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好政策与坏政策

第一篇：张维迎：好政策与坏政策

张维迎：中国坏政策泛滥缘于政府官员无知和自私

“2011年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第十一届年会”于2011年2月15日-17日在黑龙江亚布力召开。下面是中国企业家论坛首席经济学家张维迎在年会上的演讲。

张维迎：我要讲的题目是“好政策与坏政策”。刘主席是制定政策的，我绝对不是针对刘主席，因为刘主席制定的政策大部分是好政策，但是现实中确实有很多坏政策。其实我们在考虑一个政策，如果一个政策我们认为是好的但是效果总是不好的话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我们用什么标准评判。

在这方面我想我们普通人跟经济学家之间可能有很多的分歧。普通人，我们评价政策是基于政策的目标，也就是目的是善的还是恶的，比如说我们政府出台一个政策，要缩小贫富差距，我们说是好的，要普遍提高工资，大家说好，我们提出建立和谐社会，大家会说好政策，要增加就业机会也是好政策，提高全民社会福利也是好政策，保护弱势群体也是好政策，控制物价、房价都是好政策。那经济学家怎么评价政策？经济学家评价政策时，首先我们承认政策的社会价值本身没有更多的发言权，它唯一的发言权跟普通人一样，就是作为一个单个的人。经济学家评价政策的第一个标准就是政策的结果是与政策的目标相一致还是相反。我们说一个政策是坏的，不是说经济学家不喜欢这个政策的结果，而是它的结果与政策制定者目标不一致甚至相反。比如说最低工资和限制雇工自由的政策，我们现在劳动合同法规定的政策不好，因为减少了就业机会增加了失业，其实是对年轻人的最不利。我们说高税收政策不好，是因为抑制了工作的积极性，不利于创业，阻碍了经济发展。我们说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包括美国、中国，过去两年用扩张性的政策刺激经济不好，是因为它鼓励了企业家做错误的投资决策，最后一定会导致经济衰退、经济危机。我们说计划经济不好不是说目标不善，而是说它根本不具有可行性。经济学评价政策的第二个标准是什么，我达到同样的目标是不是成本更低、更好的替代方案，比如说北京市控制汽车为例现在用摇号。经济学家评价政策的第三个标准，企业家的决策一定基于对消费者的支付决策的预期，这样来看我们说政府搞的产业政策比如说不好，为什么？因为不是鼓励企业家怎么理解消费者，按照消费者的偏好来制定投资，而是鼓励企业家根据政府的偏好来决定投资，所以它也不是一个好的政策。

那接下来，我想谈一下为什么政策的目标非常善良，但是政策结果很不理想而且不一致，而且用经济学的话来讲，是不满足激励，因为社会当中每个主体都有自己的利益偏好和自己的信息，每个人在追求自己利益的时候都在利用政策，而不是在执行政策，而很多的政策制定者是被动的，只要是这个就会按他的意图去做。我们以最低工资为例，最低工资想保护低收入的劳动者，但是企业可以执行最低工资但是仍然可以减少雇员，就是并不能强制我雇多少人，我原来可能雇一千人现在只能雇五百人，实际上是损害了最低收入阶层，总的结果是自由放任的没有政府强制干预的事权政策应该是最好的政策。

我举个例子，任何一个政策如果限制了企业家创业和创新的政策都不是好政策，因为经济的增长需要企业家的判断力、冒险精神和创新精神，如果政策对企业家创新精神进行抑制一定不是好政策。任何限制自由竞争的政策，特别是不允许自由进入，那么它也不是一个好政策。我要特别强调一下，我讲的思想逻辑，我们每个人要幸福首先要使别人幸福，但是前提是有竞争，如果没有竞争你自己幸福就不需要别人幸福。竞争对思想逻辑的运作是非常重要的，无论我们以什么样的方式竞争。所以国有企业，大量的不是在创造价值而是在耗费价值，所以赚的很多利润是来自财政的补贴，或者经济上讲的消费者剩余。

