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改革难点问题探讨

第一篇：国企改革难点问题探讨

国企改革难点在哪里？

国有企业改革已进入攻坚阶段，其标志就是通过前20年改革，在那些浅层次矛盾和问题基本解决的基础上，开始着手探索和解决多年积累下来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这就像地质勘探，过去勘探的是土壤层，而现在进入的是岩石层，每进一步都极其困难，其复杂性、艰巨性、广泛性是空前的。

国企改革难点在哪里？

一是国企改制需到位

1994年《公司法》颁布之后，国企改制在面上开始推开。按照工商登记统计，各地国企改制面并不低，但大多数所谓改制企业是“换汤不换药”，有名无实。企业的体制、机制依然如故。企业改制远未到位。其标志是企业产权结构没有变，没有真正实现股权的多元化。大多数改制企业国有股一股独大，一股独尊。这是政企难以分开的制度基础。最能说明这一点的是许多由国企独家发起设立的上市公司，将国企最优质资产分离出来，将人员、债务、社会负担留给母体企业，即所谓拿出里脊肉包装上市，又到资本市场募集了大量现金，到证券市场挂牌上市，成为公众公司，按理说，企业形态上已成为标准的现代企业制度。但许多这样的上市公司逃脱不掉“一年盈、二年平、三年亏、四年ST”的境地。这是为什么？稍加剖析便会明了，这些上市公司除了实现“圈钱”功能外，与传统国企并无两样。既无责任主体，也无利益主体，更无风险主体。改制上市成了一场“游戏”，做给外人看的，中看不中用。

国企改制如何到位？

由于国企一次改制不到位，并未摆脱困境，各地在反思的过程中开始进行二次改制。

二次改制的标志，就是按照国有经济结构调整“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要求，稳步、规范地推进产权制度改革，真正实现股权多元化。

对于有投资吸引力的国企做到这一点并不难，但对于大多数经营业绩平平，甚至亏损的国企来说，则难以有外来投资人出资入股，这是实现企业股权多元化的难点。怎么办？各地改制实践说明，首先由企业经营者群体、科技骨干持股是国企改制的突破口。

企业经营者群体、科技骨干是企业兴衰的关键。既然如此，就要盘活关键的人力资本要素，牵一发而动全身。通过经营者群体、科技骨干持股，将其长远利益与企业利益、其他股东利益拴在一起，做到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荣辱与共，风险共担，成为利益共同体。既享有利益，又承担风险。企业经营者群体敢于投资入股，科技骨干的科研成果投入折股，是对企业有信心最有力的证明，是招商引资最好的招牌。

二是企业员工劳动关系需理顺

这是一个什么问题呢？一些早期已改制为股份合作制、已无国有股权的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失败了又陷入了困境，甚至到了破产程度的企业，本是一种正常现象，企业应关门走人，但却出现企业需要破产，但职工认为政府仍应对他们负责任。这其中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职工认为，他们原来是具有全民所有制身份的国企职工，这主要是指1987年合同制实行前的老国企职工。他们认为政府对他们负有无限责任。另一方面，社会保障制度尚未建立，失业后缺乏基本保障。这就提出了如何认识和对待全民所有制职工的问题。这实际上是对国企老职工的“隐形负债”如何解决的问题，是历史遗留问题。各地都在探索解决这一问题的方式。对下岗进再就业中心三年期满仍未就业的这部分老职工，未到退休年龄又年龄偏大，文化偏低，身体欠佳，再就业竞争力

差，后顾之忧靠自身努力难以解决。上海等地做法是，在解除劳动关系的同时保留社保关系，即继续为他们缴纳社保基金，直到他们达到退休年龄为止，或称为“企业管保障、职工挣口粮”模

式，通过这种方式实现“身份置换”。这是一个现实而难以回避的问题。三是国企内部结构调整应推进

国企产品缺乏竞争力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社会负担重、企业“大而全”“小而全”，生产成本居高不下，其关键在企业内部结构调整。

国企内部结构调整应逐步实现三个分离：

1．分离社会负担。主要指将应由政府承担的社会职能如学校、医院、派出所、居委会等分离出去，或改制，或由政府承接，以减轻企业负担。

2．分离辅助生产。主要指将动力、运输、铸造、锻造、热处理、电镀等工艺协助部分分离出去，使其形成社会化、专业化生产体系。除非特殊工艺协作，企业与其关系不再是内部协作关

系，是市场选择、市场交易关系。分离的标志与原企业不再是母子公司关系，而是无产权关系的市场交易关系。同等条件优先协作，既可以确保质量，又可以降低成本。

3．分离配套生产。主要指将非核心制造能力的零部件总成生产部分分离出去，企业只保留核心制造能力，零部件总成实现社会化、全国甚至全球采购，以降低配套成本，确保产品质量，提高主机产品竞争力。分离的标志与原企业不再是母子公司关系，而是无产权关系的市场交易关

系。同等条件优先选购配套。

三个分离的实质是将企业内部管理关系转为市场交易关系。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四是国企债务须重组

国企债务负担重，已成为普遍性难题。体制的原因、政策的原因、企业自身的原因交织在一起，像一团乱麻。1983年实行“拨改贷”政策后，政府对新设立的国有企业及新上的项目不再提供资本金，由企业全额贷款，成为全负债企业，这是体制原因。三线企业搬迁本是政府行为，却由企业借贷搬迁，这是政策原因。企业盲目借贷，认为“不贷白不贷，贷了也是白贷”，这是企业自身原因。无论哪种原因，其结果是企业债务负担过重。“债转股”是债务重组的一种方式，如何有效运作是关键。企业债务如何重组是尚未解决的难题。五是国企信用应提高

市场经济一定意义上讲即信用经济，信用低下使国企难以获得银行信贷，是企业资金困难的主要原因之一。企业间信用低下，使现金交易，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成为主要交易方式。而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企业间交易60%—70%是信用交易。在同等交易规模情况下，现金交易使企业的交易费用、交易成本大幅度提高，仅此企业已无竞争力。如何降低企业交易风险，如何建立全社会信用管理体系，降低全社会交易费用、交易成本成为最大的难题。

当前，难就难在社会各界对上述五个问题的认识很不一致，有时认识问题比解决问题更困

难。但是再难也要努力，路就是这样走出来的。

第二篇：国企改革难点问题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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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改革难点在哪里？

国有企业改革已进入攻坚阶段，其标志就是通过前20年改革，在那些浅层次矛盾和问题基本解决的基础上，开始着手探索和解决多年积累下来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这就像地质勘探，过去勘探的是土壤层，而现在进入的是岩石层，每进一步都极其困难，其复杂性、艰巨性、广泛性是空前的。

国企改革难点在哪里？

一是国企改制需到位

1994年《公司法》颁布之后，国企改制在面上开始推开。按照工商登记统计，各地国企改制面并不低，但大多数所谓改制企业是“换汤不换药”，有名无实。企业的体制、机制依然如故。企业改制远未到位。其标志是企业产权结构没有变，没有真正实现股权的多元化。大多数改制企业国有股一股独大，一股独尊。这是政企难以分开的制度基础。最能说明这一点的是许多由国企独家发起设立的上市公司，将国企最优质资产分离出来，将人员、债务、社会负担留给母体企业，即所谓拿出里脊肉包装上市，又到资本市场募集了大量现金，到证券市场挂牌上市，成为公众公司，按理说，企业形态上已成为标准的现代企业制度。但许多这样的上市公司逃脱不掉“一年盈、二年平、三年亏、四年ST”的境地。这是为什么？稍加剖析便会明了，这些上市公司除了实现“圈钱”功能外，与传统国企并无两样。既无责任主体，也无利益主体，更无风险主体。改制上市成了一场“游戏”，做给外人看的，中看不中用。

国企改制如何到位？

由于国企一次改制不到位，并未摆脱困境，各地在反思的过程中开始进行二次改制。

二次改制的标志，就是按照国有经济结构调整“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要求，稳步、规范地推进产权制度改革，真正实现股权多元化。

