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是未来中国成长最主要障碍(张维迎)（范文模版）

第一篇：国企是未来中国成长最主要障碍(张维迎)（范文模版）

国企是未来中国成长最主要障碍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原院长、教授张维迎

谈宏观经济管理，我想今天有一些误导，一谈到宏观经济管理就认为是货币政策，就是财政政策，就是我们应该用宽松一点的货币政策，还是紧一点的货币政策，就是政府应该花多少钱？我觉得真正的宏观经济管理，应该是创造一个好的制度环境，在这个制度环境下，每个人都有积极性努力的生产，努力的工作，都有积极性创新，企业家精神能够更有效的发挥，资源能够流向最有效的部门，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想最好的宏观经济政策不是说政府花钱的政策，而是政府应该尽量少花钱的政策，我们很少看到政府花钱能花的有效率的，我想未来几年，中国来讲，最重要的三件事情在经济领域要做好，世界银行经济报告提出的建议；第一个要做的事情是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我们很难想象在一个国有企业占到如此大的比重，如此重要的地位的情况下，中国能够进入真正的资产经济，国有企业已经成为未来中国进一步成长的一个最主要的障碍之一。未来，我希望在5—10年内国有企业的比重应该占到10%左右。这件事情本身并不难，它只是一个下政治决心的问题，不存在任何技术性的困难，因为大量国有企业，尤其中央的国有企业都已经上市，他们的股票都有价格，我们政府可以通过市场转让这些股份到非国有部门和个人，也可以通过像英国那样半转让、半赠送的办法分给普通的老百姓，我想如果这个步骤采取之后，中国居民的财富就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大的增长。这一部分也带来了一个对国内市场的推动，更重要的使我们整个资产，包括金融资产就可以得到更为合理的利用，我们在企业就不存在像现在我们大量的优惠的待遇都走向国有企业，很多私营企业，不能够平等的享受到这种资产，特别是银行的贷款。这样的话，这些资源就会得到更有效的利用。

第二个中国要做的，就是土地的私有化。中国实际上有大量的资产，这些资产并没有变成资本，它只是可以使用，但是不可以转让，不可以作为抵押物来提供一些资金，让人们去创业，这个最重要一块是农民手里的土地，每个农民都有权利耕作这块地，但是这块地不是农民所有的，所以农民没有权利去自由的转让它。国家在城市化中用的大量剥夺这种所有权的办法来进行城市化，由此也引起了很多社会不公平，和社会不安定的因素。如果我们国家能够大量的把农民手里的土地真正的变成农民的财产，这些资产就真正变成了资本，农民有了这些资本，无论他们进城，还是干其他的事情，我想都会变得更为便利，我们也可以防止我们在城市化建设当中，对那些农民的不公正的待遇，就是廉价的掠夺农民的资产。如果这一点做好之后，我想我们中国国内的市场潜力也可以大大发挥出来，就是说我们以得数亿的人的资产突然有大幅度的增长，自然他们的消费也会有较大的增长。

我们要做的第三件最重要的事就是金融的自由化。金融的自由化，90年代已经开始，但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特别是最近几年全球金融危机后，这个步伐基本上是停止了，我们有时候错误的理解2008年金融危机是来自金融自由化，我们政策发生了一些逆转，其实事情不是这样，对中国来讲，非常重要的一点，是真正使得金融变成市场，而不是政府管理经济的方式，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误解，如果没有政府在这方面强有力的管理，我们的金融秩序就会出现混乱，其实并不是这样，我们看看200年前，那时候没有中央银行，但是要成立一个票号的时候，并不需要任何政府部门的批准，山西票号100多年历史里，经营状况非常好，并没有出现那么多的欺诈，他们的信用是非常好的。

我们经常看到金融秩序，还有一个误解，只要政府规定的秩序才叫金融秩序，我们老百姓数千年形成的秩序就不是秩序，这是完全错误的，我们看一下最近发生的所谓集资案的这个事件，老百姓没有真正资金、资本交易的自由，由于没有这些自由，使得我们大量的企业家不能得到他自身

需要的这种资金，我们就发现出现了所谓的违法和不合法的集资。下一步金融真正的改革，最关键的不是说利益问题，但是非常的重要，刚才李稻葵讲的最重要的是放开金融市场，让更多人有权利成立各种各样的金融机构，只有这样，我们中国的资金才能够合理的利用，中国企业家精神才能够真正的发挥，所以我们能够做到这三个方面，国有企业的自由化、土地自由化和经济自由化，未来10、20年中国经济会有一个好的前景，谢谢大家！

