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如何选择经济学教材

第一篇：张维迎：如何选择经济学教材

如果你已经决定学点经济学，接下来要作出的一个决策是选择哪本书入门。你当然希望选择一本最好的教科书。问题是选择好的教科书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图书市场充斥着众多的教科书，质量参差不齐。每位作者都会声称自己的书最好，而作为初学者，你不大可能有能力判断哪本好，哪本不好。这就是经济学家讲的信息不对称：买的入不如卖的精。

在这种情况下，最安全的办法当然是选择最权威的经济学家写的最新版的教科书。为什么要选择最权威的经济学家写的教科书？原因不仅是因为最权威的经济学家炉火纯青，对理论的把握最准确，能深入浅出的写出“正经”来，而且因为最权威的经济学家最注重自己的名声，他们既没有必要用出一本新书的办法增加自己的知名度，也不敢为了赚取版税而滥竽充数地出书，这就如同麦当劳不敢卖过时的汉堡包一样。他们的声誉就是质量的代号，他们的名字就是一种品牌。

为什么要选择新版的教科书？因为如同经济生活本身一样，经济学也在不断发展和演化，以用新的理论解释新的经济现象。特别是过去20多年里，随着博弈论、信息经济学和理性预期的引入，经济学可以说发生了一场革命。经济学理论越来越贴近现实，对现实的解释能力越来越强。比如说，20多年前，经济学理论还难以为企业经营决策提供多少理论指导，而今天，博弈论已成为企业战略管理的基础；20多年前，经济学家对公司融资几乎无话可说，而今天，信息经济学已成了公司融资理论的基础；20多年前，经济学家还在迷信于用政府管制来弥补市场的失灵，而今天，政府管制被认为是资源配置无效率的最主要原因之一，从而导致了席卷全球的经济自由化浪潮。或许，我们可以将20世纪70年代经济学教科书与21世纪经济学教科书的差别，类比于286计算机与奔腾计算机的差别，只有使用最新版的教科书，你才能学到最新的经济学理论。

过去，中国教科书市场上很难看到最权威的经济学家写的最新版的经济学教科书，翻译过来的教科书一般滞后于原版10年以上，而国内经济学家写的“西方经济学”教科书其内容则更为陈旧，更不用说在有色眼镜透视下的扭曲了。可喜的是，近几年来，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经济学图书市场正在发生一场革命性的变化，不仅国外最新版的英文著作在及时引进，而且国内经济学家也出版了一些在内容上与国外同步的经济学教科书。

在此，我愿意向你推荐如下三本教科书：1.曼昆（N.Gregory Mankiw）著的《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2.William Baumol和Alan Blinder合著的《经济学：原理与政策》（Economics：Principles and Policy）。3.Paul Samuelson和William Nordbaus合著的《经济学》（Economics），2001年第17版。

这三本书都是享誉全球的经济学大师撰写的最新版的经济学入门书，是西方大学里最流行的教科书。

曼昆是美国著名的年轻一代经济学家，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并在MIT获得博士学位，现为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同时兼任著名的智囊机构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货币经济学项目主任，波士顿联邦储备银行和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顾问。他的《宏观经济学》是美国最畅销的教科书之一。他是一位多产而富有创新思想的经济学家，在多种一流学术杂志上发表了数十篇开创性的论文，被公认为是新凯恩斯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经济学界的名气比他的年龄大得多。曼昆的《经济学原理》1998年初版一上市，就成为最畅销的教科书，出版商在付印之前就支付了作者100万美元的版税，创下了教科书版税的新纪录。这本教科

书的最大特点是它的“学生导向”。如作者自己指出的，他要写的是一本学生喜欢看的经济学教科书。与其他同类教科书相比，本书更多地强调的是经济学原理的应用和政策分析，而不是正式的经济学模型。为此，作者在大部分章节里都提供了案例，以说明经济学原理如何应用于现实经济问题的分析。此外，作者在书中还提供了大量的“新闻摘要”，以使读者懂得什么是生活中的经济学。

William Baumol和Alan Blinder也是两位享誉全球的著名经济学家。Baumol生于1922年，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获得艺术学学士学位，在英国伦敦经济学院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曾执教于普林斯顿大学，现为纽约州立大学经济学教授，曾担任过美国经济学会主席等多种学术职务。他在产业组织、企业理论、经济增长、反垄断理论等方面作出了重要的开创性贡献，发表了500多篇学术论文和20多本著作，其中有些著作被翻译成多种文字。

Blinder生于1945年，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得经济学学士学位，在MIT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自1979年以来，Blinder任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1989年至1990年间担任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主任；1993年至1996年间，先后担任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委员，联邦储备委员会副主席。Blinder发表有多种专著和学术论文，在人力资本和劳动供给、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不确定性和一般均衡等方面都有重要贡献。

Baumol和Blinder合著的《经济学：原理与政策》初版于1979年，也是美国等国家最流行的经济学教科书之一（就我所知，本书有澳大利亚版），多次再版，到1997年已出到第7版。本书的最大特点是叙述上的“问题导向”和“政策导向”。作者认为，学习经济学的最好方法是“从问题到理论”，而不是相反。为此，本书的每一章都从一个具体的、使人感到困惑甚至自相矛盾的政策问题或现实问题开始，然后通过深入浅出的经济学分析，使你走出迷雾。这样做不仅提高了读者读书的兴趣，而且可以加强读者对所学内容的记忆。如果你能记住本书作者所归纳的经济学的12个基本观点，你将终身受益。

保罗．萨谬尔森（Paul Samuelson）是当代经济学泰斗，197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MIT经济系的创始人。他的《经济学》第1版出版于1948年，至今已有50多年的历史。在50多年的时间里，他的《经济学》不断再版，被翻译成包括中文、俄文、日文、法文、德文在内的数十种文字，风靡全世界，是有史以来发行量最大的经济学教科书，教育和影响了数代经济学家、政治家、企业界领袖、新闻记者以及众多的普通人。难怪他自豪地说：“如果我能为一个国家写经济学教科书，我并不在乎谁为它写法律，谁在为它起草条约。”萨缪尔森本人对他的《经济学》的修订到第14版（1992年）。1995年，另一位著名经济学家WilliamNordhaus的入盟，使得《经济学》没有随萨缪尔森本人的衰老而衰老，而继续以主流经济学最前沿的教科书身份畅销全球。你现在看到的是该书的第17版。

