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一生铸成的番号

第一篇：用一生铸成的番号

用一生铸成的番号

-------观《永不磨灭的番号》有感 上天入地 谁都不惧拜来拜去 先敬自己出生入死 游刃有余

有情有义 这帮好兄弟哥有志气 身怀绝技生不带来 死不带去

人活一世 争一口气有散有聚 勇闯天地勇闯天地

带上这帮好兄弟一场英雄的相聚他们的倔强脾气

融入了一方天地记住这帮好兄弟一个时代的印记

他的名字虽然不在历史书里可我们记得你

哥有志气 身怀绝技生不带来 死不带去人活一世 争一口气

有散有聚 勇闯天地勇闯天地带上这帮好兄弟

一场英雄的相聚他们的倔强脾气融入了一方天地

记住这帮好兄弟一个时代的印记

他的名字虽然不在历史书里 可我们记得你

------《正义》电视剧片尾曲看完这部抗日奇侠电视剧，最让我感动的，首先就是这首歌，其次，就是那些，生动的，活泼的，悲壮的，无谓的，为了保卫祖国而选择了离开家乡，选择了轰轰烈烈的死得人们。就像歌词说的那样，他们的名字虽然不在历史书里，可我们记得你。

导演徐纪周大概有一种骨子里挥之不去的曲艺情节，这让他的这部群像人物志中的每一个人，每一次出场都充满着戏剧性甚至是喜剧性的突兀，必须是突兀，如果不突兀，很难让观众一眼就把这些看似并不起眼甚至看上去一个比一个营养不良的散兵游勇记在脑海里，可以清晰的随口叫出他们不堪重用的名字―――地瓜、热闹、算盘、或者大狗。听听，这叫名字吗？这顶多算是一个符号，但是这些符号来的多么传神呢，就是这么奇怪，在炮火横飞硝烟弥漫的阵地上，这些随口喊出来的名字分辨率居然天打雷劈的高，反倒是那些叫赵钱孙李周吴郑王的，我们大概一个都没记住，这些符号们，成为了记忆里不倒的雕像。

陈锋-----爱恨如渊

很多人都喜欢陈锋随时随地都干净笔挺的军装吧？我也喜欢。我知道那不仅仅是他外表的纤尘不染，那是他心里的洁净无垠，他就是这么干净的一个人，修竹藏铁，丰神玉立。他身上有多么干净，我知道他心里就有多么痛楚，如何来忍受曾经冰糖葫芦的吆喝声，转眼间到处成了断壁残垣，斑斑血迹？有没有人看得见陈锋心里，每一步都走在刀锋的边缘？每一步都走的伤痕累累，却对着需要他的人强展欢颜？我总是在想，每一次李大本事的部队遇到险情，围追堵截，为什么他总是要第一个冲出去？打衡水，抢军票，引骑兵，他几乎每一

次连一句阵前交代的话都没有，身影如同一把利剑就直直的插出去，如同寻死，那是他心里不能触碰的痛吧？国破山河在，如今山河也不在了，被鬼子的刺刀，顶在心口上了，被惨遭荼毒的百姓尸体，凌迟了他的灵魂，悍不畏死最终给了

他一个只属于他的名分，否则对他来说，也许活着，就是一种罪过，何当他曾

经咬着后槽牙，一字一坑的说出那句――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投笔只为雪耻辱，横戈原不为封侯”，这是明末将领袁崇焕的诗，仿佛是

专为陈锋而写，这是历史赠与他，最动听的歌。兵安在？膏锋锷。民安在？填

沟壑。叹江山如故，千村寥落。何日请缨提锐旅，一鞭直渡清河洛！却归来，再续汉阳游，骑黄鹤。

二、遍地荆棘―――孙成海

陈锋是顺着骄傲的刀锋一步一个坑的出场的；李大本事是随着唱戏的鼓点

儿一步一个水袖甩出场的；孙成海却是踩着亲人的尸体一步一脚血走到了我们的面前，我得承认，他其实是赤着脚踩着一地的荆棘，血泪横流的走到我们面

前的。这是他拉杆子扯大旗最主要的原因，他不怕死，他就怕死的对不起躺了

一地的乡亲。不懂军事管理，不懂排兵布阵，不懂与敌周旋，他连抢来的枪都

不会使，他就懂得报仇，这是他人生中最简单也是最坚定的信仰。他代表了战

火中最普通的中国百姓的群像，也许不知道什么叫家国大义，也许没听过什么

叫民族魂魄，也许在这场浩劫到来以前，他难以分得清楚国家和民族是不是同

一个东西。但往往最深的伤口，都是开在这些升斗草民的身上，以作为这场民

族浩劫的开篇序曲，因为自古至今，这群面目模糊，存在感几可被忽略不计的人们从来都是时代更替，王朝变换最直接也是成本最低的牺牲品，中国人说，这是命，他给出了一个决不妥协的答案――他要改变注定给他的命。