第二篇：张维迎：经济发展最关键的是自由

张维迎：经济发展最关键的是自由 张维迎 2012 年 7 月 29 日 企业家, 政府与市场, 自由与民主 · JINGJIXUEREN.com 66 views 在我看来，无论经济发展还是科学技术的进步，最关键的是自由，言论和行动的自由。只有自由，才能焕发出人类的创造力。中国历史上，凡是政府管制不严、自由比较多的时候，就出现学术繁荣和科技进步的高峰，春秋战国如此，南北朝如此，宋朝如此，近代史上所谓军阀混战时期也如此。

再探“李约瑟之迷”

作者：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教授 张维迎

来源：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络版

2012年7月24日上午，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代表团访问了李约瑟研究所。这是本次英国之行目前为止最具学术亮点的一次访问。

李约瑟研究所是李约瑟(Joseph Needham)生前创办的一个研究机构，继续着李约瑟开创的事业，所以被称为是“《中国科学与文明》之家”。研究所的主体其实是它的图书馆，收藏着有关中国和东亚科技和文明史方面丰富的图书资料，是同领域其他研究机构难以企及的。研究所工作的学者通常是《中国科学和文明》项目的合作者，也有一些短期访问学者和博士后研究员。我们访问时遇到了撰写中国有色冶金史的作者梅建军教授，他是来自北京科技大学的访问学者。研究所还经常接待来访的众多学术界和其他人士。

李约瑟研究所位于剑桥，但并不是剑桥大学的一部分，而是一个独立的研究机构，其经费全部来自独立的基金资助，没拿政府的一分钱，故能保证在研究方面完全的自主权。研究所所长故克礼教授在给我们介绍时，特别强调了这一点，我感到他非常引以自豪。据说当年已80多岁高龄的李约瑟为了筹集这个基金来到香港，拄着拐杖颤颤抖抖上台演讲时，听众中的一位老太太对旁边的人说：这个老头太可怜了，赶快把钱给他吧。

对李约瑟这个名字，想来中国人并不陌生。他本是剑桥大学一名已有名气的生物化学家，转向中国科技与文明的研究或许纯属偶然。1937年，三名中国留学生来到他的实验室工作，其中一位是来自南京金陵女子大学的鲁桂珍，两人很快发生了恋情，鲁桂珍讲的中国故事令他着迷，李约瑟由此对汉字和中国的历史发生了兴趣。据说他学的第一个汉字是“烟”，因为他与鲁桂珍谈情说爱时抽着烟斗。当时李约瑟已经结婚，但他太太不仅认可了他的婚外情，而且三人相处甚好，友谊维持一生，一直到他太太去世两年后，李约瑟正式娶鲁桂珍为妻，当时李约瑟已经89岁，鲁桂珍85岁。婚后仅两年，鲁桂珍与世长辞。真是一个美丽的爱情故事！

与鲁桂珍的恋情很快使李约瑟成为剑桥的“中国通”。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军摧毁中国学术和文化的野蛮行径引起了英国学术界的同情，英国皇家学会决定派人帮助受封锁的中国学术界，李约瑟成为最合适的人选。1942年，他独自一人来到经常遭受日军空袭的重庆，担任科技参赞和中英科学合作馆馆长，直到1946年。这期间他结识了众多的中国著名学者和普通民众。他一方面帮助中国科学家从国外购买研究设备和图书资料，使得中国的学术香火不

灭，另一方面长途跋涉游历还没有被日本人占领的中国土地（包括敦煌、云南等地），收集到大量中国科学技术史方面的文献。他托运回剑桥的图书资料有70多箱，奠定了后来的“东亚科学史图书馆”也即今天李约瑟研究所图书馆的基础。

结束中国的工作后，李约瑟就开始撰写《中国科学与文明》的宏篇巨著，他所在的网维尔-凯斯学院为此减免了他所有的教学任务。1952年，他又受命到中国，调查中国政府有关美国在朝鲜使用细菌战的指控。对社会主义的同情使他轻信了中国有关方面编造的“证据”，这使得他在学术界的声誉受损，在剑桥成了孤家寡人。但这并没有影响他的写作计划。1954年，他的《中国科学与文明》第一卷出版，很快使他名声大振，学术界也改变了对他的偏见。1967年，他出任网维尔-凯斯学院院长一职（直到1976退休）。

鲁桂珍改变了李约瑟的命运，李约瑟改变了世界看待中国的方式，也改变了中国人自己看待自己的方式。在李约瑟的《中国的科学与文明》出版之前，“欧洲中心论”已统治学术界近200年，中国的落后被认为自古如此。李约瑟以详实资料证明，在近代之前，中国的科学技术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中国人创造了许多“世界第一”。尽管他的结论也受到许多批评，但自此之后，人们看待世界历史的角度有了很大转变。其实，正如我们访问期间梅建军教授讲的，李约瑟真正告诉我们的并不是科学技术上的谁先谁后，而是：人类的文明进步是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相互学习的结果。过去如此，未来更如此。

