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证券行业近二十年的发展历史

第一篇：我国证券行业近二十年的发展历史

我国证券行业近二十年的发展历史，可以大致分为五个阶段：

一是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证券业的起步和摸索阶段。市场的法律、规则相对模糊，存在大量的“飞地”，单个的证券公司甚至整个市场的抗风险能力都相当薄弱，处于不断试错和纠正的时期，证券T+0交易、无涨跌停限制、权证、国债期货都做过尝试，用小平同志的话说，不行就关了。这个阶段，出现了国债3·27事件，行业经历了最初一轮洗牌，由于市场规模不大，参与主体有限，很快恢复了生机。但是，最初的摸索和试错过程为今后的发展埋下了很多系统性的风险隐患。证券公司治理层面，最初实行混业经营，大多是银行办证券，证券公司内部治理普遍存在严重缺陷，所有权主体缺位，内部人控制现象严重，缺乏有效的内部约束和外部监督机制；在投资者的保护层面，缺乏最起码的资产隔离机制和客户资产保护意识，自营账户与客户账户混淆不清，客户虚假账户比比皆是，硬件、软件都缺。

二是1990年代中后期，第一次清理整顿阶段。伴随着证券法的出台，中国证监会被赋予法定的行业集中监管职能，在集中监管、分业经营的总体思路下，行业内大范围实施了由政府主导的并购重组和清理整顿。这一阶段的典型事件包括：证券公司从人民银行分离，信托公司强制清理，信托业整体退出。在初步清理整顿后，证券公司的资产规模普遍得到了壮大，随着1999年中期之后市场行情走强，证券公司第一次全行业大规模的扩张运动开始。但是，在初始阶段埋下的隐患并没有得到根治，行业的系统性风险被表面的繁荣所掩盖，非法的债券回购交易、账外自营、非法融资和对外担保等时有发生。

三是2001年中期到2004年，行业系统性风险充分释放、集中爆发阶段。2001年6月，市场开始步入熊市，行业对外开放逐步展开，全行业系统性风险充分暴露、大规模集中释放和爆发。这一阶段的典型事件包括：2002年开始实施浮动佣金制；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推出开放式基金；对外开放正式起步，QFII、中外合资证券公司、基金公司开始设立。这一过程对于国内券商来说，很有点强制并轨的味道，全行业普遍不适应，出现了全行业大面积的亏损。随着市场持续低迷，历史遗留问题开始集中爆发，行业发展初期埋下的隐患开始发作，违规委托理财、账外自营、挪用客户资产、非法融资和对外担保、操纵市场等等，成为行业内近四分之一券商最终清盘的直接原因，而追究其根本原因则不外乎三个方面的历史遗留问题：券商的内部约束不到位；对投资者保护措施不到位；信息不透明、不对称，外部监管难以到位。

四是从2004年8月开始到2007年8月底结束的全行业综合治理阶段。2004年初，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国九条），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对我国资本市场的改革与发展作出了全面的部署，并对加强证券公司监管，推动证券公司规范经营提出了明确要求。在国务院国九条的指引下，全行业从当年8月进入综合治理阶段，开始实施分类监管。中国证监会按照防治结合、以防为主，标本兼治、重在治本的原则，对证券公司实施综合治理。一方面，在摸清全行业风险底数的基础上，优胜劣汰，处置和关闭了30多家高风险券商，鼓励和扶持行业内规范稳健的优质券商做强做大、积极创新；另一方面，在保持行业整体稳定的基础上，大刀阔斧地开创和实施了全行业基础性制度的大变革，在初步试点之后全面推行了客户资金的第三方存管和客户

账户的全面清理规范，在证券公司治理层面，实施高管人员的资格管理和问责机制，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制度得到全面推行。2005年10月，经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的《证券法》，对证券公司监管的基本制度做了规定，对综合治理阶段的改革成果和经验积累进行了充分肯定。

为期三年的综合治理成为改变中国未来证券行业发展的划时代历史事件，他使得我国证券行业多年积累的大规模系统性风险隐患得到彻底根治，行业的基础性制度建设明显加强，证券公司的整体状况显著好转，投资者结构明显改善。时至今日，中国证券业翻开了新的一页，进入第五阶段，即常规监管时期，一个全行业有史以来最健康、最富朝气、蓬勃发展的新纪元。2007年7月，中国证监会下发了《证券公司分类监管工作指引(试行)》和相关通知，标志着以证券公司风险管理能力为主要指标的全新的分类监管思路进入落实阶段。

在此历史背景下，为了总结十多年来证券业发展的经验教训，巩固全行业综合治理取得的成果，为常规监管阶段证券公司的创新发展指明方向，国务院首次以行政法规的形式颁布和实施了《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及《证券公司风险处置条例》，从事前、事中风险防范、控制，到事后的风险处置，对证券公司的运行、监管和退出机制作了完整的制度安排。一方面，总结和巩固了综合治理阶段全行业的宝贵经验和丰硕成果，另一方面，为全行业的今后发展理清了思路、拓展了空间。

立足本土引入国际化监管理念和发展思路

从具体内容来看，两个条例充分考虑了我国证券业发展的实际，总结行业发展的历史经验教训，开创性地引入了国际先进的监管理念和发展思路。

监管原则的国际化和退出机制的本土化。两个条例总体贯彻了这样几个基本原则：一是证券公司监管的主要任务是对市场准入机制和准入门槛的设定；二是监管的目的以保护投资者或客户利益为主要内容；三是强化证券公司内部控制与信息披露机制，强化证券公司的合规管理和高管人员的合规责任；四是规范证券公司的退出机制和退出程序。