尽管这三本教材所叙述的经济学原理并无大的差别，但由于每个作者的个人偏好和学术风格不同，在叙述方法、切入角度、材料的取舍等方面还是各有千秋。不同书中用于说明同一原理的有些材料互为补充，有助于加深读者对基本理论的理解。据悉，这三本书由18位国际著名商学院的教授联合推荐作为中国MBA及经济学／管理学院的首选教科书。我个人学习经济学多年，可以说是经济学的老学生了，但现在再拿起来读这些入门书，仍感有不少新的收获。事实上，当我在为博士生备课时，常常要翻一翻这样一些经济学入门书以在理解上“温浅而知深”，讲课时深入浅出。美国著名经济学家Herbert Stein说：绝大部分可用于指导公共政策的经济学都在本科生的经济入门教程中。我的经历告诉我，他的话是对的。

如果你的经济条件许可，我建议你不妨同时拥有这三本书。我的经验是，读三本由不同经济学大师写的同一类型的教科书要比读三遍同一大师写的同一本书收获大。你可以从任何一本书开始，然后在每一部分对照阅读。特别地，当你对一本书的内容难以理解时，最好看看另外两本书上是如何写的。你大概有过这样的生活经历：见过一次面的人没有给你留下什么印象，但在另一场合再次谋面后，他就深深印在你的脑海中。读书也是如此。当然，如果经济条件不允许，你买其中的一本就可以了。但你最好能记住我一开始说过的话：读书最大的成本是时间而不是书价。要买好书，不要买便宜的书。

现在，你可以作出自己的决策了。

第二篇：张维迎反思经济学读后感

张维迎反思经济学读后感

首先，表明立场。我是坚定的支持自由市场主义，不赞成政府去干涉经济发展。因为市场经济在这数个世纪的运行和发展，已足以证明其对人类文明发展的巨大促进作用和对资源配置的合理性。当然，就像永动机一样，没有完美的存在，市场经济存在其自有的缺陷，并且从某种意义上很难根除，譬如经济周期中出现的经济危机。但这就像一场巨大的洗牌一样，让身体强壮适应市场资源配置最优的企业存活下来，淘汰那些不足以抗拒如此风险的，以便在下一次发展机遇中让优势企业更加蓬勃茁壮起来。但一旦政府掺加其中，就会变味。政府从起源来看应是全体公民为了更好的生存而共同签订的一份契约，同意出让部分权力以维持社会的健全运行。故而政府所有的行为应有利于全体人民。而一旦政府干预经济，必然会使一部人受益一部分损失，无论受损受益的是贫富哪一方，都从政府的本质来说是不符的。

读完张维迎教授的《反思经济学》，给我留下最深的一句话是：“市场的有效运行根本不需要经济学的那些假设”。我想这完全可以是全文的中心句。既然市场运行完全不需要假设，那么通过假设的限制下去推演市场运行规律的经济学本身就具备先天的发育不良。

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我想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应是解释现象的，而不是从某些现象中捏造理论再去套用现象。换言之，建立在想象中的概念都是空中楼阁，从而推演出的理论也不足为信。譬如说一个商店的购买量和销售量是可观察到的，永远相等。但需求量和供给量是意图之物，只是逻辑上的概念。我们只能假设令其相等，然后有若干推论，但实际运用中其是否时时相等的，想必是不见得。更何况，信息的不对称性导致其应该是时时不相等才对。

因为自己读的东西比较杂，没有一个很清晰明确的体系。最早看比较正规的经济学读物是《国富论》，然后是看完张五常先生学习经历后去看的J.S.Mill《principlesofpoliticaleconomy》和M.Fisher《priceTheory》和《TheMarshallDemandcurve》。零散的看了张五常先生的《公司合约本质》和《佃农理论》、茅于轼先生的《择优分配理论》。读的东西很杂之后感觉经济学是一个很庞大的体系，百家争鸣。所以就没有办法很好的系统的逻辑的阐述对整个经济学的认识。所以这个文章就是依附张维迎先生全文逻辑构造，付诸一些自己的看法吧。

首先，开头我们讲到了经济学的架设。我觉得张维迎先生的假设不是很正确。我理解的经济学假设应该是这三个：1.经济人（理性人）；2.资源的稀缺性；3.“收益递减”规律。我不是很理解其这三个假设是从哪来的，但无论从何谈起，经济学的这三个假设应该是跑不掉的。所以就不展开叙述了。

其次，张维迎先生谈到了政府干涉经济的原因有一个是信息不对称。他已经做了很充分的阐述了，我想从另外一个方面谈谈：

韩愈的《马说》中有“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谁来判断谁是伯乐。所以结果往往是有权力的人成为计划者，计划监督者和评判者。我们早先实行的计划经济的核心就是“有计划，按比例”。从理论上说它没有问题，但关键是没人知道正确的比例是多少。正因为没有生而知之和先天正确的人，所以贸然干涉市场运行，必定会产生问题。

关于经济学研究的是什么。我想我的答案可能会更简单。经济学就是研究“资源配置的”，方法就是通过“交换”，前提是“自由”。由于资源的稀缺性，所以社会发展必然有鼓励人们从事生产。毕竟“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生活”比“空手套白狼”的生活来的容易。张维迎先生谈到的是亚当斯密的分工专业化产生的内生增长。但我想这应该也是一种表现，最根本的应该来自于“交换”。只要双方可以自由的各自满意的进行交换，价值变产生了。因为财富并不取决于物质，而取决于人们对它的使用价值。举个简单的例子（可能有些不恰当），你去过早，买了一碗3元的热干面。你一定是觉得自己制造出一碗热干面大于等于3元你才会去买，那么其中差价不就是新增的财富。对于店家，他一定是认为这碗热干面成本低于三元，他才愿意卖给你，这其中的差价也是新增的财富。这就是交换带来的财富增长。

