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交易费用理论在中国被扭曲[定稿]

第一篇：秦晖：交易费用理论在中国被扭曲[定稿]

交易费用理论在中国被扭曲

来源：网易—新闻2008年2月15日（来源：千龙网）

作者：秦晖

据说最近经济学家遭受“道德批评”的问题变得十分突出。而许多批评又与“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有关。其实这后面一种关系，在发达国家中与在我们这里的意义是完全不同的。在他们那里，这种关系说的其实是公平竞争的后果如何控制：有竞争才能出效率，但竞争就得分输赢，输赢的结果就不平等。输赢都一样，还有什么竞争，没竞争怎能有效率？于是就有了效率与公平(其实就是竞争与结果平等)的矛盾，有了赢家不能通吃之说。

但是对于原始积累过程中的我们来说，公平竞争并非既有的前提，其本身还有待人们去争取。因此我们首先面临的不是赢家能不能通吃的问题，而是权家能不能通赢的问题。权家通赢的“竞争”规则不平等，过程不公正，机会被垄断，因而是不公平竞争，或曰“伪竞争”。这样的“伪竞争”一般认为是损害效率的，至于破坏公平那就更不用说了。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根本谈不上什么效率与公平的矛盾，我主张“公正至上，效率与公平皆在其中”，就是就此而言。

过去所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说法，在西方或许会被理解为自由竞争优先，兼顾社会保障。但在中国，这话常常被理解为权家优先，连形式公平(所谓规则公平或竞争过程的公平)也只能“兼顾”而已，这问题就大了去了。所以我向来不认为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口号来说明中国的问题在一个时期是正确的，而现在似乎过时了或不正确了。恰恰相反，我认为这个口号提得太早：我们本来应该先以“公正至上”来消除“权家通赢”之弊，然后在公平竞争的基础上才可以讲效率优先兼顾社会保障。而我们如今是权家通赢继之以赢家通吃，或者干脆就是权家通赢导致了赢家通吃，结果反过来却给了权家以借口，使他们可以打着反对赢家通吃的旗号谋求进一步扩张权力、操控市场，使中国面临“不公平的伪竞争”与“反竞争的伪公正”互为因果、恶性循环的威胁。

这样的状况当然首先是体制的问题，我国的学者，首先是经济学者并没有造成如此循环的神通。但是今天反思起来，经济学界是否有为“权家优先，连形式公平也只能„兼顾‟”制造“理论根据”的现象呢？我以为不但有，而且这个毛病不但发生在如今颇招物议的所谓“主流经济学”中，在动辄批判“新自由主义”的所谓 “非主流”中也存在。其突出表现，就是过去一段时期在我国经济学界的“左”“右”两翼中都颇为流行的、对“交易成本”理论的滥用与误用。

交易成本、或曰交易费用学说本身并不是为权家张本的。但在中国的土壤上，这些年却发展出一种用强权手段来降低“交易费用”的说法。“左派”用它为强权下的化私为公辩护：据说国家与无数分散的小农打交道“交易费用太大”，于是搞统购统销和集体化就是“降低交易费用”之举。“右派”用它为强权下的化公为私辩护：处置公产搞“公共选择”也是“交易费用太大”，最好我想怎样就怎样，我想把公产给谁就给谁，工人说赶走就赶走，土地说圈就圈了。不许你们讨价还价就可以“降低交易费用”，而 “降低交易费用”就可以达到效率最大化。这就不是应不应该搞福利的问题，而是应不应该制止抢劫的问题；不是照顾不照顾弱者的问题，而是抢劫不抢劫弱者的问题了：两个人做买卖讨价还价太费事，干脆我掏出刀来把你抢了不就“降低交易费用”了吗？

据说降低交易费用之说来自“科斯定理”，这个定理成不成立另说，但是科斯谈的并不是我们的问题。科斯认为企业这种组织的意义就在于减少交易费用。但是他并没有说用劳改营来减少交易费用。企业本身是自由契约组织，不是劳改营也不是奴隶庄园。所谓企业降低交易费用，意思是说整合化的交易比分散交易费用低，不是说“不准交易”或剥夺交易权利可以降低交易费用。如果是后一个意思，那科斯何必讲什么企业？奴隶制不是更能“降低交易费 1 用”吗？在科斯那里，保障交易权利是理所当然的，无须特别赘述。但在我们这里它并非理所当然，搞不好就变成借口降低交易费用来剥夺交易权利（主要是弱势群体的讨价还价权利）了。不是有人就明确说：工会会增加与工人打交道的 “交易费用”，所以在中国不能讲劳工权利，甚至“奴工制”也是中国的“优势”，取消不得？还说国家与众多小农打交道“交易费用太大”，所以需要统购统销、集体化。统购统销就是剥夺农民的交易权利，集体化则是连农民的生产自主权乃至人身自由权都取消了。当时这么搞有某种历史原因，要为之辩护也不是不可以，但要说是为着“降低交易费用”，那倒不如直接说古拉格群岛最能降低交易费用，因此比科斯扯的什么企业更有存在价值了。

更有甚者，以强权的观点理解“费用”的解释还走火入魔，从不许弱者讨价还价以降低“交易成本”，发展到剥夺弱者的生命权利来降低“信息成本”：前年一位经济学者提出 “对中国古代连坐、保甲制度的经济学解释”，认为什伍连坐、株连九族之类的酷法符合“现代激励理论”，是“小政府”节约“信息成本”来进行统治的成功办法。而过去人们把这些酷法批判为“残暴、落后”，则似乎成了过时的陋见。根据这样的逻辑，只要不搞福利，就是“小政府”，哪怕他杀人如麻，也不过是节约“交易费用”的一种方式。“经济学解释”灵通到如此地步，也真让人叹为观止了。

在中国讲“交易费用”还有另一种扭曲：科斯本来讲的是降低全社会的交易成本，而不是只为“交易”的某一方、强势一方降低“买价”。然而在我们的一些著述中，没有工会，老板可以任意压低工资，这就叫“降低交易费用”，有了工会，老板要多掏钱，就是“交易费用增大”了，科斯有这么说话的吗？从工人的立场看，有了工会不是恰恰降低了他们跟老板博弈的“交易费用”吗？如果同一件事从不同立场看其“交易费用”的大小相反，那“交易费用”这个东西还有什么确定性，还怎能成为一个有意义的学术概念？当然科斯讲的根本就不是这回事。他讲的“降低交易费用”既不是给老板节省工资，也不是给工人节省劳动，如果在劳资关系上使用这个概念，它只能指降低全社会维持劳资关系的总成本。其实从全社会观点看，工会这种集体谈判方式与企业这种契约整合方式一样，恰恰是比无组织的工人各自与老板进行非理性抗争（如当年英国工人破坏机器的“卢得运动”和我国近年屡屡发生的职工杀害老板事件）更节约“交易费用”的办法。

同样，所谓集体农庄可以“降低交易费用”的说法也是很荒唐的。从官府立场讲统购统销加集体农庄可以压低粮食收购价，甚至从濒死的饥民口中廉价地夺走活命粮，它在这方面的“效率”人们的确是领教够了，但这能叫“降低交易成本”吗？如果从农民的立场看，他们为这种“交易”付出的“成本”还不够惨重吗？所谓 “农户太分散国家很难与之逐一交易”也是个伪问题：世界各国的农业不管现代的还是传统的，就经营单位而言大多数都是家庭农户，而不是科斯所谓能够降低交易费用的“企业”——大农场。不管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搞大农场的不是没有，但的确不多。那么“交易费用”怎么降低？只要有经常性的交易要求，人们自然会演进出某种组织来整合交易、降低“费用”：可以是联合谈判组织——农民协会，可以是自由合作社、公司加农户，甚至是传统的村社与家族，而在条件适宜的地方也会出现科斯讲的那种“企业”化农场。但有一点：即人们必须是自愿而非被迫地结合为这种组织。就像科斯说的企业（自由契约组织）——而非奴隶制——能够降低交易费用一样。

而按我们某位学者的说法，组织化对“交易费用”的影响却可以有截然相反的两种评价：官办集体农庄不用说是比自由小农更能降低“交易费用”的，可是农民如果自己组织成农会，那交易费用似乎反比他们一盘散沙时大得多——据说印度经济之所以不如中国，就是因为他们的工会农会太强大了，因而极大地增加了强势者与工农打交道的“交易费用”（说的明白些就是组织起来的弱者最不好欺负）。而与一盘散沙的小农打交道的“交易费用”如果还不够小，把他们赶进古拉格式的“组织”里“交易费用”就更低了（想怎么欺负就怎么欺负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该学者还真引了一句俄国农奴制下的谚语来说明这个“道理”：“放一群牲口当 2 然比一头一头地放更轻松”！原来其心目中“降低交易费用”就是剥夺人的自由，将其圈进“畜群”里！如果圈不进，那就只好多付一点“交易费用”，“一头一头地放”吧，但千万不能让那些人自由地结成“人群”，否则那“交易费用”就会大到不得了了！

