记申请人故意提供虚假登记材料行为提起诉讼的，则是典型的民事侵权诉讼，不动产登记申请人承担的是民事侵权责任，《物权法》第二十一条第一款也规定：“当事人提供虚假材料申请登记，给他人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本案复杂性在于，本案当事人提出的是所有权确认之诉，在民事侵权或确权之诉中，如何对待登记机关的不动产登记行为？目前，我国不动产登记仍采取行政登记制度，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一经作出，即具有公定力，未经法定程序不能否定其确定力、拘束力和执行力。那么，具体行政行为公定力的存在，是否意味法院对民事诉讼中作为先决问题出现的具体行政行为无审查权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理由：

（一）审查权和受拘束是两个不同问题，前者是由谁行使审查权问题，是程序问题；后者是法院将具体行政行为对事实的认定或法律的适用有无作为既定的事实要件而予以承认和尊重的义务，这是实体问题。

（二）这是由我国法院审判制度决定的，我国行政案件、民事案件的权力主体都是人民法院。肯定法院有适度的审查权有利于案件的审理、节约诉讼成本、及时有效地保护当事人的权益。

（三）不承认法院的审查权，事实上也行不通。现代各国行政法学通说都认为，无效的具体行政行为不具有约束法院的效力，不进行审查，就无法认定具体行政行为是否有效。法院原则上对作为先决问题的具体行政行为具有审查权，但由于具体行政行为的公定力，使该审查权受到很大的限制，除非具体行政行为有重大且明显的瑕疵而导致行政行为无效，一般而言，法院应当受具体行政行为公定力的约束，不得作出与该具体行政行为相矛盾的认定，因为该具体行政行为不是诉讼的标的，基于对国家权力分立秩序的尊重以及行政权与司法权相互承认的原则，法院有义务接受作为先决问题的具体行政行为对事实的认定和法律的判断。但本案孙金花因曹玉海提供虚假材料骗取了登记机关的登记，登记机关的登记行为有重大且明显的瑕疵，系无效的行政行为，不能作为依据。孙金花向曹玉海等提起要求确认所有权之诉，其诉讼请求合法合理，应当予以支持。

二、关于夫妻共有财产的遗产分割问题

继承开始后，遗产分割完毕前，各继承人之间是共同共有的关系。依照《继承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共同所有的财产，除有约定以外，如果分割遗产，应当先将共同所有的财产的一半分出为配偶所有，其余的为被继承人的遗产。”在本案中，原拆迁房是孙金花与其夫的夫妻共有财产，在其夫死后，孙金花与其子女们在遗产未分割之前，就所继承的其夫对房屋所享有的份额共同共有。由于到拆迁时尚未进行遗产分割，对后来补偿的房屋，孙金花与其子女们也依旧是共同共有关系。因而对拆迁补偿房屋中属于补偿范围的那一部分房屋所有权的分割办法应遵循遗产分割办法，先将属于孙金花所有的一半份额的房屋所有权分出，再由孙金花和其子女们共同对遗产进行分割。

原告曹玉甸、曹玉明、洪雅芬、洪雅珍、曹雅红在房屋拆迁补助以后与被告曹玉海签订了协议，约定曹玉海支付一定的对价，而曹玉甸、曹玉明、洪雅芬、洪雅珍、曹雅红放弃对房屋的共有份额，这一行为应视为对遗产的作价分割。共有物的分割一般应为实物分割，实物分割不能或者会减少实物价值的，可采取作价分割或者变价分割。本案中考虑到房屋的特别属性，当然应采用作价分割的方式，一方支付一定的对价取得其他方的所有权份额，共有物分割完毕后，共同共有关系即告结束，曹玉海的支付行为合法，取得了除属于孙金花的份

