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谈创新

第一篇：张维迎谈创新

张维迎：自由竞争与产权保护对创新最重要

4月8日到4月11日，以“亚洲的新未来，寻找和释放新的发展动力”为主题的博鳌亚洲论坛2014年年会在海南博鳌召开。腾讯财经对论坛进行全程报道。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称我们要说什么对创新重要？就两条：第一，自由竞争；第二，有效的产权保护。

当张维迎被问到中国有望缩小跟美国科技、创新方面的差距需要多少年时，张维迎预测在目前体制下不要有太多指望。

以下为张维迎发言实录：

张维迎：我没有多大的分歧。我觉得尽管中国有个别企业有创新，但是整体来讲中国企业创新能力不够。主要的因素是我们的体制，我们要说什么对创新重要？ 就两条：第一，自由竞争。第二，有效的产权保护。

政府不应该关心创新，创新是企业家的事，政府关心创新就会制定很多政策，压制住企业的激励机制。中国制定很多产业政策，给很多补贴，使很多企业学坏了，他就整天想办法申请政府补贴，并不真正的创新。

这个是非常不好的。中国需要使得企业家对未来充满信心，一般来讲创新是一个没法预测的，现在很多产业政策、政府政策老想批准哪一种创新有前途。

没有任何一种创新特别是重大创新是一般人看出来的，只有少数人能够想到，但是他要冒很大的险，最后由市场说了算，这才叫创新。

如果事先都能知道成不成功的东西，不能叫创新。创新是高度不确定，只能留给市场，政府任何的干预只能导致人们去寻租，特别在中国的情况下，我想中国的企业家好多对未来没有一个稳定的预期，所以他们更喜欢套利，赚短平快的钱，我不是否定高总，我们确实有些企业很优秀，但是总体而言，无论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我觉得考虑三年、五年后事的人不是很多。

像我们现在民营企业方面，我们看一下中国最优秀的人聚集在哪一个行业？比如房地产行业聚集了很多中国优秀企业家，我指他们素质很优秀。他为什么要到房地产行业来？其实很简单，中国房地产行业里面利润是比较高的，高的原因就是我们的土地制度所导致的。

另外我们看到中国的大量利润流向金融行业，像去年几家银行利润就达到上市公司将近一半，这些都是不合理的政府管制导致的，这就一定会扭曲企业家创新激励机制，不利于创新。

其实创新很简单，给人资源，给每个企业家自由，使他有安全感，他做好就成功的，做坏了就完蛋了。

利润他拿，风险他担，我们这样就有足够的创新动力了。

最后主持人提问五位嘉宾这样一个问题，很多经济学家预测2020、2030年中国可能成为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GDP，跟我们今晚晚 上讨论主题有关的，我问各位您认为需要多少年，中国有望缩小跟美国科技、创新方面的差距？是10年、20年、100年或者还是需要1000年。大家给一个数字，不需要解释。跟美

国一样成为创新大国。

陈志武：跟张维迎差不多的判断吧。但是有一点，在目前体制下我觉得不要有太多指望。

张维迎：我估计我活不了150年。

主持人：请问你能活多少年？

张维迎：我活着的时候没戏。

第二篇：张维迎谈金融危机

张维迎：彻底埋葬凯恩斯主义

理解危机可能比简单出对策更重要

世界充满了不确定性。这是一句老话，但今天说起来更让我们刻骨铭心。一年半前，中国企业家对中国经济景气的信心指数达到8年以来的最高点；即使到2008年初，企业家信心指数仍然处于8年以来的最高点之列。但到年底，这一信心指数掉到了8年来的最低点，而且远低于过8年的任何时候。中国经济学家的信心指数也类似。不过，调查数据表明，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信心的滑坡比中国企业家早了一个季度。今天，无论中国企业家还是中国经济学家，都很难再有一年前的乐观情绪！

企业家信心的变化确实是中国经济景气变化的真实写照。过去12个月，中国工业增加值指数的变化有两个主要特征。第一个特征，增长速度下滑非常快，好像所有企业在同时犯错误；第二个特征，重工业的下滑速度远大于轻工业，也就是生产资料工业的波动远远大于消费资料的波动。这两个特点也是所有经济萧条的主要的特征。应该说，我们的经济已经进入了一个艰难时期，或者出现了增长衰退。

中国经济的变化是世界经济变化的一个缩影，尽管我们的问题出现的晚一些。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中国经济什么时候能够走出低谷？底部在哪里？有人说是V型，有人说是U型，也有人说是W型。最悲观的说法是L型。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理解，为什么会发生这次世界性的经济大衰退？对这个问题可能有不同的回答。但是我想，最根本的问题是：这次危机是根源于市场的失败，还是政府的失败。换一句话说，究竟是看不见的手出了问题，还是看得见的手出了问题？对造成目前局面的不同理解和回答，也自然导致政策上的不同选择。而且，不仅关系到我们的政策选择，还关系到未来走向什么样的经济体制，也关系到经济学的未来走向。

西方经济学界一般把市场的信仰划分为四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就是对市场经济经济没有任何信仰，不相信市场经济，这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第二个层次是怀疑主义，摇摆不定，有时候信，有时候不信，这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也就是主张政府干预主义的经济学；第三个层次是对市场经济非常信仰，但是也认为，必要的时候，政府应该介入市场，这是芝加哥学派。弗里德曼就认为，经济萧条时期政府应采取积极的货币政策让经济走出低谷；第四个层次是对市场坚定不移，完全信仰，这是以米塞斯和哈耶克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但这一学派当今的代表人物主要在美国。

有人把这次经济危机归结于市场失灵，特别是经济自由化导致的结果。确实，危机出现后，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干预政策已经开始在全世界大行其道。但事实和逻辑分析表明，这次危机与其说是市场的失败，不如说是政府政策的失败；与其说是企业界人事太贪婪，不如说是主管货币的政府官员决策失误。在我看来，这次危机也许是复活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和彻底埋葬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机会

重温奥地利学派对大萧条的解释

让我们回顾一下80年前发生的那次大危机。这次危机发生的背景虽然与那次危机有所不同，特别是经济全球化和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但也确实有许多相似的特征：危机之前，一方面，技术创新，生产率提升，经济高速增长，价格水平稳定甚至下降，似乎一切正常；另一方面，银行信贷持续扩展，流动性过剩，贷款利率低，固定资产投资强劲，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泡沫严重，似乎难以持续。1990年代开始的日本经济的长期萧条和1990年代后期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前都有类似的特征。

1929年---1933年那场世界性的经济大萧条，有人预测到了吗？有，有两个人，而且只有两个人，尽管他们没有指出准确时间。这两个人一个叫米塞斯，另一个人叫哈耶克，他们都是奥地利经济学派的领军人物，哈耶克曾获得过197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们之所以能

预测到1929年的经济危机，是因为有一整套更为科学的商业周期理论。根据他们的理论，20年代美联储实行持续的扩展性货币政策，利率定得非常低，信贷规模膨胀，最后的结果必然导致大危机，大萧条。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利率过低会扭曲资源配置信号，企业家就开始投资一些原本不该投资的项目，特别是一些重工业、房地产等资金密集型产业，它们对利率的反应非常敏感。流动性过剩导致的股票市场泡沫会进一步助长固定资产投资热潮，导致投资过度扩张。越来越大的投资需求导致原材料价格和工资的相应上涨，投资成本上升，最后证明原来的投资是无利可图的。当政府没有办法如之前那样继续实行扩张性政策时，股票和地产泡沫破灭，原来的资金沉淀在不可变现的固定资产（如厂房和地产）中，资金突然不足，投资项目纷纷下马，大萧条由此发生。在米塞斯和哈耶克他们看来，任何一个经济中，人为造成的繁荣一定会伴随一个大衰退。大繁荣和大衰退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他们的理论也告诉我们，判断经济是否过热，不能只看价格水平是否上涨，而主要应该看利率水平和信贷扩张，因为从信贷扩张到价格水平的上涨有一个时差，当等到通货膨胀发生时，萧条就到来了！

与米塞斯和哈耶克不同，凯恩斯认为，大萧条是由有效需求不足导致的，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是居民储蓄太多，而企业对未来太悲观，不愿意投资！

