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知识分子当下形态的反思

第一篇：关于知识分子当下形态的反思

笔者的上述表述绝不是出于文化自恋。要认识社会机制对知识分子的阻隔和知识分子自身的局限及由此命定知识分子不可能成为“社会英雄”，这并非难事。然而我仍然相信知识分子在推动社会发展和完善人生上的作用，尤其对于促进中国社会和文化转型方面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正是为了表达如此一份期待，本文对九十年代的知识分子展开对象性研究。在揭示他们

问题的过程中提醒他们如何注意修复和完善自己的人格[1]。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尔迪厄说过，知识分子如果在批判社会的同时不把自己当作批判和反思的对象，就不会获得关于社会世界的真理性认识，当然也就不会对社会世界有什么作为[2]。

一、思想者与社会良心的消隐

从七十年代末到整个八十年代知识分子把握住了历史给予他们的表现自身价值的契机，勇敢地充当了文化批判和文化启蒙的先锋。尽管挫折和磨难不时降临到他们的头顶，但他们还是义无返顾地向“左”的革命文化模式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冲击。其悲壮性、其崇高的殉道主义精神使整个社会为之动容。在愤懑不平中，人们猛烈地结构那些符号暴力的合法性与合理性。

但是在时间之针拨向九十年代初，知识分子的社会意识却出现了高度的萎缩。一个普遍的问题是他们对存在的境域问题失语或缺席。许多人从关系到民族命运的场域纷纷撤退。发展到极端，人文学者不谈社会，作家艺术家不涉指实现。他们把自己幽闭在精神的象牙塔里，或者小心翼翼地绕过雷区、制作玄学；或者把寓言当外壳，涂抹一些常人猜不透的文字。相当一些人在九十年代初把自己的撤退和逃脱说成是超越，洋洋自得地炫耀他们关注的是形而上而非形而下。为了给自己的卑怯寻找理由，他们还给知识分子作了新的定位，即老老实实地做一个学术人，利用畸形的市场机制为自己的文化生产打开了一点销路的人，或者借助些许自由的文化空间而获得一点虚假声名的人，还竭力为这种机制唱赞美诗，似乎现在是知识分子做学问的最佳时代，任何牢骚满腹，、怨天尤人都是无病呻吟的表现。一言以蔽之，在叙述领域、在文化生产场中弥漫着庸人气乃至腐朽的僵尸气。

这里我不想和同行们讨论历史的进步与否，因为社会的必然进化会为每一个时代的的存在提供合法化的理由。我也不想说明学术的真正发达需要怎样自由的社会空间作保障，因为凡是有良知的人都会有明确的感受。我只想针对那些“搞纯学术”的观点重温一下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及学术价值的社会尺度。这也许是被人讪笑的乌托邦理想主义的表述。然而那些历史上伟大的先驱者已经为我们出示了足够的经验范例，即知识分子必须保持对人类事物的高度关怀。可以这样认为，自从人类社会缔结以来，在人文科学中就没有脱离社会的纯学问、纯知识；所以所有进入这个场域里的人，都要以人类社会为研究对象并从那里获得实现资源。学术上的高低不像有些文章装腔作势、故作高深地说些让人不明不白的话，而在于你的言说是否能够启发人去寻找更好的存在方式。古往今来那些伟大的智者总是面对人类社会，特别是现实世界说话。他们切入问题的具体性往往都达到令人惊讶的程度。这些问题（如性史、麻风病院、学术人）散见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只是为麻木的人们所不觉。而一经他们的介入，一经他们的考古挖掘，马上便形成对当下统治秩序和传统积习的惊世骇俗的挑战。对现实具体问题的干预并没有使他们肤浅，相反给他们的深刻造成了有力的凭借，使他们成为由此升华的独一无二的思想家。萨特的存在主义或许存在着巨大的纰漏，可是他对忽视人的革命哲学的抨击，他为寻求人之自由所做的探索，使他永远刻在人们的记忆中。鲁迅也许像某些诋毁他的人所说的那样没有专门的学问，由对国民弱点的揭发所造成的深刻，使他成为在20世纪里没有一个国人能够超越的思想家。钱钟书的声名与其说是因他的学术成果而成就，不如说他因无情解剖现代腐儒的小说《围城》而成就。一当他与世隔绝，将自己封闭起来，他的影响也就无从谈起。以他为楷模而又缺少他那清高与骨气的人更何足挂齿。为一些人津津乐道的形而上实际是在腐败和黑暗面前丧失良知、为自己走向行而下所找的借口和托词。那些倡导个人化写作的言论也并不都表现出对意识形态的拒斥，人们常见的多是渺小个体的孤芳自赏。以90年代的文学批评为例，真正有点价值的寥寥无几。反倒是发扬鲁迅精神的年轻后生摩罗、余杰、林贤治特别令人刮目相看。由此我们确信，社会价值是衡量学术价值的重要尺度。

