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反腐败的两难选择

第一篇：张维迎：反腐败的两难选择

张维迎：反腐败的两难选择

张维迎2012年12月19日在经济观察报·2012年度观察家年会

暨第二届中国改革峰会的演讲稿

未来十年对中国领导人最大的挑战是反腐败。中共十八大报告说到，如果腐败问题不解决，可能亡党亡国。民间有一种说法：“不反腐会亡国，反腐会亡党。”当然，这个说法可能过于严重。我的看法是腐败问题不解决，是可能亡党，但是不太可能亡国。反腐败可能亡党，但是也可能救党，完全取决于我们怎么样反腐败。

反腐败真正的两难选择是如何处理腐败的存量，也就是如何解决已经发生的腐败行为。如果我们不对过去的腐败有一个了断，反腐败不可能成功。如果措施过于强硬，轻则政府官员可能会消极怠工，使政府处于瘫痪和半瘫痪状态，重则导致政府官员造反，改革也没有办法进行。但是，如果要了断过去，老百姓应该不会答应。这就是两难选择。

我们能否走出这个两难选择，既取决于领导人的智慧和胆略，也取决于普通民众的理智和耐心。最近吴思、李永忠等学者提出有条件特赦这样一个思路，我今天讲的也是对他们的一个呼应。事实上，我在十年前也谈到过这个问题。

一

从宏观上讲，过去十年中国的腐败，最重要的是两个变化。第一个是从创造价值的腐败走向毁灭价值的腐败。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所谓“腐败”，很大程度上是民间从政府官员手里面赎买权利，通过这种赎买使得资源得到更有效的利用。原来只能国有企业使用的资源，现在民营企业也可以使用，他们创造了更大的价值，推动了经济增长。

但是，现在的腐败已经不是这样的腐败，而是政府官员滥用权力寻租，特别是本来已经释放到民间的权利又被收回，使得资源配置更没有效率。八九十年代的腐败是与体制改革相关联的腐败，腐败的过程当中，也释放了政府手中的一部分权利。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腐败也推进了中国的市场化改革。而过去十年的腐败是与体制倒退相关联的腐败，腐败变得越来越严重，但是体制离市场化程度反而越来越远。八九十年代的腐败，是商贿赂官的腐败，而过去十年的腐败，很多已经变成了官贿赂官的腐败，我们叫“买官卖官”。当然商业贿赂官员仍然存在，但比起买官卖官，商业贿赂可能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了。

第二个是反腐败的力度越来越大，但是，腐败也变得越来越严重。我搜索了一下“百度新闻”各年包含“反腐败”这个词的文章，2003年时总共11900篇，2004年上升到76200篇，2005年 73330篇，2006年106000篇，2010年246000篇，2012年已达861000篇。人民网上“反腐败”的文章也有类似的增长趋势。十六大以来，已经有70多位省部级官员落马了，都是因为腐败问题，或者与腐败相关。大家算一下，平均每年有七八位省部级干部被抓，这在历史上、在任何一个国家也是少有的。

举个例子，河南省交通厅先后四位厅长都因腐败落马，第一位落马在1997年，查实的受贿金额是30万元，第四位2011年11月被抓，受贿金额3000万元，14年间增加了100倍，年平均增长率39.8%。而这个期间，中国人均GDP的名义增加率是12.9%，受贿金额的增长远高于GDP的增长。当然，这只是一个特例，但就我观察，这个例子也许代表了腐败严重程度变化的一个基本趋势。

新一代领导人对反腐败非常重视，其实上一代领导人对反腐败也非常重视。学者、政府高层先后提出很多反腐败的措施，这些措施大体归结起来有这样几条：第一，加强监督，提高腐败行为被发现的概率。我们知道，如果100个人腐败，只有一个人被抓住，这种威慑力很低，如果有50、60个被抓住，这样威慑力就比较大。第二，要有新闻自由。只有有了新闻自由，才能发挥民众对政府的监督作用。第三，要提高惩罚的力度，即能够使接受贿赂的腐败官员真正感到害怕。第四，提高政府官员的合法工资，也就是“高薪养廉”。现在官员之所以腐败一个原因是他们的名义工资，或者叫官方定的工资太低，他们不得不用额外的收入补贴自己。第五，官员财产公示。这一点最近谈的比较多。第六，通过思想政治工作，提高官员的道德水平。用通俗的话来讲，就是怎么使得官员脸皮变薄一点，现在的官员脸皮太厚。第七，减少政府部门的权力。现在政府的权力太大，如果能够减少政府的审批权，减少政府分配资源的权力，减少政府制定产业政策的权力，减少政府干预经济的权力，那么，腐败可以大大减少。第八，真正实行民主与法治。

应该说这几个措施已经比较全面地概括了我们所能采取的反腐败措施。如果我们是在建立一个全新的政府，或者政府的规模很小，又或者是现在的腐败不是很严重，这些措施对于预防腐败是有效的。但是，现在不是这样，我们是在现有政府的基础上进行反腐败，有些措施即使听起来好，实际上很难实行。比如说高薪养廉，我们有这么多的政府官员，权力又那么大，省部级官员10年已经抓了70多个，也只占官员总数的一小部分。这么庞大的政府，高薪养廉是养不起的。

这种情况下，上述这些措施的效果就非常有限了。之所以有限，最重要的就是现在的腐败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胡星斗教授根据最高检察院的报告推算2009年县处级官员腐败的比例48%，厅局级干部40%，省部级33%。这个数字大家可以怀疑，但是就我的直观判断来讲，也许有点保守，按照现在的腐败标准，我觉得政府官员里面，能经得起查的不多。也许你没有接受现金的贿赂，但是你收过人家一块手表，或者接受过一幅名画，或者买房子的时候接受过优惠，或者你的孩子在国外读书的时候得到过人家的资助。所以，真正能经得起查的很少，只是不查而已。

民间对腐败非常痛恨，但是我觉得好像是抽象地谈起来很痛恨，而具体到某一个人出问题了，很多人反倒表示了极大同情，说“这个人怎么这么倒霉”。其实民间的这样一种矛盾心理，表现了人类本性中的一个公平概念，也就是某一种行为，好多人都在犯，但是只有少数人受到惩罚，人们会认为不太公平，人们也会提高对这种行为的容忍度。

其实对于腐败行为，真正的惩罚是两种机制：第一种是法律的机制，第二种是声誉的机制、舆论的机制。过去，某一个人因腐败被抓起来了，坐牢了，这是法律的惩罚。同时，周围的人都看不起他，这是声誉的惩罚。但我们看到今天好像不是这样的，一个腐败官员被判刑之后，反倒得到更多的同情，有很多人在帮助他的孩子，帮助他的老婆。这本身就反映出可能现在抓起来的腐败官员仅仅是腐败官员当中的一小部分，而且很可能还不是腐败最严重的那部分人。

二

所以，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我们如何处理腐败的存量。有两种思路：一种思路是算老账，追查到底；另一种思路是算新账，既往不咎。当然它们的准确含义我们还可以讨论。看一下算老账所面临的问题，过去10年的经验证明，像现在这样的算老账式的反腐败，尽管看起来力度已经很大，但是与腐败的普遍程度、严重程度相比，可以说蜻蜓点水，根本解决不了问题。

