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发言实录全文

第一篇：张维迎发言实录全文

张维迎发言实录全文：

收到邀请，非常荣幸，其实觉得没有什么特别好讲的。前几天在社科院也开过一个会，中国国内市场潜力有多大？这是我们下一步很重要的问题。

我们知道过去一百几十年里有两次大的全球化，第一次从1870年到1913年，第二次应该从二战之后和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之后的变化。应该说这两次全球化对中国的影响很不一样，第一次全球化中国是最大的受害国，第二次全球化中国是最大的收益国，主要表现在很好地利用国际市场发展经济。

中国在过去30年里边，平均而言，我们每年出口的增长是GDP增长的1.5倍，如果按照不变价算的话。到2008年的时候，中国的出口是1978年的553倍，GDP是83倍，也就是累积起来出口增长是GDP的6倍多，导致的一锅是，中国出口占GDP的比重达到了37％，在全世界十大经济体当中，只有德国超过中国，其他的国家远远低于中国，美国只有84％，日本16.3％，英国是15.7％，法国是21.6％，意大利是23.4％，西班牙是7.4％，加拿大是29.2％，巴西12.2％，只有德国是39.9％，它的出口占GDP的比重高于中国两个百分点。

这么大的国家，出口占到GDP的比重如此之高，本身就有一点难以想象。我想刚才几位演讲人都谈到这一点，但是不管怎么样讲，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中国未来一轮经济增长不可能再继续过去三十年特别是最近二十来年高速出口导向，未来可能是能够保持出口与GDP同步增长，我觉得已经是非常了不起了，更不要讲我们要像过去每年出口二十几的速度，高于GDP的1.5倍。牵扯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中国国内市场潜质有多大？第一个就是经济规模。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每一个当成一个独立的经济体，或者当成一个独立的国家来看，我们可以排序来看，中国GDP的排序广东第一，山东第二，江苏第三。和世界经济体进行排名，非常有意思的的概念，日本按照世界作为一个国家来排的话，广东排在世界第18位，广州GDP落后第17位土耳其，相当于土耳其的67％，广东的GDP大于波兰、印度尼西亚、比利时、瑞典、瑞士、沙特。山东和江苏，大于挪威、奥地利、伊朗、希腊、丹麦、阿根廷。爱尔兰、南非、河南第五位，GDP大于芬兰、葡萄牙、哥伦比亚，河北第六位，GDP大于捷克、香港、尼日利亚，上海第七位，辽宁第八位，GDP大于罗马尼亚、以色列、马来西亚，大于新加坡、乌克兰和智力。湖北的GDP大于巴基斯坦、菲律宾，湖南的GDP大于联合国联合酋长国、埃及，福建GDP大于匈牙利，西藏的GDP大于蒙古，这是从经济规模来看。

另外从人口来看，两百年前英国崛起十个亿，占2％，一百年前美国崛起的时候世界人口16亿，美国将近九千万，占5.8％，现在世界有68亿人口，中国是13亿将近14亿，我们是一百年前美国崛起时，我们人口差不多，两百年英国崛起的时候我们人口比它还要大，大1.3倍。

中国好多省在国家排人口规模相当大的，第一大人口是中国、印度、美国、印尼，广州的GDP大于印尼，印尼是世界第四大人口国，我们看到大的国家，人口规模都比中国的省要小。西藏也是我们中国人口最小的省，但是它的人口刚好大于蒙古。

这两组数据我想告诉很简单的一个意思，我们好好考虑一下，中国的潜力本身有多大？如果中国本身就是一个世界，中国本身就是一个全球，中国的各个地区之间，如此巨大的差异，相互之间发展贸易潜力有多大？国际贸易和国内贸易唯一差的就是主权引起的交易成本的不同，可能需要护照，需要关税、过关，还有很多非关税的限制等，否则的话，国内贸易本身是没有什么大差异的。就像我们看到的欧盟在一体化，东亚要一体化，一体化无非就是说，把国际贸易和国内贸易一样。

很奇怪的是，中国在过去30年里边，国际贸易觉得比国内贸易交易成本还要低，这是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中国的问题究竟出现在哪儿？为什么同样的生意和外国企业做，费用、交易成本比中国国内还要低。当然就有一些硬的东西，好比说山东和南韩做生意，运输成本比东西运到西北要便宜，中国任何一点运输的时间和二十年前相比减少50％到三分之二，过去大体需要3天时间到达的地方，现在就要1天的时间或者1天半的时间，过去三个小时到达的地方现在需要一个小时或者一个半小时，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也就是说我们在开发国内贸易方面，我们面临的障碍不是过去30年前、20年前硬件的问题，仍然是软件的问题，有多少软件由于政府的政策法律导致的，有多少是企业行为方式导致的，这是需要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如果我们很好地发展，相互之间的交易贸易的话，由于国际贸易，不可能持续高增长带来的负面的东西，完全是有可能靠我们自己的努力，给弥补上的。