我们诱导企业家寻租的政策都不是好政策。产业政策我们要多谈一点，我们很多人包括美国人、海外的人都羡慕中国的产业政策，其实中国产业政策成功并不多，产业政策前提是政府官员比企业家更明白未来发展方向是什么。这个假设完全不成立。产业政策经常变成了寻租政策，也就是说政府官员利用产业政策分配资金，企业家怎么跟政府搞好关系，怎么编制可行的方案然后获得政府的补贴。任何增加政府控制能力的政策，包括财政的能力、资源的能力、土地能力等等，其实都不是好的政策，我们用行政的手段控制价格包括房价，都不是好政策，因为不能真正解决问题。我们现在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么多坏的政策总是在泛滥？我想大致两个原因，一个是基于无知或者坏知识的政策，比如计划经济的政策，我们追求计划经济的目标很高尚，但是因为我们无知，我们不知道一个经济究竟怎么运作。这个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很多政治家、政府官员通常不太喜欢经济学，我指的是真正的经济学。第二个坏的政策是基于利益的坏政策，也就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导致的坏政策。企业它的问题出在哪？问题是按照市场的规则你追求个人利益但是必须要为别人创造价值。我讲的利益的坏政策就是这些政策导致的后果不是为别人创造价值获得收益，而是通过把别人的收入拿到自己的手里，所以是坏政策。现实中我们知道基于无知和利益的政策是互补关系的，很多情况下既得利益总是批着很强的理论外衣。举个例子包括计划生育，我们现在要改变计划生育政策为什么难？一个是担心中国人口多了怎么办，再一个计划生育队伍本身是既得利益。

凯恩斯主义本来是研究短期的经济波动的理论，现在变成了经济发展转型的理论，中国现在“十二五”制定的理论依据很多就是凯恩斯主义的公式。政府花的钱越多GDP增加的越快，我们本来创造GDP为了消费，但是现在为了GDP而创造消费。投资本来是为了提高效率，我们现在是为了增加需求。贸易本来是为了提高全世界的幸福水平，使得大家在更好的分工下所有国家都得到好处，现在贸易变成了只有出口大于进口才提高GDP，所以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就在这里找到了理论依据。

我们看一下利益驱动在哪？首先我们看为什么政治家喜欢凯恩斯主义？两个原因，第一凯恩斯主义政策可以使政府大把的花钱，第二政治家通常喜欢短期的目标，因为现在的民主体制下，大家知道每个当官的不像过去皇帝考虑子子孙孙的利益，现在只考虑这一届政府的利益，所以凯恩斯主义为他解决短期利益提供了借口。企业家也喜欢凯恩斯主义，因为很多企业家自己犯了错以后他不愿意忍受痛快，希望政府多发票子。刘主席放出信贷，企业家一定喜欢。经济学家为什么喜欢凯恩斯主义？因为凯恩斯主义创造了很多就业机会。普通大众为什么喜欢凯恩斯主义？因为普通大众不喜欢市场不喜欢竞争，凯恩斯主义意味着市场是失败的，所以有人来帮助他们纠正市场的失败。

由此我们看一下中国的未来，未来我们看十年很大程度取决于我们理念，因为我们政策是根据理念制定的，如果我们相信市场经济我们的未来就会很好，否则像前两年或者目前的情况，我们对市场越来越多怀疑，对企业家精神越来越多的不信任，那么我们前途不会好。或者简单的说我们能不能靠理念战胜利益？我们知道改革前十年，八十年代是理念战胜利益，就是我们相信了东西，尽管有阻力也要推行，所以我们改革取得了进步。但是看看现在，现在的情况基本上是利益战胜理念，没有多少人在谈理念，几乎所有的政策都出自各个部门自我利益的保护而制定的政策。那么如果这个情况不能得到扭转，那么未来我们不能太乐观，为什么？大家看一下既得利益是非常非常强大的，我们很多既得利益一般都打着国家利益、民族利益的外衣，既得利益可以民族主义的情绪，在中国，民族主义有很深的基础，我们一打着民族主义的基础，我们理念就不需要了，其实背后掩盖起来的是利益。这样我们很多老百姓就变成既得利益者的人质。真理由此就变得非常脆弱。因为时间关系没有机会讲亚当斯密的话，其实亚当斯密讲的非常好。我刚才讲八十年代我们很多有理念的干部，但是那时候比赛谁在干事儿。但是现在比赛谁在不干事儿，因为越不干事儿越安全。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或许我们未来的改革只有在真正的危机出现之后才会发生，当然这是我们不大愿意看到的，但是历史经验证明也许我们只能如此，我们只有等待。

谢谢大家！

第二篇：好政策与坏政策的评判标准

好政策与坏政策的评判标准

国家制定的政策大部分是好政策，但是现实中却有很多坏政策。如果一个政策我们认为是好的但是效果却不好，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我们用什么标准评判？

