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中国企业家的能力被扭曲

第一篇：张维迎+中国企业家的能力被扭曲

张维迎 中国企业家的能力被扭曲 20100801

《意见中国－－网易经济 学家访谈录》栏目近日专访了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张维 迎是市场经济的捍卫者，也是中国争 议最多的经济学家之一，如今，他以心平气和心态宣讲市场经济。

2009年二月，张维迎在亚布力会议上提出“彻底埋葬凯恩斯主义”，但是，2009年全世界却都在救市。一年多过去，张维迎如何看全球大救市？如何 看他埋葬凯恩斯主义的理想？

张维迎教授于近日来到网易演播室，畅谈了两个小时。在这两个小时里，张维 迎谈到他的新书《市场的逻辑》。他希望《市场的逻辑》至少能够引起人们对流行的经济学谬误的怀疑与思考。在访谈中，张维迎对中国经济形势、收入问题、腐败 问题、房价问题、经济学信念问题等诸多问题提出了见解。他特别解释了自己为什么对市场这么执着。

在访谈的下半场，张维迎指出，腐败的根源是权力。张维迎说：“如果一个政府部门拥有的权力特别大的话，你监督它就变得非常非常的难，那么这个权力它 就可以用于寻租，肥自己，损害大众。”“政府去做事带来的负面问题总是比我们想象的要多，而好处总是比我们想象的要少。” 张维迎认为，企业家的责任是创造利润，利润是对企业家承担责任的回报。但是政府干预使得企业家的行为发生扭曲。企业家不再把心思放在创新和创造利润 上，而是放在和官员搞好关系上。“因为你政府的权力干预之后，包括救市的政策，你控制资源，只要你控制资源，就有人来„捣鼓‟你，有人动这个心思，这样就 使得企业家的能力、配置发生了错误。”张维迎告诫企业家：“也许你短期看是这样的，但是政府不可能长期帮你的忙的，你还是老老实实的做好自己的事。” 张维迎认为经济学家的责任是为市场经济辩护。他说：“当你是经济学家的时候，责任是这个，我之所以强调这一点，就是因为有好多经济学家不去承担这个 责任。”他认为，经济学家最重要的品质是坚持理论的彻底性和逻辑一致性、坚持说真话，不搞机会主义。“你的理论不彻底，不透彻，可能贻误了这个社会，而不 是帮助了这个社会。”

《意见中国》特别说明：由于张维迎教授访谈时间长达2小时，谈到很多重要观点，故特以上、下两期呈现。

以下为下期访谈实录：

权力与干预导致腐败

网易财经：从经济学上看，腐败的根源在哪儿？

张维迎：权力。农民没法儿腐败，不是农民觉悟高，是他没有权，这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如果一个政府部门拥有的权 力特别大的话，你监督它就变得非常非常的难，那么这个权力它就可以用于寻租，肥自己，损害大众。所以凡是有权力过大的地方一定是腐败得更严重。

如果我们调查一下中国各个部门，我们用一个概念叫含金量，一个权力的含金量有多大。“含金量”大的机构腐败一定最严重。比如现在我们看到的好多交通 局出问题，为啥呢？现在高速公路的建设投资太大，如果没有这些公路建设，那么这个部门就腐败不起来。

还有一些特殊的政策，看起来好像是挺好的，实际上它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导致了腐败。像我在书里面有一章谈到的就是关于《反垄断法》的忧虑。反垄 断大家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但是你看看郭京毅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反垄断法》的好多东西变成来执行这种政策、法律的人的谋私的手段了。

好比一个生产铅笔的人、生产打火机的人，他的资产也可能很大。我知道中国有一个生产假发的企业也做得很大，国际市场上让它占了百分之几十了，你去反 垄断它干吗？好多的政策也许出现的初衷是好的，所谓改进效率，促进公平啊，但是最后本身一定会变成腐败的根源。而腐败本身又导致了更大的不公平，不仅是不 公平，是不公正，这个正义比一般讲的公平更重要。现在我们有一些廉租房，或者是平价房之类的，不也是变成腐败的一种了吗？现在查出来好多地方的官员利用所谓平价房拿到土地，然后给自己盖豪宅。就是 说，这些你是防不胜防的。从这一点上说，政府去做事带来的负面问题总是比我们想象的要多，而好处总是比我们想象的要少。

政府干预扭曲了企业家的行为

网易财经：您以往常常为企业家呼吁，为此还遭到很多的辱骂和攻击，这两年您认为企业家的处境有什么变化？你还会 继续为他们疾呼吗？

张维迎：其实我们需要呼吁的是建立一个公平的、让每一个人都发挥才能的环境。应该说这两年我们有一些方面是恶化 的，特别是有一些国有部门，借着它拥有的垄断权力挤压民营企业，包括强迫收购。你就只能卖给我，如果不卖给我，我一定搞死你。因为它控制着行业，有垄断的 位置，就是这个路我把持着路口，你不交钱就不能过。像这次山西的煤炭整顿事件，我觉得这应该也是中国市场化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挫折。

我们尤其要看到，如果政府不遵守基本的协议，怎么让老百姓遵守？在这种强买强卖，名义上说是有补偿，实际上是不补偿，这个问题的后果非常非常严重。这样下去的话，大家看现在民营企业家移民的人更多了，形成了一次新的移民浪潮。移民就是买一个保险，不是说他就不回来了，而是万一出事儿了，他可以有一个 地方躲起来。我觉得这些首先反映出我们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发展是不太好的。如果我们这些企业家能够把心思都好好运用于创新、用于市场的推广、用于研发，肯 定比把心思、时间都花在出国办手续、去探亲这些事情上要好吧。

网易财经：但是确实也有很多企业家也希望政府救市，他们希望自己也被拯救，对这些企业家您想对他们说什么？

张维迎：每个人都一样，每个人都想从别人那里得到好处。市场的法则就是你想得到好处，就要做事，创造出价值来。政府拿出公共资源以后，好多企业家的行为就扭曲了，扭曲到什么程度？本来他应该去创造价值，可是他现在去分配价值了。不是把自己的产品做好，让消费者更喜 欢，然后获得利润，而是想办法把政府搞定，获得利润。这就是因为你政府的权力干预之后，包括救市的政策，你控制资源，只要你控制资源，就有人来“捣鼓” 你，有人动这个心思，这样就使得企业家的能力、配置发生了错误。

我的告诫就是：也许你短期看是这样的，但是政府不可能长期帮你的忙的，你还是老老实实的做好自己的事。

所以我说企业家跟我们每个人一样，有时候经受不起短期的诱惑，但是记住：决定你真正的长期生存的，还是你创造价值的能力，而不是你分配价值的能力。

网易财经：您曾经说过“企业家的责任就是追求利润”，很多人对这个观点很排斥，在这里您能再阐述一下这个观点 吗？

张维迎：其实如果大家看我的书的话，应该更明晰一些。好多人可能没有完全理解透这句话。当我们设计这个利润的时 候，本身就是要一个责任制度的。谁有能力赚钱？只有能力承担责任的人，才有能力赚钱，这是我讲的最本质的东西。

一个成功的牛奶公司要赚钱，要为多少人承担责任？首先我们看，奶农、奶站，甚至前面的饲料，你都要承担责任，你的内部员工、销售渠道，任何一个环节 出问题都可能毁掉你。你有多大的能力承担责任，才能赚多大的钱。你的企业做得越大，意味着你的责任越大。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说，当然我们利润这个制度是 人创造的，不是天生的，我们为什么创造它？我们把每个人的责任都分清楚。

我们让一部分人免除责任。老板给雇员买保险，你只要好好干，市场风险不要你承担，我承担。然后我们在宏观的角度来看，利润就变成了衡量这个企业—— 我说的是大部分的情况——衡量这个企业是不是真正完成了这个责任。你亏损，连基本的工人工资都付不了，那你尽到什么责任了？你不可能尽到责任。你连资本的 资源价格、地租、利息都付不起，这就是你浪费了社会资源。只有你把所有这些都付了以后，剩下的东西，那你剩的越多，说明你比别人干得越好，创造价值越大。