对于有投资吸引力的国企做到这一点并不难，但对于大多数经营业绩平平，甚至亏损的国企来说，则难以有外来投资人出资入股，这是实现企业股权多元化的难点。怎么办？各地改制实践说明，首先由企业经营者群体、科技骨干持股是国企改制的突破口。

企业经营者群体、科技骨干是企业兴衰的关键。既然如此，就要盘活关键的人力资本要素，牵一发而动全身。通过经营者群体、科技骨干持股，将其长远利益与企业利益、其他股东利益拴在一起，做到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荣辱与共，风险共担，成为利益共同体。既享有利益，又承担风险。企业经营者群体敢于投--------------------------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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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入股，科技骨干的科研成果投入折股，是对企业有信心最有力的证明，是招商引资最好的招牌。

二是企业员工劳动关系需理顺

这是一个什么问题呢？一些早期已改制为股份合作制、已无国有股权的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失败了又陷入了困境，甚至到了破产程度的企业，本是一种正常现象，企业应关门走人，但却出现企业需要破产，但职工认为政府仍应对他们负责任。这其中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职工认为，他们原来是具有全民所有制身份的国企职工，这主要是指1987年合同制实行前的老国企职工。他们认为政府对他们负有无限责任。另一方面，社会保障制度尚未建立，失业后缺乏基本保障。这就提出了如何认识和对待全民所有制职工的问题。这实际上是对国企老职工的“隐形负债”如何解决的问题，是历史遗留问题。各地都在探索解决这一问题的方式。对下岗进再就业中心三年期满仍未就业的这部分老职工，未到退休年龄又年龄偏大，文化偏低，身体欠佳，再就业竞争力

差，后顾之忧靠自身努力难以解决。上海等地做法是，在解除劳动关系的同时保留社保关系，即继续为他们缴纳社保基金，直到他们达到退休年龄为止，或称为“企业管保障、职工挣口粮”模

式，通过这种方式实现“身份置换”。这是一个现实而难以回避的问题。

三是国企内部结构调整应推进

国企产品缺乏竞争力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社会负担重、企业“大而全”“小而全”，生产成本居高不下，其关键在企业内部结构调整。

国企内部结构调整应逐步实现三个分离：

1．分离社会负担。主要指将应由政府承担的社会职能如学校、医院、派出所、居委会等分离出去，或改制，或由政府承接，以减轻企业负担。

2．分离辅助生产。主要指将动力、运输、铸造、锻造、热处理、电镀等工艺协助部分分离出去，使其形成社会化、专业化生产体系。除非特殊工艺协作，企业与其关系不再是内部协作关

系，是市场选择、市场交易关系。分离的标志与原企业不再是母子公司关系，而是无产权关系的市场交易关系。同等条件优先协作，既可以确保质量，又可以降低成本。

3．分离配套生产。主要指将非核心制造能力的零部件总成生产部分分离出去，企业只保留核心制造能力，零部件总成实现社会化、全国甚至全球采购，以降低配套成本，确保产品质量，提高主机产品竞争力。分离的标志与原企业不再是母子公司关系，而是无产权关系的市场交易关 系。同等条件优先选购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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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分离的实质是将企业内部管理关系转为市场交易关系。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四是国企债务须重组

国企债务负担重，已成为普遍性难题。体制的原因、政策的原因、企业自身的原因交织在一起，像一团乱麻。1983年实行“拨改贷”政策后，政府对新设立的国有企业及新上的项目不再提供资本金，由企业全额贷款，成为全负债企业，这是体制原因。三线企业搬迁本是政府行为，却由企业借贷搬迁，这是政策原因。企业盲目借贷，认为“不贷白不贷，贷了也是白贷”，这是企业自身原因。

无论哪种原因，其结果是企业债务负担过重。“债转股”是债务重组的一种方式，如何有效运作是关键。企业债务如何重组是尚未解决的难题。

五是国企信用应提高

市场经济一定意义上讲即信用经济，信用低下使国企难以获得银行信贷，是企业资金困难的主要原因之一。企业间信用低下，使现金交易，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成为主要交易方式。而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企业间交易60%—70%是信用交易。在同等交易规模情况下，现金交易使企业的交易费用、交易成本大幅度提高，仅此企业已无竞争力。如何降低企业交易风险，如何建立全社会信用管理体系，降低全社会交易费用、交易成本成为最大的难题。

当前，难就难在社会各界对上述五个问题的认识很不一致，有时认识问题比解决问题更困

难。但是再难也要努力，路就是这样走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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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国企改革问题

来自管理视角：国企改革的问题与对策

2005-10-9

文/佐佑顾问第十一期-[国企专题]

“国企”出身于全民所有制性质，历经国营企业、国有企业、国资企业的身份演变，至今仍是国家经济发展的主体力量。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姓社还是姓资”“计划还是市场”的争论已成历史，但围绕国企改革依然存在不少热点问题：改制问题、管理层收购问题、国有资产流失问题、治理结构问题、三项制度改革问题、股权分置问题，等等。

这些问题看上去很多很大，但拨开问题的表象，问题的实质并不复杂。要有效解决问题，须从认识问题入手。如何认识国企改革的问题呢？

回顾国企改革的基本脉络

宏观层面上，国企改革是国家经济改革的核心。国家经济改革的理论不断突破，从计划经济到计划为主、市场为辅，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指导着国企改革实践的持续深化。目前，国企改革的市场化进程已不可逆转，中国加入WTO和全球经济一体化又加速了这一进程。

中观层面上，国企改革的逻辑主线，是如何处理政府、企业和市场三者之间的关系。从这个角度看，国企改革经历了政府主导、企业主导和市场主导三个阶段。目前，成立国资委、加快政府体制改革、推动投资主体多元化等举措，标志着市场正成为国企改革的主导力量。

微观层面上，国企改革始终围绕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经营权的委托与管理：先是政企分开，放权让利，实施承包制；后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国企改制上市；再是国资委成立，监管国企的国有资产。目前，建立法人治理结构与转换经营管理机制，是国企改革最核心的内容。审视国企改革的主体思路

中国经济改革的方向是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国企作为经济改革和发展的主体，置身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必须不断调整治理体制和管理机制，以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因此，市场化是国企改革的中心目标。国企要实现市场化的目标，关键是建立起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出资人－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各负其责、协调运转、有效制衡。而投资主体多元化、股东多样化是良好治理结构的前提，这就要求对国有独资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简称为“国企改制”。国企改制的成果之一是“上市”，上市反过来有助于固化改制的成果，但上市并不是改制的唯一目标。

针对国企改制，国家以市场化为方向，结合具体实际，确定了分类管理、抓大放小的战略：对规模和影响不大的中小国企，国家全身退出，股权出售给个人或民企，实现私有化；对处于竞争性领域和行业的大中型国企，国家部分退出部分保留，经营者和职工各占一部分，还可引入战略投资者，实现股权多元化；对于涉及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关键领域和重要行业的大型国企，在确保国家控制地位的前提下，通过引入多种经济成分的企业入股，重点是引入战略投资者，1实现股权多元化。目前还存在国有独资企业，但今后也面临着改制。

总体来说，国企改革的重心首先放在企业外部，通过市场、客户、竞争、股东等引发的压力和动力，让国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企业。但内部改革不容忽视，国企既需要良好的法人治理结构，也需要有效的管理机制和制度；好的治理让管理更有序，但不能替代管理。尚未实施改制的国企，沿着改制之路前行；在此期间，内部改革不能观望或止步，而要有所作为，特别是在“三项制度改革”方面。已改制企业或上市公司，内部改革更要加大力度，不断完善市场化的激励约束机制和人力资源管理制度。

