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国企改革面临的真问题

第一篇：张维迎：国企改革面临的真问题

张维迎：国企改革面临的真问题

【2007.01.02 09:43】 来源：中国经济网

作者：岑科

这个问题最终指向政府存在的目的是什么？政府存在的目的不是使国企利润或政府财政收入最大化，也不是使国有资产最大化，而应该是使社会利益最大化。

从入不敷出的困难户，逐渐变成财大气粗的富翁，或许是过去十年间国有企业整体形象转变的最佳写照。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人们对国有企业最常用的描述是“三分之一明亏，三分之一暗亏，三分之一持平”；与之紧密相随的口号是“搞活”、“挽救”、“脱困”。而到了今天，再谈到国有企业时，讨论最多的话题变成了“高薪”、“暴利”、“分红”。

2006年3月，“两会”期间，一场关于国有企业海外上市是否会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的争论成为财经媒体关注的焦点；2006年6月，一则声称电力公司抄表工年薪高达十万的报道把垄断国企的高工资问题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并最终导致了限制部分国企行业工资政策的出台；2006年12月，国资委主任李荣融表示，国有企业将从2007年开始重新进行分红，也使对这一问题的种种猜测有了最终的定论。

为了对2006年国有企业的热点话题进行梳理，并通过这些话题探讨新形势下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和路径，《新青年·权衡》（以下简称《权衡》）杂志对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张维迎教授进行了采访。

《权衡》 ：您过去的研究认为，国有企业与市场经济不相容，并且国有企业在市场竞争中是无法生存的。但最近两年我们看到的景象是：国有企业的利润越来越多，并且活得越来越“滋润”，其中的原因是什么？

张维迎：举个例子，一个家里面有弟兄五个，如果全是懒汉——或者四个人是懒汉、一个人干活，那么这个家肯定撑不下去。如果这个家里有一个懒汉，其他四个都辛苦干活，这个家不会有问题；而且很可能四个勤快的兄弟在外边赚了钱，把钱交给父母，那么在家里呆着的懒汉比谁都过得好。中国经济的活力，主要来自民营企业在竞争行业的发展。换句话说，民营企业主要分布在经济的下游产业，国有企业主要在上游。凡是在下游竞争产业的国企都活不下去，大部分民营企业也活得很辛苦。但是在下游的民营企业发展起来以后，对上游的能源、原材料、电力、电信、运输等的需求也大量增加。这些行业不允许民营企业进入，所以国有企业活得很好。

这就是为什么我常说，垄断国企是一种全员寻租——寻租的人不仅包括政府部门和相关企业的“头头脑脑”，普通的工人也在分享垄断租金。例如石油公司、电力公司、电信公司工人的工资比其他竞争性行业要高得多，就是垄断行业全员寻租的证明。当然这是体制问题，谁去做都一样。我们不应该把扳子打在这些行业的从业人员身上。

《权衡》 ：对垄断国企的高工资，公众意见很大，所以政府部门已经发文件或采取措施进行限制，你对这种政策的前景怎么看？

张维迎：在市场经济中，企业应该根据个人的生产率支付工资，对生产率越高的员工支付工资越高。垄断国企的平均工资水平过高是一个问题，但还有一个问题是“大锅饭”严重，内部差距过小。平均水平过高能留住一些能干的人，但不能干的人也搭了便车，就像报上说的一个抄电表的工人一年也能挣很多钱。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两方面都要考虑：既要降低平均工资，又要根据生产率拉开工资差距。否则就会出现另一种不好的结局：能干的人跑了，庸人和懒人越来越多。

《权衡》 ：最近国资委已经表态，2007年国有企业将重新向国家上缴利润，这样的变化会不会强化垄断企业的合法性？因为既然垄断企业向国家分红了，其垄断行为似乎就无可厚非了。

张维迎：就目前来说，垄断行业的留利是多了，也很难保证资金的合理使用。问题是国有企业的所有者是政府，利润上缴相当于增加了财政收入，政府是否应该考虑在其他方面相应地减免税收？如果不相应地减税，可否考虑把上缴的利润作为特别基金（如国民教育基金、医疗保障基金等）使用？如果不统筹考虑这些问题，上缴的利润可能又浪费掉了！

这个问题最终指向政府存在的目的是什么？政府存在的目的不是使国企利润或政府财政收入最大化，也不是使国有资产最大化，而应该是使社会利益最大化。如果要使国有资产最大化，政府可以在好多领域与民争利。与民争利的严重后果不是一块钱从私营企业的收入变成了政府的收入，而是政府为了增加这一块钱的收入，可能减少整个经济五块钱的产出，使社会福利的蛋糕变小。这是一般人看不到的效果。

说到底，在转轨经济中，如果政府一方面是企业的所有者，另一方面是社会的管理者，就会存在深刻的角色冲突。政府很容易利用它作为社会管理者的垄断性的权力，来谋取它作为所有者的利益。这方面我有一个直观的感受：前几年中国的民营企业已经开始在一些基础性的产业进行投资，但这两年有很大的收缩。原因是某些政府部门以治理产能过剩的名义抬高了投资门槛，使民营企业有好多事情没法再做。

总之，解决垄断利润最有效的办法是引入竞争，让消费者受益，而不是怎么分配利润。《权衡》 ：您认为如何才能改变目前的状况？

张维迎：这涉及到国有企业与政府职能转变的相互关系。一方面，政府职能不转变，国企垄断的问题不可能解决。另一方面，国有企业的问题不解决，政府的职能也很难转变。

从企业改革方面看，中国走到今天这一步，我觉得可以参考英国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对国有企业改造的模式。简单地说，政府不是给你分股，而是确定一个合适的价格，把国有企业的股份按一定的比例卖给老百姓。也可以考虑把公用事业的用户变成股东，这是我几年前提出的一个建议。

十年、二十年前，中国不可能考虑这种办法。一是有市场环境和意识形态的限制；二是老百姓也没有这么多钱。现在不一样了，老百姓的储蓄那么高，并且很多大国企已经部分或全部上市了，政府要做的无非是把手里的股份不断释放出去：一部分卖给所谓战略投资者，另一部分卖给老百姓。

《权衡》 ：按你的说法，国有企业到海外上市似乎是一件好事。但很多人认为，中国的大型国企到海外上市是把垄断利润送给了外国人，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张维迎：中国的好多事情是“假戏真唱”，“歪打正着”。像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在海外上市，短期内不一定能改变很多东西，但是长期来讲，是往正确的方向走。

上市的国有企业，虽然董事会还是由政府主导，但政府决策的时候不能毫无名目地乱来，行政干预不会像原来那么理直气壮。另外，上市以后，国有企业会受到资本市场的约束。如果你表现不好，外部股东就卖股票，股票下跌会对你产生压力。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或多或少会因此得到改善。

至于垄断国企在海外上市的受益者，要作全面的分析。如果把上市看作一种资产交易，这个过程是双方得益的。假如上市前企业资产价值是1个亿，上市之后通过治理结构的改善，企业资产升值到2个亿；人家可能是花 1.5亿买走的，那么上市的过程是你赚了5000万，他也赚了5000万。

当然，我更主张应该给中国投资者更多的公平机会，即让垄断国企在国内也上市，同时允许中国老百姓到海外股票市场去投资。有了这样公平交易的环境，就不存在中国人和外国人谁占谁的便宜的问题了。有人敢投资，有人不敢投资；有人投资中国企业，有人投资美国企业；有人赚钱，有人赔钱......无论如何，都是个人选择的结果。