其次，张维迎先生谈到了产权界定不清带来了外部性的种种问题。我想这也是我们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张维迎先生说“我们在公有制下，所有东西都是外部的，所以解决外部性的问题更需要产权制”。我想更清楚一点阐述的话，是交换的前提是所有权，所有权的不确定，就不会出现真正的交换。就像我们的国企，我们的五大国有银行等等。这些企业的掌门人并不拥有这些企业，他们仅仅是代管，走马上任一番，自然不会对不属于自己的资产上心，时时爆出的国有企业高管的奢侈生活啊、贪污腐化啊，转型期的国有企业厂长进行“MBO”侵占国有资产，五大行为了剥离自己不良资产成立的诸如长城、信达、东方等资产管理公司。都是其掌门人不用对自身的错误负责的结果。而市场机制的优越处就在于它会强制那些犯错的人承担后果，而不会牵连消费者。而政府加入其中之后，产权的界定不明，会使整体的国民为那些企业承受损失。

我们在来讲垄断，垄断的形成如没有政府的干预，便是该企业在该行业中资源配置最优的结果。我们要反对的是政府强加的垄断而不是市场自发形成的垄断。因为市场中的资本总是流向收益率最高的项目。一旦某个企业在某行业中获得了垄断地位必定收益率会上升，尽管他会设置各种进入门槛，但是资本的逐利性会不断的侵蚀它的门槛同时逼迫他不断提升自己技术。也就是“自由进入的行业，没有任何一个企业可以形成持续的垄断”。但政府一旦设置门槛，无论出于何种目的，只会使这家企业形成寡头，从而一家独大，然后店大欺客。打个比方，就像一个装满了金银财宝的屋子，自然垄断就像是门口装着一扇木门，或者一把高科技的防盗锁，但是可以采用各种方式，或暴力或巧妙。而政府垄断就像是没有门，只有两个黑面门卫，一副生人勿进的表情，你只能盯着宝山流口水然后看在里面的人不思进取的胡作非为。君不见我们一汽最不要脸的口号“拿市场换技术”，然后是“人财两空”。

再来谈价格。市场的核心就是价格机制发挥其调节作用。价格是利益对立的产物，正是这种对立，是双方都可以高效率低成本的完成交易。茅于轼先生的择优分配原理的核心也就是价格=边际成本是资源配置效率最高的时候。所以无限制的价格是供需双方最合适的状态，一旦对价格进行限制而造成的供不应求都最终会导致腐败。譬如最低工资和最高房租。政府可以规定价格，但却不能去规定企业应雇佣的人数和房东要出租的房子。

我们再来看消费。我们奉行凯恩斯主义，一直在促进消费，为了保证GDp高速增长。关于这一点，我是赞同茅于轼先生的观点。中国经济高增长是依赖于高储蓄，它支撑着高投资。投资的钱最后变成了工厂、矿山、铁路。消费的钱最终变成了垃圾，粪便。这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凯恩斯主义出现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其储蓄不能有效的转化为投资，经济周转不灵，投资购买减少，人们收入下降，不敢消费，形成恶性循环。关键在于其投资意愿不足，没有新的增长点时才鼓励消费。但我国是产能过剩，投资意愿旺盛。没有高达40%的储蓄，投资的钱从何而来，一旦市场运行的资金减少，政府增加货币，就极有可能增加通胀的风险。所以老是在说因地制宜，借鉴，从实际出发，但是总是在照搬照套。

最后，谈谈经济学近年来的新趋势的变种，譬如“计量经济学”和“福利经济学”。这是我极其讨厌的两个分类。要阐述“计量经济学”的问题需要很长的一个篇幅。但是我觉得“拉弗曲线”和“雷·费尔根据1912——1976年的经济数据作了一项回归分析，然后得出了一个如果成立就将轰动一时的方程式，该方程式可以提前预测谁会在接下来的总统竞选中获胜。你仅仅需要在方程式中输入几个经济要素——通货膨胀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等。这两个例子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福利经济学”，别的不说。我从最简单的理解。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简化来看只有四种关系：“共赢、损己利人、损人利己和既不利人又不利己”。最后一种是全社会应该摒弃的。我认为的福利经济学是在创造一张大饼的基础上如何更好的分配它，也就是在“损己利人和损人利己”两种的纠结，但无论哪一种，其实他们的总和都没有增加社会财富，只有共赢的状态下才会增加财富。当然还有他们对于心理学很简单的归结为效用这种可计量的恶习。

写了这么多，都很零碎。其实中心意思很简单。经济学应该是一门从现实中总结归纳出对资源配置的一些方法，更高层次，它是一种认识论或者方法论。而近代的经济学却是习惯从古典经济学中的推理中再加入各种限定，结合各种漂亮的数学公式，然后推导出各种好看的结论。但是我觉得对更好的认识现实无益。任何一门学科都应该是帮助人们更好的认识世界。而不是企图在空中楼阁中再建筑一个空中花园。所以经济学的发展应在实践经济学中，走街头，串巷尾。发现人们的各种选择。当然这种思潮最近也变得越来越多，譬如我很喜欢的丹尼尔·卡内曼的行为经济学，把心理学研究和经济学研究结合在一起，特别是与在不确定状况下的决策制定有关的研究，更贴近实际。以及威廉·庞德斯通的《无价》中从受众者心理层面分析价格机制。说到底是人在进行各种经济活动，原来的简单抽离“人”把它当成常量的研究可能忽视了这个重要的因素。文艺一点的结尾是：对于苍穹之上的存在，如果我们无法确信其是否存在，我们应保持精神上的敬畏或警惕，但是现世生活里却不做任何理会，这才是相处之道。

第三篇：张维迎：反腐败的两难选择

张维迎：反腐败的两难选择

张维迎2012年12月19日在经济观察报·2012观察家年会

暨第二届中国改革峰会的演讲稿

未来十年对中国领导人最大的挑战是反腐败。中共十八大报告说到，如果腐败问题不解决，可能亡党亡国。民间有一种说法：“不反腐会亡国，反腐会亡党。”当然，这个说法可能过于严重。我的看法是腐败问题不解决，是可能亡党，但是不太可能亡国。反腐败可能亡党，但是也可能救党，完全取决于我们怎么样反腐败。

反腐败真正的两难选择是如何处理腐败的存量，也就是如何解决已经发生的腐败行为。如果我们不对过去的腐败有一个了断，反腐败不可能成功。如果措施过于强硬，轻则政府官员可能会消极怠工，使政府处于瘫痪和半瘫痪状态，重则导致政府官员造反，改革也没有办法进行。但是，如果要了断过去，老百姓应该不会答应。这就是两难选择。

我们能否走出这个两难选择，既取决于领导人的智慧和胆略，也取决于普通民众的理智和耐心。最近吴思、李永忠等学者提出有条件特赦这样一个思路，我今天讲的也是对他们的一个呼应。事实上，我在十年前也谈到过这个问题。