我说的这个和我们所说的扩大内需不是一个概念，扩大内需是宏观经济学的概念，消费、投资、出口，出口出不去了，就增加消费，我说的不是这个概念。相信市场的决策，消费不是人为做上去的，好多语言的错误，没有需求的话，储蓄在那儿，需求在那儿，如果不在那儿需求不会在那儿。更多是制度性和微观经济学的概念，怎么样给人民更多的自由，给企业更多的自由，使每个人每一个企业在中华大地可以自由做生意和自由迁移，包括城市化等，对未来的20、30年不应该有大的担忧。

233年前，在亚当斯密写《国富论》的时候，他就非常惊叹地写到，中国市场规模不亚于欧洲所有不同国家加在一起的规模，可惜的是，我们过去没有很好地发掘国内市场规模的优势，这是我们下一步需要完成的重要任务，谢谢大家！

第二篇：2011夏季达沃斯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张维迎发言实录

新浪财经讯 9月15日上午消息，以“关注增长质量，掌控经济格局”为主题的世界经济论坛2011年新领军者年会(即第五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于9月14-9月16日在大连举行，新浪财经进行全程直播报道。以下为中国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张维迎发言实录。

主持人田薇：很长的单子，最重要的问题，郭先生也谈到了，张教授请您解读一下，这么多的任务，哪些是最重要的，而所有这些任务似乎又是枝缠盘结的，都在一起，如何找到一个突破点？

张维迎：最重要的是改革本身。我简单评论几句，他讲到教育，讲得非常中肯，整个几十年的教育是失败的。这个失败，教育作为培养人，培养自主有创造性的人没有注意，培养有道德的人没有注意。如果所有的学校都取消了，包括连小学、大学全取消了，中国人的知识水平会大大降低，但中国人的道德水准会大大提升。这一点一直没有引起我们的注意，我们从小学开始，每一步走过来，都培养大家在说假话，这个实际上影响到我们的国民素质，现在讲到我们的很多企业，学校的信任没有的时候，没有真正反思这个问题。

其他方面，可能并不一定跟晓强主任的观点一样。规划和计划，过去60年没有什么成功的，如果看一下历史，看一下前5年，每年计划的财政收入的增长是10%左右，但是每年都增长20%、30%，你单年都计划不出来。从全世界的情况来看，计划这个东西基本就是一大批聪明的人干了一件傻事。当然现在对它给予这么多的希望，我想在中国的体制下是有道理的，因为中国仍然是政府在主导经济的发展。

针对这个计划有几个问题需要讲。第一个，我自己多次谈到，我们用的扩大内需是一个错误的概念，我们真正要做的是开发国内市场，因为扩大内需，经常会倒向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以为用刺激性的手段就可以把中国经济发展起来。而中国经济真正发展需要开放市场，开放市场要靠企业家精神，这个企业家精神是政府给不了的，是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给不了的。与此相关，需要创新，需要产业升级，需要创新，从历史看靠政府不可能创新的，我们很多产业政策实际上导致的后面变成寻租的政策，我们给某一个产。某一个技术有一些优惠，很多人编项目，编完以后，从我们国家政府那领了一大笔钱，几千万，几个亿，去干别的事。大家去调查，非常普遍的。

产业升级也是这样，我们叫唤多少年产业升级为什么做不起来？是我们没有真正依靠市场，依靠竞争。什么时候升级？这些企业生存不下去的时候，现有资产生存不下去的时候，就会升级。当然，要给它长远积极性，如果对未来，对明年、后年没有抱有希望，它也不会去升级。所有这些东西都需要改革，而目前的情况是我们“十二五”规划看硬指标多，而真正的改革这方面有强调，但是没措施。这是比较遗憾的一点。

主持人田薇：特别为今天到来的国际上的朋友解释一下，张教授在中国是非常著名的对市场的支持者，所以大家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他刚才的话。您刚才讲的五年计划可能作用不大，但是我昨天碰到一个法国朋友，他跟我说，因为法国从十多年前他们自己的五年计划就取消了，他说你们中国有五年计划真好，至少能修公路，由一个计划来进行基础建设，我们国家现在没有了。当然他并不代表法国政府的态度。

主持人田薇：今天的时间非常有限，但是在我们给大家提问的时间之前，还是请允许我最后问一个问题给张教授和王总编。一位从经济角度，一位从社会角度，昨天总理说了一句话，他说“如果通货膨胀同贪污腐败结合在一起，足以影响社会的稳定和人心的背向”。通货膨胀和贪污腐败无论是中国民众还是国际社会都是非常关注中国的话题，两位从各自的角度，和“十二五”计划相结合，非常简单地说一下。

张维迎：这个问题留给波明。刚才说到责任，中国对世界最大的责任是改革自己的体制，给中国公民更多的自由，是建立民主法制的社会，如果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的话，从全世界和人类共同角度来讲始终是重大的忧患。要改革，机构的问题非常重要。1982年建立了国家体改委，目的是改革计委，改掉计委，到1998年体改委改成体改办，2003年，体改委反到