三，嘻哈背后的责任----李大本事

我看着他一路走来的承担，用无所谓的眼神和方式面对迎面而来的苦难。

黄海波说他留胡子是为了映衬出李大本事其实很怕死的反差，我有不同看法。

我一直认为，李大本事从不怕死，他怕的是死无所依，死的失去本该有的价值。

他怎么会怕死呢？怕死的人怎么会有这样的胆识和勇气带着十几口子人就这么

走出光翼奔向火焰？怕死的人怎么会有这样的担当承受一次多过一次的失去？

怕死的人，怎么会用这样的血肉之躯唱着他的喜剧来倾诉所有背负的悲剧？他

是刘备，陈锋是他的关云长，孙成海是他的张翼德，他要的不是自己的江山，他只想每个人好好的活着去爱。他颠倒着哭与笑，就像混淆了黑与白，错乱了

夜与昼，忘记了生和死。没有人轻而易举就可以做到舍生取义，死亡本身，是

严重背离人类世界发展规律的，只有当生不如死的时候，死，才变成了美好，变成了一条出路，而还有这么一群人，他们甚至连死去的权利都少的可怜，挣

扎在生不如死的边缘，却必须要生的掷地有声，死的堂堂正正，因为他们无法

赤手空拳的去另一个世界面对曾经离去的爱人和亲人。

这部电视剧讲述了一支没有正规建制番号的八路军独立团可歌可泣的悲壮故事：一次突发的阻击战，将民兵队长李大本事推上了前线。为了当好县大队的队长，他绞尽脑汁，招兵买卖，训练队伍。终于将队伍专打起来。在线大队中，有许许多多爱国之士的加入，如陈锋，孙成海，石头，算盘···这是一群幸存的人，每个人身上都肩负着不为人知的使命，每个人的背后都藏着一个消失了的部队或家族的隐情，因为看到太多生命的消逝，他们被迫活下来。爱国的情怀，对敌人的憎恨，使他们走到了一起，成为了一群好兄弟。

这部剧，唱出了这群好兄弟对责任得礼赞。拯救中华民族是妹妹咯中国人义不容辞的责任，是这样一群中国人站出来，肩负起这样的责任。这是一群有血性的爷们儿，他们的责任不仅仅是照顾自己的家人，而是挑起整个中国！这种责任，虽然艰辛痛苦，却有情有义，融入了说不尽的人生体验。一种敢为天下先的壮志雄心，让我明白了什么是中国人的使命。

作为当下大学生的我，深刻的明白了，我对于中华民族的责任。那是一份信仰，一份要用毕生去完成的使命。

外语学院2010级日语2班程晶学号10042039

第二篇：用血汗和生命铸成的忠诚

用血汗和生命铸成的忠诚

最近有朋友街头相遇，听说我考上了人民警察，都问：社会治安这么复杂，还当警察？有人打电话说，警察这么苦，你吃得消吗？有同学提起我的前程，惊讶于当了“官”照样得站岗放哨，出警巡逻，不但累，还有生命危险，划得来吗？对这一连串的提问，我不想急忙回答。不是曾经也有人说我们警察是市场经济的“弃儿”，现代生活的落伍者吗？那么，面对新的世纪，我们警察的价值航向是什么？我们的奉献之舟又该驶向哪里？我真想面对大兴安岭和衡阳“11.4”大火，问问那些以身殉职、长眠九泉的英雄；我真想走进人民警察同罪犯搏斗的战场，问问那些铮铮铁骨、英魂犹存的先烈；我真想再到酷热与寒冷兼存的交通亭和战友们昼夜巡逻的大街小巷，问问那些为金盾增辉的同伴：你、我究竟应该作出怎样的回答？

不论是在驰骋千里之外辑拿凶犯，或是在大街小巷执行任务，不论是在车水马龙的十字路口疏通车辆，或是在人民生命财产受到威胁时的奋力抢救„„这都是人民警察用血与汗水、乃至生命铸成的忠诚，这都是人民警察无私的宽阔胸怀。

看，追捕杀人凶犯张君的战友们、大兴安岭和衡阳“11.4”大火抢险救灾的英雄们、同罪犯展开生死博斗献出宝贵生命的卢振龙烈士，以及默默无闻战斗在其它警察岗位的无名英雄们，他们都彰显了人民警察伟大的形象。从他们那无悔青春和不改忠诚里，从人民警察这支队伍向着太阳走去的足迹中，使我进一步升华了对人民警察的敬仰之情。这，就是我们的战友。这，就是我们可敬可爱的战友！难道他们不知道生命对于一个人来说，一生只有一次吗？他们不懂得青春和热血的珍贵吗？他们不喜欢美好的乐曲、轻捷的舞步、漂亮的衣衫吗？他们不向往倩影双双、花前月下、情意绵绵的美好生活吗？不，人所有的一切他们都有，人所向往的一切他们也在向往，只是他们更懂得，自己的奉献会给千万人带来幸福，自己的牺牲会换来千万人的希望。

人民警察的人生价值，难道能用拥有多少存款，穿过多少皮尔.卡丹，喝过多少“人头马”，坐过多少“奔驰”来衡量吗？假如此时此刻那些英勇的战友就站在我面前，我会说什么呢？什么也不用说，我会本能举起右手，行一个庄严的“军礼”！

作为一名当代警察，我们已面临着名与利，美与丑，正义与邪恶，物质、金钱与精神、理想的选择。但是我们穿着这庄严的警服，它意味着我们必须少一点庸懒，多一份追求；少一点私情，多一份忠诚；少一点索取，多一份奉献。

这就是我向往和追求的人民警察，这就是我崇拜和敬佩的金盾事业。已走上人民警察这个普通平凡岗位的我，一次又一次掂量着自己的使命和肩上的担子；那些可歌可泣的事

迹，使我一次又一次校正着自己脚下的行程。

值此，我真正从“立警为公，执法为民”的含义中领悟到了人民警察的真谛，因为人民警察本身就意味着牺牲和奉献，它需要我流淌所有的智慧，它需要我燃烧所有的赤诚。也许，我在今后的平凡工作中履行人民警察职责时没有鲜花，也许，我在有了一定进步并取得一点成绩时没有掌声，但我青春无悔、生命无悔，因为事业的辉煌里融进了人民警察的奉献与忠诚。这就是我爱上人民警察这个光荣职业的初衷，这就是我选择保一方平安这个神圣职责的佐证。