一

从宏观上讲，过去十年中国的腐败，最重要的是两个变化。第一个是从创造价值的腐败走向毁灭价值的腐败。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所谓“腐败”，很大程度上是民间从政府官员手里面赎买权利，通过这种赎买使得资源得到更有效的利用。原来只能国有企业使用的资源，现在民营企业也可以使用，他们创造了更大的价值，推动了经济增长。

但是，现在的腐败已经不是这样的腐败，而是政府官员滥用权力寻租，特别是本来已经释放到民间的权利又被收回，使得资源配置更没有效率。八九十年代的腐败是与体制改革相关联的腐败，腐败的过程当中，也释放了政府手中的一部分权利。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腐败也推进了中国的市场化改革。而过去十年的腐败是与体制倒退相关联的腐败，腐败变得越来越严重，但是体制离市场化程度反而越来越远。八九十年代的腐败，是商贿赂官的腐败，而过去十年的腐败，很多已经变成了官贿赂官的腐败，我们叫“买官卖官”。当然商业贿赂官员仍然存在，但比起买官卖官，商业贿赂可能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了。

第二个是反腐败的力度越来越大，但是，腐败也变得越来越严重。我搜索了一下“百度新闻”各年包含“反腐败”这个词的文章，2003年时总共11900篇，2004年上升到76200篇，2005年 73330篇，2006年106000篇，2010年246000篇，2012年已达861000篇。人民网上“反腐败”的文章也有类似的增长趋势。十六大以来，已经有70多位省部级官员落马了，都是因为腐败问题，或者与腐败相关。大家算一下，平均每年有七八位省部级干部被抓，这在历史上、在任何一个国家也是少有的。

举个例子，河南省交通厅先后四位厅长都因腐败落马，第一位落马在1997年，查实的受贿金额是30万元，第四位2011年11月被抓，受贿金额3000万元，14年间增加了100倍，年平均增长率39.8%。而这个期间，中国人均GDP的名义增加率是12.9%，受贿金额的增长远高于GDP的增长。当然，这只是一个特例，但就我观察，这个例子也许代表了腐败严重程度变化的一个基本趋势。

新一代领导人对反腐败非常重视，其实上一代领导人对反腐败也非常重视。学者、政府高层先后提出很多反腐败的措施，这些措施大体归结起来有这样几条：第一，加强监督，提高腐败行为被发现的概率。我们知道，如果100个人腐败，只有一个人被抓住，这种威慑力很低，如果有50、60个被抓住，这样威慑力就比较大。第二，要有新闻自由。只有有了新闻自由，才能发挥民众对政府的监督作用。第三，要提高惩罚的力度，即能够使接受贿赂的腐败官员真正感到害怕。第四，提高政府官员的合法工资，也就是“高薪养廉”。现在官员之所以腐败一个原因是他们的名义工资，或者叫官方定的工资太低，他们不得不用额外的收入补贴自己。第五，官员财产公示。这一点最近谈的比较多。第六，通过思想政治工作，提高官员的道德水平。用通俗的话来讲，就是怎么使得官员脸皮变薄一点，现在的官员脸皮太厚。第七，减少政府部门的权力。现在政府的权力太大，如果能够减少政府的审批权，减少政府分配资源的权力，减少政府制定产业政策的权力，减少政府干预经济的权力，那么，腐败可以大大减少。第八，真正实行民主与法治。

应该说这几个措施已经比较全面地概括了我们所能采取的反腐败措施。如果我们是在建立一个全新的政府，或者政府的规模很小，又或者是现在的腐败不是很严重，这些措施对于预防腐败是有效的。但是，现在不是这样，我们是在现有政府的基础上进行反腐败，有些措施即使听起来好，实际上很难实行。比如说高薪养廉，我们有这么多的政府官员，权力又那么大，省部级官员10年已经抓了70多个，也只占官员总数的一小部分。这么庞大的政府，高薪养廉是养不起的。

这种情况下，上述这些措施的效果就非常有限了。之所以有限，最重要的就是现在的腐败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胡星斗教授根据最高检察院的报告推算2009年县处级官员腐败的比例48%，厅局级干部40%，省部级33%。这个数字大家可以怀疑，但是就我的直观判断来讲，也许有点保守，按照现在的腐败标准，我觉得政府官员里面，能经得起查的不多。也许你没有接受现金的贿赂，但是你收过人家一块手表，或者接受过一幅名画，或者买房子的时候接受过优惠，或者你的孩子在国外读书的时候得到过人家的资助。所以，真正能经得起查的很少，只是不查而已。

民间对腐败非常痛恨，但是我觉得好像是抽象地谈起来很痛恨，而具体到某一个人出问题了，很多人反倒表示了极大同情，说“这个人怎么这么倒霉”。其实民间的这样一种矛盾心理，表现了人类本性中的一个公平概念，也就是某一种行为，好多人都在犯，但是只有少数人受到惩罚，人们会认为不太公平，人们也会提高对这种行为的容忍度。

其实对于腐败行为，真正的惩罚是两种机制：第一种是法律的机制，第二种是声誉的机制、舆论的机制。过去，某一个人因腐败被抓起来了，坐牢了，这是法律的惩罚。同时，周围的人都看不起他，这是声誉的惩罚。但我们看到今天好像不是这样的，一个腐败官员被判刑之后，反倒得到更多的同情，有很多人在帮助他的孩子，帮助他的老婆。这本身就反映出可能现在抓起来的腐败官员仅仅是腐败官员当中的一小部分，而且很可能还不是腐败最严重的那部分人。

二

所以，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我们如何处理腐败的存量。有两种思路：一种思路是算老账，追查到底；另一种思路是算新账，既往不咎。当然它们的准确含义我们还可以讨论。看一下算老账所面临的问题，过去10年的经验证明，像现在这样的算老账式的反腐败，尽管看起来力度已经很大，但是与腐败的普遍程度、严重程度相比，可以说蜻蜓点水，根本解决不了问题。

过去10年，反腐败的措施并没有真正在腐败分子当中形成一种威慑，很多官员腐败，就像买股票，或者买彩票一样，碰运气，运气不好，被抓了，算自己倒霉；运气好，就逃过去了。还有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反腐败可能变成权力斗争的工具，抓不抓你，可能不在于你腐败得多严重，而在于你是听话还是不听话，你是否跟对了人。这样的话，落马的腐败官员其实不一定是最严重的腐败官员，甚至不一定是真正的腐败分子。