被计委吃掉了，就是现在的发改委。自体改委消失之后，中国的改革速度大大减缓，最后停滞以至于倒退。所以我要强调的是，要真正启动改革，恢复一个体改委或者类似体改委的组织是非常重要的。体改委在那个时候不是体改委的人本身多么地聪明，多么地积极，而是他的工作，任何部门提出的改革方案，最后都要经过体改委认可之后，才能得到最高领导的批准。现在的情况是任何一个部门提出一个方案，没有任何的跟它辩论的机关，没有一个驳回的机关，这样的话名义上进行了改革，各部门经常打着改革的旗号，实际上干着反改革的勾当。这个是非常重要，不是我的新观点，我已经呼吁很多年了，一句话，要中国启动改革，就要恢复类似体改委这样的组织。同时现在发改委的权利真的太大了，对发改委本身也不好。提问：你好，我是来自中国报道的记者，我叫孙玲(音)。

现在经济衰落情况下，中小企业受到的冲击很大，现在在生产成本提高、贷款很难的情况下，发改委和银行将会有哪些措施激发中小企业的发展活力？谢谢！

张维迎：我再补充一点，大家只看到大与小，中国很多是国与民，中国大部分是民营企业，它们贷款难不仅因为他们小，或因为他们中，而是还因为他们民。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如果国有企业都变成民营企业，我想中小企业贷款的难度就会大大降低。

主持人：美国也有中小企业贷款难度？

张维迎：是这样，但是不像中国这么难。

2011年夏季达沃斯论坛于9月14日-16日在大连举行。作为本届达沃斯的参会嘉宾，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教授张维迎无疑是最吸引眼球的一位学界人士，论坛期间，他屡屡以惊人之语阐述市场经济理念。

也许这些言论对于张维迎这样一位精通市场经济精髓的人来说属于基本常识，但是在全球金融危机不断扩散，各国政府通过救市等措施不断的扩展自己权力，凯恩斯主义重新盛行，国内经济面临国进民退的大背景下，张维迎的如此不遗余力的频频发声，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对目前状况的焦虑。

本报对张维迎在2011年夏季达沃斯上的言论做了部分摘录，以飨读者。

很多错误政策，都是我们的无知造成的。当年搞计划经济就是无知的表现，当然现在继续搞计划经济，很大程度上是无耻的表现。

土地应该私有化，这样可以真正保证农民利益，现在的土地交易中充满了强盗逻辑。我没看到土地私有化有任何弊端，或许唯一的弊端就是政府权力减少了。

国家利益只是一个说辞，真正的国家利益是民众利益。

中国目前的贫富差距拉大，其中最不合理的差距是由于特权和政府对资源的垄断导致。

政府搞那么多经济开发区，本身就是笑话，最好的政策是全中国都是经济开发区。

应该把开征新税种的权力和任何对税进行调整的权力，交由全国人大。民主政治和

法治社会的重要内容，甚至说是前提条件，是对政府征税能力的约束。

并非每一次经济危机都会伴随国进民退。1929年大萧条与2009年危机都导致了政府干预增加，但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带来的是市场力量加强，因为当时大家正确认识到危机发生是因为政府干预太多。

西方国家与中国一样，都面临并需要反思监管过度的问题。美国政府对市场最大的干预是中央银行制度，政府对货币垄断。监管过度的表现往往就是监管不足，因为监管过度就会导致各种问题，大众就会认为出现问题的原因是监管不足，一个监管会创造出另一个监管的需要。

温总理所说“中国已是全面开放的市场经济国家”，他说的是未来的希望。

发展市场经济与公有制主体地位，逻辑上是矛盾的，但非逻辑的力量有时候更强大。

如果国有企业继续这样庞大下去，中小企业就没有出路；如果中国经济继续在去市场化的道路上前进，中国经济会有更大麻烦。

将国有资产分给老百姓，阻力一个是利益问题，一个是认识问题，其实从国有部门得到好处的只是少数人。中国还有一个阻力，是主流意识形态的原因。

现在物价上涨的主要原因是2009年过度刺激政策导致。

规划和计划，过去60年没有什么成功的。看一下前5年，每年计划的财政收入的增长是10%左右，但是每年都增长20%-30%，你单年都计划不出来。从全世界情况看，计划这个东西基本就是一个大批聪明的人干了一件傻事。

民间借贷对中国经济的作用总体是正面的。民间借贷出现的主要原因是政府对金融管得过死，如果政府能够放松对金融的控制，允许自由行办银行和自由签订合同，地下钱庄就会消失。

关于中国国际收支双顺差、人民币升值压力大、内外失衡、通胀明显的问题，我的方法是自由化。

第三篇：张维迎谈金融危机

张维迎：彻底埋葬凯恩斯主义

理解危机可能比简单出对策更重要

世界充满了不确定性。这是一句老话，但今天说起来更让我们刻骨铭心。一年半前，中国企业家对中国经济景气的信心指数达到8年以来的最高点；即使到2008年初，企业家信心指数仍然处于8年以来的最高点之列。但到年底，这一信心指数掉到了8年来的最低点，而且远低于过8年的任何时候。中国经济学家的信心指数也类似。不过，调查数据表明，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信心的滑坡比中国企业家早了一个季度。今天，无论中国企业家还是中国经济学家，都很难再有一年前的乐观情绪！