1929—1933年的大危机造就了凯恩斯经济学。在大危机之后的30年代，奥地利学派和凯恩斯主义都有可能成为经济学的主流，但奥地利学派被边缘化了，凯恩斯主义获得了主流地位，统治了经济世界几十年，一直到80年代才被人们所怀疑。为什么凯恩斯主义能够成为主流？简单的说就是，凯恩斯主义为政府干预经济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理论依据：需求不足，市场失灵，解决的办法就是政府去介入市场，增加需求，从而使经济从萧条中走出来。而奥地利学派认为，萧条是市场自身调整的必然过程，有助于释放经济中已经存在的问题，政府干预只能使问题更糟。事实上，如果不是胡佛政府的干预（包括扩大公共投资，限制工资下调，贸易保护主义法律等），那次危机不会持续那么长时间。所以，政府特别喜欢凯恩斯主义。当然，经济学家很多也有喜欢凯恩斯主义，因为，如果凯恩斯主义是对的，政府就会为经济学家创造很多就业机会。如果说奥地利学派是对的，经济学家在政府就没事干了。因为他们主张不干预，市场会自身调整。经济学家也是利益中人，凯恩斯主义能够大行其道，我想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有了这个背景，我们看一下，格林斯潘在1966年写的《黄金与经济自由》一中对30年代那次经济危机的解释。他说：当商业活动发生轻度震荡时，美联储印制更多的票据储备，以防任何可能出现的银行储备短缺问题。美联储虽然获得了胜利，但在此过程中，它几乎摧毁了整个世界经济，美联储在经济体制中所创造的过量信用被股票市场吸收，从而刺激了投资行为，并产生了一次荒谬的繁荣。美联储曾试图吸收那些多余的储备，希望最终成功地压制投资所带来的繁荣，但太迟了，投机所带来的不平衡极大的抑制了美联储的紧缩尝试，并最终导致商业信心的丧失。结果，美国经济崩溃了。

格林斯潘40多年前对大萧条的上述解释与哈耶克80年前的解释如出一辙。遗憾的是，几十年之后，格林斯潘的行为可能跟他批评的当年美联储的行为并没有多大区别。当政者与在野者其行为方式会发生很大的不同。

这次危机的根源在哪里

我们再看我们现在面对的这次经济危机。有没有人预测过这次危机？其实也有。有一个人叫做Peter Schiff的学者型投资家，在2006年，甚至更早的时候，他就预测到次贷危机很快会发生，美国经济会因此进入大萧条、大崩溃的阶段。同一年，国际清算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William White撰文认为，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将要发生。另外，美国米塞斯研究所的经济学家Krassmir Petrov2004年就写了一篇文章，将当时的中国经济与1920年代的美国经济的情形进行对比后，预测2008年之后中国会出现大萧条。这三位经济学家都被认为是奥地

利学派经济学家或其拥护者，他们分析经济的理论框架来自哈耶克的商业周期理论。Wlliam White认为，就分析当前全球经济问题而言，奥地利学派的理论更为适用。当然，也有非奥地利学派的学者提出过类似的警告。

在我看来，这次危机的根源和1929年那次危机没有什么大的区别。美联储实行持续的低利率政策和信贷扩张，市场信号扭曲，原本不该借钱的人都开始借钱，原本不该买房子的人都开始买房子，原本不该投资的项目开始投资，由此，房地产泡沫和股票泡沫急剧膨胀。次贷危机就是因为在低利率和房地产泡沫的诱惑下，不该借钱买房的人借钱买房，但它是导火线，不是经济危机的根源。当利率信号被政府扭曲之后，无论金融资产还是实物资产，定价机制都失灵，比如，股票的市盈率不再是判断股票价格合理与否的合适指标，因为利润本身是扭曲的。利润是扭曲的，因为产品价格是扭曲。这与放松金融管制无关。

还有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政府对房地产市场的贷款担保。中国之所以愿意买几千亿的房地美和房利美“两房”债券，把钱大方地借给他们，因为这是两个政府担保的机构。如果政府不做担保，我们不会把钱借给他们。政府担保之后，放款人不再担心借款人的资信好坏和还款能力，借款人知道被担保之后也就开始放心借钱。这是政府政策导致的道德风险行为，也是东南亚经济危机发生的主要原因之一。

但是，另一方面，这次危机与1929年的危机有很大的一个不同。那时的中国是一个很小的经济体，但现在已今非昔比。这一点是我们理解今天的经济危机必须要加进去的元素。不能理解中国经济就无法完整解释这次危机的原因；不能理解中国在世界中的地位，也就没有办法走出这次危机。

国际上有一些观点认为，这次危机是中国导致的。因为中国人不花钱就促使美国人花钱。这种观点当然是不对的，正如我们不能把东南亚的经济危机归结于美国的债权人一样。但他们提出的问题值得我们思考，而不是情绪化的反击。中国的贸易顺差对GDP的比例达到7%—8%；外汇储备，1996年1000亿，2001年2000亿，2006年10000亿，2008年达到了19500亿。国际经济体系当中，一国外汇储备如此快速的上升会给全球经济带来怎样的影响呢？假如五年前危机爆发会像今天这么严重吗？我想不会，美国人要想多花钱也花不了那么多，因为没有人给他提供。如果我们的金融体制更自由一些，我们在五年前实现汇率自由浮动，人民币的升值就会给中国企业及时敲响警钟，会让我们的企业家注意提升自己的产品质量，而不是一味的用廉价劳动力和廉价资源搞出口，我们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外贸顺差，也不会有那么多的外汇储备，中国的货币供给增长也就不会那么快，投资规模也就不会那么大，即使美国经济出问题了，我们自己面临的困难也不会这么大！

经济危机一定的多方面行为的结果。放款的人，借款的人，都有责任，这两方面离开任何一方也不行。根本的问题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样的行为方式。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困难，与其说是美国金融体制太自由造成的，不如说是中国金融体制太不自由。无论那方面，都与“看得的手”的失误有关。

政府救市，还是自由调整

经济出了问题，人们通常会求助于政府，政府也认为自己责无旁贷。

让政府通过增加信贷和扩大需求的办法把经济从萧条当中挽救出来，有没有可能呢？我抱怀疑态度。1929年危机为什么拖了那么长时间？就是因为危机开始后政府干预太多了。现在有人讲是罗斯福1933年的新政挽救了美国经济，其实罗斯福没有多少新政，罗斯福的政策在他的前任胡佛手里都早已开始实施了。现有的大量证据证明，美国政府加大公共工程投资，提高关税，限制工资的调整，都是在罗斯福上任之前进行的，所以导致了失败。根据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的研究，正是政府的救市措施延缓了市场的自身调整，使萧条持续了更长时间。1990年后日本政府的救市政策的失败也说明这一点，零利率政策和大量的公共投资并没有把日本从萧条中解救出来。

我们今天的救市能不能成功呢？我想也可能会有短期效果。但解决问题最好的办法是什么？是市场自身的调整，政府救市的结果可能延缓了市场的调整。打一个比方，现在的经济就像一个吸毒病人，医生却给吸毒病人开的药方是吗啡，最后的结果可能会使问题更严重。过度的投资，可能用不了多久，经济又会掉下来，可能掉得更惨。

以房地产为例，我同意取消房地产市场上所有提高交易成本的政策和规定，让市场更好的发挥作用，但仅此而已，我不同意政府去救市。只要交易自由了，该掉到什么价位就掉到什么价位，政府不应该干预。如果现在政府老想托市，本来一平米应该是5000块，如果我们非要维持在6000块，看起来掉不下去，但始终没有人买房，房地产市场不可能发展。反之，如果我们让它一下子掉到底，掉到5000甚至3000，房地产市场会很快活跃起来。不仅是房地产，在所有的行业，都是同一个道理。

政府对破产企业的拯救不仅扭曲了市场的惩罚机制，延缓了结构调整，而且常常把小问题变成大问题，因为政府只解决大问题不解决小问题。政府的拯救措施也降低了企业界自救的积极性，导致更多的投资行为和更多的坏帐。政府投入的资金越多，资金越短缺。

现在，各国政府搞的都是凯恩斯主义的一套：刺激需求。但这在理论上是讲不通的。既然我们认为危机是由于美国人的过度消费和中国人过度投资引起的，怎么有可能通过进一步刺激消费和投资解决危机呢？

有人说中国人只赚钱不花钱，储蓄率太高。但事实上，在过去的十几年里，中国家庭储蓄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是降低的，从1996年的30%以上下降到2000年的25%左右，之后没有大的变化；中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1996年是20%，到2000年只有15%，2005年是16%，远低于印度的22%。当然，中国的储蓄率确实是世界上最高的，但主要原因是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高，而不是家庭的储蓄率太高。企业储蓄高有一些是合理的，但也有一些是不合理。国有企业为什么有那么大的投资？因为对他们而言，赚了钱不需要分红，不需要交给政府和家庭，资金成本等于零，甚至是负的（如果预期花不完的钱将来会被上收的话），不投白不投！一方面是无效的投资，另一方面，居民却没钱花。这才是中国的现实。