额以外部分的房屋所有权。

三、关于诉讼时效问题

诉讼时效是指权利人持续不行使民事权力而在期间届满时丧失请求人民法院保护其民事权利的法律制度。如果权利人长期不向义务人主张其权利，义务人将不得不长期处于一种不安的等待状态之中，不能轻易对债权所涉及的财产进行处分。而对第三人而言，由于义务人的财产一直处于一种不安定的状态，第三人与义务人发生各种法律关系后，如果允许原权利人主张权力，将推翻此前长期持续存在的事实状态，而且势必一并推翻长期以来基于此事实状态形成的各种法律关系，从而造成社会经济的混乱，因此，诉讼时效制度的存在是为了敦促权利人尽快行使其权利，保护债务人的利益，从而维护和稳定社会经济秩序。本案中，被告曹玉海即是以此为由要求法院判令驳回原告的起诉的。通说认为，民法上将民事权利分为四种——支配权、请求权、抗辩权、形成权。支配权是权利人可以直接对标的进行支配并排斥他人干涉的权利，主要包括物权、知识产权和人格权等。其中最典型的支配权就是物权，尤其是物权中的所有权。物权多为绝对权，义务人是一切其他人，他们负有的是一种不作为义务，当物权人怠于行使权利时，往往不存在权利义务关系直接受到影响的对象，而诉讼时效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促使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利，维护和稳定社会经济秩序，因此物权通常无适用诉讼时效规定的必要。同样的，物权请求权是物权效力的体现，是包含在物权权能之中的，物权请求权的主要功能是保证对物的圆满支配，是保护物权的一种特有方法，如物权请求权因时效届满而消灭，但物权继续存在，将使物权成为一种空洞的权力。只要所有权存在，所有权请求权就应该存在。由于所有权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因此所有权请求权也不因时效届满而消灭。本案中，孙金花请求“确认其对争讼房屋中39.6平方米的份额享有所有权”，从法律角度分析，其实是权利人主张其所有权的确认之诉，按照我国《物权法》的规定，所有权确认之诉是物权保护的一个重要途径，也是所有权效力的体现，属于物权请求权，当然不应该适用诉讼时效的有关规定。

第四篇：土地承包纠纷应否适用诉讼时效制度

土地承包纠纷应否适用诉讼时效制度

在司法实践当中，由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引发的案件中有相当一部分被法院以超过诉讼时效驳回。由于诉讼时效的适用范围和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性质在立法上不是很明确，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否适用诉讼时效的有关规定产生了不同的认识。

案例背景：１９８４年，北京市丰台区花乡四合庄村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将该村集体所有的土地承包给该村村民。当时，村里未与村民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只用一张土地分配表记载了每户农民承包到的土地情况。当时村里决定，到村办企业去工作的村民不能再承包村里的土地。１９８６年至１９９３年期间，该村因为修建蔬菜大棚、集体花圃等，先后占用了一些农民的土地。对于被占用土地有地上物和青苗的村民，村里支付了一定的补偿费；土地上没有地上物和青苗的，村里没给予补偿。２００１年１０月，被占用土地和未分得土地村民中的３０户村民，向北京市丰台区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该村集体经济组织返还土地或分配土地，并且提出了数万元至数十万元不等的补偿费。

２００１年１１月，北京市丰台区法院认为，３０户村民的诉讼请求已过诉讼时效，不能予以支持，遂驳回了村民的诉讼请求。３０户村民认为，土地承包经营权是物权，而诉讼时效的适用范围是债权，故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应适用诉讼时效，于是向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提出上诉。２００２年３月，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认为，原审判决并无不当，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２００３年１１月，这３０户村民向北京市丰台区检察院提出了申诉。在《民法通则》的“民事权利”一章中，规定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这一“与财产所有权有关的财产权”的权利种类，成为中国民法上的一个新型的财产权利。在理论上，土地承包经营权被认为是最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制度之一，是在民法发展史上的一个前所未有的民事

权利，其性质、内容、法律特征都有其新颖之处。然而，这种新颖性也使这一概念与民法上任何财产权的概念均不相同，在司法实践中产生了不同的理解，其中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性质。

应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定位为物权还是债权，我国学界历来就有物权说与债权说之争。要准确把握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法律属性就必须从我国农村土地占有和使用关系的实际出发结合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历史变迁的动态过程加以考察。笔者认为，现行农村承包经营权的性质，既有债权性质的成分，也有与物权性质相近似的因素。

■土地承包经营权具有一定的债权性质

第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开始时土地承包经营权是以债权形式出现的。这不仅是因为在集体经营制度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制度变迁开始时，国家并没有在法律上确立具有物权意义上的土地财产权利，更重要的是，在当时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农民要保有自己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必须完成约定的义务，只有如此才能最大限度地降低农地制度改革的成本。

第二，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之初，是发包人投资并承担风险、获得收益，承包人经营管理并依约定获取报酬，承包人仅仅负善良管理人的责任，土地承包人的权利、义务由承包合同规定。从这个意义上讲，土地承包经营权基于家庭联产承包合同而产生，土地承包人保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要以对集体付出一定的对等义务为条件。