企业家信心的变化确实是中国经济景气变化的真实写照。过去12个月，中国工业增加值指数的变化有两个主要特征。第一个特征，增长速度下滑非常快，好像所有企业在同时犯错误；第二个特征，重工业的下滑速度远大于轻工业，也就是生产资料工业的波动远远大于消费资料的波动。这两个特点也是所有经济萧条的主要的特征。应该说，我们的经济已经进入了一个艰难时期，或者出现了增长衰退。

中国经济的变化是世界经济变化的一个缩影，尽管我们的问题出现的晚一些。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中国经济什么时候能够走出低谷？底部在哪里？有人说是V型，有人说是U型，也有人说是W型。最悲观的说法是L型。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理解，为什么会发生这次世界性的经济大衰退？对这个问题可能有不同的回答。但是我想，最根本的问题是：这次危机是根源于市场的失败，还是政府的失败。换一句话说，究竟是看不见的手出了问题，还是看得见的手出了问题？对造成目前局面的不同理解和回答，也自然导致政策上的不同选择。而且，不仅关系到我们的政策选择，还关系到未来走向什么样的经济体制，也关系到经济学的未来走向。

西方经济学界一般把市场的信仰划分为四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就是对市场经济经济没有任何信仰，不相信市场经济，这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第二个层次是怀疑主义，摇摆不定，有时候信，有时候不信，这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也就是主张政府干预主义的经济学；第三个层次是对市场经济非常信仰，但是也认为，必要的时候，政府应该介入市场，这是芝加哥学派。弗里德曼就认为，经济萧条时期政府应采取积极的货币政策让经济走出低谷；第四个层次是对市场坚定不移，完全信仰，这是以米塞斯和哈耶克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但这一学派当今的代表人物主要在美国。

有人把这次经济危机归结于市场失灵，特别是经济自由化导致的结果。确实，危机出现后，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干预政策已经开始在全世界大行其道。但事实和逻辑分析表明，这次危机与其说是市场的失败，不如说是政府政策的失败；与其说是企业界人事太贪婪，不如说是主管货币的政府官员决策失误。在我看来，这次危机也许是复活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和彻底埋葬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机会

重温奥地利学派对大萧条的解释

让我们回顾一下80年前发生的那次大危机。这次危机发生的背景虽然与那次危机有所不同，特别是经济全球化和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但也确实有许多相似的特征：危机之前，一方面，技术创新，生产率提升，经济高速增长，价格水平稳定甚至下降，似乎一切正常；另一方面，银行信贷持续扩展，流动性过剩，贷款利率低，固定资产投资强劲，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泡沫严重，似乎难以持续。1990年代开始的日本经济的长期萧条和1990年代后期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前都有类似的特征。

1929年---1933年那场世界性的经济大萧条，有人预测到了吗？有，有两个人，而且只有两个人，尽管他们没有指出准确时间。这两个人一个叫米塞斯，另一个人叫哈耶克，他们都是奥地利经济学派的领军人物，哈耶克曾获得过197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们之所以能

预测到1929年的经济危机，是因为有一整套更为科学的商业周期理论。根据他们的理论，20年代美联储实行持续的扩展性货币政策，利率定得非常低，信贷规模膨胀，最后的结果必然导致大危机，大萧条。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利率过低会扭曲资源配置信号，企业家就开始投资一些原本不该投资的项目，特别是一些重工业、房地产等资金密集型产业，它们对利率的反应非常敏感。流动性过剩导致的股票市场泡沫会进一步助长固定资产投资热潮，导致投资过度扩张。越来越大的投资需求导致原材料价格和工资的相应上涨，投资成本上升，最后证明原来的投资是无利可图的。当政府没有办法如之前那样继续实行扩张性政策时，股票和地产泡沫破灭，原来的资金沉淀在不可变现的固定资产（如厂房和地产）中，资金突然不足，投资项目纷纷下马，大萧条由此发生。在米塞斯和哈耶克他们看来，任何一个经济中，人为造成的繁荣一定会伴随一个大衰退。大繁荣和大衰退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他们的理论也告诉我们，判断经济是否过热，不能只看价格水平是否上涨，而主要应该看利率水平和信贷扩张，因为从信贷扩张到价格水平的上涨有一个时差，当等到通货膨胀发生时，萧条就到来了！

与米塞斯和哈耶克不同，凯恩斯认为，大萧条是由有效需求不足导致的，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是居民储蓄太多，而企业对未来太悲观，不愿意投资！