在这方面的认识，普通人跟经济学家可能有很多分歧。普通人评价政策是基于政策的目标，也就是目的是善还是恶。比如说政府出台一个政策，要缩小贫富差距，我们说是好的，要普遍提高工资，大家说好，建立和谐社会、增加就业机会、提高全民社会福利、保护弱势群体是好政策，控制物价、房价也是好政策。

那经济学家怎么评价政策？经济学家评价政策的第一个标准就是政策的结果是与政策的目标相一致还是相反。比如说我们认为现在劳动合同法规定的最低工资和限制雇工自由的政策不好，因为减少了就业机会增加了失业，其实对年轻人最不利。我们说高税收政策不好，是因为这抑制了工作的积极性，不利于创业，阻碍了经济发展。我们说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刺激经济不好，是因为它鼓励了企业家做错误的投资决策，最后一定会导致经济衰退、经济危机。我们说计划经济不好不是说目标不善，而是说它根本不具有可行性。经济学家评价政策的第二个标准就是达到同样的目标，此举是不是成本更低，有没有更好的替代方案。第三个标准就是，企业家的决策一定基于对消费者的支付决策的预期，这样来看政府搞的产业政策不好，为什么？因为它不是鼓励企业家怎么理解消费者，按照消费者的偏好来制定投资，而是鼓励企业家根据政府的偏好来决定投资，所以它也不是一个好的政策。坏政策的表象

为什么政策的目标非常善良，但是政策结果很不理想而且不一致？

因为社会当中每个主体都有自己的利益偏好和自己的信息，每个人在追求自己利益的时候都在利用政策，而不是在执行政策，而很多的政策制定者是被动的。我们以最低工资规定为例，最低工资想保护低收入的劳动者，企业可以执行最低工资但是仍然可以减少雇员，就是政府并不能强制我雇多少人，我原来可能雇一千人现在只能雇五百人，实际上是损害了最低收入阶层。

任何一个政策如果限制了企业家创业和创新那都不是好政策，因为经济的增长需要企业家的判断力、冒险精神和创新精神，如果政策对企业家创新精神进行抑制那一定不是好政策。任何限制自由竞争的政策，特别是不允许自由进入，那么它也不是一个好政策。要特别强调一下这里面的思想逻辑，我们每个人要幸福首先要使别人幸福，但是前提是有竞争，如果没有竞争，你自己幸福就会使别人不幸福。竞争思想逻辑的运用是非常重要的，无论我们以什么样的方式竞争。所以大量的国有企业，不是在创造价值而是在耗费价值，所以赚的很多利润是来自财政的补贴，或者经济学上讲的消费者剩余。

诱导企业家寻租的政策都不是好政策。产业政策我们要多谈一点，很多人包括美国人、欧洲人都羡慕中国的产业政策，其实中国产业政策成功的并不多，产业政策的前提是政府官

员比企业家更明白未来发展方向是什么。这个假设完全不成立。产业政策经常变成了寻租政策，也就是说政府官员利用产业政策分配资金，企业家怎么跟政府搞好关系，怎么编制可行的方案然后获得政府的补贴。任何增加政府控制能力的政策都不是好政策，包括财政能力、资源能力、土地能力等。用行政的手段控制价格，包括房价，都不是好政策，因为不能真正解决问题。

为什么政治家喜欢凯恩斯

我们现在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么多坏的政策总是在泛滥？

大致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基于无知或者坏知识的政策，比如计划经济的政策，我们追求计划经济的目标很高尚，但是因为我们无知，不知道一个经济体究竟怎么运作，很多政治家、政府官员通常不太喜欢经济学。第二个坏的政策是基于利益的坏政策，也就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导致的坏政策。企业的价值在哪？就是按照市场的规则追求个人利益，而且必须要为别人创造价值。坏政策就是这些政策导致的后果不是为别人创造价值获得收益，而是通过把别人的收入拿到自己的手里。现实中我们知道基于无知和利益的政策是互补关系的，很多情况下既得利益总是披着很强的理论外衣。举个例子，现在要改变计划生育政策(博客专区)为什么这么难？原因很简单，一个是担心中国人口多了怎么办，再一个根本原因是，计划生育队伍本身是既得利益体。

凯恩斯主义本来是研究短期的经济波动的理论，现在变成了经济发展转型的理论，中国“十二五”制定的理论依据很多就是凯恩斯主义的公式。政府花的钱越多GDP增加得越快，我们本来创造GDP就是为了消费，但是现在为了GDP而创造消费。投资本来是为了提高效率，我们现在是为了增加需求。贸易本来是为了提高全世界的幸福水平，使得大家在更好的分工下所有国家都得到好处，现在贸易变成了只有出口大于进口才能提高GDP，所以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就在这里找到了理论依据。