我曾经接触过一个案子，一个相当廉洁的官员，得罪了党委书记，七凑八拼，凑了4万块，包括别人给他孩子的压岁钱，判了4年。在我所知道的案子中，类似的案子其实真的不少。而且这样一个权力斗争博弈具有“先下手为强”的特点，先下手就变成腐败官员的最优策略。进一步，这样的反腐败可能还使得腐败更为严重。如同杀人灭口一样，杀了一个人，害怕被知情的人举报，就继续杀人。腐败也有类似的问题。如果钱不足以买通比你大的官员，这时候没有人保护你，很可能落马。但如果你行贿的金额很大，买通的人很多，这时候你反倒变得安全了。

还有一个问题是现在的舆论反腐。特别是十八大以来，舆论反腐起了很大的作用。尽管我们现在没有真正的新闻自由，但是有了微博，使得每个人都可以变成一个媒体，对腐败现象产生了一定的遏制作用。但是，我们也要认识到，靠微博反腐也存在很多问题。一个就是可能侵害人权，因为微博上的信息很多是不负责任的，微博反腐可能有侵害个人隐私权的问题，也可能被人利用，即变成我前面讲的权力斗争的一种工具。

我们要特别注意防止微博反腐可能产生的舆论暴力，因为一个人无论你干净不干净，一旦舆论说你不干净，可能就是有口难辩。特别是现在的情况，因为大部分官员屁股底下都不干净，所以没有人愿意站出来替他人说一句公道话，只要一个人被媒体曝光，上级就赶快把他“推出去问斩”，这可能会形成一些冤假错案。另外，有时候这样做也违反了法治精神，包括大家最近看到的重庆“艳照门”事件，这样一个艳照是在引诱欺骗下拍摄的，取证本身就是违法的，但是现在反腐当中已经不考虑取证程序的合法性。从长远来讲，这对建设一个法治社会是不利的。

当然，我们可以设想更大的反腐风暴。但是，我们能大到哪儿去呢？如果我们真的搞得很大，就会形成所有官员人人自危，消极怠工，也可能形成一个腐败官员的联盟。因为腐败如此普遍，它一定是一个官官相连的网络，保护别人就是保护自己，所以官员很可能会联合起来对抗反腐败的措施，最后政府就会瘫痪。政府瘫痪时，反腐败是没有办法进行下去的，更不要谈改革了。

另外，官员买官卖官的钱很多也是从企业收上来的，也就是几乎所有的腐败追下去都与企业家这个群体有关。现在一些企业家没有安全感，一个原因是对未来没有信心，害怕像发生重庆那样的所谓“打黑”，实际上是“黑打”，任意地剥夺私人财产。另一个原因是担心算过去的老账，包括由反腐败牵连出来的贿赂行为。这样导致民营企业家，甚至国有企业的官员都开始移民，没有人真正愿意在中国经济中投下更大的赌注，更没有人愿意搞创新，这时候失业率就会增加，民众的不满又会提高。所以，这对政府是一个更大的挑战。

谁来反腐？如果我们承认腐败是如此普遍，那大致来讲，很可能反腐的官员本身也未必是干净的官员，他们有多大的力度敢反腐？因为反得越深，把他们自己也牵连出来的可能性就越大。所以，我想更大的反腐可能性比较小，如果强行实施，也可能带来比较大的成本。

另一种可选择的办法叫做不算老账算新账，不往后看往前看，也就是我前面提到的吴思、李永忠等最近提出的有条件的特赦。按照吴思的观点，通过有条件的特赦，换取官员拥护民主化的政治改革。李永忠认为，如果算老账，问题会越来越多。当然，我想他们只是提出一个基本的思路，具体措施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事实上，国际上已经有好多经验，包括香港地区也有很多经验，发达国家有，发展中国家也有，几乎所有原来腐败严重的国家，在反腐的过程当中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我个人的建议是，以十八大为界，十八大之后不再腐败的官员就既往不咎，十八大之后继续腐败的官员新账旧账一起算。所以，也不是说都那么很容易过关。同时，要启动政府官员的财产公示和注册，接着要研究超过合理收入之外的部分，究竟是没收，还是设立特别税，交税之后就归他们自己。

但是，必须坚持的一个原则是，如果你不说实话，你就应该受到惩罚。比如你有10套房子，你公示的时候只说2套，一经查实，另外8套应该全部没收，也就是政府官员在这个时候不说真话要冒更大的风险。当然，也可以施行自愿公示，不愿意公示的官员离开政府岗位。在这样做的时候，同时要加强我前面提到的那几项反腐措施，包括减少政府的权力，实行新闻自由，加强舆论监督，还有更为长远的就是建立一个法治社会和一个民主体制。当然，在政府官员的权力受到约束的情况下，政府官员合理的报酬也确实应该提高。

三

但是，这样的措施面临巨大的挑战。第一个挑战就是如何化解民众的不满。民众会认为这是相当不公正、不公平的，凭什么这些腐败分子就可以轻易豁免。这种不满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第二个挑战是怎么使得这个政策本身变得可信。因为任何政策，不可信是不会有效果的。

首先，怎么求得民众的理解。我们必须告诉大家反腐败的目的是建立一个廉洁、高效的政府，而不是为反腐败而反腐败，更不是为了杀人。杀再多的人，抓再多的官，如果我们未来的政府仍然有像现在这样严重的腐败，那我们可以说没有取得任何成就。

其实，有条件特赦就像资不抵债的企业进入破产程序一样，即使对债权人而言，免除一部分债务让企业活下来，也总比拖死好。当然，我们人类有一个弱点，我们经常注意了手段，忘记了目标，就像我们赚钱一样，本来赚钱是为了活得幸福，但是我们经常为了赚钱而牺牲幸福。我们反腐败当中同样要避免类似的问题，不能只注重手段，忘了我们的目标。

还应该看到，过去的历史真的相当复杂，体制不合理是腐败现象普遍化的主要原因，我们看到一些被抓起来的官员得到当地老百姓的同情，因为他们觉得这些人真是干事儿的人，那些不干事儿的人反倒没有被抓起来。

