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长兴：反腐败的关键在于政治体制改革[精选5篇]

第一篇：张长兴：反腐败的关键在于政治体制改革

张长兴：反腐败的关键在于政治体制改革

反腐败，是我们长时间的话题与口号了。然而，号称“制度最先进”的我国，腐败怎么屡禁不止，且愈演愈烈呢?“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只要我们不偏见，愿睁眼触摸人家好东西，总有些东西可以“拿来”吧?这，总比整天空喊口号的雷声大雨点小要好吧?

为此，我把现代国家的相关做法及我们能否“拿来”之因素，罗列出来：

一、透明政治与透明行政：1776年瑞典便开放了政府记录，供民众查询。1976年美国通过“阳光下政府法”，规定政府50个机构和委员会会议应公开举行;美国媒体可以几乎无限度报道所有的人物和事件，以满足民众知情权。而我们呢，比过去有进步，与人比则天渊之别。

二、实行政务官与事务官分开的现代公务员制度：如今，西方国家只有少数的事务官由党派轮流担任，多数则由考试录用。事务官不受政务官更迭影响，这样，遏制了官员结党营私。而我们呢，目前几乎无法施行。

三、实行集中采购、招标投标制度：西方国家解除了政府对企业的行政管制，让其充分市场化，从源头上断绝了钱权交易机会;同时，政府对办公用品、军火、市政建设、公共服务等，均集中采购、招标投标。而我们呢，正在学习，初显成效，但仍黑幕重重，问题严重，是大陆滋生腐败的关键所在之一。

四、规范政党筹款制度：美国规定个人向候选人捐款一次不得超1000美元，一年不得超2.5万美元;候选人收到的捐款只要超过200美元，就应公布捐款者姓名、住址、职业、捐款日期与数额……而我们呢，一切由中共及政府包办举行;近来，还出现贿选现象。

五、审议制度：现代国家之审计部门要么独立于行政、立法、司法之外，如日本、德国;要么隶属立法机构，如美国;要么隶属于司法机构，如法国。这样，有助于公正。而我们呢，审计隶属政府部门，是下属审计整个政府，形同虚设，至今收效甚微。这两年来，国务院的审计总局在温总理支持下干了点实事，便受到亿万国民的一致赞扬而“感动中国”……

六、内部监督：许多国家有行政内部监督，如行政监察;立法内部监督，如美国众议院的道德委员会，参议院的规范与品德特别委员会;司法内部监督，如美国的道德委员会。如此有效的多元监督，当官当然不“自由”了，怪不得克林顿总统与下属女性的绯闻，尼克松总统偷听他人电话，便让他们“暴臭”于天下，下不了台啊!而我们呢，也有不少“监督”之类的机构，但到头来，只能党政一把手说了算。

七、实行财产申报与公开制度。现代国家这方面的情况大家均熟悉，恕不罗列矣。而我们呢，多年前即高唱“阳光法”，至今却未实行，怪哉!我想，既然下面行不了，但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以及中央五套班子，应该是全心全意为人民的革命家，由其带头如实申报，到底也是一亮丽“风景线”，也可暂扫反腐沉闷吧?

八、新闻独立，新闻监督。西方之新闻独立与监督，众已周知。而我们呢，与“毛泽东时代”相比，变化显著，但“独立”是不行的，是“资产阶级自由化”也。

九、公众监督：选民通过选举、罢免等行为对行政官员、议员、党派等进行选择，公众通过舆论、举报、游行、示威、罢工等揭露腐败，调整政府行为。而我们呢，与“国情”不合，别痴心妄想了;但“公众监督”、“人民监督”等抽象口号可以口头上说一说。

十、司法监督：现代国家司法独立，不受行政干预。有的国家(如美国)还设立特别检察官制度，可以对重大事件，对总统开展调查、检控。而我们呢，皆属中共“一元化”的第一把手“领导”。

十一、议会监督：现代国家的议会立法权、重大决策审批权等，我们有目共睹。而我们的“最高权力”机关的人大，还是在各级党委书记的“领导”之下。近年来，干脆由权力最大的党委书记兼任人大主任了!如此之“人大”，阿弥陀佛。

十二、建立弹劾制度：现代国家反腐败无禁区，通过落实弹劾制度，责任追究制度等，尼克松、克林顿总统也免不了，而我们呢，实在“无可奉告”。

十三、进行反腐败立法。外国许许多多的此类立法，我们清楚;中国不甘人后，也有许许多多的此类立法，我们亦清楚。然而，人家是真功夫，而我们呢，是半真半假，或不得不假。“有法不依”，“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我们的此类事，不比比皆是吗?

综上所述，与现代国家相比，差别是巨大的，让人心悸的。我们的制度的确有问题，应加快政治改革步伐。作为广大国民，应破民族自卑心理，好像科学、民主、法治、人权，外国人才可办到，中国人则不行;好像我们只能永久做奴才、蠢才，永做“驯服工具”。

作为正加紧“提高执政能力”的主流者而言，则首先要破“非此即彼”的冷战思维：

①、不能死认我们的制度最完美，不睁眼看人家的政治文明;

②、不能只讲中国“国情落后”，拒绝学习人家精华;

③、不能拿“东西方价值观”来吓人。科学、民主、法治、人权是普世原则，不分东西方，不分“姓社姓资”;尽管各国施行起来形式有些不同，但实质是相同的。且看同是中国人所在的香港、台湾，不也可以看出问题吗?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尽管国情不同，历史机遇不同，但“潮流”迟早会席卷而来的……

第二篇：论反腐败与政治体制改革（模版）

论反腐败与政治体制改革

【英文标题】On Anti-corruption and the Reform of Political System

XU Yao-min

(Editorial DepartmentofJournalofChenzhouTeachersCollege, Chenzhou 423000, China)