第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稳定性和转让性等受到来自集体经济组织的限制。承包人不能自主转让承包权，而须经发包人同意，这种转让方式完全是普通债权的转让方式。

第四，对土地承包经营权人的保护，要以合同为依据，并适用合同法的法理，受制于合同法规则。

第五，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连带性上看，土地承包经营权连带于联产承包，属于农村双层经营体制的组成部分。农民以具有复杂意义的“联产”为对价，取得土地这一生产资料的承包经营权，而发包人对作为承包经营的标的物的土地，仍有相当大的支配力。

第六，从承包人与土地所有人的关系上看，上述联产承包合同关系，本质上为发包人与承包人之间的内部关系。因这种内部关系而取得的承包经营权实际上只有对人（作为土地所有人的集体）的效力，而并无对世效力。

■土地承包经营权也具有一定的物权属性

第一，现阶段我国农村土地实行集体所有制，而且这种集体所有制就其实质而言是一种社区所有制，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农民基于其集体成员的特定身份所依法享有的权利。非经农民集体同意，社区以外成员不享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因此土地承包经营权是一种与农民社区成员身份不可分离的权利，是一种人身权。社区成员只有获得了土地承包经营权，才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其土地所有者的地位。

第二，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进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已发生具有普遍意义的物权化演进倾向，主要表现在：承包经营权人对承包土地拥有直接占有、使用、收益和有限处分权，土地承包经营权越来越多地成为农户进行土地转让、出租、转包、入股等的产权基础，从而具有物权的一般权能。由于我国相关法律并没有对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具体明确的规定，农民的土地转包、转让、出租、抵押、入股等都缺乏必要的法律依据，因此土地承包经营权还不是一种完全的自物权。《土地管理法》明确规定“土地承包期延长３０年”，使我国土地承包经营权期限已超过一般债权法规定的２０年最长租赁期限。

第三，土地承包经营权是《民法通则》第五章第一节所直接规定的权利，是具有排他性的财产权，而学界通常认为该节是对物权制度所作的规定。

因此笔者认为，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以债权形式出现的、具有一定自物权属性的、且呈现具有普遍意义的、物权化变迁趋势的、特殊的土地权利。

■目前仍应适用诉讼时效

诉讼时效的适用范围为债权及其救济权，既然土地承包经营权具有债权的性质，那么就有适用诉讼时效的必要性，以促进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及时行使权力，避免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与事实上的利益关系长期脱节，以稳定社会秩序。同时，也降低诉讼中的证明费用，从而降低诉讼成本。土地承包经营权具有的这种债权属性，是理论上其适用诉讼时效的决定性因素，也是司法实践当中土地承包经营权适用诉讼时效的依据。

当然在司法实践中，由于许多地区没有签订书面土地承包合同，土地承包经营权受到侵害的时效起点难以确定等等情况，对保护土地承包经营权人的合法权利不利。而当土地承包经营权实现完全物权化时，承包经营权人采用物权的保护方法行使物上请求权，则可以避免这一不利于土地承包经营权人的状况发生，因为物上请求权通常适用于诸如土地承包经营权等各种继续性的侵害行为。但是这有待于法律对此作出更为明确的规定，目前对关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纠纷仍以适用诉讼时效为宜。

第五篇：继承纠纷诉讼时效法律适用问题研究

继承纠纷诉讼时效法律适用问题研究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77条（以下简称民通意见第177条）规定：“继承的诉讼时效按继承法的规定执行。但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未明确表示放弃继承的，视为接受继承，遗产未分割的，即为共同共有。诉讼时效的中止、中断、延长，均适用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对此法条的理解有以下几种：有的认为继承纠纷应当严格适用诉讼时效制度；有的认为根据民通意见第177条规定，继承纠纷转化为共有权纠纷后，是否应当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法律未明确规定，且学术界和实践中都存在一定的争议，但根据该条的意思应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有的认为，遗产处于共同共有状态后，应当从侵害共有权的侵权行为发生之日起两年内提起诉讼，且不论从继承开始到起诉是否超过20年。笔者从亲身经历的一起继承案件出发，试想通过查找全国其他法院对此类纠纷的处理方式总结实践中的做法，但调研发现，在实践中，因对民通意见第177条的理解不同，全国各个法院甚至同一法院的判决都各不相同。为统一法律适用，本文拟在考察我国涉民通意见第177条的继承纠纷适用诉讼时效现状之基础上，剖析此类案件实质上属于物权确认及物的分割案件，以共有权确认及共有物分割纠纷不适用诉讼时效制度为解决途径，以期能达到抛砖引玉之效。