当然我们还有其他的条件。比如我们还有垄断企业，它赚钱多也不等于它一定贡献大。赚钱多意味着它从消费者那儿拿的、剥削的多。

再回到我在书里一开始讲的，市场经济的基本逻辑是什么？你如果想要幸福，首先要让别人幸福；如果你不能让别人幸福，你自己就没法儿幸福。一个企业不 能让消费者感到满意，你就不可能卖出去东西，那你有什么利润可言？一个老板，如果不能让员工满意，那这个老板也是当不长久的，企业也是不可能做好的。

现代经济当中，只有一个机构可以达到不需要让别人幸福，自己就可以幸福。哪个机构呢？就是政府部门。为什么？你看企业要获得收益是用价格，政府获得 收益是用税收，税收是强制性的。任何一个东西一旦强制以后就没有必要让别人幸福了。

这又回到最根基的问题，就是自由。市场的这些运行都建立在自由的基础上。计划体制不仅是不让别人幸福，而且反倒是让任何人追求自己有幸福，只有把别 人搞得很惨，只有让别人感到不幸福，自己才能感到幸福。这就是很糟糕的体制。

坚持市场信念不怕被攻击

网易财经：去年全球都在救市的时候，在中国只有您和许小年等少数的经济学家反对救市。如果有人问：“难道说 全世界那么多政府和经济学家都错了，就你们几个人对？”您会怎样回答这样的问题？

张维迎：我想人们的决策其实有两个因素，第一个是知识，另一个是利益。在倡导救市的凯恩斯主义里面，这两个因素 都有，一部分人是属于知识问题，因为他们不明白道理，另一部分人是因为利益。我们前面已经讨论过了，因为谁能拿到政府救市的钱，谁就能得到好处。所以那个 时候中央分钱，各地派高级官员——副省长、计委主任都来，等在门口要钱。大家就像抢东西一样，都不想落后。

我们看到的声音一定会是赞成的多，因为反对的人不发出声音的，赞成的人因为的利益太大，他就会发出这个声音来。

网易财经：您最近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如果有人给您10亿元，您也未必会写一本反市场的书，您对市场的信念为 什么这么执着？

张维迎：这个人呢……人们总是追求幸福，有的人认为有钱就是幸福，有些人觉得有名就是幸福，有些人觉得有权就是 幸福，不同的人对幸福的理解都不太一样。但是我想人还有一点，就是人们追求一种对知识的渴求。人类的好奇心和他对真理的追求也是人一个很大的满足。

我想很多科学家并不富有，他仍然能够自得其乐，就是一种实现感。当我们觉得自己能够认识世界的复杂现象的时候，就是有一种愉快。对我来讲我觉得这个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网易财经：您说过经济学家的责任是捍卫市场经济，但是我们看到很多经济学者，他们并不捍卫市场经济，他们还为政 府干预唱赞歌，但是他们得到了很大的利益，还得到了老百姓的赞同与赞誉，面对这样一种情况，您从来没有想过要改变自己的原则吗？

张维迎：每个人都不一样。我刚才已经说了，其实我都很理解每个人的处境，各人有各人的追求，我们不能用自己的偏 好去强迫人家。我只是按照自己的行为方式，我觉得这样快乐，这样幸福，这样愉快，那我就这样去行为。

网易财经：但是您说的是经济学家的责任，而不是您个人的责任。

张维迎：是啊。其实每一个人都有好多的角色。作为经济学家就是你的一个职业角色，但你还是一个普通的人啊。当你 是经济学家的时候，责任是这个，我之所以强调这一点，就是因为有好多经济学家不去承担这个责任。

网易财经：只是您个人认同这种责任？

张维迎：那当然了。

网易财经：您自己为什么非要给自己加一个吃力不讨好的责任？又没有谁要赋予您这个责任。张维迎：你怎么能说我吃力不讨好，你凭什么概念说我吃力就不讨好？我觉得挺好，所以这就是每个人的判断不一样。

网易财经：因为您遭到很多攻击嘛。

张维迎：攻击……不一定。你也可以这样想，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我宁可让人攻击，也不愿意说那些自己认为不对 的话，就像我刚才讲的，这是一个偏好。我们如果说什么话都是按照有多少人同意的角度来说，这就没有科学了。

网易财经：您有没有觉得由于您这么坚决、彻底的反对政府干预，使得您在官员或者经济学圈中在渐渐的被边缘化，有 没有这种感觉？

张维迎：没有。而且你应该相信，人们会越来越认识到，坚持市场体制、继续改革的重要性的。尤其是作为学者来讲，必须要看得更长远一点。知识的竞争、思想的竞争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如果我们每人都想整天站在舞台的中央，你是演不好戏的。演戏的人一定要有好多的准备，所 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学术也是这样的。你老想站在舞台的中央，我不认为这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网易财经：您的新书《市场逻辑》，您对它说服更多的人有多大的信心？

张维迎：我相信这个说服有时候不一定是完全的。好比你原来坚持一种观点，我能说服得你对自己原来的信仰半信半 疑，这也是一种说服。这本书如果对我们现在习以为常，大家熟视无睹、认为理所当然的，其实在本质上是错误的东西，能够重新反思它，这样我就很满足了。网易财经：如果这次政府救市彻底失败，您觉得人们真的会回到奥地利学派的观点上吗？

张维迎：有可能，但还不一定。因为掌握资源的人的任何一个失败都可以说成是别人的失败，不是自己的失败。所以这 个东西并不是一个完全透明的、公平的竞争。就像我们一个单位一样。单位有权的人，别人有成绩了他都揽在自己身上，有错误了他都说是别人的。外界的人不知道 啊。当然内部的人可能知道。所以只有一部分人能闹明白，大部分的人都闹不明白。我在书里讲了，其实好多我们现在认为市场上的这些问题，本身其实是政府给它 捣鼓出来的，就像“卖拐”一样。经济学者不能奉行机会主义

网易财经：您是在牛津读的博士，但是这个学校并不是很彻底的支持市场，在您回国以后，国内的经济学圈里面绝大多 数的人也是或多或少的支持这样那样的政府干预的，但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您却变成了一个很彻底的市场经济的支持者，是您自己的什么特点使你能够跳出这种环境的 影响？

张维迎：我也不知道。但是我猜想可能我是追求理论的彻底性、严格的逻辑推理。尤其我们对人有一些基本的假设，然 后我们在这个情况下去分析，我们能够把问题看得更透一点。我不太愿意在探讨一个问题的时候浅尝辄止，闹一个大体上明白点。这种“半夹生饭”的理论，经常使 你像墙头草一样，一会儿说这个，一会儿说那个。只有彻底的理论才能经受起时间、历史的考验。网易财经：您曾经写过一篇很深情地回忆母亲的文章，能谈谈母亲对您的影响吗？

张维迎：我母亲对我的影响主要是做人的影响，她从小告诉我什么是该做的，什么是不该做的，这也是一个案例教育。她遇到好多别人的事情或者自己的事情，但是她终身都是一个善良的人，这个我觉得非常的难得。我母亲也是一个很爱面子的人，她总是希望自己的孩子有一个好的 口碑，我想在这一点上对我的影响就非常非常大。

网易财经：在您经济学的学术生涯中，受谁的影响最大？

张维迎：其实人的一生当中会受到好多好多人的影响。我现在回忆一下，在高中毕业的时候，我的政治课老师送给我一 本书就是《政治经济学》。我自己当时也不知道未来会学经济学。我上了大学以后，我西北大学的老师何炼成教授，我觉得他对我的影响很大。他是一个给学生充分 自由和鼓励学生创新的老师。我在他的指导下读研究生，在4年的大学本科里，他给我们上经济学，首先他鼓励你只要言之成理就可以了，不需要同意他的观点，不 需要同意书上的观点，这些对我影响很大。