由于知识、学术是科学和理性的表征，因而就规定了知识分子在社会生产场域中的特殊作用，即启示人们铲除野蛮和暴力而走向文明和民主。真正富于历史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必须自觉地肩负两项使命，一是不断发现更为文明更为民主的社会结构，一是不断揭露现存社会秩序的问题。萨特和马尔库塞把揭发批判现存社会的缺欠当成知识分子的天职。他们的观点尽管遭到了科学理性精神较强的思想家布尔迪厄的反对，可是在民主和自由并不发达的、专制和暴力十分盛行的社会场域中，他们的思想无疑更富

于生气。面对斯大林时代或斯大林的恐怖统治，谁能否认《焦尔金游地府》、《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古拉格群岛》出现的伟大意义？承受着“四人帮”时代的高压，谁不为天安门诗歌的自由喷涌而感到痛快？由于知识分子不在社会生产场的中心，只能处于边缘，因而其思想上的怀疑与批判不可能解决生产场的根本问题。在90年代中后期有些人就以此戏称知识分子为“文

化英雄”，并公开怀疑他们的作用。但是思想的力量不可低估。从历史发展的轨迹上看，它不但能够消解旧有统治方式的合理性，而且能够激发人们对良性社会结构的思考。不止如此，那些在批判旧世界的过程中为人类发现了文明之普遍原则的思想家还会赢得人们永恒的爱戴。张角、黄巢、普加乔夫是历史上不可或缺的革命家。但是伟大的启蒙主义者狄德罗、卢梭在人们精神上产生的影响恐怕更为久远。直到现在，他们为人类构筑的现代性也不能说过时。因之不能小觑知识分子的思想预设作用和精神批判作用，知识分子也理当以独特的方式来显示自己存在的价值。以为知识分子不在社会结构的中心因而放弃应有的责任是短视；面对邪恶而不置一词是懦夫；为谋取一点蝇头小利而蝇营狗苟是蠕虫。90年代知识分子话语在精神向度上出现了高度萎缩，简直可以用平庸化来形容。新世纪的知识分子显然需要同此旧我告别、重塑自己的人格，像鲁迅所说敢于做扶哭叛徒的吊客，像本雅明所言骄傲于做一个波西米亚流浪汉。当然，强调知识分子以独特的方式介入到社会生产场域并不等于否定其他种种文明行为的可能性。虽然那种大轰大嗡的广场情结已被许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证明为破灭了的现代神话，但当社会需要张扬一种普遍的公理和正义时，像雨果、左拉、托尔斯泰、萨特那样挺身而出、仗义执言还是人们热烈期盼的。据布尔迪厄的描述，左拉为犹太军官德雷弗斯公开辨冤一事构成了法国乃至整个西方知识分子的思想文化模式[3]。正是按这种文化模式面对现实世界他们被当作社会正义和良心的代表、创造文明和民主秩序的信使。中国知识分子是否需要告别平庸而走进世界知识分子的行列呢？