过去10年，反腐败的措施并没有真正在腐败分子当中形成一种威慑，很多官员腐败，就像买股票，或者买彩票一样，碰运气，运气不好，被抓了，算自己倒霉；运气好，就逃过去了。还有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反腐败可能变成权力斗争的工具，抓不抓你，可能不在于你腐败得多严重，而在于你是听话还是不听话，你是否跟对了人。这样的话，落马的腐败官员其实不一定是最严重的腐败官员，甚至不一定是真正的腐败分子。

我曾经接触过一个案子，一个相当廉洁的官员，得罪了党委书记，七凑八拼，凑了4万块，包括别人给他孩子的压岁钱，判了4年。在我所知道的案子中，类似的案子其实真的不少。而且这样一个权力斗争博弈具有“先下手为强”的特点，先下手就变成腐败官员的最优策略。进一步，这样的反腐败可能还使得腐败更为严重。如同杀人灭口一样，杀了一个人，害怕被知情的人举报，就继续杀人。腐败也有类似的问题。如果钱不足以买通比你大的官员，这时候没有人保护你，很可能落马。但如果你行贿的金额很大，买通的人很多，这时候你反倒变得安全了。

还有一个问题是现在的舆论反腐。特别是十八大以来，舆论反腐起了很大的作用。尽管我们现在没有真正的新闻自由，但是有了微博，使得每个人都可以变成一个媒体，对腐败现象产生了一定的遏制作用。但是，我们也要认识到，靠微博反腐也存在很多问题。一个就是可能侵害人权，因为微博上的信息很多是不负责任的，微博反腐可能有侵害个人隐私权的问题，也可能被人利用，即变成我前面讲的权力斗争的一种工具。

我们要特别注意防止微博反腐可能产生的舆论暴力，因为一个人无论你干净不干净，一旦舆论说你不干净，可能就是有口难辩。特别是现在的情况，因为大部分官员屁股底下都不干净，所以没有人愿意站出来替他人说一句公道话，只要一个人被媒体曝光，上级就赶快把他“推出去问斩”，这可能会形成一些冤假错案。另外，有时候这样做也违反了法治精神，包括大家最近看到的重庆“艳照门”事件，这样一个艳照是在引诱欺骗下拍摄的，取证本身就是违法的，但是现在反腐当中已经不考虑取证程序的合法性。从长远来讲，这对建设一个法治社会是不利的。

当然，我们可以设想更大的反腐风暴。但是，我们能大到哪儿去呢？如果我们真的搞得很大，就会形成所有官员人人自危，消极怠工，也可能形成一个腐败官员的联盟。因为腐败如此普遍，它一定是一个官官相连的网络，保护别人就是保护自己，所以官员很可能会联合起来对抗反腐败的措施，最后政府就会瘫痪。政府瘫痪时，反腐败是没有办法进行下去的，更不要谈改革了。

另外，官员买官卖官的钱很多也是从企业收上来的，也就是几乎所有的腐败追下去都与企业家这个群体有关。现在一些企业家没有安全感，一个原因是对未来没有信心，害怕像发生重庆那样的所谓“打黑”，实际上是“黑打”，任意地剥夺私人财产。另一个原因是担心算过去的老账，包括由反腐败牵连出来的贿赂行为。这样导致民营企业家，甚至国有企业的官员都开始移民，没有人真正愿意在中国经济中投下更大的赌注，更没有人愿意搞创新，这时候失业率就会增加，民众的不满又会提高。所以，这对政府是一个更大的挑战。

谁来反腐？如果我们承认腐败是如此普遍，那大致来讲，很可能反腐的官员本身也未必是干净的官员，他们有多大的力度敢反腐？因为反得越深，把他们自己也牵连出来的可能性就越大。所以，我想更大的反腐可能性比较小，如果强行实施，也可能带来比较大的成本。

另一种可选择的办法叫做不算老账算新账，不往后看往前看，也就是我前面提到的吴思、李永忠等最近提出的有条件的特赦。按照吴思的观点，通过有条件的特赦，换取官员拥护民主化的政治改革。李永忠认为，如果算老账，问题会越来越多。当然，我想他们只是提出一个基本的思路，具体措施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事实上，国际上已经有好多经验，包括香港地区也有很多经验，发达国家有，发展中国家也有，几乎所有原来腐败严重的国家，在反腐的过程当中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我个人的建议是，以十八大为界，十八大之后不再腐败的官员就既往不咎，十八大之后继续腐败的官员新账旧账一起算。所以，也不是说都那么很容易过关。同时，要启动政府官员的财产公示和注册，接着要研究超过合理收入之外的部分，究竟是没收，还是设立特别税，交税之后就归他们自己。

但是，必须坚持的一个原则是，如果你不说实话，你就应该受到惩罚。比如你有10套房子，你公示的时候只说2套，一经查实，另外8套应该全部没收，也就是政府官员在这个时候不说真话要冒更大的风险。当然，也可以施行自愿公示，不愿意公示的官员离开政府岗位。在这样做的时候，同时要加强我前面提到的那几项反腐措施，包括减少政府的权力，实行新闻自由，加强舆论监督，还有更为长远的就是建立一个法治社会和一个民主体制。当然，在政府官员的权力受到约束的情况下，政府官员合理的报酬也确实应该提高。

三

但是，这样的措施面临巨大的挑战。第一个挑战就是如何化解民众的不满。民众会认为这是相当不公正、不公平的，凭什么这些腐败分子就可以轻易豁免。这种不满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第二个挑战是怎么使得这个政策本身变得可信。因为任何政策，不可信是不会有效果的。

首先，怎么求得民众的理解。我们必须告诉大家反腐败的目的是建立一个廉洁、高效的政府，而不是为反腐败而反腐败，更不是为了杀人。杀再多的人，抓再多的官，如果我们未来的政府仍然有像现在这样严重的腐败，那我们可以说没有取得任何成就。

其实，有条件特赦就像资不抵债的企业进入破产程序一样，即使对债权人而言，免除一部分债务让企业活下来，也总比拖死好。当然，我们人类有一个弱点，我们经常注意了手段，忘记了目标，就像我们赚钱一样，本来赚钱是为了活得幸福，但是我们经常为了赚钱而牺牲幸福。我们反腐败当中同样要避免类似的问题，不能只注重手段，忘了我们的目标。

还应该看到，过去的历史真的相当复杂，体制不合理是腐败现象普遍化的主要原因，我们看到一些被抓起来的官员得到当地老百姓的同情，因为他们觉得这些人真是干事儿的人，那些不干事儿的人反倒没有被抓起来。