1929—1933年的大危机造就了凯恩斯经济学。在大危机之后的30年代，奥地利学派和凯恩斯主义都有可能成为经济学的主流，但奥地利学派被边缘化了，凯恩斯主义获得了主流地位，统治了经济世界几十年，一直到80年代才被人们所怀疑。为什么凯恩斯主义能够成为主流？简单的说就是，凯恩斯主义为政府干预经济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理论依据：需求不足，市场失灵，解决的办法就是政府去介入市场，增加需求，从而使经济从萧条中走出来。而奥地利学派认为，萧条是市场自身调整的必然过程，有助于释放经济中已经存在的问题，政府干预只能使问题更糟。事实上，如果不是胡佛政府的干预（包括扩大公共投资，限制工资下调，贸易保护主义法律等），那次危机不会持续那么长时间。所以，政府特别喜欢凯恩斯主义。当然，经济学家很多也有喜欢凯恩斯主义，因为，如果凯恩斯主义是对的，政府就会为经济学家创造很多就业机会。如果说奥地利学派是对的，经济学家在政府就没事干了。因为他们主张不干预，市场会自身调整。经济学家也是利益中人，凯恩斯主义能够大行其道，我想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有了这个背景，我们看一下，格林斯潘在1966年写的《黄金与经济自由》一中对30年代那次经济危机的解释。他说：当商业活动发生轻度震荡时，美联储印制更多的票据储备，以防任何可能出现的银行储备短缺问题。美联储虽然获得了胜利，但在此过程中，它几乎摧毁了整个世界经济，美联储在经济体制中所创造的过量信用被股票市场吸收，从而刺激了投资行为，并产生了一次荒谬的繁荣。美联储曾试图吸收那些多余的储备，希望最终成功地压制投资所带来的繁荣，但太迟了，投机所带来的不平衡极大的抑制了美联储的紧缩尝试，并最终导致商业信心的丧失。结果，美国经济崩溃了。

格林斯潘40多年前对大萧条的上述解释与哈耶克80年前的解释如出一辙。遗憾的是，几十年之后，格林斯潘的行为可能跟他批评的当年美联储的行为并没有多大区别。当政者与在野者其行为方式会发生很大的不同。

这次危机的根源在哪里

我们再看我们现在面对的这次经济危机。有没有人预测过这次危机？其实也有。有一个人叫做Peter Schiff的学者型投资家，在2006年，甚至更早的时候，他就预测到次贷危机很快会发生，美国经济会因此进入大萧条、大崩溃的阶段。同一年，国际清算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William White撰文认为，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将要发生。另外，美国米塞斯研究所的经济学家Krassmir Petrov2004年就写了一篇文章，将当时的中国经济与1920年代的美国经济的情形进行对比后，预测2008年之后中国会出现大萧条。这三位经济学家都被认为是奥地

利学派经济学家或其拥护者，他们分析经济的理论框架来自哈耶克的商业周期理论。Wlliam White认为，就分析当前全球经济问题而言，奥地利学派的理论更为适用。当然，也有非奥地利学派的学者提出过类似的警告。

在我看来，这次危机的根源和1929年那次危机没有什么大的区别。美联储实行持续的低利率政策和信贷扩张，市场信号扭曲，原本不该借钱的人都开始借钱，原本不该买房子的人都开始买房子，原本不该投资的项目开始投资，由此，房地产泡沫和股票泡沫急剧膨胀。次贷危机就是因为在低利率和房地产泡沫的诱惑下，不该借钱买房的人借钱买房，但它是导火线，不是经济危机的根源。当利率信号被政府扭曲之后，无论金融资产还是实物资产，定价机制都失灵，比如，股票的市盈率不再是判断股票价格合理与否的合适指标，因为利润本身是扭曲的。利润是扭曲的，因为产品价格是扭曲。这与放松金融管制无关。

还有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政府对房地产市场的贷款担保。中国之所以愿意买几千亿的房地美和房利美“两房”债券，把钱大方地借给他们，因为这是两个政府担保的机构。如果政府不做担保，我们不会把钱借给他们。政府担保之后，放款人不再担心借款人的资信好坏和还款能力，借款人知道被担保之后也就开始放心借钱。这是政府政策导致的道德风险行为，也是东南亚经济危机发生的主要原因之一。

但是，另一方面，这次危机与1929年的危机有很大的一个不同。那时的中国是一个很小的经济体，但现在已今非昔比。这一点是我们理解今天的经济危机必须要加进去的元素。不能理解中国经济就无法完整解释这次危机的原因；不能理解中国在世界中的地位，也就没有办法走出这次危机。

国际上有一些观点认为，这次危机是中国导致的。因为中国人不花钱就促使美国人花钱。这种观点当然是不对的，正如我们不能把东南亚的经济危机归结于美国的债权人一样。但他们提出的问题值得我们思考，而不是情绪化的反击。中国的贸易顺差对GDP的比例达到7%—8%；外汇储备，1996年1000亿，2001年2000亿，2006年10000亿，2008年达到了19500亿。国际经济体系当中，一国外汇储备如此快速的上升会给全球经济带来怎样的影响呢？假如五年前危机爆发会像今天这么严重吗？我想不会，美国人要想多花钱也花不了那么多，因为没有人给他提供。如果我们的金融体制更自由一些，我们在五年前实现汇率自由浮动，人民币的升值就会给中国企业及时敲响警钟，会让我们的企业家注意提升自己的产品质量，而不是一味的用廉价劳动力和廉价资源搞出口，我们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外贸顺差，也不会有那么多的外汇储备，中国的货币供给增长也就不会那么快，投资规模也就不会那么大，即使美国经济出问题了，我们自己面临的困难也不会这么大！