一、一起案例引发的思考

原告杨秀敏与被告杨同系姐弟关系，原告喻金系原告杨秀敏之外甥女。原告杨秀敏与被告杨同的母亲方秀梅于2007年2月去世，父亲杨永明于2008年4月去世。方秀梅和杨永明去世时，遗留房屋两处。后原告杨秀敏与被告杨同因继承遗产发生纠纷，原告杨秀敏于2009年5月31日诉至法院要求继承遗产。审理中，本院追加喻金为本案原告。经原审法院调解，双方当事人于2009年7月23日达成协议，将方秀梅与杨永明遗留的房屋两处予以分割。

调解书生效后，案外人杨艳芬、杨玉兰、任玉祥于2010年7月5日向中院申请再审，同年7月14日中院提审该案，11月26日，中院裁定撤销原审调解，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该案经重审查明：原审诉争的两处房屋中其中位于A处的系杨裕与李菊夫妇的共有财产。杨裕与李菊共生育四个子女，即：杨冬月、杨艳芬、杨玉兰、杨永明。1972年3月22日李菊死亡；1976年12月20日杨裕死亡。李菊、杨裕夫妇死亡后，其二人的房产未经翻建、亦未析产继承。1982年2月杨冬月死亡，留有一子任玉祥。2008年4月杨永明死亡，其有三个子女：杨秀琴、杨秀敏、杨同。杨秀琴于2005年11月23日死亡，留有一女喻金。位于B处的房屋登记在杨永明名下，系杨永明、方秀梅夫妇与杨同夫妇共同共有。

在重审的过程中，杨秀敏认为杨艳芬、杨玉兰、任玉祥的起诉已超过了最长诉讼时效20年，其民事权利不应受到保护。关于本案是否适用诉讼时效问题，出现两种意见：一是应当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但是因为遗产未进行分割，应从2009年7月23日当事人达成的调解协议生效之日起适用两年的诉讼时效，因其他继承人于2010年7月5日向中院申请再审主张权利，其未超过两年诉讼时效；二是本案实质上属于物权纠纷，物权纠纷不应当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

二、涉民通意见第177条的继承纠纷诉讼时效适用之现状考察

以下系笔者摘取的较为典型的、涉民通意见第177条继承纠纷案件的部分裁判文书内容，经过分析，我们不难发现该类继承纠纷在法律适用上不统一现象较为明显。

上诉人许文绪因其他继承纠纷一案中，海南中院认为1980年何汝莲去世，继承自此开始，2005年4月13日被上诉人符春玉、符玉桂以上诉人许文绪占用其共同共有房屋要求腾退。而上诉人许文绪认为其系何汝莲的继承人，对该房屋享有继承权，不同意退出，双方发生争议，已超过二十年，但上诉人未提供中止、中断、延长有关证据证明。上诉人明知何汝莲于1980年死亡，至今二十多年才提起请求分得遗产诉讼，已超过法定诉讼时效。[1]

原告田某、田某

1、田某2与被告田某

3、田某

4、田某

5、田某

6、田某

7、田某8法定继承纠纷一案中，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认为根据《继承法》的规定，继承权纠纷提起诉讼的期限为二年，自继承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犯之日起计算。该诉讼时效为普通诉讼时效。被告认为原告田某、田某1的起诉已超过二年的普通诉讼时效期间，但未就该抗辩理由提供充分的证据，即未证明原告田某、田某1之主张从其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犯之日起超过二年，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本院认定，原告田某、田某1的起诉未超过2年的普通诉讼时效。根据《继承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对《民法通则》的解释，当事人自继承开始之日起超过20年的，不得再提起诉讼。该时效为最长诉讼时效，但适用《民法通则》对诉讼时效延长的规定。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针对最长诉讼时效，如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延长诉讼时效期间。本案中原告田某、田某1虽未在20年的最长诉讼时效期间提起民事诉讼，但在最长诉讼时效期间就前红井房屋的权属问题提起了行政诉讼，并在行政诉讼期间以及行政诉讼终结后的合理时间内连续提起了民事诉讼，而行政诉讼的处理结果与民事诉讼又存在密切关系，故应当认定原告田某、田某1从最长诉讼时效即将结束时开始，持续的行使自己的权利，其诉讼请求应当适用最长诉讼时效延长的规定。综合以上因素，本院认定原告田某、田某1的诉讼请求应当受法律保护。原告田某2在最长诉讼时效期间并未通过诉讼行使自己的权利，其要求继承前红井房屋的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本院不予支持。原告田某2应当继承的份额，应当归于其他继承人。本案法官认为该类继承纠纷应当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且适用了最长诉讼时效延长的规定。[2]