为什么政治家喜欢凯恩斯主义？

两个原因，第一凯恩斯主义政策可以使政府大把的花钱，第二政治家通常喜欢短期的目标，因为现在的民主体制下，大家知道每个当官的不像过去的皇帝那样要考虑子子孙孙的利益，现在只考虑这一届政府的利益，所以凯恩斯主义为他解决短期利益提供了借口。企业家也喜欢凯恩斯主义，因为很多企业家自己犯了错以后他不愿意忍受痛快，希望政府多发票子。经济学家为什么喜欢凯恩斯主义？因为凯恩斯主义创造了很多就业机会。普通大众为什么喜欢凯恩斯主义？因为普通大众不喜欢市场不喜欢竞争，凯恩斯主义意味着市场是失败的，所以有人来帮助他们纠正市场的失败。

由此看一下中国的未来，未来十年很大程度取决于我们的理念。因为政策是根据理念制定的，如果我们相信市场经济我们的未来就会很好，如果对市场怀疑，对企业家精神不信任，那么我们前途不会好。我们能不能靠理念战胜利益？改革前十年是理念战胜利益，就是我们相信了的信念，尽管有阻力也要推行，所以改革取得了进步。但是现在的情况基本上是

利益战胜理念，没有多少人在谈理念，几乎所有的政策都出自各个部门自我利益的保护而制定的。如果这个情况不能得到扭转，未来就不能太乐观，为什么？因为既得利益体是非常强大的，很多既得利益者一般都举着国家利益、民族利益的大旗，一举着民族主义的旗帜，理念就不需要了，其实背后掩盖起来的是利益。这样很多老百姓就变成既得利益者的人质，真理就变得非常脆弱。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或许我们未来的改革只有在真正的危机出现之后才会发生，当然这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但是历史经验证明也许只能如此，我们只有等待。

观点争锋：

中国的实际情况还需引导

高西庆（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张维迎说的道理从传统经济学来讲都很对。但是我们要处理的是拥有13亿人而且不断增长到16亿人口的大国，这个国家你说政府最好什么都别管，最好随便做，可行吗？我们来看一组数字，日本基尼系数才0.2，是世界上分配最公平的国家，而中国内地基尼系数已激增至0.48，大大超出0.4的警式线。中国最富阶层与最穷阶层收入差距相差几十倍。现在大家都知道，中国已是资源消耗大国，按照中国目前每年消耗资源的方式，再用20年全世界资源就没有了。如果每个中国人都像美国人幸福的话，地球有这么多资源吗？

中国现在做的政策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政策有了非常大的区别。按照经济学家的道理来讲这些政策有好有坏。但是，不管从数字上看还是从老祖宗教训来看，取得的成绩是毋庸置疑的。那么，我们现在还要继续怎么做呢？必须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不是要不断地创造GDP，不断地卖房子卖地。

企业家要与政府精神恋爱

冯仑（万通集团董事长）：

之所以说很多产业政策出发点本是好，最后却变为坏政策，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涉及到企业家与政府官员的关系。

讲到关系，我从我的观察角度讲不同的一点。二十年前，是官商关系最重要的时期，假如说那时是100分的话，那么今天大概在50分。为什么呢？我举几个例子。

第一个是史玉柱，非常典型。他不跟任何政府的官员有任何私人的关系。他现在就做三件事：第一件做网游，他一天赚200多万，在美国上市了；第二是做保健品，在中国保健品当 中，前三名都是他的；另外就是投资一些金融机构。这样性格的企业家放在15年前是不可能的。而15年前，他恰恰是因为关系失败了，因为有政府领导人去考察，本来这个楼盖30层就可以，领导一来加到50层、80层，最后破产了。在他最困难的时候，凡是说爱

他的人都离开了，最后就剩了那些崇拜他的非常年轻的小孩跟着他渡过难关。今天他非常清楚地跟我们讲，现在他做企业就是不靠关系。

另外一个典型的是万科。万科去年在市场强大调控的时期，销售过了1000亿元。大家知道，这个董事长也很另类，万科的文化是不怎么跟政府沟通的，而且我看到很多次他不给政府面子。在一个省会，曾经一个领导因为王石不给面子要把他踢出去，但是现在换了领导，政府又承诺给万科待建的地将近600万平方米。