有趣的是，在中国持这种主张的人有的居然属于所谓“新左派”。他们最喜欢大骂“新自由主义”。可是偏偏他们又最喜欢把“降低交易费用”这个典型的“新自由主义命题”挂在嘴边——众所周知，坚决反对福利国家、主张自由市场原则可以扩大到原来被认为不宜的外部性领域的科斯，应该算是典型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吧。当然，笔者决无意因此把“新自由主义”这顶帽子倒扣在他们头上，因为他们确实说的与科斯不是一回事。尽管科斯的某些说法也不能成立，但至少农奴制思想、抢劫思想他绝对是没有的。换言之，中国的有些“新左派”其实比科斯这样的“右派”还“右”得多。

可见，不管“左”的还是“右”的理论，传进中国后都可能发生多么可怕的扭曲！就交易费用理论而言，本来它适用的前提有两条：第一，交易费用理论是以承认合法交易权利不可剥夺为不言自明的前提的。因此“降低交易费用”只能通过整合契约的自由人组织、而不能通过以强权剥夺人们合法交易权利、只许逆来顺受不许讨价还价的方式来达致。第二，所谓交易费用是全社会为进行交易活动付出的运作成本，不是交易一方付出的价格，不能把这个概念用来给单方面为某一阶层（尤其是强势阶层）行方便的做法提供理据。我们可以同意或不同意科斯的理论，但如果违反了这两条，那就是歪曲了这一理论，科斯是不能对此负责的。

总之，中国的经济学家的确应该反思，但决不是仅仅应该单向地反思什么新自由主义。如今社会上对经济学家的“道德批判”似乎很热，对此应当怎么看？很简单，以“道德批判”来解决学术问题显然不对，犹如让“公共舆论”来评价科学家一样。如果实行“全民选举教授”，大学一定垮台。中国过去这方面的教训很多，如今也的确存在这种危险——尤其在把经济学反思变成对所谓“新自由主义”的单向大批判时。

但是另一方面，现在许多学者，尤其是经济学者除了纯学术研究者（他们其实很少受到“道德批判”的困扰，当然他们在社会上，而不是在专业圈内，也没有多大名气）外，不少人还扮演着影响公共政策的经济幕僚或策士角色。这种角色本来不仅无可非议，而且在今天这个转型时代，从某种意义上讲，提出对策比建立理论更重要。但人们应当认识到的是，学者与策士从根本上讲是两种不同的思想活动：对策研究要以“可采纳性”（注意：不是“可行性”。可行之策但不被采纳，仍属徒劳）为基础，而学理上的逻辑性相对来说倒是次要的。高明的策士可以对不同的决策者提出不同的可采纳对策，而这些对策在学理上是否严谨，逻辑上是否一以贯之，倒属无足轻重。但转轨经济学作为一种学理，则应当强调理论逻辑的自洽，以求达到认知上的进步，至于这理论是否为决策者嘉纳，反而不必考虑。同样道理，这些学理是否受到公众欢迎，也是不重要的。

然而一项公共政策就不同，是否为决策者嘉纳很重要，而是否受到公众欢迎，也是非常重要的。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幕僚与决策者一样，由于其活动的公共性而成为公共人物，也因此必须接受公众批评，乃至公众的 “酷评”。不仅是所谓“道德批判”，即便是道德上并非不偏不倚无懈可击的、带有特定利益诉求的批判，他们也必须耐心倾听。尤其在代议政治并不发达的体制中，多元化利益诉求不能体现为议会辩论，能反映在公共舆论上也算是一种弥补。合格的策士重视这种公论犹如重视议会辩论一样，应该是一种基本功。

遗憾的是，我们的一些学者在扮演策士角色时，一方面正确地非常重视“可采纳性”，并且常常为此牺牲了学理上的逻辑严谨（前述对于“交易费用”那种牵强附会的乱用就是典型例子）。然而另一方面对公众舆论，尤其是对关于公正性的批评却非常漠视，乃至蔑视。他们以坚持学术性为这种蔑视寻找理由，但在他们为“可采纳性”而牺牲学术严谨时，这种理由已遭破坏。事实上，一些人重视“可采纳性”而轻视公论的对比如此鲜明，以至于他们有时并不以学术性、而是直接以“可采纳性”来拒斥公众舆论——声称自己的主张已邀圣准，而指责批 3 评者以“反政府”之罪。然而当其口出此言时，学术独立性的大话已经不好讲了：学术性固然应该独立于公意，但学术性难道就可以依附于上意？本来这也不必苛责，因为一个不是在“革命”、而是在改良、妥协中求发展的社会是需要策士的，而作为策士不能以纯学者来要求，对他们而言为“可采纳性”牺牲学术性是可以理解、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是可以被同情的。然而这就要以其所提供之策的公正性为前提，因此他们也就必须重视社会上对自己的“道德批判”，而不能傲慢地以纯学者自居把这些批判不当一回事（同时又太把“可采纳性”当一回事）——当然，所谓重视不等于认同，他们完全可以在道德与公正性方面为自己辩护。

所以尽管一人兼二任、既当学者又当策士是可以的，而且学者当策士总比不学无术者乱出馊主意好吧，但是他具体做某件事、写某篇文章时可要想好：他可以今天写一篇学术论文，明天写一篇奏折。但是不能把同一篇文章既当学术论文又当奏折。尽管学术论文有时也能作用于决策、影响社会，但这应当并非初衷。学术文章的初衷只能是产生知识增量，因而不能为“可采纳性”牺牲学术逻辑。而作为奏折就不能这么要求。但作为奏折既然其初衷就是为了形成公共决策及影响社会，当然就不能回避公论而只考虑“可采纳性”，更不能在公论面前摆学者的架子。

显然，如果说“全民选举教授”是荒唐的，那么“策士漠视民意”至少同样荒唐。作为学者不能无视学理逻辑，作为策士不能不讲公正与道德。而且，在我们如今体制下学者兼策士的人们中，对这两种规则的违反常常同时发生，并互为因果——先为过分追求“可采纳”而牺牲学术逻辑，又因只顾“可采纳”而漠视公平。而正如前面所提到的，这两种弊病并不仅发生在某一“主义”的经济学家中，那些如今热衷于斥责所谓“新自由主义”的人中，许多人上述两种弊病并不比被其批判者少。

第二篇：秦晖在第十三届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的讲话

秦晖在第十三届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的讲话

第十三届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于2013年2月22日—24日在黑龙江亚布力召开。23日，清华大学教授秦晖在“思想互动空间F:做大做强国企改革”分论坛上称，49年前我们骂国民党的国有企业是万恶之源，“49年以后，国营企业换了一块牌子，一下子从万恶之源，变化百善之手了。”

秦晖表示，现在很多国企就是商业考虑，但是它背后有政治权利支持，讲得简单点，就是用国家的权利，来为某些特殊的利益赚钱，或者是用老百姓的话讲，用公家的鸡下个人的蛋，这个事情非常可怕。

秦晖认为，目前的情况下，很重要的一点，要强化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现在有一些国企有一些很不正常的情况，作为国企承担责任是应该的，国民根本不应该感恩，你不做老百姓就要找你问责。

以下为文字实录：

秦晖：我也跟文魁一样，如果从类型分析，而不是从案例分析的角度讲，如果讲案例问题，的确这两位都是杰出的国企的企业家，都做得不错。但是就类型学分析，讲国企的弊病不是需要很敏锐的思想能够看得到的。而且说实在的，揭露国企弊病是我们共产党走得最远的。49年前是怎么骂国民党的国有企业，中华民国的国有企业，大家知道三座大山有一座是官僚资本，它是什么？不是四大家族办的私营企业，就是中华民国的国有企业。

但是那个时候共产党说是万恶之源，共产党那个时候对国企和民企的东西有一个说法，叫官僚资本摧残民族资本，就是国进民退。曾经有一次，我都想过，我说民族资本，说实在的，把私营企业看做是民族的资本，共产党的评价大概是全世界也没有过的。

我当时在台湾就讲过，比如说国立大学是一个说法，但是共产党的可以这么叫的都是民营的。台湾大学按照共产党的定义，就不能叫国家的。我们现在搞经济体制改革，用不着思想解放，你就把49年以前，我党的理论都用过来，其实改革不就是要解决所谓的官僚资本摧残民族资本的问题吗？讲透了就是这么一回事。只不过后来到了49年以后，国营企业换了一块牌子，一下子从万恶之源，变化百善之手了。