我选择警察，选择煤城淮北，因我生于斯，长于斯，我是淮北人民的儿女，而我时时都能听到那埋葬着无数英灵的热土在呼唤着我，而且是那样悲怆，那么情深。

战友们，快行动起来，准备出征！为了大地的呼唤，让我们背上行裹，整装待发，去群众最困难和危险的地方，在艰苦的环境中，在平凡的工作中去完成伟大的事业。

最后，我要让真理之雷，在我们头上轰鸣；让理想之电，在我们脑海闪光；让奉献之火，在我们心中燃烧！

第三篇：用生命铸成的历史-几年SARS

用生命铸成的历史

-----纪念抗击“SARS”胜利十周年

作者：中华医学会内科学会分会主任委员 刘又宁

（已发表于《中华医学信息导报》）

本刊“总编随笔”开篇已二周年，虽然笔者政治觉悟、学术水平与文笔能力都十分有限，但却也不断受到读者与有关人士的鼓励与鞭策。记得2011年与2012年本栏目的年初之作，都涉及到了全社会普遍关心又与本专业密切相关、对国人健康威胁重大的公共卫生问题：一个是控烟另一个是空气污染。2013年将要到来，即将迎来“抗击非典”胜利十周年。历史，特别是用生命铸成的历史是无法忘怀的。作为一名曾“出生入死”般地参加这场“战斗”的普通医务工作者一员的我，十年后的今天仍在脑海中铭刻着无尽的激动与伤痛，强烈驱使我写些纪念的文字。十年前的荣耀与磨难是新中国成立后医务界最值得纪念的重大历史事件之一，在医患关系尖锐复杂的今天，再一次宣扬“众志成城、抗击SARS”的精神，有助于医患间相互理解，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笔者曾口头向北京医学会、中华医学会直至卫生部个别领导建议，针对SARS十周年开展些纪念活动，但至今并无任何有关迹象。主流媒体不该因为当初主管部门曾有过失误，就羞于提起。笔者先在有话语权的本刊开个头，希望首先能得到广大医务人员的响应！

因出版周期延后的关系，特将此文安排在本刊2012年最后一期，以期在明年初大家就能读到该文。

悲壮历史的回顾

一、事件起源于广东

【1】

全世界首例SARS并非发生在广州市也不是发生在2003年，而是2002年12月在广东省河源市首先被发现。患者是一位黄姓35岁的男性厨师，原因不明高热、呼吸急促、两肺阴影、迅速发展至急性呼吸衰竭。次日，同一河源市人民医院又接诊了一位郭姓40岁出租车司机，临床表现与黄姓患者完全类似，但二人素不相识，也完全没有任何接触。接诊这二位患者的是河源市人民医院呼吸科医生叶钧强，他是第一位被传染上SARS的医务人员，后来因病重送到外院抢救。经过九死一生的磨练后，这位可爱的医生对“领导们”提出的唯一要求竟是：能到收容他住院的大医院进修，再多学一些对抢救SARS有用的本领……

此后很快与上述二名患者有过接触的八名医务人员患上同样的病，其中有两名护士是在怀孕期间，一位不幸流产，一位为保住孩子尽量不用药，冒尽了生命危险。她们不仅是第一批参加抢救SARS病人的护士，而且后来也都为同样是为抢救病人而患SARS的北京302医院姜素椿老大夫，贡献了宝贵的康复期血清。二位值得尊敬的“小人物”在媒体上是无法找到她们名字的，但她们都很年轻，却对自己的经历无怨无悔，康复后最关心的第一件事就是：“怎样能救助更多的病人”，让我们永远牢记她们的名字---肖冬梅、黄晓琴。

写到这里，我不由地又突然想起当初社会上为什么会有“吸烟不得非典”的流传。其实原因很简单：第一批染病的多数是医务人员，其中以与病人密切、频繁接触的护士为多，而我国护士皆为女性，绝少有吸烟者……

03年的第二天，广东省卫生厅就迅速成立了由临床与流行病专家组成的最初的专家组，时任广州呼吸病研究所副所长萧正伦任组长，临床专家还有黄文杰与邓子德，据我所知后二位专家后来在工作中都不幸染病。02年12月26日与03年1月4日，距河源数百里之外的中山市又有二名厨师发病，紧接着与河源情况惊人的相似，又有5名工作人员病倒。03年1月21日起，钟南山院士亲自参加了专家组的工作，1月22日完成了《省专家组关于中山市不明原因肺炎调查报告》，2月2日钟院士开始承担全省临床治疗专家组组长的重任。之后，张天托、邓子德、邓练贤三位在工作岗位上患病且病情危重的专家被转到钟院士所在的呼吸病研究所接受治疗。张天托、邓子德大难不死，先后康复出院，而邓练贤最终却永远离开了我们。当4月21日上午邓练贤的爱人，身为护士的朱秀娟带着儿子来见丈夫时，大声对邓喊到“儿子来看你了，你听到了吗？”，丈夫已没有任何反应，只有一颗晶莹的泪珠、缓缓地从邓教授眼角流了下来。当日下午5时许，邓练贤教授一颗赤子之心永远停止了跳动……

到了03年的大年初五，邓练贤所在的中山三院已病倒了二十余位医护人员，其中5人是科主任，3人是正、副党支部书记、8人是共产党员，当这些人互相搀扶着或在同事帮助下步入医院设置的隔离区时，其悲壮场面比战场上下来的伤员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在当时“隔离区”曾是令人毛骨悚然的字眼，一旦进入隔离区，就意味着暂时或永远见不到亲人。邓练贤是自己走进隔离区的，为了缓解气氛和安慰家人还故作轻松地开着玩笑，妻子朱秀娟赶到时，邓已进到隔离区内，匆忙中准备的牙具等日用品也无法交给丈夫了，只能远远地注视着、期盼着，岂知，丈夫自此已再也不能回到家中……