在李约瑟研究所，主人与企业家代表团成员就“李约瑟问题”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专题研讨。所谓“李约瑟问题”（有时译为“李约瑟之谜”）是指：中国的科学和技术在近代之前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但为什么工业革命没有在中国率先发生？为什么近代以来中国在科技方面落后了？研究所所长古克礼教授首先向我们简要介绍了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的不同解释和李约瑟本人的解释，然后，他提出一个“新的李约瑟问题”：现在中国正在变得富有和强盛，但中国的社会组织是否有利于迅猛的科学和技术创新呢？他认为这个问题对中国的未来至关重要，并从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两个方面谈了自己的看法。

这个问题引起了来访的中国企业家的共鸣。古克礼教授讲完后，柳传志先生抢着第一个发言。他从科技投入和科研体制两个方面谈了自己的看法。他特别关心的问题是科研成果如何转化为市场上的商品，他认为现在的科研成果主要用于申报奖励而不能变成生产力，是当今中国的大问题（其实也是中国历史上的大问题）。接下是抢着发言的是马蔚华行长，他说从最近全国科学技术大会的精神自己看到了一些信心。

我有幸成为继柳传志和马蔚华之后第三个、其实也是最后一个发言者。李约瑟问题也是我自己长期思考的问题。我的答案更接近李约瑟本人的答案。简单地说，在我看来，工业革命之所以没有发生在中国，是因为中国的专制体制和文化压制了企业家精神。

应该说，自古以来中国人就不缺乏企业家精神。司马迁是世界上第一个为企业家列传的人，他在《货殖列传》中写了30多位企业家，他们是2000多年前的中国企业家，说明当时企业家是很有地位的，用司马迁的话说, “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聚万者与王者同乐“。但自汉武帝之后，政府对经济的主导越来越强，货币、盐、铁等都国有化了，“重农抑商”成为基本国策，企业家的生存空间非常有限。到王莽变法时，几乎变成了计划经济。另一方面，自隋唐

之后的科举制，把优秀人才都诱惑到了政府部门当官，好处是把国家做大了，坏处是中国人的企业家精神没有变成创造财富的力量。过去30年中国之所以发展快，就是因为改革和开放释放出了中国人的企业家精神。中国的未来仍然依赖于企业家精神的进一步解放。

在我看来，无论经济发展还是科学技术的进步，最关键的是自由，言论和行动的自由。只有自由，才能焕发出人类的创造力。中国历史上，凡是政府管制不严、自由比较多的时候，就出现学术繁荣和科技进步的高峰，春秋战国如此，南北朝如此，宋朝如此，近代史上所谓军阀混战时期也如此。

现在国家对教育和科研的投入越来越大，给许多人一种幻觉，似乎中国出现世界一流大学和成为创新之国已是指日可待。但是，在我看来，如果资金的分配权继续掌握在政府官员手中，如果没有真正的学术自由，没有民间办大学和研究机构的自由，没有出版和言论自由，再多的钱也不可能办出一流大学。政府把科技投入经费都分给民营企业也不可能把我们国家变成创新之国。或许只是使寻租和腐败更严重而已。

企业家也只有拥有一颗自由之心，才有真正的创新！

我们对李约瑟研究所的访问很短暂，但对“李约瑟问题”的思考应该是长期的。类似这样由私人基金资助的独立研究机构在英美等西方国家是很普遍的，但在我们国家，学术研究机构仍然是由政府垄断的，独立的民间研究机构很难生存。中国企业家现在为慈善捐款的很多，但很少有人愿意资助独立的研究机构，因为他们害怕政治上染上麻烦。他们有小爱，但不敢有大爱！所以，像天则经济研究所这样的民间研究机构，不得不靠做商业咨询维持生计。仅次一点，就足以回答所谓的“钱学森之问”了！在访问期间与同行的几位企业家讨论到这个问题，同感悲哀！

柳传志先生深有感触地说，应该让中国政府领导人多来李约瑟研究所访问。其实，早在1999年，时任国家主席的江泽民就访问过这个研究所。2003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钱其琛也访问过研究所。

第三篇：北大教授张维迎 国企私有化后大部分都会破产

北大教授张维迎 国企私有化后大部分都会破产

据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报道，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张维迎在《经济学人》2013年峰会上表示，国企私有化后大部分都会破产。

张维迎说，现在很多人对国企私有化感到疑虑，担心私有化后，党和政府对经济的控制能力会大大减弱。不过，如果国企不进行私有化，它们的垄断地位会降低中国经济活力，问题也会更多。

张维迎认为，一旦政府取消了国企在市场准入方面的特权，允许所有的市场主体平等地获取资源，那么大部分国有企业私有化后都会破产。

针对有人提出，“通过将大型垄断国企拆分为几家比较小的公司，实现国企的私有化”的办法，张维迎认为，一个行业有多少家公司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行业进入和退出无壁垒、自由化。