再接下来对我影响大的就是茅于轼教授。我 在1982年的时候就认识他了。我对市场的一些理念、理论，好多东西都是通过跟他的交流从他那儿学的。另外他对我影响很大的一点还包括做人的责任心，这个 坦率来讲我们今天是做不到他那一点的。这是现在我也感到很惭愧的。他那样的人物可以为我们做好多小的事情，而我们有时候可能做不到这一点，但是我们在努力 去做。我在牛津，去见我的导师，詹姆斯·莫里斯教授，他的办公室也是很乱的。那时候他还没有获诺贝尔奖，但是大家就认为他名气很大。他每天，甚至在我们学 员吃饭的时候，大家都会讨论一些学术性的问题。我想对我们中国人来讲，我们非常需要克服的就是浮躁，包括我们学理论，经常急功近利，我想马上拿到一个东 西，就去运用它，然后为社会创造多少价值，这个时候急功近利恰恰是要不得的。你的理论不彻底，不透彻，可能贻误了这个社会，而不是帮助了这个社会。你看我们好多从西方引进的所谓理论、主义，最后都变成这样的了。就是你没有吃透它，究尽它的逻辑、它的背景，我们就把它当成一个工具，来生硬的运用 到中国，我们吃了太多的苦头。这也是我一直在强调的，就是我们中国人真的还是应该把好多理论搞透彻。在理论方面不能太实用主义。政策方面可以实用主义，理 论方面绝对不能实用主义，太实用主义以后，一定会遭到报应、报复的。

还有一些东西，我最近在我们学院的毕业典礼上有一个讲话，这个讲话其实是我在讲自己的一个真实的故事。这个故事我相信对我们做人会有一些启示，同时 对我们理解理论也有一些启示。这个故事讲的就是在我很小的时候，我们家有一棵杏树，从小这个杏树一开始开花我就开始等着吃杏，每天放学以后老去摘着吃。在 我的印象当中我们家的杏一直是苦的，酸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杏还没有熟的时候我就把它吃光了。我上大学之后，第一年回去，我母亲端上来一盆杏。我说怎么 这么好吃，谁家的杏？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杏。我母亲说这就是我们自家杏树的杏。哦，我才闹明白，因为我在农村的时候，我的着急使得这个杏从来没有熟透 我就把它吃了，所以在我的脑子里它从来都是酸的，因为我没有等到这个时机。

我想我们做人、做理论，也是这样的。包括市场，好多时候，我们没有等到这个时间，没有让它真正的发挥作用，我们中间就把它掐死了。

网易财经：您最钦佩大陆哪位经济学家？

张维迎：当然我还是觉得茅于轼教授真的是最让我敬佩的。不仅仅是因为我从他那儿学到好多东西。他其实作为一个学 者的品德，让我高山仰止，这些确实是让人非常非常的敬佩的。而且到现在为止，他仍然在孜孜不倦地学习，还在不断地提升自己。

我们还有好多老前辈，其实我在这儿不想点名，就是因为挂一漏万的事儿总是免不了，但是我们现在的人特别要理解，在不同年代里面，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 人的功能，它不一样的。

比如我们在1970年代末，改革开放初期，1980年代初，那一些人探讨的东西，我们现在看来可能是常识了，但是没有这些人的探讨，当时又冲不过这 个思想的禁锢，改革就很难起步。包括按劳分配问题的探讨，现在这对大家来说已经不是一个问题了，但是在那个时候因为“四人帮”在文革期间说大家要实行共产 主义、按需分配是先进的，按劳分配一定产生资产阶级，所以对按劳分配这样一个问题的探讨，都会对中国的进步发生很大的影响。而那个时候的厉以宁教授对股份 制的探讨，现在大家也认为是很自然的事儿了。我们现在不仅是股份制，还有上市公司，已经谈公司治理结构了。在那个时候，我觉得真的是相当相当了不起。

有一些人可能擅长理论研究，还有一些人擅长把这些理论的东西变成一种政策，这也很重要。社会需要沟通。当年的领导人之所以接受了一开始是有计划的商 品经济，后来接受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后有多少经济学家的功劳？有时候就是为了编一个说法，但这个说法对中国影响很大。你现在回过头来从历史上来看，我 们这个国家毛病就在这个地方：我们大量的资源、精力、时间花费在编说法上。什么时候我们不需要编说法了，我们就可以很直白的表达自己的时候，这个国家就可 以释放出更多的资源来用于创造。

网易财经：您认为经济学家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

张维迎：这是个太大的题目，但是我想经济学家和每一个科学家的品质都一样，追求真就是最重要的东 西。在科学上是不能打折扣的，在思想的表达上也是不应该打折扣的。所以搞科学、搞

经济学是需要一定的勇气的，没有勇气的人我想你就不要做这个事了。如果做 了这个事儿可能反倒会贻害别人。

网易财经：经济学家最恶劣的品质是什么？

张维迎：最恶劣的品质就是机会主义，不再认真地追求真的东西，不再按照科学的精神表达意见，而是讨好别人，哗众 取宠，这个我觉得很糟糕。

第二篇：张维迎在中国企业家论坛第十二届年会演讲

张维迎在中国企业家论坛第十二届年会演讲：没有邓小平保护吴英了——转来源： 戚泽明·Issac的日志

我们知道最近一个很有影响的案子，就是吴英案。她向11位亲友集资7亿资金，被判处死刑，这样的事情在西方市场经济中会发生吗？现在肯定不会，但是过去也会。好比在17世纪的时候，法国路易十四时代，一次性就杀了16000多个企业家，他们的唯一罪状是因为他们进口了棉纺织品，制造了棉纺织品，而这违反了当时的财政部长Colbert的产业政策。由此看来我们离市场经济有多远？至少有三百年。因为我们的经济是建立在特权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权利的基础上，也就是说我们并没有建立起市场经济真正的基础。

那么市场的基础是什么呢？我想就三点，第一是自由，第二是产权，第三是企业家精神。自由是我们人类追求幸福的基本权利，它是一种基本的人权，就如同生命一样，不经正当程序不可剥夺的。我们需要自由，因为没有自由我们就难受，就像不让我们吃饭、喝水、不让我们上厕所一样。对自由唯一的限制是不侵害他人的权利。

自由，从积极的方面来讲，就是每一个公民都能够利用自己的智慧、知识、技能、劳动，自主地决策，改善自己的生活，实现自己的梦想。从消极的方面讲，每个人都不受他人的奴役，有权利保护自己的利益不受侵害。

所以在一个每个人都享有充分自由的社会当中，我们人与人之间只有通过自由的合作才能够完成交易。也就是说每个人只有为他人创造财富，才能自己获得收入，只有让他人幸福自己才能够幸福，这是我讲的市场的逻辑。而且只有自由才有竞争，只有有了竞争我们才有了创新，而只有有了创新我们的社会才能够真正的进步。在这个意义上，自由和市场是同一个含义。如果一个人拥护市场而不赞成自由，我觉得他是矛盾的。

如果一个社会没有自由，意味着一部分人可以强制另一部分人，剥夺另一部分人，这就是强盗的逻辑。在没有自由的时候也有争斗。没有自由，就只有斗争，计划经济下我们有好多的斗争，但是没有竞争。斗争是毁灭财富的，只有竞争才是创造财富的。

我必须强调一点，自由是一种基本的权利，它是rights，不是特权。所谓权利就是理通天下，每个人都平等地拥有。而特权，它是凡事对人，一部分拥有，另一部分没有。权利是不可任意剥夺的，但是特权可以给你，也可以剥夺。所以我们看古希腊，古罗马共和国都有所谓的自由，那个是特权，不是权利，因为只有一部分人享受它，但部分的奴隶享受不到。

在一个特权盛行的社会当中，不可能有真正的市场经济。好比你进入什么样的产业，生产什么样的产品，成立什么样的组织，包括制造业、金融，甚至你成立基金会，成立大学，这其实都应该是每一个公民应该自由享有的权利。但是我们知道在我们国家现阶段这些仍然都是特权，而不是权利。