中国统计年鉴分别计算了消费、投资和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一些评论家也经常引用这个数据。但这个统计数据很让人费解。如果按这个统计数据对过去30年的GDP增长做个回归，我们发现，“消费贡献率”和“出口贡献率”与GDP的增长率负相关，只有“投资贡献率”与GDP增长率正相关。也就是说，消费和出口的“贡献率”越大，GDP增长越低；投资的“贡献率”越大，GDP的增长率越高。那么，为了GDP的增长，我们究竟应该是刺激消费、刺激出口还是刺激投资？

这个问题说明，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经济学提供不了我们解决问题的答案。我们要知道，推动经济增长的是生产，是供给，而不是需求；是供给创造需求，而不是需求创造供给。如果刺激需求就可以发展经济，我们早就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并没有告诉我们怎样刺激需求，但是之后中国经济有了新飞跃。为什么？因为邓小平扩大了个人选择的自由，个人有了创业机会，可以经商做企业，经济自然就开始增长。这个思想对我们今天仍然是可用的。所以，我们应该像奥地利主张的那样，通过产权制度和激励制度的改进刺激生产，而不是刺激需求，把储蓄看成罪恶。这可能是最好的选择。让居民增加消费的唯一办法就是收入增长，收入增长了，消费自然就会提高。

尽早尽快地释放民间活力

我想提几个具体的建议：

第一、进一步实现市场化的改革，解放生产力。只有市场化的改革，打破垄断，全

面放开市场准入，进一步减少行政审批，让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外资企业

进行自由、平等的竞争，才有可能释放中国经济的活力，让企业家对未来充

满信心。要刺激投资的话，主要应该刺激民营企业的投资，而不是国有企业的无效率投资。

第二、第二、进一步实行金融体制改革，特别是汇率市场化改革。如果我们早几年

实行汇率改革的话，危机可能不会那么严重。反过来说，如果不改，我们很

难走出低谷。汇率的改革其实在1997年的时候就准备开始，但是亚洲金融

危机使我们变得过分谨慎，认为外汇储备拿在手里就安全，不敢继续前进，一拖就是十几年。现在看来，过多的外汇储备和过少的外汇储备一样有害

推进劳动力市场的改革。判断一个政策的好坏，不是看它的目的高尚不高尚，而是看这个政策的效果。我们说一个政策不好，就是这个政策的效果与目标

背道而驰。劳动合同法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新的劳动合同法的目的是保护

劳动者的利益，但受损害最大的恰恰是普通工人和准备寻找工作的农民，因

为它大大减少了就业机会。劳动合同法对经济的伤害不仅仅是成本，也有对

企业文化的伤害。现在，企业管人越来越难管了，又要变成过去“干的不如

看的，看的不如捣乱的”。所以，我建议果断停止执行新的劳动合同法中限

制合同自由的条款，让劳动合约更自由。

第四，国家财富向国民转让。经济学是研究国民财富的（wealth of nation），而不是研究国家财富的（wealth of state）。我们国家，现在有太多的财富集中在政府手里，而不是国民手里。我想，可以利用这次危机推动国家财富向国民财富转移。

首先，要考虑实行减税，特别是增值税，英国已经降到15%了，中国也要降。我不主张搞歧视性的优惠和优待，因为那样只能导致腐败和造假。要降就一起降，包括公司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减税不是简单的收入再分配问题，而是通过调动积极性增加国民财富总量的问题。税率降低了，政府的总收入反到可能增加

其次，应将国有企业股票一部分分给老百姓。陈志武、谢国忠等人曾提出过类似的建议，我完全同意。国有上市公司的股票，予以打包，拿出一部分分给老百姓，让老百姓参与资本收入分配。现在中央控制的上市企业的资产价值是15万亿左右，政府持有70%—80%，如果我们拿出40%就是6万亿。我不是你一个鸡蛋，而是给一个会下蛋的母鸡。如果省级和市级政府也能把自己控制的企业的股份的一部分分给当地的居民，就有很大的财富效应，有助于增加消费。这样做不会影响政府的控制权，因为政府仍然是最大的股东。这样做也不会导致俄罗斯证券私有化导致的财富分配的不公平，因为分在手的股票是有市场价码的，持有人很清楚，可以公平交易，不可能被少数人廉价收购。相反，我们可以利用国有股的分配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如果根据收入水平来分配财富，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农村人给2份，城里人给1份；富人给1份，穷人给2份。当然，具体的操作程序还要仔细研究，但我的意思是说，现在这个时候，应该拿出国家财富的一部分给老百姓。短期来讲，这可以带来财富效应，刺激消费。因为人们有了财产才敢消费；长期来讲，可以降低国家和政府的经营压力，可以大大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危机与大国崛起

我还想强调，企业自身也要进行调整。该破的破，该卖的卖。这样的话，危机之后，经过产业整合，可以出现规模较大，国际竞争力较强的大企业。我相信，这次危机后，无论在哪个行业，都会使产业结构、企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

企业要有自己的核心能力。没有核心能力，这次危机逃过去，下次还会出问题。我在调查中发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国外一些大企业，OEM不是直接交给中国企业，而是通过中间商转包。为什么？中国企业的信息化太差，交给他制造的东西没有办法监控。如果我们中国的企业信息化程度提高了，人家就会更信任，很多单子就会直接交给我们去做。这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但是关系到我们的核心竞争力。当然，最终还是要有自主品牌。这次危机当中凡是有自主品牌的企业遇到的困难就比没有品牌完成OEM的企第三、业要小，我想这也是一个教训。

作为中国人，我们不必那么悲观。中国经济的潜力还远没有释放出来。1929年大危机之后，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经济强国，也许这一次大萧条，就是中国的机会。1929年之前，英国是经济强国，英镑是国际储备货币，但英国是债务国，美国借钱给英国，因为英国要维持他的帝国只好从美国借钱。今天，美国是经济强国，中国是正在崛起的大国，中国借钱给美国。也许1929年危机之后世界格局的变化能够在2009年危机之后再次出现。再过二十年、三十年，哪怕五十年，中国也许会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次危机对于中国可能也是一个好的机会。所有大国的崛起都是某种机会造就的。

当然，这需要我们自己努力，需要我们继续推进市场化的方向的改革！

第三篇：关于腐败,北大教授张维迎谈腐败

2012年12月19日，由经济观察报主办的“2012观察家年会暨第二届中国改革峰会”在北京召开，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教授张维迎做了“反腐败的两难选择”的主题演讲。在演讲中，他表示，如果腐败问题不解决，可能会亡党，但是不太可能亡国。

张维迎指出，当前中国反腐败面临两难选择，如果措施过于强硬，轻则政府官员可能会消极怠工，使政府处于瘫痪和半瘫痪状态，重则导致政府官员造反。但是，如果这样，老百姓可能不答应。中国能否走出这个两难选择？既取决于领导人的智慧和胆略，也取决于我们普通民众的理智和耐心。

在此，他谈到了过去十年中国的腐败。他认为主要呈现了两个变化，第一个变化从创造价值的腐败到毁灭价值的腐败，上个世纪80年代、90年代，所谓腐败很大程度上民间从政府官员手里面赎买权利，通过这种赎买使得资源得到更有效的利用，原来不能使用的资源，现在民营企业可以使用，所以他们创造了更大的价值。但是，现在的腐败已经不是这样的腐败，而是政府官员滥用权利，特别是已经本来释放到民间的权利进行腐败。80年代、90年代的腐败是与体制改革相关联的腐败，腐败的过程当中，也是释放了政府的一部分权利。所以，在某种意义上也推进了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但是，过去十年的腐败是与体制倒退相关联的腐败，腐败变得越来越严重，但是体制离市场化程度反而越来越远。80年代的腐败，90年代的腐败，由商贿赂官的腐败，而过去十年的腐败，很多已经变成了由官来贿赂官的腐败，我们叫买官卖官，当然商业贿赂官员仍然存在，但可能比起买官卖官商业贿赂可能已经不是最重要的。