观察国企改革的实践问题

顺着上述的主体思路，各行各业的中央和地方国企，有步骤地踏上改革之路。由于政治、经济、文化和法律等多方面原因，在国企改革的具体实践中，出现了几个比较集中的操作性问题。一是证券市场效率问题。将国企改制后在境内外上市，这是国企改革的重要路径。境外证券市场有严密的法律和规则，运作经验也比较成熟。而基于承载国企改革与解困的历史使命，国内证券市场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有缺陷。再加上不法分子的推波助澜，以及各方经验的欠缺，证券市场逐渐失信于人，各类问题最终彻底暴露。目前，证监会制定了系统的解决方案：推动股权分置改革，强化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健全相关法律法规，证券公司综合治理等。国资委制定相关文件，限定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最低持股比例，确保国家对某些行业的控制。作为上市公司最重要的外部环境，证券市场效率问题的解决，有利于优化国企法人治理结构，准确评价国企市场价值和经营业绩，并采取期权等手段有效激励国企高管人员。

二是管理层收购问题。“郎顾之争”曾引发学界和企业界的热烈讨论，在讨论声中，伊利等上市公司高管频频出事。郎咸平对国内MBO案例的质疑，本来就没站在国企改革的角度，因而也就谈不上拥护或反对国企改革。管理层该不该持股？该持多少股？股价怎么计算？资金从哪里来？这是MBO的操作问题，而实质问题在于：管理层持股更有利于企业可持续发展吗？更有利于股东价值最大化吗？未必。因为，管理层其实就是职业经理人，而职业经理人不一定要持股，不见得要成为有分量的股东。对于职业经理人，只要激励约束机制到位，照样能激发其为公司创造价值；而且，公司还可以通过期权手段，激励其关注公司的长期价值。对那些适合做MBO的国企，还要追问：交易过程合法合理吗？交易结果公平公允吗？有没有损害国家利益和职工利益的行为？国家要健全法律法规和政策，建立公开、透明的规则和程序，严惩违法违规者，以规避管理层的道德风险。

三是高管人员选聘问题。在原有的干部管理体制下，遵循“党管人才”的原则，国企高管（包括董事长、党委书记、总经理等）由上级党委组织部门考察、任免、调配。虽然国企取消了行政级别，但国企高管的级别仍有价值，卫留成和苗圩从国企到政界的移动，并非特例。党管人才与企业用人差异很大，四大电信运营商高管人员的对调，怎么看都不是企业行为。从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来讲，股东选派出资人代表，出资人代表组成董事会，董事会选聘总经理，总经理选聘班

2子成员。董事会还下设提名委员会，支持高管选聘工作。解决高管人员选聘问题，一是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重点是健全董事会的功能；二是建设出资人代表和职业经理人市场，形成市场供求关系、人才价格及流动机制；三是把企业党组织的工作与法人治理结构衔接起来，可在董事会和经理层中实行双向进入，交叉任职。在高管人员选聘上，各级国资委频频出招，乃至面向全球招聘人才，虽有越位之嫌，主流却值得称道。

四是职工身份转换问题。在国企改制之前，特别在《劳动法》出台之前，作为全民所有制性质的国企，是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国企职工是国家主人，具有国家干部和工人身份；国家事实上承诺了职工的终身就业，职工与国企之间不存在契约关系，后演变成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关系。国企改制重新界定了国家、企业和职工的关系，职工的国家身份就此解除，职工与企业建立起基于劳动合同的雇用关系。这在理论上没问题，关键是实践中如何操作。在下岗分流、减员增效的改革阶段，主要以买断工龄来实现身份置换，但由于补偿标准总体水平不高，各地区各行业各企业又存在较大差距，出现了不少不和谐的现象。新一届政府提出“和谐社会”的主张，更加关心国企职工的利益。在新一轮的改制改革中，一是健全社会就业和社会保障体系，减少职工的后顾之忧；二要制定合理的职工经济补偿金标准，提高职工对改革的支持度；三要把关系职工切身利益的事项，交由职工代表大会表决。

五是管理机制和制度问题。国企改制有助于建立法人治理结构，这是做好做强企业的基础，但绝不能保证企业做强做大，一些股份制企业或上市公司照样效益低下以至破产倒闭。最重要的是，建立一套有效的管理机制和制度体系，激发企业组织的动力和活力，调动企业各层次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其中的重中之重，是高管人员激励约束机制和人力资源管理制度。国家一直在推动“三项制度改革”，目标是“人员能进能出、职务能上能下、工资能升能降”。这在市场化企业看来的基本常识，在国企改制之前简直比登天都难；职工身份问题是个症结，根本谈不上人员的市场化配置，造成冗员多而人才少。改制无疑是个最好的契机，能有效解决职工身份问题，使得“三项制度改革”有了突破口，现代人力资源管理也有了起步点。国企要在改制的同时，顺势而为地开展人事改革，搭建人力资源管理体系。由于国企传统机制制度的起点不高，这方面改革的空间就更大，改革的成绩也就更显著。

六是历史和社会包袱问题。国企一度扮演了多种角色，承担了多重责任，几十年来沉淀下许多历史性问题，背负起很多社会性包袱。为此，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性的政策，帮助国企实现主辅分离、辅业改制，解决冗员过多问题；帮助国企分离企业办社会的职能，对国企离退休人员实现社会化管理；逐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救助和扶持国企中的弱势群体。随着国企改制、改革与发展，在各级政府的支持下，这些问题会逐步得到解决。

明确国企改革的目标方向

回首过去，国企改革已磕磕绊绊地走了20多年。虽不乏改革理论和政策的指导，但总体上还是“摸着石头过河”。现实存在的诸多问题，如何来加以解决呢？国企改革究竟何去何从？我们既

3不能就事论事地解决个别的问题，也不能凭以往经验来解决今后的问题，而要从更宽阔更长远的视界中，寻找解决问题的根本答案。我们可以没有清晰的蓝图和具体的计划，但要有明确的方向和整体的规划。分析国内外政治、经济、社会和技术的发展趋势，国企改革的目标方向是：市场化、国际化、人性化。

首先，市场经济作为更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方式，必将成为中国未来经济运行的主体形态，因而市场化必然是国企改革的目标状态。国企将遵循市场原则和规则，建立法人治理结构，凭借核心竞争力在市场中竞争，在竞争中获得市场价值，回报股东和利益相关者。其次，在信息技术的推动下，全球经济一体化正在加速，市场已分不出国内和国际，国企的国际化已势不可挡。国企将遵循国际准则和游戏规则，在国际分工中谋求生存发展，直接与国际同行竞争，整合国际市场的资源。最近中海油等国企的并购举动，吹响了国企向国际化进军的号角。再次，自由、平等和民主，是全人类共同追求的基本价值。尊重人性、以人为本，已不再是政治上的空洞口号，而是各国政府执政的实际出发点。中国新一届政府也大力倡导建设和谐社会，健全社会就业和社会保障体系，解决社会分配不公、贫富差距过大等问题。国家经济和企业的持续发展，有赖于人力资源开发和人力资本投资，这亦是各国各界的普遍共识。从多个角度来看，国企都将越来越具备人性化的特征。

寻找国企改革问题的对策

一是坚持国企改革的目标方向。所有的改革方案和举措，都要有利于国企的市场化、国际化和人性化。对大多数国企来说，改革的优先目标还是放在市场化上。不变革计划经济所养成的国企惯性，不树立市场化的价值导向，国企就难以适应市场环境及其变化，就很难获得生存和发展；而没有发展所创造的时空，国企就无法解决所面临的问题。而国企的市场化变革和转型，首先是价值导向的转变：从“官本位”到“价值本位”，从向政府负责到对股东负责，从关注内部到关注外部，从上级满意到客户满意。再基于新的价值导向，搭建新的价值平台，并以此平台延展出新的管理机制和制度体系。国际化是个空间概念，国企的国际化意味着能适应更大范畴的竞争，能在更大领域生存和发展。若是缺乏市场化的观念和能力，国际化就如同空中楼阁。人性化目标引导国企尊重客户、股东和员工，尊重各个利益相关者，以实现利益共享和事业多赢。