《权衡》 ：对于打破国有企业的行政垄断而言，海外上市是好事还是坏事？有人认为，政府出于维持股价的考虑，更倾向于保护海外上市国企的垄断地位。

张维迎：我觉得这两件事没有确切的因果关系。在推动改革的时候，有些事情不一定有严格的次序，也很难按照理想的设计按部就班地进行，往往是哪个容易先推哪个。如果说国有企业卖出股份就会阻碍开放市场，那么理论上应该先开放市场。但我没有觉得卖出股份就不能开放市场。一切都是事在人为！原载:新青年·权衡

第二篇：国企改革所面临的问题

国企改革所面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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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进入新世纪，国企改革仍面临很多问题，下面列举以下六大问题，有待逐步解决。

一、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以外的国有企业脱困问题突出，难度很大三年改革和脱困目标的实现，指的主要是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一般不包括国有非工业企 业和国有小型工业企业。1997年底，国有及国有控股大中型工业企业为16874户，其中亏损 的为6599户，占39.1%。当时说的要摆脱困境的就是这6599户。而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只占 全部国有企业的一小部分。据财政部相关资料，1998年底，全国国有企业（不含国有金融企 业）共23.8万户。可见，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占国有企业的比重不到十分之一，所以，脱困 的范围有限，绝大部分国有企业脱困问题没有解决。

国有企业脱困和改革是密不可分的。企业经营陷于困境，亏损严重，生产经营不能正常运 转，工资发不出去，人心涣散，企业改革肯定很难深入下去，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很难顺利进 行，甚至会影响社会的稳定。当然，企业可以围绕脱困搞一些改革，但是，大量陷于困境的 国有企业，企业负债率高（不少企业已超过100%）、冗员多、社会负担重、技术落后又缺乏技 改资金等，都是企业很难自己解决的。这需要政府的援助、政策的支持。有些脱困，比如该 破产关闭的企业按正常程序退出市场，职工得到妥善安置，本身就是改革的内容。可见，脱 困和改革是相互支持、相互促进的。

二、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的任务还很重国有经济布局的战略性调整进展慢，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认识不统一，思想 障碍大。有些人经常挥舞“私有化”、国有资产流失大帽子吓唬人，使一些地方不敢积极推 进国企改革，有些地方只敢偷偷摸摸地搞放开搞活转制。事实上，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 越慢，国有资产流失越厉害，财政的包袱就背得越重。因为在转向市场经济过程中，市场开 放后除了少数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特别是其中大型企业）外，一般国有企 业由于其经营机制一下子难以适应，竞争不过民营企业，容易陷入困境，甚至出现亏损，不 少国有企业在放权让利中出现“内部人控制”，蚕食国有资产，以致出现国有企业承包一轮、国有资产流失一轮的可怕局面。

不能全面理解和掌握党的政策也不利于顺利推进改革，比如，国有小型企业“一卖了之” 是不对的。但是，有的批评文章竟提出只有扭亏无望的企业可以卖，这不是自欺欺人吗？党 的政策一直明确，用多种形式放开搞活国有中小企业，出售也是其中一种形式，主要是要按 中央政策，卖得公平，市场定价，安排好职工。又如不能把国企改革笼统地说成“国退民进 ”。因为在国企改革过程中，国有经济是有进有退，国有资本要在能发挥自己优势的前述四 大行业和领域集中和发展，而不是只退不进。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明确，尽管在前述四大行 业和领域国有经济要发展，要前进，但是，国有经济在经济总量中的比重是还会降低的，在 市场化程度高的一般竞争性行业和领域（而不是所有竞争性行业和领域），国有经济逐步减少 或退出后，是要让民营经济替补和发展的。如果在这个意义上，说国退民进也是符合实际的。

要加快对国有经济布局进行战略性调整，这后一点是必须明确的。

三、对国有大中型企业进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革仍然是真正的目的。真正的投资主体多元化应是股权相对分散、均衡的，不应一股独大。按照这一要求，今后在对国有大中型企业进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革时，要尽可能多吸收非国有资本入股，包 括积极吸收外资参与国有企业改组改造，并占相当的比重，即使是属于国有经济需要控制的 四大行业和领域，多数也不一定由国有股绝对控股，而可以相对控股，有的甚至可以采取持 金边股的办法，以改善股权结构。少数需保留国有独资或国有股绝对控股的，也要象上海广 电集团那样，由多家国有投资公司大体均衡地共同持股，避免一家说了算，以利于政企分开、持股者相互制约、形成较合理的治理结构等。要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今年以来，上市 公司国有股减持碰到种种困难说明了这一点。

国有大中型企业建立规范的现代公司制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这方面改革，是国有企 业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脱胎换骨的改革，是国企改革的真正攻坚战。如果能在 2010年前基本完成，可算是取得巨大的成绩，中国大型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将大大提高。到 那时，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能 确立起来了。

四、加紧探索和建立国有资产有效的管理体制

第一，改国家统一所有、分级管理为分级所有、分级管理。我们国家那么大，人口那么多，国有企业至今还有近20万个，国有企业的资产（实际上应为资本）实行统一所有，由国务院 代表国家统一行使所有者职能是不现实的，实际上也做不到。特别在实行分税制以后，更显 得不合理。地方财政投资办企业，怎么其资产又变为国务院所有了呢？这是说不过去的。应 当承认由哪一级财政投资兴办企业，其资本即为该级政府所有。由中央财政投资兴办的为中 央政府所有，由省级财政投资兴办的为省政府所有，市、县、乡级也是如此。这不但有助于 清晰产权，也有利于形成发展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多元投资主体，改善国有企业的股权结构。

第二，国有资产管理应实行管资产、管人、管事统一。目前国有大中型企业大体是计委管 立项，经贸委管日常运行，财政部管资产登记，大型企业工委和组织部门管人事任免。这些 部门都可以说自己是国有资产所有者代表，对企业发号施令，但是企业一旦出了问题，各部 门又可以互相推诿，不承担责任。这样的体制显然是不顺的。政府应有专门的机构，专司国 有资产的管理，负责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而且管资产和管事管人相统一，不再多头管理。

第三，完善三个层次的管理形式。四中全会决定指出：允许和鼓励地方试点，探索建立国 有资产管理的具体形式。这几年各地在探索中涌现的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上海和深圳的做法，它们分别建立地方国资委——国有资本经营机构如投资公司、控股公司等——企业或公司这 三层次的国有资本管理和营运体系。第一层次，实现政府的社会经济管理职能（这对不同所 有制的企业是一视同仁的）同国有资本所有者职能的分离；第二层次，实现国有资本管理监 督职能同国有资本经营职能的分离，地方政府将国有资本的经营权以授权方式交给控股公司 或投 资公司，专门从事国有资本的营运；第三层次，众多的企业或公司，国有投资公司或控股公 司通过出资对企业或公司参股或控股，取得所有者权益，实现了出资人最终控制企业同企业 作为独立法人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分离。

五、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政企分开仍然任重道远

这几年，国家采取一些重大措施，转变政府职能，推动政企分开。2000年，国家撤消了内 贸、煤炭、机械、冶金、石化、轻工、纺织、建材、有色金属等九个国

家局，党政军机关与 所管理的企业脱钩工作已陆续展开，取消企业的行政隶属关系和行政级别等。但是，直到现 在，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政企分开的任务远未完成，有几个重大问题还有待逐步解决。