我认为这个问题应该进行全民大讨论，因为这对中国的未来太关键了。必要的时候可以进行全民公决投票，像阿根廷等国家就做过这样的措施。政府提出一个具体的方案，然后全民投票，同意还是不同意，我们可以规定一个比例，比如50%以上的人认同，我们就做，如果大部分人不认同，我们就不要做。我也相信，如果我们有周全的设计，政策在实行1~2年之后，民众就会认识到它的好处。当老百姓看到腐败现象大大减少，政府服务大大改进的时候，他们就会更能够理解这样一个政策的好处。当然，这要求老百姓有一定的耐心。可信性问题怎么解决？靠政府出一个红头文件恐怕不行。政府的政策多变，经过全国人大通过的法律，其可信度还是大大高于政府的红头文件。所以，我建议可以通过全国人大立法的方式保证这样一个政策的可信性。同时也可以搞试点，可以选择几个县，或者几个市，取得经验，再在全国推开。

这样一种有条件的特赦政策，我把它叫为“理性的宽恕”。宽恕是我们人类具有的伟大美德之一，基督教讲赎罪，佛教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中国人也有宽恕的文化。但是，我说它是理性的宽恕，不是无原则的宽恕，不是为宽恕而宽恕，不是为显示宽宏大量而宽恕。理性要求我们在评价一种变革和政策的时候必须超脱自身的定位、身份、利益，必须学会换位思考。理性也要求我们在评价一种变革政策的时候，必须考虑政策的可行性，而不只是考虑我们的主观愿望。理性也要求实施一项变革政策时，必须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不应该过多地纠缠于历史的旧账。

南非图图大主教在曼德拉当选总统以后，说过这样的一句话，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我在这儿加上一句话：没有理性就没有未来。如果我们不能够理性地处理我们现在面临的腐败问题，如果中国的反腐败不能走出我刚才讲的那样一个两难选择，我们将被持久地锁定在腐败陷阱当中不能自拔，中国不可能有光明的未来！

第四篇：张维迎：以人文经济学开启新启蒙运动

张维迎：以人文经济学开启新启蒙运动

来源:河南亦锐营销策划 本文是张维迎2012年12月29日在人文经济学会成立典礼上的讲话。人文经济学会由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发起于2012年7月，旨在推广人文经济学，促进人文经济学的研究、交流与应用。

目前共有茅于轼、张维迎、陈志武、王巍、陈浩武、胡释之、岑科、傅小永、刘业进、雒亚龙、周克成等十一位理事成员。本文由人文经济学会授权FT中文网刊发。

我在三十年前第一次见到茅老师，他就给我讲数理经济学，今天他给大家讲人文经济学。我不想太细评论他的观点，因为他的好多观点我都很赞同。有时候，他的好多观点，包括在座听众不一定听得特别明白。

但从我三十年的跟茅老师交往的经验来看，他的好多观点非常深刻，有些是自己悟出来的，不是借鉴别人的东西，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点。

我把茅老师讲人文经济学和发起人文经济学会理解为中国新的启蒙运动的开始。经济学是研究什么的？茅老师越来越走向人文经济学以后，我感到经济学是研究人与人之间怎么更好地合作。当然这也不是什么新问题，人类有史以来都在探讨这个。

从思想角度看，人类有两个500年对这个问题的贡献最大，当然了，这远远超出了我们经济学范畴。第一个500年就是公元前500年开始的所谓轴心时代，从孔子到耶稣，那个时代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出现了伟大的思想家。另一个500年是从17世纪的文艺复兴到18世纪的启蒙运动。

第一个500年，先知研究人怎么更好合作、怎么幸福，更多强调心，强调怎么改造人的心。第二个500年换了一个角度，强调人的行为，这是一个革命性的变化。第一个500年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出现了伟大的人物，但是很遗憾，第二个500年东方没有贡献，或者有，但是跟西方的套路不一样，我们没有走向理性、自由、民主这样的层面。

我们看一下，在100多年前中国就开始启蒙，非常遗憾，100年前特别是20世纪以后启蒙就开始中断了。我感觉对于西方启蒙时代的一些思想，今天中国人的了解比100年前的中国人少得多，包括政治家也一样，好比慈禧太后对宪政的理解就比现在很多人深刻。她说为什么要搞预备立宪？她说这是普世价值，如果中国不搞预备立宪，全世界人不把我们当正常的国家看。

我希望人文经济学会的成立是中国新的启蒙运动的开始。其实我们在三十年前就开启过一次，但是也就几年时间就被中断了，从此以后没有了。今年领导换届，预示中国有新的启蒙时代。

我觉得人类进步就是少数、可以数得出来的几十个思想家创造的。在过去200年，对人类进步最大的是关于市场的理念，它的力量推动社会进步。亚当·斯密不是经济学家，它是伦理

哲学家。过去认为一个人干事为了自己肯定是坏事，亚当·斯密第一个系统证明一个人追求自身目的可以为社会带来价值，这就是我们讲的“看不见的手”的价值。

这里我要特别强调一下，亚当·斯密1759年出版《道德情操论》，被一些人认为和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不一样，甚至相反的。我们要真正理解道德情操是什么东西，才能更好地理解为什么亚当-斯密如此强调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怎么使一个人的利己之心变成利人之行。然后导致人类的合作，给我们人类带来共同的进步。

亚当·斯密特别强调同情心，人无论多么自私，天性当中都有关心他人的一面，看到别人生活得快乐，自己也会感到愉悦。亚当·斯密还讲同情心是以自我中心为基础，以自我为中心不一定是自私的。亚当·斯密讲的例子就是，人最同情的是自己，其次同情和你生活在一块的兄弟姐妹、儿女父母，离你距离越远同情心越弱。

他特别举了一个例子，设想一下假如中华帝国数亿人被一场地震所吞没，远在欧洲的一个富人、一个企业家会有什么感觉？他可能感觉悲伤、怜悯，他不能忍受数亿人突然间没了，但是做完这些事以后他该做生意还是做生意，晚上睡觉还是正常。但是同样一个人，如果想到明天早上手指头会被人剁掉，他可能一晚上都没法入睡。

所以亚当·斯密认为人类进步需要好多人协作，而一个人穷尽一生也交不了几个朋友，人类随时随地需要别人帮助，但是仅仅靠仁慈是根本不行的。所以他有名的一句话是说：“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物，不是出自于厨师、酿酒师或面包师的仁慈，而是出于他们的自利，我们不要讨论他们的人道，而是要讨论他们的自爱，不是对他们讲我们需要什么，而是要讲什么对他们好。”