其次就是反腐败的措施越来越大，但是，腐败也变得越来越严重。在搜索百度新闻各年关于反腐败这个词的文章，2003年的时候总共11900篇，2004年上升到76200篇，05年73330篇，06年106000篇，2010年二十四万六千篇„„到今年有八十六点一万篇。人民网反腐败的文章也有类似的发展趋势，十六大以来，已经有70多位省部级官员落马了，都是因为腐败问题，或者与腐败相关。这样算来，平均每年有78位省部级干部被抓，这在历史上可能在任何一个国家也是少有的。所以，反腐的力度应该是越来越大。但是同时腐败的越来越严重。他举了个例子：河南省交通厅厅长先后四位都因腐败落马，第一位落马是1997年抓的时候受贿金额30万，第四位2011年，去年11月抓的时候，受贿金额3000万，14年间增加了100倍，年平均增长率39.8%。而这个期间，我们人均GDP的民意增加是12.9%。我们看到腐败金额的增长远高于GDP的增长。当然，他表示这只是一个特例，但是就观察来看，这个例子也许代表了我们腐败严重程度的一个基本特点。

以下是文字实录：

腐败问题不解决可能亡党但不可能亡国

张维迎：我觉得未来十年对中国领导人最大的挑战就是反腐败。中共十八大报告说到，如果腐败问题不解决，可能亡党亡国，民间有一种说法，不反腐会亡国，反腐亡党。当然，这个说法可能过于严重。我的看法是腐败问题不解决，是可能亡党，但是不太可能亡国，日本人进来都没有亡国，反腐败可能亡党，但是也可能救党，完全取决于我们怎么样反腐败？

反腐败真正的两难选择是如何处理腐败的存量，也就是过去到现在为止已经发生的腐败行为，如果我们不对过去的腐败有一个了断，反腐败不可能成功，如果措施过于强硬，轻则政府官员可能会消极怠工，使政府处于瘫痪和半瘫痪状态，重则导致政府官员造反。但是，如果这样，老百姓可能不答应，这就是两难选择。我们能否走出这个两难选择？既取决于我们领导人的智慧和胆略，也取决于我们普通民众的理智和耐心。最近李永忠等学者提出有条件的特赦这样一个思路，我今天也是对他们这个说法的一个呼应，同时我在十年前也谈到过这个问题。

中国当下最主要的腐败是买官卖官 且越来越严重

我们先看一下过去十年中国的腐败，从宏观上讲有什么新的变化？我想最重要的是两个变化，第一个变化从创造价值的腐败到毁灭价值的腐败，上个世纪80年代、90年代，所谓腐败很大程度上民间从政府官员手里面赎买权利，通过这种赎买使得资源得到更有效的利用，原来不能使用的资源，现在民营企业可以使用，所以他们创造了更大的价值。但是，现在的腐败已经不是这样的腐败，而是政府官员滥用权利，特别是已经本来释放到民间的权利进行腐败。80年代、90年代的腐败是与体制改革相关联的腐败，腐败的过程当中，也是释放了政府的一部分权利。所以，在某种意义上也推进了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但是，过去十年的腐败是与体制倒退相关联的腐败，腐败变得越来越严重，但是体制离市场化程度反而越来越远。80年代的腐败，90年代的腐败，由商贿赂官的腐败，而过去十年的腐败，很多已经变成了由官来贿赂官的腐败，我们叫买官卖官，当然商业贿赂官员仍然存在，但可能比起买官卖官商业贿赂可能已经不是最重要的，这是我认为第一个特点。

中国官员受贿金额14年间增加了100倍

第二个特点，就是我们反腐败的措施越来越大，但是，腐败也变得越来越严重。我搜索一下百度新闻各年关于反腐败这个词的文章，2003年的时候总共11900篇，2004年上升到76200篇，05年73330篇，06年106000篇，2010年二十四万六千篇„„到今年有八十六点一万篇。人民网反腐败的文章也有类似的发展趋势，十六大以来，已经有70多位省部级官员落马了，都是因为腐败问题，或者与腐败相关。大家算一下，平均每年有78位省部级干部被抓，这在历史上可能在任何一个国家也是少有的。所以，我说反腐的力度应该是越来越大。但是，我们腐败的越来越严重。举个例子，河南省交通厅厅长先后四位都因腐败落马，第一位落马是1997年抓的时候受贿金额30万，第四位2011年，去年11月抓的时候，受贿金额3000万，14年间增加了100倍，年平均增长率39.8%。而这个期间，我们人均GDP的民意增加是12.9%。我们看到腐败金额的增长远高于GDP的增长。当然，这只是一个特例，但是就我们观察来看，这个例子也许代表了我们腐败严重程度的一个基本特点。

高薪养廉养不起庞大的政府

新一代领导人对反腐败非常的重视，其实上一代领导人对反腐败也非常重视。学者、政府官员都先后提出很多反腐败的措施，这些措施大体归结起来有这样几条：第一、加强监督，提高腐败行为被发现的概率。我们知道，如果100个人腐败，只有一个人被抓住，这种威慑力很低，如果有50、60个被抓住，这样威慑力就比较大。第二、要有新闻自由，只有有了新闻自由，才能发挥民众对政府的监督作用。第三、要提高惩罚的力度，就是说能够使得接受贿赂的腐败官员真正感到害怕。第四、提高政府官员的合法工资，也就是高薪养廉。现在官员之所以腐败一个原因是他们官方定的工资太低，所以他们不得不用额外的收入补贴自己。第五、最近讨论比较多的财产的公示。第六、通过思想政治工作，提高官员的道德水平。用通俗的话来讲，就是怎么使得官员脸皮变薄一点，现在的官员脸皮太厚。第七、减少政府的权利，现在政府的权利太大，如果能够减少政府的审批权，减少政府分配资源的权利，减少政府制定产业政策的权利，减少政府干预经济的权利，那么，腐败可以大大减少。第八、真正实行民主与法治。

应该说这几个措施已经比较全面的概括了我们所能采取的反腐败措施。但是，问题的关键是如果我们建立一个全新的政府，或者说政府的规模很小，或者是现在的腐败不是很严重，我觉得这些措施对于预防腐败都是有效的。如果我们新建的政府把监管搞得严一些，惩罚搞得重一点，新闻自由多一点，政府的权利少一点，我们还有民主，还有法治，我想腐败就不会严重。但是，我们现在不是这样，我们是要在现有政府的基础上进行反腐败，有些措施在目前即使听起来好，但是实际上很难实行。好比说高薪养廉，我们

有这么大的政府，我们的省部级官员十年已经抓了70多个，我们还有多少？其实只占它的一小部分。这么庞大的政府情况下，高薪养廉是养不起的。

政府官员经不起查 人们对腐败容忍度在提高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上述的这些措施就非常的有限了，之所以有限，最重要的就是现在的腐败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胡星斗教授根据最高检察院的报告推算09年县处级官员比例48%，厅局级干部40%，省部级33%，这个数字大家可以有怀疑，但是就我的直观判断来讲，也许有点保守，按照现在的腐败标准，我觉得政府官员里面，能经得起查的没有几个人，也许没有接受现金的贿赂，但是你收购了一块手表，或者接受过一幅名画，或者买房子的时候接受过优惠，或者你的孩子在国外读书的时候得到过人家的帮助。所以，我说按照现有的标准真正能经得起查的很少很少，只是不查而已。我们看到最近网络上一曝一个准，我们也看到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如果民间对腐败非常的痛恨，但是我觉得好象是抽象的谈起来很痛快，而聚集到某一个人，很多人表示极大的同情心——他怎么这么倒霉。其实民间这样一种矛盾现象，表现了人类心目中的一个公平待遇，也就是某一种行为，好多人都在犯，但是只有少数人受到惩罚，人们会认为不太公平，人们也会提高对这种行为的容忍度。

其实对于腐败行为，真正的惩罚是两种机制，第一种是法律的机制，第二种是声誉的机制，舆论的机制，像我们过去某一个人腐败被抓起来了，坐牢了，这是法律的惩罚，但是周围的人都看不起他。但我们看到今天好像不是这样的，一个人被判刑之后，腐败官员被判了之后，反倒得到更多的同情，也有很多人在帮助他的孩子，帮助他的老婆。这本身就反映出来可能我们现在抓的腐败官员仅仅是腐败当中的一小部分，而且很可能还不是最严重的部分。所以，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我们如何处理腐败的存量，这个有两种思路，一种思路算旧帐，追查到底，第二种思路是算精帐，既往不咎，当然他们的准确含义我们还可以讨论。我们其实看一下，算旧帐所面临的问题，过去十年的经验证明，像现在这样的反腐败尽管看起来力度已经很大，但是与腐败的普遍程度，严重程度相比，可以说蜻蜓点水，真的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反腐败可能变成权利斗争的工具