我认为这个问题应该进行全民大讨论，因为这对中国的未来太关键了。必要的时候可以进行全民公决投票，像阿根廷等国家就做过这样的措施。政府提出一个具体的方案，然后全民投票，同意还是不同意，我们可以规定一个比例，比如50%以上的人认同，我们就做，如果大部分人不认同，我们就不要做。我也相信，如果我们有周全的设计，政策在实行1~2年之后，民众就会认识到它的好处。当老百姓看到腐败现象大大减少，政府服务大大改进的时候，他们就会更能够理解这样一个政策的好处。当然，这要求老百姓有一定的耐心。可信性问题怎么解决？靠政府出一个红头文件恐怕不行。政府的政策多变，经过全国人大通过的法律，其可信度还是大大高于政府的红头文件。所以，我建议可以通过全国人大立法的方式保证这样一个政策的可信性。同时也可以搞试点，可以选择几个县，或者几个市，取得经验，再在全国推开。

这样一种有条件的特赦政策，我把它叫为“理性的宽恕”。宽恕是我们人类具有的伟大美德之一，基督教讲赎罪，佛教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中国人也有宽恕的文化。但是，我说它是理性的宽恕，不是无原则的宽恕，不是为宽恕而宽恕，不是为显示宽宏大量而宽恕。理性要求我们在评价一种变革和政策的时候必须超脱自身的定位、身份、利益，必须学会换位思考。理性也要求我们在评价一种变革政策的时候，必须考虑政策的可行性，而不只是考虑我们的主观愿望。理性也要求实施一项变革政策时，必须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不应该过多地纠缠于历史的旧账。

南非图图大主教在曼德拉当选总统以后，说过这样的一句话，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我在这儿加上一句话：没有理性就没有未来。如果我们不能够理性地处理我们现在面临的腐败问题，如果中国的反腐败不能走出我刚才讲的那样一个两难选择，我们将被持久地锁定在腐败陷阱当中不能自拔，中国不可能有光明的未来！

第二篇：张维迎：如何选择经济学教材

如果你已经决定学点经济学，接下来要作出的一个决策是选择哪本书入门。你当然希望选择一本最好的教科书。问题是选择好的教科书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图书市场充斥着众多的教科书，质量参差不齐。每位作者都会声称自己的书最好，而作为初学者，你不大可能有能力判断哪本好，哪本不好。这就是经济学家讲的信息不对称：买的入不如卖的精。

在这种情况下，最安全的办法当然是选择最权威的经济学家写的最新版的教科书。为什么要选择最权威的经济学家写的教科书？原因不仅是因为最权威的经济学家炉火纯青，对理论的把握最准确，能深入浅出的写出“正经”来，而且因为最权威的经济学家最注重自己的名声，他们既没有必要用出一本新书的办法增加自己的知名度，也不敢为了赚取版税而滥竽充数地出书，这就如同麦当劳不敢卖过时的汉堡包一样。他们的声誉就是质量的代号，他们的名字就是一种品牌。

为什么要选择新版的教科书？因为如同经济生活本身一样，经济学也在不断发展和演化，以用新的理论解释新的经济现象。特别是过去20多年里，随着博弈论、信息经济学和理性预期的引入，经济学可以说发生了一场革命。经济学理论越来越贴近现实，对现实的解释能力越来越强。比如说，20多年前，经济学理论还难以为企业经营决策提供多少理论指导，而今天，博弈论已成为企业战略管理的基础；20多年前，经济学家对公司融资几乎无话可说，而今天，信息经济学已成了公司融资理论的基础；20多年前，经济学家还在迷信于用政府管制来弥补市场的失灵，而今天，政府管制被认为是资源配置无效率的最主要原因之一，从而导致了席卷全球的经济自由化浪潮。或许，我们可以将20世纪70年代经济学教科书与21世纪经济学教科书的差别，类比于286计算机与奔腾计算机的差别，只有使用最新版的教科书，你才能学到最新的经济学理论。

过去，中国教科书市场上很难看到最权威的经济学家写的最新版的经济学教科书，翻译过来的教科书一般滞后于原版10年以上，而国内经济学家写的“西方经济学”教科书其内容则更为陈旧，更不用说在有色眼镜透视下的扭曲了。可喜的是，近几年来，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经济学图书市场正在发生一场革命性的变化，不仅国外最新版的英文著作在及时引进，而且国内经济学家也出版了一些在内容上与国外同步的经济学教科书。

在此，我愿意向你推荐如下三本教科书：1.曼昆（N.Gregory Mankiw）著的《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2.William Baumol和Alan Blinder合著的《经济学：原理与政策》（Economics：Principles and Policy）。3.Paul Samuelson和William Nordbaus合著的《经济学》（Economics），2001年第17版。

这三本书都是享誉全球的经济学大师撰写的最新版的经济学入门书，是西方大学里最流行的教科书。

曼昆是美国著名的年轻一代经济学家，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并在MIT获得博士学位，现为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同时兼任著名的智囊机构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货币经济学项目主任，波士顿联邦储备银行和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顾问。他的《宏观经济学》是美国最畅销的教科书之一。他是一位多产而富有创新思想的经济学家，在多种一流学术杂志上发表了数十篇开创性的论文，被公认为是新凯恩斯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经济学界的名气比他的年龄大得多。曼昆的《经济学原理》1998年初版一上市，就成为最畅销的教科书，出版商在付印之前就支付了作者100万美元的版税，创下了教科书版税的新纪录。这本教科

书的最大特点是它的“学生导向”。如作者自己指出的，他要写的是一本学生喜欢看的经济学教科书。与其他同类教科书相比，本书更多地强调的是经济学原理的应用和政策分析，而不是正式的经济学模型。为此，作者在大部分章节里都提供了案例，以说明经济学原理如何应用于现实经济问题的分析。此外，作者在书中还提供了大量的“新闻摘要”，以使读者懂得什么是生活中的经济学。

William Baumol和Alan Blinder也是两位享誉全球的著名经济学家。Baumol生于1922年，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获得艺术学学士学位，在英国伦敦经济学院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曾执教于普林斯顿大学，现为纽约州立大学经济学教授，曾担任过美国经济学会主席等多种学术职务。他在产业组织、企业理论、经济增长、反垄断理论等方面作出了重要的开创性贡献，发表了500多篇学术论文和20多本著作，其中有些著作被翻译成多种文字。

Blinder生于1945年，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得经济学学士学位，在MIT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自1979年以来，Blinder任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1989年至1990年间担任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主任；1993年至1996年间，先后担任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委员，联邦储备委员会副主席。Blinder发表有多种专著和学术论文，在人力资本和劳动供给、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不确定性和一般均衡等方面都有重要贡献。

Baumol和Blinder合著的《经济学：原理与政策》初版于1979年，也是美国等国家最流行的经济学教科书之一（就我所知，本书有澳大利亚版），多次再版，到1997年已出到第7版。本书的最大特点是叙述上的“问题导向”和“政策导向”。作者认为，学习经济学的最好方法是“从问题到理论”，而不是相反。为此，本书的每一章都从一个具体的、使人感到困惑甚至自相矛盾的政策问题或现实问题开始，然后通过深入浅出的经济学分析，使你走出迷雾。这样做不仅提高了读者读书的兴趣，而且可以加强读者对所学内容的记忆。如果你能记住本书作者所归纳的经济学的12个基本观点，你将终身受益。