03年2月7、8、9三日是中山二院有史以来最不幸的日子。为抢救患者，第一批医护人员倒下了，第二批医护人员又冲上去救助自己倒下的战友，第三批再上去，又有人倒下，全员共有93名医务人员不幸患病，整个医院气氛凝重压得让人喘不过气。白衣战士们虽也无法知道上去的人会不会再倒下，进到隔离区的人会不会再出来，但却没有一个人拒绝、更没有一个人逃脱。在他们“出征”前，没有豪言壮语、更没有把酒壮行，有的男医生进入隔离区前决定将珍藏多年的“私房钱”交代给妻子，更有一位护士结婚才半年丈夫就不幸去世，一个人含辛茹苦地养大了丈夫的遗腹子，她在走进隔离区前写下了遗书，希望一旦自己不幸离去母亲能将6岁的儿子抚养成人……。最初中山二院隔离区只占一层楼，最后竟住满了所有5层楼，最早收治SARS的呼吸科，只剩下副主任江山平一人尚未被感染，在院务会上这位五尺汉子竟无法控制住自己，索性为病倒了的战友嚎啕大哭起来，没想到最终他自己也未能幸免而病倒……

本节以上内容笔者绝大部分摘自当年的“深圳特区报”【1】，在此我特别向作者杨黎光郑重致谢，是你冒着生命危险走访多家医院，才留下了这些生动、珍贵、完整的记录，我想所有医务人员也都会感谢你的！当读者了解到这些英雄们的大爱之心时，一切善良的人们，难道你不为这些白衣战士而感动、而佩服、而骄傲吗！

回想起十年前，当萧教正伦授郑重地对我说：“最近广东地区发现了数例无论如何也治不好的肺炎”，我竟回答到“你找我去就能治好”。不过，虽然是开了个玩笑，由于肖教授的提醒，当时我已初步了解到广东“不明原因肺炎”的传染性和危害性，也有了足够的心理准备。在03年1---3月这段时间内，我利用一切学术会议机会曾在北京、西安、山东、四川、东北等各地，对我的同行大声疾呼，要他们尽早做好“迎接不明原因肺炎的挑战”，“大家迟早都要面临这一问题，不如主动做些准备”。虽然当时媒体是忌讳讨论这一问题的，也有个别同行认为我是“小题大作”，但后来的事实证明这种“预警”是完全必要的，只可惜没能由相关部门出面正式地、大张旗鼓地作出。

二、悲剧在北京重演

3月1日凌晨，在山西省人民医院魏东光大夫陪同下，120救护车从太原载来一位于姓27岁女性患者，该患者因去广东经商而染上肺炎，经过一周以上的常规治疗没有任何好转，因家属要求转到最好的医院，才来到解放军总医院。在当地虽然也有人怀疑该患者是不是“非典”，但患者最终仍被告知是“感冒”、“普通肺炎、不会传染”。因时值周末，患者在急诊留观一天半，3月3日收入呼吸科病房。根据病史与既往治疗反应，接诊的佘丹阳医生等已断定该患者就是广东的“非典”。但要知道当时北京正值“两会”期间，要想对北京的患者作出“非典”的诊断是需要足够胆量与勇气的，由当时作为科主任的我出面拍板自然就是义不容辞的了。出于对我的保护，科里人都劝我不必看病人，但被我严词拒绝。在进入病房前，护士长匆忙递给我一个薄薄的纸制口罩，经过仔细问病史、查体及复习相关资料后很快就确定了诊断【2】，并立即直接向院领导作了报告。在征求我本人意见后，院里决定尽快将病人及患病家属转往隔离条件好的302医院，随急救车前往的还是佘丹阳大夫。

至此在首都北京的高层已正式拉响了SARS的警报！

后来于某虽然侥幸活了下来，但其家破人亡的故事大家都已从媒体了解到，笔者在此不再重复。但我要强调的是，在当时的条件下，我们采取了力所能及的最坚决有效措施，以延缓输入SARS病例在北京的传播。虽然，后来通过另外的途径我院也有29位医护人员在工作中不幸感染SARS，但值得庆幸的是自始至终战斗在一线的我呼吸科医护人员全部幸免。最值得我欣慰的是：作为院专家组长的我，在院领导支持下，决定作出了一件“错事”但却是我一生最得意的好事之一，那就是向院里建议采取了“非常措施”，将病重的本院医务人员SARS患者留在院内隔离治疗，而并没有按规定转往指定医院。在技术上的处理就是将他们定为“疑似”患者，而非确诊患者。几位本院重症患者所有相关治疗措施，直至每一张处方都由我亲自决定。其中一位护士长和一位年轻机关干部，迅速出现ARDS，其严重程度不逊于我曾看过的任何其他患者，但最终仍获治愈。遗憾的是因于某一家的转入，302医院有十几名医护人员被感染，其中包括当时已74岁的姜素椿大夫，他们是北京市最早一批在工作岗位上倒下的医务一员。