第一，政府干预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现象时有发生，国有企业吃国家大锅饭的状况仍有待消 除。由于国有资产的有效管理体制尚未很好建立，国有大中型企业由政府多家部门分头管理 国有资产、营运和管理干部任免等现状很难有根本改观。国家往往运用权力照顾国有企业特 别是困难企业，在市场准入、融资、外贸经营权、兼并破产等方面相当突出，甚至国家对国 有企业债务负无限责任，使非国有企业感觉受到不公正待遇；不少地方政府还搞市场封锁，保护本地落后的国有企业。另一方面，国家又常常干预国有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包括进行 低水平重复建设等，还要求企业承担办社会的职能。中国即将加入世贸组织，按照世贸组织 规则，对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包括外资企业，要一视同仁，国家不能再用行政权力对国有 企业予以特殊照顾。这就要求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推动政企进一步分开。

第二，改革审批经济体制，推进投融资体制改革。进入新世纪，各方面对原来的审批经济 体制反映强烈，要求推进投融资体制改革的呼声很高。一般认为，改革的目标是改审批经济 为企业自主投资决策。对于国家鼓励和允许的项目，应实行“谁投资，谁决策，谁受益，谁 承担风险”的原则，由企业依法自主投资，政府不再审批。

第三，打破行政和部门垄断。当前我国行政和部门垄断还相当严重，这很不利于公平竞争 的市场环境的形成。

六、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日显重要，但社会保障基金收支缺口大，亟待解决

改革的深入，要求加快建立和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今后的目标是，形成独立于企业事业单位之外、资金来源多元化、保障制度规范化、管理 服务社会化的社会保障体系。社保体系中最重要的是养老保障制度，失业和医疗保险制度也 很重要。要依法扩大养老、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险覆盖面，逐步提高统筹层次。进入新世纪 后，我国面临社会保险基金收支缺口逐年增大的严峻局面。有关部门预计，光是“十五”期 间，养老保险基金收支缺口为2900亿元，失业保险基金收支缺口为325亿元。建立可行、稳 定 的社会保障基金的筹措机制和有效营运、严格管理的机制，日显重要。特别是扩展新的筹资 渠道，更为紧迫。政府已经决定，通过变现部分国有资产以及将利息税等收入充实社会保险 基金。还可考虑通过发行国债、提高社会保险费占财政支出比重等办法，充实社保基金。在 社保基金管理方面，最重要的是防止挪用和被个人与部门侵吞。可以考虑吸收象智利等国成 立多家独立的基金管理公司进行有效管理的成功经验，确保基金的保值、增值。还有，在逐 步把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纳入失业保险的同时，对目前城市出现的部分贫困群体，城市居 民最低生活费标准需要尽快普遍建立起来。

深化国企改革，除了要着重解决以上六大问题以外，还要深化内部劳动、人事和分配制度 改革，以便形成管理者能上能下、人员能进能出、分配能多能少的机制。还要加强企业管理。管理能出效益，科学管理是企业搞好改革和发展的重要条件，是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 一个重要特征。所以要把深化改革、转换机制和加强管理很好结合起来。

第三篇：张维迎谈金融危机

张维迎：彻底埋葬凯恩斯主义

理解危机可能比简单出对策更重要

世界充满了不确定性。这是一句老话，但今天说起来更让我们刻骨铭心。一年半前，中国企业家对中国经济景气的信心指数达到8年以来的最高点；即使到2008年初，企业家信心指数仍然处于8年以来的最高点之列。但到年底，这一信心指数掉到了8年来的最低点，而且远低于过8年的任何时候。中国经济学家的信心指数也类似。不过，调查数据表明，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信心的滑坡比中国企业家早了一个季度。今天，无论中国企业家还是中国经济学家，都很难再有一年前的乐观情绪！

企业家信心的变化确实是中国经济景气变化的真实写照。过去12个月，中国工业增加值指数的变化有两个主要特征。第一个特征，增长速度下滑非常快，好像所有企业在同时犯错误；第二个特征，重工业的下滑速度远大于轻工业，也就是生产资料工业的波动远远大于消费资料的波动。这两个特点也是所有经济萧条的主要的特征。应该说，我们的经济已经进入了一个艰难时期，或者出现了增长衰退。

中国经济的变化是世界经济变化的一个缩影，尽管我们的问题出现的晚一些。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中国经济什么时候能够走出低谷？底部在哪里？有人说是V型，有人说是U型，也有人说是W型。最悲观的说法是L型。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理解，为什么会发生这次世界性的经济大衰退？对这个问题可能有不同的回答。但是我想，最根本的问题是：这次危机是根源于市场的失败，还是政府的失败。换一句话说，究竟是看不见的手出了问题，还是看得见的手出了问题？对造成目前局面的不同理解和回答，也自然导致政策上的不同选择。而且，不仅关系到我们的政策选择，还关系到未来走向什么样的经济体制，也关系到经济学的未来走向。

西方经济学界一般把市场的信仰划分为四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就是对市场经济经济没有任何信仰，不相信市场经济，这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第二个层次是怀疑主义，摇摆不定，有时候信，有时候不信，这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也就是主张政府干预主义的经济学；第三个层次是对市场经济非常信仰，但是也认为，必要的时候，政府应该介入市场，这是芝加哥学派。弗里德曼就认为，经济萧条时期政府应采取积极的货币政策让经济走出低谷；第四个层次是对市场坚定不移，完全信仰，这是以米塞斯和哈耶克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但这一学派当今的代表人物主要在美国。

有人把这次经济危机归结于市场失灵，特别是经济自由化导致的结果。确实，危机出现后，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干预政策已经开始在全世界大行其道。但事实和逻辑分析表明，这次危机与其说是市场的失败，不如说是政府政策的失败；与其说是企业界人事太贪婪，不如说是主管货币的政府官员决策失误。在我看来，这次危机也许是复活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和彻底埋葬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机会

重温奥地利学派对大萧条的解释

让我们回顾一下80年前发生的那次大危机。这次危机发生的背景虽然与那次危机有所不同，特别是经济全球化和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但也确实有许多相似的特征：危机之前，一方面，技术创新，生产率提升，经济高速增长，价格水平稳定甚至下降，似乎一切正常；另一方面，银行信贷持续扩展，流动性过剩，贷款利率低，固定资产投资强劲，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泡沫严重，似乎难以持续。1990年代开始的日本经济的长期萧条和1990年代后期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前都有类似的特征。

1929年---1933年那场世界性的经济大萧条，有人预测到了吗？有，有两个人，而且只有两个人，尽管他们没有指出准确时间。这两个人一个叫米塞斯，另一个人叫哈耶克，他们都是奥地利经济学派的领军人物，哈耶克曾获得过197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们之所以能

预测到1929年的经济危机，是因为有一整套更为科学的商业周期理论。根据他们的理论，20年代美联储实行持续的扩展性货币政策，利率定得非常低，信贷规模膨胀，最后的结果必然导致大危机，大萧条。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利率过低会扭曲资源配置信号，企业家就开始投资一些原本不该投资的项目，特别是一些重工业、房地产等资金密集型产业，它们对利率的反应非常敏感。流动性过剩导致的股票市场泡沫会进一步助长固定资产投资热潮，导致投资过度扩张。越来越大的投资需求导致原材料价格和工资的相应上涨，投资成本上升，最后证明原来的投资是无利可图的。当政府没有办法如之前那样继续实行扩张性政策时，股票和地产泡沫破灭，原来的资金沉淀在不可变现的固定资产（如厂房和地产）中，资金突然不足，投资项目纷纷下马，大萧条由此发生。在米塞斯和哈耶克他们看来，任何一个经济中，人为造成的繁荣一定会伴随一个大衰退。大繁荣和大衰退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他们的理论也告诉我们，判断经济是否过热，不能只看价格水平是否上涨，而主要应该看利率水平和信贷扩张，因为从信贷扩张到价格水平的上涨有一个时差，当等到通货膨胀发生时，萧条就到来了！