保罗．萨谬尔森（Paul Samuelson）是当代经济学泰斗，197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MIT经济系的创始人。他的《经济学》第1版出版于1948年，至今已有50多年的历史。在50多年的时间里，他的《经济学》不断再版，被翻译成包括中文、俄文、日文、法文、德文在内的数十种文字，风靡全世界，是有史以来发行量最大的经济学教科书，教育和影响了数代经济学家、政治家、企业界领袖、新闻记者以及众多的普通人。难怪他自豪地说：“如果我能为一个国家写经济学教科书，我并不在乎谁为它写法律，谁在为它起草条约。”萨缪尔森本人对他的《经济学》的修订到第14版（1992年）。1995年，另一位著名经济学家WilliamNordhaus的入盟，使得《经济学》没有随萨缪尔森本人的衰老而衰老，而继续以主流经济学最前沿的教科书身份畅销全球。你现在看到的是该书的第17版。

尽管这三本教材所叙述的经济学原理并无大的差别，但由于每个作者的个人偏好和学术风格不同，在叙述方法、切入角度、材料的取舍等方面还是各有千秋。不同书中用于说明同一原理的有些材料互为补充，有助于加深读者对基本理论的理解。据悉，这三本书由18位国际著名商学院的教授联合推荐作为中国MBA及经济学／管理学院的首选教科书。我个人学习经济学多年，可以说是经济学的老学生了，但现在再拿起来读这些入门书，仍感有不少新的收获。事实上，当我在为博士生备课时，常常要翻一翻这样一些经济学入门书以在理解上“温浅而知深”，讲课时深入浅出。美国著名经济学家Herbert Stein说：绝大部分可用于指导公共政策的经济学都在本科生的经济入门教程中。我的经历告诉我，他的话是对的。

如果你的经济条件许可，我建议你不妨同时拥有这三本书。我的经验是，读三本由不同经济学大师写的同一类型的教科书要比读三遍同一大师写的同一本书收获大。你可以从任何一本书开始，然后在每一部分对照阅读。特别地，当你对一本书的内容难以理解时，最好看看另外两本书上是如何写的。你大概有过这样的生活经历：见过一次面的人没有给你留下什么印象，但在另一场合再次谋面后，他就深深印在你的脑海中。读书也是如此。当然，如果经济条件不允许，你买其中的一本就可以了。但你最好能记住我一开始说过的话：读书最大的成本是时间而不是书价。要买好书，不要买便宜的书。

现在，你可以作出自己的决策了。

第三篇：运营商两难选择

运营商两难选择

无论是应对传统话音业务，还是新兴的移动互联网，电信运营商的做法正在一步一步地把其上下游合作伙伴从原来的“盟友”变成“敌人”。

每分钟高达3元甚至8元的国际长途电话和每分钟1角的网络电话，你会选择哪一种？2010年12月，工信部网站“严打非法互联网协议电话（VoIP）”通告，让不少热衷于越洋“煲电话粥”的中国用户感受到阵阵寒意。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管理条例》相关规定，经营VoIP业务需要取得基础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也就是说，国内市场上几乎大多数的网络电话公司都属于“非法经营”。

“对这种基于互联网的新型电话技术进行限制甚至封杀，是为了保护国有电信企业的利益。”著名电信专家阚凯力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短暂的保护垄断行业利益阻碍先进通信技术推广的做法违背趋势。

随着三网融合的推进，电信运营商赖以生存的基础话音业务也在受到VoIP的巨大挤压。据不完全统计显示，2009年国内网络电话用户数量达1800万，而国际网络电话巨头Skype在中国的用户量已超过美国。

多年经营传统语音业务的商业模式，使得电信运营商形成了思维定势，习惯了居于产业链老大的地位。随着传统语音业务向数据业务的转型，电信业与互联网企业之间的竞争将更多地呈现出竞合的态势，运营商的竞争优势不再局限于企业本身的强大，而在于对产业链资源的整合能力。

运营商的奶酪

互联网电话，也称“VoIP电话”，由于其广泛地采用Internet和全球IP互连的环境，用户可以在使用了互联网协议的网络上进行从电脑到固定电话及手机的语音传输。与固定电话相比，VoIP电话最大优势就是资费低廉，通常国内用户用固话在拨打国外电话号码时，每一分钟的费用可能高达2-8元，而借助网络电话资费能够降低九成，这样巨大的价格差异让无数用户把票投给了网络电话。

但使用VoIP电话，无疑是动了垄断性企业电信运营商的奶酪。因为这种基于互联网的通信方式几乎可以绕开运营商，让它们无利可图。国外咨询机构Juniper Research预测，到2015年，全球范围内的移动VoIP应用将给运营商造成50亿美元的“损失”，基于手机终端的互联网电话会绕过运营商的蜂窝网络，使其无法从中收取费用。

当然，网络电话的难以监管，以及随之出现的网络电话诈骗等活动，也是工信部采取行动的重要原因。“除了合法取得资质的几家外，事实上国内提供网络电话服务的更多是小公司，它们在国内租几个电话服务器，和东南亚运营商合作，通过线上线下渠道卖充值卡，但可能在几个月后就不能用了，或者连公司都消失了，这种类似‘黑市’的市场亟待整顿。” Frost&Sullivan高级咨询师陶勤珠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如是分析。

按照工信部的相关规定，“合法网络电话”只有4个试点――深圳、上饶、长春、泰安。然而到目前为止，即使在这些试点地区，了解并实际体验过该项业务的普通用户也是凤毛麟角。且这项“试点”从2005年“试”起至今，鲜有看到普及推广和商业化，相关人士甚至连是否“试”下去，都语焉不详。

“网络电话想堵是堵不住的，未来肯定是会放开网络电话服务。运营商们只是担心一旦放开这一市场，用户都去使用网络电话了，其传统语音业务的钱就更难赚到了。”陶勤珠分析认为，电信运营商对待网络电话市场的开放是一种有条件的开放。“联通在2009年引进iPhone时并没有WiFi功能，当时的运营商担心网络语音服务对传统话音业务造成冲击，但到2010年时，联通版iPhone4引进WiFi功能，正说明电信运营商并不是完全反对开放，WiFi功能有可能更好地与中移动竞争，反而变成了联通的优势。运营商需要找到一种好的商业模式，既能够放开网络电话，又能平衡在网络电话开放后损失的利益，达到平衡。”

流量之殇

在传统的营收主力基础话音业务饱受冲击的同时，电信运营商在移动互联网走得亦不算顺利。2010年12月末，中国移动总裁李跃低调造访腾讯公司和马化腾会面时，坊间有消息爆出李跃就腾讯“移动QQ以极低的代价吞噬移动GSM网络流量”问题和马化腾直接面对交涉，要求该服务另行计费或改变分成方式。

尽管中国移动和腾讯双双出面否认此事，但“谣传”背后，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网络流量已经给运营商带来沉重的压力。此前中国移动集团董事长王建宙在接受《互联网周刊》采访时就明确表示，中移动面临两大挑战，“一个是电信运营商有可能不再是天然的产业链中心，另一大挑战就是移动互联网带来巨大的数据流量，中国移动运营成本明显增加，收入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增长。”