第四篇：张维迎谈金融危机

张维迎：彻底埋葬凯恩斯主义

理解危机可能比简单出对策更重要

世界充满了不确定性。这是一句老话，但今天说起来更让我们刻骨铭心。一年半前，中国企业家对中国经济景气的信心指数达到8年以来的最高点；即使到2008年初，企业家信心指数仍然处于8年以来的最高点之列。但到年底，这一信心指数掉到了8年来的最低点，而且远低于过8年的任何时候。中国经济学家的信心指数也类似。不过，调查数据表明，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信心的滑坡比中国企业家早了一个季度。今天，无论中国企业家还是中国经济学家，都很难再有一年前的乐观情绪！

企业家信心的变化确实是中国经济景气变化的真实写照。过去12个月，中国工业增加值指数的变化有两个主要特征。第一个特征，增长速度下滑非常快，好像所有企业在同时犯错误；第二个特征，重工业的下滑速度远大于轻工业，也就是生产资料工业的波动远远大于消费资料的波动。这两个特点也是所有经济萧条的主要的特征。应该说，我们的经济已经进入了一个艰难时期，或者出现了增长衰退。

中国经济的变化是世界经济变化的一个缩影，尽管我们的问题出现的晚一些。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中国经济什么时候能够走出低谷？底部在哪里？有人说是V型，有人说是U型，也有人说是W型。最悲观的说法是L型。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理解，为什么会发生这次世界性的经济大衰退？对这个问题可能有不同的回答。但是我想，最根本的问题是：这次危机是根源于市场的失败，还是政府的失败。换一句话说，究竟是看不见的手出了问题，还是看得见的手出了问题？对造成目前局面的不同理解和回答，也自然导致政策上的不同选择。而且，不仅关系到我们的政策选择，还关系到未来走向什么样的经济体制，也关系到经济学的未来走向。

西方经济学界一般把市场的信仰划分为四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就是对市场经济经济没有任何信仰，不相信市场经济，这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第二个层次是怀疑主义，摇摆不定，有时候信，有时候不信，这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也就是主张政府干预主义的经济学；第三个层次是对市场经济非常信仰，但是也认为，必要的时候，政府应该介入市场，这是芝加哥学派。弗里德曼就认为，经济萧条时期政府应采取积极的货币政策让经济走出低谷；第四个层次是对市场坚定不移，完全信仰，这是以米塞斯和哈耶克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但这一学派当今的代表人物主要在美国。

有人把这次经济危机归结于市场失灵，特别是经济自由化导致的结果。确实，危机出现后，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干预政策已经开始在全世界大行其道。但事实和逻辑分析表明，这次危机与其说是市场的失败，不如说是政府政策的失败；与其说是企业界人事太贪婪，不如说是主管货币的政府官员决策失误。在我看来，这次危机也许是复活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和彻底埋葬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机会

重温奥地利学派对大萧条的解释

让我们回顾一下80年前发生的那次大危机。这次危机发生的背景虽然与那次危机有所不同，特别是经济全球化和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但也确实有许多相似的特征：危机之前，一方面，技术创新，生产率提升，经济高速增长，价格水平稳定甚至下降，似乎一切正常；另一方面，银行信贷持续扩展，流动性过剩，贷款利率低，固定资产投资强劲，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泡沫严重，似乎难以持续。1990年代开始的日本经济的长期萧条和1990年代后期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前都有类似的特征。

1929年---1933年那场世界性的经济大萧条，有人预测到了吗？有，有两个人，而且只有两个人，尽管他们没有指出准确时间。这两个人一个叫米塞斯，另一个人叫哈耶克，他们都是奥地利经济学派的领军人物，哈耶克曾获得过197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们之所以能

预测到1929年的经济危机，是因为有一整套更为科学的商业周期理论。根据他们的理论，20年代美联储实行持续的扩展性货币政策，利率定得非常低，信贷规模膨胀，最后的结果必然导致大危机，大萧条。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利率过低会扭曲资源配置信号，企业家就开始投资一些原本不该投资的项目，特别是一些重工业、房地产等资金密集型产业，它们对利率的反应非常敏感。流动性过剩导致的股票市场泡沫会进一步助长固定资产投资热潮，导致投资过度扩张。越来越大的投资需求导致原材料价格和工资的相应上涨，投资成本上升，最后证明原来的投资是无利可图的。当政府没有办法如之前那样继续实行扩张性政策时，股票和地产泡沫破灭，原来的资金沉淀在不可变现的固定资产（如厂房和地产）中，资金突然不足，投资项目纷纷下马，大萧条由此发生。在米塞斯和哈耶克他们看来，任何一个经济中，人为造成的繁荣一定会伴随一个大衰退。大繁荣和大衰退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他们的理论也告诉我们，判断经济是否过热，不能只看价格水平是否上涨，而主要应该看利率水平和信贷扩张，因为从信贷扩张到价格水平的上涨有一个时差，当等到通货膨胀发生时，萧条就到来了！