二是树立全新的国企改革观。首先，改革理念应“以人为本”。改革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人是生产力的主体，改革最终是解放人、发展人。改革只是一种手段，人则是改革的出发点和根本目的。改革方案既要考虑企业效率和效益，还要考虑社会公平和和谐；否则，任何改革都无法成功，还可能激化社会矛盾，引发社会冲突乃至动荡。其次，应实行参与分享式改革。要让绝大多数人参与改革，并分享改革成果；要让所有的利益相关者参与改革，享有知悉权、表达权和投票权。改革是各方妥协的过程，但仍会有受益者和受损者；成功的改革就是扩大受益面，减小受损面，并且让受损者得到合理的补偿。再次，改革要有规则和透明度。这样，改革的效率和公平性会更高。有了规则，人们就会对改革产生稳定清晰的预期，而且便于人们遵守规则，监

4督规则的执行。另外，在形成、制定、实施改革方案的过程中，通过不断地披露信息，使利益相关者及时了解，产生清晰稳定的心理预期。

三是并行推动“三制”改革。“三制”指体制、机制和制度，三者三位一体。“三制”不断改革到位，就不断逼近国企改革的目标方向。国企改革，既要改革体制，核心任务是建立法人治理结构；也要改革机制，中心任务是建设高管人员激励约束机制；还要改革制度，重点任务是设计人力资源管理体系。体制尚未改革的国企，优先考虑体制改革；正在实施体制改革的国企，最好同时推动机制改革和制度改革；已经改制或上市的国企，一方面要推进公司治理转型，一方面要通过机制和制度改革。而无论处于何种状态的国企，“三项制度改革”都势在必行，而且也完全具备改革成功的条件。市场环境越来越成熟，国家法规政策越来越健全，社会文化观念越来越理性，这为国企人事制度改革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国企自身的文化凝聚、人才积累和管理沉淀，使国企人事制度改革有不错的内部条件。因此，国企不要高估人事制度改革的难度，只要改革的方向正确，改革的观念到位，改革的方法得当，就一定会卓有成效。

四是以价值平台为改革杠杆。国企普遍存在着这些问题：战略不清晰或执行不到位，部门职责和业务流程不清晰，岗位定位和员工角色不明确，人与岗位不匹配，一岗多人或一人多岗，冗员多而人才少，人才评价标准和业绩考核标准不清晰，工资分配不合理、不公平，员工晋升和职业发展通道单一，等等。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面向国企改革的目标方向，搭建新的系统性的价值平台，承载起市场化、国际化和人性化的价值导向；通过建立现代人力资源管理体系，传递和落实国企改革的价值导向。这个价值平台，以岗位族为基础；岗位族根据战略划分，战略和价值链不变，价值平台就相对不变。不搭建新的价值平台，总是在旧系统上修修补补，不仅效率和效果不佳，更重要的是会模糊变革的方向，削弱转型的力量。搭建新的价值平台，既是个管理技术问题，也是个人的观念问题。因此，一方面要从技术角度构建价值平台，另一方面要广泛组织内部讨论，让绝大多数人在价值标准上达成共识。这样，以价值平台为改革杠杆，再结合具体企业的实际情况，选择适当的突破口作为支点，采取恰当的角度、力度和节奏，撬动国企向目标方向移动。只要方向是对的，即使突破口很小，撬动的距离很近，那也是国企改革的希望所在。

第四篇：国企改革热点与难点

环境变化：

随着改革和发展不断取得新的进展，国有企业面临的形势也在变化。其中影响最大的有三个方面：

一是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除垄断行业外，国有企业的不可替代地位已不复存在。绝大多数国有企业面临强大的竞争压力。

二是政府职能的重点转向创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对丧失竞争力的国有企业政府已经不能再用传统的方式和手段进行挽救，旧体制沉积于国有企业的大量问题成为最难处理的问题，政府与国有企业的关系正面临新的挑战。

三是加入ＷＴＯ使中国对外开放进入了新阶段，中国市场越来越成为世界市场的一部分，企业竞争进一步国际化。形势发展的结果是企业两极分化加剧。在一部分企业赢得市场的同时，相当一批企业陷入困境。

问题：

一是建立国有资产有效的管理机制。必须确定具有惟一性的国有出资人机构，行使国有资产的管理、运营、监督，对国有资产的经营效益全权负责，彻底解决目前国企多家管理、无人负责的状况。

二是按照有进有退的思想，搞好国有企业的战略调整。在目前国企涉足的104个一般竞争性工业类行业中，有竞争能力和生存能力的予以保留，其它的予以转移或退出。通过跨行业的资本转移，使国有资产进一步向国有优势行业集中，以保证国有企业在整个工业经济发展中的战略地位和控制力。要继续加大兼并破产和结构调整的力度，彻底消除一般竞争性行业中的亏损源，轻装上阵。

三是一定要坚持制度创新，深化内部制度改革，在劳动、人事、收入等方面形成人员能进能出、经营者能上能下、收入能增能减、企业优胜劣汰的新机制。要建立科学的决策机制、用人机制、管理机制和监督机制，使企业真正高效运转。

四是积极探索产权制度改革。要加快国有工业企业的公司制改革步伐，使更多的国企成为多元股东持股的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通过吸收社会资本和国有资本市场运作，改变国有独资企业的产权结构。要尽可能地推荐国有企业上市，通过吸收社会资本和国有股减持，使国有大股东逐步变为国有相对控股或国有参股。

股权多元化

应该说，改革开放20多年，国企改革有很大进展，特别是党的“十五”大以后，国企股权多元化的速度很快。但是，过去的股权多元化的基本形式是以“内部型股权多元化”加

“稀释型股权多元化”为主，即新引入的股东主要是内部职工（包括经理层），而不是外部的自然人和法人；入股方式主要是增资扩股从而稀释国有股，而不是直接受让国有股从而实现国有资本适度和有序退出。这种基本形式有许多弊端，例如，国有资产不能通过竞争性和公开性机制形成合理价格、导致私下的非国有化并引起不公平和腐败、一般职工和债权人利益受到侵害、以国有资产抵偿“社保”欠账从而埋下隐患，等等。而且，这种基本形式不太适合于大型国企的改制，因而我们看到，大型国企改制要慢得多。

进行股份制改革要保证出资人和债权人的权益不受侵害

企业改制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复杂工作，一定要在出资人到位的前提下，规范操作，确保出资人的权益不受侵害。许多地方在这方面积极探索，积累了一些经验。但也有一些地方在改革中，在出资人不到位的情况下，把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变成了半卖半送或明卖实送，甚至无偿量化给个人。在实际操作中，采取资产缩水、夸大亏损、隐瞒利润等手段，人为地降低国有资产的价值，逃废债务，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银行债权大量悬空，使国家出资人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证，同时，引发大量经济纠纷，导致社会信用紊乱，加大了金融风险。一些地方将国有企业新增资产界定为集体资产，量化给个人，这不仅违反了我国的法律法规，而且也不符合市场经济通行的“谁投资，谁受益”的基本规则。

把国有资产量化到个人的种种不规范做法，往往是与实行全员持股相联系的。全员持股虽然可以改变国有企业的资产结构，在一定程度上调动职工的积极性，但也会带来一些新的问题。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打破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大锅饭和平均主义。搞全员持股，容易形成新的大锅饭和平均主义，需要慎重对待。社会化大生产需要对劳动力进行不断优化重组和再选择。全员持股容易造成企业与员工之间关系的固化，不利于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情况看，员工持股也只限于一些高科技企业，而且员工持有的也不全是实际的股票，不少是股票期权。应当指出，不加区别地实行全员持股不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把国有资产无偿量化给个人更是错误的。

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革涉及所有者权益、职工安置、债务处理等一系列敏感问题，要严格按照国家有关的政策规定，规范操作。国有大中型企业具备条件的，尽可能通过在境内外上市进行股份制改革。国有中小企业要通过多种改革形式，进一步放开搞活。不论采取哪种形式推进国有企业改革，都要保证出资人和债权人的权益不受侵害。主张把国有资产卖光送光，完全违背中央的一贯方针，是极其错误的。从近几年的实践看，不少国有企业在出售等改制中，大量债务被悬空，出资人权益得不到保证，职工安置推给当地政府，国家还要拿出大笔资金安置职工，既增加了国家的负担，也损害广大职工的利益，甚至引发群体事件。事实说明，国有企业不能“一卖了之”，“一送了之”。这种卖，只能“卖”出新问题；这种送，只能“送”出新难题。