这说明不太重视关系的人，其实在中国也能活得很好。从这我想讲两个观点，企业家跟政府要维持怎样的关系。第一，从万通来说，我们跟政府的关系是精神恋爱的关系，但不是偷情的关系。所有政府的人，我们都很尊敬，尽可能地沟通，但是彼此要互相尊重。

另外一点，我们跟政府的关系，是互相的。这相当于一个道德不好的女人，经常衣服穿得比较低，动作比较夸张，就会引来狂蜂浪蝶，就会有不好的事情。如果说一个企业家经常做出这样的姿势，一定有“坏男人”上来。我们要适度调整着装行为和姿势，这很重要。总的来说，现在法制环境、市场规则、竞争游戏、市场化的东西大大加强了，这导致好的企业不依赖关系也可以成长。

第三篇：张维迎：中国坏政策泛滥缘于官员的无知和自私

我要讲的题目是“好政策与坏政策”。刘主席（刘明康）是制定政策的，我绝对不是针对刘主席，因为刘主席制定的政策大部分是好政策，但是现实中确实有很多坏政策。其实我们在考虑一个政策，如果一个政策我们认为是好的但是效果总是不好的话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我们用什么标准评判。

在这方面我想我们普通人跟经济学家之间可能有很多的分歧。普通人，我们评价政策是基于政策的目标，也就是目的是善的还是恶的，比如说我们政府出台一个政策，要缩小贫富差距，我们说是好的，要普遍提高工资，大家说好，我们提出建立和谐社会，大家会说好政策，要增加就业机会也是好政策，提高全民社会福利也是好政策，保护弱势群体也是好政策，控制物价、房价都是好政策。那经济学家怎么评价政策？

经济学家评价政策时，首先我们承认政策的社会价值本身没有更多的发言权，它唯一的发言权跟普通人一样，就是作为一个单个的人。经济学家评价政策的第一个标准就是政策的结果是与政策的目标相一致还是相反。我们说一个政策是坏的，不是说经济学家不喜欢这个政策的结果，而是它的结果与政策制定者目标不一致甚至相反。比如说最低工资和限制雇工自由的政策，我们现在劳动合同法规定的政策不好，因为减少了就业机会增加了失业，其实是对年轻人的最不利。我们说高税收政策不好，是因为抑制了工作的积极性，不利于创业，阻碍了经济发展。我们说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包括美国、中国，过去两年用扩张性的政策刺激经济不好，是因为它鼓励了企业家做错误的投资决策，最后一定会导致经济衰退、经济危机。

我们说计划经济不好不是说目标不善，而是说它根本不具有可行性。经济学评价政策的第二个标准是什么，我达到同样的目标是不是成本更低、更好的替代方案，比如说北京市控制汽车为例现在用摇号。经济学家评价政策的第三个标准，企业家的决策一定基于对消费者的支付决策的预期，这样来看我们说政府搞的产业政策比如说不好，为什么？因为不是鼓励企业家怎么理解消费者，按照消费者的偏好来制定投资，而是鼓励企业家根据政府的偏好来决定投资，所以它也不是一个好的政策。

那接下来，我想谈一下为什么政策的目标非常善良，但是政策结果很不理想而且不一致，而且用经济学的话来讲，是不满足激励，因为社会当中每个主体都有自己的利益偏好和自己的信息，每个人在追求自己利益的时候都在利用政策，而不是在执行政策，而很多的政策制定者是被动的，只要是这个就会按他的意图去做。我们以最低工资为例，最低工资想保护低收入的劳动者，但是企业可以执行最低工资但是仍然可以减少雇员，就是并不能强制我雇多少人，我原来可能雇一千人现在只能雇五百人，实际上是损害了最低收入阶层，总的结果是自由放任的没有政府强制干预的事权政策应该是最好的政策。

我举个例子，任何一个政策如果限制了企业家创业和创新的政策都不是好政策，因为经济的增长需要企业家的判断力、冒险精神和创新精神，如果政策对企业家创新精神进行抑制一定不是好政策。任何限制自由竞争的政策，特别是不允许自由进入，那么它也不是一个好政策。我要特别强调一下，我讲的思想逻辑，我们每个人要幸福首先要使别人幸福，但是前提是有竞争，如果没有竞争你自己