自SARS传入北京起，紧张甚至是恐怖气氛徒然在全城弥漫，在紧急状态下被动员起来的大批医护人员匆忙上阵，他们深知危险却没有一个人退却，个个勇往直前，赴死而不拒。我相信，在这些白衣战士中一定有许多十分感人，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只是至今尚不为人所知，如果是在当年朝鲜战争时魏巍的笔下，他们同样可称为为国家为人民作出牺牲的“最可爱的人”。记得在当时已没有什么人敢于与治疗SARS的医务人员相接触，我有一次乘出租车回家，下车时司机竟说到，“早知道你是301的，我都不拉你”。由于无从得到真实的信息，各种谣言大肆流行，事后我就曾听过一位外地同事亲口对我讲：“听说当时由南京某专家带领的一支医疗队，曾专程去北京抢救你”。在北京最早接收SARS病人的解放军总医院内部，同样也是人心慌慌，为了安定人心在我的建议下，院领导安排由我在全院大会作了一个关于“预防春季传染病”的报告，将真实情况毫无保留地告诉大家后，人们反到安心了！

为了避免院内感染的扩大，我院为接触疫情的医务人员设立了专门的食宿区，院领导还特别为我准备了套间。因为担心居住在一起新婚的女儿女婿被传染，在她们自己的新居“甲醛”等有害气体尚未散去时，就被我们夫妇强行赶去居住。作为同样是义务人员的我的妻子，虽然深知当初防护条件尚不完善时的危险性，却从未阻拦过我去各处会诊、去一线看病人。只是事前不厌其烦地，反复嘱咐注意隔离，事后又亲自监督洗手、更换外衣，她心中所默默承受的压力我也是心知肚明，只不过互相没有点破而已，相信当时全国有无数个医务人员的家庭都曾面临过同样的风险、经历过相同的“煎熬”。命运既然安排我们从事了这一救死扶伤的行业，我们就不能胆怯，勇于承担责任、尽义务，既使献出生命也决不反悔！

SARS在京流行之初，中日友好医院集中收纳了较多病人，应林江涛大夫之邀，我去会诊，主要是去看病情十分凶险的岗位中病倒的一位护士长和一位麻醉科主任，但同时也兼顾其他重症患者。十年后仍深深在我脑海里留下烙印的是：当时有一位中年男性患者，已发生ARDS，呼吸急促，神志恍惚，因暂时还没能得到机械通气治疗而生命垂危，当我走到他身旁时本已绝望的他，突然睁大双眼直向我望来，充满光芒与生存的渴望，遗憾的是我当时所能做的却只是对他进行语言的安慰。此后，这张面孔经常在我脑海中，甚至睡梦中出现，令我心神不安……

当时北京市有几位重症患SARS医务人员集中收住在地坛医院，我也曾多次参加会诊而感触良多。令我最难忘记的却是该院那些战斗在第一线的护士们：她们为了减少感染机会，上班前尽量不喝水，穿着多层隔离服忍受大汗后的脱水，甚至在内衣中垫上“尿不湿”，以避免去卫生间而造成污染。当时的地坛医院并没有电梯，硕大巨重的氧气瓶也要靠她们纤弱的身躯楼上楼下地搬运。想到与我女儿年龄相仿，在家中“娇生惯养”的女孩们所承受的这一切，怎能不让所有善良的家长们心痛！

北京的恐怖气氛也在向全世界蔓延，我在日本留学时结交的朋友们，也不断地通过驻京日本公司间接打听我的安危，以免直接打到家里时此人已不再而造成的尴尬……。

成功与教训

一、SARS与“非典”之争

广东SARS流行之初，多数人并没有预见到后来会发展成一场世界范围的灾难，可能是为了不影响北京两会的召开和安定人心，处于“政治挂帅”的考量，决策者们当初宁愿对其轻描淡写。如前所述，广东专家组对这种未知疾病的最初定义是“不明原因的肺炎”，笔者认为基本上是准确的。后来，因为在死者剖检中找到类似衣原体的成分，有关部门就匆忙地宣布SARS是由衣原体引起的。如果确系衣原体引起称为“非典型肺炎”是理所当然的，遗憾的是最终证明SARS是由病毒引起，尸体上分离到的“衣原体”可能只不过是患者终末期感染或定值的微生物之一。钟南山在广州亲自挂帅后，第一个公开提出“SARS”并非衣原体引起的，其元凶很可能是一种未知的病毒，并与香港同道合作，作出了进一步的证实。因为从临床治疗结果来看，衣原体学说只能是一漏洞百出的大笑话，在全世界丢尽了中国医务人员的面子。SARS最先发生在中国，由于种种原因最先明确致病原的并不是中国人，中国患病者最多，生命损失也最大，但世界卫生组织却完全无视中国官方提出的命名，而采取了外国人的命名----SARS，也就是一种严重的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

我并不认为SARS这一称呼是对这种疾病的最恰当描述，但却也反映了该病发病急、病情严重的特点。至于“非典”亦就是非典型肺炎这一命名，无论如何挖空心思地去强调都是很不“靠谱”的。经典的非典型肺炎只包括支原体、衣原体、军团菌，也有人包括了立克次体引起的肺炎。一味强调常见细菌性肺炎以外的肺炎都可以称为是非典型的，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只会对指导临床治疗产生误导有害而无益。因为典型的“非典”大环内酯、喹诺酮等抗感染药是很有效的，而对SARS却完全无效。当时无论青红皂白，全国范围SARS患者几乎一律应用了“左氧氟沙星”、“阿奇霉素”等药物，既浪费了医疗资源，又增加了药物带来的副作用，不能不说是与错误的命名有关的。笔者注意到这一问题后，曾在中华医学信息导报发表文章纠正这种错误作法【3】。据报道，北京首例SARS患者于某的父亲，因担心女儿的病情，曾在互联网上查询，得到的回答是：“非典型肺炎是肺炎中最轻的一种，没有致命的危险”。岂能想到，就是这最轻的肺炎最终却夺去他家数口人的性命！记得当时中华医学会曾召集有关专家讨论SARS的命名，包括已故翁兴植教授在内的所有参会者都不同意“非典”这一命名，但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学术与政治相遇“小胳膊拧不过大腿”，至今国内公共媒体仍然称SARS为 “非典”，而学术杂志二个名称都用，因“非典”国外是不承认的。