经济危机一定的多方面行为的结果。放款的人，借款的人，都有责任，这两方面离开任何一方也不行。根本的问题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样的行为方式。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困难，与其说是美国金融体制太自由造成的，不如说是中国金融体制太不自由。无论那方面，都与“看得的手”的失误有关。

政府救市，还是自由调整

经济出了问题，人们通常会求助于政府，政府也认为自己责无旁贷。

让政府通过增加信贷和扩大需求的办法把经济从萧条当中挽救出来，有没有可能呢？我抱怀疑态度。1929年危机为什么拖了那么长时间？就是因为危机开始后政府干预太多了。现在有人讲是罗斯福1933年的新政挽救了美国经济，其实罗斯福没有多少新政，罗斯福的政策在他的前任胡佛手里都早已开始实施了。现有的大量证据证明，美国政府加大公共工程投资，提高关税，限制工资的调整，都是在罗斯福上任之前进行的，所以导致了失败。根据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的研究，正是政府的救市措施延缓了市场的自身调整，使萧条持续了更长时间。1990年后日本政府的救市政策的失败也说明这一点，零利率政策和大量的公共投资并没有把日本从萧条中解救出来。

我们今天的救市能不能成功呢？我想也可能会有短期效果。但解决问题最好的办法是什么？是市场自身的调整，政府救市的结果可能延缓了市场的调整。打一个比方，现在的经济就像一个吸毒病人，医生却给吸毒病人开的药方是吗啡，最后的结果可能会使问题更严重。过度的投资，可能用不了多久，经济又会掉下来，可能掉得更惨。

以房地产为例，我同意取消房地产市场上所有提高交易成本的政策和规定，让市场更好的发挥作用，但仅此而已，我不同意政府去救市。只要交易自由了，该掉到什么价位就掉到什么价位，政府不应该干预。如果现在政府老想托市，本来一平米应该是5000块，如果我们非要维持在6000块，看起来掉不下去，但始终没有人买房，房地产市场不可能发展。反之，如果我们让它一下子掉到底，掉到5000甚至3000，房地产市场会很快活跃起来。不仅是房地产，在所有的行业，都是同一个道理。

政府对破产企业的拯救不仅扭曲了市场的惩罚机制，延缓了结构调整，而且常常把小问题变成大问题，因为政府只解决大问题不解决小问题。政府的拯救措施也降低了企业界自救的积极性，导致更多的投资行为和更多的坏帐。政府投入的资金越多，资金越短缺。

现在，各国政府搞的都是凯恩斯主义的一套：刺激需求。但这在理论上是讲不通的。既然我们认为危机是由于美国人的过度消费和中国人过度投资引起的，怎么有可能通过进一步刺激消费和投资解决危机呢？

有人说中国人只赚钱不花钱，储蓄率太高。但事实上，在过去的十几年里，中国家庭储蓄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是降低的，从1996年的30%以上下降到2000年的25%左右，之后没有大的变化；中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1996年是20%，到2000年只有15%，2005年是16%，远低于印度的22%。当然，中国的储蓄率确实是世界上最高的，但主要原因是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高，而不是家庭的储蓄率太高。企业储蓄高有一些是合理的，但也有一些是不合理。国有企业为什么有那么大的投资？因为对他们而言，赚了钱不需要分红，不需要交给政府和家庭，资金成本等于零，甚至是负的（如果预期花不完的钱将来会被上收的话），不投白不投！一方面是无效的投资，另一方面，居民却没钱花。这才是中国的现实。

中国统计年鉴分别计算了消费、投资和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一些评论家也经常引用这个数据。但这个统计数据很让人费解。如果按这个统计数据对过去30年的GDP增长做个回归，我们发现，“消费贡献率”和“出口贡献率”与GDP的增长率负相关，只有“投资贡献率”与GDP增长率正相关。也就是说，消费和出口的“贡献率”越大，GDP增长越低；投资的“贡献率”越大，GDP的增长率越高。那么，为了GDP的增长，我们究竟应该是刺激消费、刺激出口还是刺激投资？

这个问题说明，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经济学提供不了我们解决问题的答案。我们要知道，推动经济增长的是生产，是供给，而不是需求；是供给创造需求，而不是需求创造供给。如果刺激需求就可以发展经济，我们早就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并没有告诉我们怎样刺激需求，但是之后中国经济有了新飞跃。为什么？因为邓小平扩大了个人选择的自由，个人有了创业机会，可以经商做企业，经济自然就开始增长。这个思想对我们今天仍然是可用的。所以，我们应该像奥地利主张的那样，通过产权制度和激励制度的改进刺激生产，而不是刺激需求，把储蓄看成罪恶。这可能是最好的选择。让居民增加消费的唯一办法就是收入增长，收入增长了，消费自然就会提高。