幸福就不需要别人幸福。竞争对思想逻辑的运作是非常重要的，无论我们以什么样的方式竞争。所以国有企业，大量的不是在创造价值而是在耗费价值，所以赚的很多利润是来自财政的补贴，或者经济上讲的消费者剩余。

我们诱导企业家寻租的政策都不是好政策。产业政策我们要多谈一点，我们很多人包括美国人、海外的人都羡慕中国的产业政策，其实中国产业政策成功并不多，产业政策前提是政府官员比企业家更明白未来发展方向是什么。这个假设完全不成立。产业政策经常变成了寻租政策，也就是说政府官员利用产业政策分配资金，企业家怎么跟政府搞好关系，怎么编制可行的方案然后获得政府的补贴。任何增加政府控制能力的政策，包括财政的能力、资源的能力、土地能力等等，其实都不是好的政策，我们用行政的手段控制价格包括房价，都不是好政策，因为不能真正解决问题。我们现在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么多坏的政策总是在泛滥？我想大致两个原因，一个是基于无知或者坏知识的政策，比如计划经济的政策，我们追求计划经济的目标很高尚，但是因为我们无知，我们不知道一个经济究竟怎么运作。这个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很多政治家、政府官员通常不太喜欢经济学，我指的是真正的经济学。第二个坏的政策是基于利益的坏政策，也就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导致的坏政策。企业它的问题出在哪？问题是按照市场的规则你追求个人利益但是必须要为别人创造价值。我讲的利益的坏政策就是这些政策导致的后果不是为别人创造价值获得收益，而是通过把别人的收入拿到自己的手里，所以是坏政策。现实中我们知道基于无知和利益的政策是互补关系的，很多情况下既得利益总是批着很强的理论外衣。举个例子包括计划生育，我们现在要改变计划生育政策为什么难？一个是担心中国人口多了怎么办，再一个计划生育队伍本身是既得利益。凯恩斯主义本来是研究短期的经济波动的理论，现在变成了经济发展转型的理论，中国现在“十二五”制定的理论依据很多就是凯恩斯主义的公式。政府花的钱越多GDP增加的越快，我们本来创造GDP为了消费，但是现在为了GDP而创造消费。投资本来是为了提高效率，我们现在是为了增加需求。贸易本来是为了提高全世界的幸福水平，使得大家在更好的分工下所有国家都得到好处，现在贸易变成了只有出口大于进口才提高GDP，所以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就在这里找到了理论依据。

我们看一下利益驱动在哪？首先我们看为什么政治家喜欢凯恩斯主义？两个原因，第一凯恩斯主义政策可以使政府大把的花钱，第二政治家通常喜欢短期的目标，因为现在的民主体制下，大家知道每个当官的不像过去皇帝考虑子子孙孙的利益，现在只考虑这一届政府的利益，所以凯恩斯主义为他解决短期利益提供了借口。企业家也喜欢凯恩斯主义，因为很多企业家自己犯了错以后他不愿意忍受痛快，希望政府多发票子。刘主席放出信贷，企业家一定喜欢。经济学家为什么喜欢凯恩斯主义？因为凯恩斯主义创造了很多就业机会。普通大众为什么喜欢凯恩斯主义？因为普通大众不喜欢市场不喜欢竞争，凯恩斯主义意味着市场是失败的，所以有人来帮助他们纠正市场的失败。

由此我们看一下中国的未来，未来我们看十年很大程度取决于我们理念，因为我们政策是根据理念制定的，如果我们相信市场经济我们的未来就会很好，否

则像前两年或者目前的情况，我们对市场越来越多怀疑，对企业家精神越来越多的不信任，那么我们前途不会好。或者简单的说我们能不能靠理念战胜利益？我们知道改革前十年，八十年代是理念战胜利益，就是我们相信了东西，尽管有阻力也要推行，所以我们改革取得了进步。但是看看现在，现在的情况基本上是利益战胜理念，没有多少人在谈理念，几乎所有的政策都出自各个部门自我利益的保护而制定的政策。

那么如果这个情况不能得到扭转，那么未来我们不能太乐观，为什么？大家看一下既得利益是非常非常强大的，我们很多既得利益一般都打着国家利益、民族利益的外衣，既得利益可以民族主义的情绪，在中国，民族主义有很深的基础，我们一打着民族主义的基础，我们理念就不需要了，其实背后掩盖起来的是利益。这样我们很多老百姓就变成既得利益者的人质。真理由此就变得非常脆弱。因为时间关系没有机会讲亚当斯密的话，其实亚当斯密讲的非常好。我刚才讲八十年代我们很多有理念的干部，但是那时候比赛谁在干事儿。但是现在比赛谁在不干事儿，因为越不干事儿越安全。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或许我们未来的改革只有在真正的危机出现之后才会发生，当然这是我们不大愿意看到的，但是历史经验证明也许我们只能如此，我们只有等待。(张维迎在“2011年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第十一届年会”的演讲全文，未经本人审阅)