二、权力的仆从

人类文化史上那些伟大的先驱为知识分子完成了一种独立的人格。这种人格把自由和自我价值的意义提到了极限，照亮了人之为人的最佳存在方式。

作为人类精神的化身。这些先驱的伟大不仅在于他们对自由及自我价值追求的自觉，更在于他们对权力意志者的拒绝。布尔迪厄在他的反观社会学中指出，整个人类社会的结构可以概括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4]。一般说来统治者总是要把其他人当作实现自己意志的奴仆与工具，而畏惧于他们的权力，被统治者多半都安于历史给定的命运。独立知识分子出现的意义就在于他们不相信这个历史宿命，并以民主、平等、自由的思想来起诉这个传统社会结构模式的荒谬。他们极力维护自我的尊严、抗拒一切强暴的掠夺和奴役。贝多芬一脚踏破魏玛宫廷的等级制，不给迎面而来的王公贵族让路，反而逼得他们闪在路旁向自己问安。一个坚定的信念支撑着贝多芬的脚步：公爵在世上成千上万，而贝多芬只有一个！塞维特斯为争取个人对《圣经》的自由解释权同新教领袖加尔文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即使面对火刑的威胁，他也绝不对自己的注释改动一字一句。他的肉体虽然被烧成了胶状物，可他独立的思想、独立的精神却战胜了新的独裁者而成为历史的永恒。

进入文化生产场域的每个分子都应当懂得这一游戏规则：牢牢地把守住自我。他不属于任何阶级、集团和个人，只属于自己。如果说他在社会结构中还有身份，那么他应是不偏不倚的人类事物的仲裁者。少数人可能借他的思想财富图谋私立，然而他的本意却是为全人类共有。知识分子应有的独立人格决定他不去逢迎、巴结、讨好任何权势者。林贤治有言：“真正的知识分子是疏远权力的。”假如我们敢于面对权力常常是统治者压迫别人的工具这一事实，你就不会感到林贤治的表达有什么问题，更会同意德国作家亨利希·曼的说法：“一个向统治阶层靠拢的知识分子是在背叛精神。”[5]

中国当代知识分子不是没有做过高贵的选择。在80年代的启蒙思潮中他们曾努力挣脱意识形态的束缚，做精神独立的文化生产者。特别的在批判官本位的过程中他们高扬了精神文化的巨大价值，明确地为自己的文化人角色作了历史定位。

可是好景不长，到了90年代他们的价值观念发生了逆转。中国知识分子本来就有依附官僚的传统，新的社会结构不但没有改变传承千年的格局，反而强化了对知识分子的领导体制，这就决定了他们难有精神上的独立，其文化生产基本上是为政治权力服务。只是因为殷勤效命及十年仍没达到当政者的满意，反而受尽了摧残和凌辱，他们才在社会及文化转型之初对“官本位”进行了声讨。然而骨子里他们并未脱尽奴隶意识，与以往所不同者是他们把自己的奴性驱逐到了无意识区域。90年代，由于众所周知的政治经济原因，知识分子及其生产开始贬值，权力开始大大升值，这是沉积到意识低层的奴性意识浮到了意识的表面，知识分子中间滋生了权力拜物教的可鄙现象。因为切身感到文化生产本身不能给生产者带来荣誉、地位、金钱，而领导却能给予，因此相当一些知识分子向庸碌无为的官僚调情。为了评职晋级，他们或者不惜缩短身子低眉顺眼地按长官的意志办事；或者努力擦抹原有的思想锋芒，让自己的大脑追随权力话语而转动。一位70年代末通过力主社会主义悲剧而扬名、后来又企图以无意识文艺心理学改造主流文艺思想的所谓理论家就突然转换了面孔，成为主流话语的生产机器，甚至请回“左”倾时代的棍棒批评，随意打杀精神的异端。他如愿以尝地得到了最高教席，可也把自己的丑陋暴露于天下。

布尔迪厄在他的反思社会学中准确地揭示了学术机制与政治机制的同源性[6]。这种同源性决定了许多知识分子的双重身份和双重人格。一方面对于权力上的统治者，他们是被统治者，另一方面在学术体制内他们又可能是文化统治者。在我们这里可以看到同样的情景。而且由于政治体制对学术体制的严格规定性，我国知识分子的双重人格更为严重。在发达国家知识分子在学术体制内作一个文化统治者是受集体无意识支配的结果，而在我们这里则明显地表现为一种自觉。那些体制内文化学术团体不要说，其发言人总要以“官”的口吻说话，好象他们是被特殊授权来宣布文化世界的真理的，谁也不容置疑、必须加以实行。就是有些民间团体诸如各种学会之类也如法炮制。那里学术的高低、有无权威不由学术本身来确定，而由职务、级别、种种非学术因素来确定。你有职务、有级别才有生产学术的资本；无职务、无级别，就无生产学术的资本，只能接受压抑者的压抑。包括相当一些学术会议的发言与不发言也都照此规则办理。由于权力如此重要，所以一些不甘寂寞的人对学术不感兴趣，千方百计挣当学会的理事、常务理事、副会长、会长等等。