【 作者 】许耀明

【作者简介】许耀明，郴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编辑部，湖南郴州433000

许耀明（1955—），男，湖南资兴人，郴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副主编，副教授。

【内容提要】腐败是当前我国社会生活中的一个突出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加快政治体制改革，推进社会主义法治进程，健全社会主义权力制衡机制。如强化人大监督制度；改革党内监督体制；加强舆论监督；转变政府职能，推进经济生活市场化；改革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制度等。

【英文摘要】Corruption is one of the prominent problemsinthesociallife our country.Theessentialwayoutforsolvingthisproblemistoreformthepolitical system, to promotegovernment bylawand to perfect thepower-restriction-and-balance mechanismbysuchmeansasreinforcing the systemof supervisionby thePeople'sRepresentativeCongress,transformingourParty'sinternalsupervisingsystem,strengthening the supervision by public opinion, changingthegovernmentalfunction and reforming the systemofselectingand appointing cadres.【关 键 词】反腐败/政治体制/法治/制衡机制

ant-corruption/ politicalsystem/ governmentbylaw/restricting and balancing mechanism

【 正文 】

中图分类号：D63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042（2000）05—0007—07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在前进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其中最为严重的问题是腐败的滋生和蔓延。本来，腐败并非我国之特有，在当今世界，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普遍存在着程度不同的腐败现象。但是，像我国今天这样，腐败已经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广泛影响人们行为的普遍现象却是罕见的。［1 ］江泽民在今年召开的中纪委第四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谈到腐败问题时指出：“发展下去不是没有亡党亡国的危险啊！”［2］这足以说明我国腐败问题的严重性。应该说，这些年来我们同各种各样的腐败现象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腐败现象却愈演愈烈，其发展势头并没有得到根本遏制。今天，反腐败已经成为我们党和政府面临的一个十分重大而紧迫的课题。

反腐败是一场极其复杂的政治斗争。目前我国社会腐败的要害是权力腐败，从病因上来说，主要还是一个体制问题，即集权体制下权力缺乏制约和监督是腐败得以滋生和蔓延的根本原因。那么，解决我国腐败问题的关键是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权力制衡机制，而这样一个机制只能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才能实现。因此，我国反腐败斗争的根本出路在于政治体制改革。我们要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过程中，围绕建立和健全权力制衡机制这个中心问题，积极推进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合理配置权力结构，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的腐败问题。

一、进一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尤其要改革和重构人大监督制度，真正树立人大监督至上的权威性和严肃性，这是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权力制衡机制，争取反腐败斗争胜利的根本前提。

从政治体制的角度来看，我国现在实行的是代议制度，即人民的权力是委托各级政府及

公职人员代行的，这就存在着权力的所有者与权力行使者之间的分离。权力的使用往往存在着双重效应，它既可以用来为社会和公众服务，也可以用来谋取私利。人类由于具有追求自身利益的本性，这就决定了权力持有者一旦掌握了权力，都有以权谋私的可能性。英国历史学家艾克顿对此作过深刻的剖析：“权力倾向于腐败，绝对权力倾向于绝对腐败。”孟德斯鸠也曾下过结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于权力，这是一条万古不变的规律。［3］因此，要防止权力腐败，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要加强对权力的制衡和监督。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在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中，通过采取各种措施加强了对国家行政机关和公职人员的监督，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在我国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得到了加强，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以及反腐败斗争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从反腐败的角度来看，我国人大监督的作用没有真正发挥，还存在不少问题。最主要的是机构不健全，没有设立专门的反贪监督机构。根据宪法规定，全国人大最基本的职能和权力是立法权和监督权。为此，全国人大设立了法律、内务司法、财政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外事、华侨、环境与资源、家业和农村、民族等九个专门委员会。地方各级人大也设立了或者部分设立了相应的专门委员会，但是，各级人大都没有设立反贪监督机构。保证国家行政机关及公职人员清正廉洁，应该是人大实施监督的重要职责，但是，由于没有建立以反腐败的主要任务行使监督权力的专门机构，更没有人大监督方面的专门立法，对人大行使反腐败监督权的权限、手段、方式和程序作出明确的规定，使我国人大在反腐败及监督方面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其监督力度十分有限，对滥用权力的制约作用显得非常薄弱，不是徒有虚名，就是流于形式，对腐败的预防和监督效果很不理想。如我国的腐败问题如此严重，惩治的高官成千上万，但是，被人大罢免的却凤毛麟角。实践证明，人大对权力监督不力，是我国腐败现象大量发生并一直未能得到有效遏制的重要原因。

要改变反腐败斗争中的这种被动状况，必须要从制度上强化人大对权力制约的力度，加强人大对反腐败斗争的监督。具体来说，必须解决两个问题。

（一）要正确认识和肯定权力制衡这一原则的科学性和重要性。权力制衡思想首先是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在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斗争中提出来的，欧美各国根据这一分权学说，普遍建立了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实行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分立”的权力制衡机制。这种机制对官员的腐败起了重要的制约作用。实践表明，权力制衡是防止权力被滥用和权力腐败的重要原则，是人类社会几千年来政治文明发展的重要成果，它既不姓资，也不姓社，反映了民主政治发展的一般规律。今天，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及其运行机制，可以不采用“三权分立”的形式，但却不能把它所蕴含的权力制衡的原则加以否定。社会主义权力制衡机制是一个多方面、多层次的体系，但是，不管从哪一个角度看，其实质都是人民对行使权力的国家机关及公务人员的监督。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是代表人民进行的具有最高法律效力和最高权威的监督，它是国家监督体系的核心。因此，加强人大对廉政的监督不仅仅是个认识问题，也是积极行使人大法定职权的重要表现，更是推行依法治国方略的必然要求。