中国移动与腾讯在移动增值业务上的合作可以追溯到十多年前。1999年，腾讯与中国移动合作将QQ与手机短信相结合，推出了“移动QQ”，向用户收取每月5元的信息服务费，与运营商采用二八分成。移动QQ注册用户一度达到约500万，几乎占了腾讯盈利收入的半壁江山，而中国移动也因此提升了其数据增值业务。彼时，二者是亲密无间的战友。

直到2006年6月，中移动自行研发的IM产品“飞信”进入公测，与此同时，中移动宣布于2006年底中止包括腾讯移动QQ在内的聊天类梦网业务。作为对策，腾讯推出自己的IM客户端“手机QQ”，以减少对移动运营商的依赖。

现在，当各方都把主要的目光聚焦在移动互联网这块大蛋糕上。中国移动和腾讯两家分别掌握了最大通道和最大用户群的巨头无疑短兵相接，竞争和冲突加剧已是不可避免。

随着腾讯手机QQ用户的增多，过多占用通道资源势必令中移动付出越来越高的成本。去年8月，王建宙在“中国移动2010年年中总结会”上点名批评腾讯移动QQ，“广东40%左右的数据流量来自QQ一家，而我们收到的钱是每5块20M，把我们的2G容量都吃掉了。”而据腾讯2010年第三季度财报显示，移动及电信增值服务收入为人民币6.951亿元，比上一季度增长3.1%，比去年同期增长55.8%。QQ活跃用户达6.366亿人，而移动及电信增值业务的包月用户数为2530万人。

敌人与盟友

无论是应对传统话音业务，还是新兴的移动互联网，电信运营商的做法正在一步一步地把它上下游合作伙伴从原来的“盟友”变成“敌人”。在瞬息万变的市场竞争中，运营商的竞争优势不再是本身的强大，更多地在于其对整个电信产业生态链的整合能力。如何与上下游合作伙伴合作、如何分成、如何共赢，都是需要所有运营商思考的现实问题。

在应对网络电话带给传统话音业务的冲击上，国外“开放”的做法或许更值得借鉴：新加坡把原先只有35家运营商提供IP电话服务的规定扩大到600多家；英国政府已把VoIP纳入现有的电信管理体系中进行管理；美国FCC自2004年就已决定将VoIP定位为不受制于传统电信法规的“信息服务”，为VoIP发展扫清政策障碍，在美国目前已有 Vonage、Level

3、AT&T等多家公司提供VoIP业务。尤其是全球已有几亿人使用的Skype，早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免费电话”，不但在欧洲的手机上广泛使用，甚至已经直接预装在香港等地购买的手机上。

陶勤珠认为，电信运营商亟需转变观念，利用自己的优势与网络电话竞争。“和网络电话相比，电信运营商有自己的优势，如大量的宽带覆盖，传统的语音服务等，它可以结合自身电信业务的这种优势，提供如Skype这种网络电话公司所没有的、更符合用户习惯的服务。”

与此同时，曾经错失第一轮互联网机遇的电信运营商们，在移动互联网的服务业态上存在着种种越位与缺位。

在移动互联网漫长复杂的产业链上，从电信基础服务、电信增值服务数据、互联网接入服务，到基础技术支撑服务、应用支撑平台和具体增值空间，运营商几乎全部程度不一地有所涉足。

但事实上，产业的主导者并不是产业的包揽者。运营商要想取得话语权有两种模式，一种是控制终端，另一种是抓住收费渠道。手机终端的话语权牢牢掌握在终端厂商手中；而在收费渠道方面，互联网企业在收费上完全可以旁路化运营商。

“在互联网条件下，垄断竞争的实现方式本身已发生了变化，演变成双边市场交叉补贴战略，也就是安德森有特指含义的‘免费战略’。”社会科学院信息化研究中心秘书长姜奇平认为，今天的垄断竞争，变为大范围产业生态合作的游戏，成为基础设施提供商与增值服务商之间的合作博弈。”

运营商需要做的，是对这种新的业态尽早形成明晰的概念。具体而言，就是在电信业和互联网业两种产业中，区分基础业务和增值业务，明确有所为，有所不为。改变当前运营商在互联网基础技术支撑层和基础业务支撑层上缺位，在互联网增值应用层越位的不明智做法。

运营商早期的重中之重，除了争夺市场份额外，制高点是在自然垄断的平台及其开放上做文章，从而保持对未来垄断竞争格局的主导权。因此有专家指出，运营商的最佳定位是用户关系管理者和平台接口人：一方面提升用户体验、市场调研和宣传推广，另一方面搭建开放的平台，让合作伙伴在上面“唱戏”。

运营商肩上的担子不轻，因为主导者也意味着集中了最多的市场风险，如果判断失误，将把风险传导给整个产业链。

第四篇：张维迎谈金融危机

张维迎：彻底埋葬凯恩斯主义

理解危机可能比简单出对策更重要

世界充满了不确定性。这是一句老话，但今天说起来更让我们刻骨铭心。一年半前，中国企业家对中国经济景气的信心指数达到8年以来的最高点；即使到2008年初，企业家信心指数仍然处于8年以来的最高点之列。但到年底，这一信心指数掉到了8年来的最低点，而且远低于过8年的任何时候。中国经济学家的信心指数也类似。不过，调查数据表明，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信心的滑坡比中国企业家早了一个季度。今天，无论中国企业家还是中国经济学家，都很难再有一年前的乐观情绪！

企业家信心的变化确实是中国经济景气变化的真实写照。过去12个月，中国工业增加值指数的变化有两个主要特征。第一个特征，增长速度下滑非常快，好像所有企业在同时犯错误；第二个特征，重工业的下滑速度远大于轻工业，也就是生产资料工业的波动远远大于消费资料的波动。这两个特点也是所有经济萧条的主要的特征。应该说，我们的经济已经进入了一个艰难时期，或者出现了增长衰退。

中国经济的变化是世界经济变化的一个缩影，尽管我们的问题出现的晚一些。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中国经济什么时候能够走出低谷？底部在哪里？有人说是V型，有人说是U型，也有人说是W型。最悲观的说法是L型。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理解，为什么会发生这次世界性的经济大衰退？对这个问题可能有不同的回答。但是我想，最根本的问题是：这次危机是根源于市场的失败，还是政府的失败。换一句话说，究竟是看不见的手出了问题，还是看得见的手出了问题？对造成目前局面的不同理解和回答，也自然导致政策上的不同选择。而且，不仅关系到我们的政策选择，还关系到未来走向什么样的经济体制，也关系到经济学的未来走向。

西方经济学界一般把市场的信仰划分为四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就是对市场经济经济没有任何信仰，不相信市场经济，这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第二个层次是怀疑主义，摇摆不定，有时候信，有时候不信，这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也就是主张政府干预主义的经济学；第三个层次是对市场经济非常信仰，但是也认为，必要的时候，政府应该介入市场，这是芝加哥学派。弗里德曼就认为，经济萧条时期政府应采取积极的货币政策让经济走出低谷；第四个层次是对市场坚定不移，完全信仰，这是以米塞斯和哈耶克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但这一学派当今的代表人物主要在美国。