与米塞斯和哈耶克不同，凯恩斯认为，大萧条是由有效需求不足导致的，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是居民储蓄太多，而企业对未来太悲观，不愿意投资！

1929—1933年的大危机造就了凯恩斯经济学。在大危机之后的30年代，奥地利学派和凯恩斯主义都有可能成为经济学的主流，但奥地利学派被边缘化了，凯恩斯主义获得了主流地位，统治了经济世界几十年，一直到80年代才被人们所怀疑。为什么凯恩斯主义能够成为主流？简单的说就是，凯恩斯主义为政府干预经济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理论依据：需求不足，市场失灵，解决的办法就是政府去介入市场，增加需求，从而使经济从萧条中走出来。而奥地利学派认为，萧条是市场自身调整的必然过程，有助于释放经济中已经存在的问题，政府干预只能使问题更糟。事实上，如果不是胡佛政府的干预（包括扩大公共投资，限制工资下调，贸易保护主义法律等），那次危机不会持续那么长时间。所以，政府特别喜欢凯恩斯主义。当然，经济学家很多也有喜欢凯恩斯主义，因为，如果凯恩斯主义是对的，政府就会为经济学家创造很多就业机会。如果说奥地利学派是对的，经济学家在政府就没事干了。因为他们主张不干预，市场会自身调整。经济学家也是利益中人，凯恩斯主义能够大行其道，我想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有了这个背景，我们看一下，格林斯潘在1966年写的《黄金与经济自由》一中对30年代那次经济危机的解释。他说：当商业活动发生轻度震荡时，美联储印制更多的票据储备，以防任何可能出现的银行储备短缺问题。美联储虽然获得了胜利，但在此过程中，它几乎摧毁了整个世界经济，美联储在经济体制中所创造的过量信用被股票市场吸收，从而刺激了投资行为，并产生了一次荒谬的繁荣。美联储曾试图吸收那些多余的储备，希望最终成功地压制投资所带来的繁荣，但太迟了，投机所带来的不平衡极大的抑制了美联储的紧缩尝试，并最终导致商业信心的丧失。结果，美国经济崩溃了。

格林斯潘40多年前对大萧条的上述解释与哈耶克80年前的解释如出一辙。遗憾的是，几十年之后，格林斯潘的行为可能跟他批评的当年美联储的行为并没有多大区别。当政者与在野者其行为方式会发生很大的不同。

这次危机的根源在哪里

我们再看我们现在面对的这次经济危机。有没有人预测过这次危机？其实也有。有一个人叫做Peter Schiff的学者型投资家，在2006年，甚至更早的时候，他就预测到次贷危机很快会发生，美国经济会因此进入大萧条、大崩溃的阶段。同一年，国际清算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William White撰文认为，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将要发生。另外，美国米塞斯研究所的经济学家Krassmir Petrov2004年就写了一篇文章，将当时的中国经济与1920年代的美国经济的情形进行对比后，预测2008年之后中国会出现大萧条。这三位经济学家都被认为是奥地

利学派经济学家或其拥护者，他们分析经济的理论框架来自哈耶克的商业周期理论。Wlliam White认为，就分析当前全球经济问题而言，奥地利学派的理论更为适用。当然，也有非奥地利学派的学者提出过类似的警告。

在我看来，这次危机的根源和1929年那次危机没有什么大的区别。美联储实行持续的低利率政策和信贷扩张，市场信号扭曲，原本不该借钱的人都开始借钱，原本不该买房子的人都开始买房子，原本不该投资的项目开始投资，由此，房地产泡沫和股票泡沫急剧膨胀。次贷危机就是因为在低利率和房地产泡沫的诱惑下，不该借钱买房的人借钱买房，但它是导火线，不是经济危机的根源。当利率信号被政府扭曲之后，无论金融资产还是实物资产，定价机制都失灵，比如，股票的市盈率不再是判断股票价格合理与否的合适指标，因为利润本身是扭曲的。利润是扭曲的，因为产品价格是扭曲。这与放松金融管制无关。

还有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政府对房地产市场的贷款担保。中国之所以愿意买几千亿的房地美和房利美“两房”债券，把钱大方地借给他们，因为这是两个政府担保的机构。如果政府不做担保，我们不会把钱借给他们。政府担保之后，放款人不再担心借款人的资信好坏和还款能力，借款人知道被担保之后也就开始放心借钱。这是政府政策导致的道德风险行为，也是东南亚经济危机发生的主要原因之一。