与米塞斯和哈耶克不同，凯恩斯认为，大萧条是由有效需求不足导致的，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是居民储蓄太多，而企业对未来太悲观，不愿意投资！

1929—1933年的大危机造就了凯恩斯经济学。在大危机之后的30年代，奥地利学派和凯恩斯主义都有可能成为经济学的主流，但奥地利学派被边缘化了，凯恩斯主义获得了主流地位，统治了经济世界几十年，一直到80年代才被人们所怀疑。为什么凯恩斯主义能够成为主流？简单的说就是，凯恩斯主义为政府干预经济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理论依据：需求不足，市场失灵，解决的办法就是政府去介入市场，增加需求，从而使经济从萧条中走出来。而奥地利学派认为，萧条是市场自身调整的必然过程，有助于释放经济中已经存在的问题，政府干预只能使问题更糟。事实上，如果不是胡佛政府的干预（包括扩大公共投资，限制工资下调，贸易保护主义法律等），那次危机不会持续那么长时间。所以，政府特别喜欢凯恩斯主义。当然，经济学家很多也有喜欢凯恩斯主义，因为，如果凯恩斯主义是对的，政府就会为经济学家创造很多就业机会。如果说奥地利学派是对的，经济学家在政府就没事干了。因为他们主张不干预，市场会自身调整。经济学家也是利益中人，凯恩斯主义能够大行其道，我想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有了这个背景，我们看一下，格林斯潘在1966年写的《黄金与经济自由》一中对30年代那次经济危机的解释。他说：当商业活动发生轻度震荡时，美联储印制更多的票据储备，以防任何可能出现的银行储备短缺问题。美联储虽然获得了胜利，但在此过程中，它几乎摧毁了整个世界经济，美联储在经济体制中所创造的过量信用被股票市场吸收，从而刺激了投资行为，并产生了一次荒谬的繁荣。美联储曾试图吸收那些多余的储备，希望最终成功地压制投资所带来的繁荣，但太迟了，投机所带来的不平衡极大的抑制了美联储的紧缩尝试，并最终导致商业信心的丧失。结果，美国经济崩溃了。

格林斯潘40多年前对大萧条的上述解释与哈耶克80年前的解释如出一辙。遗憾的是，几十年之后，格林斯潘的行为可能跟他批评的当年美联储的行为并没有多大区别。当政者与在野者其行为方式会发生很大的不同。

这次危机的根源在哪里

我们再看我们现在面对的这次经济危机。有没有人预测过这次危机？其实也有。有一个人叫做Peter Schiff的学者型投资家，在2006年，甚至更早的时候，他就预测到次贷危机很快会发生，美国经济会因此进入大萧条、大崩溃的阶段。同一年，国际清算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William White撰文认为，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将要发生。另外，美国米塞斯研究所的经济学家Krassmir Petrov2004年就写了一篇文章，将当时的中国经济与1920年代的美国经济的情形进行对比后，预测2008年之后中国会出现大萧条。这三位经济学家都被认为是奥地

利学派经济学家或其拥护者，他们分析经济的理论框架来自哈耶克的商业周期理论。Wlliam White认为，就分析当前全球经济问题而言，奥地利学派的理论更为适用。当然，也有非奥地利学派的学者提出过类似的警告。

在我看来，这次危机的根源和1929年那次危机没有什么大的区别。美联储实行持续的低利率政策和信贷扩张，市场信号扭曲，原本不该借钱的人都开始借钱，原本不该买房子的人都开始买房子，原本不该投资的项目开始投资，由此，房地产泡沫和股票泡沫急剧膨胀。次贷危机就是因为在低利率和房地产泡沫的诱惑下，不该借钱买房的人借钱买房，但它是导火线，不是经济危机的根源。当利率信号被政府扭曲之后，无论金融资产还是实物资产，定价机制都失灵，比如，股票的市盈率不再是判断股票价格合理与否的合适指标，因为利润本身是扭曲的。利润是扭曲的，因为产品价格是扭曲。这与放松金融管制无关。

还有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政府对房地产市场的贷款担保。中国之所以愿意买几千亿的房地美和房利美“两房”债券，把钱大方地借给他们，因为这是两个政府担保的机构。如果政府不做担保，我们不会把钱借给他们。政府担保之后，放款人不再担心借款人的资信好坏和还款能力，借款人知道被担保之后也就开始放心借钱。这是政府政策导致的道德风险行为，也是东南亚经济危机发生的主要原因之一。

但是，另一方面，这次危机与1929年的危机有很大的一个不同。那时的中国是一个很小的经济体，但现在已今非昔比。这一点是我们理解今天的经济危机必须要加进去的元素。不能理解中国经济就无法完整解释这次危机的原因；不能理解中国在世界中的地位，也就没有办法走出这次危机。

国际上有一些观点认为，这次危机是中国导致的。因为中国人不花钱就促使美国人花钱。这种观点当然是不对的，正如我们不能把东南亚的经济危机归结于美国的债权人一样。但他们提出的问题值得我们思考，而不是情绪化的反击。中国的贸易顺差对GDP的比例达到7%—8%；外汇储备，1996年1000亿，2001年2000亿，2006年10000亿，2008年达到了19500亿。国际经济体系当中，一国外汇储备如此快速的上升会给全球经济带来怎样的影响呢？假如五年前危机爆发会像今天这么严重吗？我想不会，美国人要想多花钱也花不了那么多，因为没有人给他提供。如果我们的金融体制更自由一些，我们在五年前实现汇率自由浮动，人民币的升值就会给中国企业及时敲响警钟，会让我们的企业家注意提升自己的产品质量，而不是一味的用廉价劳动力和廉价资源搞出口，我们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外贸顺差，也不会有那么多的外汇储备，中国的货币供给增长也就不会那么快，投资规模也就不会那么大，即使美国经济出问题了，我们自己面临的困难也不会这么大！

经济危机一定的多方面行为的结果。放款的人，借款的人，都有责任，这两方面离开任何一方也不行。根本的问题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样的行为方式。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困难，与其说是美国金融体制太自由造成的，不如说是中国金融体制太不自由。无论那方面，都与“看得的手”的失误有关。

政府救市，还是自由调整

经济出了问题，人们通常会求助于政府，政府也认为自己责无旁贷。

让政府通过增加信贷和扩大需求的办法把经济从萧条当中挽救出来，有没有可能呢？我抱怀疑态度。1929年危机为什么拖了那么长时间？就是因为危机开始后政府干预太多了。现在有人讲是罗斯福1933年的新政挽救了美国经济，其实罗斯福没有多少新政，罗斯福的政策在他的前任胡佛手里都早已开始实施了。现有的大量证据证明，美国政府加大公共工程投资，提高关税，限制工资的调整，都是在罗斯福上任之前进行的，所以导致了失败。根据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的研究，正是政府的救市措施延缓了市场的自身调整，使萧条持续了更长时间。1990年后日本政府的救市政策的失败也说明这一点，零利率政策和大量的公共投资并没有把日本从萧条中解救出来。