（二）要把人大反腐败监督机构的建设纳入政治体制改革的轨道。为了进一步加强权力制衡的力度，有必要调整和重新配置监督权力机构。一是各级人大应设立廉政监督委员会。世界上许多国家的议会都设有专门的反腐败职能机构，如美国众议院的“道德委员会”，英国议会的“查弊专署”等。实践表明，我国人大也有必要设立廉政监督委员会，并制定人大反贪污监督法，对该委员会的地位、性质、职权、监督程序作出明确的规定，以保证廉政监督工作的合法性和权威性。其主要职权是依法对国家行政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及其公职人员在公务活动中的廉政情况进行监督。如审查重大腐败案件的文件和材料；提请人大罢免腐败分子的职务；开展反腐败斗争的执法检查，纠正违法行为；通过新闻媒介公布腐败分子的犯罪事实和处理结果；听取和审查主要行政领导干部关于廉政情况的报告；组织廉政立法的具体工作等。二是建立人大廉政监督专员制度。这一制度最早开始于瑞典，二战以后在许多欧美国家得到推广，其作用和影响日益增大。这一成功经验值得我们借鉴，我国也可尝试建立人大廉政专员制度，作为整个人大监督体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它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反腐败斗争的需要有选择地向部分地区、机关派出廉政监督专员，对其廉政情况实行直接和具有权威性的特别监督制约。廉政监督专员主要是对所在地区、机关的腐败案件的调查、人事处分情况进行监督，并提出建议和向上级人大报告。这样有助于避免地方保护主义对廉政工作的干扰，以保证上级有关反腐败的政策、法律落到实处。

二、改革和完善党内监督体制，健全党的代表大会制度，确立其在党内监督中的最高权威；实行纪检机构的垂直领导，确保其在党内监督中的独立性和权威性，这是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权力制衡机制，争取反腐败斗争胜利的关键环节。

我们党作为执政党，掌握着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权的领导权，全面领导国家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掌握了权力就有产生腐败的可能性。因此，对党的各级组织以及领导干部，也存在一个监督和制约的问题。我们党执政五十多年来，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加强了党的监督机构和监督制度的建设，并在保证党的廉洁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从总体上来看党内监督仍然是党的建设的薄弱环节，至今尚未形成刚性的党内监督体制。其突出表现是两个方面：一是党的代表大会制度不够完善。按照党章规定，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它产生的中央委员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党的地方各级代表大会和它所产生的委员会是党的地方各级领导机关。这就说明党的代表大会对党的各级机关、各级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的监督中拥有最高权威。但在实际生活中，由于党的代表大会是五年才召开一次，使其不能经常地发挥作为最高权力机关的监督作用。加之党章也没有作出党的代表大会监督它所产生的各级委员会及其领导干部的具体规定，所以，党的代表大会在党内的监督作用基本上没有发挥。二是是党的纪检机构的监督体制不科学，其监督作用受到制约。党的纪检机构是党内专职监督机构，其职能发挥如何，对党的廉政建设影响极大。目前，最突出的问题是，党的纪检机构缺乏必要的独立性和权威性。按照监督的一般规律，有效的监督必须以监督客体处于监督主体之下为前提，并且监督主体的监督活动不受监督客体的直接制约，以保证监督主体的独立性和权威性。但是，从我们党的纪检机构来看，按照党章规定，中纪委在中央委员会领导下进行工作，党的地方各级纪委接受双重领导，即受同级党委和上级纪委的领导，甚至纪委立案也要由同级党委或主要领导批准方可决定。在这一体制下，纪委对同级党委的监督实际上是下级对上级的监督，这就造成了一种有悖于监督规律的现象，即监督者受制于被监督者。这种体制使党的纪检机构缺乏必要的独立性，当然也就不可能有权威性，从而不可能对同级党委，尤其是对主要领导实施有效的监督。不仅如此，甚至腐败案件发生后连查处都相当困难。事实上，近年来查处的胡长清、成克杰、徐炳松等几乎所有的重大腐败案件，都是由中央纪委亲自出马或强力干预才得以水落石出。这种状况典型地反映了我们党内监督体制的突出弊端，对于当前的反腐败斗争是极为不利的，也是党员领导干部腐败难以得到有效遏制的根本原因。

上述党内监督体制存在的问题，必须通过党的监督体制的改革来解决。当前，应该从办得到的事情做起，从以下两方面进行改革。

（一）改革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建立健全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以取代“一次性会议”的制度。邓小平在党的“八大”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就对此进行了肯定［4］。可考虑代表实行选举制产生，减少代表数量，进一步提高代表素质，并定期轮换。党代会主要是听取和审议同级全委会或常委会的工作报告，加强对全委会或常委会的监督，决定党内重大事件。党代会期间代表实行提案制度，并建立党的代表大会听取、收集和反映党员群众意见的听证制度，建立对党的各级领导人的权力行使监督的具体制度，逐步使监督制度化、规范化。通过改革，使党的代表大会真正成为党内最高权威的领导机关和监督机关。

（二）改革党的纪检监督体制，建立相对独立、垂直领导的纪检监督机构，确保纪检机

构按党规党法办案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具体来说，一是提高纪检机构的地位。即把党的各级纪检会提到与同级党、政、人大、政协机构相同的级别，以便于用相应的权力制约权力，提高纪检机构的制约力，强化党内权力制约机制。二是建立纪检部门垂直领导的体制。中央纪委直接归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领导，地方各级纪委归同级党的代表大会和上级纪委领导，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定期向同级党的代表大会报告工作，并对其负责。同级党委协助、配合同级纪委开展工作。纪检系统的人、财、物由上级纪检机关垂直管理。各级纪委应有相对独立的立案权和办案权，同级纪委有权处理同级党组织管理的干部，如同级党委有不同意见，属中央管的干部由中央纪委和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审批，属省级以下管理的干部由上级纪委裁决。同时，考虑到权力互相制衡，各级纪检机构也要接受同级党委的监督。