试行经营者年薪制和期权制既要积极又要稳妥

企业经营者和科技骨干对国有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在知识经济迅猛发展的今天，从利益分配上建立起有效的激励机制，最大限度地调动其积极性，对于搞好国有企业是非常重要的。多年来，在这方面我们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但总体上看，仍然存在对经营者和科技骨干激励不足的问题，他们的收入水平偏低。这是造成国有企业经营人才和科技骨干流失的重要原因。为充分调动经营者和科技骨干的积极性，十五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建立与现代企业制度相适应的收入分配制度，在国家政策指导下，实行董事会、经理层等成员按照各自职责和贡献取得报酬的办法。对于少数企业试行经理（厂长）年薪制、持有股权等分配方式，可以继续探索，及时总结经验，但不要刮风。十五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对企业领导人和科技骨干实行年薪制和股权、期权试点。

经营者和科技骨干是企业的重要人力资本，是一种宝贵资源。他们不同于一般劳动者，其劳动是一种复杂的劳动。按马克思的观点，复杂劳动等于简单劳动的倍加。对经营者和科技骨干的分配，必须建立在承认其劳动特殊性的基础上。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在向现代公司制发展的过程中，为在资本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建立制衡关系，对经营者建立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采取了年薪制、持股分红、股票期权等形式。他们的实践证明，这是建立经营者和科技骨干激励机制、保障所有者权益的重要手段。

但这种分配方式的改革是需要有一定前提和条件的：





 要形成比较完备的经营者和科技人员人才市场； 要有科学的业绩评价体系，出资人一定要到位； 经营者的薪酬必须由出资人或出资人代表来决定，不能由经营者自己决定。

在我国目前这些基本前提和条件尚不完全具备的情况下，只能按照中央的要求，先进行试点。但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地方不管是否具备条件，就在国有企业中大面积推行经营者收入分配年薪制和期权制。一些企业试行年薪制缺少科学的核定，经营者自己给自己定工资，与职工收入差距过大。有的企业经营亏损，发不出职工工资，经营者照拿高薪。一些企业在进行经营者持有股权分配方式的试点时，经营者持股高达数千万股。经营者持股的股金，有的违规采取由企业担保向银行贷款、以股权抵押向银行贷款和向企业借款等方式筹资购股。这种“空手道”购股方式，风险完全由企业或银行承担。企业搞得好，经营者自己可以分得高额红利；企业搞得不好，经营者自己也没有任何损失。还有的企业采取“送、配、奖”等方式，使国有资产被经营者无偿占有。如果这些做法竞相刮风仿效，必将带来严重后果。对国有企业经营者要建立物质的和精神的激励机制，使他们的收入与企业经营业绩挂钩，获得与其责任和贡献相符的报酬与社会地位。要加快改革步伐，通过企业制度创新，使出资人到位，建立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形成对经营者的激励和监督约束相结合的机制，探索建立适应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选人用人机制，培育经理人才市场。要强化外部和内部监督，规范经营者的收入渠道，约束职位消费，增加收入分配的透明度，实行经营者任期经济责任审计制度，对不称职、渎职的经营者要有相应的制裁措施。

据调查，仍有近80％的国有企业是以传统的产权结构形式运营，这些企业中，国家资本的比例达到76.4％。实行股份制改造的国有企业仅占12.2％，国家资本的比例也达到62％。国企产权结构的改革仍有一定空间。

趋势对策

一、国有资本有进有退的调整

国有经济应保持必要的数量，但更重要的是国有资本分布的优化和质量要提高。改变国有经济分布过宽，整体素质不高的状况。要以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为契机，积极稳妥地推进结构调整。对广大中小企业，要以地方为主采取更加灵活的方式使它们能独立地走向市场，进一步放开搞活。对于大型国有企业，在民间资本可以进入并愿意进入的行业和领域要引入新的投资者，发展股份制。

对策：国有资本要向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自然垄断的行业、提供重要公共产品的行业，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骨干企业集中，使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发挥民间投资不可替代的作用。

具体地说：

1．加快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的步伐，大力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化，着力培育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主业突出、核心能力强的大公司和企业集团，发挥这些企业在资本营运、技术创新、市场开拓等方面的优势，使它们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和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力量。

2．鼓励国有大中型企业尤其是优势企业通过规范上市、中外合资、相互持股等形式，改为股份制企业，发展混合经济，吸引和组织更多的社会资本，增强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影响力和带动力。

二、国有资本的管理、监督、运营体制亟待深化

建立有效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项基础性的制度建设。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指导原则，把这项改革推进到了可实施阶段。

对策：

一是建立明晰的国家所有权委托代理关系，落实国有资本的管理、监督和经营责任，形成对每一部分经营性国有资产可追溯产权责任的体制和机制。

二是政府从管理庞大的国有企业群，转变为直接控股重要企业和运营国有资本。

三是设立国有资产管理机构与公共管理职能部门分开，受政府委托集中统一行使国家所有权。

四是实行所有权与企业经营权分离，国资管理机构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拥有股权，以股东方式行使权利；企业拥有法人财产权，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出资人不越权干预。

建立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难点所在。首先，面对如此宽泛、庞大的国有企业群，即便中央和省、市三级政府分别管理，也非常困难。党的十六大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与“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统筹考虑是十分重要的，但完成这一轮调整要有一个过程。其次，缺乏良好的公司治理基础。在所有者长期缺位的情况下，在企业内外实际上存在着一股人为扭曲公司治理的力量。这一情况如果不能改变，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难以成功。第三，新设立的出资人机构如何正确行使所有权，作到出资人既到位又不越位，这是很难掌握的关键技术细节。第四，缺乏懂得和熟悉资本监管的人才。

三、社会保障体制改革亟待深化

在国有企业走向市场遇到的另一个最棘手的问题就是承担了大量的社会保障职能，职工“以企业为家”，造成了一种大锅饭体制。

现在的情况是，一方面是外国公司和民营企业充分利用中国人力资源优势迅速提高自身竞争力；另一方面是国有企业不仅不能分享中国人力资源优势，反而被人员问题拖累而陷入困境。这一状况如果不能尽快改变，即便目前状况尚好的企业其前景也令人勘忧。

国企３年改革脱困中，在建立国有职工流动机制、改变企业办社会状况等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但那是由政府主持、以个案方式处理，是不能持久的。要使这些新机制的萌芽成为不需要政府干预、可以通过市场自动运行的机制，最重要的是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制。为此，必须以政府为主导，由政府、企业、社会中介做持续的共同努力。

四、公司治理机制改革亟待深化

有效的公司治理可以保障投资者的最终的控制权，是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前提，是未来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微观制度基础。因此，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指出，有效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是公司制的核心。

扭曲公司治理首先受害的是小股东，最大的受害者是大股东，因此改善公司治理的目标是保护股东的权利。要使维护股东权益，包括小股东必须受到公正待遇成为社会普遍共识和主导倾向，为社会资金、基金甚至国际资本顺利地、源源不断地流向生产发展开辟通道。这是中国企业壮大成熟、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最重要的基础之一。

改善公司治理的难点是靠企业自身努力并不能完全奏效。必须进一步完善法规，并有政府、监管部门、国有资产监管机构、机构和个人投资者、经理人市场、中介机构和新闻媒体的共同努力。

五、企业破产机制改革亟待深化

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和社会关注的重点是通过“放权”激发企业活力；通过政策优惠增强企业扩张能力，较少关注企业结构优化和建立市场退出机制的问题。

由于企业市场退出的困难，使国有企业“死债”、“活人”的矛盾不断积累，已经成为影响国有经济效率和社会稳定重要问题。

企业创业环境重要，企业退出市场的环境同样重要。破产机制是及时化解矛盾的机制。市场经济体制要健康运行，必须建立良好的破产制度。良好的破产制度与现代会计制度、现代审计制度和良好的公司治理一起都是企业健康发展必须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