我想这是人类最伟大的思想。200年之后证明这样的思想仍然是我们人类为了幸福、更好地合作必须坚守的思想。我们中国现在改革出现很多问题，某种程度上是因为我们没有理解什么是真正的市场。

当然像亚当·斯密这么伟大的思想，中国的古人2000多年前就有，像我的陕西老乡司马迁在《货殖列传》里面就讲到过。当然了，它不是严谨的科学论述，但他讲到了基本的自由竞争如何导致财富的增加。

茅老师刚才讲得非常透，我们经济学走到数理经济学的时候，把物质财富当成人类幸福的唯一度量，这个是错误的。人类有好多需要，包括自由的需要。自由是人类最基本的需要。

任何政府处罚一个人的时候，就是剥夺他的自由，由此可见自由是多么宝贵。只有市场才能保护自由，当然也只有自由才能保证市场。其实自由和市场完全是一回事。也只有市场，能够我们让每个人独立，让我们有自尊，茅老师刚才讲的货币可以买到一切，包含着这样的意思。

经济学也受到好多人文学科的误解，所以今天这两个放在一块蛮有意思。因为人文学者大部分都会对经济学家不齿，经常会讽刺经济学家。我要特别谈到一点，理性人或者说自利人这个假设是多么的重要，有些人看到社会的道德堕落，就说你们经济学家作这样的假设，就让人自私，所以社会就变成了这样，这是完全错误的。经济学家的这个自私假设，是为了更好推进

人类的合作。事实上证明也是这样。凡是按照亚当·斯密的思想搞市场经济的国家，人的合作精神就高，道德水准就高，凡是不按照亚当-斯密的理念、不搞市场经济国家，人的合作精神就比较差，道德水准就差。比如中国和美国。

人类好多的灾难，为什么好人不干好事？我认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们把人假定得太好了，结果我们都变成坏人，反倒如果我们都把人假定为坏人的话也可能都变成好人。看看我们的皇帝，我们过去假定皇帝是圣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如果早就假定皇帝是自私的，他有自己的利益，政府官员也是贪婪的，那么我们早就走进民主制度了，那我们就不至于经历这么多灾难，包括文革灾难、大跃进的灾难。我们搞市场经济，不可能有大跃进，不可能吃大锅饭，也不可能有文革，所以市场本身就是一种人文。所以茅老师强调的这点我觉得非常重要。

我们经济学家需要认识到自己的局限，尤其是当我们按照数学方式处理问题的时候，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不依赖于本身，而依赖于数学上怎么处理，凡是数学上不能处理的东西假定它不存在，这个是要命的。所以很多理论，包括一般均衡理论得到的结论是错误的，错就错在它的假设完全不现实；错就错在，本来是为了证明市场有效的经济学理论，结果却玷污市场的名声。如今很多经济学家讲的“市场失败”其实不是市场失败，而是市场理论的失败，我们却认为是市场本身的失败。这是很可悲的事情。所以经济学家也要不断地反思。

最后我用简单的例子，告诉大家人文经济学应该考虑什么。有一个经济学家开车出去旅游的时候迷路了，然后他找到一个农场主，问农场主路怎么走？农场主很客气地告诉他路怎么走。经济学家为了显摆自己的知识，说我打一个赌，十秒钟内数你有多少羊。

农场主说，不可能，如果数对了我送你一只羊。经济学家说你有783只羊，农场主很惊讶，只好说这么多羊你挑吧。经济学家挑了一只准备上车的时候，农场主说等一下，我也跟你打一下赌，我能猜出你是干什么的，如果猜着了我的东西你放回，经济学家说没有问题。农场主说，你是经济学家。经济学家说，你怎么知道我是经济学家？农场主说，你数是数对了，但是你抱走的是我家的狗不是羊。

第五篇：2011夏季达沃斯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张维迎发言实录

新浪财经讯 9月15日上午消息，以“关注增长质量，掌控经济格局”为主题的世界经济论坛2011年新领军者年会(即第五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于9月14-9月16日在大连举行，新浪财经进行全程直播报道。以下为中国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张维迎发言实录。

主持人田薇：很长的单子，最重要的问题，郭先生也谈到了，张教授请您解读一下，这么多的任务，哪些是最重要的，而所有这些任务似乎又是枝缠盘结的，都在一起，如何找到一个突破点？

张维迎：最重要的是改革本身。我简单评论几句，他讲到教育，讲得非常中肯，整个几十年的教育是失败的。这个失败，教育作为培养人，培养自主有创造性的人没有注意，培养有道德的人没有注意。如果所有的学校都取消了，包括连小学、大学全取消了，中国人的知识水平会大大降低，但中国人的道德水准会大大提升。这一点一直没有引起我们的注意，我们从小学开始，每一步走过来，都培养大家在说假话，这个实际上影响到我们的国民素质，现在讲到我们的很多企业，学校的信任没有的时候，没有真正反思这个问题。

其他方面，可能并不一定跟晓强主任的观点一样。规划和计划，过去60年没有什么成功的，如果看一下历史，看一下前5年，每年计划的财政收入的增长是10%左右，但是每年都增长20%、30%，你单年都计划不出来。从全世界的情况来看，计划这个东西基本就是一大批聪明的人干了一件傻事。当然现在对它给予这么多的希望，我想在中国的体制下是有道理的，因为中国仍然是政府在主导经济的发展。

针对这个计划有几个问题需要讲。第一个，我自己多次谈到，我们用的扩大内需是一个错误的概念，我们真正要做的是开发国内市场，因为扩大内需，经常会倒向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以为用刺激性的手段就可以把中国经济发展起来。而中国经济真正发展需要开放市场，开放市场要靠企业家精神，这个企业家精神是政府给不了的，是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给不了的。与此相关，需要创新，需要产业升级，需要创新，从历史看靠政府不可能创新的，我们很多产业政策实际上导致的后面变成寻租的政策，我们给某一个产。某一个技术有一些优惠，很多人编项目，编完以后，从我们国家政府那领了一大笔钱，几千万，几个亿，去干别的事。大家去调查，非常普遍的。