有人把这次经济危机归结于市场失灵，特别是经济自由化导致的结果。确实，危机出现后，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干预政策已经开始在全世界大行其道。但事实和逻辑分析表明，这次危机与其说是市场的失败，不如说是政府政策的失败；与其说是企业界人事太贪婪，不如说是主管货币的政府官员决策失误。在我看来，这次危机也许是复活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和彻底埋葬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机会

重温奥地利学派对大萧条的解释

让我们回顾一下80年前发生的那次大危机。这次危机发生的背景虽然与那次危机有所不同，特别是经济全球化和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但也确实有许多相似的特征：危机之前，一方面，技术创新，生产率提升，经济高速增长，价格水平稳定甚至下降，似乎一切正常；另一方面，银行信贷持续扩展，流动性过剩，贷款利率低，固定资产投资强劲，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泡沫严重，似乎难以持续。1990年代开始的日本经济的长期萧条和1990年代后期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前都有类似的特征。

1929年---1933年那场世界性的经济大萧条，有人预测到了吗？有，有两个人，而且只有两个人，尽管他们没有指出准确时间。这两个人一个叫米塞斯，另一个人叫哈耶克，他们都是奥地利经济学派的领军人物，哈耶克曾获得过197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们之所以能

预测到1929年的经济危机，是因为有一整套更为科学的商业周期理论。根据他们的理论，20年代美联储实行持续的扩展性货币政策，利率定得非常低，信贷规模膨胀，最后的结果必然导致大危机，大萧条。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利率过低会扭曲资源配置信号，企业家就开始投资一些原本不该投资的项目，特别是一些重工业、房地产等资金密集型产业，它们对利率的反应非常敏感。流动性过剩导致的股票市场泡沫会进一步助长固定资产投资热潮，导致投资过度扩张。越来越大的投资需求导致原材料价格和工资的相应上涨，投资成本上升，最后证明原来的投资是无利可图的。当政府没有办法如之前那样继续实行扩张性政策时，股票和地产泡沫破灭，原来的资金沉淀在不可变现的固定资产（如厂房和地产）中，资金突然不足，投资项目纷纷下马，大萧条由此发生。在米塞斯和哈耶克他们看来，任何一个经济中，人为造成的繁荣一定会伴随一个大衰退。大繁荣和大衰退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他们的理论也告诉我们，判断经济是否过热，不能只看价格水平是否上涨，而主要应该看利率水平和信贷扩张，因为从信贷扩张到价格水平的上涨有一个时差，当等到通货膨胀发生时，萧条就到来了！

与米塞斯和哈耶克不同，凯恩斯认为，大萧条是由有效需求不足导致的，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是居民储蓄太多，而企业对未来太悲观，不愿意投资！

1929—1933年的大危机造就了凯恩斯经济学。在大危机之后的30年代，奥地利学派和凯恩斯主义都有可能成为经济学的主流，但奥地利学派被边缘化了，凯恩斯主义获得了主流地位，统治了经济世界几十年，一直到80年代才被人们所怀疑。为什么凯恩斯主义能够成为主流？简单的说就是，凯恩斯主义为政府干预经济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理论依据：需求不足，市场失灵，解决的办法就是政府去介入市场，增加需求，从而使经济从萧条中走出来。而奥地利学派认为，萧条是市场自身调整的必然过程，有助于释放经济中已经存在的问题，政府干预只能使问题更糟。事实上，如果不是胡佛政府的干预（包括扩大公共投资，限制工资下调，贸易保护主义法律等），那次危机不会持续那么长时间。所以，政府特别喜欢凯恩斯主义。当然，经济学家很多也有喜欢凯恩斯主义，因为，如果凯恩斯主义是对的，政府就会为经济学家创造很多就业机会。如果说奥地利学派是对的，经济学家在政府就没事干了。因为他们主张不干预，市场会自身调整。经济学家也是利益中人，凯恩斯主义能够大行其道，我想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有了这个背景，我们看一下，格林斯潘在1966年写的《黄金与经济自由》一中对30年代那次经济危机的解释。他说：当商业活动发生轻度震荡时，美联储印制更多的票据储备，以防任何可能出现的银行储备短缺问题。美联储虽然获得了胜利，但在此过程中，它几乎摧毁了整个世界经济，美联储在经济体制中所创造的过量信用被股票市场吸收，从而刺激了投资行为，并产生了一次荒谬的繁荣。美联储曾试图吸收那些多余的储备，希望最终成功地压制投资所带来的繁荣，但太迟了，投机所带来的不平衡极大的抑制了美联储的紧缩尝试，并最终导致商业信心的丧失。结果，美国经济崩溃了。

格林斯潘40多年前对大萧条的上述解释与哈耶克80年前的解释如出一辙。遗憾的是，几十年之后，格林斯潘的行为可能跟他批评的当年美联储的行为并没有多大区别。当政者与在野者其行为方式会发生很大的不同。

这次危机的根源在哪里

我们再看我们现在面对的这次经济危机。有没有人预测过这次危机？其实也有。有一个人叫做Peter Schiff的学者型投资家，在2006年，甚至更早的时候，他就预测到次贷危机很快会发生，美国经济会因此进入大萧条、大崩溃的阶段。同一年，国际清算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William White撰文认为，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将要发生。另外，美国米塞斯研究所的经济学家Krassmir Petrov2004年就写了一篇文章，将当时的中国经济与1920年代的美国经济的情形进行对比后，预测2008年之后中国会出现大萧条。这三位经济学家都被认为是奥地

利学派经济学家或其拥护者，他们分析经济的理论框架来自哈耶克的商业周期理论。Wlliam White认为，就分析当前全球经济问题而言，奥地利学派的理论更为适用。当然，也有非奥地利学派的学者提出过类似的警告。

在我看来，这次危机的根源和1929年那次危机没有什么大的区别。美联储实行持续的低利率政策和信贷扩张，市场信号扭曲，原本不该借钱的人都开始借钱，原本不该买房子的人都开始买房子，原本不该投资的项目开始投资，由此，房地产泡沫和股票泡沫急剧膨胀。次贷危机就是因为在低利率和房地产泡沫的诱惑下，不该借钱买房的人借钱买房，但它是导火线，不是经济危机的根源。当利率信号被政府扭曲之后，无论金融资产还是实物资产，定价机制都失灵，比如，股票的市盈率不再是判断股票价格合理与否的合适指标，因为利润本身是扭曲的。利润是扭曲的，因为产品价格是扭曲。这与放松金融管制无关。

还有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政府对房地产市场的贷款担保。中国之所以愿意买几千亿的房地美和房利美“两房”债券，把钱大方地借给他们，因为这是两个政府担保的机构。如果政府不做担保，我们不会把钱借给他们。政府担保之后，放款人不再担心借款人的资信好坏和还款能力，借款人知道被担保之后也就开始放心借钱。这是政府政策导致的道德风险行为，也是东南亚经济危机发生的主要原因之一。