比如你要创办一个企业，你有好多审批的程序，只有一部分人最后能够成功，另一部分则成功不了。特别是我们的产业政策，使得我们在歧视着相当一部分企业家。去创业，有关系的人可以得到审批进入这个行业，没有关系的人进不了。

我们最近看到决定拿出150亿支持微小企业，但是如果我们想一下如果我们的公民有自由成立经营机构的权利，我们需要政府拿出这150亿吗？我想是不需要的。这150亿最后到了谁的手里，最后也是一种特权，而不是真正的权利。而且我们还有很多人创办非盈利机构，是没有自由的。比如你要成立一个基金会，不论你有多少钱，你首先要找到主管单位，而主管单位基本上都是政府和政府附属部门，不是你想干好事儿就可以干好事儿，因为你得不到批准，这个好事儿也就没有办法干。

我这里讲的不是说任何一种行业组织不需要有最低的、必要的一些门槛进入。任何的限制都是非人格化的，也就是说对所有的人是一视同仁的。不论你的家庭背景，你的出身，你所在的单位，都应该是一视同仁。但是我们国家所有这些限制都不是一视同仁的，是人格化的，仍然是有特权。一个经营机构，如果你认识吴晓灵，认识刘明康，你得到批准的可能性就大大地提高，所以这就是一种特权，而不是权利。

我特别强调一点，思想市场的重要性。人类以自己的智慧和理性探索真正的市场，是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我们有科学的进步，才能够有技术的进步。我们拥有思想市场，意味着任何思想都不应该取得垄断地位。

我们看到美国之所以成为最具创新能力的国家，为什么？因为它的宪法第一修正案明确规定，这个国家不能有国教，这个国家不能有任何的法律限制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但是我们看一下中国的言论，我们的出版，仍然是特权，而不是权利。

如果你要办一个出版社，你要办一个杂志，你要得到批准，这是很难的，除非你有非常特殊的关系。事实上就我所知，过去十多年里面，我们的新闻出版署不再扩大任何期刊号，所以大量的学术研究活动没有办法进行，更不要说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成立好多的自由的学术团体。没有思想市场的经济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

第二个市场的基础是什么？是产权。产权某种意义上是一种人权，它是对我们自由的保障。如果一个社会不能保护私有财产不可侵犯，我们老百姓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产权也是我们社会秩序的基础。我们的社会之所以能够有一定的秩序，就是由于我们大家相互尊重产权。如果不信，我们看一下，如果一个超市里面，谁都可以进去乱拿东西的话，那么这个超市马上就会混乱。

产权也是我们道德的基础。道德的基本要求就是不损害他人。只有我们尊重个人的权利，我们才必须通过为他人创造价值而获得自己的收入，我们才能真正成为有道德的人。我们看不到一个社会在不尊重产权的情况下，可以有很好的道德。我们国家目前道德的衰落很大一个原因就在于我们没有能够很好地尊重个人的权利，个人的财产。

产权也是我们社会信任的基础。如果没有产权，没有企业考虑长远，我们就会看到大量的坑蒙拐骗，我们市场上买的大量的东西就没法被信任。产权也是我们创新的基础，因为只有企业家，只有每个人对自己获得的东西充满了信心，他才会愿意投资，他才会愿意花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去追求一种新的非常具有不确定性的东西。我要强调无形资产的产权同样的重要，像我们国家目前对有形资产的保护现在还好一点，对无形资产的保护是最糟糕的。

这都不是新的理论。一个重实际的神学家威利姆，他就讲过这样的话，私有产权是一项先于主权的法律权利，统治者不可篡夺被自己统治的财产，政府的主要职责之一就是保护私有财产制度。13世纪罗马的大主教Giles就讲过，权力机构的职责是维护正义，不允许任何人伤害他人的人身和产权安全，让每一个公民和诚实的人都可以享用自己的财物。

对政府产权保护一个重要的限制约束，就是对政府征税权力的限制。如果没有对政府征税权力的限制，我们不可能真正受到很好的产权保护。中国企业家论坛的岑科研究员说过一句话，不受限制的征税就是掠夺。1215年英国《大宪章》，约束国王的征税权，也就是说国王不能任意地征税。还要强调一点，国有企业所拥有的特权本身就是对产权的一种严重侵害。第三个基础，谈一下企业家。企业家是市场当中的灵魂，市场本身就是企业家不断创造和创新的过程。没有企业家，可能有交换，有物的交换，也有简单的产品交换，但是不会有真正的市场经济。企业家是嗅觉灵敏，有非常的进取精神，善于创新，能吃苦，敢冒险的人。在我们人口当中，这种人的比重是相对比较少的，所以他们的精神和能力，能不能够有效地发挥出来，在决定着我们这个社会创新的速度，决定着我们社会财富增加的速度。

过去200年人类的历史，可以说是在企业家能力、企业家精神的推动下取得。中国过去30年也是由于发挥了企业家的作用我们才取得了这样大的成就。所以任何阻碍企业家创新的政策都是反市场的。计划经济最基本的特征就是阻碍企业家精神发挥作用。

限制企业家活动最大受害者是谁？是普通的老百姓，是消费者。企业家所有的东西都是伺候人的东西。如果我们不允许谷歌进入中国，真正受到伤害的是数亿的网民，而不是谷歌公司本身。如果一个社会自由不足，产权得不到保护，特权盛行，政府控制的资源太多，企业家的活动就可能被导致寻租，而不是为消费者创造价值。

我要特别提醒一下，并不是所有被称为企业家的人都是在创造财富。在一个特权盛行过程当中会出现很多强盗性的企业家，他们在掠夺财富，而不是创造财富。我们也要防止中国的企业家，包括民营企业家既得利益化。任何一个制度都会有成功者，某些成功者可能就会有很大的积极性去维护这种制度，而不是推动这种制度的变革。

我总结一下，市场的三个基础，自由、产权、企业家精神。如果公民不能够充分享有言论和行动、创业的自由，如果私有财产权利不能得到有效的法律保护和文化保护，如果企业家精神得不到有效地发挥，我们不可能建立真正的市场经济！

我们改革的路还很漫长。计划经济本质上是强盗的逻辑，中国过去30多年的改革，就是逐步从强盗逻辑走向市场的逻辑。邓小平20年前的南巡讲话的基本精神是什么？就是给中国民众更多的创业自由，赚钱的自由，鼓励企业家精神的发展，调动中国人的创业精神。这就是为什么在92年之后中国经济出现了高速的发展。

我们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是我们仍然是一个特权基础的经济，而不是权利基础上的经济。西方世界过去200年的进步就是把传统生活当中只是少数人享有的特权，变成普通大众的基本权利，但是我们仍然是特权大于权利。

所以我们最后回到吴英案。吴英案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国公民没有融资的自由。我们在中国获得融资仍然是一种特权，而不是一种基本的权利。意味着在中国建立在个人基础上的产

权交易合同仍然得不到保护。吴英案，就是11个给她借款的人都不承认自己被骗了。吴英在被捕之后，她的财产在没有得到本人同意的情况下就被强制拍卖了，这本身也是对财产权的不尊重。

吴英案也意味着我们中国人的企业家精神仍然在受到不同程度的摧残。非法集资是一个法律，但是应该说这是一个恶法，它和当年投机倒把罪没有什么两样。我记得在早年的时候，我们人民银行有一个概念，叫做体外循环，凡是不归人民银行管的都叫做体外循环，都要打击。现在我们有进步，不再打击体外循环了，但是非法集资的概念是一个很重的帽子，它可以扣在任何人的头上。

社会会有欺诈，我们用欺诈罪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不需要用一个非法。法律本身不需要用非法这个概念，法律本身它什么是合法的，什么是非法的，写清楚就可以了。

当年邓小平保护了年广久，今天邓小平已经不在了，没有另一个邓小平来保护吴英了。所以我也呼吁我们的企业家，我们的政府官员，我们的媒体多多地关注吴英案，因为吴英的死刑是中国改革的倒退。如果吴英的集资应该被判死刑，我不知道还有多少人不应该被判死刑。