我们今天的救市能不能成功呢？我想也可能会有短期效果。但解决问题最好的办法是什么？是市场自身的调整，政府救市的结果可能延缓了市场的调整。打一个比方，现在的经济就像一个吸毒病人，医生却给吸毒病人开的药方是吗啡，最后的结果可能会使问题更严重。过度的投资，可能用不了多久，经济又会掉下来，可能掉得更惨。

以房地产为例，我同意取消房地产市场上所有提高交易成本的政策和规定，让市场更好的发挥作用，但仅此而已，我不同意政府去救市。只要交易自由了，该掉到什么价位就掉到什么价位，政府不应该干预。如果现在政府老想托市，本来一平米应该是5000块，如果我们非要维持在6000块，看起来掉不下去，但始终没有人买房，房地产市场不可能发展。反之，如果我们让它一下子掉到底，掉到5000甚至3000，房地产市场会很快活跃起来。不仅是房地产，在所有的行业，都是同一个道理。

政府对破产企业的拯救不仅扭曲了市场的惩罚机制，延缓了结构调整，而且常常把小问题变成大问题，因为政府只解决大问题不解决小问题。政府的拯救措施也降低了企业界自救的积极性，导致更多的投资行为和更多的坏帐。政府投入的资金越多，资金越短缺。

现在，各国政府搞的都是凯恩斯主义的一套：刺激需求。但这在理论上是讲不通的。既然我们认为危机是由于美国人的过度消费和中国人过度投资引起的，怎么有可能通过进一步刺激消费和投资解决危机呢？

有人说中国人只赚钱不花钱，储蓄率太高。但事实上，在过去的十几年里，中国家庭储蓄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是降低的，从1996年的30%以上下降到2000年的25%左右，之后没有大的变化；中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1996年是20%，到2000年只有15%，2005年是16%，远低于印度的22%。当然，中国的储蓄率确实是世界上最高的，但主要原因是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高，而不是家庭的储蓄率太高。企业储蓄高有一些是合理的，但也有一些是不合理。国有企业为什么有那么大的投资？因为对他们而言，赚了钱不需要分红，不需要交给政府和家庭，资金成本等于零，甚至是负的（如果预期花不完的钱将来会被上收的话），不投白不投！一方面是无效的投资，另一方面，居民却没钱花。这才是中国的现实。

中国统计年鉴分别计算了消费、投资和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一些评论家也经常引用这个数据。但这个统计数据很让人费解。如果按这个统计数据对过去30年的GDP增长做个回归，我们发现，“消费贡献率”和“出口贡献率”与GDP的增长率负相关，只有“投资贡献率”与GDP增长率正相关。也就是说，消费和出口的“贡献率”越大，GDP增长越低；投资的“贡献率”越大，GDP的增长率越高。那么，为了GDP的增长，我们究竟应该是刺激消费、刺激出口还是刺激投资？

这个问题说明，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经济学提供不了我们解决问题的答案。我们要知道，推动经济增长的是生产，是供给，而不是需求；是供给创造需求，而不是需求创造供给。如果刺激需求就可以发展经济，我们早就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并没有告诉我们怎样刺激需求，但是之后中国经济有了新飞跃。为什么？因为邓小平扩大了个人选择的自由，个人有了创业机会，可以经商做企业，经济自然就开始增长。这个思想对我们今天仍然是可用的。所以，我们应该像奥地利主张的那样，通过产权制度和激励制度的改进刺激生产，而不是刺激需求，把储蓄看成罪恶。这可能是最好的选择。让居民增加消费的唯一办法就是收入增长，收入增长了，消费自然就会提高。

尽早尽快地释放民间活力

我想提几个具体的建议：

第一、进一步实现市场化的改革，解放生产力。只有市场化的改革，打破垄断，全

面放开市场准入，进一步减少行政审批，让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外资企业

进行自由、平等的竞争，才有可能释放中国经济的活力，让企业家对未来充

满信心。要刺激投资的话，主要应该刺激民营企业的投资，而不是国有企业的无效率投资。

第二、第二、进一步实行金融体制改革，特别是汇率市场化改革。如果我们早几年

实行汇率改革的话，危机可能不会那么严重。反过来说，如果不改，我们很

难走出低谷。汇率的改革其实在1997年的时候就准备开始，但是亚洲金融

危机使我们变得过分谨慎，认为外汇储备拿在手里就安全，不敢继续前进，一拖就是十几年。现在看来，过多的外汇储备和过少的外汇储备一样有害

推进劳动力市场的改革。判断一个政策的好坏，不是看它的目的高尚不高尚，而是看这个政策的效果。我们说一个政策不好，就是这个政策的效果与目标

背道而驰。劳动合同法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新的劳动合同法的目的是保护

劳动者的利益，但受损害最大的恰恰是普通工人和准备寻找工作的农民，因

为它大大减少了就业机会。劳动合同法对经济的伤害不仅仅是成本，也有对

企业文化的伤害。现在，企业管人越来越难管了，又要变成过去“干的不如

看的，看的不如捣乱的”。所以，我建议果断停止执行新的劳动合同法中限

制合同自由的条款，让劳动合约更自由。

第四，国家财富向国民转让。经济学是研究国民财富的（wealth of nation），而不是研究国家财富的（wealth of state）。我们国家，现在有太多的财富集中在政府手里，而不是国民手里。我想，可以利用这次危机推动国家财富向国民财富转移。

首先，要考虑实行减税，特别是增值税，英国已经降到15%了，中国也要降。我不主张搞歧视性的优惠和优待，因为那样只能导致腐败和造假。要降就一起降，包括公司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减税不是简单的收入再分配问题，而是通过调动积极性增加国民财富总量的问题。税率降低了，政府的总收入反到可能增加

其次，应将国有企业股票一部分分给老百姓。陈志武、谢国忠等人曾提出过类似的建议，我完全同意。国有上市公司的股票，予以打包，拿出一部分分给老百姓，让老百姓参与资本收入分配。现在中央控制的上市企业的资产价值是15万亿左右，政府持有70%—80%，如果我们拿出40%就是6万亿。我不是你一个鸡蛋，而是给一个会下蛋的母鸡。如果省级和市级政府也能把自己控制的企业的股份的一部分分给当地的居民，就有很大的财富效应，有助于增加消费。这样做不会影响政府的控制权，因为政府仍然是最大的股东。这样做也不会导致俄罗斯证券私有化导致的财富分配的不公平，因为分在手的股票是有市场价码的，持有人很清楚，可以公平交易，不可能被少数人廉价收购。相反，我们可以利用国有股的分配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如果根据收入水平来分配财富，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农村人给2份，城里人给1份；富人给1份，穷人给2份。当然，具体的操作程序还要仔细研究，但我的意思是说，现在这个时候，应该拿出国家财富的一部分给老百姓。短期来讲，这可以带来财富效应，刺激消费。因为人们有了财产才敢消费；长期来讲，可以降低国家和政府的经营压力，可以大大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危机与大国崛起

我还想强调，企业自身也要进行调整。该破的破，该卖的卖。这样的话，危机之后，经过产业整合，可以出现规模较大，国际竞争力较强的大企业。我相信，这次危机后，无论在哪个行业，都会使产业结构、企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

企业要有自己的核心能力。没有核心能力，这次危机逃过去，下次还会出问题。我在调查中发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国外一些大企业，OEM不是直接交给中国企业，而是通过中间商转包。为什么？中国企业的信息化太差，交给他制造的东西没有办法监控。如果我们中国的企业信息化程度提高了，人家就会更信任，很多单子就会直接交给我们去做。这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但是关系到我们的核心竞争力。当然，最终还是要有自主品牌。这次危机当中凡是有自主品牌的企业遇到的困难就比没有品牌完成OEM的企第三、业要小，我想这也是一个教训。