但是，另一方面，这次危机与1929年的危机有很大的一个不同。那时的中国是一个很小的经济体，但现在已今非昔比。这一点是我们理解今天的经济危机必须要加进去的元素。不能理解中国经济就无法完整解释这次危机的原因；不能理解中国在世界中的地位，也就没有办法走出这次危机。

国际上有一些观点认为，这次危机是中国导致的。因为中国人不花钱就促使美国人花钱。这种观点当然是不对的，正如我们不能把东南亚的经济危机归结于美国的债权人一样。但他们提出的问题值得我们思考，而不是情绪化的反击。中国的贸易顺差对GDP的比例达到7%—8%；外汇储备，1996年1000亿，2001年2000亿，2006年10000亿，2008年达到了19500亿。国际经济体系当中，一国外汇储备如此快速的上升会给全球经济带来怎样的影响呢？假如五年前危机爆发会像今天这么严重吗？我想不会，美国人要想多花钱也花不了那么多，因为没有人给他提供。如果我们的金融体制更自由一些，我们在五年前实现汇率自由浮动，人民币的升值就会给中国企业及时敲响警钟，会让我们的企业家注意提升自己的产品质量，而不是一味的用廉价劳动力和廉价资源搞出口，我们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外贸顺差，也不会有那么多的外汇储备，中国的货币供给增长也就不会那么快，投资规模也就不会那么大，即使美国经济出问题了，我们自己面临的困难也不会这么大！

经济危机一定的多方面行为的结果。放款的人，借款的人，都有责任，这两方面离开任何一方也不行。根本的问题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样的行为方式。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困难，与其说是美国金融体制太自由造成的，不如说是中国金融体制太不自由。无论那方面，都与“看得的手”的失误有关。

政府救市，还是自由调整

经济出了问题，人们通常会求助于政府，政府也认为自己责无旁贷。

让政府通过增加信贷和扩大需求的办法把经济从萧条当中挽救出来，有没有可能呢？我抱怀疑态度。1929年危机为什么拖了那么长时间？就是因为危机开始后政府干预太多了。现在有人讲是罗斯福1933年的新政挽救了美国经济，其实罗斯福没有多少新政，罗斯福的政策在他的前任胡佛手里都早已开始实施了。现有的大量证据证明，美国政府加大公共工程投资，提高关税，限制工资的调整，都是在罗斯福上任之前进行的，所以导致了失败。根据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的研究，正是政府的救市措施延缓了市场的自身调整，使萧条持续了更长时间。1990年后日本政府的救市政策的失败也说明这一点，零利率政策和大量的公共投资并没有把日本从萧条中解救出来。

我们今天的救市能不能成功呢？我想也可能会有短期效果。但解决问题最好的办法是什么？是市场自身的调整，政府救市的结果可能延缓了市场的调整。打一个比方，现在的经济就像一个吸毒病人，医生却给吸毒病人开的药方是吗啡，最后的结果可能会使问题更严重。过度的投资，可能用不了多久，经济又会掉下来，可能掉得更惨。

以房地产为例，我同意取消房地产市场上所有提高交易成本的政策和规定，让市场更好的发挥作用，但仅此而已，我不同意政府去救市。只要交易自由了，该掉到什么价位就掉到什么价位，政府不应该干预。如果现在政府老想托市，本来一平米应该是5000块，如果我们非要维持在6000块，看起来掉不下去，但始终没有人买房，房地产市场不可能发展。反之，如果我们让它一下子掉到底，掉到5000甚至3000，房地产市场会很快活跃起来。不仅是房地产，在所有的行业，都是同一个道理。

政府对破产企业的拯救不仅扭曲了市场的惩罚机制，延缓了结构调整，而且常常把小问题变成大问题，因为政府只解决大问题不解决小问题。政府的拯救措施也降低了企业界自救的积极性，导致更多的投资行为和更多的坏帐。政府投入的资金越多，资金越短缺。

现在，各国政府搞的都是凯恩斯主义的一套：刺激需求。但这在理论上是讲不通的。既然我们认为危机是由于美国人的过度消费和中国人过度投资引起的，怎么有可能通过进一步刺激消费和投资解决危机呢？

有人说中国人只赚钱不花钱，储蓄率太高。但事实上，在过去的十几年里，中国家庭储蓄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是降低的，从1996年的30%以上下降到2000年的25%左右，之后没有大的变化；中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1996年是20%，到2000年只有15%，2005年是16%，远低于印度的22%。当然，中国的储蓄率确实是世界上最高的，但主要原因是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高，而不是家庭的储蓄率太高。企业储蓄高有一些是合理的，但也有一些是不合理。国有企业为什么有那么大的投资？因为对他们而言，赚了钱不需要分红，不需要交给政府和家庭，资金成本等于零，甚至是负的（如果预期花不完的钱将来会被上收的话），不投白不投！一方面是无效的投资，另一方面，居民却没钱花。这才是中国的现实。

中国统计年鉴分别计算了消费、投资和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一些评论家也经常引用这个数据。但这个统计数据很让人费解。如果按这个统计数据对过去30年的GDP增长做个回归，我们发现，“消费贡献率”和“出口贡献率”与GDP的增长率负相关，只有“投资贡献率”与GDP增长率正相关。也就是说，消费和出口的“贡献率”越大，GDP增长越低；投资的“贡献率”越大，GDP的增长率越高。那么，为了GDP的增长，我们究竟应该是刺激消费、刺激出口还是刺激投资？

这个问题说明，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经济学提供不了我们解决问题的答案。我们要知道，推动经济增长的是生产，是供给，而不是需求；是供给创造需求，而不是需求创造供给。如果刺激需求就可以发展经济，我们早就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并没有告诉我们怎样刺激需求，但是之后中国经济有了新飞跃。为什么？因为邓小平扩大了个人选择的自由，个人有了创业机会，可以经商做企业，经济自然就开始增长。这个思想对我们今天仍然是可用的。所以，我们应该像奥地利主张的那样，通过产权制度和激励制度的改进刺激生产，而不是刺激需求，把储蓄看成罪恶。这可能是最好的选择。让居民增加消费的唯一办法就是收入增长，收入增长了，消费自然就会提高。

尽早尽快地释放民间活力

我想提几个具体的建议：

第一、进一步实现市场化的改革，解放生产力。只有市场化的改革，打破垄断，全

面放开市场准入，进一步减少行政审批，让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外资企业

进行自由、平等的竞争，才有可能释放中国经济的活力，让企业家对未来充

满信心。要刺激投资的话，主要应该刺激民营企业的投资，而不是国有企业的无效率投资。

第二、第二、进一步实行金融体制改革，特别是汇率市场化改革。如果我们早几年

实行汇率改革的话，危机可能不会那么严重。反过来说，如果不改，我们很

难走出低谷。汇率的改革其实在1997年的时候就准备开始，但是亚洲金融

危机使我们变得过分谨慎，认为外汇储备拿在手里就安全，不敢继续前进，一拖就是十几年。现在看来，过多的外汇储备和过少的外汇储备一样有害

推进劳动力市场的改革。判断一个政策的好坏，不是看它的目的高尚不高尚，而是看这个政策的效果。我们说一个政策不好，就是这个政策的效果与目标

背道而驰。劳动合同法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新的劳动合同法的目的是保护

劳动者的利益，但受损害最大的恰恰是普通工人和准备寻找工作的农民，因

为它大大减少了就业机会。劳动合同法对经济的伤害不仅仅是成本，也有对

企业文化的伤害。现在，企业管人越来越难管了，又要变成过去“干的不如

看的，看的不如捣乱的”。所以，我建议果断停止执行新的劳动合同法中限

制合同自由的条款，让劳动合约更自由。

第四，国家财富向国民转让。经济学是研究国民财富的（wealth of nation），而不是研究国家财富的（wealth of state）。我们国家，现在有太多的财富集中在政府手里，而不是国民手里。我想，可以利用这次危机推动国家财富向国民财富转移。