但是，另一方面，这次危机与1929年的危机有很大的一个不同。那时的中国是一个很小的经济体，但现在已今非昔比。这一点是我们理解今天的经济危机必须要加进去的元素。不能理解中国经济就无法完整解释这次危机的原因；不能理解中国在世界中的地位，也就没有办法走出这次危机。

国际上有一些观点认为，这次危机是中国导致的。因为中国人不花钱就促使美国人花钱。这种观点当然是不对的，正如我们不能把东南亚的经济危机归结于美国的债权人一样。但他们提出的问题值得我们思考，而不是情绪化的反击。中国的贸易顺差对GDP的比例达到7%—8%；外汇储备，1996年1000亿，2001年2000亿，2006年10000亿，2008年达到了19500亿。国际经济体系当中，一国外汇储备如此快速的上升会给全球经济带来怎样的影响呢？假如五年前危机爆发会像今天这么严重吗？我想不会，美国人要想多花钱也花不了那么多，因为没有人给他提供。如果我们的金融体制更自由一些，我们在五年前实现汇率自由浮动，人民币的升值就会给中国企业及时敲响警钟，会让我们的企业家注意提升自己的产品质量，而不是一味的用廉价劳动力和廉价资源搞出口，我们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外贸顺差，也不会有那么多的外汇储备，中国的货币供给增长也就不会那么快，投资规模也就不会那么大，即使美国经济出问题了，我们自己面临的困难也不会这么大！

经济危机一定的多方面行为的结果。放款的人，借款的人，都有责任，这两方面离开任何一方也不行。根本的问题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样的行为方式。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困难，与其说是美国金融体制太自由造成的，不如说是中国金融体制太不自由。无论那方面，都与“看得的手”的失误有关。

政府救市，还是自由调整

经济出了问题，人们通常会求助于政府，政府也认为自己责无旁贷。

让政府通过增加信贷和扩大需求的办法把经济从萧条当中挽救出来，有没有可能呢？我抱怀疑态度。1929年危机为什么拖了那么长时间？就是因为危机开始后政府干预太多了。现在有人讲是罗斯福1933年的新政挽救了美国经济，其实罗斯福没有多少新政，罗斯福的政策在他的前任胡佛手里都早已开始实施了。现有的大量证据证明，美国政府加大公共工程投资，提高关税，限制工资的调整，都是在罗斯福上任之前进行的，所以导致了失败。根据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的研究，正是政府的救市措施延缓了市场的自身调整，使萧条持续了更长时间。1990年后日本政府的救市政策的失败也说明这一点，零利率政策和大量的公共投资并没有把日本从萧条中解救出来。

我们今天的救市能不能成功呢？我想也可能会有短期效果。但解决问题最好的办法是什么？是市场自身的调整，政府救市的结果可能延缓了市场的调整。打一个比方，现在的经济就像一个吸毒病人，医生却给吸毒病人开的药方是吗啡，最后的结果可能会使问题更严重。过度的投资，可能用不了多久，经济又会掉下来，可能掉得更惨。

以房地产为例，我同意取消房地产市场上所有提高交易成本的政策和规定，让市场更好的发挥作用，但仅此而已，我不同意政府去救市。只要交易自由了，该掉到什么价位就掉到什么价位，政府不应该干预。如果现在政府老想托市，本来一平米应该是5000块，如果我们非要维持在6000块，看起来掉不下去，但始终没有人买房，房地产市场不可能发展。反之，如果我们让它一下子掉到底，掉到5000甚至3000，房地产市场会很快活跃起来。不仅是房地产，在所有的行业，都是同一个道理。

政府对破产企业的拯救不仅扭曲了市场的惩罚机制，延缓了结构调整，而且常常把小问题变成大问题，因为政府只解决大问题不解决小问题。政府的拯救措施也降低了企业界自救的积极性，导致更多的投资行为和更多的坏帐。政府投入的资金越多，资金越短缺。

现在，各国政府搞的都是凯恩斯主义的一套：刺激需求。但这在理论上是讲不通的。既然我们认为危机是由于美国人的过度消费和中国人过度投资引起的，怎么有可能通过进一步刺激消费和投资解决危机呢？

有人说中国人只赚钱不花钱，储蓄率太高。但事实上，在过去的十几年里，中国家庭储蓄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是降低的，从1996年的30%以上下降到2000年的25%左右，之后没有大的变化；中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1996年是20%，到2000年只有15%，2005年是16%，远低于印度的22%。当然，中国的储蓄率确实是世界上最高的，但主要原因是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高，而不是家庭的储蓄率太高。企业储蓄高有一些是合理的，但也有一些是不合理。国有企业为什么有那么大的投资？因为对他们而言，赚了钱不需要分红，不需要交给政府和家庭，资金成本等于零，甚至是负的（如果预期花不完的钱将来会被上收的话），不投白不投！一方面是无效的投资，另一方面，居民却没钱花。这才是中国的现实。