第三篇：读张维迎《造就真正的企业家》有感

读张维迎《造就真正的企业家》有感

小河

所有制的问题在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初期是一个热点的话题。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看起来很敏感，但是在1989年前的讨论却是难得的自由。今天来读张维迎的这篇文章，可以感觉到那个年代行文的一些特点——不重数理严密的推导，但是说理清晰，论证有力，而且结合事实，语言活泼生动，这点是现在的学术论文所不能做到的。或许其中的原因是张维迎为兴趣而学术，而如今“皆为稻粱谋”。

虽然讨论的都是今天在我们看来“显而易见”的事实，诸如市场看不见的手、企业家精神，但是在那个思想交错的年代却是一个启蒙的炮响。我越来越觉得解放思想这句话岂是说说就能做到的呢？张维迎自己在《企业家与观念现代化》一文中也说：

“观念的变革是一个漫长痛苦的过程。我们好些同志，包括我自己，在感情上也无法接受。这种感情上的折磨无法避免，我们要做好准备。看到别人富了，难免叫人眼红。如果我们做好准备，接受起来也轻松一些，毫无准备就会痛苦一些、无法忍受。

有些人至今尚未认识到这一点，整天松松散散的过日子，毫无节奏。他这样想：与其远离家乡干事业，不如全家团圆拜祖先；与其吃饱喝足听音乐，不如饿着肚皮唱山；与其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不如你给我送礼我给你请客。变革发生以后这些人的观念就跟不上了，痛苦由此而来。正因为面临这样的痛苦，我们的理论界、新闻界才会有这样两种人：一种人怀念过去、崇尚过去，认为我们搞大规模的改革还不如回到过去那种大家都穷的日子，田园诗般的、温情脉脉的多美啊！你看过去的社会道德多高尚啊？现在呢？人人都在讲金钱，这还得了？有些小说家已经开始描写这样的个体户了——人富了，良心却坏了，等等。另一种人可能给大家设计一个新的乌托邦，就像旧的乌托邦一样。”

张维迎的这番话，并不是在鼓吹金钱至上论，他也不认为金钱可以代替道德。张的话，对今天我们社会依旧存在的一种复古倾向声声震耳。

话说回来，《造就真正的企业家》就是要说明一个问题：国有制度下不可能产生具有现代意义的企业家和产权制度。

我的理解，所谓一个均衡的产权制度的基本特征特征就是，谁承担全部的风险，就要得到全部的收益。当风险和收益不对等时，这样的产权制度必然在宏观上是无法平衡的。

八十年代经济界的普遍关心问题是：怎样在不改变国有制的情况下激发企业活力，使企业能够盈利，并注重长期发展的效益。人们先后提出了厂长承包，经理人等等方案。而张维迎的回答是：国有制度下真正意义上的企业是不可能建立的。

委托——代理是现代股份制的基本特征。职业经理人接受股东的委托管理企业，经理人（职业企业家）要对股东负责，他的个人收益与企业经营成果的好坏相挂钩。股东通过董事会和股票市场对经理人进行监督。

有人质疑这种委托代理机制不利于所有权的落实，老实说张维迎对这点的反驳不甚有力。他回答了委托代理在性质上可以起到保护所有权的作用，然而这一制度并不必然使得所有权得到保护。现代企业面临的经理层与股东的矛盾、大股东与小股东的矛盾都表明，委托代理制度下由于信息不对称、法律不健全等原因依然存在所有权的保护问题。

然张维迎对于国有制下现代企业制度不可能建立之原因论证很有力。

究其根本，股份制企业所有者对经理层的监管的前提是，所有者必须对自己的利益有重大关切，并且有相应的监管手段。国有制度下，名字上财产的所有人是全体人民，但实际操纵者是政府或者直接说就是政府官员。

财产权利是委托代理的前提，有人拿日本公司股权比例较低的例子说股份比例越低效益越好，所以财产所有权不重要，这个结论明显是荒谬的。广义上，股权人，债权人都是公司的控制人，而且发债银行也是由股东控制的。

保护所有者权力关键在于对代理人行为的约束。张维迎提出：委托的每一层级都会削减约束力。最终对经理人的约束=初始关心值*委托层级*每一层约束力的削减系数。

在官僚中培养经理人或者“引进”经理人的根本毛病就是，经理人并不对财产的实际所有人“全体人民”负责，而且由于全体人民的基数太大，导致每个人对国有财产的初始关心值并不高。于是出现这样一个现象：地方越小、层次越少的国有企业经理人改革在所有权的保证上就更成功，乡镇企业对职工权利的落实比央企对全体人民的负责度要高。（虽然最后乡镇企业在竞争中败于民营企业。）

于是有人就提出这样一种方法：按照经理人的经营成果对经理人进行考核，给与相应的升迁机会或者经济利益。这样的做法是行不通的：

1，经理人的任命是由官员任命的，如果经理人经营不佳，官员是否要承担责任。如此向上追溯，是要追溯到国家主席辞职么？由此看，自负盈亏、权责统一的企业和层层对上负责的政府管理天然不能协调。

2，实施中对于效益的考察指标也是单一的。我们说企业以追求利润最大化是不准确的，企业追求的是一个“令人满意”的利润，而不是最大的利润。除了钱，企业也追求名誉、关系等等。单一以利润为考察方式与经济原理相悖，会导致很多问题：如，经济衰退时削减产能是经济选择，但是为了追求利润，可能就会扩大产能造成积压。如，快马上项目，把成本留在后期。学过企业管理的读者应该都知道，像这样辗转腾挪的手段是很多的。往往，最需要政府投资的项目因为没有利润而缺乏投资，这与“政府应该投资公共事业”的理论相悖。

3，在经营中，没有手段监督官僚经理人可以完成任务。官官相护的现象成为常态。官僚经理人只是以企业为跳板，谋求在仕途上的晋升。这让我想起了TED上李世默的一个演讲，他将中国特色的政府——事业单位——国企三位一体的晋升体制视为选拔官员的一大优势，理由是这样选拔出来的官员在各个行业都经过锻炼，他们的素质比西方的职业官僚素质更高。我第一次看的时候竟觉得李世默说的颇有道理，现在想来真是可笑。

还有人提出了让知识分子帮助监督经理层的行为，因为他们认为知识分子可以为了“名誉”做到公正。明朝二百七十年也就一个海瑞，新中国七十年能有几个海瑞呢？知识分子和企业没有半毛钱的利益关系，对知识分子的监督也没有什么手段和标准，搞到最后结果可想而知。独立董事制度在中国推行也有大约20年了，结果都说明张维迎的预见是对的。

所以，国企若不改变产权制度，则现代股份制度必然失败。国有企业只有关停并转而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破产，即使有，经理层也不会受到任何的惩罚。

前文已说，制约经理层需要董事会的约束和资本市场的用脚投票。在资本市场不发达的情况下，只有加大对经理层的直接约束，也就是官员加大对经理层的直接管理，这样就又回到老路上去了。即使今天资本市场规模已经很大，但是制约国有企业经理层依然不能通过这条路。

何况是对当时上百万家的国企呢？

我不由得想起来如今政府改革国企的思路：做大做强央企和国有企业混改。

做大做强央企是为了集中资源，减少管理的难度和层级，简言之，就是通过官僚管理的精细化来弥补天生的智力缺陷。国有企业混改，试图通过引进民营资本和更加复杂的股权结构来制约国有资本。

然而我依然对此感到悲观。近期以来，一系列的宣传片如《大国重器》，都似乎说明央企改革的成功。但是我注意到，这些央企的实力背后是垄断对全社会的效率损失，而且就其利润率来说，也远远低于民企和外企，更不用说最后又有多少红利可以上缴国家，上缴国家的又有多少用之于民呢？

就混改来说，如果经理层依然由官僚经理人构成并由国有资本控股，那么基本情况不会发生大的变化。如果由民营控股，这似乎是政策所不允许的，民营控股的企业还是国有企业么？最近的一个消息引起了我的注意，杭绍台铁路的51%股份由复兴集团控股，然而复星集团真的“控股”了这条铁路吗？我对此是高度怀疑的。即使国有资本占少数，就这部分的资本来说，依然存在委托代理的问题，甚至可能加上国有资产代理人与多数股东合流损害国有资产的事情。