无论你是狮子还是羚羊，你都必须奔跑，无论你是贫穷还是富有，你都必须奋斗，无论你是男人还是女人，你都要有成功的意念；奔跑的速度和奋斗的方向是你成功的关键。成功不是掉下来的，掉下来的是运气；成功不是捡来的，捡来的是便宜；成功不是想出来的，想出来的是故事；成功是要付出代价的，但不成功要付出更大的代价。现在你是不是还在为自己的事业寻找突破，为自己的人生寻找机会？跟上时代发展趋势，为您的一生增光添彩。互联网在家创业扣扣154 7433 705，坐在家里轻松成就一生。

从类型学的角度讲，国有部门，尤其是我们这个政治体制下的国有部门，这里我还要讲一句，当时共产党骂国民党的国有企业，很重要一点不是说国民党的国有企业中有多少贪污行为，或者是有多少人化公为私，其实他们就是说国有企业是为蒋宋孔陈的独裁服务的。

我记得最近有一个很搞笑的事，有一位很有名的新左派朋友，前些日子突然说，我们要为官僚资本正名，说民国时期的官僚资本非常好，怎么怎么好，做了多少好事。其实他本意是为现在的国有企业说话，但是他说了这番话以后，我感觉很搞笑我说如果是49年以前，你说这个话是左派吗？肯定就是极右派，所以说这个事情完全是搞颠倒了。

我们的改革的确要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我感觉中国现在的问题，不是那么简单的。既然国有企业是有问题的，就把它搞掉就行了，或者说国有企业刚才包括文魁他们讲的，比重只要是降下来，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我对目前我们环境下，提出这样的指标，是比较质疑的。

比如说小勇你提的问题，其中有一个问题，现在国有企业有一些声称他们可以尽更好的社会责任，所以他要在一些领域，比如说食品安全方面，食品安全方面搞不好，国有企业尽社会责任的，所以要揭盘。这个说法是胡说八道，但是我们要驳斥这种说法，反过来就讲，国有企业其实不应该尽这些社会责任的，或者说国有企业其实就应该以利润为指标，或者是以什么为指标，这恐怕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倒觉得，国有企业改革，至少在目前的条件，我现在讲的是在目前我们政治结构的条件下，对国企主要的要求不是它的商业化，其实就是要向它进行公共服务的问责，或者是公共责任的问责，你既然是国企了，既然是用国民的钱赚钱的，那你赚的钱当然不能像用私人赚的钱那样分配，当然要承担责任。

现在我们的问题，不是国有企业已经做得好了，所以它有理由抢占别人的地盘，恰恰相反，是因为我们国家的体制，一直没有对国家乃至国家背后的那些企业进行有效问责的机制，使国有企业现在变成一个赚钱机器，而不是一个提供公共服务，或者是为国民利益的，我这里不讲国家利益，只讲国民利益，为国民利益服务的。

而且，其实现在我们的国企，它之所以在经济学的分析中，好像不应该具有这样的优势，但是实际上又好像很有优势。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也是因为它承担这些东西不就，其实正常的条件下，如果我们要求它承担这些东西，那很可能它就不可能有那么强的兼并能力，不可能有那么强的垄断能力，不可能有那么强的所谓的优势。现在很多国企就是商业考虑，但是它背后有政治权利支持，讲得简单点，就是用国家的权利，来为某些特殊的利益赚钱，或者是用老百姓的话讲，用公家的鸡下个人的蛋，这个事情非常之可怕。

所以，目前的情况下，很重要的一点，要强化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而且强化社会责任，现在有一些国企有一些很不正常的情况，说我承担了什么情况，你作为国企，你承担责任是应该的，国民根本不应该感恩，这个东西是你的责任，你不做老百姓就要找你问责，你做了，并不是你的恩赐。如果我们有这样的机制，对国企进行问责，其中包括盈利，当年搞利改税，从当年来讲，有很大的合理性，现在显然有很大的问题，国企的利润，凭什么可以在内部人之间进行分配呢？

很多人现在都提出国企利润的走向问题，当然，进一步不光是国企的利润，还包括国企的资本本身的问题。刚才大家都提到，国企的资本应该是划拨为社保基金，我感觉这也是很重要的一条。这一步真正做到了，即使国企的比重没有下降，那种凭借政治权利，欺行霸市，与民争利的能力也会受到很多的制约；现在很多国企，正是该负担的不负担，才会有那么强的竞争力。

如果从我们国家的改革更深层次考虑，大家知道，我们国家的改革是全方位的，尽管我们都不太讲，但是谁都知道，我们的改革是不能回避政治体制改革的。还有小勇刚才提到了见解，说国企比重比较大的国家都是专制国家。如果从长期经济处于国家垄断地位来讲，或者有很大的比重是专制国家，这点是没有多大问题的。

但是反过来推，如果是私有经济占主导的国家，这个就会变革。这个东西不是一个可以成为正反比关系的一个东西。我想整个国企改革，整个先后次序上，的确有这样的问题，因为政治体制改革，私有化会出现很多问题，因为往往在这种背景下私有化，公众的监督能力很差的，而且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

尽管国企大比重和专职集权这两者之间，好像有因果关系，但是因果关系该怎么表述？我感觉是可以商量的。很可能这种因果关系，国家如果运用专制手段来与民争利，进行垄断，那就比较容易会提高国企占有的比重，比如说我用强制力量来搞化私为公，就没收老百姓的财产，很快就会把国企搞得很大，占的比重很高。只要一些条件适合，出现了真正的工会，这个就是冲着政府的。

当时的波兰的统治者，当时很重要的一个出发点，赶快把企业交给自己人，把工会的企业变成私人的企业，政府可以站在这两者之上。实际上很多东欧国家的老百姓是抵制这个东西的。后来国企改革大规模的推开实际上是在民主化以后。所以，我这里要讲一句在2004年，国企改革争论以后，主要不是影响了上面的决策，我感觉当时的确是对老百姓有很大的不好的影响。所以我倒感觉，如果从便于中国的现政化的角度来讲，在中国的现状化还没有起步之前，中国的国企改革，主要还是对国企，国家包括公共服务问责。

第三篇：张维迎+中国企业家的能力被扭曲

张维迎 中国企业家的能力被扭曲 20100801

《意见中国－－网易经济 学家访谈录》栏目近日专访了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张维 迎是市场经济的捍卫者，也是中国争 议最多的经济学家之一，如今，他以心平气和心态宣讲市场经济。

2009年二月，张维迎在亚布力会议上提出“彻底埋葬凯恩斯主义”，但是，2009年全世界却都在救市。一年多过去，张维迎如何看全球大救市？如何 看他埋葬凯恩斯主义的理想？

张维迎教授于近日来到网易演播室，畅谈了两个小时。在这两个小时里，张维 迎谈到他的新书《市场的逻辑》。他希望《市场的逻辑》至少能够引起人们对流行的经济学谬误的怀疑与思考。在访谈中，张维迎对中国经济形势、收入问题、腐败 问题、房价问题、经济学信念问题等诸多问题提出了见解。他特别解释了自己为什么对市场这么执着。

在访谈的下半场，张维迎指出，腐败的根源是权力。张维迎说：“如果一个政府部门拥有的权力特别大的话，你监督它就变得非常非常的难，那么这个权力它 就可以用于寻租，肥自己，损害大众。”“政府去做事带来的负面问题总是比我们想象的要多，而好处总是比我们想象的要少。” 张维迎认为，企业家的责任是创造利润，利润是对企业家承担责任的回报。但是政府干预使得企业家的行为发生扭曲。企业家不再把心思放在创新和创造利润 上，而是放在和官员搞好关系上。“因为你政府的权力干预之后，包括救市的政策，你控制资源，只要你控制资源，就有人来„捣鼓‟你，有人动这个心思，这样就 使得企业家的能力、配置发生了错误。”张维迎告诫企业家：“也许你短期看是这样的，但是政府不可能长期帮你的忙的，你还是老老实实的做好自己的事。” 张维迎认为经济学家的责任是为市场经济辩护。他说：“当你是经济学家的时候，责任是这个，我之所以强调这一点，就是因为有好多经济学家不去承担这个 责任。”他认为，经济学家最重要的品质是坚持理论的彻底性和逻辑一致性、坚持说真话，不搞机会主义。“你的理论不彻底，不透彻，可能贻误了这个社会，而不 是帮助了这个社会。”

《意见中国》特别说明：由于张维迎教授访谈时间长达2小时，谈到很多重要观点，故特以上、下两期呈现。

以下为下期访谈实录：

权力与干预导致腐败

网易财经：从经济学上看，腐败的根源在哪儿？

张维迎：权力。农民没法儿腐败，不是农民觉悟高，是他没有权，这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如果一个政府部门拥有的权 力特别大的话，你监督它就变得非常非常的难，那么这个权力它就可以用于寻租，肥自己，损害大众。所以凡是有权力过大的地方一定是腐败得更严重。