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风险不容回避。政府机构不再干预后，如果国家所有权继续不到位，这就为企业内部人控制留出了空间，国有资产和效益的流失再所难免。

在实行“管资产与管人、管事相结合”的情况下，如果出资人机构不转为“管资本”，而继续沿袭隶属关系式的行政干预，成为“婆婆加老板”，那么就会把企业管死，退回到改革原点。

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如何履行出资人职责。如果出资人机构的权力掌握不当或缺乏监督，比如出现争先“一卖了之”，或对经营者半买半送等情况，很快就会把可能用于解决或部分解决对职工历史欠帐和银行不良债务的资源耗尽，那就会造成严重的社会后果。

述评：２０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创造了有利的经济发展环境。问题是，在加入ＷＴＯ后，这些有利条件并不是中国企业独占的，它是可以被各国企业所利用的。很多跨国公司争

先恐后投资中国，就是为了抢先利用中国优势壮大自己的优势，击败竞争对手。但是中国的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能在多大程度上利用我们的有利条件提高竞争力，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如果中国企业不能在结构调整和深化改革两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那么外国企业利用中国的优势不仅可以击败他的国际竞争对手，而且也会打倒中国的企业。由于国企改革是一项牵动全局又十分复杂的改革，因此先中央、后地方，先立法、后行动是完全必要的。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上述五大改革重点得到很好的解决，国有企业在未来的改革发展中一定会保持较强的竞争力。

作用

国有资本的特殊作用是保障国家安全和支撑国民经济的增长。

第五篇：国企改革存在哪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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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改革存在哪些问题?

国企改革绝不是把国企变成哪个集团哪个人的，而是改变一种管理方式和经营方式，其公有性质绝对不能改变，而且更应加强。现在国企改革存在哪些问题，为什么一改其公有性越弱？

国企改革核心仍然是产权改革、建立治理结构、加快股改步伐、保护股东利益、减轻政策性负担。工业革命以来近代经济的发展，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我们所称的“市场经济”的发育和发展过程。当今西方的发达国家，在早期工业革命的推动下，由中世纪的封建经济制度逐步过渡到近现代的市场经济制度。在这个过程中，尽管不同的国家由于历史背景不同呈现出过渡的差异，例如，由于国家介入程度的差别而有所谓的“美国式道路”和“德国式道路”的区分，但在总体上，自由企业制度和主张自由竞争、抵制国家过多干预的意识形态占主流地位，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具有“自然发育”的特点。十月革命以后特别是二战以后相继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一批国家，在其初期则采取了计划经济体制。其中的一些国家，如前苏联和东欧国家，此前资本主义经济曾经获得过一定程度的发展，另一些国家如中国，整个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只是在局部地区有所发展，更大范围内则处在萌芽状态。在实行计划经济的初期和中期，这些国家曾有过工业和经济的高度增长，但体制内部不可克服的矛盾，最终促使这些国家以不同的方式开始了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在“自然发育”的国家，市场的扩展显示了从商品市场到资本市场的轨迹。为生产服务的金融制度虽然也在发展，但证券市场的兴起和大规模发展则直接受到大量融资和企业间购并需求的刺激。而我们属于“转型”国家，已经基本建立了现代工业基础，建立在有些领域已达到很高的、可与西方发达国家相竞争的水平，工厂制度不仅确立，而且具有较为系统的管理制度。与“自然发育”不同的是，这些工厂不是在市场扩张的刺激下成长起来的，而主要依赖于政府的计划安排。所以，它们是“工厂”而不是“企业”。--------------------------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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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一个起点上，如何实现这些工厂的市场化“转型”，“转型”中依据何种顺序和逻辑，就成为我们面对的问题。不论理论和政策上采取了何种“说法”，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从开始实际上就是“市场导向”的。改革之初，企业对生产什么、生产多少、按什么价格出售无法自主决定，国家计划“管得过多，统得过死”，被当成是企业体制上的一大弊端而需要改变，因而要求企业“面对市场组织生产”。企业首先进入的是商品市场，在商品市场中则首先进入的是消费品市场。决非偶然的是，价格改革构成了80年代经济改革的重点，首先得以放开的是大多数消费品价格，尔后通过“双轨制”的调放结合，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又放开了大多数投资品价格。中国国有企业首先经受了商品市场的竞争洗礼，产生了一系列重要成果。