我们过去十年看，反腐败的措施并没有真正在腐败分子当中形成一种威慑，很多官员腐败，就像买股票一样，或者买彩票一样，就碰运气，运气不好了，被抓了，倒霉，运气好了，就逃过去了。还有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反腐败可能变成权利斗争的工具，抓你不抓你，可能不在于你是不是腐败，而在于你是听话还是不听话。这样的话，落马的腐败官员其实不一定是最严重的腐败官员，甚至不一定是真正的腐败分子。我曾经接触过一个案子，我觉得是一个真的是相当廉洁的官员，但是七找倒八找，包括给他孩子的压岁钱4万块钱，判4年，我想在我们所知道的案子中，类似的案子其实真的不少。而且在这一个过程当中，就是谁先下手为强，先下手为强就可能变成腐败官员的最优策略。进一步可能还使得腐败更为严重，如同杀人灭口一样，杀一个人，留下一个活口，害怕被人举报，继续杀了。腐败也以类似的问题，如果钱不足以买通比你大的官员，这时候很可能落马，如果你腐败的金额很大，买通的人很多，这时候你反倒变得安全了。还有一个就是现在的舆论反腐，特别是十八大之后的这一个月，舆论反腐起了很大的作用。像我刚才讲的，包括新闻自由，尽管我们现在没有，但是我们有了微博，使得每个人都可以变成一个媒体。那么，它对腐败现象是产生了一定的遏制作用。但是，我们也要认识到，靠这样一种微博反腐也存在很多问题，一个就是可能变得侵害人权，因为微博的信息很多是不负责任的，微博反腐可能有侵害个人隐私权的问题。还有一个微博反腐也可能被利用，也就是变成我前面讲的权证斗争的一种工具。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特别防止很可能存在舆论和暴力问题，因为一个人无论你干净不干净，一旦媒体上说你不干净，你有时候可能是有口难辩，特别是现在的情况，因为大部分官员屁股底下都不干净，所以媒体曝露某一个官员，没有人敢站出来替他说一句公道话，只要一个人被媒体曝露之后，其他官

员赶快把他推出去问斩，这可能会形成一些冤假错案。另外，有时候他也违反了我们法治精神，包括大家看到最近重庆的事情，其实取证本身就是违法的，并且这样一个艳照是在引诱欺骗下拍摄的，但是现在反腐当中已经不考虑程序取证的合法性，这从长远来讲，对建设一个法治社会是不利的。当然，我们可以设想更大的反腐风暴，特别是王岐山上任之后，我们知道他是一个敢作敢为的人。但是，我们能大到那儿去呢？如果我们真的大的话？可能就形成所有的官员人人自危，消极怠工，也可能形成一个腐败的联盟，因为腐败如此普遍，它就一定是一个网络，保护别人就会保护自己，所以官员很可能会联合起来对抗反腐败的措施，最后政府就会瘫痪，政府瘫痪的时候，反腐败是没有办法进行下去的。

还有一个问题我们说现在官员的腐败即使买官卖官它的钱很多也是从企业收上来的，也就是几乎所有的腐败追下去都与企业家这个群体有关系的。我们看到现在一些企业家没有安全感，一个原因是对未来没有信心，害怕像发生重庆那样的所谓打黑，实际上是黑打，任意的剥夺私人的财产，也有一个担心，就是害怕过去的老帐，包括由反腐败牵连出来的贿赂行为，这样导致民营企业家，甚至国有企业的官员都开始移民，没有人真正愿意在中国经济当中下更大的赌注，更没有人愿意搞创新，这时候失业率就会增加，民众的不满又会提高，所以，这时候对政府就形成一个更大的挑战。

中国更大的反腐可能性比较小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谁来反腐？如果我们承认腐败是如此普遍，那大致来讲，很可能反腐的官员本身也未必是干净的官员，他们有多大的力度敢反腐？因为反的越深，把他们自己也就牵连出来了。所以，我想更大的反腐可能性比较小，如果强制的实施，也可能带来的成本比较大。所以，另一种办法叫做不算老帐，算新帐，不往后看，往前看，也就是我前面讲的吴思、李永忠等最近提出的有条件的特色，按照吴思的观点就是通过条件的特赦，换取未来的拥护民主化的政治改革。李永忠认为，如果算老帐，问题会越来越多。当然，我想他们只是提出一个基本的思路，具体措施需要我们进一步的研究，这里面国际上已经有好多经验，包括我们香港也有好多的经验，发达国家有，发展中国家有，几乎所有原来腐败严重的国家，在反腐的过程当中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以十八大为界进行反腐 对过往腐败事不追究

我自己的建议，我们以十八大为界，十八大之后不再腐败的官员就既往不咎，十八大之后继续腐败的官员新帐旧帐一起算，所以，也不是说都就那么很容易的过关。同时，要启动政府官员的财产公示和注册，然后要研究超过合理收入之外的部分，究竟是没收，还是交税之后就归他们自己？但是，我想有一点，如果你不说实话，你应该受到惩罚，好比你有10套房子，你公示的时候只说2套，一经查实，另外8套应该全部没收，也就是政府官员在这个时候不说真话是要冒很大的风险的。当然，我觉得也可以是实现自愿的公示，不愿意公示的官员离开政府岗位。那么，在做这个的时候，我们同时加强我前面提到的那几项措施，包括减少政府的权利，包括加强舆论的监督，实现新闻的自由，还有更为长远的就是建立一个法治社会和一个民主体制。当然，我觉得在这个情况下，政府官员的权利受到约束的情况下，我觉得政府官员合理的报酬也确实应该提高。

但是，这样的措施面临巨大的挑战。第一就是如何化解民众的不满？民众会认为这是相当不公正的，不公平的，凭什么这些人就白白的可以获免，我想每个人可以完全的理解这一点。第二个问题怎么使得这个政策本身变得可行，因为任何政策，不可信是不会有效果的。首先，看一下怎么求得民众的理解，我们必须告诉大家反腐败的目的是建立一个廉洁、高效的政府，而不是为反腐败而反腐败，更不是为了杀人。如果杀再多的人，抓再多的官，我们未来的政府仍然有像现在这样严重的腐败，那我们可以说没有取得任何成就。当然，我们人类有一个弱点，我们经常注意了手段，忘记了目标，像我们赚钱的人一样，本来赚钱是为了幸福，但是赚到一定钱忘了幸福，只是为了赚钱，我们反腐败当中同样要避免类似的问题，只注

重手段，忘了我们的目标。还应该看到过去的历史真的相当复杂，体制不合理是腐败现象普遍化的主要原因，我们看到好多被抓起来的官员得到当地老百姓的同情，因为他们觉得这些人真是干事儿的人，没有抓起来的是不干事儿的人。

反腐败问题应进行全民大讨论 建议设立试点

我希望这个问题应该进行全民大讨论，因为这对中国的未来太关键。必要的时候我觉得可以进行全民公决投票，像阿根廷等国家就做过这样的措施，我们政府特别一个具体的方案，然后全民投票，大家同意还是不同意，我们可以规定一个比例，比如50%以上的人认同，我们就做，如果大部分人不认同，我们就不要做，我们就等死。而且我也相信，如果我们有周全的设计，迫使政策在实行1-2年之后，民众就会认识到它的好处。当我们看到腐败现象大大的减少，政府服务大大改进的时候，我想老百姓对过去的原谅就会更能够理解这样一个政策的好处，所以要理解老百姓的耐心。

可信性问题怎么解决？靠全国人大，靠政府出一个政策还是不行，我们法律的效率还是有限的，经过全国人大提出的法律，它的可信度还是大大的高于我们一般的文件。所以，我建议可以通过全国人大立法的方式保证这样一个政策的可信性，同时也可以搞试点，有人提出的在某一个县，或者某一个市，这个试点如果真正取得经验，并且是可信的，如果不可信，人们会觉得是钓鱼。另外，我可能进一步的去腐败，因为实际上说不说无所谓。那么，这样一种政策，我把它叫为理性的宽恕，宽恕是我们人类具有的伟大美德之一，基督教要恕罪，佛教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中国人也有宽恕的这样一个文化。但是，我们说它是理性的宽恕，不是无原则的宽恕，不是为宽恕而宽恕，不是为显示我的宽宏大量。理性要求我们在评价一种变革和政策的时候必须超脱自身的定位、身份、利益，必须学会换位思考。理性也要求我们在评价一种变革政策的时候，必须考虑政策的可行性，而不只是考虑我们的主观愿望。理性也要求我们在评价变革和政策的时候必须讲事实，理性也以后我们实施一项变革政策时，必须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不应该过多的纠缠于历史的旧帐。