如果我们调查一下中国各个部门，我们用一个概念叫含金量，一个权力的含金量有多大。“含金量”大的机构腐败一定最严重。比如现在我们看到的好多交通 局出问题，为啥呢？现在高速公路的建设投资太大，如果没有这些公路建设，那么这个部门就腐败不起来。

还有一些特殊的政策，看起来好像是挺好的，实际上它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导致了腐败。像我在书里面有一章谈到的就是关于《反垄断法》的忧虑。反垄 断大家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但是你看看郭京毅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反垄断法》的好多东西变成来执行这种政策、法律的人的谋私的手段了。

好比一个生产铅笔的人、生产打火机的人，他的资产也可能很大。我知道中国有一个生产假发的企业也做得很大，国际市场上让它占了百分之几十了，你去反 垄断它干吗？好多的政策也许出现的初衷是好的，所谓改进效率，促进公平啊，但是最后本身一定会变成腐败的根源。而腐败本身又导致了更大的不公平，不仅是不 公平，是不公正，这个正义比一般讲的公平更重要。现在我们有一些廉租房，或者是平价房之类的，不也是变成腐败的一种了吗？现在查出来好多地方的官员利用所谓平价房拿到土地，然后给自己盖豪宅。就是 说，这些你是防不胜防的。从这一点上说，政府去做事带来的负面问题总是比我们想象的要多，而好处总是比我们想象的要少。

政府干预扭曲了企业家的行为

网易财经：您以往常常为企业家呼吁，为此还遭到很多的辱骂和攻击，这两年您认为企业家的处境有什么变化？你还会 继续为他们疾呼吗？

张维迎：其实我们需要呼吁的是建立一个公平的、让每一个人都发挥才能的环境。应该说这两年我们有一些方面是恶化 的，特别是有一些国有部门，借着它拥有的垄断权力挤压民营企业，包括强迫收购。你就只能卖给我，如果不卖给我，我一定搞死你。因为它控制着行业，有垄断的 位置，就是这个路我把持着路口，你不交钱就不能过。像这次山西的煤炭整顿事件，我觉得这应该也是中国市场化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挫折。

我们尤其要看到，如果政府不遵守基本的协议，怎么让老百姓遵守？在这种强买强卖，名义上说是有补偿，实际上是不补偿，这个问题的后果非常非常严重。这样下去的话，大家看现在民营企业家移民的人更多了，形成了一次新的移民浪潮。移民就是买一个保险，不是说他就不回来了，而是万一出事儿了，他可以有一个 地方躲起来。我觉得这些首先反映出我们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发展是不太好的。如果我们这些企业家能够把心思都好好运用于创新、用于市场的推广、用于研发，肯 定比把心思、时间都花在出国办手续、去探亲这些事情上要好吧。

网易财经：但是确实也有很多企业家也希望政府救市，他们希望自己也被拯救，对这些企业家您想对他们说什么？

张维迎：每个人都一样，每个人都想从别人那里得到好处。市场的法则就是你想得到好处，就要做事，创造出价值来。政府拿出公共资源以后，好多企业家的行为就扭曲了，扭曲到什么程度？本来他应该去创造价值，可是他现在去分配价值了。不是把自己的产品做好，让消费者更喜 欢，然后获得利润，而是想办法把政府搞定，获得利润。这就是因为你政府的权力干预之后，包括救市的政策，你控制资源，只要你控制资源，就有人来“捣鼓” 你，有人动这个心思，这样就使得企业家的能力、配置发生了错误。

我的告诫就是：也许你短期看是这样的，但是政府不可能长期帮你的忙的，你还是老老实实的做好自己的事。

所以我说企业家跟我们每个人一样，有时候经受不起短期的诱惑，但是记住：决定你真正的长期生存的，还是你创造价值的能力，而不是你分配价值的能力。

网易财经：您曾经说过“企业家的责任就是追求利润”，很多人对这个观点很排斥，在这里您能再阐述一下这个观点 吗？

张维迎：其实如果大家看我的书的话，应该更明晰一些。好多人可能没有完全理解透这句话。当我们设计这个利润的时 候，本身就是要一个责任制度的。谁有能力赚钱？只有能力承担责任的人，才有能力赚钱，这是我讲的最本质的东西。

一个成功的牛奶公司要赚钱，要为多少人承担责任？首先我们看，奶农、奶站，甚至前面的饲料，你都要承担责任，你的内部员工、销售渠道，任何一个环节 出问题都可能毁掉你。你有多大的能力承担责任，才能赚多大的钱。你的企业做得越大，意味着你的责任越大。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说，当然我们利润这个制度是 人创造的，不是天生的，我们为什么创造它？我们把每个人的责任都分清楚。

我们让一部分人免除责任。老板给雇员买保险，你只要好好干，市场风险不要你承担，我承担。然后我们在宏观的角度来看，利润就变成了衡量这个企业—— 我说的是大部分的情况——衡量这个企业是不是真正完成了这个责任。你亏损，连基本的工人工资都付不了，那你尽到什么责任了？你不可能尽到责任。你连资本的 资源价格、地租、利息都付不起，这就是你浪费了社会资源。只有你把所有这些都付了以后，剩下的东西，那你剩的越多，说明你比别人干得越好，创造价值越大。

当然我们还有其他的条件。比如我们还有垄断企业，它赚钱多也不等于它一定贡献大。赚钱多意味着它从消费者那儿拿的、剥削的多。

再回到我在书里一开始讲的，市场经济的基本逻辑是什么？你如果想要幸福，首先要让别人幸福；如果你不能让别人幸福，你自己就没法儿幸福。一个企业不 能让消费者感到满意，你就不可能卖出去东西，那你有什么利润可言？一个老板，如果不能让员工满意，那这个老板也是当不长久的，企业也是不可能做好的。

现代经济当中，只有一个机构可以达到不需要让别人幸福，自己就可以幸福。哪个机构呢？就是政府部门。为什么？你看企业要获得收益是用价格，政府获得 收益是用税收，税收是强制性的。任何一个东西一旦强制以后就没有必要让别人幸福了。

这又回到最根基的问题，就是自由。市场的这些运行都建立在自由的基础上。计划体制不仅是不让别人幸福，而且反倒是让任何人追求自己有幸福，只有把别 人搞得很惨，只有让别人感到不幸福，自己才能感到幸福。这就是很糟糕的体制。

坚持市场信念不怕被攻击

网易财经：去年全球都在救市的时候，在中国只有您和许小年等少数的经济学家反对救市。如果有人问：“难道说 全世界那么多政府和经济学家都错了，就你们几个人对？”您会怎样回答这样的问题？

张维迎：我想人们的决策其实有两个因素，第一个是知识，另一个是利益。在倡导救市的凯恩斯主义里面，这两个因素 都有，一部分人是属于知识问题，因为他们不明白道理，另一部分人是因为利益。我们前面已经讨论过了，因为谁能拿到政府救市的钱，谁就能得到好处。所以那个 时候中央分钱，各地派高级官员——副省长、计委主任都来，等在门口要钱。大家就像抢东西一样，都不想落后。

我们看到的声音一定会是赞成的多，因为反对的人不发出声音的，赞成的人因为的利益太大，他就会发出这个声音来。

网易财经：您最近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如果有人给您10亿元，您也未必会写一本反市场的书，您对市场的信念为 什么这么执着？

张维迎：这个人呢……人们总是追求幸福，有的人认为有钱就是幸福，有些人觉得有名就是幸福，有些人觉得有权就是 幸福，不同的人对幸福的理解都不太一样。但是我想人还有一点，就是人们追求一种对知识的渴求。人类的好奇心和他对真理的追求也是人一个很大的满足。

我想很多科学家并不富有，他仍然能够自得其乐，就是一种实现感。当我们觉得自己能够认识世界的复杂现象的时候，就是有一种愉快。对我来讲我觉得这个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网易财经：您说过经济学家的责任是捍卫市场经济，但是我们看到很多经济学者，他们并不捍卫市场经济，他们还为政 府干预唱赞歌，但是他们得到了很大的利益，还得到了老百姓的赞同与赞誉，面对这样一种情况，您从来没有想过要改变自己的原则吗？

张维迎：每个人都不一样。我刚才已经说了，其实我都很理解每个人的处境，各人有各人的追求，我们不能用自己的偏 好去强迫人家。我只是按照自己的行为方式，我觉得这样快乐，这样幸福，这样愉快，那我就这样去行为。

网易财经：但是您说的是经济学家的责任，而不是您个人的责任。

张维迎：是啊。其实每一个人都有好多的角色。作为经济学家就是你的一个职业角色，但你还是一个普通的人啊。当你 是经济学家的时候，责任是这个，我之所以强调这一点，就是因为有好多经济学家不去承担这个责任。