1、明确并初步学会按照市场需求组织生产。

2、刺激了供给增加和买方市场的形成。

3、产品和企业的分化加快，一批有竞争力的优势企业脱颖而出。

4、在剧烈的市场竞争中涌现出一批企业家。总之，商品市场的一个时期的发展，使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所有企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发生了某些实质性变化，那种完全指靠国家吃饭过日子的企业已少见了（尽管不能说完全没有）。对国有企业改革来说，商品市场所带来的变化给资本市场的发展创造了不可缺少的前提。这里我们关注的是前面述及的市场发展的顺序问题。理论上可以假设资本市场先于商品市场发展，或者二者同步推进，但资本市场上的经营者很快将会发现企业不会按照市场需求生产和销售产品，不知道那些企业能在市场竞争中生存和获利，并成为优势企业，不知道企业重组中谁去兼并谁，也不知道哪些企业领导人是真正的而非冒牌的企业家。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市场能有什么样的发展是不言而喻的。在商品市场取得重要进展、解决了一些问题的同时，它所不能解决的问题则越来越显而易见。这些问题有些是根源于传统体制的老问题，在新的形势下趋于明朗和尖锐，有些是随着商品市场发展而引出的新问题。概括地说，它们集中表现为几个重要矛盾。第--------------------------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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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矛盾是国有企业“所有者虚臵”与市场竞争对所有者作用要求提高之间的矛盾。所谓“所有者虚臵”不是说没有法律上和形式上的所有者，而是指这样的“所有者”不能切实负起应有的责任。这是传统体制遗留下来的老问题，但在市场竞争趋于激烈的新环境下，对所有者的要求提高了，所有者的“质量”不同，企业竞争的后果便会有大的差别。这一点经常被用来解释国有企业经营不善、持续亏损等现象。分析近年来国有企业大面积亏损原因，人们甚至有理由对国有企业的领导人是否存在明确的盈利动机表示很深的怀疑。这是一方面的情况。在另一方面，国有企业以及其他公有企业的治理结构、经营者的行为呈现出复杂状态。在企业扩权的背景下，相当多的企业，特别是从差到好的老企业，改革以来“从无到有”的“新国企”，高层经营者实际上掌握了大部分剩余控制权和部分剩余索取权。这些人已不同于改革前的企业经理人员，也不同于西方国家老一代企业家打下江山后雇佣的支薪经理，他们不同程度上具有创业者的性质，对他们掌握的剩余控制权和索取权，人们似乎多少持一种默认态度，认为“人家搞起来的企业，应该有一份合法权益”。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经营者已是某种程度上的“风险承担者”。但现有的正式经济关系和法律关系并不全部承认并保护他们这种事实上的权利。与此同时，市场化过程使企业经营者损害法律上的所有者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如职工）的利益，有了比计划经济时期大得多的空间，从在职消费到转移资产都可能发生。于是，合理的不承认，非法的管不住，经营者行为陷入了矛盾、扭曲的状态，确实有人完全是“吃”、“挖”公有制，也有人是“正路”不通而走“邪路”的。公有制的所有权可能落不到实处，经营者作为一种特殊的人力资本的所有权从来都是实实在在的，如果既有制度不承认、不保护它，它就会以与既有制度相冲突的方式表现出来。近年来一些知名企业家“出事”，以及普遍存在的“穷庙富和尚”现象，仅仅用个人品质显然是无法解释的。对具有中国特色的“内部人控制现象”，--------------------------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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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有更切合实际的说明。无论如何，我们面临着一个能否创造出有利于企业家稳定、长期发展的制度环境的问题。第二个矛盾是国有资本事实上的部门、地区所有与生产社会化程度提高之间的矛盾。国有资本名义上或法律上归国家所有，大多数实际上是部门、地区所有，已是不争的事实。在非市场化的环境中，国有资本要有运营的实际可能性，“条块分割”是无法避免的选择。对“条块分割”的弊端，已有诸多分析，如人为割断生产经营内在联系、重复建设和地区封锁等。在企业规模扩大、分化加剧的新形势下，“条块所有”至少又带来了两方面的突出问题。一是“条条”和“块块”越来越难以对迅速扩张的优势企业提供足够的资金支持，特别是直接融资的支持，同时对在竞争中失败的劣势企业越来越难以在自己的行政势力范围内予以消化。二是“条条”和“块块”在自己的行政范围内越来越难以提供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称职的企业家人才。撇开其他问题不论，这意味着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张，原有的所有者在货币资本和人力资本上都出现了“短缺”。如果说西方国家曾存在私人、家族及合伙人资本占有与生产社会化之间的矛盾的话，我们的经济中目前也出现了明显的“条块所有”与生产和资本经营日益社会化之间的矛盾。这两种情况虽然在具体国情和所有制性质上有很大差别，但所有制形式的封闭性和狭隘性上却有类似之处。在西方国家，矛盾一定程度上通过企业股权结构的“公开化”、“社会化”，即通过对外扩股包括企业上市加以缓解的。我们所面临的“条块所有”所带来的矛盾，也需要而且只能通过股权结构的开放和流动得到解决。股权结构的这种变化有着更深一层的意义，即为政企分开问题的解决提供必要条件。对此依然可以从比较的角度得到理解。西方国家的所有者职能与部分经营者职能的分离，虽然不排除股权依然封闭状态下雇佣职业经理的情况，但多数是在股权“公开化”以后出现的。“公开化”一方面使企业的股权不再等同于（一般应大于）原有所有者的股权，另一方面由于有了多个所有者，使所有者（投资者）--------------------------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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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相互竞争和流动，形成了资本市场，以及在资本市场上产生的便于所有者了解企业经营状况的基本信息。这些变化都使所有者和经营者职能的分离成为可能。对我们所面对的政企分开问题而言，在坚持国有制的前提下，政府作为事实上的所有者具有逻辑上的必然性，在政府之外寻找其他国有所有者是徒劳的。但是，如果一个企业只有一个作为所有者的政府部门，而且这种隶属关系有着很长的“历史性”，要实现所有者与经营者职能分离意义上的政企分开将是很难的。积极的变化只有当引入了新的所有者，而且新老所有者具备了流动性，并且能够以某种方式提供关于企业经营状况信息时才能开始。第三个矛盾是国有经济战线拉得过长与随着市场竞争的扩展而出现的“市场失效”问题之间的矛盾。准确地说，在改革前和改革初期，这个矛盾不可能突出，甚至不足以成为问题，因为当国有经济一统天下时，不存在其“战线过长”的问题，当市场经济未得到大的发展时，也不可能存在“市场失效”的问题。这个矛盾一旦突出起来，一个隐含的前提就是市场经济已经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发展。近来强调国有经济缩短战线、调整结构，就是以市场经济在我国的资源配臵中开始发生基础性作用，特别是竞争性行业的市场竞争加剧为背景的。在这一背景下，国有经济在竞争性领域并无确定的优势可言，虽然也可以找出具有竞争力、表现优秀的国有企业，但大多数企业却陷入困境。在另一方面，仅靠市场力量管不了、管不好和不愿管的事情大量增加，矛盾逐渐突出，如何把有限的国有经济资源按照优先顺序转移到最需要从而也是最能发挥作用的领域去，就成为紧迫的问题。国有经济的这种战略性调整所涉及的是国有经济在新体制中的“定位”问题。近年来在国有经济问题上存在着强调“产权改革”、强调经营者作用和强调建立竞争性环境等不同的观察角度，彼此有一些争论。在“产权改革”论那里，或明或暗地遵循了“公家的东西不可能象私人的东西那样受到关心和爱护”这样一条简单、朴实的逻辑，其结论的倾向性也是较为清楚的。强调--------------------------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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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者作用的论者则考虑到近现代企业中职业经理阶层出现且重要性上升的趋向，近来又受到人力资本理论和中国实践经验的支持。重视竞争性环境的观点则认为最重要的是创造平等的竞争环境，以获得评价企业业绩的充分信息。对同一问题从诸多角度开展讨论，对问题本身的理解无疑是有益的，同时也表明了问题的复杂性。对强调产权改革者来说，需要对这样一个事实提出解释，即在最崇尚私人资本、最“自由放任”的国家，如美国，也都存在着一块“国家资本”或“社会资本”。对强调经营者作用的论者来说，需要对国有企业经营者代理成本普遍高于非国有企业的现象作出解释，而且将会发现重组后的国有经济经营者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企业经营者。对强调竞争性环境者来说，也将会发现重组后的国有资本大部分并不处于竞争性领域。如果继续用一般的产权和企业理论来分析国有经济问题，将难以摆脱逻辑上的困境，因为其隐含的前提是把国有企业仍然当成一般意义上的企业。显然，对立足于解决“市场失效”问题、大部分将处于非竞争性领域的国有资本来说，或者说实行战略性重组的国有经济来说，需要一组更切合实际的理论，其中包括国家理论、外部性理论、政府管制理论等，以对问题本身提出更好的说明。上面述及的三个矛盾相互交织，不完全处于一个层次，但仍然可以由统一的逻辑加以解释。不难理解，第三个矛盾是基本的，它需要通过国有经济的职能转换和战略重心的大幅度调整才能解决，其结果很可能是多数或大多数国有资本将会转入非竞争性领域。在理论上则要求摆脱把国有资本参与的企业看成一般企业的局限。对由于种种原因，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仍然处在竞争性领域的国有资本来说（尽管随着时间推移这部分国有资本将呈现递减趋势），第一个和第二个矛盾是无法回避而且必须解决的，其基本途径是在引入资本市场的基础上逐步实现企业产权结构和内部治理结构的“现代化”，其核心是在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形成有利于企业长期稳定发展的机制。其次，上述三个矛盾的出现和解决具有显著的阶段--------------------------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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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特征，或者说只有当转轨“转”的一定程度后才会发生。如果没有商品市场的发展，这些矛盾或者缺少发生的依据，或者虽然存在但不会尖锐。也就是说，商品市场在解决了一些问题以后又提出了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是商品市场本身无法解决的，必须依赖于资本市场的培育和发展。这样我们对前面提出的问题就有了答案：国有企业的市场化取向改革同样遵循了由商品市场到资本市场的顺序，这一点完全是由市场化进程的内在逻辑决定的。从国有经济战略性改组的角度看，国企改革期待资本市场解决的主要有以下几个问题。第一，支持国有经济收缩战线，重点是从竞争性领域的退出。当国有经济战略性重组的目标确定以后，也就是国有资本在某些领域“要不要退出”的问题确定以后，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退出”。我们不排除某些国有资本直接以实物形态上改变用途的方式“退出”，但在大多数情况下，由于资产专用性存在，首先要解决国有资本变现即由实物形态转化为价值形态的问题，否则仍然无法实现“退出”。例如，国有资本要从一个纺织厂退出，该厂的机器设备、厂房、存货等显然不适合国有资本新用途的需要，所以首先要适当的交易者，通过拍卖、股权转让等方式将国有资本变现，而且在变现的过程中应给出合理的价格，不能发生低估国有资本的问题，这就需要有一个资本市场，通过这个市场解决国有资本退出过程中的“寻找交易者”、“定价”、“变现”、“转让”等问题。第二，推动企业组织结构的合理化，核心是大企业的成长和新分工协作体系的形成。近年来出现的产品和企业两极分化，将导致两个重要结果。一个结果是大企业的成长，特别是一批按照国际水准衡量的大企业的逐步形成。商品市场的竞争胜利，给企业“长大”在生产、技术、销售、管理、品牌诸方面打下了一个初步基础，但没有资本市场的支持，企业扩展的速度将相对缓慢，有的企业可能就停滞于既有水准。国际上知名的大企业大都有良好的金融支持系统，比如几乎都是上市公司。这一点也可解释在发达国家上市公司通常只占公司总数的--------------------------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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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小比例（如千分之一、二），但大公司却很少不是上市公司的。另一个结果是占到企业总量多数的、在竞争中失败或至少未占到优势的企业，将与大企业之间有一个分工协作关系重新组合的过程。新的分工协作关系包括横向关联（如成为大企业生产体系中的最终产品生产者）、纵向关联（如原材料、另部件供应商，产品推销商）以及混合关联（如跨行业纳入大企业多元化的经营结构）等。现在有一种值得注意的倾向，就是对中小企业持一种蔑视态度，认为这些企业，没有规模优势，因而没有竞争力和发展前途。其实，在合理的经济体系中，大中小企业有适宜的比例关系，大多数企业仍然是中小企业。至于“规模经济”问题，按照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勒得到大量实证经验支持的观点，所有在竞争环境中能够生存下来的企业，都有其规模上的合理性。我们过去的问题主要并不在于存在大量的中小企业，而在于中小企业与大企业之间缺少有效率的联系，如一个行业中大中小企业都生产最终产品。在这种状况下，出路只能是通过收购、兼并、破产、托管等方式重建大中小企业间的分工协作关系。在这个过程中，资本市场不仅是不可缺少的，而且是最具优势的。第三，有助于企业产权制度和内部治理结构中一系列基本问题的解决。现代企业制度作为企业改革的目标已经明确，在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中，人们往往注重组织结构的变化，追求组织形态上与国际经验的相似性，如形成股东大会、董事会、高级经理组成的企业治理结构，建立国有股本的持股机构等，而容易忽略作为其基础的资本市场的作用。然而，离开了资本市场，产权边界的确定、股东作用的发挥、对经理阶层的监督、经营业绩的评价等都根本性的解决办法。以人们谈论很多的产权问题为例，如果缺少资本市场上的“交易”，资产的价格将无从确定，产权的价值边界也不可能清晰。其次，在存在市场交易的条件下，资产将向对其评价高的主体流动，进而产生资源配臵效率改进的结果。如果不出现由于流动而产生的效率改进，所谓的“产权明晰”也不会有多大意义了。尽管--------------------------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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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无法断言有了发育良好的资本市场，长期困扰我们的产权和企业组织结构方面的诸多难题一定能够解决（可能需要其他条件的配合），但若没有资本市场的作用，这些难题肯定是无法解决的。如果说十几年来产品市场的发展使国企经济改革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并且推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目标的确立，伴随着资本市场的培育和发展而对前面分析过的诸多矛盾的解决，将使我国国企体制转轨发生一个质的进步，从一定角度看，它将意味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的基本确立。