张维迎的背后意思已经很明显了，他反对一切不必要的国有产权。我可以推测：他是支持私有化的。张维迎至今依然被视为最具有市场精神的经济学家。

在绝大多数人认为市场能管好的由市场管，管不好的由政府管的时候，张维迎已经在说：市场管不好的也不一定要让政府管，政府走开，政府不是万能的。

第四篇：张维迎谈金融危机

张维迎：彻底埋葬凯恩斯主义

理解危机可能比简单出对策更重要

世界充满了不确定性。这是一句老话，但今天说起来更让我们刻骨铭心。一年半前，中国企业家对中国经济景气的信心指数达到8年以来的最高点；即使到2008年初，企业家信心指数仍然处于8年以来的最高点之列。但到年底，这一信心指数掉到了8年来的最低点，而且远低于过8年的任何时候。中国经济学家的信心指数也类似。不过，调查数据表明，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信心的滑坡比中国企业家早了一个季度。今天，无论中国企业家还是中国经济学家，都很难再有一年前的乐观情绪！

企业家信心的变化确实是中国经济景气变化的真实写照。过去12个月，中国工业增加值指数的变化有两个主要特征。第一个特征，增长速度下滑非常快，好像所有企业在同时犯错误；第二个特征，重工业的下滑速度远大于轻工业，也就是生产资料工业的波动远远大于消费资料的波动。这两个特点也是所有经济萧条的主要的特征。应该说，我们的经济已经进入了一个艰难时期，或者出现了增长衰退。

中国经济的变化是世界经济变化的一个缩影，尽管我们的问题出现的晚一些。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中国经济什么时候能够走出低谷？底部在哪里？有人说是V型，有人说是U型，也有人说是W型。最悲观的说法是L型。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理解，为什么会发生这次世界性的经济大衰退？对这个问题可能有不同的回答。但是我想，最根本的问题是：这次危机是根源于市场的失败，还是政府的失败。换一句话说，究竟是看不见的手出了问题，还是看得见的手出了问题？对造成目前局面的不同理解和回答，也自然导致政策上的不同选择。而且，不仅关系到我们的政策选择，还关系到未来走向什么样的经济体制，也关系到经济学的未来走向。

西方经济学界一般把市场的信仰划分为四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就是对市场经济经济没有任何信仰，不相信市场经济，这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第二个层次是怀疑主义，摇摆不定，有时候信，有时候不信，这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也就是主张政府干预主义的经济学；第三个层次是对市场经济非常信仰，但是也认为，必要的时候，政府应该介入市场，这是芝加哥学派。弗里德曼就认为，经济萧条时期政府应采取积极的货币政策让经济走出低谷；第四个层次是对市场坚定不移，完全信仰，这是以米塞斯和哈耶克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但这一学派当今的代表人物主要在美国。

有人把这次经济危机归结于市场失灵，特别是经济自由化导致的结果。确实，危机出现后，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干预政策已经开始在全世界大行其道。但事实和逻辑分析表明，这次危机与其说是市场的失败，不如说是政府政策的失败；与其说是企业界人事太贪婪，不如说是主管货币的政府官员决策失误。在我看来，这次危机也许是复活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和彻底埋葬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机会

重温奥地利学派对大萧条的解释

让我们回顾一下80年前发生的那次大危机。这次危机发生的背景虽然与那次危机有所不同，特别是经济全球化和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但也确实有许多相似的特征：危机之前，一方面，技术创新，生产率提升，经济高速增长，价格水平稳定甚至下降，似乎一切正常；另一方面，银行信贷持续扩展，流动性过剩，贷款利率低，固定资产投资强劲，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泡沫严重，似乎难以持续。1990年代开始的日本经济的长期萧条和1990年代后期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前都有类似的特征。

1929年---1933年那场世界性的经济大萧条，有人预测到了吗？有，有两个人，而且只有两个人，尽管他们没有指出准确时间。这两个人一个叫米塞斯，另一个人叫哈耶克，他们都是奥地利经济学派的领军人物，哈耶克曾获得过197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们之所以能

预测到1929年的经济危机，是因为有一整套更为科学的商业周期理论。根据他们的理论，20年代美联储实行持续的扩展性货币政策，利率定得非常低，信贷规模膨胀，最后的结果必然导致大危机，大萧条。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利率过低会扭曲资源配置信号，企业家就开始投资一些原本不该投资的项目，特别是一些重工业、房地产等资金密集型产业，它们对利率的反应非常敏感。流动性过剩导致的股票市场泡沫会进一步助长固定资产投资热潮，导致投资过度扩张。越来越大的投资需求导致原材料价格和工资的相应上涨，投资成本上升，最后证明原来的投资是无利可图的。当政府没有办法如之前那样继续实行扩张性政策时，股票和地产泡沫破灭，原来的资金沉淀在不可变现的固定资产（如厂房和地产）中，资金突然不足，投资项目纷纷下马，大萧条由此发生。在米塞斯和哈耶克他们看来，任何一个经济中，人为造成的繁荣一定会伴随一个大衰退。大繁荣和大衰退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他们的理论也告诉我们，判断经济是否过热，不能只看价格水平是否上涨，而主要应该看利率水平和信贷扩张，因为从信贷扩张到价格水平的上涨有一个时差，当等到通货膨胀发生时，萧条就到来了！

与米塞斯和哈耶克不同，凯恩斯认为，大萧条是由有效需求不足导致的，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是居民储蓄太多，而企业对未来太悲观，不愿意投资！

1929—1933年的大危机造就了凯恩斯经济学。在大危机之后的30年代，奥地利学派和凯恩斯主义都有可能成为经济学的主流，但奥地利学派被边缘化了，凯恩斯主义获得了主流地位，统治了经济世界几十年，一直到80年代才被人们所怀疑。为什么凯恩斯主义能够成为主流？简单的说就是，凯恩斯主义为政府干预经济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理论依据：需求不足，市场失灵，解决的办法就是政府去介入市场，增加需求，从而使经济从萧条中走出来。而奥地利学派认为，萧条是市场自身调整的必然过程，有助于释放经济中已经存在的问题，政府干预只能使问题更糟。事实上，如果不是胡佛政府的干预（包括扩大公共投资，限制工资下调，贸易保护主义法律等），那次危机不会持续那么长时间。所以，政府特别喜欢凯恩斯主义。当然，经济学家很多也有喜欢凯恩斯主义，因为，如果凯恩斯主义是对的，政府就会为经济学家创造很多就业机会。如果说奥地利学派是对的，经济学家在政府就没事干了。因为他们主张不干预，市场会自身调整。经济学家也是利益中人，凯恩斯主义能够大行其道，我想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有了这个背景，我们看一下，格林斯潘在1966年写的《黄金与经济自由》一中对30年代那次经济危机的解释。他说：当商业活动发生轻度震荡时，美联储印制更多的票据储备，以防任何可能出现的银行储备短缺问题。美联储虽然获得了胜利，但在此过程中，它几乎摧毁了整个世界经济，美联储在经济体制中所创造的过量信用被股票市场吸收，从而刺激了投资行为，并产生了一次荒谬的繁荣。美联储曾试图吸收那些多余的储备，希望最终成功地压制投资所带来的繁荣，但太迟了，投机所带来的不平衡极大的抑制了美联储的紧缩尝试，并最终导致商业信心的丧失。结果，美国经济崩溃了。

格林斯潘40多年前对大萧条的上述解释与哈耶克80年前的解释如出一辙。遗憾的是，几十年之后，格林斯潘的行为可能跟他批评的当年美联储的行为并没有多大区别。当政者与在野者其行为方式会发生很大的不同。