还有一种趋势不能忽视，就是相当一些知识分子，尤其青年知识分子不满足于学术圈内的荣誉，当官场的大门向他们打开后，绝大多数人争先恐后地踏上它的台阶。在学术上他们给人造成一种开放、前卫的良好印象，似乎是知识分子话语的代表。然而他们对政治生产场的游戏规则比文化生产场的游戏规则还要精熟，一旦捞到一官半职，便玩得出神入化。在提携者面前，他们是谦虚有为的青年；面对同行，他们是被“理解”精神所照拂的对象。照理说，我们对他们的选择不该有过多的腹诽。社会总得有人管理，有文化的人管理总比没有文化的人管理要好。问题是他们的文化生产与政治生产反差太大。人们希望他们进入仕途后能够把新文化精神带入政治生产场域，使之走向理性和民主。然而从事实上看，这些受过新时期最好教育的一代人最为油滑。你别指望他们会把新文化精神带入政治生产场域，他们会一丝不苟地恪守旧的规则，并且以温和、不让你恼怒的方法将这些规则贯彻到底，达到那些僵硬的官僚达不到的目的。长篇小说《国画》通过朱怀镜的描写为我们提供了如此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朱怀镜80年代早期的大学生，受过启蒙主义文化精神的乳哺。但是一旦进入官场之后，他就开始自我异化和被权力异化。表面上他信仰理性、民主、自由，而实际上他始终把丑恶的权力当作思想和行为的轴心。为了向上爬，他把朋友的无价之宝——国画无偿地送给了市长。为了实现一笔肮脏的政治交易，他又消灾灭火把另一个朋友的尖锐新闻稿件扼杀在摇篮之中，使罪大恶极的县委书记逍遥法外、平步青云。在无论权力生产场域还是文化生产场域，他都显得文质彬彬、极有修养，然而行贿受贿、吃黑打黑、声色犬马，他无所不为。在他心目中不要说人类、民族的意识没有，便是人子之义务，他也不作任何承担。他唯一追求的目标就是满足自我对这个物质世界包括女人的充分占有欲。从朱怀镜反观现实中一些红光满面的中青年知识分子官员，你会相信：他们是彻底令人绝望的一代。

扫视了知识分子的官场化倾向，我们就会明白90年代的思想文化状况。一个时期里不断有“大师”的呼唤及没有“大师”的困惑。试想在一个极少数人做学问、多数人仰视权力、为权力服务的文化场域里能指望什么思想大师出现呢？中国知识分子要能有大师诞生，除了要争取独立自主的学术机制而外，必须把自己由一个权力的仆从变成一个具有自由意识的批判权力的思想家。尼采、萨特、马尔库塞等等已经成功的地走过了这条道路。

三、文化知识的商贩

文化知识是知识分子的资本，也是知识分子问身于社会的凭籍。由于文化知识能够给人类创造巨大的福利，作为回报，人们给知识分子一定的酬劳。知识分子不是上帝，他要有相应的物质给养才能生存，因而对于他们靠着文化知识而谋生，有点知识眼光，不应有任何异议。但是靠知识谋生只是知识分子存在的第一义，他不带终极性。知识分子对文化知识还有更高的追求。文化知识就其本质性存在来说是为了把人引向高度的文明。这个质的规定性要求从事精神生产的人必须首先走向文明。也就是说他不能仅仅把知识当作食利的手段，还要把它当作目的本身来对待。所谓“目的本身”即承认文化知识作为真理认识的神圣性、纯洁性、不可动摇性。当对世俗利益的谋求不以损害知识为代价时，我们可以保持两者共存；当利益的谋取有辱知识的尊严时，我们首先要捍卫知识的圣洁律令。人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可悲的动物。其可悲性在于作为一个有精裆畹亩镉惺被嵋蛭薅鹊刈非蠊倌芟硎芏允ё约旱木窦以埃傥话愣锏乃健Ｖ斗肿哟嬖诘囊庖寰褪且宰陨硗阉椎淖非蟀镏嗣腔指醇且洌一鼐窦以啊馐侨说淖罡叽嬖谥场＞痛硕灾斗肿邮侨死嗑竦氖赝撸嵌灾兜奶却阕诮谈星楹托味系囊?味。正是凭着自我对世俗性的超越，他们才能产生出更多的真理。本世纪法国思想界的最后几位大师（无论萨特、德里达，还有布尔迪厄）走的道路是颇能给人启发的。如果仅仅考虑体制内的优厚待遇，维护既定秩序，那么他们完全可以走上体制内的统治地位。然而他们不满足于作为一个食利者而存在，为了寻找智慧的“宝瓶”，他们走上了反叛体制的道路。他们关于这个世界的新知识、新思想尽管不可能被我们完全接受，但在许多方面达到了世纪末的高峰。