产业升级也是这样，我们叫唤多少年产业升级为什么做不起来？是我们没有真正依靠市场，依靠竞争。什么时候升级？这些企业生存不下去的时候，现有资产生存不下去的时候，就会升级。当然，要给它长远积极性，如果对未来，对明年、后年没有抱有希望，它也不会去升级。所有这些东西都需要改革，而目前的情况是我们“十二五”规划看硬指标多，而真正的改革这方面有强调，但是没措施。这是比较遗憾的一点。

主持人田薇：特别为今天到来的国际上的朋友解释一下，张教授在中国是非常著名的对市场的支持者，所以大家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他刚才的话。您刚才讲的五年计划可能作用不大，但是我昨天碰到一个法国朋友，他跟我说，因为法国从十多年前他们自己的五年计划就取消了，他说你们中国有五年计划真好，至少能修公路，由一个计划来进行基础建设，我们国家现在没有了。当然他并不代表法国政府的态度。

主持人田薇：今天的时间非常有限，但是在我们给大家提问的时间之前，还是请允许我最后问一个问题给张教授和王总编。一位从经济角度，一位从社会角度，昨天总理说了一句话，他说“如果通货膨胀同贪污腐败结合在一起，足以影响社会的稳定和人心的背向”。通货膨胀和贪污腐败无论是中国民众还是国际社会都是非常关注中国的话题，两位从各自的角度，和“十二五”计划相结合，非常简单地说一下。

张维迎：这个问题留给波明。刚才说到责任，中国对世界最大的责任是改革自己的体制，给中国公民更多的自由，是建立民主法制的社会，如果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的话，从全世界和人类共同角度来讲始终是重大的忧患。要改革，机构的问题非常重要。1982年建立了国家体改委，目的是改革计委，改掉计委，到1998年体改委改成体改办，2003年，体改委反到

被计委吃掉了，就是现在的发改委。自体改委消失之后，中国的改革速度大大减缓，最后停滞以至于倒退。所以我要强调的是，要真正启动改革，恢复一个体改委或者类似体改委的组织是非常重要的。体改委在那个时候不是体改委的人本身多么地聪明，多么地积极，而是他的工作，任何部门提出的改革方案，最后都要经过体改委认可之后，才能得到最高领导的批准。现在的情况是任何一个部门提出一个方案，没有任何的跟它辩论的机关，没有一个驳回的机关，这样的话名义上进行了改革，各部门经常打着改革的旗号，实际上干着反改革的勾当。这个是非常重要，不是我的新观点，我已经呼吁很多年了，一句话，要中国启动改革，就要恢复类似体改委这样的组织。同时现在发改委的权利真的太大了，对发改委本身也不好。提问：你好，我是来自中国报道的记者，我叫孙玲(音)。

现在经济衰落情况下，中小企业受到的冲击很大，现在在生产成本提高、贷款很难的情况下，发改委和银行将会有哪些措施激发中小企业的发展活力？谢谢！

张维迎：我再补充一点，大家只看到大与小，中国很多是国与民，中国大部分是民营企业，它们贷款难不仅因为他们小，或因为他们中，而是还因为他们民。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如果国有企业都变成民营企业，我想中小企业贷款的难度就会大大降低。

主持人：美国也有中小企业贷款难度？

张维迎：是这样，但是不像中国这么难。

2011年夏季达沃斯论坛于9月14日-16日在大连举行。作为本届达沃斯的参会嘉宾，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教授张维迎无疑是最吸引眼球的一位学界人士，论坛期间，他屡屡以惊人之语阐述市场经济理念。

也许这些言论对于张维迎这样一位精通市场经济精髓的人来说属于基本常识，但是在全球金融危机不断扩散，各国政府通过救市等措施不断的扩展自己权力，凯恩斯主义重新盛行，国内经济面临国进民退的大背景下，张维迎的如此不遗余力的频频发声，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对目前状况的焦虑。

本报对张维迎在2011年夏季达沃斯上的言论做了部分摘录，以飨读者。

很多错误政策，都是我们的无知造成的。当年搞计划经济就是无知的表现，当然现在继续搞计划经济，很大程度上是无耻的表现。

土地应该私有化，这样可以真正保证农民利益，现在的土地交易中充满了强盗逻辑。我没看到土地私有化有任何弊端，或许唯一的弊端就是政府权力减少了。

国家利益只是一个说辞，真正的国家利益是民众利益。

中国目前的贫富差距拉大，其中最不合理的差距是由于特权和政府对资源的垄断导致。

政府搞那么多经济开发区，本身就是笑话，最好的政策是全中国都是经济开发区。

应该把开征新税种的权力和任何对税进行调整的权力，交由全国人大。民主政治和

法治社会的重要内容，甚至说是前提条件，是对政府征税能力的约束。

并非每一次经济危机都会伴随国进民退。1929年大萧条与2009年危机都导致了政府干预增加，但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带来的是市场力量加强，因为当时大家正确认识到危机发生是因为政府干预太多。

西方国家与中国一样，都面临并需要反思监管过度的问题。美国政府对市场最大的干预是中央银行制度，政府对货币垄断。监管过度的表现往往就是监管不足，因为监管过度就会导致各种问题，大众就会认为出现问题的原因是监管不足，一个监管会创造出另一个监管的需要。

温总理所说“中国已是全面开放的市场经济国家”，他说的是未来的希望。

发展市场经济与公有制主体地位，逻辑上是矛盾的，但非逻辑的力量有时候更强大。

如果国有企业继续这样庞大下去，中小企业就没有出路；如果中国经济继续在去市场化的道路上前进，中国经济会有更大麻烦。

将国有资产分给老百姓，阻力一个是利益问题，一个是认识问题，其实从国有部门得到好处的只是少数人。中国还有一个阻力，是主流意识形态的原因。

现在物价上涨的主要原因是2009年过度刺激政策导致。

规划和计划，过去60年没有什么成功的。看一下前5年，每年计划的财政收入的增长是10%左右，但是每年都增长20%-30%，你单年都计划不出来。从全世界情况看，计划这个东西基本就是一个大批聪明的人干了一件傻事。

民间借贷对中国经济的作用总体是正面的。民间借贷出现的主要原因是政府对金融管得过死，如果政府能够放松对金融的控制，允许自由行办银行和自由签订合同，地下钱庄就会消失。

关于中国国际收支双顺差、人民币升值压力大、内外失衡、通胀明显的问题，我的方法是自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