海鑫集团

李兆会面临四大挑战：一是家族权威的重新树立；二是企业商业模式的再造；三是企业管理文化的重新塑造；四是人才和管理队伍的培养。作为既是突然接班，又是中国“独生一代”接班的第一人，前面没有先例可鉴，后面没有“预备期”过渡。李兆会当时的感觉是：“当命运让我面对海鑫的资产，我深刻地领略到了父亲‘超越财富’的精髓。我感到，财富选择在我一个人身上，责任感是如此地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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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兆会知道权力并不等于领导力，权力是可以被架空和削弱的，而”领导力“是一个人的影响力。要培养自己的影响力，就必须能够真正地让自己指挥企业。对李兆会来说，成长比成功更重要，成功可以由别人帮忙使他成功，而成长必须是自己亲自操刀，亲自去体验那种人生的博弈。

李兆会进入资本市场，是否能为海鑫赢来大把大把的银子，在这一点上，东镇人是不看好的。理由是李兆会太嫩，他根本没有“赌场”经验，是猴子一夜之间不可能变成老虎。即使这一次赌赢了，也是瞎猫子碰到死老鼠；

一位海鑫人直言告诉记者，李兆会虽然是海鑫集团的“董事长兼总经理”，说穿了，那只是印名片用的，企业的大小事情都是他手下的一帮“军师”在处理。这些“军师”，有集团招聘的，也有县政府直接派来的。公司大的决策都是这些“军师”研究好了向李兆会汇报，然后，李兆会根据感觉点点头或摇摇头。如果一个企业发展只是靠董事长的“点头”和“摇头”行事，这个企业是不会走得很好的。然而，李兆会的企业在他的指挥下发展三年却战果辉煌。其实，企业的成长过程也就是企业家人格修炼的过程。

从官方角度看李兆会，他确实是一个成长很快的董事长，而且是一个有能力有个性的董事长，还是一个能集中集体智慧而进行决策的董事长。从这一点出发，李兆会进入资本市场并非“炫富”，也不是赌博，而是理智的选择，也是代表海鑫利益所作出的决策。

国家有关部门根据目前钢材市场需求预测，到2005年全国钢材需求量约为2.75亿吨，到2010年约为3.3亿吨；而中国钢铁工业协会根据目前钢铁产业的投资形势统计与预测，2004年全国钢产量已达2.47亿吨，到2005年已增长到3.33亿吨。也就是说，2005的钢铁生产能力，就能满足2010年的钢材市场需求，钢铁工业投资已超前5年。因此，从2005年开始，钢市便会进入供过于求的状态。一旦钢材供过于求，钢材价格就会直线下滑，在价格风险后接踵而至的便是资金风险。目前，大部分钢铁企业扩能都依赖于信贷资本，据有关部门调查，大中型国有钢铁企业50—60%的建设资金都是来自于银行，民营钢铁企业这一比例更高。一旦银根紧缩，加上企业效益下降或亏损，不少企业资金链条将会被拉断，不少钢铁企业不得不停产或半停产，甚至破产。此外，资源稀缺的风险也不能掉以轻心。按2005年我国达到的钢推算，全国钢铁企业将年需要铁矿石4至4.5亿吨。而目前我国自产铁矿石仅2亿吨左右，年需进口铁矿2至2.5亿吨。而世界范围内的铁矿自由贸易量只有2.4亿吨左右。无疑，全球范围内铁矿资源偏紧是必然的。海鑫的收入下滑是受全国大气候影响所产生的，2005年年初国家宏观调控抛出一个新政策，将钢材出口退税由原来的17%降低到11%，使得出口钢材价格增高，造成2000万吨出口钢材被返回国内市场，一下子使国内市场的钢材供大于求，价格急剧下滑。2006年第一季度，全国钢铁企业大面积的亏损，这一亏，可能得两年才能恢复元气，在这两年里企业能顶过去就能活下来，如果顶不过去可能就会关门。国有钢铁企业有国家注入资本，民营钢铁企业要躲过这一劫却非常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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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以前李兆会是靠“父亲的底子+钢材市场价格上涨的机遇”使海鑫效益得到成倍增长的话，那么，从2006年开始，李兆会将面临的是一场从未有过的生死考验。这场考验可能是他父亲在世时都没有遇到过的。然而，出乎记者意料之外的是，李兆会面对这场严峻考验，不但没有减产，而且还在扩大生产规模，从2005年下半年钢价下滑开始，李兆会将父亲留下的旧高炉和炼钢炉都拆了，准备重建新炉，记者在东镇看到新建的高炉已经完工，估计马上就要投产。令人不解的是，在公司收入下降、扩大规模使投入增加的海鑫，在2006年，职工的福利、薪水和李兆会对职工的亲和力不但没有下降，而且还加大了这方面的投入。

还有人猜测，李兆会两度出手国内A股市场可能是海鑫钢铁发出的一个要向多元化方向发展的信号。海鑫钢铁目前的产量是两百多万吨，在行业内属于中等规模的企业，作为一个民营企业，海鑫很难在本行业中再进一步扩大，因此希望选择多元化发展。由于家电、汽车等高端产业投资需要上百亿资金，海鑫把眼光投向了农业和金融行业。农业是基础产业，而且受到宏观调控政策的扶持，可以长期看好；而之所以选择进入金融行业，是因为可以把产业与资金结合在一起，对于将来融资也有很好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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