作为中国人，我们不必那么悲观。中国经济的潜力还远没有释放出来。1929年大危机之后，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经济强国，也许这一次大萧条，就是中国的机会。1929年之前，英国是经济强国，英镑是国际储备货币，但英国是债务国，美国借钱给英国，因为英国要维持他的帝国只好从美国借钱。今天，美国是经济强国，中国是正在崛起的大国，中国借钱给美国。也许1929年危机之后世界格局的变化能够在2009年危机之后再次出现。再过二十年、三十年，哪怕五十年，中国也许会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次危机对于中国可能也是一个好的机会。所有大国的崛起都是某种机会造就的。

当然，这需要我们自己努力，需要我们继续推进市场化的方向的改革！

第四篇：张维迎谈创新

张维迎：自由竞争与产权保护对创新最重要

4月8日到4月11日，以“亚洲的新未来，寻找和释放新的发展动力”为主题的博鳌亚洲论坛2014年年会在海南博鳌召开。腾讯财经对论坛进行全程报道。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称我们要说什么对创新重要？就两条：第一，自由竞争；第二，有效的产权保护。

当张维迎被问到中国有望缩小跟美国科技、创新方面的差距需要多少年时，张维迎预测在目前体制下不要有太多指望。

以下为张维迎发言实录：

张维迎：我没有多大的分歧。我觉得尽管中国有个别企业有创新，但是整体来讲中国企业创新能力不够。主要的因素是我们的体制，我们要说什么对创新重要？ 就两条：第一，自由竞争。第二，有效的产权保护。

政府不应该关心创新，创新是企业家的事，政府关心创新就会制定很多政策，压制住企业的激励机制。中国制定很多产业政策，给很多补贴，使很多企业学坏了，他就整天想办法申请政府补贴，并不真正的创新。

这个是非常不好的。中国需要使得企业家对未来充满信心，一般来讲创新是一个没法预测的，现在很多产业政策、政府政策老想批准哪一种创新有前途。

没有任何一种创新特别是重大创新是一般人看出来的，只有少数人能够想到，但是他要冒很大的险，最后由市场说了算，这才叫创新。

如果事先都能知道成不成功的东西，不能叫创新。创新是高度不确定，只能留给市场，政府任何的干预只能导致人们去寻租，特别在中国的情况下，我想中国的企业家好多对未来没有一个稳定的预期，所以他们更喜欢套利，赚短平快的钱，我不是否定高总，我们确实有些企业很优秀，但是总体而言，无论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我觉得考虑三年、五年后事的人不是很多。

像我们现在民营企业方面，我们看一下中国最优秀的人聚集在哪一个行业？比如房地产行业聚集了很多中国优秀企业家，我指他们素质很优秀。他为什么要到房地产行业来？其实很简单，中国房地产行业里面利润是比较高的，高的原因就是我们的土地制度所导致的。

另外我们看到中国的大量利润流向金融行业，像去年几家银行利润就达到上市公司将近一半，这些都是不合理的政府管制导致的，这就一定会扭曲企业家创新激励机制，不利于创新。

其实创新很简单，给人资源，给每个企业家自由，使他有安全感，他做好就成功的，做坏了就完蛋了。

利润他拿，风险他担，我们这样就有足够的创新动力了。

最后主持人提问五位嘉宾这样一个问题，很多经济学家预测2020、2030年中国可能成为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GDP，跟我们今晚晚 上讨论主题有关的，我问各位您认为需要多少年，中国有望缩小跟美国科技、创新方面的差距？是10年、20年、100年或者还是需要1000年。大家给一个数字，不需要解释。跟美

国一样成为创新大国。

陈志武：跟张维迎差不多的判断吧。但是有一点，在目前体制下我觉得不要有太多指望。

张维迎：我估计我活不了150年。

主持人：请问你能活多少年？

张维迎：我活着的时候没戏。

第五篇：张维迎 五十而知（范文）

张维迎 五十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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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老实话，我也没有胆量说‘皇帝没有穿衣服’，只敢说皇帝的衣服透明度太高了。”曾经他是坚硬、执拗、锋芒毕露、具备死磕精神、还带点精英傲慢的那么一个张维迎。如今，年龄愈大，他愈加偏爱北大光华楼下那个瘦小的老子塑像。

南都周刊记者_张雄 摄影_刘浚

黢黑健硕的蒙古壮汉一丝不挂，向脚下鱼贯出入的人群炫耀野性的美感。对面的老子瘦小干枯，侧身吐舌瞪眼，似是讥讽壮汉的滑稽。

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新楼门前的这两尊雕塑，是院长张维迎拍的板。北大人斯文，见到如此先锋的作品难免惊讶。一个光着屁股，一个挤眉弄眼，什么意思？这不是丑化光华吗？很多人在心里嘀咕。

“院长，要不要弄走？”有人问。张维迎说，不急，先放一段时间，不接受再说。两年后，怪异的雕塑已是光华最受欢迎的拍照地点。时间终教人们习以为常。

不久前，张维迎新书《市场的逻辑》上市。为市场奔走呼喊近三十年，张维迎已是庞眉皓首。他希望有一天，曾被视作洪水猛兽的市场经济，终以自己的逻辑通行于世。

金刚到菩萨

去年是张维迎的天命之年。年龄愈大，他愈加偏爱楼下那个瘦小的老子。传说中，老子五十岁那年骑青牛过函谷关，留下《道德经》五千字西去不还。“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道德经》里的语句，张维迎信口拈来。

三四年前，张维迎开始精读中国古典。“我感到不舒服的是，大家都觉得自由主义，市场经济这些东西都是西方的。”他希望在祖先的智慧里找到自由主义的根源,“在对政府干预的批评上，至今还没人比老庄说得更透彻更到位。”

那是张维迎经历人生剧烈振荡，亦是他引发诸多争议的时间。2006年9月，当了八年“第一副院长”的张维迎接班。他推行强力改革，两位教授受到处理，他们在网络上奚落张维迎是“著名的陕北农民”，称他“挟私报复”。早些时候，他发表《理性思考中国改革》的文章，一句“官员是改革中受损最大的利益集团”，让他一夜间变身“人民公敌”。

针对张的批评甚嚣尘上，甚至“连累”了中国的经济学家群体，他们被视为“既得利益集团代言人”。一些批判者甚至没来得及看完张维迎的全文，即封张维迎是“黑了心的主流经济学家”。

“我算什么主流经济学家，政府都不待见的。”张维迎跟学生自嘲。今年7月，他面对媒体坦诚，在政府只担任“一些纯技术性的咨询工作”。

这是一种巨大的尴尬。张维迎因诸多惊人言论收获了空前的名声，虽然很大程度上是骂名。在另一个层面，他始终是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呐喊者，对政府管制的批评贯穿于他近30年学术生涯。“一般而言，责难体制的人天然会得到大众的认同。张维迎也很想用自己的思想去影响大众，和大众共鸣，但骂他最多的也是大众。”一位接近张的光华人士说，体现在张维迎身上的却是两边都怎么不讨好。