尽早尽快地释放民间活力

我想提几个具体的建议：

第一、进一步实现市场化的改革，解放生产力。只有市场化的改革，打破垄断，全

面放开市场准入，进一步减少行政审批，让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外资企业

进行自由、平等的竞争，才有可能释放中国经济的活力，让企业家对未来充

满信心。要刺激投资的话，主要应该刺激民营企业的投资，而不是国有企业的无效率投资。

第二、第二、进一步实行金融体制改革，特别是汇率市场化改革。如果我们早几年

实行汇率改革的话，危机可能不会那么严重。反过来说，如果不改，我们很

难走出低谷。汇率的改革其实在1997年的时候就准备开始，但是亚洲金融

危机使我们变得过分谨慎，认为外汇储备拿在手里就安全，不敢继续前进，一拖就是十几年。现在看来，过多的外汇储备和过少的外汇储备一样有害

推进劳动力市场的改革。判断一个政策的好坏，不是看它的目的高尚不高尚，而是看这个政策的效果。我们说一个政策不好，就是这个政策的效果与目标

背道而驰。劳动合同法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新的劳动合同法的目的是保护

劳动者的利益，但受损害最大的恰恰是普通工人和准备寻找工作的农民，因

为它大大减少了就业机会。劳动合同法对经济的伤害不仅仅是成本，也有对

企业文化的伤害。现在，企业管人越来越难管了，又要变成过去“干的不如

看的，看的不如捣乱的”。所以，我建议果断停止执行新的劳动合同法中限

制合同自由的条款，让劳动合约更自由。

第四，国家财富向国民转让。经济学是研究国民财富的（wealth of nation），而不是研究国家财富的（wealth of state）。我们国家，现在有太多的财富集中在政府手里，而不是国民手里。我想，可以利用这次危机推动国家财富向国民财富转移。

首先，要考虑实行减税，特别是增值税，英国已经降到15%了，中国也要降。我不主张搞歧视性的优惠和优待，因为那样只能导致腐败和造假。要降就一起降，包括公司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减税不是简单的收入再分配问题，而是通过调动积极性增加国民财富总量的问题。税率降低了，政府的总收入反到可能增加

其次，应将国有企业股票一部分分给老百姓。陈志武、谢国忠等人曾提出过类似的建议，我完全同意。国有上市公司的股票，予以打包，拿出一部分分给老百姓，让老百姓参与资本收入分配。现在中央控制的上市企业的资产价值是15万亿左右，政府持有70%—80%，如果我们拿出40%就是6万亿。我不是你一个鸡蛋，而是给一个会下蛋的母鸡。如果省级和市级政府也能把自己控制的企业的股份的一部分分给当地的居民，就有很大的财富效应，有助于增加消费。这样做不会影响政府的控制权，因为政府仍然是最大的股东。这样做也不会导致俄罗斯证券私有化导致的财富分配的不公平，因为分在手的股票是有市场价码的，持有人很清楚，可以公平交易，不可能被少数人廉价收购。相反，我们可以利用国有股的分配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如果根据收入水平来分配财富，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农村人给2份，城里人给1份；富人给1份，穷人给2份。当然，具体的操作程序还要仔细研究，但我的意思是说，现在这个时候，应该拿出国家财富的一部分给老百姓。短期来讲，这可以带来财富效应，刺激消费。因为人们有了财产才敢消费；长期来讲，可以降低国家和政府的经营压力，可以大大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危机与大国崛起

我还想强调，企业自身也要进行调整。该破的破，该卖的卖。这样的话，危机之后，经过产业整合，可以出现规模较大，国际竞争力较强的大企业。我相信，这次危机后，无论在哪个行业，都会使产业结构、企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

企业要有自己的核心能力。没有核心能力，这次危机逃过去，下次还会出问题。我在调查中发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国外一些大企业，OEM不是直接交给中国企业，而是通过中间商转包。为什么？中国企业的信息化太差，交给他制造的东西没有办法监控。如果我们中国的企业信息化程度提高了，人家就会更信任，很多单子就会直接交给我们去做。这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但是关系到我们的核心竞争力。当然，最终还是要有自主品牌。这次危机当中凡是有自主品牌的企业遇到的困难就比没有品牌完成OEM的企第三、业要小，我想这也是一个教训。

作为中国人，我们不必那么悲观。中国经济的潜力还远没有释放出来。1929年大危机之后，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经济强国，也许这一次大萧条，就是中国的机会。1929年之前，英国是经济强国，英镑是国际储备货币，但英国是债务国，美国借钱给英国，因为英国要维持他的帝国只好从美国借钱。今天，美国是经济强国，中国是正在崛起的大国，中国借钱给美国。也许1929年危机之后世界格局的变化能够在2009年危机之后再次出现。再过二十年、三十年，哪怕五十年，中国也许会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次危机对于中国可能也是一个好的机会。所有大国的崛起都是某种机会造就的。

当然，这需要我们自己努力，需要我们继续推进市场化的方向的改革！

第四篇：张维迎谈创新

张维迎：自由竞争与产权保护对创新最重要

4月8日到4月11日，以“亚洲的新未来，寻找和释放新的发展动力”为主题的博鳌亚洲论坛2014年年会在海南博鳌召开。腾讯财经对论坛进行全程报道。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称我们要说什么对创新重要？就两条：第一，自由竞争；第二，有效的产权保护。