南非图图大主教在曼德拉当权总统以后授命研究处置在南非众多的罪行，他说这样的一句话，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我在这儿加上一句法，没有理性就没有未来，如果我们不能够理性的处理我们现在面临的腐败问题，如果中国的反腐败不能走出我刚才讲的那样一个两难选择，我们将被持久的锁定在腐败陷阱当中不能自拔，中国不可能有光明的未来，谢谢大家！

【第三方】经济学家争锋赎买机制：以赎买机制推进改革？

李克强副总理讲“改革是中的最大红利”，这话无疑是非常对的，但是，改革要怎样才能推行下去还是个很大的问题。其中重要阻力就是来自既得利益者的阻碍。那么，为了推进改革，是否应该、是否可以通过补偿既得利益者，以赎买机制推进改革，就成了一个话题。而在此前，包括张维迎、许小年、陈志武、茅于轼等经济学家都曾经发表相关观点，并且分歧明显，且让我们看看他们是怎么说的。[详细]

第四篇：张维迎 五十而知（范文）

张维迎 五十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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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老实话，我也没有胆量说‘皇帝没有穿衣服’，只敢说皇帝的衣服透明度太高了。”曾经他是坚硬、执拗、锋芒毕露、具备死磕精神、还带点精英傲慢的那么一个张维迎。如今，年龄愈大，他愈加偏爱北大光华楼下那个瘦小的老子塑像。

南都周刊记者_张雄 摄影_刘浚

黢黑健硕的蒙古壮汉一丝不挂，向脚下鱼贯出入的人群炫耀野性的美感。对面的老子瘦小干枯，侧身吐舌瞪眼，似是讥讽壮汉的滑稽。

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新楼门前的这两尊雕塑，是院长张维迎拍的板。北大人斯文，见到如此先锋的作品难免惊讶。一个光着屁股，一个挤眉弄眼，什么意思？这不是丑化光华吗？很多人在心里嘀咕。

“院长，要不要弄走？”有人问。张维迎说，不急，先放一段时间，不接受再说。两年后，怪异的雕塑已是光华最受欢迎的拍照地点。时间终教人们习以为常。

不久前，张维迎新书《市场的逻辑》上市。为市场奔走呼喊近三十年，张维迎已是庞眉皓首。他希望有一天，曾被视作洪水猛兽的市场经济，终以自己的逻辑通行于世。

金刚到菩萨

去年是张维迎的天命之年。年龄愈大，他愈加偏爱楼下那个瘦小的老子。传说中，老子五十岁那年骑青牛过函谷关，留下《道德经》五千字西去不还。“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道德经》里的语句，张维迎信口拈来。

三四年前，张维迎开始精读中国古典。“我感到不舒服的是，大家都觉得自由主义，市场经济这些东西都是西方的。”他希望在祖先的智慧里找到自由主义的根源,“在对政府干预的批评上，至今还没人比老庄说得更透彻更到位。”

那是张维迎经历人生剧烈振荡，亦是他引发诸多争议的时间。2006年9月，当了八年“第一副院长”的张维迎接班。他推行强力改革，两位教授受到处理，他们在网络上奚落张维迎是“著名的陕北农民”，称他“挟私报复”。早些时候，他发表《理性思考中国改革》的文章，一句“官员是改革中受损最大的利益集团”，让他一夜间变身“人民公敌”。

针对张的批评甚嚣尘上，甚至“连累”了中国的经济学家群体，他们被视为“既得利益集团代言人”。一些批判者甚至没来得及看完张维迎的全文，即封张维迎是“黑了心的主流经济学家”。

“我算什么主流经济学家，政府都不待见的。”张维迎跟学生自嘲。今年7月，他面对媒体坦诚，在政府只担任“一些纯技术性的咨询工作”。

这是一种巨大的尴尬。张维迎因诸多惊人言论收获了空前的名声，虽然很大程度上是骂名。在另一个层面，他始终是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呐喊者，对政府管制的批评贯穿于他近30年学术生涯。“一般而言，责难体制的人天然会得到大众的认同。张维迎也很想用自己的思想去影响大众，和大众共鸣，但骂他最多的也是大众。”一位接近张的光华人士说，体现在张维迎身上的却是两边都怎么不讨好。

对于张维迎的遭遇，茅于轼在一篇回忆文章里深有感慨地写道：可惜的是群众往往不明白谁是真正维护他们利益的人，而社会的先知先觉往往成为历史的牺牲品。这才是真正可悲的！

但如今媒体前的张维迎对此显得并不太在意，老庄之道似乎让他有所了悟。他承认，重读经典的另一个目的是“维持内心的安稳”，他甚至说要“大慈大悲”，“社会很复杂，有些力量一定要靠你自身战胜自己。手不要伸得太长，你不能什么东西都太在乎。心中要有定力，要禁得起。”这种菩萨低眉的姿态多少让人有些不太习惯，毕竟他曾经是坚硬、执拗、锋芒毕露、具备死磕精神、还带点精英傲慢的那么一个张维迎。

土与洋的结合

“大众是什么？全世界67亿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张维迎笑笑，几年前的金刚怒目已然不见踪迹。“说影响大众，那是你把自己看得太伟大了。”

话虽如此，但他听说自己7月推出的新书《市场的逻辑》普通人读来并无障碍，脸上便有了不少欣喜。得知北大边上的小书摊，此书竟有了盗版，他大感意外。“这是一本学术性的著作，虽然比较通俗。当然，我希望更多的人读到它。”

他有一种传教士般的热情，谈话者表现出对市场经济的一点点好奇与善意，就会激发他的灌输冲动。他忘情而投入，滔滔不绝，他总是试图用最简单的例子阐述自由市场理论。他不厌其烦地重申那条在各种场合被阐释过成百上千遍的市场逻辑-一个人想得到幸福，必须首先使别人幸福。

《市场的逻辑》的飘口作者像上，张维迎手抚下颌，一脸深沉，像是在沉思改革攻坚的核心问题。

这张照片上的张维迎看起来太严肃了，其实他是个善用比喻和开玩笑的人。在国内学者里，他仍然算是个说话风趣的家伙。

近20年的农村生活背景让他受益，至少他能举出一些富有田园野味的例子来。2010年夏天的光华毕业典礼致辞上，他以老家门前那棵老杏树为例，教导毕业生们等待成材应如摘杏一样，“不要急于求成”。当过生产队会计的他，擅长用一些简单的例子来说明道理。金融危机发生后，很多体制内的人觉得中国没出问题很万幸。他就说：这好比我们坐在一辆牛车上，突然看见一架飞机失事掉了下来，牛车上的人会惊呼：哎，你们看，还是我们的牛车安全嘛。

早在1984年的莫干山会议上，那场关于价格改革的讨论中，25岁的张维迎就凭自己出色的表达能力，在100多位中青年经济学者中脱颖而出，引起学界和决策层的注意。1993年，张维迎原创了一个“斑马村寓言”总结中国改革。“无论价格改革还是国企改革，都是把马变成假斑马，再换成真斑马的过程。”

那个带有一点农业学大寨色彩的故事，后来受到很多国内改革研究者的欢迎。人们喜欢这个比喻，因为它能很好地解释中国兼具实用主义和渐进主义的改革进程。

但如果依此认为张维迎的幽默感仅仅是一个陕北农民的天赋发挥，那就大错特错。今年6月，王石和黄怒波等人登完珠峰，在北大办了一场“巅峰对话”。王石说，人为什么要登山，因为人有一种特有的冒险精神，需要去征服未知世界。张维迎作为嘉宾随后上台点评说，动物可能也有冒险精神，也会探索未知。“不过，”他顿了顿说，“动物冒完险，应该是不会搞一个巅峰对话的。”

这是一个典型的西方式幽默。在牛津的留学经历给张维迎留下了一些印迹：爱穿温莎领，谈话保持距离，偶尔也会摊摊手耸下肩。但言语间他很少聊到“兄弟在英国的时候”，倒是不时提及他的农村生活。