对于张维迎的遭遇，茅于轼在一篇回忆文章里深有感慨地写道：可惜的是群众往往不明白谁是真正维护他们利益的人，而社会的先知先觉往往成为历史的牺牲品。这才是真正可悲的！

但如今媒体前的张维迎对此显得并不太在意，老庄之道似乎让他有所了悟。他承认，重读经典的另一个目的是“维持内心的安稳”，他甚至说要“大慈大悲”，“社会很复杂，有些力量一定要靠你自身战胜自己。手不要伸得太长，你不能什么东西都太在乎。心中要有定力，要禁得起。”这种菩萨低眉的姿态多少让人有些不太习惯，毕竟他曾经是坚硬、执拗、锋芒毕露、具备死磕精神、还带点精英傲慢的那么一个张维迎。

土与洋的结合

“大众是什么？全世界67亿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张维迎笑笑，几年前的金刚怒目已然不见踪迹。“说影响大众，那是你把自己看得太伟大了。”

话虽如此，但他听说自己7月推出的新书《市场的逻辑》普通人读来并无障碍，脸上便有了不少欣喜。得知北大边上的小书摊，此书竟有了盗版，他大感意外。“这是一本学术性的著作，虽然比较通俗。当然，我希望更多的人读到它。”

他有一种传教士般的热情，谈话者表现出对市场经济的一点点好奇与善意，就会激发他的灌输冲动。他忘情而投入，滔滔不绝，他总是试图用最简单的例子阐述自由市场理论。他不厌其烦地重申那条在各种场合被阐释过成百上千遍的市场逻辑-一个人想得到幸福，必须首先使别人幸福。

《市场的逻辑》的飘口作者像上，张维迎手抚下颌，一脸深沉，像是在沉思改革攻坚的核心问题。

这张照片上的张维迎看起来太严肃了，其实他是个善用比喻和开玩笑的人。在国内学者里，他仍然算是个说话风趣的家伙。

近20年的农村生活背景让他受益，至少他能举出一些富有田园野味的例子来。2010年夏天的光华毕业典礼致辞上，他以老家门前那棵老杏树为例，教导毕业生们等待成材应如摘杏一样，“不要急于求成”。当过生产队会计的他，擅长用一些简单的例子来说明道理。金融危机发生后，很多体制内的人觉得中国没出问题很万幸。他就说：这好比我们坐在一辆牛车上，突然看见一架飞机失事掉了下来，牛车上的人会惊呼：哎，你们看，还是我们的牛车安全嘛。

早在1984年的莫干山会议上，那场关于价格改革的讨论中，25岁的张维迎就凭自己出色的表达能力，在100多位中青年经济学者中脱颖而出，引起学界和决策层的注意。1993年，张维迎原创了一个“斑马村寓言”总结中国改革。“无论价格改革还是国企改革，都是把马变成假斑马，再换成真斑马的过程。”

那个带有一点农业学大寨色彩的故事，后来受到很多国内改革研究者的欢迎。人们喜欢这个比喻，因为它能很好地解释中国兼具实用主义和渐进主义的改革进程。

但如果依此认为张维迎的幽默感仅仅是一个陕北农民的天赋发挥，那就大错特错。今年6月，王石和黄怒波等人登完珠峰，在北大办了一场“巅峰对话”。王石说，人为什么要登山，因为人有一种特有的冒险精神，需要去征服未知世界。张维迎作为嘉宾随后上台点评说，动物可能也有冒险精神，也会探索未知。“不过，”他顿了顿说，“动物冒完险，应该是不会搞一个巅峰对话的。”

这是一个典型的西方式幽默。在牛津的留学经历给张维迎留下了一些印迹：爱穿温莎领，谈话保持距离，偶尔也会摊摊手耸下肩。但言语间他很少聊到“兄弟在英国的时候”，倒是不时提及他的农村生活。

“他那种陕西农民的质朴，我觉得还在。”光华工作人员岑科说，张维迎从不回避自己的农民出身。在光华的聚会上，张维迎的保留节目便是深情演唱陕北信天游。唱之前，他会先把歌词念一遍，一般都是情爱之类。岑科的印象里，张维迎是个很好打交道的人，生活中没什么架子。有一次EMBA新年晚会，开场有个羊倌背对观众，身着小棉袄，头系羊白肚头巾，咚咚咚咚敲着大鼓。“鼓声戛然而止，羊倌转身，追光灯一打，居然就是他！”

“一根筋”损害了影响力

张维迎的陕西老乡张艺谋曾说，陕西人性格执著，比较“一根筋”。无论是打官司的秋菊，还是追求爱情的招娣，都是犟脾气认死理，一条道走到黑。

在生活之外的领域，他远没那么随意。多位熟悉他的人都提到，张维迎有点“一根筋”。不过，张维迎自己不这样认为。他说，他是相信自己的逻辑能力。这种相信甚至会让人觉得有些近乎于迷恋。作决定时，如果逻辑推演上他认为没有错的，必定不依不饶。

“比如说有一个峡谷，所有的人都说，过不去，那里是万丈深渊，如果逻辑推论出那里应该有一座桥，我就会走过去。”在《大学的逻辑》里，他这样写道。

他喜欢以逻辑来命名自己的著作。《大学的逻辑》是《市场的逻辑》之前的一本著作。2002年他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助理，作为北大师资人事体制改革工作小组组长，提出“不升即退”、“终身教席”等教改措施，人称“癸未变法”。一公布即引发风暴。是年底，党委换届选举，张维迎得票倒数第一。经过长时间修改，方案被“打折”实施。在《大学的逻辑》里，他坚持自己的改革理念，“没有深思熟虑，绝不轻言改革！”

2006年，北大给光华学院3个评正教授、6个副教授名额，但最终学院只提了1个副教授。光华前任院长厉以宁曾这样评价张维迎，“维迎做院长，我很满意。我们应该鼓励他。”厉同时指出，张维迎有两个主要缺点：一是办学经验和管理经验不足，应该多听取老教授的意见，二是光华的历史遗留问题较多，处理问题需要一个过程，急不得。

“如果他是个投机取巧的人，从校长助理做到副校长，不是顺理成章的事么？”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北大光华人士感叹，张维迎的“一根筋”损害了他在某些人眼中的的形象。“他现在的影响力是打了一些折扣的。”

他在决策层的影响力有限，“人家也不会找他去开会”。张维迎有时说话不太给人面子，包括他爱人，当然也包括官员。他会当着爱人的面，毫无保留地夸赞爱人的女友漂亮；他也会当着国有资产管理局官员的面说，国有企业是搞不好的，国有资产管理是没用的。2009年的亚布力年会上，张维迎和中投公司（正部级单位）总裁高西庆为外汇储备的事情争论起来。张维迎情绪激动，他说中国人说话的可信度跟出席的人数成反比。人越少话越真，人越多话越假。“官员在公开场合说的话，大多是假话”，建议大家“不要相信”。

但“一根筋”的张维迎在亚布力是受欢迎的，他是这个中国企业家年会的首席经济学家。他的市场经济等于自由价格加企业家理论，为他天然地赢得了这个圈子的赞赏。张维迎与很多企业家交情不错，潘石屹与夫人张欣就是他撮合的一对；万通董事长冯仑与他是大学同学，在张维迎去英国留学的几年里，冯仑就借住在他的北京公寓。

在光华院长的位置上，学院领导、师生、校友、官员、企业家等等，三教九流的人都得接触，“一根筋”的张维迎却也算应付自如。“但往往一根筋的人能应付的场面更多。”光华智库总编辑傅小永说，“一根筋的人给人稳定的预期，大家合作起来比较简单。”张维迎对此曾有个比方：人跟恒星一样，只要你分量够重，别人就围绕你转。

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官方网站对张维迎的介绍中写道：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引文索引》统计，他的论著被引用率连续多年名列第一。