首先，要考虑实行减税，特别是增值税，英国已经降到15%了，中国也要降。我不主张搞歧视性的优惠和优待，因为那样只能导致腐败和造假。要降就一起降，包括公司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减税不是简单的收入再分配问题，而是通过调动积极性增加国民财富总量的问题。税率降低了，政府的总收入反到可能增加

其次，应将国有企业股票一部分分给老百姓。陈志武、谢国忠等人曾提出过类似的建议，我完全同意。国有上市公司的股票，予以打包，拿出一部分分给老百姓，让老百姓参与资本收入分配。现在中央控制的上市企业的资产价值是15万亿左右，政府持有70%—80%，如果我们拿出40%就是6万亿。我不是你一个鸡蛋，而是给一个会下蛋的母鸡。如果省级和市级政府也能把自己控制的企业的股份的一部分分给当地的居民，就有很大的财富效应，有助于增加消费。这样做不会影响政府的控制权，因为政府仍然是最大的股东。这样做也不会导致俄罗斯证券私有化导致的财富分配的不公平，因为分在手的股票是有市场价码的，持有人很清楚，可以公平交易，不可能被少数人廉价收购。相反，我们可以利用国有股的分配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如果根据收入水平来分配财富，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农村人给2份，城里人给1份；富人给1份，穷人给2份。当然，具体的操作程序还要仔细研究，但我的意思是说，现在这个时候，应该拿出国家财富的一部分给老百姓。短期来讲，这可以带来财富效应，刺激消费。因为人们有了财产才敢消费；长期来讲，可以降低国家和政府的经营压力，可以大大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危机与大国崛起

我还想强调，企业自身也要进行调整。该破的破，该卖的卖。这样的话，危机之后，经过产业整合，可以出现规模较大，国际竞争力较强的大企业。我相信，这次危机后，无论在哪个行业，都会使产业结构、企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

企业要有自己的核心能力。没有核心能力，这次危机逃过去，下次还会出问题。我在调查中发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国外一些大企业，OEM不是直接交给中国企业，而是通过中间商转包。为什么？中国企业的信息化太差，交给他制造的东西没有办法监控。如果我们中国的企业信息化程度提高了，人家就会更信任，很多单子就会直接交给我们去做。这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但是关系到我们的核心竞争力。当然，最终还是要有自主品牌。这次危机当中凡是有自主品牌的企业遇到的困难就比没有品牌完成OEM的企第三、业要小，我想这也是一个教训。

作为中国人，我们不必那么悲观。中国经济的潜力还远没有释放出来。1929年大危机之后，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经济强国，也许这一次大萧条，就是中国的机会。1929年之前，英国是经济强国，英镑是国际储备货币，但英国是债务国，美国借钱给英国，因为英国要维持他的帝国只好从美国借钱。今天，美国是经济强国，中国是正在崛起的大国，中国借钱给美国。也许1929年危机之后世界格局的变化能够在2009年危机之后再次出现。再过二十年、三十年，哪怕五十年，中国也许会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次危机对于中国可能也是一个好的机会。所有大国的崛起都是某种机会造就的。

当然，这需要我们自己努力，需要我们继续推进市场化的方向的改革！

第五篇：张维迎谈创新

张维迎：自由竞争与产权保护对创新最重要

4月8日到4月11日，以“亚洲的新未来，寻找和释放新的发展动力”为主题的博鳌亚洲论坛2014年年会在海南博鳌召开。腾讯财经对论坛进行全程报道。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称我们要说什么对创新重要？就两条：第一，自由竞争；第二，有效的产权保护。

当张维迎被问到中国有望缩小跟美国科技、创新方面的差距需要多少年时，张维迎预测在目前体制下不要有太多指望。

以下为张维迎发言实录：

张维迎：我没有多大的分歧。我觉得尽管中国有个别企业有创新，但是整体来讲中国企业创新能力不够。主要的因素是我们的体制，我们要说什么对创新重要？ 就两条：第一，自由竞争。第二，有效的产权保护。

政府不应该关心创新，创新是企业家的事，政府关心创新就会制定很多政策，压制住企业的激励机制。中国制定很多产业政策，给很多补贴，使很多企业学坏了，他就整天想办法申请政府补贴，并不真正的创新。

这个是非常不好的。中国需要使得企业家对未来充满信心，一般来讲创新是一个没法预测的，现在很多产业政策、政府政策老想批准哪一种创新有前途。

没有任何一种创新特别是重大创新是一般人看出来的，只有少数人能够想到，但是他要冒很大的险，最后由市场说了算，这才叫创新。

如果事先都能知道成不成功的东西，不能叫创新。创新是高度不确定，只能留给市场，政府任何的干预只能导致人们去寻租，特别在中国的情况下，我想中国的企业家好多对未来没有一个稳定的预期，所以他们更喜欢套利，赚短平快的钱，我不是否定高总，我们确实有些企业很优秀，但是总体而言，无论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我觉得考虑三年、五年后事的人不是很多。

像我们现在民营企业方面，我们看一下中国最优秀的人聚集在哪一个行业？比如房地产行业聚集了很多中国优秀企业家，我指他们素质很优秀。他为什么要到房地产行业来？其实很简单，中国房地产行业里面利润是比较高的，高的原因就是我们的土地制度所导致的。

另外我们看到中国的大量利润流向金融行业，像去年几家银行利润就达到上市公司将近一半，这些都是不合理的政府管制导致的，这就一定会扭曲企业家创新激励机制，不利于创新。

其实创新很简单，给人资源，给每个企业家自由，使他有安全感，他做好就成功的，做坏了就完蛋了。

利润他拿，风险他担，我们这样就有足够的创新动力了。

最后主持人提问五位嘉宾这样一个问题，很多经济学家预测2020、2030年中国可能成为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GDP，跟我们今晚晚 上讨论主题有关的，我问各位您认为需要多少年，中国有望缩小跟美国科技、创新方面的差距？是10年、20年、100年或者还是需要1000年。大家给一个数字，不需要解释。跟美

国一样成为创新大国。

陈志武：跟张维迎差不多的判断吧。但是有一点，在目前体制下我觉得不要有太多指望。

张维迎：我估计我活不了150年。

主持人：请问你能活多少年？

张维迎：我活着的时候没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