中国统计年鉴分别计算了消费、投资和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一些评论家也经常引用这个数据。但这个统计数据很让人费解。如果按这个统计数据对过去30年的GDP增长做个回归，我们发现，“消费贡献率”和“出口贡献率”与GDP的增长率负相关，只有“投资贡献率”与GDP增长率正相关。也就是说，消费和出口的“贡献率”越大，GDP增长越低；投资的“贡献率”越大，GDP的增长率越高。那么，为了GDP的增长，我们究竟应该是刺激消费、刺激出口还是刺激投资？

这个问题说明，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经济学提供不了我们解决问题的答案。我们要知道，推动经济增长的是生产，是供给，而不是需求；是供给创造需求，而不是需求创造供给。如果刺激需求就可以发展经济，我们早就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并没有告诉我们怎样刺激需求，但是之后中国经济有了新飞跃。为什么？因为邓小平扩大了个人选择的自由，个人有了创业机会，可以经商做企业，经济自然就开始增长。这个思想对我们今天仍然是可用的。所以，我们应该像奥地利主张的那样，通过产权制度和激励制度的改进刺激生产，而不是刺激需求，把储蓄看成罪恶。这可能是最好的选择。让居民增加消费的唯一办法就是收入增长，收入增长了，消费自然就会提高。

尽早尽快地释放民间活力

我想提几个具体的建议：

第一、进一步实现市场化的改革，解放生产力。只有市场化的改革，打破垄断，全

面放开市场准入，进一步减少行政审批，让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外资企业

进行自由、平等的竞争，才有可能释放中国经济的活力，让企业家对未来充

满信心。要刺激投资的话，主要应该刺激民营企业的投资，而不是国有企业的无效率投资。

第二、第二、进一步实行金融体制改革，特别是汇率市场化改革。如果我们早几年

实行汇率改革的话，危机可能不会那么严重。反过来说，如果不改，我们很

难走出低谷。汇率的改革其实在1997年的时候就准备开始，但是亚洲金融

危机使我们变得过分谨慎，认为外汇储备拿在手里就安全，不敢继续前进，一拖就是十几年。现在看来，过多的外汇储备和过少的外汇储备一样有害

推进劳动力市场的改革。判断一个政策的好坏，不是看它的目的高尚不高尚，而是看这个政策的效果。我们说一个政策不好，就是这个政策的效果与目标

背道而驰。劳动合同法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新的劳动合同法的目的是保护

劳动者的利益，但受损害最大的恰恰是普通工人和准备寻找工作的农民，因

为它大大减少了就业机会。劳动合同法对经济的伤害不仅仅是成本，也有对

企业文化的伤害。现在，企业管人越来越难管了，又要变成过去“干的不如

看的，看的不如捣乱的”。所以，我建议果断停止执行新的劳动合同法中限

制合同自由的条款，让劳动合约更自由。

第四，国家财富向国民转让。经济学是研究国民财富的（wealth of nation），而不是研究国家财富的（wealth of state）。我们国家，现在有太多的财富集中在政府手里，而不是国民手里。我想，可以利用这次危机推动国家财富向国民财富转移。

首先，要考虑实行减税，特别是增值税，英国已经降到15%了，中国也要降。我不主张搞歧视性的优惠和优待，因为那样只能导致腐败和造假。要降就一起降，包括公司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减税不是简单的收入再分配问题，而是通过调动积极性增加国民财富总量的问题。税率降低了，政府的总收入反到可能增加

其次，应将国有企业股票一部分分给老百姓。陈志武、谢国忠等人曾提出过类似的建议，我完全同意。国有上市公司的股票，予以打包，拿出一部分分给老百姓，让老百姓参与资本收入分配。现在中央控制的上市企业的资产价值是15万亿左右，政府持有70%—80%，如果我们拿出40%就是6万亿。我不是你一个鸡蛋，而是给一个会下蛋的母鸡。如果省级和市级政府也能把自己控制的企业的股份的一部分分给当地的居民，就有很大的财富效应，有助于增加消费。这样做不会影响政府的控制权，因为政府仍然是最大的股东。这样做也不会导致俄罗斯证券私有化导致的财富分配的不公平，因为分在手的股票是有市场价码的，持有人很清楚，可以公平交易，不可能被少数人廉价收购。相反，我们可以利用国有股的分配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如果根据收入水平来分配财富，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农村人给2份，城里人给1份；富人给1份，穷人给2份。当然，具体的操作程序还要仔细研究，但我的意思是说，现在这个时候，应该拿出国家财富的一部分给老百姓。短期来讲，这可以带来财富效应，刺激消费。因为人们有了财产才敢消费；长期来讲，可以降低国家和政府的经营压力，可以大大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危机与大国崛起