2002年，国际证监会组织（IOSCO）修订了其监管目标和原则，其对于中介机构的监管原则有四项，即：监管应为市场中介提供最低准入标准；监管应对市场中介所承担风险提出相应的最初资本、后续资本及其他审慎要求；市场中介应遵循内部组织准则和运营操守，以保护客户的利益，确保合理控制风险以及管理层承担与此相应的重要责任；应确立处理市场中介失败的有关程序，以减少投资者损失和控制系统风险。

显然，两个条例较好也较彻底地贯彻了国际证监会组织的四个基本原则要求。

这些基本原则的引进也是证券业多年来发展规范的经验总结。比如对于客户资产的保护，2001年我们就大力宣传要保护投资者利益，但总是没有切肤之痛，2001年底，《证券公司管理办法》出台，在总则第一条立法目的的阐述中便忽略了客户资产的保护问题。经历了行业的系统性风险的集中爆发之后，我们深切体会到，保护客户资产与保护券商的自身利益，维护行业的安全发展是有着根本利益的一致性。两个条例在历史经验总结的基础上在立法目的中明确了保护客户利益的宗旨，在具体的制度设置中也始终贯彻了这一基本原则。《证券公司监管条例》专辟一章（第四章）“客户资产的保护”，结合行业综合治理以来的经验教训，对证券公司的经纪业务、资产管理业务中涉及客户资产保护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

在退出机制方面，《证券公司风险处置条例》则立足于新修订的《证券法》和《企业破产法》，结合综合治理阶段对风险券商的处理经验，强化了主管部门在风险券商处置过程中的主导作用。通过托管、接管、行政清理等破产前置程序的安排，既能确保风险处置过程中各项业务的平稳过渡，又能更好地保护客户资产、保障交易安全。在尊重优胜劣汰的市场原则的大前提下，尊重我国个人投资者占绝大多数、社会稳定优先的实际国情。

理论脉络清晰可辨，监管体制灵活创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认为，市场监管或政府调控的理论基础无外乎三个方面：一是市场失灵理论。由于市场主体的逐利本质和逐利行为，会产生负面的社会影响，如为了追求自身的利益最大化而侵害客户利益、公共利益或秩序等，有必要通过外部监管加以约束。二是交易成本理论。该理论认为，通过外部监管的实施，能够更好地促进市场规范，尤其是促进市场诚信机制的建立和完善，从而节约和减少市场主体的交易成本。三是信息不对称理论。该理论认为，监管的主要目的之一在于消除市场主体之间普遍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通过强制信息披露制度实现市场的公平和公正。

两个条例在总体监管思路上沿袭了上述三条理论路径，其脉络清晰可辨：通过加强主体的资格准入审核制度，督促证券公司建立相互制衡和约束的内部组织机制，以消弭因市场失灵引起的负外部效应；通过对证券公司基本账户、客户资产和财务信息的强制公开，以减少市场的信息不对称，防止和杜绝挪用客户资产、不正当利益输送等违规行为的发生；通过实施分类监管，对证券公司的风险管理能力和资信水平“明码标价”，从而降低了市场总体的交易成本，也节约了监管主体本身的资源和成本。

遵循上述理论脉络，两个条例在监管体制安排上与以前相比有了较大的创新和突破。一是条例结合综合治理实施以来证券公司及其高管人员管理的实际经验，更加注重对市场主体内部监管与自我约束职能的提升，强化了券商内部问责机制。二是结合监管部门近年来的监管实践，在集中统一监管的基础上，适当引入授权监管和参与监管机制，比如对于客户身份、资信及其风险偏好的审查、了解，授权证券业协会制定相应规则；对证券经纪业务、资产管理业务、融资融券业务相关合同必备条款的拟订，同样授权协会进行发布；对于融资融券业务中涉及担保证券的种类及其折算比率等具体事项，授权交易所加以规定，同时监管条例还贯彻了证券法的相关规定，授予交易所进行市场的实时监控职能。三是在证券公司风险处置过程中，引入行业主管与地方政府的协调处理机制，这是综合治理阶段成功和有益的经验总结。

传统业务有创新，创新业务留口袋。监管条例在总结现有经验、巩固已有治理成果的基础上，对传统业务进一步加以规范，同时，在既有规定的基础上有所创新，首次确认和规范了证券经纪人制度，这既是对证券公司已有做法的总结和肯定，也是对国际投行相对成熟的经纪人管理模式的拿来主义。由于我国证券经纪人这一制度存在着基本概念上的模糊性，管理层抛开了纯学术意义上的概念之争，将国内券商已有的探索经验直接固化，并加以规范。当然，由于属初步尝试和突破，监管条例严格限定了其主体资格和业务范围。

对于创新业务的监管规定，主要体现在两点。

一是在立法体例上，通过一般规则加列举式的体例安排，既兼顾了已有的创新业务，又为今后新业务的拓展留下了空间。监管条例第四章规定了业务规则与风险控制，该章首先规定了证券公司业务开展的一般规则，之后，通过对经纪业务、自营业务、资产管理、融资融券等业务进行列举，详细阐述了各业务的具体监管规则。但是，对于传统业务中的证券发行与承销、投资咨询业务，以及创新业务中的直接投资业务、期货IB业务均未做列举式的详细规定。这些未做列举的具体业务的开展，一方面可以参照一般规则加以约束，另一方面，条例也为相关业务今后的进一步拓展预留了较大的空间。