二、抗击SARS推动了全社会的进步

与现在相比，十年前中国社会对与政府不同观点的容忍程度（既使是科学问题）和与大众息息相关信息的透明度，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无可否认，在应对SARS之初决策部门是犯了大错，否则也不会有相关高官被撤职，政府高层如不能及时出面纠正，一个小小未知病毒险些造成全社会、全民族的重大危机。

无论是时事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事，回顾历史，关键时刻总会有关键人物及时登场。天时地利所使，钟南山第一个站出来否认了SARS是衣原体所致，主张尽量排除干扰，科学地、实事求是地来应对这场危机。此后钟南山的事迹在中国几乎已是家喻户晓，且已扬名海外，他的功劳已铭刻历史，也是永远不可抹杀的。但在当时的情况下，能挺身而出，除冒着染病于身的危险外，还要承受多大的精神与心理压力呀！一般来说在当时情况下敢于公开与政府唱对台戏，既使有理也不会有好下场。钟南山是无可代替的。像笔者这样的小人物，既使有那么大的决心，也没有同样的影响力，何况又不具备天时地利的惠顾，他永远是我们学科的表率，我可敬的老大哥。社会与政府能对钟南山这样的人物给予充分肯定与表彰，不愧是一大进步。但在下一节我还要提到的是，笔者认为，对在抗击SARS中我国医务人员整体默默作出的牺牲与贡献，特别是那些数不清的默默无闻的小人物们，他们所得到的肯定与褒奖还远远不够。

据笔者了解，当时我国学者几乎与国外同时，甚至更早一点儿分离到了SARS病毒，但却因种种原因不得以公布，这不仅仅是埋没了科研人员的功劳，也使我们在全世界处于被动地位。读者们一定还记得当时曾有一位与蒋介石先生同姓的某医院退休大夫，是他第一个在互联网上披露了SARS流行的真实情况，引起了全世界的巨大轰动。以此为锲机，终于，有关部门采取了更公开、更果断的必要措施，为最终取得胜利奠定了基础。作为一名现役军人与共产党员的我，很难赞成蒋大夫的做法，但无可否认，蒋大夫的行动，在客观上推动了中国SARS的透明化，据我所知有关部门也没有从根本上否定蒋的做法，对其也十分地宽容、充满爱心。

回顾当时的历史，我也从内心深处再一次认识到了社会主义体制的优越性。只要中央作出了及时、正确的决策，几乎没有什么是不可完成的。各级政府齐动员，一把手亲自挂帅，开展了一场即必要又有效的“全民战争”。同样灾难如果是发生在西方所谓的“民主”国家，我们当时采取的一些特殊措施，比如无论中外患者，一旦确诊立即隔离，是很难推行下去的。记得2003年秋，我们在天津市召开呼吸学术会议时，时任市长戴相龙同志，竟破天荒地带领全体市委常委参加我们的开幕式，并向以钟南山为首的专家团队“汇报”天津的抗击“非典”工作，由此可见抗击“非典”在当时已是中央与地方政府的第一要务。在赞扬政府英明领导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忘记我们的伟大、善良、自觉、包容的人民，及他们对政府的信任。他们既使被要求要作出一些有时是过分的、徒劳的牺牲也能顾全大局，心甘情愿地服从政府指挥，直至取得最终胜利。

在新中国的历史中，SARS可称为一场非常特殊的公共卫生事件，其对国家与全社会都有着十分深刻久远的影响，值得我们从中吸取经验与教训。笔者认为，正是因为在应对SARS之初我们有了一些教训甚至是失败，才促进了今天社会的发展与进步。现在人们再也不会因为一个传说，甚至是一条谣言而人心慌慌，造成全社会的动荡。关键是如何能让百姓对政府、对公共媒体更加信赖，能让他们在第一时间内，获得最有权威，最真实的消息。

他们永远值得怀念

医务人员们在抗击SARS中所作出的巨大牺牲，是在和平时期的新中国历史中绝无仅有的。他们所作出的贡献关系到人民的生命、社会的安定，甚至于关系到社会主义政权的稳固。他们中许多人虽身经百战而无恙或留下残疾，也有为数不少的英雄们失去了宝贵的生命，永远离开了我们。虽然转眼已过去了十年，无论是活着的还是离去的英雄们，用他们的血肉之躯筑成的丰碑，应当永远屹立在国人的心中。

究竟有多少医务人员牺牲在抗击SARS的战场，我手中并无确切资料。但我估计会占到因SARS失去生命者的5%左右，我能了解到的感人至深的医务人员事迹虽然只是片面的，也只能是凤毛麟角，但我仍愿举出一些“小人物”的事迹与读者们共同回忆，共同缅怀。

武警北京总队医院是北京第一家SARS爆发流行的医院。2003年3月25日该院收容一名患SARS出租司机，其后SARS在该院流行，有6名医护人员及多名住院患者患病。4月5日张健鹏主任，作为来自上级医院——武警总医院的大夫，临危受命进入封闭状态的总队医院指导抢救工作，直到4月24日。其间，接受其诊治过的SARS患者有50人之多。