这次危机的根源在哪里

我们再看我们现在面对的这次经济危机。有没有人预测过这次危机？其实也有。有一个人叫做Peter Schiff的学者型投资家，在2006年，甚至更早的时候，他就预测到次贷危机很快会发生，美国经济会因此进入大萧条、大崩溃的阶段。同一年，国际清算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William White撰文认为，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将要发生。另外，美国米塞斯研究所的经济学家Krassmir Petrov2004年就写了一篇文章，将当时的中国经济与1920年代的美国经济的情形进行对比后，预测2008年之后中国会出现大萧条。这三位经济学家都被认为是奥地

利学派经济学家或其拥护者，他们分析经济的理论框架来自哈耶克的商业周期理论。Wlliam White认为，就分析当前全球经济问题而言，奥地利学派的理论更为适用。当然，也有非奥地利学派的学者提出过类似的警告。

在我看来，这次危机的根源和1929年那次危机没有什么大的区别。美联储实行持续的低利率政策和信贷扩张，市场信号扭曲，原本不该借钱的人都开始借钱，原本不该买房子的人都开始买房子，原本不该投资的项目开始投资，由此，房地产泡沫和股票泡沫急剧膨胀。次贷危机就是因为在低利率和房地产泡沫的诱惑下，不该借钱买房的人借钱买房，但它是导火线，不是经济危机的根源。当利率信号被政府扭曲之后，无论金融资产还是实物资产，定价机制都失灵，比如，股票的市盈率不再是判断股票价格合理与否的合适指标，因为利润本身是扭曲的。利润是扭曲的，因为产品价格是扭曲。这与放松金融管制无关。

还有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政府对房地产市场的贷款担保。中国之所以愿意买几千亿的房地美和房利美“两房”债券，把钱大方地借给他们，因为这是两个政府担保的机构。如果政府不做担保，我们不会把钱借给他们。政府担保之后，放款人不再担心借款人的资信好坏和还款能力，借款人知道被担保之后也就开始放心借钱。这是政府政策导致的道德风险行为，也是东南亚经济危机发生的主要原因之一。

但是，另一方面，这次危机与1929年的危机有很大的一个不同。那时的中国是一个很小的经济体，但现在已今非昔比。这一点是我们理解今天的经济危机必须要加进去的元素。不能理解中国经济就无法完整解释这次危机的原因；不能理解中国在世界中的地位，也就没有办法走出这次危机。

国际上有一些观点认为，这次危机是中国导致的。因为中国人不花钱就促使美国人花钱。这种观点当然是不对的，正如我们不能把东南亚的经济危机归结于美国的债权人一样。但他们提出的问题值得我们思考，而不是情绪化的反击。中国的贸易顺差对GDP的比例达到7%—8%；外汇储备，1996年1000亿，2001年2000亿，2006年10000亿，2008年达到了19500亿。国际经济体系当中，一国外汇储备如此快速的上升会给全球经济带来怎样的影响呢？假如五年前危机爆发会像今天这么严重吗？我想不会，美国人要想多花钱也花不了那么多，因为没有人给他提供。如果我们的金融体制更自由一些，我们在五年前实现汇率自由浮动，人民币的升值就会给中国企业及时敲响警钟，会让我们的企业家注意提升自己的产品质量，而不是一味的用廉价劳动力和廉价资源搞出口，我们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外贸顺差，也不会有那么多的外汇储备，中国的货币供给增长也就不会那么快，投资规模也就不会那么大，即使美国经济出问题了，我们自己面临的困难也不会这么大！

经济危机一定的多方面行为的结果。放款的人，借款的人，都有责任，这两方面离开任何一方也不行。根本的问题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样的行为方式。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困难，与其说是美国金融体制太自由造成的，不如说是中国金融体制太不自由。无论那方面，都与“看得的手”的失误有关。

政府救市，还是自由调整

经济出了问题，人们通常会求助于政府，政府也认为自己责无旁贷。

让政府通过增加信贷和扩大需求的办法把经济从萧条当中挽救出来，有没有可能呢？我抱怀疑态度。1929年危机为什么拖了那么长时间？就是因为危机开始后政府干预太多了。现在有人讲是罗斯福1933年的新政挽救了美国经济，其实罗斯福没有多少新政，罗斯福的政策在他的前任胡佛手里都早已开始实施了。现有的大量证据证明，美国政府加大公共工程投资，提高关税，限制工资的调整，都是在罗斯福上任之前进行的，所以导致了失败。根据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的研究，正是政府的救市措施延缓了市场的自身调整，使萧条持续了更长时间。1990年后日本政府的救市政策的失败也说明这一点，零利率政策和大量的公共投资并没有把日本从萧条中解救出来。

我们今天的救市能不能成功呢？我想也可能会有短期效果。但解决问题最好的办法是什么？是市场自身的调整，政府救市的结果可能延缓了市场的调整。打一个比方，现在的经济就像一个吸毒病人，医生却给吸毒病人开的药方是吗啡，最后的结果可能会使问题更严重。过度的投资，可能用不了多久，经济又会掉下来，可能掉得更惨。

以房地产为例，我同意取消房地产市场上所有提高交易成本的政策和规定，让市场更好的发挥作用，但仅此而已，我不同意政府去救市。只要交易自由了，该掉到什么价位就掉到什么价位，政府不应该干预。如果现在政府老想托市，本来一平米应该是5000块，如果我们非要维持在6000块，看起来掉不下去，但始终没有人买房，房地产市场不可能发展。反之，如果我们让它一下子掉到底，掉到5000甚至3000，房地产市场会很快活跃起来。不仅是房地产，在所有的行业，都是同一个道理。

政府对破产企业的拯救不仅扭曲了市场的惩罚机制，延缓了结构调整，而且常常把小问题变成大问题，因为政府只解决大问题不解决小问题。政府的拯救措施也降低了企业界自救的积极性，导致更多的投资行为和更多的坏帐。政府投入的资金越多，资金越短缺。

现在，各国政府搞的都是凯恩斯主义的一套：刺激需求。但这在理论上是讲不通的。既然我们认为危机是由于美国人的过度消费和中国人过度投资引起的，怎么有可能通过进一步刺激消费和投资解决危机呢？

有人说中国人只赚钱不花钱，储蓄率太高。但事实上，在过去的十几年里，中国家庭储蓄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是降低的，从1996年的30%以上下降到2000年的25%左右，之后没有大的变化；中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1996年是20%，到2000年只有15%，2005年是16%，远低于印度的22%。当然，中国的储蓄率确实是世界上最高的，但主要原因是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高，而不是家庭的储蓄率太高。企业储蓄高有一些是合理的，但也有一些是不合理。国有企业为什么有那么大的投资？因为对他们而言，赚了钱不需要分红，不需要交给政府和家庭，资金成本等于零，甚至是负的（如果预期花不完的钱将来会被上收的话），不投白不投！一方面是无效的投资，另一方面，居民却没钱花。这才是中国的现实。

中国统计年鉴分别计算了消费、投资和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一些评论家也经常引用这个数据。但这个统计数据很让人费解。如果按这个统计数据对过去30年的GDP增长做个回归，我们发现，“消费贡献率”和“出口贡献率”与GDP的增长率负相关，只有“投资贡献率”与GDP增长率正相关。也就是说，消费和出口的“贡献率”越大，GDP增长越低；投资的“贡献率”越大，GDP的增长率越高。那么，为了GDP的增长，我们究竟应该是刺激消费、刺激出口还是刺激投资？

这个问题说明，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经济学提供不了我们解决问题的答案。我们要知道，推动经济增长的是生产，是供给，而不是需求；是供给创造需求，而不是需求创造供给。如果刺激需求就可以发展经济，我们早就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并没有告诉我们怎样刺激需求，但是之后中国经济有了新飞跃。为什么？因为邓小平扩大了个人选择的自由，个人有了创业机会，可以经商做企业，经济自然就开始增长。这个思想对我们今天仍然是可用的。所以，我们应该像奥地利主张的那样，通过产权制度和激励制度的改进刺激生产，而不是刺激需求，把储蓄看成罪恶。这可能是最好的选择。让居民增加消费的唯一办法就是收入增长，收入增长了，消费自然就会提高。