二是为已列举的融资融券业务预留了拓展空间。监管条例第五十六条规定，证券公司从事融资融券业务，自有资金或者证券不足的，可以向证券金融公司借入。证券金融公司的设立和解散由国务院决定。也就是说，对于资金或证券的来源，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券商的自有资金或证券。在全行业已实现了客户资金的第三方存管，客户账户基本清理和规范完毕的基础上，券商挪用客户资产的客观条件已经不具备了。在这种前提下，如果参照境外市场的做法，引入证券金融公司，由其集中管理客户资产，并用于融资融券业务，只要制度设计合理，就不会增加市场的系统性风险。综合治理的成果为全行业的创新发展拓展了空间，监管条例则进一步向我们展示了行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证券公司：监管应成为自我的内在需求和业务创新的动力

监管条例和风险处置条例的颁布实施不仅是对综合治理阶段的总结，也是常规监管阶段的纲领性法规。伴随着两个条例的颁布实施，我国证券公司的经营环境正在发生根本性的转变：

第一、证券市场的基础性制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证券市场的账户体系、登记结算体系、产品结构等与全行业综合治理方案实施前有着根本的差别，并将继续向多层次和多品种的方向发展。

第二、在中国金融格局的整体性变革中，金融业混业经营和对外开放的趋势将深刻影响证券行业的发展方向，境外同行的逐步渗透和进入，将打破行业原有的竞争格局，同时对证券公司现有的盈利模式和风控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与监管制度和经营环境的转变相对应，证券公司的经营理念也应当发生根本的转变。

首先，分类监管模式的出现，是资本市场基础性制度变革后对证券公司监管的客观要求，通过提高监管标准促进券商不断提升自身的风险管理能力，为境内券商与境外同行进行资本对话和业务对话创造基础条件。

其次，从证券公司的经营理念来看，监管已经不再仅仅是行业主管部门的外部要求，而是证券公司自身发展的内在需求，券商的风险管理能力将不断内化为自身的创新和发展动力。

再次，以风险控制和资信状况为基础指标的分类监管政策将进一步促进行业的整体分化。通过发布明确的分类监管指标、市场准入标准，监管条例明确鼓励资本金充足、风控能力强、合规管理健全的券商进一步创新发展，而创新业务的开展无疑将进一步加快行业的内部分化。两个条例的同时发布也明显表明了监管层优胜劣汰的价值导向。

第二篇：2013年我国证券行业发展空间大（推荐）

2013年我国证券行业发展空间大

一、从纯中介业务向资本中介业务延展

目前，我国证券公司以纯中介业务为主，该类业务单纯提供服务，不占用资本金，主要包括证券经纪、保荐承销、资产管理业务等。纯中介业务面临同质化经营、低水平竞争问题，其发展瓶颈已日益显现。在监管机构鼓励创新发展的大背景下，未来证券行业发展的重要方向是要从纯中介业务向做市服务、融资融券等资本中介业务转型，实现从“以产品为中心”向“以客户为中心”的转变，实现“服务内容”与“服务平台”的进一步融合，为服务实体经济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二、债券业务发展空间巨大

中国产业信息网发布的《市场分析及发展策略研究报告》显示：长期以来，我国融资结构中，银行贷款形式的间接融资比例居高不下，而在以股票、债券为主要形式的直接融资中，债券融资比例又处于较低水平。“十二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积极发展债券市场”；中国证监会2012年提出，应显著提高公司类债券在直接融资中的比例，研究探索和试点推出高收益债、市政债、机构债等债券新品种。一系列涉及债券市场的创新业务已经迅速启动，例如推出中小企业私募债券、将资产证券化由证券公司试点业务转为常规业务、重启国债期货交易等，债券业务将迎来快速发展。2013年，中国证监会大力推动债券市场创新发展，促进债券市

场互联互通。积极扩大中小企业私募债试点范围，开展国债预发行试点，在交易所试点发行政策性金融债，协调银行理财产品投资交易所债券市场。2014年，中国证监会将按照“发展并规范债券市场”的总体要求，持续推进多层次债券市场建设：一是推动完善债券规章制度；二是积极推动债券市场创新；三是完善债券市场风险防控体系建设。

三、行业发展日趋国际化

自2001年加入WTO以来，我们证券行业的开放进程不断推进，国际投行通过设立合资公司的方式不断进入中国资本市场。与此同时，国内实力较强的证券公司也在积极践行“走出去”的经营策略，进入国际市场，逐步参与国际竞争。2012年10月，中国证监会修改了《外资参股证券公司设立规则》，将境外股东在证券公司中的参股比例上限上调至49%。2014年，全国证券期货监管工作会议提出，按照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推动相关法律法规修改，并在此基础上逐步放宽证券期货业外资准入限制，取消外资金融机构持股比例限制，允许外资证券期货经营机构设立独资子公司或分公司，取消合资公司业务牌照限制。我国证券市场的国际化水平将进一步提高，证券业对外开放也将取得进一步成效。咨询热线：400-600-8596 010-60343812

第三篇：我国证券投资基金发展历史

我国证券投资基金发展历史

证券投资基金是一种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集合证券投资方式，即通过发行基金单位，集中投资者的资金，由基金托管人托管，有资金管理人管理和运用资金，从事股票、证券等金融工具投资的投资基金。

证券投资基金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为世界范围的一种重要的投资渠道和理财工具。它是随着股票和债券市场的不断发展而产生的。目前美国的证券基金总额已超过美国的银行存款，达到10000多亿美元。亚洲的日本和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如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等也都相继大力发展证券投资基金，推动了各自经济的迅速发展。

我国的投资基金是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中出现的，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具有规模较小、经验缺乏和先天不足的特点。为了发展我国的投资基金市场，规范投资基金的管理和运作，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我们必须对投资基金市场有一个全面地了解和认识，借鉴国外投资基金发展的成功经验，按国际惯例建设我国的投资基金发展模式，使其沿着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和壮大。