上诉人李学如、严伟、严美华、严利因分割继承遗产纠纷一案中，判决说理部分未充分论证上诉人提出的被上诉人的起诉是否超过2年或20年诉讼时效期间问题，只是用“本案并不存在上诉人所称《继承法》第8条规定的情况”用语简单带过。[3]

原告袁寿群、万帮群与被告袁寿春、袁寿富，第三人彭州市房地产管理局继承财产纠纷一案中，被告袁寿春久居诉争之房，但在2003年9月22日前并未取得住房的所有权，仅为物上的使用权，故并不构成对遗产共有人即二原告及被告袁寿富共同所有权之侵害，不能发生时效计算问题，当诉争房屋登记移户时，即构成对二原告继承权的侵害，诉讼时效应从诉争房屋登记之日起计算。二原告在两年内启动诉讼程序，故本案无涉时效问题。该案件仅仅关注诉讼时效的起算点，没有考虑20年诉讼时效问题。[4]

三、涉民通意见第177条的继承纠纷诉讼时效适用救济途径之选择

（一）民通意见第177条的正确诠释

要正确理解民通意见第177条的含义首先必须明确“继承权纠纷”的含义。从以上列举的案例判决理由来看，我国法院在审理继承纠纷案件中，由于对于“继承权纠纷”的概念及民通意见第177条的规定理解不同，所作的判决也截然不同。笔者对所在法院的80位法官做的问卷调查中发现近九成的法官认为所谓“继承权纠纷”就是与继承有关的纠纷都属于此类，应当严格按照《继承法》规定的诉讼时效来判决。

笔者认为，在实践中“继承权纠纷”的范围不宜扩大。我国《继承法》所称的“继承权纠纷”应当限定在享有继承权的自然人身份有争议，或者继承人中是否享有丧失继承权、是否存在继承人以外的可分得遗产的自然人、无继承权利的人侵害继承人继承权等情形。如《继承法》第七条规定的丧失继承权的情形，第十四条规定的可以分给适当遗产的人，以独立的诉讼主体资格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等，[5]不能将全部与继承权相关的继承纠纷案件全部纳入继承权纠纷之内，这样不仅不利于真正权利人主张权利，还导致物的归属处于模糊状态。

其次，根据《民通意见》第177条的规定，被继承人死亡后，只要继承人（为方便讨论，本文不涉及遗嘱继承与遗赠，本文所述的继承人系指法定继承人，以下同）未明确表示放弃继承的，则视为接受继承，且如果遗产未分割的，即为共同共有。此时继承纠纷转化为确认物权归属与分割物的纠纷，即确认各继承人份额进而对遗产进行分割。确认物权请求权属于我国《物权法》规定的物权保护请求权的一种，系确认物权的归属和内容的物权确认请求权。《物权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因物权的归属、内容发生争议的，利害关系人可以请求确认权利”。由此可见，当双方或多方当事人之间就物权归属或物权是否成立以及物权的内容发生争议时，自认为是物权主体或主张物权成立的任何一方当事人都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物权。[6]继承开始后，法律赋予继承人默示的行为具有继承的意思表示，被继承人的遗产转变为各继承人的共同共有财产，此时，继承人起诉要求继承遗产的诉讼请求实质上是确认各继承人继承份额的确认物权请求权的确认之诉。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继承开始时，继承人未表示放弃继承遗产，又未分割的，可按析产案件处理的批复对此亦予以明确。[7]

（二）确认物权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制度

物权法第三章规定了物权保护的五种请求权，大致可以分为三种情形：

一、确认物权归属和内容的物权确认请求权；

二、基于物权行使的物权请求权，包括返还原物请求权、排除妨害或消除危险请求权等；

三、对损害物权的侵权请求权，即损害赔偿请求权。[8]对上述请求权能否适用民法通则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物权法未予以明确。龙翼飞教授认为基于财产共有关系的分割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规则[9]，杨立新教授认为诉讼时效的适用范围不包括物权请求权，[10]王利明教授亦赞同对于物权请求权不能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11]