网易财经：只是您个人认同这种责任？

张维迎：那当然了。

网易财经：您自己为什么非要给自己加一个吃力不讨好的责任？又没有谁要赋予您这个责任。张维迎：你怎么能说我吃力不讨好，你凭什么概念说我吃力就不讨好？我觉得挺好，所以这就是每个人的判断不一样。

网易财经：因为您遭到很多攻击嘛。

张维迎：攻击……不一定。你也可以这样想，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我宁可让人攻击，也不愿意说那些自己认为不对 的话，就像我刚才讲的，这是一个偏好。我们如果说什么话都是按照有多少人同意的角度来说，这就没有科学了。

网易财经：您有没有觉得由于您这么坚决、彻底的反对政府干预，使得您在官员或者经济学圈中在渐渐的被边缘化，有 没有这种感觉？

张维迎：没有。而且你应该相信，人们会越来越认识到，坚持市场体制、继续改革的重要性的。尤其是作为学者来讲，必须要看得更长远一点。知识的竞争、思想的竞争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如果我们每人都想整天站在舞台的中央，你是演不好戏的。演戏的人一定要有好多的准备，所 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学术也是这样的。你老想站在舞台的中央，我不认为这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网易财经：您的新书《市场逻辑》，您对它说服更多的人有多大的信心？

张维迎：我相信这个说服有时候不一定是完全的。好比你原来坚持一种观点，我能说服得你对自己原来的信仰半信半 疑，这也是一种说服。这本书如果对我们现在习以为常，大家熟视无睹、认为理所当然的，其实在本质上是错误的东西，能够重新反思它，这样我就很满足了。网易财经：如果这次政府救市彻底失败，您觉得人们真的会回到奥地利学派的观点上吗？

张维迎：有可能，但还不一定。因为掌握资源的人的任何一个失败都可以说成是别人的失败，不是自己的失败。所以这 个东西并不是一个完全透明的、公平的竞争。就像我们一个单位一样。单位有权的人，别人有成绩了他都揽在自己身上，有错误了他都说是别人的。外界的人不知道 啊。当然内部的人可能知道。所以只有一部分人能闹明白，大部分的人都闹不明白。我在书里讲了，其实好多我们现在认为市场上的这些问题，本身其实是政府给它 捣鼓出来的，就像“卖拐”一样。经济学者不能奉行机会主义

网易财经：您是在牛津读的博士，但是这个学校并不是很彻底的支持市场，在您回国以后，国内的经济学圈里面绝大多 数的人也是或多或少的支持这样那样的政府干预的，但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您却变成了一个很彻底的市场经济的支持者，是您自己的什么特点使你能够跳出这种环境的 影响？

张维迎：我也不知道。但是我猜想可能我是追求理论的彻底性、严格的逻辑推理。尤其我们对人有一些基本的假设，然 后我们在这个情况下去分析，我们能够把问题看得更透一点。我不太愿意在探讨一个问题的时候浅尝辄止，闹一个大体上明白点。这种“半夹生饭”的理论，经常使 你像墙头草一样，一会儿说这个，一会儿说那个。只有彻底的理论才能经受起时间、历史的考验。网易财经：您曾经写过一篇很深情地回忆母亲的文章，能谈谈母亲对您的影响吗？

张维迎：我母亲对我的影响主要是做人的影响，她从小告诉我什么是该做的，什么是不该做的，这也是一个案例教育。她遇到好多别人的事情或者自己的事情，但是她终身都是一个善良的人，这个我觉得非常的难得。我母亲也是一个很爱面子的人，她总是希望自己的孩子有一个好的 口碑，我想在这一点上对我的影响就非常非常大。

网易财经：在您经济学的学术生涯中，受谁的影响最大？

张维迎：其实人的一生当中会受到好多好多人的影响。我现在回忆一下，在高中毕业的时候，我的政治课老师送给我一 本书就是《政治经济学》。我自己当时也不知道未来会学经济学。我上了大学以后，我西北大学的老师何炼成教授，我觉得他对我的影响很大。他是一个给学生充分 自由和鼓励学生创新的老师。我在他的指导下读研究生，在4年的大学本科里，他给我们上经济学，首先他鼓励你只要言之成理就可以了，不需要同意他的观点，不 需要同意书上的观点，这些对我影响很大。

再接下来对我影响大的就是茅于轼教授。我 在1982年的时候就认识他了。我对市场的一些理念、理论，好多东西都是通过跟他的交流从他那儿学的。另外他对我影响很大的一点还包括做人的责任心，这个 坦率来讲我们今天是做不到他那一点的。这是现在我也感到很惭愧的。他那样的人物可以为我们做好多小的事情，而我们有时候可能做不到这一点，但是我们在努力 去做。我在牛津，去见我的导师，詹姆斯·莫里斯教授，他的办公室也是很乱的。那时候他还没有获诺贝尔奖，但是大家就认为他名气很大。他每天，甚至在我们学 员吃饭的时候，大家都会讨论一些学术性的问题。我想对我们中国人来讲，我们非常需要克服的就是浮躁，包括我们学理论，经常急功近利，我想马上拿到一个东 西，就去运用它，然后为社会创造多少价值，这个时候急功近利恰恰是要不得的。你的理论不彻底，不透彻，可能贻误了这个社会，而不是帮助了这个社会。你看我们好多从西方引进的所谓理论、主义，最后都变成这样的了。就是你没有吃透它，究尽它的逻辑、它的背景，我们就把它当成一个工具，来生硬的运用 到中国，我们吃了太多的苦头。这也是我一直在强调的，就是我们中国人真的还是应该把好多理论搞透彻。在理论方面不能太实用主义。政策方面可以实用主义，理 论方面绝对不能实用主义，太实用主义以后，一定会遭到报应、报复的。

还有一些东西，我最近在我们学院的毕业典礼上有一个讲话，这个讲话其实是我在讲自己的一个真实的故事。这个故事我相信对我们做人会有一些启示，同时 对我们理解理论也有一些启示。这个故事讲的就是在我很小的时候，我们家有一棵杏树，从小这个杏树一开始开花我就开始等着吃杏，每天放学以后老去摘着吃。在 我的印象当中我们家的杏一直是苦的，酸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杏还没有熟的时候我就把它吃光了。我上大学之后，第一年回去，我母亲端上来一盆杏。我说怎么 这么好吃，谁家的杏？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杏。我母亲说这就是我们自家杏树的杏。哦，我才闹明白，因为我在农村的时候，我的着急使得这个杏从来没有熟透 我就把它吃了，所以在我的脑子里它从来都是酸的，因为我没有等到这个时机。

我想我们做人、做理论，也是这样的。包括市场，好多时候，我们没有等到这个时间，没有让它真正的发挥作用，我们中间就把它掐死了。

网易财经：您最钦佩大陆哪位经济学家？

张维迎：当然我还是觉得茅于轼教授真的是最让我敬佩的。不仅仅是因为我从他那儿学到好多东西。他其实作为一个学 者的品德，让我高山仰止，这些确实是让人非常非常的敬佩的。而且到现在为止，他仍然在孜孜不倦地学习，还在不断地提升自己。

我们还有好多老前辈，其实我在这儿不想点名，就是因为挂一漏万的事儿总是免不了，但是我们现在的人特别要理解，在不同年代里面，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 人的功能，它不一样的。

比如我们在1970年代末，改革开放初期，1980年代初，那一些人探讨的东西，我们现在看来可能是常识了，但是没有这些人的探讨，当时又冲不过这 个思想的禁锢，改革就很难起步。包括按劳分配问题的探讨，现在这对大家来说已经不是一个问题了，但是在那个时候因为“四人帮”在文革期间说大家要实行共产 主义、按需分配是先进的，按劳分配一定产生资产阶级，所以对按劳分配这样一个问题的探讨，都会对中国的进步发生很大的影响。而那个时候的厉以宁教授对股份 制的探讨，现在大家也认为是很自然的事儿了。我们现在不仅是股份制，还有上市公司，已经谈公司治理结构了。在那个时候，我觉得真的是相当相当了不起。

有一些人可能擅长理论研究，还有一些人擅长把这些理论的东西变成一种政策，这也很重要。社会需要沟通。当年的领导人之所以接受了一开始是有计划的商 品经济，后来接受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后有多少经济学家的功劳？有时候就是为了编一个说法，但这个说法对中国影响很大。你现在回过头来从历史上来看，我 们这个国家毛病就在这个地方：我们大量的资源、精力、时间花费在编说法上。什么时候我们不需要编说法了，我们就可以很直白的表达自己的时候，这个国家就可 以释放出更多的资源来用于创造。

网易财经：您认为经济学家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

张维迎：这是个太大的题目，但是我想经济学家和每一个科学家的品质都一样，追求真就是最重要的东 西。在科学上是不能打折扣的，在思想的表达上也是不应该打折扣的。所以搞科学、搞