到目前为止，我国基金业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早在1987年，中国银行和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等熟悉海外业务的金融机构就开始在境外（香港等地）涉足基金业务。从1992年开始，国内的基金纷纷在沈阳、大连、海南、武汉、北京和深圳等地出现。同年10月8日，国内首家被正式批准成立的基金管理公司——深圳投资基金管理公司成立。到1993年，各地大大小小的基金约有70家左右。这一时期是我国基金发展的初期阶段。1993年8月，淄博基金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开上市，依次为标志，我国基金进入了公开上市交易的阶段。1998年3月23，开元、金泰两只证券投资基金公开发行上市，这次封闭式证券投资基金的发展已进入了一个新的历程。到2001，我国已由基金管理公司14家，封闭式证券投资基金34只。2001年9月，经管理层批准，由华安基金管理公司成立了我国第一支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华安创新，我国基金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2002年，开放式基金在我国出现了超常规式的发展，规模迅速扩大，截至2002年底，开放式基金已猛增到17只。2003年10月28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证券投资基金法》的颁布与实施，是中国基金业和资本市场发展历史上的又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标志着我国基金业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必将对中国基金业以及资本市场和金融业健康发展产生重要的作用和深远的影响。

我国基金发展面临着许多严峻的困难和挑战。例如。我国基金业的发展较为缓慢，投资者对基金的认识不够；基金运作的人才、技术、经验都欠缺；我国传统意识中存在着不愿将自己的钱委托给别人贷款的思想等等。这些都是对基金发展的不利因素。因此，我国对基金实行了各种优惠政策来扶持基金业的发展。

我国对基金的扶持，主要体现在税收和费用上。从国内基金税收情况看，我国现行税收政策只对基金管理公司征收所得税和营业税，不对基金和基金投资人征税，不存在着重复征税的问题。在印花税上，投资者买卖基金都是免征印花税的。从未来发展情况看，基金的税收政策发展方向是，使基金投资者通过基金管理公司买卖证券的实际税负不高于投资者直接投资于证券的税负。

参考资料：金融市场学 中国金融出版社

第四篇：我国通信行业的发展历史

关于我国通信行业发展历史的调研

报告人：唐思静学号：201054080306

我国的通信业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从最初的一穷二白进入到现在业务种类丰富多彩、服务质量节节高升的时代。回顾了我国通信产业几十年的发展历程，并根据其发展状况，可将其划分为五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从电报到无线电话，从人工控制到程控交换，从架空明线到光纤传输，从固定通信到移动互联网，从“大哥大”到智能手机，通信技术和产品服务在中国一代又一代“繁衍”，中国通信产业这几十年来“跨越式”发展取得了非凡的成就。

一、1949年以前—通信产业萌芽阶段

解放前我国通信的发展还停留在电报和无线电机的层面，通过引进国外的电报设备到自行开办磁石式电话局，再到成立沈阳国际无线电台。在不断的摸索中，我国的通信一步步发展起来，为后来的腾飞式进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871年，丹麦大北电报公司出面，在南京路12号设立报房，这是帝国主义入侵中国的第一条电报水线和在上海租界设立的电报局。

1900年，南京首先自行开办了磁石式电话局。

1906年，因广东琼州海缆中断，在琼州和徐闻两地设立了无线电机，在两地间开通了民用无线电通信。这是中国民用无线电通信之始。

1920年9月1日,中国加入国际无线电报公约。

1928年,这一年全国各地新建了27个短波无线电台。

1933年,中国电报通信首次使用打字电报机。

1946年，中国开始建设特高频（超短波）电路。

二、1949年—1978年通信行业起步阶段

这期间我国通信的发展主要是围绕服务于党政军各部门的通信需求展开的，普及范围非常有限。

1950年12月12日，我国第一条有线国际电话电路--北京至莫斯科的电话电路开通。

1954年，研制成功60千瓦短波无线电发射机。

1963年，120路高频对称电缆研制成功。

1966年，我国第一套长途自动电话编码纵横制交换机研制成功，在北京安装使用。

1970年，960路微波通信系统Ⅰ型机研制成功，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1号）发射成功。

1978年，当时约占世界1/5人中的中国拥有的电话机数还不到世界话机总数的1%，电话普及率仅0.38%，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0%，在世界185个国家和地区中，人口第一的中国居然排在了161位，甚至不如一些非洲国家。

三、1979年—1985年改革开放，通信发展阶段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改革开放初期，随着经济的发展，通信需求呈爆炸式增长，但由于我国通信建设起步较晚加之长期以来对通信历史定位不准的错误思想认识，导致基础薄弱、技术落后，在当时形成严重的供需失衡状态，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而当时对通信的建设大多采取的是查漏补缺式的应急建设。在此期间，我国从上到下对通信高度重视，掀起了以“通信定位”为主题的思想解放大讨论，通过大规模的宣传和深层次的讨论研究，使人们充分认识到“邮电通信是社会生产力”，并且制定了一系列优先发展通信的政策、措施，奠定了我国通信产业“高起点、大跨越”式发展的基础。

1984年2月24日，邓小平同志提出：“中国发展经济、搞现代化，要从交通、通信入手，这是经济发展的起点。”

1979年4月1日，第十七次全国邮电工作会议提出了“邮电通信是社会生产力”的观点。这次会议标志着通信开始由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向为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服务的手段的转变。

1980年，64路自动转报系统（DJ5-131型）研制成功

1982年，首次在市内电话局间使用短波长局间中继光纤通信系统。-256线程控用户电报自动交换系统研制成功并投户使用。-我国自行设计的8频道公用移动电话系统在上海投入运营。