尽早尽快地释放民间活力

我想提几个具体的建议：

第一、进一步实现市场化的改革，解放生产力。只有市场化的改革，打破垄断，全

面放开市场准入，进一步减少行政审批，让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外资企业

进行自由、平等的竞争，才有可能释放中国经济的活力，让企业家对未来充

满信心。要刺激投资的话，主要应该刺激民营企业的投资，而不是国有企业的无效率投资。

第二、第二、进一步实行金融体制改革，特别是汇率市场化改革。如果我们早几年

实行汇率改革的话，危机可能不会那么严重。反过来说，如果不改，我们很

难走出低谷。汇率的改革其实在1997年的时候就准备开始，但是亚洲金融

危机使我们变得过分谨慎，认为外汇储备拿在手里就安全，不敢继续前进，一拖就是十几年。现在看来，过多的外汇储备和过少的外汇储备一样有害

推进劳动力市场的改革。判断一个政策的好坏，不是看它的目的高尚不高尚，而是看这个政策的效果。我们说一个政策不好，就是这个政策的效果与目标

背道而驰。劳动合同法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新的劳动合同法的目的是保护

劳动者的利益，但受损害最大的恰恰是普通工人和准备寻找工作的农民，因

为它大大减少了就业机会。劳动合同法对经济的伤害不仅仅是成本，也有对

企业文化的伤害。现在，企业管人越来越难管了，又要变成过去“干的不如

看的，看的不如捣乱的”。所以，我建议果断停止执行新的劳动合同法中限

制合同自由的条款，让劳动合约更自由。

第四，国家财富向国民转让。经济学是研究国民财富的（wealth of nation），而不是研究国家财富的（wealth of state）。我们国家，现在有太多的财富集中在政府手里，而不是国民手里。我想，可以利用这次危机推动国家财富向国民财富转移。

首先，要考虑实行减税，特别是增值税，英国已经降到15%了，中国也要降。我不主张搞歧视性的优惠和优待，因为那样只能导致腐败和造假。要降就一起降，包括公司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减税不是简单的收入再分配问题，而是通过调动积极性增加国民财富总量的问题。税率降低了，政府的总收入反到可能增加

其次，应将国有企业股票一部分分给老百姓。陈志武、谢国忠等人曾提出过类似的建议，我完全同意。国有上市公司的股票，予以打包，拿出一部分分给老百姓，让老百姓参与资本收入分配。现在中央控制的上市企业的资产价值是15万亿左右，政府持有70%—80%，如果我们拿出40%就是6万亿。我不是你一个鸡蛋，而是给一个会下蛋的母鸡。如果省级和市级政府也能把自己控制的企业的股份的一部分分给当地的居民，就有很大的财富效应，有助于增加消费。这样做不会影响政府的控制权，因为政府仍然是最大的股东。这样做也不会导致俄罗斯证券私有化导致的财富分配的不公平，因为分在手的股票是有市场价码的，持有人很清楚，可以公平交易，不可能被少数人廉价收购。相反，我们可以利用国有股的分配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如果根据收入水平来分配财富，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农村人给2份，城里人给1份；富人给1份，穷人给2份。当然，具体的操作程序还要仔细研究，但我的意思是说，现在这个时候，应该拿出国家财富的一部分给老百姓。短期来讲，这可以带来财富效应，刺激消费。因为人们有了财产才敢消费；长期来讲，可以降低国家和政府的经营压力，可以大大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危机与大国崛起

我还想强调，企业自身也要进行调整。该破的破，该卖的卖。这样的话，危机之后，经过产业整合，可以出现规模较大，国际竞争力较强的大企业。我相信，这次危机后，无论在哪个行业，都会使产业结构、企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

企业要有自己的核心能力。没有核心能力，这次危机逃过去，下次还会出问题。我在调查中发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国外一些大企业，OEM不是直接交给中国企业，而是通过中间商转包。为什么？中国企业的信息化太差，交给他制造的东西没有办法监控。如果我们中国的企业信息化程度提高了，人家就会更信任，很多单子就会直接交给我们去做。这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但是关系到我们的核心竞争力。当然，最终还是要有自主品牌。这次危机当中凡是有自主品牌的企业遇到的困难就比没有品牌完成OEM的企第三、业要小，我想这也是一个教训。

作为中国人，我们不必那么悲观。中国经济的潜力还远没有释放出来。1929年大危机之后，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经济强国，也许这一次大萧条，就是中国的机会。1929年之前，英国是经济强国，英镑是国际储备货币，但英国是债务国，美国借钱给英国，因为英国要维持他的帝国只好从美国借钱。今天，美国是经济强国，中国是正在崛起的大国，中国借钱给美国。也许1929年危机之后世界格局的变化能够在2009年危机之后再次出现。再过二十年、三十年，哪怕五十年，中国也许会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次危机对于中国可能也是一个好的机会。所有大国的崛起都是某种机会造就的。

当然，这需要我们自己努力，需要我们继续推进市场化的方向的改革！

第五篇：张维迎谈创新

张维迎：自由竞争与产权保护对创新最重要

4月8日到4月11日，以“亚洲的新未来，寻找和释放新的发展动力”为主题的博鳌亚洲论坛2014年年会在海南博鳌召开。腾讯财经对论坛进行全程报道。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称我们要说什么对创新重要？就两条：第一，自由竞争；第二，有效的产权保护。

当张维迎被问到中国有望缩小跟美国科技、创新方面的差距需要多少年时，张维迎预测在目前体制下不要有太多指望。

以下为张维迎发言实录：

张维迎：我没有多大的分歧。我觉得尽管中国有个别企业有创新，但是整体来讲中国企业创新能力不够。主要的因素是我们的体制，我们要说什么对创新重要？ 就两条：第一，自由竞争。第二，有效的产权保护。

政府不应该关心创新，创新是企业家的事，政府关心创新就会制定很多政策，压制住企业的激励机制。中国制定很多产业政策，给很多补贴，使很多企业学坏了，他就整天想办法申请政府补贴，并不真正的创新。

这个是非常不好的。中国需要使得企业家对未来充满信心，一般来讲创新是一个没法预测的，现在很多产业政策、政府政策老想批准哪一种创新有前途。

没有任何一种创新特别是重大创新是一般人看出来的，只有少数人能够想到，但是他要冒很大的险，最后由市场说了算，这才叫创新。

如果事先都能知道成不成功的东西，不能叫创新。创新是高度不确定，只能留给市场，政府任何的干预只能导致人们去寻租，特别在中国的情况下，我想中国的企业家好多对未来没有一个稳定的预期，所以他们更喜欢套利，赚短平快的钱，我不是否定高总，我们确实有些企业很优秀，但是总体而言，无论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我觉得考虑三年、五年后事的人不是很多。

像我们现在民营企业方面，我们看一下中国最优秀的人聚集在哪一个行业？比如房地产行业聚集了很多中国优秀企业家，我指他们素质很优秀。他为什么要到房地产行业来？其实很简单，中国房地产行业里面利润是比较高的，高的原因就是我们的土地制度所导致的。

另外我们看到中国的大量利润流向金融行业，像去年几家银行利润就达到上市公司将近一半，这些都是不合理的政府管制导致的，这就一定会扭曲企业家创新激励机制，不利于创新。

其实创新很简单，给人资源，给每个企业家自由，使他有安全感，他做好就成功的，做坏了就完蛋了。

利润他拿，风险他担，我们这样就有足够的创新动力了。

最后主持人提问五位嘉宾这样一个问题，很多经济学家预测2020、2030年中国可能成为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GDP，跟我们今晚晚 上讨论主题有关的，我问各位您认为需要多少年，中国有望缩小跟美国科技、创新方面的差距？是10年、20年、100年或者还是需要1000年。大家给一个数字，不需要解释。跟美

国一样成为创新大国。

陈志武：跟张维迎差不多的判断吧。但是有一点，在目前体制下我觉得不要有太多指望。

张维迎：我估计我活不了150年。

主持人：请问你能活多少年？

张维迎：我活着的时候没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