以此反观9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表现，却令人大失所望。文化知识在他们那里失去了任何真理性、目的性、神圣性，只剩下了前面所述的第一义：谋利的手段。相当一些人利用市场机制来生产知识和销售知识。他们不管是否真知、是否为我们的文化语境所需要，只要是新的、时髦的、能够给自己谋得响亮声名的东西，就炒作、搬运、贩卖。例如作为一个残留着许多中世纪的野蛮、黑暗和暴力的民族，我们最需要传播人道主义、自我意识等等现代性话语。可是据有些人说，西方已经出现了后现代精神，为了与他们取得同步，我们也得消解人道主义、流放自我。他们给人道主义、主体性哲学编排的罪名是：可以产生希特勒、产生法西斯主义。可是他们恰恰忘记了弗洛姆在《逃避自由》一书种指出的，希特勒的产生不是民主自由思想发展的结果，而是民众蒙昧的必然、权威主义（奴隶主义）性格的必然。又如当赛义德的《东方主义》和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被作为正反两方面的话语误读过来后，马上就有人拾起自造的“东方主义”破旗反对同样是自己捏造出来的亨廷顿的西方文化中心论及其对东方文化的歧视。令人不可思意的是这些东方主义者正是不久前还在国内大面积播撒西方后现代话语的批评家。那个猛烈攻击张艺谋向西方陈情的人，自己就曾抛弃母语而用外来语（如体验美学、卡里斯马情结等等）写书，“向西方陈情”。他们由后现代到新保守主义的转换之快使国内外学者无不感到骇然。赵毅恒就曾著文表达过自己的困惑。其实人们的困惑是不必要的。因为你的困惑都是出于对学术的真诚而产生的，而令你困惑者是不讲究学术上的自我和真诚的。他们什么信念都没有，所有的只是商场中的实用主义、机会主义。即不管什么货色，那管是截然对立的东西，只要使我第一个获利、出名，我就叫卖。还有一层内容没被好心的人们点破，就是当亨廷顿的国情咨文被误读到中国后几乎成了敌视东方文化的典型文本，因而也激起了不大不小的民族文化的自卫情绪和敌视西方文化的情绪。期间染上了浓厚的政治色彩。中国的后现代主义者大概害怕自己的名字同亨廷顿连在一起，害怕被指责为主张全盘西化的异类、西方文化侵略者在中国的内应，所以才迅速改换门庭，张扬东方主义，给自己戴上新保守主义、爱国主义的帽子。然而这种迎合更令人恶心。