经济学是需要一定的勇气的，没有勇气的人我想你就不要做这个事了。如果做 了这个事儿可能反倒会贻害别人。

网易财经：经济学家最恶劣的品质是什么？

张维迎：最恶劣的品质就是机会主义，不再认真地追求真的东西，不再按照科学的精神表达意见，而是讨好别人，哗众 取宠，这个我觉得很糟糕。

第四篇：秦晖：中国之病不在文化,在于专制制度

秦晖：中国之病不在文化，在于专制制度

“西化”、“反西化”还是“现代化”——太平天国、义和团与辛亥革命的比较（下）

经历了“西化而非现代化”的太平天国和“反西化但并不尊儒”的义和团这两场“文化”方向相反、制度基础却类似的惨痛教训后，辛亥时代的国人明白了：中国之病不在于“文化”，而在于专制制度

关于义和团的“爱国”与“愚昧”

过去一般著述谈到义和团，都视为晚清社会上“反洋教”斗争形成的最高潮。但从辛亥时起，一直有人认为庚子拳民的“奉旨造反”是另有主因的。近年来这种声音逐渐成了主流。例如最近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的集体大工程十卷本《中国近代通史》第四卷，对义和团运动的整个叙事就不像过去那样前面大讲一通反洋教运动，从西林教案、天津教案、巨野教案一直带出义和团，而是从庚子前一年的“己亥建储”讲起，把戊戌政变、己亥建储、庚子国难、辛丑国耻清楚地连接成一个逻辑因果链。

戊戌政变慈禧太后镇压了康梁改革派，为了防止后者东山再起，慈禧曾动过废黜光绪帝之念，但列强既出于维护其在华利益的私心，也确实在价值观上同情变法，因而明确地干涉清朝的内政，阻止废立图谋，慈禧不得已改为立守旧派控制的储君“徐篡大统”，而国内改革派舆论则在列强支持下抗议清廷“名为立嗣，实则废立”，这就是“己亥建储”。这一切严重激化了慈禧的反西方情绪。但是她又不敢公然与列强决裂，于是希望借“民心”来为她火中取栗。而义和团就是她选中的工具，“义和团之所以在那么短时间里迅速发展成长，除了官方的纵容、默许、支持外，也与官方试图将他们‘官方化’有关。”（张海鹏主编：《中国近代通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卷，365页）这就导致了“庚子国难”，并继而使列强有借口发动大规模入侵，导致辛丑国耻。

以往对义和团有两个基本评价：赞赏的说它是“反帝”的“爱国主义”壮举，厌恶的说它“愚昧”、“迷信”、“盲目排外”。但就我看到的有限资料而言，我对两者都颇有疑问。

说到“反帝”，义和团究竟消灭过几个“洋兵”？不管是进攻被围的使馆区与教堂，还是阻击进攻的八国联军，史料中记载的列强军人伤亡量之少不说，仅有的伤亡还基本都是清朝官军的战果。尽管许多今人著述笼统地宣传义和团“英勇抗击”洋鬼子，史料中也确实有大批团民死于洋鬼子炮火下的记载，但是除了1900年5月18日廊坊车站义和团与联军作战中击毙4名意大利兵（见《庚子中外战纪》）外，实际并无一条义和团歼敌的具体材料。相反，初期团民战而不效，中期以后则普遍避战怯战的记载却很多。见于敌方的如“环绕予等之外者，但有中国之军队，不见拳匪之影”（《庚子使馆被围记》）。见于清方者，如“日以仇教为名四出抢掠，并不以攻打洋兵为心”，“交战之先约彼相助，乃借口时尚未至，或云日干不利，任意推诿，已非一次。即至进战，„„义和团已不知去向”，“其素称为团首

者，迄今多日，终未见来。逃遁无踪，无从再为整顿”。（故宫(微博)明清档案部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9年，上册366页）今人的研究也指出：“义和团与联军的正面冲突并不多。”（张海鹏主编：《中国近代通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卷，417页）如后所言，出现这种情况并不能苛责团民，清廷对之也实在不仁不义。但无论如何，义和团的战绩并不足称道。

非军人的洋教士，义和团倒是杀了一些，不同的记载大约就是两百来人吧。而死于义和团之手的，98%以上都是中国人，主要是中国基督徒即所谓“教民”，乃至疑似教民。其数按教会方面的说法，仅计教民就有两万三千多人（季理斐、任廷旭：《庚子教会受难记》，上海广学会本），而按其他史料的说法，仅在“奉旨造反”期间，“数十万人横行都市，夙所不快，指为教民，全家皆尽，死者十数万人。”（罗惇曧：《庚子国变记》）这是包括疑似教民的冤死者。

义和团高潮时，进京团民据说达十数万乃至数十万，但八国联军打进北京时他们似乎都一哄而散，既没见激烈抵抗，甚至也没见来不及逃走大量遇难如后来抗战时的“南京大屠杀”的。都说清廷“卖国”，可是在这场灾难中，清军官兵反侵略而阵亡、自杀、英勇就义的真是不少，仅督师统帅和提督、总兵、统领、副将等高级将领就有李秉衡、裕禄、聂士成、罗荣光、李大川、凤翔、保全、承顺、崇玉等一大批，几乎每战必有死将。真正要说体现了中华民族反抗侵略抵御外侮的英雄精神的，应该是他们。

可是“爱国”的义和团呢？阵亡的团民自是不少，可那些大师兄、大师姐（指红灯照）和“老师”们，如张德成、曹福田、林黑儿、阎书勤、赵三多、李来中、李长水、郝殿军、任济复、姜晋华、李昆、胡兰生、杨寿臣、刘呈祥、应天禄、李

七、韩以礼、王德成、张鸿、陶洛

五、刘喜禄、张海等留下姓名的上百人，或者遁去不知所终，或者事后被搜捕杀害，或者根本就是洋人入侵前在国内冲突中死亡，竟没有一个是在与洋人对抗中阵亡或失败自杀的！

说到这里就不能不提到“愚昧”了。义和团“愚昧”吗？“迷信”吗？“盲目”吗？我看也未必。一般团民难免有愚昧的，但是那些大师兄们没一个阵亡，是他们真的“刀枪不入”？如果是，他们怎么没赢？如果不是，那么他们真的“迷信”这一套吗？如果“迷信”刀枪不入而实践之，他们又何以不死呢？还是他们根本就猴精猴精，“迷信”云云本来就是装的，他们根本就不会一试？请看当时的记载：

团与洋人战，伤毙者以童子最多，年壮者次之，所谓老师、师兄者，受伤甚少。传言童子法力小，故多伤亡；年壮者法力不一，故有伤、有不伤；老师、师兄则多神术，枪弹炮弹近身则循衣而下，故无伤；人多信之。有观其后者，归语人曰，临阵以童子为前队，年壮者居中，老师、师兄在后督战，见前队倒毙，即反奔。（佚名：《天津一月记》）

多么精明的“老师”“师兄”，谁说他们“愚昧”？

在这一点上义和团与太平天国还真是不同：太平天国还真是“迷信”，天朝将士包括重要将帅，虔信“天父”、慷慨“升天”者也几乎每战必有：从起义之初阵亡的西王萧朝贵、南王冯云山，直到1868年太平军余部在广东最后一战中重伤而死的统帅汪海洋。可是义和团运动中就看不到这种情景。庚子事件中的许多场景，凭“愚昧”说、“迷信”说是没法解释的。

就说那西什库教堂吧，40个洋兵守着，数万义和团与清军从6月到8月围攻两个多月之久，竟然打不下来！而且与围攻使馆区不同，对使馆的围攻，慈禧是半真半假，暗中要“保护”的。对教堂就没有这一说。非武装的教堂烧了不知多少，围攻西什库自然也是真的。而那时又没有机枪，40杆单响枪有多大火力？要论洋枪，外面的围攻者比这多得多呀。再说西什库的周边环境，既没隔着河沟，又没隔着大广场，假如真的“迷信”刀枪不入，就凭着一股“愚昧”从街对面一冲锋，前仆后继牺牲一批，也就冲过去了，怎么会两个多月愣是冲不过去？当年英国鬼子戈登在中国号称“常胜军”，到了非洲的苏丹，碰上不要命的“愚昧”穆斯林马赫迪兵，脑袋不也就丢了？

说实话，还就是并不“愚昧”的围攻者，才造就了如此景观：守者枪一响，攻者如鸟兽散，“迷信”者倒下一些，可惜有前仆而无后继，因为绝大多数人包括大师兄们都既不迷信，也不愚昧！如是反复，西什库能够坚持到底也就不足怪了。