“他那种陕西农民的质朴，我觉得还在。”光华工作人员岑科说，张维迎从不回避自己的农民出身。在光华的聚会上，张维迎的保留节目便是深情演唱陕北信天游。唱之前，他会先把歌词念一遍，一般都是情爱之类。岑科的印象里，张维迎是个很好打交道的人，生活中没什么架子。有一次EMBA新年晚会，开场有个羊倌背对观众，身着小棉袄，头系羊白肚头巾，咚咚咚咚敲着大鼓。“鼓声戛然而止，羊倌转身，追光灯一打，居然就是他！”

“一根筋”损害了影响力

张维迎的陕西老乡张艺谋曾说，陕西人性格执著，比较“一根筋”。无论是打官司的秋菊，还是追求爱情的招娣，都是犟脾气认死理，一条道走到黑。

在生活之外的领域，他远没那么随意。多位熟悉他的人都提到，张维迎有点“一根筋”。不过，张维迎自己不这样认为。他说，他是相信自己的逻辑能力。这种相信甚至会让人觉得有些近乎于迷恋。作决定时，如果逻辑推演上他认为没有错的，必定不依不饶。

“比如说有一个峡谷，所有的人都说，过不去，那里是万丈深渊，如果逻辑推论出那里应该有一座桥，我就会走过去。”在《大学的逻辑》里，他这样写道。

他喜欢以逻辑来命名自己的著作。《大学的逻辑》是《市场的逻辑》之前的一本著作。2002年他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助理，作为北大师资人事体制改革工作小组组长，提出“不升即退”、“终身教席”等教改措施，人称“癸未变法”。一公布即引发风暴。是年底，党委换届选举，张维迎得票倒数第一。经过长时间修改，方案被“打折”实施。在《大学的逻辑》里，他坚持自己的改革理念，“没有深思熟虑，绝不轻言改革！”

2006年，北大给光华学院3个评正教授、6个副教授名额，但最终学院只提了1个副教授。光华前任院长厉以宁曾这样评价张维迎，“维迎做院长，我很满意。我们应该鼓励他。”厉同时指出，张维迎有两个主要缺点：一是办学经验和管理经验不足，应该多听取老教授的意见，二是光华的历史遗留问题较多，处理问题需要一个过程，急不得。

“如果他是个投机取巧的人，从校长助理做到副校长，不是顺理成章的事么？”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北大光华人士感叹，张维迎的“一根筋”损害了他在某些人眼中的的形象。“他现在的影响力是打了一些折扣的。”

他在决策层的影响力有限，“人家也不会找他去开会”。张维迎有时说话不太给人面子，包括他爱人，当然也包括官员。他会当着爱人的面，毫无保留地夸赞爱人的女友漂亮；他也会当着国有资产管理局官员的面说，国有企业是搞不好的，国有资产管理是没用的。2009年的亚布力年会上，张维迎和中投公司（正部级单位）总裁高西庆为外汇储备的事情争论起来。张维迎情绪激动，他说中国人说话的可信度跟出席的人数成反比。人越少话越真，人越多话越假。“官员在公开场合说的话，大多是假话”，建议大家“不要相信”。

但“一根筋”的张维迎在亚布力是受欢迎的，他是这个中国企业家年会的首席经济学家。他的市场经济等于自由价格加企业家理论，为他天然地赢得了这个圈子的赞赏。张维迎与很多企业家交情不错，潘石屹与夫人张欣就是他撮合的一对；万通董事长冯仑与他是大学同学，在张维迎去英国留学的几年里，冯仑就借住在他的北京公寓。

在光华院长的位置上，学院领导、师生、校友、官员、企业家等等，三教九流的人都得接触，“一根筋”的张维迎却也算应付自如。“但往往一根筋的人能应付的场面更多。”光华智库总编辑傅小永说，“一根筋的人给人稳定的预期，大家合作起来比较简单。”张维迎对此曾有个比方：人跟恒星一样，只要你分量够重，别人就围绕你转。

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官方网站对张维迎的介绍中写道：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引文索引》统计，他的论著被引用率连续多年名列第一。

2006年，一位记者曾问张维迎：你为什么不讲点策略，把话说得漂亮些，让大众更容易接受？张答道：讲策略是政治家的事，学者怎么认为就应该怎么说。如果给学者施加过多的负担，学者都像政治家那样，学术就没有了。

四年院长当下来，张维迎变得圆熟而豁达。访谈中，他尽可能用平缓的语调，寻找一些中性而温和的表达。他说“人不能老唱高调”，并表达自己对于他人的理解。他仍旧强调逻辑的力量，但他承认“生活太复杂，逻辑会打架”。

书本上学的东西，不是智慧，智慧要从生活中来。在近来一些公开活动上，他频频发出如上感慨。“孔子那么伟大的人，也要经历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而不是一开始就从心所欲不逾矩的。”

只敢说皇帝的衣服透明度太高

1984年12月，张维迎将研究生毕业时间提前了一个月。原因是为了赶早到国家体改委工作，“我是1984年12月29日报到的。虽然提前上班几天，但是工龄可以早算一年。”从这件事多少能看出，张维迎并非总是“一根筋”。

体改委的五年是张维迎人生中“激动人心的年代”。一般而言，社会转轨初期是官僚系统对经济知识需求大量增加的时期。体改委里汇集了很多如张维迎一样初出茅庐的知识分子。如今当道的大部分经济学家，都可以在体改委里找到他们年轻的影子。

那是经济学在中国的第一个黄金时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从未有过如此强烈的满足感。年轻的研究员们今天聊的一个经济学术语，十天之后就会出现在总理的政府报告里。张维迎回忆说，作为年轻经济学者，有幸见证和参与了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发表的绝大部分观点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一些观点甚至到今天仍有其现实意义，他深感自豪。

“我没有做童话里那个没有穿衣服的皇帝身边的弄臣。”张维迎说，“但说老实话，我也没有胆量说‘皇帝没有穿衣服’，只敢说皇帝的衣服透明度太高了。”

在经济学圈内，一个时常被拿出来与张维迎作比较的人物是周其仁。周比张年长9岁，但两人经历大体相同。上世纪80年代，张效力于国家体改委，周在国务院发展研究所。各自呼风唤雨，叱咤风云。二十年后，两人在体制内的影响却大有差别。周其仁是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张维迎却只有一些“纯技术性”的顾问头衔。

一位与张周都有密切交往的人士将二人的差别概括为“陕西人”和“上海人”的区别。“两人在学术上的洞见能力都很强，为什么老张的影响力相对较小？我觉得是地域差距带来的性格差异。张不大会去修饰他的言辞，不讲场面话。周很少绝对化的看问题。”因为言辞温和，观点也并不激进，周被称为“中国挨骂最少的经济学家”。

尽管二人在一些学理问题上会有不同见解，但他们对中国经济问题的看法仍基本一致：相信市场，反对政府的调控干预。“10个经济学家有11个看法。几乎所有人都挨过骂，他们自己也都在争吵。但如果把茅于轼、厉以宁、张五常、张维迎、许小年、周其仁、陈志武、樊纲、林毅夫他们凑在一起，写出中国改革最重要的五个问题，并且排序，你会发现结果可能会出奇的一致。”傅小永说。

在傅小永眼里，作为“挨骂最多的经济学家”，张维迎却是在金融危机到来时最坚定的自由主义者。“很多人产生了动摇，开始论证自由市场的弊病。在我看来这是很可悲的，中国救市那么强烈，缺的应该是反对调控的声音。但张维迎坚守住了阵地，在去年发表《彻底埋葬凯恩斯主义》。他也为20多年的坚持引以为豪。”

社科院学者徐友渔在接受《小康》采访时认为，张维迎“有点走火入魔”，“他认为只要能够达到市场化所有的问题都没有了，中国最美好的一天就到了。在过分强调市场化这一点上，我认为可以称他们为‘市场拜物教’。”但徐友渔也承认张维迎的独到之处，“他觉得大家只看到国有产权改革中发生的腐败，但是很多人都没看到，‘一堆山芋烂在这里’问题更大，却谁也不吱声，对这一点他表达了很深刻的见解，大家未见得能够理解这个思想。”?