三、加快新闻立法，充分利用舆论工具，进一步加大舆论监督的力度，这是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权力制衡机制，争取反腐败斗争胜利的重要条件。

舆论监督是社会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通过广播、电视、报刊等新闻媒介，对社会上一切有悖于党纪国法的腐败案件进行曝光，以达到对其进行制约的目的。舆论监督是现代社会权力制衡和反腐败斗争最重要的手段，这是因为腐败行为从来就是人民群众切齿痛恨的丑恶东西，它从来就是一种在黑暗中进行的肮脏交易。所以，担心腐败行为曝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成为千夫所指的丑闻，一直是腐败分子的最大心病。同时，新闻舆论监督由于其极快的时效性和广泛的公开性，能够迅速将人民群众的情感和呼声高度聚焦在腐败的官员及其案件上，从而形成强大的社会压力，引起政府的高度关注，迫使司法机关必须秉公办事，对腐败分子依法予以惩处。这对于其它公职人员也能起很大的警示作用。舆论监督具有独特的优势，它能起到其它监督手段起不到的作用，可以弥补法制和道德规范方面的缺失。从全球来看，凡是法治化程度比较高和政治比较廉洁的国家，都十分重视新闻舆论监督在反腐败斗争中的独特作用。这些年来，我国对舆论监督也是比较重视的，党的十五大强调要“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一些新闻媒介如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等，在舆论监督中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从总体来说，我国新闻媒介的舆论监督在反腐败斗争中的作用远未得到真正的发挥。一是舆论监督的立法严重滞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五十多年，新闻事业发展很快，但有关这方面的立法并没有跟上来。由于种种原因，迄今为止连一部《新闻法》都未能出台，新闻媒介享有的权力和承担的义务，没有一部法律作出全面的具体的规定，这就给舆论监督带来了很大困难。二是管理体制不顺，新闻媒介缺乏必要的独立性。舆论监督是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表现形式，应属民主监督和外部监督的范畴。但是我国的新闻媒介受到的行政干预太多，缺乏必要的独立性。有些部门和领导总是把舆论监督与安定团结的方针对立起来，似乎揭露腐败就会破坏安定团结，对舆论的监督功能更是讳莫如深。在我国，新闻舆论没有起到引发其它监督的先导作用，只能被动地受命将其它监督已经完成的结果公之于众，即事后监督多、事前监督少；监督一般性问题多，监督领导干部中出现的问题少；监督的层次低，力度明显不够。这就使得我国的舆论监督在反腐败斗争中的作用大为逊色。因此，必须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来强化新闻媒介的舆论监督作用。

（一）加快新闻立法，使舆论监督有法可依。当前，人民群众在呼唤政治体制改革的同时，强烈要求新闻媒体在反腐败斗争中承担起应有的社会责任，提供公正的舆论环境，以遏制腐败，弘扬正气。因此，我们必须顺应时代需要，进一步加快和完善新闻立法，将新闻媒介的权力，义务和责任，舆论监督的范围、对象、基本原则等通过法律固定下来，将新闻舆论监督纳入法制的轨道。

（二）扩大新闻媒介依法监督的自主权。为了确保舆论监督的权威性，在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和维护稳定大局的前提下，要保证新闻媒介对重大腐败案件有采访、调查、报道、评论的权利。这些权利受法律保护，任何部门和个人不得干涉和阻挠。在舆论监督中，新闻媒介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则，客观、公正并适度地报道一些大案要案的发生和处理过程，揭露腐败案件的真相和本来面目，应不受任何外界力量的左右，以保证舆论监督的真实性和公正性。

（三）开展公民或法人创办经营报刊的试点。目前，我国的新闻媒介几乎全部隶属于各级党政部门，由于法制不健全和各方面制约太多，它们很难以公众媒介的姿态对社会生活进行广泛而深刻的舆论监督。允许公民或法人依法创办少量报刊，有利于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有人担心会削弱党对新闻媒介的控制，甚至会影响社会的稳定。其实这种担心是不正确的，对新闻媒介的管理主要是依靠法制，新闻媒介如果歪曲事实，有意进行误导，同样要负法律责任。加大对腐败的披露，从长远看只能是有利于社会稳定，真正危害社会稳定的是腐败。

四、深化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彻底转变政府职能，加快实现经济生活市场化，避免领导干部个人对经济生活的过多干预，是减少或消除我国腐败现象的重要基础。

现代市场经济是一种法制经济，它要求通过经济法规来规范和协调各种经济行为和经济关系，政府对国民经济的管理主要宏观管理，大量的经济活动主要通过市场机制来调节。目前，我国经济体制仍处在转型的过程中，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下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干预过多的问题现在仍未完全解决，这是腐败滋生的一个重要原因。现在已经查处的重大腐败案件，大部分是领导干部用行政权力干预经济生活，违反市场经济规律，与不法商人相互利用而产生的。

因此，要消除腐败产生的土壤和条件，必须通过政治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推进经济生活的市场化，避免政府尤其是领导干部个人对经济生活不必要的干预。最主要的是以下几方面。

（一）实行政企分开。让企业独立于政府部门，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法人主体。使企业能依法抵制不正常的行政权力的压力和干预，从而消除产生腐败的企业制度基础。