义和团“反西化”：又一次“文化”灾难

综观义和团运动，基本是官怂则兴，官压即灭。义和团起自山东，可是山东官府一弹压，后来也没听慈禧那一套，庚子时那里就没什么动静。山西本无义和团，但巡抚毓贤一鼓动，庚子时那里的“忽然团民”杀人就最多。老佛爷有赏，京城突现团民“其众不下十数万”（故宫明清档案部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9年，上册187页），洋鬼子临近，如此团民又“尽都拔旗拆棚，掩门潜逃”。（仲芳氏：《庚子记事》，中华书局1978年，30页）

庚子年国难波及地区，无武装的教堂基本都遭毁灭，有武装的虽有被攻破者，更多的还是如西什库那样得到保全，团民常常绕着走。真正凶残不法的武装教民（确实有）大多安然避过庚子，而大量手无寸铁的无辜教民，甚至根本不是教民而被仇家、贪家捏指为教民者却大量死于非命！整个庚子国难中，少量洋兵基本死于官军而非死于“神团”，死于义和团者几乎都是中国人，而义和团的死难者，尤其是“老师”、“师兄”们，死于中国官军官府镇压者也远远多于死于侵略者枪下。

那时不仅大师兄们难得“愚昧”，慈禧老佛爷也是“理性”得不得了。过去都说她下诏向所有列强同时宣战是发疯了；后来有史家考证发现：其实那宣战诏书根本就没有递送给列强（不是不懂规矩，时至庚子，宣战这一套洋程序清廷很清楚）。慈禧只是在朝廷上“内部传达”了一把，意思是我既然“反帝”了，你若违我之意，那就是“帝国主义走狗”，杀你没商量！这种所谓“对内的民族主义”，没有高度的“理性”，岂能想得出来！

同样“理性”的老佛爷与“大师兄”们的关系也很微妙。尽管总的来说团民比教民要“传统”，从“阶级观点”看也是教民更具“贫下中农”色彩，间或有“发洋财”的痞子，但官绅则是不会有的。而团民主体固然也是“贫下中农”和痞子，却有官绅的参与，高潮时更是“上自王公卿相，下至娼优隶卒，几无人不团”。但是整体上义和团始终没有真正官方化，基本还是“民间组织资源”。而我们的帝制本质上是容不得这种东西的。当朝廷“主剿”时，有人说义和团源出白莲教，后来有人辩称不是。义和团自己更是拼命洗刷，“奉旨造反”期间甚至经常检举、捕捉疑似白莲教的百姓送官杀戮，以表心迹。

但其实是否源出白莲教并不重要。真是白莲教又怎样？曾有人认为历史上白莲教多为造反者所奉，必有异端教义。后来有学者把《庐山莲宗宝鉴》等白莲教经典看了个遍，说是正统得很，没找出什么“反骨”来。其实中国朝廷镇压白莲教与西方中世纪基督教政权镇压异端完全不同。在中国“民间组织资源”之招忌，并不在于你信什么，而在于这种“自组织”机制本身就是“秦制”所不容的。所以无论大师兄们如何输诚，朝廷骨子里还是把他们与白莲教、天地会视同一类。庚子春以前和秋以后，朝廷都在剿“拳匪”。即便在庚子夏季老佛爷让他们火中取栗、奉旨造反，封他们为“义民”的那段“蜜月”里，官军与“神团”仍是互杀不断，甚至你在前面抗洋兵，我在后边捅你一刀这样的缺德事，官军与“神团”双方也都干过。因此即便在那段时间，双方也很少“并肩战斗”。双方的合作基本上是一种心照不宣的“分工”：义和团主要是屠杀教民（乃至疑似教民），间或也抗过洋兵，而官军主要抗洋兵，间或也参与杀教民。

改革以前研究者回避这些基本事实，愣说都是义和团在抵抗侵略者，清军只有少数“爱国”官兵受义和团的感召，不顾“卖国”政府的阻挠“也参加了”抵抗。现在事实渐明：根本不是这样。而多数论者都认可抗洋兵是功，滥杀教民是过，既然前者主要是官军所干，后者几乎皆神团所为，所以如今认为“拳匪”比官军可恨，或官军比拳匪可爱的舆论颇盛。其实这也不很公平。因为直接下手滥杀教民的虽然确实主要是义和团，但是老佛爷的指使、纵容和幕后支持岂可忽视？而后来她向侵略者屈服，又把团民作替罪羊，反过来滥杀团民以献媚于列强。不仁不义心狠手辣，莫此为甚！前面说过，清军将帅抗敌牺牲者不少，而义和团的首领们几乎没有一个。但是反过来，义和团的大师兄们死于非命的，几乎都是死在官军官府之手。如果说这些人是罪有应得，那么大量普通团民乃至疑似团民也被清朝官府屠杀（比被八国联军杀的多得多）又该怎么说呢？官军杀洋兵是比义和团有为，但他们杀的无辜百姓比洋兵多得多，也是不争的事实吧。

所以，尽管具体的每件功罪都应该详加考证各有所归，但总体来讲官军与团民哪个该褒哪个该贬，确实不好说。我们只能说庚子国难这场大悲剧，清朝统治者尤其慈禧是罪魁，但根源还在制度。这个制度在当时特定的条件下造成了这样一场“反西化”大潮。

那么，如此激烈“反西化”的义和团运动对于弘扬中国文化起了什么作用？哪怕就是“传统文化”、儒家文化、“文化保守主义”，在庚子狂潮中得到了一丝一毫的支持吗？义和团请来各种“神仙”，从太上老君、黄连圣母、伏魔大帝、洪钧道人、孙悟空猪八戒、吕

洞宾铁拐李、关公赵子龙直到“念咒语，法真言，升黄表，敬香烟，请下各洞诸神仙”，可谓有奶便是娘，但凡“传统”中有的神灵都想到了，可就是从来没提孔孟，更没人提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满口怪力乱神，噤声道德文章”就是这个运动的特点。“文革”时有人把义和团列入“历史上劳动人民反孔斗争”之列，也不是空穴来风。义和团“反西化”却不尊儒，不过一出“荆轲颂秦王”的活剧而已。

显然，对于许多高度世俗化的传统国人而言，他们“迷”则有之，“信”则未必；在信仰方面是临时抱佛脚，有奶便是娘，很少有所谓“终极关怀”式的宗教精神。这样的好处是这种“世俗理性”特别适应市场经济，这一点在改革时代就体现得很精彩，坏处则是谭嗣同所说的那种“乡愿”之弊。就个人算计而言，他们每个人都是猴精猴精的“理性经济人”，一点都不“愚昧”，但作为整体，他们在专制体制下却经常被“愚弄”，一次次地扮演了可悲的角色。

于是，从“金田起义”到“庚子国难”，中国历史经历了两个“大拐弯”。同样以专制制度为基础，太平天国要以基督教扫除孔孟之道，实现“中世纪式西化”，而义和团要以“各洞诸神仙”扫除基督教，实现“怪力乱神式本土化”。洪秀全们要把“西方中世纪的人权标准”强加于中国人，而老佛爷慈禧则绝不允许中国人试试西方现代的人权标准。“文化资源”一西一中，反现代化的制度取向却如出一辙。

值得注意的是：在两者同样排斥西方现代文明的同时，两者对儒家的仁义道德也并不感冒：天朝把孔孟之道斥为“妖书”而禁绝，“神团”则恰恰以怪力乱神的妖言来排斥孔孟之道。这样看来，现代文明与孔孟之道在这两场灾难中与其说是敌人，倒不如更像难兄难弟了。联系到后来的一个时期天朝与神团都被当作两大“高潮”而捧上云霄，而当时恰恰也是“西方的”宪政法治与孔孟的传统道德两者都扫地以尽的年代，岂不令人深思？

既不“西化”，也不“反西化”的辛亥革命

早在庚子国难的硝烟方散，就有人指出：“推本言之，有守旧，而后有（太后）训政，有训政，而后有废立，有废立，而后有排外。”“义和拳者，非国事之战争，乃（慈禧）党祸之战争也。”（《中外日报》，1900年12月8日）经历了“西化而非现代化”的太平天国和“反西化但并不尊儒”的义和团，这两场“文化”方向相反、制度基础却类似的“文化大革命”（其实是不折不扣的“武化大革命”，但确实不是制度上的革命）的惨痛教训后，辛亥时代的国人明白了：中国之病不在于“文化”，而在于专制制度。

辛亥革命比戊戌变法要“激进”，但两者的共同点是都针对制度而非“文化”。笔者以前曾把戊戌以前的改革思潮称为“反法之儒”引进西制以“排秦救儒”，希望实现“天下为公”。到了辛丑国耻后，辛亥革命前，由于国难日深，也由于日本变革的影响等原因，人们对“反法之儒”的兴趣渐消，而学习西方，实行宪政、革命成为思想界关心的重点。但是那时也并没有反儒非孔之说。