1983年9月16日，上海用150MHz频段开通了我国第一个模拟寻呼系统。-4380路中同轴电缆载波系统研制成功，并通过国家鉴定。

1984年4月8日，我国的DFH-2（东方红二号）试验通信卫星成功发射，定点高度为35786公里，4月16日定点于东经125°E赤道上空。通过该星进行了电视传输、声音广播、电话传送等试验。我国开始在长途通信线路上使用单模光纤，进入了第三代光纤通信系统。

1984年5月1日，广州用150MHz频段开通了我国第一个数字寻呼系统。程控中文电报译码机通过鉴定并推广使用。首次具备国际直拨功能的编码纵横制自动电话交换机（HJ09型）研制成功。

1985年，上海贝尔公司组装第一批S-1240程控交换机，广州与香港、深圳、珠海开通电子邮件。深圳发行了我国第一套电话卡，共3枚，面值87元。我国正式经国际卫星组织的C频段全球波束转发中央电视台的电视节目。北京至南极无线电话通话成功。这是我国电信史上最远距离的短波通信。

四、1986年—1995年通信产业快速发展阶段

这期间是我国通信产业快速起飞发展的阶段，也是变化最大的阶段，几乎所有的通信基础设施都来自于这期间的建设和发展。

至1995年底,全国电话交换机总容量达到8510万门,成为世界规模最大的通信网之一;数字微波线路超过7万公里,卫星通信地球站21座;移动通信网发展迅速,移动电话用户数达到363万户,无线寻呼用户数达到1743万户,基本实现全国联网、漫游;数据通信网初具规模,公用分组交换网、公用数字数据网的端口容量已达到15万个, 可通达700多个城市。

我国电信网完成了人工网向自动网的过渡,基本实现了模拟技术向数字技术的转变。长途干线网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在全国范围开展大规模的光缆干线建设,建成投产了南沿海、郑西成、西兰乌、京汉广、京沈哈、(杭)福贵成、京呼银

兰、京太西、汉渝等长途光缆22条,达到3.7万公里。实现了国家规划的“八纵八横”中“三纵五横”规划目标。到“八五”末长途传输数字化比重和局用电话程控化比重分别达到了94%和99%。

1987年11月，广州开通了我国第一个移动电话局。

1988年3月27日，我国分别发射了实用通信卫星。

1989年5月，我国的第一个公用分组交换网通过鉴定，并于11月正式投产使用。

1991年3月,第一个ISDN（综合业务数字网）的模型网在北京完成联网试验，并于通过了技术鉴定。

1993年9月19日,我国第一个数字移动电话通信网于在浙江省嘉兴市首先开通。

1994年10月，我国第一个省级数字移动通信网在广东省开通。

五、1996年后通信业务发展百花齐放

1997年1月，邮电部作出在全国实施邮电分营的决策，并决定进行试点。1997年10月，中国电信(香港)有限公司(后更名为中国移动(香港)有限公司)在纽约和香港挂牌上市。

1998年，邮电部在全国推行邮政、电信分营，成立了中国邮电电信总局，经营和管理全国电信业务。

1998年3月，国务院撤销邮电部，将其并入电子工业部重组为信息产业部。电信业实现了政企分开，为随后一系列的电信产业改革奠定了最基本的体制基础。

1999年2月，信产部开始决定对中国电信拆分重组，中国电信的寻呼、卫星和移动业务剥离出去，原中国电信拆分成新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卫星通信等3个公司，寻呼业务并入联通，同时,网通公司、吉通公司和和铁通公司获得了电信运营许可证。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网通、吉通、铁通、中国卫星通信7雄初立，也形成了电信市场分层竞争的基本格局。

1999年4月中国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成立（中国网通前身）

1999年4 月底，根据国务院批复的《中国电信重组方案》，移动通信分营工作启动。

2000年，中国电信集团公司正式挂牌。

2000年4月20 日，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正式成立。

2000年12月铁道通信信息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中国铁通）。中国电信市场七雄争霸格局初步形成。电信、移动、联通是市场中三个大玩家，而网通、吉通、铁通则一直扮演着陪练的角色。

2000年4月20日，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的正式成立，掀开了中国通信业新的一页。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是在原中国邮电电信总局移动通信资产整体剥离基础上组建的特大型国有通信企业，标志着我国通信业改革取得了新的突破。

2001年10月，中国电信南北拆分的方案出台。拆分重组后形成新的5+1格局，包括了中国电信、中国网通、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铁通以及中国卫星通信集团公司。

2002年5月中国电信南北分拆方案确定，新中国电信集团（南）及中国网通集团（北）正式挂牌成立。

2003年6月吉通并入网通集团。

2004年1月29日，国务院正式决定，铁通由铁道部移交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资委)管理，并更名为中国铁通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国有独资基础电信运营企业独立运作。至此，终于形成了电信六强争锋的局面。

2006年9月，根据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的《邮政体制改革方案》，国家邮政局下属各省级机构纷纷实行政企分开，预示着困扰人们多年的邮政政企不分格局彻底告终，成立了中国邮政集团公司。

2008年5月，运营商重组正式公布

2008年5月23日，运营商重组方案正式公布。中国联通的CDMA网与GSM网被拆分，前者并入中国电信，组建为新电信，后者吸纳中国网通成立新联通，铁通则并入中国移动成为其全资子公司，中国卫通的基础电信业务将并入中国电信。