2006年，一位记者曾问张维迎：你为什么不讲点策略，把话说得漂亮些，让大众更容易接受？张答道：讲策略是政治家的事，学者怎么认为就应该怎么说。如果给学者施加过多的负担，学者都像政治家那样，学术就没有了。

四年院长当下来，张维迎变得圆熟而豁达。访谈中，他尽可能用平缓的语调，寻找一些中性而温和的表达。他说“人不能老唱高调”，并表达自己对于他人的理解。他仍旧强调逻辑的力量，但他承认“生活太复杂，逻辑会打架”。

书本上学的东西，不是智慧，智慧要从生活中来。在近来一些公开活动上，他频频发出如上感慨。“孔子那么伟大的人，也要经历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而不是一开始就从心所欲不逾矩的。”

只敢说皇帝的衣服透明度太高

1984年12月，张维迎将研究生毕业时间提前了一个月。原因是为了赶早到国家体改委工作，“我是1984年12月29日报到的。虽然提前上班几天，但是工龄可以早算一年。”从这件事多少能看出，张维迎并非总是“一根筋”。

体改委的五年是张维迎人生中“激动人心的年代”。一般而言，社会转轨初期是官僚系统对经济知识需求大量增加的时期。体改委里汇集了很多如张维迎一样初出茅庐的知识分子。如今当道的大部分经济学家，都可以在体改委里找到他们年轻的影子。

那是经济学在中国的第一个黄金时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从未有过如此强烈的满足感。年轻的研究员们今天聊的一个经济学术语，十天之后就会出现在总理的政府报告里。张维迎回忆说，作为年轻经济学者，有幸见证和参与了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发表的绝大部分观点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一些观点甚至到今天仍有其现实意义，他深感自豪。

“我没有做童话里那个没有穿衣服的皇帝身边的弄臣。”张维迎说，“但说老实话，我也没有胆量说‘皇帝没有穿衣服’，只敢说皇帝的衣服透明度太高了。”

在经济学圈内，一个时常被拿出来与张维迎作比较的人物是周其仁。周比张年长9岁，但两人经历大体相同。上世纪80年代，张效力于国家体改委，周在国务院发展研究所。各自呼风唤雨，叱咤风云。二十年后，两人在体制内的影响却大有差别。周其仁是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张维迎却只有一些“纯技术性”的顾问头衔。

一位与张周都有密切交往的人士将二人的差别概括为“陕西人”和“上海人”的区别。“两人在学术上的洞见能力都很强，为什么老张的影响力相对较小？我觉得是地域差距带来的性格差异。张不大会去修饰他的言辞，不讲场面话。周很少绝对化的看问题。”因为言辞温和，观点也并不激进，周被称为“中国挨骂最少的经济学家”。

尽管二人在一些学理问题上会有不同见解，但他们对中国经济问题的看法仍基本一致：相信市场，反对政府的调控干预。“10个经济学家有11个看法。几乎所有人都挨过骂，他们自己也都在争吵。但如果把茅于轼、厉以宁、张五常、张维迎、许小年、周其仁、陈志武、樊纲、林毅夫他们凑在一起，写出中国改革最重要的五个问题，并且排序，你会发现结果可能会出奇的一致。”傅小永说。

在傅小永眼里，作为“挨骂最多的经济学家”，张维迎却是在金融危机到来时最坚定的自由主义者。“很多人产生了动摇，开始论证自由市场的弊病。在我看来这是很可悲的，中国救市那么强烈，缺的应该是反对调控的声音。但张维迎坚守住了阵地，在去年发表《彻底埋葬凯恩斯主义》。他也为20多年的坚持引以为豪。”

社科院学者徐友渔在接受《小康》采访时认为，张维迎“有点走火入魔”，“他认为只要能够达到市场化所有的问题都没有了，中国最美好的一天就到了。在过分强调市场化这一点上，我认为可以称他们为‘市场拜物教’。”但徐友渔也承认张维迎的独到之处，“他觉得大家只看到国有产权改革中发生的腐败，但是很多人都没看到，‘一堆山芋烂在这里’问题更大，却谁也不吱声，对这一点他表达了很深刻的见解，大家未见得能够理解这个思想。”?

张维迎似乎已对自己的理论获得承认寄予了一个较长时间的预期。访谈中他多次强调，“好多伟大的东西诞生的时候是不被人关注的。历史上看，有时候它死了之后才火起来。”他说要像庄子那样，“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

责难者对张维迎的批评似乎形成了定势：几年来网上积攒下来的骂声还在不断被转载；每个新版“叫兽语录”总是不忘收入他的若干言论。张维迎感到蹊跷的是，临近光华新一届院长选举，他频频遭遇各种“丑闻”：学历造假门、艳照门„„他在博客上贴出了一份三千字的声明，澄清学历相关问题。对于后者，他没有回应。网上流传那张图片里的画中人，实在太不像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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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话被一些人解读成“10亿元可以出卖信仰”。几天后，果然另一位女记者来问，给你10亿元你是不是可以写本反市场的书？他只好改口：我现在说，你给我一万亿元，都不会改变我的信仰。

对话

人生就像市场，别想着精心设计

南都周刊：你今年五十一岁，现在知天命了么？

张维迎：只能说这几年比原来明白更多吧。老子讲，知人者智,自知者明。思考、经历多了，会更从容一点吧。但你很难说自己没有急躁甚至浮躁，聪明的人只是学着不断提醒自己。

南都周刊：你现在还会受到诱惑吗？

张维迎：如果一个人不受到诱惑，那他就是神仙啦！只是我能做到在任何的诱惑面前思考，值得不值得，因为任何东西你都要付出代价。接受记者的采访，我是在传播我相信的理念，但你说的任何一句话都可能被曲解。

南都周刊：你鄙视禁不起诱惑没风骨的知识分子么？

张维迎：你可以用这个词，当然我们还是柔和一点吧，有时候对没风骨的人你也应该有一种慈悲之心去理解他。你到那个境地说不定还不如人家呢。佛教讲的，你得有大慈大悲。慈悲来自人的理解，因为他事出有因。

南都周刊：这些年你承担了不少骂声，觉得委屈吗？

张维迎：我觉得现在的人某种意义上有好多的冤假错案，但不能说我是“受委屈的人”，如果我也算受委屈的话，那委屈的人就太多了。人要换位思考，才能释然。

南都周刊：你的世界是一个逻辑世界吗？

张维迎：理论的世界一定是逻辑世界。生活的世界要复杂得多，有时候逻辑打架太厉害，你会有人格分裂。但是如果有一个逻辑主导的话，那就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你还是保持一个健康的状态。

南都周刊：你生活的逻辑是什么？

张维迎：还没有归纳，但我想跟我的市场逻辑没什么区别。人生在世，你需要给别人带来快乐。

南都周刊：你身上吴堡的印记更多，还是牛津的更多些？

张维迎：每个人的成长好多事情都是偶然的，然后才造就了你现在的状态。所以人生就像市场，不要想着怎么精心设计。好多人精心设计，最后就坐牢去了。

南都周刊：你如何看待当前改革现状？

张维迎：现在利益多元化，大家自己玩自己的，我觉得叫空转。我们现在是不挂档，只踩油门，听起来轰轰轰，但没挂档它不往前走了，这就是我们现在改革的状态。

我呼吁重建体改委，就是说需要一个专注领导改革的机构。发改委现在是分配资源，它就选择在发展，而不是改革上。发展意味着分钱，意味着项目，这当然舒服嘛。改革老是要跟人吵架要动既得利益，当然没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