辛亥前中国经历了基督教迅猛发展的时期，甚至在义和团的发源地山东冠县等地，大量的原“团民”也变成了“教民”。辛亥时期的革命党人和立宪派中都有不少基督徒，尤其是革命党，从1883年就受洗入教的孙中山，到武昌首义功臣孙武、吴兆麟、蔡济民、熊秉坤、彭楚藩与刘复基，据考证都是基督徒，甚至还有基督教中国籍神职人员和司牧组织也积极参与了革命。（康志杰、王威：《辛亥革命前日知会革命活动评述——兼论基督徒在近代社会变迁中的作用》）但是，无论革命运动或者立宪运动，本身都并无宗教色彩。孙中山的著作中经常称引“天下为公”之类的儒家经典，革命党人中也有章太炎这样的国学大师。更有甚者，投入革命的还有号称“革命和尚”的释太虚和苏曼殊、铁禅等佛教徒，在宁波等地，一些寺庙还组织了“僧军”参加革命。（侯坤宏：《佛教在辛亥革命中的角色与地位》）可以说，当时人们关心的是专制还是民主，而对信基督、佛陀还是信孔孟并没有看得多么对立。

辛亥革命时期是民族主义高昂的时代。革命党人的民族主义主要是“反满兴汉”，而立宪派的民族主义比较重视国族意识，强调在列强瓜分危险中追求中国的自立。但是无论反满兴汉还是国族自立，当时都没有与尊崇或禁绝某一宗教、某一信仰或思想流派混为一谈，很少有人认为信基督还是信孔孟与爱国还是卖国有什么关系。当时作为民族认同象征的主要是一些符号化的“文化”，尤其是所谓“汉衣冠”。从革命前的剪辫易服开始，恢复、振兴“大汉衣冠”的呼声一度高涨。武昌首义后的军政府门卫穿起宋代武士装，钱玄同则在浙江军政府任职时穿上他特地考证出来并自制的“深衣”、“玄冠”去上班。但这一切都出自自愿，出自由衷的民族自豪感，当时并没有什么人主张实行民间服装统一或服装管制。而他们透过这些认同符号凝聚“民族意志”后所要实现的，则是每个国民的利益、自由、公民权利和国民整体（国家）的对外主权，而不是什么宗教、学派和思想的至高无上地位。同一个人，身穿“汉衣冠”，信仰基督教，弘扬自由民主，为国人内争人权、外争主权，是完全正常的。正如今人所论：在当时的革命者看来，“这些文化财富与建立自由、人权的现代共和国之间没有抵牾。没有谁认为如果要建立自由的国家，先决条件必须是要‘打倒孔家店’或‘烧掉线装书’，也没有人认为穿着‘汉衣冠’就是一名帝制拥护者”。（李竞恒：《衣冠的背影》，《历史学家茶座》2011年第2辑，31-32页）

这个时代的人们对于太平天国与义和团都有反思。对于太平天国，包括孙中山在内的许多革命党人从“反满兴汉”的角度抱有好感，但几乎没有人喜欢太平天国的“文化”政策，也没有人欣赏洪秀全的“基督教天国”，尽管孙中山等人都是基督徒。同时，他们也没有兴趣追问洪秀全信仰的究竟是否真正的基督教。

而对于“扶清灭洋”的义和团，辛亥时代的人们批评就严厉多了。尤其是革命党人，既反感“扶清”也鄙薄“灭洋”。邹容在《革命军》中抨击道：义和团属于“野蛮之革命”，它“有破坏，无建设，横暴恣睢，足以造成恐怖之时代”，“为国民添祸乱”。鲁迅则认为“义和团起事”是“康有为者变法不成”后“作为反动”的倒行逆施。蔡元培说：“满洲政府，自慈禧太后下，因仇视新法之故，而仇视外人，遂有义和团之役，可谓顽固矣。”

到了后来的新文化时代，人们对义和团的评价更为严厉。如李大钊声称：我们必须努力吸取西洋文明之长，“断不许以义和团的思想，欲以吾陈死寂灭之气象腐化世界。”而陈独秀更在五四前夕的《克林德碑》一文中不仅全面抨击了义和团的行为，而且警告世人：“现在中国制造义和拳的原因，较庚子以前，并未丝毫减少，将来的结果，可想而知。我国民要想除去现在及将来国耻的纪念碑，必须要叫义和拳不再发生；要想义和拳不再发生，非将制造义和拳的种种原因完全消灭不可。现在世上是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向共和的科学的无神的光明道路；一条是向专制的迷信的神权的黑暗的道路。我国民若是希望义和拳不再发生，讨厌克林德碑这样可耻的纪念物不再竖立，到底是向哪条道路而行才好呢？”但是同时，尽管当时已经兴起了文化决定论，出现了“西化”必须反孔的言论，然而新文化的思想家们从未把“反西化”的义和团和“孔孟之道”相联系，正如它们实际上也没有联系一样。

显然，与所谓“器物—制度—文化”的三阶段说不同，晚清中国人实际上经历的探索过程是“西化”—“反西化”—“现代化”。在经历了太平天国与义和团两次“文化”浩劫之后，辛亥革命成为一场纯粹的“制度革命”，它既无“西化”色彩，也无“反西化”色彩，它追求的就是民主共和的政治理想。更进一步看，近代以来中国的发展更像是“两条线”：在一条线上人们努力地追求制度的变革；而在另一条线上人们在不断地折腾“文化”，不断地在“西化”与“反西化”之间反复。太平天国搞“西化”，义和团“反西化”。十多年后新文化运动再一次提倡“西化”，但当时的“反传统”按王元化先生的说法却是“反儒不反法”。

第五篇：中国房地产交易费用的问题及解决办法

中国房地产交易费用的问题及解决办法

摘要：从制度经济学的交易费用，到中国房地产纷繁复杂的交易费用，其中还隐藏着一部分灰色的费用：贪污。从这些问题的分析中，再提出几点必须要解决的办法。

关键字：中国房地产 交易费用

正文：

在现实生活中，具体的交易是通过契约进行的，因而从契约的角度可以分析具体的交易的费用支出，但从社会的角度来看，正如康芒斯所认为的，交易是人与人之间的经济活动的基本单位，无数次交易构成经济制度的实际运转，并受到制度框架的约束。循着这一思路，阿罗讲交易费用简明定义为：交易费用是经济制度的运行费用。具体地，从这一角度理解交易费用，交易费用应包括制度的确立或制定成本，制度的运转或实施成本，制度的监督或维护成本。【1】

而在从社会中人们所关注的问题说起，就是房地产的交易。为何房地产商可以暴利，为何在房地产交易中的房子价格到如此高的地步，以下是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这一问题，而主要应该把握的就是在社会中极少提及的房地产交易费用。

房地产交易费用包括纳税保证金，房地产交易手续费，房屋权属登记费，房地产契税，营业税，个人所得税等等，税目之细，科目之多，让人叹为观止，但这还是属于正常范围的。前段时间，闹的沸沸扬扬的政府宏观调控，限制房价，削减房地产商的暴利，但收效甚微，大量的群众反映房价仍如以前一样高，有些地方甚至高于从前。房价到底高在哪里？按照业内人士的话说：“房地产业的利润结构大致是这样的：开发成本占房价的20%，开发商基本能获得房价的40%作为利润。”原全国人大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会长成思危在接受中央电视台的采访中说：剩下的30%的利润是开发商最不想公布的，说白了就是行贿的费用。”也就是说现下的房地产交易费用中不止原来那一部分纷繁复杂的费用，还包括行贿的费用。这也就解释了在“只涨不跌”神话支持下，房地产成为极其暴利的行业。

那么，在当下的中国，应当采取何种办法降低房地产的交易费用呢？特别是包括其中的灰色部分。

如现在中国政府已经实施的降低房地产中介的收费标准来减轻房价，减轻其中所包含的房地产交易费用。而且由于现在房地产的交易费用科目如此的多，为什么就不能同意税费的种类，少叫其中的一些交易费用呢？也许国家一开始征收那么多的税费只是想降低房地产商的暴利，但是现在的社会现实证明，房地产商永远不会满足，因此政府征收的一系列税费就由普通的老百姓来承担。所以降低减少其中的交易费用的种类，减少其中的费用，就会使得全中国的大部分的老百姓收益。

在解决其中普通的交易费用之后，政府也应该加大防腐思想建设，使得房地产交易中的多出来30%的费用大量渐少，这不是简单的问题，反腐的问题已经接近于不能控制，就如有位官员被查只贪污了十几万后，网民惊呼此为清官，可见在中国腐败问题正日益加重，日益影响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他们贪污的是什么，还不是老百姓辛辛苦苦交上去的税费吗？其中，房地产的交易费用却让我们感慨万分，所以现在又多少贪官是因为房屋的曝光而被捕，这值得我们的反思。

附注：【1】新制度经济学 卢现祥 朱巧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