2008年6月2日，中国电信1100亿收购联通CDMA网络。中国联通与中国电信订立相关转让协议，分别以438亿元和662亿元的价格向中电信出售旗下的CDMA网络及业务。同日，中国联通上市公司宣布将以换股方式与中国网通合并，交易价值240亿美元。

2008年7月27日，中国电信与中国联通签订最终协议。两家运营商就C网出售签署最终协议，总价1100亿元维持不变。而后者旗下的两家公司澳门联通与联通华盛也将并入中国电信。

2008年9月16日，中国联通股东特别大会批准与中国电信就有关CDMA业务出售而订立的CDMA业务出售协议以及合并中国网通集团的议案。中国电信也在股东大会上通过了所有有关并购联通CDMA业务的决议案。

2008年10月1日，中电信10月1日全面接收CDMA网络。中国电信全面透露了接收C网的安排，并表示，已经制定了详尽的从联通搬迁C的方案，保障CDMA通信服务不受影响，预计C网的迁移工作会在3个月左右全部完成。

2008年10月15日，新联通正式成立，网通推出历史舞台。新公司定名为“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中国联通香港上市公司名称由“中国联合通信股份有限公司”更改为“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香港）股份有限公司”。

2009年1月7日14:30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为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发放3张第三代移动通信(3G)牌照，此举标志着我国正式进入3G时代。

2009年11月12日，铁道部与中国移动正式签署了资产划拨协议，将铁通公司的铁路通信的相关业务、资产和人员剥离，成建制划转给铁道部进行管理。

2013年12月，通信部发放4G网络牌照。

六、小结

今天的中国通信业，综合实力正在大幅度提高，但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角度看，我们更多地扮演着设备制造商、系统集成商和专利权消费者的角色。当然，我们实现了自主创新的TD-SCDMA 3G国际标准的商用，但这远远不够！中国作为占全球人口四分之一的泱泱大国，要想从“通信大国”走向“通信强国”，在通信科技方面领先于世界发达国家，实现“创新型国家”，我们需要在通信领域有更多的专业人才和技术创新，需要通过对通信基础知识的普及，吸引更多的优秀人才进入通信领域。

第五篇：近二十年中国生态文学发展概观

近二十年中国生态文学发展概观

[摘要]中国生态文学受中国古代生态哲学思想、西方社会思潮、生态文化思潮影响，作家面对环境恶化的严峻现实，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以报告文学的形式关注自然，书写自然，思索自然，形成了别具特色的中国当代生态文学样式。经过二十年来的努力，创作上成果日益显著，理论研究逐渐深入，生态文学虽然还存在一些问题，但总体上正在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发展道路上的一支重要力量。

[关键词]中国生态文学创作 理论

生态文学是以生命伦理、大地伦理为精神内核，在认识和关注生态环境的基础上，创作出来的关于自然生态和环境保护的文学作品，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共同谱写的生命之歌。生态文学具有:与生态问题和环境保护密切相关；通常是对破坏生态平衡的谴责和批判，对环境保护的维护与弘扬；生态文学作者一般视野比较开阔，热爱自然，尊重生命，站在地球和人类的立场思考和书写；具有一种全球性、文化性的话语姿态；表现出超越人道主义的博爱情怀等特征。

一、现实背景及文化渊源

上个世纪科学技术和现代工业文明的飞速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生活空间和生存境遇，也导致了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全面割裂、疏远和冲突，人类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精神和物质困境，为了拯救人类，拯救地球，生态文化作为一种新的文化形态理论，受到全球众多学者的热心关注。尤其是欧美作家的生态文学创作给全世界带来了巨大的精神震撼。可以说，西方生态文化、生态文学作品的引入，加快了中国当代生态文学发展的步伐。生态文化是文化在特定环境下的一种延伸和创新，它倡导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倡导绿色的生活方式和天人合一的伦理道德观念，使人们真正了解自然，尊重自然和保护自然。生态文化，从狭义理解是以生态价值观为指导的社会意识形态、人类精神和社会制度。如生态哲学，生态伦理学，生态经济学，生态法学，生态文艺学，生态美学，等等；从广义理解是人类新的生存方式，即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存方式。生态文化是人类在实践活动中保护生态环境、追求生态平衡的一切活动和成果，也包括人们在与自然交往过程中形成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等。

随着现代建设的发展，大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以及长期以来对环境保护的忽视，我国经济上取得了巨大成就，却付出了生态环境恶化这一沉重的代价，废水、废气、废渣污染、腐蚀了河流、大气和土地，危害着人的身心健康，珍稀动植物迅速灭绝。酸雨、酸雾及“厄尔尼诺”现象频繁发生，让当代中国人不得不直面破坏生态环境的恶果。于是一部分作家加入了“环保志愿者”的行列，他们拿起手中的笔，歌咏曾经美好和谐的大自然，记录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现状，以及未来可能出现的更加严峻的生态危机，预示生态危机甚至会危及人类生存本身，以文字的方式反复敲响生态警钟；引起人们对大自然的依恋，唤起人们的觉醒，增强人们的环保意识，号召人们实实在在的行动。生态文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揭露和鞭挞，对由于各种原因所带来的骇人听闻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进行揭露，给予口诛笔伐，没有对这些事件的揭露就不足以警醒人心，也难以让麻木不仁的人真正觉悟。生态文学除了揭露和批判以外，还给置身现代后现代物质化生活中的人们带来独特的美感，把人们的精神提高到一个新境界，热情讴歌那些关心生态环境、热心环保事业的人，用文字描绘大自然的美好及人与大自然美妙和谐的关系，让读者从情感、精神和灵魂的深处有所感悟。