笔者认为，确认物权请求权不应当适用诉讼时效。首先，确认物权请求权关系到物权的归属，尤其随着近几年旧城改造、拆迁补偿等导致不动产价值逐年攀升的情况下，不动产的物权归属对权利人而言就更为重要。在很多案件中，确认物权的归属往往是行使物权行为的基础，物权确认之诉是给付之诉的前提。从消灭时效适用的法律效果来看，无论采诉权消灭说还是实体权利消灭说，亦或是抗辩发生说，[12]消灭时效届满均导致权利实质上归于消灭。因为自然债务与裸体权利都是虚无缥缈的，得不到法律保护的权利不能算是真正的权利，仅仅具有理论意义而已。假如确认物权请求权因诉讼时效期间届满而消灭，那么，标的物将长期处于归属不清或者权利真空之状态。[13]这种状态导致未实际占有的权利人丧失实体胜诉

权，而实际占有不动产的人因得不到法院对其物权的确认也不能进行产权登记因而不能真正成为该不动产物权法律上所保护的产权人。因此，如果诉讼时效届满，该物权的归属出现权利的真空状态。权利真空之状态导致各方当事人继续争夺标的物，将影响该物的正常使用和流转，不利于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和效率提高，背离诉讼时效制度的立法本旨。

其次，从【1987】民他字第12号批复中可以看出，一方于1985年12月起诉，距被继承人费翼臣死亡已有25年，已经超过《继承法》与《民法通则》规定的20年最长保护期限，仍建议按照析产案件给予处理而不是驳回诉讼请求可以看出最高院对此类案件的态度。

再次，从审判实践中看，通说认为，《民法通则》规定的诉讼时效，仅适用债权而不适用于物权。尽管学理界还有一定的争议，但审判实务中对物权特别是不动产的保护，不适用民法通则第七章规定的诉讼时效，已是共识。[14]而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一庭对民事审判适用物权法总则及所有权部分的相关问题，对物权保护的五种请求权是否适用诉讼时效的指导性意见与笔者的看法不谋而合。该指导性意见认为，物权法第三章规定的物权保护的五种请求权是否适用诉讼时效，物权法没有明确规定。通说认为，物权确认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因本文主要讨论的是确认物权请求权是否适用诉讼时效的问题，对于其他物权请求权在此不予赘述）

最后，由于不动产拆迁带来的巨大利益，近几年因继承遗产诉至法院的纠纷逐年递增，其中因分割不动产遗产的纠纷比重亦呈逐年增长趋势，由A市B法院2006-2010年受理的继承纠纷与不动产继承纠纷分别占全部受理案件的比例情况可见，如果适用继承法规定的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每年该法院约有21.56%的不动产继承纠纷案件因诉讼时效届满，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该法院辖区内每年将有约五分之一的不动产权属处于不明状态，导致拆迁过程中因被拆迁人权利主体的不明确滋生更多的社会矛盾，增加涉诉信访新案的发生，造成法院司法资源的浪费，不利于社会矛盾的解决。

（三）审判实践中采用正确案由

因在实践中，各个法官对继承权纠纷及涉民通意见第177条继承纠纷认识的差异，法律对此又没有明确的规定，导致在过去的时间里此类案件的案由沿用混乱。有的适用法定继承纠纷，有的适用分家析产纠纷，有的适用共有物分割纠纷。笔者选取所在辖区法院2010年受理的100件涉民通意见第177条规定的继承案件进行统计发现，有近7成的案件采用法定继承纠纷，有约20%的案件采用分家析产纠纷，剩余则采用共有物分割纠纷、排除妨害纠纷、返还原物纠纷等。

笔者认为，此类纠纷案由应当确定为共有权确认、共有物分割纠纷。要确定正确的案由，首先应当明确案由的确定标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修改后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通知中规定了民事案由的确定标准。民事案件案由依据当事人主张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来确定是原则，同时考虑当事人诉争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具有复杂性，对少部分案由也依据请求权、形成权或者确认之诉、形成之诉的标准进行确定，对少部分案由也包含争议焦点、标的物、侵权方式等要素。该通知中还规定了关于第二部分“物权纠纷”项下“物权保护纠纷”案由与“所有权纠纷”、“用益物权纠纷”、“担保物权纠纷”案由的协调问题及同一诉讼中涉及两个以上的法律关系时如何确定案由的问题。[15]通过本文前面的分析，本案的法律关系以继承纠纷为基础，继承开始后，遗产未被分割的，无人明确放弃继承权，则被继承人的遗