张维迎似乎已对自己的理论获得承认寄予了一个较长时间的预期。访谈中他多次强调，“好多伟大的东西诞生的时候是不被人关注的。历史上看，有时候它死了之后才火起来。”他说要像庄子那样，“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

责难者对张维迎的批评似乎形成了定势：几年来网上积攒下来的骂声还在不断被转载；每个新版“叫兽语录”总是不忘收入他的若干言论。张维迎感到蹊跷的是，临近光华新一届院长选举，他频频遭遇各种“丑闻”：学历造假门、艳照门„„他在博客上贴出了一份三千字的声明，澄清学历相关问题。对于后者，他没有回应。网上流传那张图片里的画中人，实在太不像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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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话被一些人解读成“10亿元可以出卖信仰”。几天后，果然另一位女记者来问，给你10亿元你是不是可以写本反市场的书？他只好改口：我现在说，你给我一万亿元，都不会改变我的信仰。

对话

人生就像市场，别想着精心设计

南都周刊：你今年五十一岁，现在知天命了么？

张维迎：只能说这几年比原来明白更多吧。老子讲，知人者智,自知者明。思考、经历多了，会更从容一点吧。但你很难说自己没有急躁甚至浮躁，聪明的人只是学着不断提醒自己。

南都周刊：你现在还会受到诱惑吗？

张维迎：如果一个人不受到诱惑，那他就是神仙啦！只是我能做到在任何的诱惑面前思考，值得不值得，因为任何东西你都要付出代价。接受记者的采访，我是在传播我相信的理念，但你说的任何一句话都可能被曲解。

南都周刊：你鄙视禁不起诱惑没风骨的知识分子么？

张维迎：你可以用这个词，当然我们还是柔和一点吧，有时候对没风骨的人你也应该有一种慈悲之心去理解他。你到那个境地说不定还不如人家呢。佛教讲的，你得有大慈大悲。慈悲来自人的理解，因为他事出有因。

南都周刊：这些年你承担了不少骂声，觉得委屈吗？

张维迎：我觉得现在的人某种意义上有好多的冤假错案，但不能说我是“受委屈的人”，如果我也算受委屈的话，那委屈的人就太多了。人要换位思考，才能释然。

南都周刊：你的世界是一个逻辑世界吗？

张维迎：理论的世界一定是逻辑世界。生活的世界要复杂得多，有时候逻辑打架太厉害，你会有人格分裂。但是如果有一个逻辑主导的话，那就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你还是保持一个健康的状态。

南都周刊：你生活的逻辑是什么？

张维迎：还没有归纳，但我想跟我的市场逻辑没什么区别。人生在世，你需要给别人带来快乐。

南都周刊：你身上吴堡的印记更多，还是牛津的更多些？

张维迎：每个人的成长好多事情都是偶然的，然后才造就了你现在的状态。所以人生就像市场，不要想着怎么精心设计。好多人精心设计，最后就坐牢去了。

南都周刊：你如何看待当前改革现状？

张维迎：现在利益多元化，大家自己玩自己的，我觉得叫空转。我们现在是不挂档，只踩油门，听起来轰轰轰，但没挂档它不往前走了，这就是我们现在改革的状态。

我呼吁重建体改委，就是说需要一个专注领导改革的机构。发改委现在是分配资源，它就选择在发展，而不是改革上。发展意味着分钱，意味着项目，这当然舒服嘛。改革老是要跟人吵架要动既得利益，当然没兴趣。

第五篇：张维迎发言实录全文

张维迎发言实录全文：

收到邀请，非常荣幸，其实觉得没有什么特别好讲的。前几天在社科院也开过一个会，中国国内市场潜力有多大？这是我们下一步很重要的问题。

我们知道过去一百几十年里有两次大的全球化，第一次从1870年到1913年，第二次应该从二战之后和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之后的变化。应该说这两次全球化对中国的影响很不一样，第一次全球化中国是最大的受害国，第二次全球化中国是最大的收益国，主要表现在很好地利用国际市场发展经济。

中国在过去30年里边，平均而言，我们每年出口的增长是GDP增长的1.5倍，如果按照不变价算的话。到2008年的时候，中国的出口是1978年的553倍，GDP是83倍，也就是累积起来出口增长是GDP的6倍多，导致的一锅是，中国出口占GDP的比重达到了37％，在全世界十大经济体当中，只有德国超过中国，其他的国家远远低于中国，美国只有84％，日本16.3％，英国是15.7％，法国是21.6％，意大利是23.4％，西班牙是7.4％，加拿大是29.2％，巴西12.2％，只有德国是39.9％，它的出口占GDP的比重高于中国两个百分点。

这么大的国家，出口占到GDP的比重如此之高，本身就有一点难以想象。我想刚才几位演讲人都谈到这一点，但是不管怎么样讲，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中国未来一轮经济增长不可能再继续过去三十年特别是最近二十来年高速出口导向，未来可能是能够保持出口与GDP同步增长，我觉得已经是非常了不起了，更不要讲我们要像过去每年出口二十几的速度，高于GDP的1.5倍。牵扯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中国国内市场潜质有多大？第一个就是经济规模。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每一个当成一个独立的经济体，或者当成一个独立的国家来看，我们可以排序来看，中国GDP的排序广东第一，山东第二，江苏第三。和世界经济体进行排名，非常有意思的的概念，日本按照世界作为一个国家来排的话，广东排在世界第18位，广州GDP落后第17位土耳其，相当于土耳其的67％，广东的GDP大于波兰、印度尼西亚、比利时、瑞典、瑞士、沙特。山东和江苏，大于挪威、奥地利、伊朗、希腊、丹麦、阿根廷。爱尔兰、南非、河南第五位，GDP大于芬兰、葡萄牙、哥伦比亚，河北第六位，GDP大于捷克、香港、尼日利亚，上海第七位，辽宁第八位，GDP大于罗马尼亚、以色列、马来西亚，大于新加坡、乌克兰和智力。湖北的GDP大于巴基斯坦、菲律宾，湖南的GDP大于联合国联合酋长国、埃及，福建GDP大于匈牙利，西藏的GDP大于蒙古，这是从经济规模来看。

另外从人口来看，两百年前英国崛起十个亿，占2％，一百年前美国崛起的时候世界人口16亿，美国将近九千万，占5.8％，现在世界有68亿人口，中国是13亿将近14亿，我们是一百年前美国崛起时，我们人口差不多，两百年英国崛起的时候我们人口比它还要大，大1.3倍。

中国好多省在国家排人口规模相当大的，第一大人口是中国、印度、美国、印尼，广州的GDP大于印尼，印尼是世界第四大人口国，我们看到大的国家，人口规模都比中国的省要小。西藏也是我们中国人口最小的省，但是它的人口刚好大于蒙古。

这两组数据我想告诉很简单的一个意思，我们好好考虑一下，中国的潜力本身有多大？如果中国本身就是一个世界，中国本身就是一个全球，中国的各个地区之间，如此巨大的差异，相互之间发展贸易潜力有多大？国际贸易和国内贸易唯一差的就是主权引起的交易成本的不同，可能需要护照，需要关税、过关，还有很多非关税的限制等，否则的话，国内贸易本身是没有什么大差异的。就像我们看到的欧盟在一体化，东亚要一体化，一体化无非就是说，把国际贸易和国内贸易一样。

很奇怪的是，中国在过去30年里边，国际贸易觉得比国内贸易交易成本还要低，这是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中国的问题究竟出现在哪儿？为什么同样的生意和外国企业做，费用、交易成本比中国国内还要低。当然就有一些硬的东西，好比说山东和南韩做生意，运输成本比东西运到西北要便宜，中国任何一点运输的时间和二十年前相比减少50％到三分之二，过去大体需要3天时间到达的地方，现在就要1天的时间或者1天半的时间，过去三个小时到达的地方现在需要一个小时或者一个半小时，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也就是说我们在开发国内贸易方面，我们面临的障碍不是过去30年前、20年前硬件的问题，仍然是软件的问题，有多少软件由于政府的政策法律导致的，有多少是企业行为方式导致的，这是需要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如果我们很好地发展，相互之间的交易贸易的话，由于国际贸易，不可能持续高增长带来的负面的东西，完全是有可能靠我们自己的努力，给弥补上的。

我说的这个和我们所说的扩大内需不是一个概念，扩大内需是宏观经济学的概念，消费、投资、出口，出口出不去了，就增加消费，我说的不是这个概念。相信市场的决策，消费不是人为做上去的，好多语言的错误，没有需求的话，储蓄在那儿，需求在那儿，如果不在那儿需求不会在那儿。更多是制度性和微观经济学的概念，怎么样给人民更多的自由，给企业更多的自由，使每个人每一个企业在中华大地可以自由做生意和自由迁移，包括城市化等，对未来的20、30年不应该有大的担忧。

233年前，在亚当斯密写《国富论》的时候，他就非常惊叹地写到，中国市场规模不亚于欧洲所有不同国家加在一起的规模，可惜的是，我们过去没有很好地发掘国内市场规模的优势，这是我们下一步需要完成的重要任务，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