（二）合理确定政府干预经济生活的内容、范围和程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对经济生活一定程度的干预是必要地，关键是要界定清楚，政府哪些该管，哪些不该管。总的来讲，要尽量减少行政权力过分干预市场运行，尤其要杜绝领导干部个人介入市场交易过程。应该明确规定，领导干部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干预、参与、过问工程项目的承包、土地批租、房地产开发、贷款发放、证券发行等经济活动，要尽量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抑制权钱交易等寻租腐败行为的发生。

（三）建立和健全公开办事制度，增加政府干预经济生活的透明度。总的原则是，政府工作凡是能公开的一律向公众公开，对政府行政权力的关键环节，如投资项目的审批，营业执照的发放等，必须向社会公告周知，并加强监督，建立廉政监控点。要建立听证会制度，并使之制度化，将有可以影响领导干部廉洁的重要经济决策纳入听证的轨道。总之，实践证明，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是消除经济上腐败的必由之路。

五、加快推进干部制度改革，尤其是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制度的改革，建立和完善科学的用人机制，是减少和消除我国腐败现象的又一重要环节。

当前，我国社会腐败行为的主体是掌握党和政府权力的部分领导干部，因此，反腐败要反在点子上，重要的一环就在于选好、选准领导干部，这就必须要有一个好的用人机制即领导干部的选拔和任用制度。

邓小平生前曾经将干部制度改革作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之一。近二十年来，我们对传统的干部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也应该看到，我国现行的干部制度、尤其是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制度还存在不少突出弊端。一是任命制范围过广。领导干部任命制不是完全不能用，只是它作为一种具体的干部制度应有一定的适用范围，如果不恰当地、过多过广地实行任命制，就很难避免腐败现象的滋长和蔓延。如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现象。由于任命制大大地堵塞了在更广泛的范围内由群众选拔领导干部的渠道，使干

部的选拔权掌握在少数主要领导干部手中，这一方面为有些领导干部卖官索贿提供了条件，另一方面也使一些投机钻营者，行贿买官容易得呈。从近年来查处的大案要案来看，领导干部接受贿赂，相当部分是在干部选拔任命过程中发生的。在买官卖官中，一方行贿，一方受贿，受贿者卖官时，往往先给有关方面打招呼、然后由组织人事部门按照程序考察，最后集体研究任命的。从表面看来符合组织程序，但背后隐藏着肮脏的交易。现实表明，干部的提拔和任用已经成为我国腐败现象最易产生的环节。二是任期制实施不科学。虽然我们对领导干部的任期作了明确规定，但是，由于我国从中央到县级都是有四大家领导班子，因此，往往出现领导干部在几家领导班子之间轮岗、甚至互换岗位担任领导职务的现象。这就说明如何完善领导干部职务任期制，仍然是一个需要进一步研究和解决的问题。一个人在一个地区或某一级政权担任领导职务时间过长，部门过多，往往使这一地区干部队伍出现一些不正常的情况，容易形成错综复杂的“官”系网，腐败一旦发生，往往表现出“团伙化”、“网络化”，以致泛滥成灾。近年来，腐败丑闻不断的“广西现象”就与此有关。实践证明，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我国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制度，已成为我国反腐败斗争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加快推进和扩大领导干部选举产生的范围，逐步缩小任命制。选举制是资本主义否定封建社会世袭制的产物，它的产生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也是迄今为止人类社会选拔官员的最合理的制度，它本身没有阶级性，是民主政治的一种具体形式，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应该普遍推广。人民群众通过选举产生政府各级领导干部，一方面是人民当家作主的体现，另一方面也是选拔干部过程中群众路线的体现。

选举制有可能避免由少数领导决定干部选拔任命所产生的局限性和片面性。同时，由于选举人对被选举人可以随时提出弹劾、撤换，所以，选举制也是制约领导干部腐败的一种最有力的措施。因此，各级政府领导人通过选举产生，应该是社会主义政治生活中一项重要原则。在政治体制改革中，可以考虑在保留人民代表大会的同时，应逐步实行行政首长民选制，并实行差额选举，允许竞选。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国的交通、通讯等物质条件已经有了极大的改善，公民的民主意识、文化程度、组织程度也有了根本性的提高，其识别能力和政治嗅觉已今非昔比，对县、市、省三级行政首长实行由公民直接选举的条件已基本成熟，应积极试点，待取得经验后逐步推广。

（二）进一步完善领导干部任期制。我国的宪法已对中央和地方政府领导人的任期作了明确规定，就某一个职务来讲，任期制的问题已经根本解决。但是，由于我国情况的特殊性，有必要对领导干部的任期制度作进一步的研究和完善。一般来说，主要领导干部在某一职位任期满了以后，原则上不再担任同一地区其它领导机构的主要领导职务，这对于促进一个地区的廉政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收稿日期：2000—06—16

【参考文献】

［1］盛宇明.腐败的经济学分析［J］.经济研究，2000，（5）：52—59.［2］江泽民.在中央纪委第四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00—04—03（1）.［3］（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M］.张雁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4］邓小平文选（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第三篇：浅议反腐败与政治体制改革

浅议反腐败与政治体制改革

（乾安县国家税务局 朱发学）

内容提要：

腐败是国家公职人员借职务之便获取个人利益，从而使国家政治生活发生病态变化的过程。腐败对国家、人民的害处众人皆知，所以利用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式从根本上抑制腐败的发生已经成为全体人民共同的呼声。但是理想中的政治体制应该是怎样的，不同的人心中有不同的蓝图。本文通过批判现在比较有市场的各种政治体制改革观点和分析现行政治体制的缺陷，引出笔者心中的政治体制蓝图。希望通过此文为国家的强盛和民族的复兴做出贡献。