产即处于继承人共同共有的状态，此时所涉法律关系为关于物权确认及共有物分割。依据以上通知的精神，因此时涉及物权保护项下的两种物权请求权，则案由应当采用所有权纠纷中的共有权确认纠纷及共有物分割纠纷。有人认为，民通意见第177条已经规定了此时遗产属于各继承人共同共有，为什么还要确认他们的共有权呢？这是因为，在实践中，有时诉至法院要求分割遗产的继承人为了分得更多的遗产，故意不告知还有其他的继承人，或一部分继承人为了使某些继承人得不到遗产恶意串通另一部分继承人采用诉讼的方式分割遗产，如果此时法院只凭借这些当事人的陈述，就有可能损害被遗漏的继承人的权利，因此，在分割共有物之前还要有一个共有权确认的过程。因为共同共有关系存续期间，所有权是一个，各个共有人之间不分份额，只是享有一个总的所有权，个人在其中不具有自己的部分，只要共有关系不解除，这种关系就永远不能分出份额。[16]此外，虽然推定各继承人对遗产共同共有，但因为在实践中有些继承人对被继承人尽了较多的赡养义务，法院可以酌情多分一些遗产给这些继承人，因此，共有权确认之后，共有物分割就解决共有人如何按份共有的问题。

对于不适用其他案由的理由，如不适用法定继承纠纷的理由，根据民通意见第177条的规定，此类继承纠纷在继承开始后、遗产未进行分割前、多个继承人未放弃继承的条件下实质上转化为共有纠纷，即法律关系的性质已经转化为共有权的确认和共有物分割的问题。从修改后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看，分家析产纠纷属于婚姻家庭纠纷的一个子案由，与本条的规定无关。至于排除妨害、返还原物纠纷是基于对物拥有确定的所有权份额基础上的请求权，因为处于共同共有状态的遗产此时尚未进行分割，无从谈排除妨害与返还原物的请求权。

结语——对于审理此类案件的建议

从我国《民法通则》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诉讼时效规定》）来看，我国诉讼时效届满之后一方当事人丧失胜诉权、一方当事人产生履行义务抗辩权，而社会实践中争议的标的物往往由一方或几方实际占有，如果确认物权请求权也适用诉讼时效规定，当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可能导致实际占有人不能取得法律上的物权，主张权利一方丧失法律保护的权利，这样就有可能导致大量的物权归属处于不明确的状态。除此之外，即使因诉讼时效届满，往往物被实际占有，不是《继承法》第三十二条规定的无人继承的遗产，收归国家所有或集体所有无法律依据，也无实践基础。

再有，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父母的房屋遗产由兄弟姐妹中一人领取了房屋产权证并视为己有发生纠纷应如何处理的批复》，这种行为应当认定为代表共有人登记取得的产权证明，该房屋仍属各继承人共同共有的财产，由此可以推知，所有有损共有权的行为应当被认定为无效，未被分割的遗产仍然属于各继承人共同所有，因此，将此类纠纷作为侵权纠纷就无法确定侵权行为的起诉点。故在实践中，对于确权纠纷不适用诉讼时效制度为妥。

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一方面，当事人私权自治的理念深人人心，当事人主义已成为现代民事诉讼制度的基本特征。但另一方面，为了更好地发现案件真实，同时进一步提高诉讼效率，加强法官对诉讼的控制成了各国国家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共同趋势。我们不能为求得其他次要的、甚至是虚幻的价值，而牺牲了查明真相这一目的。[17]笔者认为，在审理继承纠纷案件中，因继承人的范围可能涉及法院依职权追加当事人的程序问题，故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15条之规定，法官应采取各种措施调查明确继承人范围及遗产范围，不能只听信当事人的陈述，以防止部分当事人恶意串通分割遗产及其他损害合法继承人权益的行为。法官主动查明事实真相不仅有利于减少当事人诉累及

司法资源浪费，还能进一步提高诉讼效率，切实保护所有继承人的合法权利，有利于彻底解决社会矛盾，实现“案结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