我还想强调，企业自身也要进行调整。该破的破，该卖的卖。这样的话，危机之后，经过产业整合，可以出现规模较大，国际竞争力较强的大企业。我相信，这次危机后，无论在哪个行业，都会使产业结构、企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

企业要有自己的核心能力。没有核心能力，这次危机逃过去，下次还会出问题。我在调查中发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国外一些大企业，OEM不是直接交给中国企业，而是通过中间商转包。为什么？中国企业的信息化太差，交给他制造的东西没有办法监控。如果我们中国的企业信息化程度提高了，人家就会更信任，很多单子就会直接交给我们去做。这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但是关系到我们的核心竞争力。当然，最终还是要有自主品牌。这次危机当中凡是有自主品牌的企业遇到的困难就比没有品牌完成OEM的企第三、业要小，我想这也是一个教训。

作为中国人，我们不必那么悲观。中国经济的潜力还远没有释放出来。1929年大危机之后，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经济强国，也许这一次大萧条，就是中国的机会。1929年之前，英国是经济强国，英镑是国际储备货币，但英国是债务国，美国借钱给英国，因为英国要维持他的帝国只好从美国借钱。今天，美国是经济强国，中国是正在崛起的大国，中国借钱给美国。也许1929年危机之后世界格局的变化能够在2009年危机之后再次出现。再过二十年、三十年，哪怕五十年，中国也许会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次危机对于中国可能也是一个好的机会。所有大国的崛起都是某种机会造就的。

当然，这需要我们自己努力，需要我们继续推进市场化的方向的改革！

第五篇：张维迎谈创新

张维迎：自由竞争与产权保护对创新最重要

4月8日到4月11日，以“亚洲的新未来，寻找和释放新的发展动力”为主题的博鳌亚洲论坛2014年年会在海南博鳌召开。腾讯财经对论坛进行全程报道。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称我们要说什么对创新重要？就两条：第一，自由竞争；第二，有效的产权保护。

当张维迎被问到中国有望缩小跟美国科技、创新方面的差距需要多少年时，张维迎预测在目前体制下不要有太多指望。

以下为张维迎发言实录：

张维迎：我没有多大的分歧。我觉得尽管中国有个别企业有创新，但是整体来讲中国企业创新能力不够。主要的因素是我们的体制，我们要说什么对创新重要？ 就两条：第一，自由竞争。第二，有效的产权保护。

政府不应该关心创新，创新是企业家的事，政府关心创新就会制定很多政策，压制住企业的激励机制。中国制定很多产业政策，给很多补贴，使很多企业学坏了，他就整天想办法申请政府补贴，并不真正的创新。

这个是非常不好的。中国需要使得企业家对未来充满信心，一般来讲创新是一个没法预测的，现在很多产业政策、政府政策老想批准哪一种创新有前途。

没有任何一种创新特别是重大创新是一般人看出来的，只有少数人能够想到，但是他要冒很大的险，最后由市场说了算，这才叫创新。

如果事先都能知道成不成功的东西，不能叫创新。创新是高度不确定，只能留给市场，政府任何的干预只能导致人们去寻租，特别在中国的情况下，我想中国的企业家好多对未来没有一个稳定的预期，所以他们更喜欢套利，赚短平快的钱，我不是否定高总，我们确实有些企业很优秀，但是总体而言，无论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我觉得考虑三年、五年后事的人不是很多。

像我们现在民营企业方面，我们看一下中国最优秀的人聚集在哪一个行业？比如房地产行业聚集了很多中国优秀企业家，我指他们素质很优秀。他为什么要到房地产行业来？其实很简单，中国房地产行业里面利润是比较高的，高的原因就是我们的土地制度所导致的。

另外我们看到中国的大量利润流向金融行业，像去年几家银行利润就达到上市公司将近一半，这些都是不合理的政府管制导致的，这就一定会扭曲企业家创新激励机制，不利于创新。

其实创新很简单，给人资源，给每个企业家自由，使他有安全感，他做好就成功的，做坏了就完蛋了。

利润他拿，风险他担，我们这样就有足够的创新动力了。

最后主持人提问五位嘉宾这样一个问题，很多经济学家预测2020、2030年中国可能成为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GDP，跟我们今晚晚 上讨论主题有关的，我问各位您认为需要多少年，中国有望缩小跟美国科技、创新方面的差距？是10年、20年、100年或者还是需要1000年。大家给一个数字，不需要解释。跟美

国一样成为创新大国。

陈志武：跟张维迎差不多的判断吧。但是有一点，在目前体制下我觉得不要有太多指望。

张维迎：我估计我活不了150年。

主持人：请问你能活多少年？

张维迎：我活着的时候没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