前言

腐败是指国家公职人员为其特殊利益而滥用权力的权利蜕变现象。或者可以解释为国家公职人员借职务之便获取个人利益，从而使国家政治生活发生病态变化的过程。由腐败的定义可以看出腐败发生的关键点是“权力的滥用”或者“借职务之便”。所以如果对权力进行有效的监督，腐败可以控制到最低点。现在腐败问题很严重，所以对权力的监督是不力地。要想实现对权力的有效监督，要想把腐败控制到最低点，就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不能仅局限于对政府或者说对行政机关的改革，应该通盘考虑。执政党的内部组织体系应该改革，权力机关的运行方式应该改革，行政机关应该改革，司法机关也应该改革。

政治体制改革不要计较成本，因为再大的代价也没有亡党亡国的代价大。为了反腐败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这是全国上下已经达成的共识。但是应该怎样改，却存在各种各样的误区。

一、关于反腐败的政治体制改革认识上的误区

中国是一个大国，地域宽广民族众多，加上改革开放后外界的各种思想大量传入，所以对同一个问题有多种看法是正常的。我们在保护思想自由的同时，必须对是非对错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1、部分人认为要想把腐败控制到最低点就要实行多党制，实行三权分立。

怀有这种想法的人要么无知，要么居心叵测。前者基本上文化程度比较低，对西方世界缺少了解。所以遇到了一些不公正的事情愿意把火发到社会制度上。随着社会的发展，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这种情况会越来越少。后者大致又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国内尚未成长起来的资产阶级，另一类是外国资本家在中国的买办。他们利用民众对西方世界的不了解，把西方说的跟天堂一样，然后把天堂和多党制进行等同。在进行这种宣传时他们绝对会回避腐败的印度和混乱的泰国也是多党制国家。他们夸大政党轮替对执政者的监督作用。在宣传政党轮替的好处时，他们绝不会告诉你被轮替的只有政治家（政务官），事务官（公务员）是不与政党共进退的。他们更不会告诉你大选时某人投哪个党的票并不代表该人拥护这个党，很可能是该人反对该党的政敌。

2、部分人认为要想把腐败控制到最低点就应该对公职人员进

行特别监督。

这是一些人面对腐败的高发提出的一种很无奈的建议。说白了就是要利用特务或者说是秘密警察对公职人员进行监督。如果这样，监督者必须拥有一定的特权。这将是对社会主义法制的一种践踏。如果继续走下去，则需要成立新的特务组织加以制衡。例如明朝先有锦衣卫，后有东厂、西厂；民国既有中统又有军统。那么将面临两个结果，一是组织机构的膨胀，二是特权者的分赃。特权者的分赃其危害性比通常的腐败要大得多。厂卫特务机构在明朝覆亡中的作用，两统特务机构在民国败亡中的作用，有点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

3、部分人认为要想把腐败控制到最低点就应该打一场人民战争。

持这种观点的人一般都是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老人。他们痛恨腐败，相信人民的力量，认为人民可以把一切的腐败分子揪出来。我也承认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但那样做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无疑会导致第二场“文化大革命”。多年的**绝不是一个正要复兴的民族所需要的。

4、部分人认为要想把腐败控制到最低点就应该加重刑事处罚。

持这种观点的人基本都有一种“复仇”心理，希望通过流血让腐败分子退步。持这种观点的人没有看到预防腐败的关键点在哪里，没有看到腐败分子多是揣着一种侥幸心理。他们更不知道

明朝“皮场庙”的故事。

二、现行政治体制在反腐败斗争中存在缺陷

1、反腐工作“政出多门”没有形成合力。

和反腐败有关的部门很多，在中央一级党务系统有纪律检查委员会、政法委，行政系统有监察部、审计署和预防腐败局，检察系统有反贪污贿赂局和渎职侵权检察厅。这么多部门就像铁路警察一样各管一段没有形成合力，也就难以对公职人员形成有效的监督。

2、政治地位低是司法系统反腐工作不力的重要原因。从中央到地方我还没有听说哪位检察院的检察长或者法院院长是当地的党委常委。事实上检察院和法院不但要向人民代表大会负责，还要向当地政法委负责。人民代表大会对检察院和法院的政治监督和法律监督很到位，作为一个普通公民我无话可说。但是政法委对检察院和法院的指手划脚，我认为却是多余的。依据现行制度，政法委书记事实上掌握了当地的最高司法权，这是与宪法精神相违背的。这也是敌对分子指责中国司法不独立的重要口实。宪法精神是指在权力机关的领导下行政权、检察权、审判权、军事指挥权相互合作、相互监督。

3、在党务系统中没有形成有效的监督。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执政党。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如果没有形成有效的监督，那么反腐败就是一句空话。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系

统一般是党的代表大会下设党的委员会，党的委员会下设纪律检查委员会、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等部门。那么我想问谁能对一个地方的党的书记进行有效监督。

三、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构想

1、对中国共产党组织机构改革的构想。

首先，将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和党的委员会至于平行状态，双方不存在隶属关系，共同对党的代表大会负责。有人看完这段话后可能会给我扣一顶分裂共产党的帽子。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列宁时代的苏联共产党，苏共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是平行机构。斯大林对社会主义民主的破坏有人认为就是他将苏联共产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置于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领导下开始的。

第二，撤销党的政法委员会，将政法委员会的职能分类处理。需要保留的职能按性质分别移交给党的纪律检查部门、政府部门以及检查部门。对法院的职能就不应该存在。

2、对参政议政机构的改革构想。

首先，在人民代表大会内部应该引进不信任投票制度。一定数量的人大代表或者人大常委会委员就可以提出不信任案。只要人民代表大会或者人大常委会过半数通过不信任案，由人大选举产生的或者由人大任命的公职人员就应该被罢免。