二、发展历程及创作成果

在过去的20年中，中国当代生态文学尽管发展迟缓，但富有良知的作家以重建生态家园为使命，仍然创作了大量很有价值的生态文学作品。近20年来生态文学走过了两个发展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为第一阶段，90年代到21世纪初是第二阶段。第一阶段作家大都运用散文随笔与纪实报告文学方式，大量报导揭露令人震惊的生态环境惨遭破坏问题，这是中国文学对环境危机的最初呐喊，是对挽救生态环境的急切呼声。进入第二阶段，生态文学由纪实文学、散文随笔扩展到小说、诗歌及戏剧影视等多种艺术形式。生态文学的创作队伍也逐渐扩大，包括冯牧、萧乾、汪曾祺、王蒙、韦君宜、黄宗英、李国文、从维熙、张洁、邵燕祥、赵大年、叶楠、张贤亮、刘心武、蒋子龙、陈建功、张扬、徐刚、张抗抗、张炜、龙凤伟、余华、池莉、陈桂棣、郭雪波等，一大批老中青作家投身于生态文学，写出了不少引人注目的好作品。

第一个时期：主要以纪实形式反映生态环境问题，社会批判意识强烈，以沙青、徐刚等作家为代表。沙青在1986年发表的第一篇全景式生态报告文学《北

京失去平衡》，当即引起文坛关注，获得第四届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作品从北京缺水的严酷现实写起，揭示“一切生灵赖以生存的水，在北京已被榨取到惨不忍睹的地步”。作者指出这一危机既是天灾，更是人祸——工业消耗、环境污染、不合理的农业结构、严重的资源浪费、无序的规划等，都在疯狂地掠夺与浪费着北京的水资源。作者通过实地采访，用大量的事实和数据，揭示出缺水的严酷现实和真实原因，塑造了水利干部赵清祥、水利局总工程师黄震东、环保局处长郭中庆等独具个性的人物，在简洁生动的叙事中，蕴藏着深沉的忧患意识，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表现了作家对于挽救生态危机净化生态环境的强烈愿望和执著信心。评论家认为“《北京失去平衡》开启了中国生态文学的大门”。1988年，沙青创作出版的《依稀大地湾》也是生态文学的代表作之一，荣获“中国潮”报告文学一等奖。这两部作品的出版和发行开创了中国生态文学的先河。徐刚很早就关注中国现实的生态问题，他于1988年发表的长篇报告文学《伐木者，醒来!》，揭示了中国社会一个触目惊心的现实:“在阳光下还是月光下，只要屏息静听，就会听见从四面八方传来的中国的滥伐之声。”徐刚写出了盗伐哄抢林木的状况，以触目惊心的场面、确凿的数字，展示出滥伐哄抢森林资源的事实，徐刚以激情洋溢的抒情语言揭示滥伐的悲剧，谴责对生态环境的肆意破坏，表达出诗人对生态现状的深切忧患，使其成为中国当代生态文学的代表作。此后，徐刚专门从事生态文学创作，先后出版了《江河并非万古流》、《沉沦的中国》、《世纪末的忧思》、《拯救大地》、《中国，另一种危机》等一系列深受人们好评的生态文学作品，为中国生态文学的创作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黄宗英发表了反映生物科学家保护森林资源的《小木屋》，在这篇当年轰动全国的报告文学中，黄宗英讲述了一位女性和西藏高原的故事：高原生态学专家徐凤翔47岁时选择进藏，在西藏的高山密林间搭建了一座小木屋进行了长达18年的科学研究，而这座小木屋就是后来西藏高原生态研究所的前身。随着报告文学在全国的畅销，徐凤翔和她的“小木屋”也成为一代知识分子献身科学的榜样。还有徐迟《生命之树常绿》歌颂了植物学家蔡希陶对热带雨林的保护，也是这一时期的重要作品。

第二个时期：生态文学的初步繁荣期，作家队伍不断壮大，创作成果日渐丰富。一方面，生态文学不再是单一的报告文学，而是运用了童话、诗歌、散文、小说、故事、戏剧、歌曲等多种形式，展示作家对自然的热爱，对环境保护的关

注。另一方面，生态文学创作队伍日益发展壮大，出现了很多关注生态环境的文学力作。以唐锡阳、李青松、包国晨、饶远等为代表的著名生态文学作家，日益引起读者和批评家的注意。其中像陈应松的“神农架系列”、姜戎的《狼图腾》和阿来《空山》的第二部《天火》更是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具有“环保卫士”之称的《大自然》杂志社记者唐锡阳和夫人马霞·玛尔柯斯合著的《环球绿色行》，1993年首次出版，就获得了评论界的一致赞誉；1997年以中国卷和外国卷的两种不同的形式再版发行，印刷数量高达15000册。《中国绿色时报》记者李青松创作了《最后的种群》、《遥远的虎啸》、《蛇胆的诉讼》、《国宝和它的保护者》、《秦岭大熊猫》、《林区与林区人》、《告别伐木时代》等一系列作品，通过记录熊猫、虎等各种野生珍稀动物遭到毁灭性捕杀的事实，指出无节制猎杀野生动物是对自然生态的极大破坏，最终必然危及人类自身生存。2001年，世界自然基金会与环境文学研究会和中国报告文学会共同举办了“李青松生态文学作品研讨会”，在文坛引起强烈反响。包国晨创作了散文诗歌集《寻觅第一峰》和VCD电视散文集《杜鹃辞》，并获得首届梁希文学奖。他的多篇作品都表现了这一主题:呼唤绿色，保护生态。著名童话作家饶远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就开始生态童话创作，先后出版了《蓝天小卫士》、《水妈妈的美梦》、《别逃宇宙王》、《生命的骄子马乔乔》、《拯救魔星》等10多部生态童话作品，深受好评。原北京市文联主席、著名童话作家陈模称饶远的童话是“独特的环保领域的童话创造”。近年来，报告文学作家王治安的生态文学作品引起了社会广泛的关注，他在长篇报告文学《人类生存三部曲》、《靠谁养活中国》、《悲壮的森林》、《三峡大移民》等作品中，以冷静的思考和生动的笔触对我国的土地、人口、粮食、森林等资源和生态问题作出了全方位、多角度、多层次的审视和描述，如《国土的忧思》触及了在全球范围内随着人口的剧增而导致土地锐减的尖锐矛盾，指出了当代中国国土大量流失这一重大问题。在作者看来，人和土地的矛盾并不是简单的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而且随着自然生态的改变，必然导致社会生态的变化乃至人的精神的变化。