4月16日天津武警医学院，因接诊一名来自北京的患者而爆发SARS，到4月20日发热人数已增至16人，4月21日起整个医院被封闭。4月24日张健鹏大夫作为“非典”首席专家，又受命从北京武警总队医院直接转战到该医院主持医疗工作，在封闭的医院内一直工作到6月27日最后一名患者出院。其间该院共有111名患者诊断为SARS，30%以上合并呼吸衰竭，多人死亡。身体瘦弱，读研究生期间还患过结核的张健鹏，整个SARS流行期间将近三个月时间内自始至终，远离家人孤身被封闭在令外人恐怖的指定医院，以其并不强壮的血肉之躯与SARS拼死相搏，先后亲临现场诊治过百余名患者，经过九死一生之考验之后竟安全无恙地完成任务！张健鹏大夫所遭遇的危险、困难、成功与挫折，和他与亲人间的互相担忧、思念等五味俱全的心情与感受是常人无法感受到的，只有他自己才能说清楚……因在SARS期间出生入死般地优异的表现，张健鹏被评为全国优秀党员并荣立一等战功，这是在和平时期对一位武警战士最“给力”的表彰。笔者至今仍因有这样优秀的学生而引以为傲。仅我的学生，在抗击SARS中就有十余人立功授奖，当从电视上看到从飞机上走下，奔赴小汤山医院的身着军装的大批医务界勇士们时，大部分是我熟悉的面孔，其中许多骨干分子也都曾是我的学生。每想到此，我总以为能在有生之年，在国家危难之时，亲自并带领众多学生们做出过贡献而无限欣慰！

第一位因SARS倒下的医务人员是广东省中医院的一位护士长——叶欣同志，她于2003年3月25日不幸离开我们，前面提到的广州中山大学附属三院传染科党支部书记邓练贤同志于2003年4月21日永远与我们告别，据说他去世后也从党中央最高层，传来了哀悼与慰问的口信。

北京共有9名医务人员为抗击SARS奉献了生命，北京政府于2006年6月24日在世界闻名的小汤山落成了“救死扶伤纪念坛”，青铜雕塑上刻有九位英雄的形象，永远铭刻下那个令人不能忘怀的历史时刻，也表达了人民对英雄们的感恩与褒奖。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有两位医务人员在岗位上牺牲，他们是丁秀兰、王晶同志，曾被送往北京地坛医院治疗、抢救，笔者也曾多次参加过会诊，在当时条件下人们尽了最大努力，遗憾最终仍未能挽回生命。

我曾参加过由王兆国同志主持的、中国科协举办的李晓红烈士的追悼表彰大会，至今仍无法忘怀。李晓红大夫当时不到30岁，是武警北京总队医院主治医师。已怀有数月身孕的李大夫，主动请缨参加战斗，最终却与未能谋面的腹中胎儿一起离开了人间。当李晓红的丈夫走上主席台发言时，在场者，包括我这个“有泪不轻弹”的汉子在内，无不泪流满面、一片抽泣。有人曾计算，人均一次哭泣要留28滴眼泪，但我确信那次大家流的泪要远远超过这个数目......香港特区有6位医务人员在抗击“SARS”中殉职，2003年5月13日屯门医院内科医生谢婉文逝去，香港政府以最高礼仪规格为她举行了葬礼，时任特首董建华亲自率全体高官到场悼念，万人空巷告别谢医生。葬礼后将谢医生与先前逝去的二位香港医务人员一同安葬在相当于北京“八宝山”的政府公墓“浩园”。谢婉文大夫被人亲切地称为“香港的女儿”。

我一直认为，通过抗击SARS这场斗争足以证明，我国医务人员这一团体是优秀的，也是应被国家、人民充分信赖的，与特区政府相比，我们对那些众多默默无闻的“无名小卒”们在SARS中作出的无私奉献的肯定与宣扬还远远不够！

谜一般的SARS

在国内外广大医务人员共同不懈努力之下，应当说我们对SARS有了一定的认识与了解。比如临床表现、传播方式，出现肺损伤时应用肾上腺皮质激素，无创通气等都已有了明确的结论。在钟南山牵头下，中华医学会于2003年制定了、并用中英文两版向全世界发行了有关SARS的诊疗方案。本人有幸担任了本方案临床部分的召集人。这本方案也可以看成是中国医务人员用生命与鲜血凝成的总结，也通过它给全世界同行作出了初步的交代【4】。至今虽然十年已过去了，但有些关于SARS的根本问题仍然不够清楚。首先，SARS突然发生，突然离去，在03年那次大流行之后，除偶然发生了二次与实验室有关的个别极小范围流行外，就没有再发生过。来无影去无踪，这样独特的表现与绝大多数微生物引起的传染病是完全相同的，值得深思。因此甚至也有人怀疑到SARS病毒是否是人工制造出的用来特异性攻击中国人或亚洲人？这种说法虽然十分荒唐，但也找不到否定的根据。因SARS一去而不复归，我们花了大力气、大本钱制作的疫苗自然也就将长期封存，派不上用场。回忆当时，曾有许多著名专家斩钉截铁般地预言，“SARS将象流感那样经常伴随着我们”恐怕也“有幸”言空。

其次，SARS病毒到底来自何处，不得不说至今仍是谜。的的确确，在广东最早患病者，以与食用野生动物接触较多的厨师为多，后来在南方的“果子狸”身上也较多地分离到SARS病毒，SARS源于果子狸曾在国内得到部分肯定，笔者认为也有一定的科学根据。但后来的研究发现，蝙蝠身上较果子狸能分离到更多病毒，而北方同样有果子狸却找不到病毒。于是就有人说：“南方的果子狸可能是无辜者，只不过是定植了人身上传过去的病毒而已......”。再有，为什么有的病人能成为“毒王”其身上携带的毒株具有极强的传染性，可殃及数十人甚至更多，而有的确诊为SARS的病人却几乎没有什么传染性？……