第二，加强人民政协的权力。一定数量的政协委员可以对人大选举产生的或者由人大任命的公职人员提出不信任案。人民政

协过半数通过该不信任案，那么人民代表大会就应该启动对该人的不信任案投票程序。四分之三以上的政协委员对该不信任案投了赞成票，那么该人应该立即辞职。

第三，党的代表大会也应该参照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协建立相应的制度。

3、对检察院系统的改革构想。

首先，将检察院系统的主官级别与党务主官、立法主官、行政主官以及军事主官并列。

第二，符合条件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提名为检察院检察长，报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由于各种原因不适宜担任检察院检察长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应担任检察院党组书记。

第三，将监察部、审计署、预防腐败局由行政系统划归检察系统。

与腐败分子的斗争是一个长期的斗争，只要有私有制的存在就会有腐败的存在，我们就应该斗争下去。但是斗争过程中我们应该有清醒的认识，在现有的人类历史进程中腐败不是与特定的政治制度相连的。所以时刻要预防一部分人打着反腐败的幌子干着颠覆国家政权的勾当。在预防这部分人的同时我们也要吸收外国人的先进经验走我们自己的路。

第四篇：反腐败共识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强大动力.

反腐败共识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强大动力

酝酿4年之久的国家预防腐败局日前正式挂牌成立，标志着预防腐败已经被提到与惩治腐败同等重要的地位，我国的反腐制度进一步完善。围绕这一重要改革举措，社会舆论普遍认为它对中国反腐败事业具有重大影响，但同时，也有人提出了一些质疑，认为在现存的纪委系统、监察部系统、检察院系统、反贪局系统的基础上增加一个预防腐败局，除了履行作为《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签约国的义务之外，对解决目前日益严重的腐败问题未必能产生多大的实际效果。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是片面的。应该建立起反腐在策略上的社会共识，并将这种共识转化为目前阶段深化改革的强大动力。

应该说，在反腐的意义和重要性方面，社会是有广泛共识的。改革伊始，党中央就把反腐败看成事关执政党存亡的重大问题。胡锦涛在今年6·25讲话中再次强调要把反腐倡廉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新近成立的国家预防腐败局就是重视腐败问题的一个新的例证。而从公众的意见来看，根据历年的社会舆论调查，大致从1986年起至今，腐败一直位于十大社会不满现象之列，近年来，更是跻身“三甲”。这说明，在反腐这样一个事关执政党执政地位、事关民众的切身利益、事关以往改革的成果能否巩固、事关以后的改革能否持续的重大问题上，政府和公众之间有着强烈的共识。

认识上的共识不等于策略上的共识，对建立国家预防腐败局的置疑，反映的主要是在反腐策略上的分歧。我们认为，必须充分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在反腐问题上相信改革、坚持改革，避免在反腐问题上偏离改革思路的倾向。众所周知，近几年的官员腐败现象，主要集中在土地、金融、矿产等改革不足的经济领域，以及干部人事任命、司法、公共财政资金分配等改革不足的公共领域，什么地方改革得越彻底，什么地方腐败就越少。其实，一个国家的腐败程度，不仅与这个国家的政治体制相关，还与其经济发展水平、文化传统和具体的反腐败制度有关。一味地将当前的腐败问题简单地归因于我国政治体制的缺陷，不符合国际经验事实，也会让我们忽视象建立国家预防腐败局这样的基本制度的建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还处于建设过程中的基本背景下，必须建立起当前阶段反腐败的策略共识：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深化政府制度改革和建立法治社会。我们相信，随着改革的深入，改革盲区的减少，腐败现象发生的几率一定会减少。

从长远来看，能否建立起一套完善、持久、有效的权力制约机制是反腐能否成功的决定性因素，而从权力制约机制的构成来看，既需要设立国家预防腐败局这样的体制内机构，进一步完善对权力使用过程的内部监督，更需要通过完善人民代表大会的职能、加快基层民主建设等，来实现对权力使用过程的外部监督，更为重要的，是对权力授予过程本身的公众参与和公意决定。这些内容，也正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议题，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的主要内容。我国30年来的改革历程，基本上是一个回避意识形态论争，直接解决问题的过程。因此，不重视当前反腐制度建设的倾向和在改革的深度和广度上固步自封的倾向都是有失偏颇的，应该将反腐败的全民共识转化为政治体制改革的强大动力，一步步深化改革，一点点地以制度建设积累改革成果，把反腐过程纳入到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的过程中。

第五篇：愚梦：中国反腐败的关键在于党内权力结构

愚梦：中国反腐败的关键在于党内权力结构

在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纪念大会上，胡锦涛总书记将“消极腐败的危险”列为我们党面临的四种危险之一，并语重心长地告诫全党：“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是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我党面临的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任务依然艰巨，党内外存在的消极腐败现象依然非常严重，离人民群众的要求还有很大的距离。

对此，处于执政党地位的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上，尤其是党内存在的大量腐败现象不得不说是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深究我们党的建党宗旨和奋斗目标，这样的情况肯定是全党同志和全体人民所不愿意看到的，也始终是我党从上到下一致努力想从根本上给予解决的重大问题。

胡锦涛同志指出：“建设好、管理好一个有几千万党员的大党，制度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推进党的制度建设，要坚持以党章为根本，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决定了建设一个勤政廉洁、民心所向的党，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的根本保证。党风决定民风，党治则国治，反腐败必须首先从党内做起。建立和完善党内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必须从改进和完善党内监督机制入手，监督机制完善必须从制度建设抓起，制度建设又必须从重构党内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着手。