第四篇：网络营销好与坏

涂料招商代理店-网上营销好与坏 其实，对于很多的创业者来说，要想更好的通过一个项目缔造这个行业的商机，那么创业者在面对激烈的市场上，只要掌握了正确的网上营销，那么创业者就能很好的通过这个项目缔造

这个行业的商机。当然，这个方面的内容对于涂料招商代理店的网上营销作出了以下内容的详细介绍。我们一块看看吧!

涂料招商代理店网上营销好：涂料加盟店的网络经销商比起实体经销商，在某种程度上更能贴近消费者，更能了解消费者的需求及消费者购买的能力。而现实渠道中的经销商，其本身还是承担着更多中间商的角色，将生产企业所生产的产品，经其中间的物流配送，送到终端去售卖。往往在实体渠道中，最能吸引消费者购买、了解消费者需求的是经营终端卖场的零售商，而不是经销商。

涂料加盟店网上营销好：涂料加盟店的网络经销商因为直接面对消费者的缘故，相比较于实体经销商，更具有掌控消费者需求的能力。众所周知，某某品牌在全球的风生水起，就是因为它

们实现了“自有品牌零售商”的战略意图，即将生产、渠道、零售实现了一体化。

涂料招商代理店网上营销好：涂料加盟店的网络经销商，规模相对于实体经销商一般都较小，进入门槛低、经营成本低。借助于虚拟网络的便捷性，一个网络经销商在创业的初期所投入的资金、人员及各项费用(如启动资金、仓库及人员)要远远低于一个经营实体渠道的经销商。这刚好能够吸引那些不具备充足资金的创业人员担当起网络经销商的角色涂料招商代理店网上营销网上营销坏：涂料加盟店的网络经销商相较于实体经销商，是一个松散、不规则的群体，更容易导致渠道的冲突和难于管理。由于网络的隐蔽性与虚拟渠道的特性(没有区域的范畴与概念)，某些网络经销商为了争取更多的订单和引起消费者的注意，可以低价倾销、破坏市场秩序，从而堂尔皇之地破坏了企业的价格体系而没有办法监管，进而会对实体渠道的经销商带来很大的冲击。

在这个竞争激烈的市场上，创业者掌握正确的网上营销，那么创业者在经营这个项目的时候才会更加的得心应手。而环保涂料好神马可波罗漆则是从四个方面的内容对于涂料招商代理店的网上营销作出的详细内容的介绍，相信很多的创业者在通过本文的详细阅读以后，对于这个方面的问题一定是做到了心中有数吧!

第五篇：形势与政策——如何看待中国周边形势坏境

形势与政策——如何看待中国周边形势坏境

中国周边，顾名思义，就是我们的邻居，具体的，它包括六大“板块”，分别是中亚、南亚、东南亚、东北亚，以及西亚与南太平洋的部分地区。总体上来说，当前中国周边地区的多个国家政局动荡不定，多个地缘方向滋生乱局，周边不稳趋于常态化、持久化、复杂化与联动化。

中亚不稳以吉尔吉斯斯坦政局异动最为突出。2010年4月7日，吉尔吉斯斯坦政局发生突变，首都比什凯克爆发大规模反政府示威，在2005年靠所谓“颜色革命”上台的巴基耶夫政府被一举推翻，以奥通巴耶娃为首的反对派宣布成立临时政府，巴基耶夫先是逃往南方，后流亡国外，而临时政府也一直难以有效掌控巴基耶夫前总统具有传统影响的南方地区。

南亚则有多个国家政局剧烈动荡。阿富汗首当其冲，巴基斯坦紧随其后。美国奥巴马政府强力实施“阿富汗-巴基斯坦新战略”，大举增兵阿富汗，对巴基斯坦一再实施越境打恐，引发极端势力与恐怖组织强烈反弹，致使南亚恐怖袭击活动有增无减。

东南亚地区形势动荡体现在海洋方向上，尤其是南海形势更趋复杂，其中既有海盗活跃威胁海上通道安全，也有南海海洋权益争端加剧，包括岛礁主权争议、专属经济区划分冲突、海洋渔业与油气矿产资源矛盾等。