当笔者即将完稿时，又从报纸上读到WHO公布了二例感染类似SARS新型冠状病毒的病例，一例沙特男子病故，一名卡塔尔男子尚在抢救中【5】。对此笔者斗胆期望：这二个病例可能与十年前流行的SARS没有任何实质的关联，只不过由于现今科技的进步，人们对种类繁多的冠状病毒本身的监测与研究更精细而已。同样的病例也可能就存于我们的身边，只不过我们没能发现而已。不过，虽然十年即将平安过去了，对SARS抱有警惕之心还是必要的！

以上种种疑问仍留待我们进一步探讨，但因SARS可能不再发生我们也将永远失去弄个水落石出的机会，不过包括我本人在内，并不希望这一机会再来，而是庆幸我们可能会永远不与SARS再次相逢！

岁月磨不去思念，忘记历史就等于背叛，虽然十年即将过去了，忆起当时激动人心的经历，笔者心情仍波澜起伏。谨以此文献给所有逝去的与活着的抗击SARS的英雄及可尊敬的同道们！

参考文献

【1】、杨黎光

守护生命——记广东抗击“非典”历程

【2】、佘丹阳 刘又宁 陈良安

北京地区首例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的诊断 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 2003：26（6）383.2003年6月19日

深圳

特区报

【3】、刘又宁

关于“非典型肺炎”的几点思考

中华信息导报 2003年18：8（2003年4月27日）

【4】、中华医学会 中华中医药学会 传染性非典型肺炎（SARS）诊疗方案

中华医学杂志 2003：83（19）1731--1752 【5】、黄培昭

段聪聪

类SARS病毒让沙特担忧 环球时报 2012年9月26日第3版

第四篇：永不磨灭的番号

永不磨灭的番号

一个人只要强烈地坚持不懈的追求，他就能达到目的。这就话告诉我们真理就是坚持。

最近我在看一些战争片，因为那里面有军人有对战。我崇尚那迷人的色彩，崇尚那挺拔的身躯，崇尚那永不变的坚持。在《士兵突击》中，许三多从一个什么都不懂的毛小子成为一名合格的战士，靠的是坚持。在军营里，人人看不起他，他的行为让人生气、懊恼，只有班长鼓励他支持他，他在为了自己而拼，为了班长而拼，他的班长曾说过：不要让你的父亲再叫你龟儿子。成长是在人生的历程中实现的，军队要的是强者，军人拼的是勇气，是坚持，谁能坚持下来谁就是第一，为自己而战，为荣誉而战。在战场上，你唯一能依靠的只有自己，所以，心中那永不磨灭的番号起了最大的作用。

重复可以使人记忆深刻，这用在学习上必有一番成就，可我把它用在了看电视上。《雪豹》是一部战争片，从第一次播放我就在看，现在的重播我还在看，为的不是追星，不是打发时间，更不是新奇了，为的只是看那军人的风采，看那一场场战役打得漂亮。文章是里面的主角，他呈现出了一位军人应拥有的精神。在剧中，文章用机智的头脑，用敢拼的精神，用坚持的信念打退了敌人。永不磨灭的番号，支撑了多少战士在战场上奋勇向前。

现在许多人都在说：你一定要坚持。当然，不同的人说出来是不同的含义。学生需要坚持就是拼尽全力学习，家长们都在说你拼了这两年，以后找个好工作，就会有享不尽的福。可哪位家长真正体谅孩子呢，“拼”字谈何容易。我总是在对自己说：坚持啊，写完这些作业就可以玩了。可是，我没有做到，抄上答案草草了事，我知道自己错得很离谱，可是不这样做，以后换来的只有批评，只能说时间和压力逼迫我如此。我想现在人们都反对早恋，可是如果换位思考，你就会觉得孩子只是为找一个伴，一个可以倾诉的对象。只有得到鼓励，心中那永不磨灭的番号才得以存在。

滴水穿石、铁杵成针，坚持始终是心中永不磨灭的番号。

高一:张亚茹

第五篇：用一生去感恩

用一生去感恩

一.同学们都有美丽的发卡，她羡慕，她知道仅仅是羡慕罢了，她从不奢望，只因为那不过是妄想，家里的条件不允许她的妄想。

她对发卡有着喜爱，超出一般的喜爱，她偷偷拿了家里的两元钱，自以为无人而知，殊不知她的爸爸不久便发现钱少了。面对父亲的询问，她不敢承认，这是她的弟弟却承认了。她听到无情的枝条抽打在弟弟身上的声音，不是何感。

她弟弟就这样替她挨了那本该属于她的疼痛。

二.她上了高三，她弟弟考上了重点高中。她爸爸拼死拼活挣学费也挣不了他们两人的学费。天刚亮，她弟弟放弃了梦想，去火辣辣的太阳下打工，他不过才16岁。于是，她有了学费，上了大学。

她弟弟就这样替她受了那本该属于她的炎热。

三.她嫁给了一个公司的老板，她想让弟弟来公司工作。弟弟傻呵呵的挠挠脑袋说，俺不想给姐夫添乱，俺没文化。

她泪如雨下。

她弟弟就这样替她受了那本该属于她的没文化。

四.她弟弟结婚时已经30多了。

她还记得婚礼上，她弟弟说，他姐姐是对他最好的人。

为什么？

因为她在冬天砍柴的时候把手套借给了我。

众人良久无语，依稀仍可见她的泪水落下。

她弟弟就这样用了一生去感恩。阳泉市十一中293班初二:暮晓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