随着我党领导全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取得国家政权，进而成为中国唯一的执政党之后，党内的决策和行为已经不再成为一党之内部事务，而是关系到整个国家法制和各级政府、组织行政的公正与效力时;在共产党和平执政的情况下这样的体制安排已经凸显出其固有的缺陷，并且与历经社会、政治实践证明相对科学的现代权力制衡机制的设计原则不尽符合。

就《党章》的规定而言，尽管各级党委和纪委均由相应党的全体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按理也应当直接对产生她的代表大会负责，但党章却没有这样设计，而是只规定“党的各级委员会向同级的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纪委的作用只是 “„„，协助党的委员会加强党风建设和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代表大会也仅仅是“听取和审查同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报告”，并规定，“党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在党的中央委员会领导下进行工作。”“党的地方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和基层纪律检查委员会在同级党的委员会和上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双重领导下进行工作。”这就在制度设置上将纪委置于从属的地位。

另外，由于纪委被置于党委的领导之下开展工作，纪委书记原则上受党委的领导，事实上成为党委书记的下属。个别地方，特别是在许多企业，由于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为了平衡行政主要负责人和党委主要负责人之间的权力关系，在企业党组织中往往没有设置党委书记，而由分管党务的党委副书记兼任纪委书记，形成集监督者与被监督者于一身的现象，这样的设置很容易在党内形成党委一权独大，纪委形同虚设的局面。特别是在党的组织比较涣散，党的主要领导(如党委书记、许多党委书记还兼任行政一把手)比较强势的地方和组织里，主要领导左右党委决议，独断专行的情况并非个别现象。这就使党内监督在机制设计上就埋下了被监督者脱离监督的弊端，至少是使党内监督变得有些“名不正，言不顺”甚至“小媳妇看婆婆脸色行事”的状态。

另一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党章还明确规定：“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发现同级党的委员会委员有违犯党的纪律的行为，可以先进行初步核实，如果需要立案检查的，应当报同级党的委员会批准，涉及常务委员的，经报告同级党的委员会后报上一级纪律检查委员会批准。”这实际上是在名义上赋予纪委监督党委成员权力的同时，又为此权力设置了一道在现实生活中难以轻松逾越的障碍。对同级党委成员展开违法违纪立案调查需要得到“同级党的委员会批准”，而在多数情况下，特别是地方各级党组织的大多数纪委委员并非靠专职从事纪委工作领取报酬，一般均为兼职工作，他们的职业生涯、前途命运和福利待遇往往又并非由纪委工作的成效来决定，在没有十足证据和把握的情况下，公开提出对同级党委某个成员，特别是党组织的主要领导开展违纪调查，是需要极大的勇气和智慧的，这对一般党员干部来说就很难做到，以至于在很多组织中，党内监督形同虚设。虽然党章同时规定了：“党的地方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和基层纪律检查委员会如果对同级党的委员会处理案件的决定有不同意见，可以请求上一级纪律检查委员会予以复查;如果发现同级党的委员会或它的成员有违犯党的纪律的情况，在同级党的委员会不给予解决或不给予正确解决的时候，有权向上级纪律检查委员会提出申诉，请求协助处理。”这在一定程度缓解和弥补了上述规定导致的问题，但由于纪委监督权力本身“名不正”，权力不独立、程序不畅通带来的根本弊端是难于靠这样的补充规定得到真正解决的。

长期以来，我们党为了从制度上更好地抑制腐败的蔓延，陆续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旨在规范党员和领导干部行为、遏制党内腐败蔓延的各项“廉政准则”“若干规定”以及“八个禁止”“52项不准”等等党内条例和制度，并曾经酝酿过各

级纪委由中央纪委直接管辖的办法等组织措施的构想，以缓解同级纪委难于真正监督同级党委成员的尴尬局面。多年来，这一系列举措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更好地监督党员和领导干部，防止腐败的作用，得到了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积极肯定和支持。但我们还是应当看到，这样的一些措施，还没有从根本上抑制和消除党内外普遍存在的腐败现象。

事实上我们知道，各级权力被滥用是导致腐败盛行的基本原因，也是最根本的原因。防止权力滥用的关键环节在于授予权力的方式和权力制衡结构的设置，而监督的方式和效果又必然与权力制衡方式相适应。为了从根本上改善党内权力制衡机制，有效铲除腐败滋生的内在根基，尽快走出党内权力监督的困境，我们必须彻底改变中国权力结构中总是皇权监督诸侯，中央监督地方，上级监督下级，大权监督和制约小权的传统观念，“建立和健全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十七大报告)” 大胆对党内监督机制进行重新构建，并首先从纪委监督权独立开始，从实现党内分权制衡体制开始，逐步带动政府各级权力结构的重建。

本文的具体建议是：在党章中明确规定，除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仍然由相应的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外，改变过去纪委在党委领导下开展工作的格局，独立于党委直接对同级代表大会负责，向代表大会报告工作。取消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和书记、副书记经纪委全体会议选举产生后，还必须由同级党的委员会通过，并报上级党的委员会批准的规定。各级纪委成员不得兼任党委成员，但有权列席同级党委会议，纪委委员在党委会上没有表决权，但纪委对党委决定是否符合章程和其他党内法规，是否严格执行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等具有审查权，并独立开展党风建设和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发现同级党的委员会委员有违犯党的纪律的行为，有权独立开展调查核实，如果需要立案检查的，应当报上一级纪律检查委员会批准。同时保留下级纪委接受上级纪委的政治领导(特殊情况下，也可以由上级纪委委派)的相关规定。

总之，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决定了党的肌体健康是保证国家肌体健康的关键所在，中国的廉政制度体系建设和作用的发挥取决于我党的反腐败决心。继续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克服各种体制机制性障碍，从党内最基本的制度建设——修改和完善《党章》入手，重构党内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将成为中国反腐败体系建设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