随着中国生态危机的加剧和人们生态意识的增强，小说逐渐成为中国生态文学的生力军，生态小说以其反映生活的丰富、虚构情节的生动、刻画性格的鲜明等，得到了人们的广泛瞩目。在生态小说创作中，作家们努力以更深入的思考与

探究，分析生态破坏的深刻原因，从体制、人性等角度探析生态危机的原由，展现生态危机给人类社会带来的极大危害。杜光辉的中篇小说《哦，我的可可西里》讲述了青藏高原上掠夺与保护自然资源之间的生死斗争。作家将故事的背景置于青藏高原上广阔美丽而危机四伏的可可西里，以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秀美风光与过度开发环境破坏的对比，针砭物欲社会中的人性堕落，呼唤对自然生态平衡的保护。张炜的小说《怀念黑潭中的黑鱼》以类似于寓言风格的故事表达人应与动物和睦相处的思想。一对老夫妇居住在一个清澈的水潭畔，一群来历不明的黑鱼请求在此安身，被这对老夫妇接纳，他们与水族和睦相处。后来经不起渔夫的诱惑，夫妇俩出卖了水族，于是黑鱼们一夜间消失了。小说通过回忆性的叙写，故事有些离奇，情感却十分真实，在带有传奇色彩的故事中谴责了人们对自然生态的破坏。温亚军的《寻找太阳》讲述了人与动物相互依存的动人故事。在环境艰苦的苏巴什哨卡，战士们和一对小羊羔“太阳”和“月亮”共同生活，战士们为了让羊健康成长煞费苦心，小羊也给战士们枯燥寂寞的生活增添了很多情趣，在人和动物的相处中，洋溢着和谐自然关系中蕴涵的温情。哲夫的《黑雪》、《毒吻》、《天猎》、《地猎》、《极乐》等小说，都以生态危机为题材，显示出作家鲜明的生态意识，小说不仅揭示出人类对于自然环境的破坏，也指出物欲社会中人类心灵的被污染。陈应松的《豹子最后的舞蹈》、《松鸦为什么鸣叫》等小说，以湖北神农架生活为素材，充满着对自然与人性被破坏的忧患，阴郁的氛围、悲剧性的命运，构成其作品低沉压抑的风格。郭雪波的《沙狐》、《大漠魂》、《沙狼》等作品，用开阔的视野展现了曾经令人神往的“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内蒙古草原上，人与动物之间彼此依存状态的逐步遭到破坏，草原生态遭到前所未有的摧残。胡发云的《老海失踪》以开发山区却为乱砍滥伐和盗猎者打开了大门为题材，发出了我们将遭报应的浩叹。张抗抗的《沙暴》描写内蒙古草原插队知青辛建生出于天真的愿望大量捕杀老鹰，导致草原老鼠肆无忌惮吞噬草原、草原沙化迅速蔓延的状况。2000年，贾平凹创作了长篇小说《怀念狼》；姜戎2004年出版的长篇《狼图腾》；2007年，李克威发表了广受瞩目的《中国虎》；2007-2008年，杨志军完成了他的《臧獒》三部曲，此外，刘心武的《青菩溪之恋》、赵大年《玉蝴蝶》、陈建功的《放生》等都是当代特色鲜明而且生态意识突出的小说

佳作。虽然从总体上看，生态小说中精品力作不多，但已经形成了中国当代生态文学创作的崭新局面。

散文短小精悍的特点决定了这种文体更便于表达思想情感，为不少关注中国生态问题的作家所钟情，出现了不少擅长生态散文写作的作家。李存葆的散文集《大河遗梦》在关于黄河、泰山、沂蒙、洪洞、鲸疡这些与自然相关事物的记述中，表达了自己内心深处对生态危机的焦虑与改变生态现状的理性思考，生态意识构成了李存葆这部散文集独特的情感内蕴。林宋瑜的散文集《蓝思想》对海洋生态状况的描写，周晓枫的散文集《鸟群》对于仙鹤、乌鸦、啄木鸟等动物生存状态的描绘，都在努力阐述人类与生态环境的关系，揭示生命意识和生态文化的内涵。表达出生态保护、生态平衡、生态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倡导人类和大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文化理念。诗人华海的批判锋芒是尖锐的。他明确意识到，在生态危机的时代，生态诗的主内容不是对自然的礼赞，而是对竭泽而渔式的现代化和工业文明的反思、批判。与国内外许多生态文学家、生态思想家一样，华海有一颗赤诚的心，有满腔的激情，有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坚韧。就像《小海》里舀水的小孩一样，纵然那海蜇最后还是会死去，纵然那小海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灌满，纵然连那大海都会变成死海、毒海甚至枯海，他们依然要非常耐心地、“不停地/用小小的矿泉水瓶/舀水他们要盛满/这小海——/一只漏底的沙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