东北亚形势主要因韩国“天安号事件”而骤然紧张。在朝鲜半岛方向，韩国于5月20日公布“天安”号事件正式调查结果，认为导致2010年3月26日韩国海军“天安”号警戒舰爆炸沉没的原因，是遭到了朝鲜小型潜水艇发射的鱼雷攻击。

西亚动荡主要是“两伊问题”。伊拉克战争已爆发七年有余，美国扶植的伊拉克政府虽然渐已基本控制局面，美国也加快了从伊拉克“撤军”进程，但“基地”组织仍不时制造重大恐怖袭击活动，伊拉克安全形势难有根本好转。而伊拉克“大选”之后的新政府因为党派矛盾而一再“难产”，伊拉克政治前景也难以明朗。

在南太（平洋）地区，连政局一向平稳的澳大利亚居然也发生“政变”，陆克文总理因矿产资源税政策失误等严重影响其工党年底选情，陆克文迫于工党内部巨大压力提前辞职，吉拉德出任工党新党首并成为澳大利亚历史上第一位女总理，吉拉德于7月17日宣布将澳大利亚议会选举提前到8月21日举行。

由以上周边动荡事件看出，当前中国周边动荡呈现普遍化、常态化、复杂化乃至一定程度的联动化。其中又以一国内部的政局不稳居多，也有两国之间的冲突甚至对抗，还有大国强权的介入与角逐，不同类型的问题相互交织，传统与非传统安全挑战并存。

从周边国家国情分析，它们大部分属于发展中国家，少数属于发达国家。按其政治体制、所处社会发展阶段与“稳定程度”，也可大致分成“成熟民主国家”、“转型国家”与“问题国家”三大类。因此，政治经济社会问题与各种根深蒂固矛盾是周边国家政局动荡的根源或“内因” ；大国争夺激烈等其他因素催生也加剧了周边动荡。

周边形势动荡不安尤其是不少国家政局不稳，对中国带来复杂影响和挑战。周边乱局“外溢效应”直接危及中国的沿边经济发展与安全；邻国政局动荡、极端与恐怖势力猖獗严重威胁中国的海外利益；周边乱局为某些大国“介入”提供了可趁之机，大国加紧争夺中国周边将危害中国的地缘政治经济利益，中国的地缘战略依托受到侵蚀，中国崛起更将面临“龙困浅滩”的危险；中国与邻国的既有领土与海洋权益争端更趋复杂；周边乱局严重掣肘亚洲经济一体化，影响中国的周边区域合作政策实施与推进中国在周边的“大国责任”压力不断上升，周边外交“两难”困境加剧，“不干涉内政”原则备受冲击。

尽管周边动荡对中国构成了诸多严峻挑战，但如辩证地看，只要我们准确“把脉”周边乱局并“对症下药”，应对得当并主动作为，上述挑战也可被转化成提升中国周边外交能力、增强中国对周边地区影响力的难得战略机遇。

为了把挑战转化为难得的战略机遇，周边外交与“周边工作”具有“无比重要性”。要以“大周边战略”为方向，远近结合、稳步拓展。大力强化“周边是首要”与“维稳”、“维权”并举的意识，集中精力、加大投入、专注周边，科学研判、及时反应、积极引导。适时制定“大周边战略”，拓展中国周边的内涵与外延，“做深、做实”周边工作周边地缘战略坚持“东西兼顾”、“陆海并举”和“传统与非传统安全统筹”方针，妥善兼顾地缘“西线”与“东线”，同步开拓“陆权”与 “海权”，统筹应对传统与非传统安全挑战。针对周边国家政局动荡的“三种情形”，对症下药，强化危机管控，维护正当权益。有效应对大国地缘角逐，夯实地缘战略依托。与时俱进、调整与发展“不干涉内政”原则，有效应对周边乱局。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确保周边总体和平稳定，坚决捍卫中国沿边地区的安全与发展。

面对当前中国周边地区动荡加剧的态势；面对周边动荡加剧对中国构成诸多严峻挑战，中国应通过积极、有效、妥善应对周边不稳，严密关注与持续跟踪，加快制定“大周边战略”，对周边乱局既要分门别类，又要统筹应对.这样才能为自身持续与完全崛起营造更加有利的周边环境，也为周边的和平稳定与世界的和平发展作出应有的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