当张维迎被问到中国有望缩小跟美国科技、创新方面的差距需要多少年时，张维迎预测在目前体制下不要有太多指望。

以下为张维迎发言实录：

张维迎：我没有多大的分歧。我觉得尽管中国有个别企业有创新，但是整体来讲中国企业创新能力不够。主要的因素是我们的体制，我们要说什么对创新重要？ 就两条：第一，自由竞争。第二，有效的产权保护。

政府不应该关心创新，创新是企业家的事，政府关心创新就会制定很多政策，压制住企业的激励机制。中国制定很多产业政策，给很多补贴，使很多企业学坏了，他就整天想办法申请政府补贴，并不真正的创新。

这个是非常不好的。中国需要使得企业家对未来充满信心，一般来讲创新是一个没法预测的，现在很多产业政策、政府政策老想批准哪一种创新有前途。

没有任何一种创新特别是重大创新是一般人看出来的，只有少数人能够想到，但是他要冒很大的险，最后由市场说了算，这才叫创新。

如果事先都能知道成不成功的东西，不能叫创新。创新是高度不确定，只能留给市场，政府任何的干预只能导致人们去寻租，特别在中国的情况下，我想中国的企业家好多对未来没有一个稳定的预期，所以他们更喜欢套利，赚短平快的钱，我不是否定高总，我们确实有些企业很优秀，但是总体而言，无论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我觉得考虑三年、五年后事的人不是很多。

像我们现在民营企业方面，我们看一下中国最优秀的人聚集在哪一个行业？比如房地产行业聚集了很多中国优秀企业家，我指他们素质很优秀。他为什么要到房地产行业来？其实很简单，中国房地产行业里面利润是比较高的，高的原因就是我们的土地制度所导致的。

另外我们看到中国的大量利润流向金融行业，像去年几家银行利润就达到上市公司将近一半，这些都是不合理的政府管制导致的，这就一定会扭曲企业家创新激励机制，不利于创新。

其实创新很简单，给人资源，给每个企业家自由，使他有安全感，他做好就成功的，做坏了就完蛋了。

利润他拿，风险他担，我们这样就有足够的创新动力了。

最后主持人提问五位嘉宾这样一个问题，很多经济学家预测2020、2030年中国可能成为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GDP，跟我们今晚晚 上讨论主题有关的，我问各位您认为需要多少年，中国有望缩小跟美国科技、创新方面的差距？是10年、20年、100年或者还是需要1000年。大家给一个数字，不需要解释。跟美

国一样成为创新大国。

陈志武：跟张维迎差不多的判断吧。但是有一点，在目前体制下我觉得不要有太多指望。

张维迎：我估计我活不了150年。

主持人：请问你能活多少年？

张维迎：我活着的时候没戏。

第五篇：听张维迎教授

听张维迎教授《中国经济增长和体制改革的前景》讲座的分享

本人心得，转载请说明。

前几天就收到学会王老师的短信，告知张维迎教授要回西安做报告，作为西大的校友，自然是感到非常高兴和自豪，一定要前去聆听。于是周末早早起来，直奔丈八宾馆，到了礼堂一看，座无虚席，看来慕名前来的听众不少啊。

作为曾经的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院长，现在的经济学家，身份的转变很是令人羡慕的。意味着从体制内的官转变为可以自由做学问的学者，中国太缺少这样的自由职业经济学家了。人作为社会的人，不可能脱离其经济基础，所以如果是体制内的教授，与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体制约束的学者而言，所谈的看法必定还是有很大的差异的。

张教授谈到中国的政治家与官僚是两类人，那么目前中国的改革到了这一步，政治家只能出自官僚，而当官与做事完全是两个概念。

如果说中国的改革是成功的，也应该很清楚的意识到仅仅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那么下来改革的深入就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不改革，那么经济体制改革取得的成果能保持多久就值得怀疑。因此，无论是企业家还是个人，都应该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做好迎接改革的思想准备。所谓的既得利益者更应该意识到这一点，积极转变思路，使自己在下一改革里能够充当起领导者的角色，从而更好的稳定自己的既得利益。

思想的火花闪烁在礼堂，不由得想起10几年前上大学时，老师就在讲的权利的寻租现象，现在我们还在呼吁要把权力关进笼子里，可见改革的道路有多么漫长，时间这把利剑也无法快快削掉前进的肌瘤和障碍。

回来在车上，我们还在讨论这个话题，老公忽然给出一个观点，其实中国35年的改革成果就是对农民的成功改革。从最初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允许农民脱离土地进城打工，把8亿农民从土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了，成为低廉的劳动力，为中国经济的增长做出了极大额的贡献。在这个过程中，涌现出了大批有才能的人，抓住改革的机遇先富起来了，例如王石、史玉柱等。

下一轮额改革肯定要对经济降温，也就是说10年内维持7%的增长速度，保证既有经济改革的成果，而在政治体制上会加大私有化的步伐，巩固执政党的地位。

期待祖国的繁荣，期待民主的昌盛，期待法治的健全，期待你我的财产界定更清晰。与各位分享讲座和我自己的部分观点，欢迎质疑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