福柯说过，话语即权力。布尔迪厄则醒目地揭示了文化生产中的显赫权力——命名权。他指出：“命名，尤其是命名那些无法命名之物的权力……是一种不可小看的权力。”它的学术首创权，权威、派别领袖、盟主的进身权，而且所命之名一旦“被用在公众场合”，广泛流通起来，还会具有“官方性质”[7]。布尔迪厄非常惋惜法国知识分子在学术上谨慎小心的态度，这使他们没能抓紧命名权。然而对中国知识分子不必担心，别看我们没有生产自己思想的能力，却十分富有制造大声名的本领。一些青年知识分子似乎特别内行。当许多学人还以传统政治学的观点来打量“话语即权力”，表示出种种惊异和困惑莫解的神情时，他们便迅速领悟了福柯表述的重大意义：话语不但能够产生出权力，也能产生出名利、地位。不断推出新话语，就能垄断文化生产场的全部权力，使天下所以舞文弄墨的人都跟着我走。相当一些刊物出于同样商业化的目的，为他们提供阵地，帮助他们制造“圈子化”的批评，实行话语霸权。仅以文学批评为例，在90年代就有“新状态”、“新体验”、“新生代”、“晚生代”等种种命名。对于一定现象的命名不可一概否定，然而它必须是严肃的、谨慎的，既能符合实际，又能包孕一定的美学、文化内?荩顾哂邢嗟钡奈榷ㄐ裕米奔涞目佳椤？墒强纯?0年代的文学命名究竟有何根据？又有什么学术价值？什么叫“新状态”？从横向上看，“新状态”能够说明哪个时间段的文学？哪一段现在进行时的文学不可以叫“新状态”？再从命名者对其内涵的描述上看，什么写自我、写感觉，什么无文体界限、注重散文化，哪有特殊之处，说句不客气的话，这些描述只是新时期文学批评成果的大杂烩而已。创作的实践也证明，“新状态”纯系一种虚浮的预设，至今就没有一个“新状态”作家表现出大气候。同理，所谓“新生代“、”晚生代“都是些浅薄的命名，他们除了给命名者带来了话语权力、帮助他们推销了自己的产品而外，没有任何意义。对于这种商业化的、世俗的行为，我们只能保持高度的冷淡。

问题不止于此。一个广为流行的商业化行为是炒作。为了名、为了利、为了评职晋级，圈子之中、朋友之间、夫妻族内互相吹捧，有的请人吹，有的化名自己吹自己。更有一些人成立文化制作公司，根据顾客的不同需要，明码实价的写作、出售各种文体的文章，从中牟取红利。至于作家们为大款们歌功颂德（写报告文学之类），期刊出版单位出卖版面和书号，教育部门出卖文凭更是屡见不鲜。如此运作的结果，文化生产的正常规则全被打乱，以假充真、鱼目混珠的现象日甚一日。到现在学者不像学者，教授没有教授的水平，知识分子队伍里挤满了混子骗子、文化奸商。可以预言，如果再不进行反思和清理，知识分子将在畸形的市场机制中把自己推向绝路。这不是危言耸听，笔者周围的许多职工就对知识分子满腹鄙夷。

①本文因主要研究问题，所以不能提及少数精英知识分子90年代的表现，敬请他们原谅。

②参见《文化资本与生活炼金术》第92—10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③见《实践与反思》第295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④见《文化资本与生活炼金术》第85—86页。

⑤以上两段引文均见林贤治《娜拉：出走或归来》248页，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1月。

⑥见《文化资本与生活炼金术》第85—86页。

⑦以上引文见《文化资本与生活炼金术》第91页。

第二篇：反思中国当下教育

反思中国当下教育

——读《中国教育怎么了》和《观念决定成长》有感 专业：物理学班级：2011级物理2B班学号：20112301167姓名：黄彦

【摘要】

1.《中国教育怎么了》

孩子们从进入学校的那一天起，就只是倍数做题，逐渐变成了考试极其，他们的能力训练、品格塑造、价值观教育十分缺乏；分数和升学率成为多数学校和多是教师工作的指挥棒，一些“|灵魂工程师”甚至开始争相追名逐利；人才市场上，一方面是大量的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很多接受过学校教育的人，进入社会之后热衷权钱，甚至为了一己私利不惜弄虚作假、混淆是非；还有近5800万留守儿童，父母不在身边，缺乏爱，缺少关注，缺失家庭教育„„

2.《观念决定成长——影响世界的30个教育新观念》

当代中国已经进入学习型社会，终身教育对一个人来说十分重要。信息时代快节奏的知识更新，社会化大生产的专业化和精细化，要求人们必须不断“充电”，以适应“白热化”的市场竞争和剧烈的社会变革，否则随时都有可能被淘汰出局。因此，教育孩子学会“点金术”比追求学习成绩、高学历更加重要。为引领您走出教育的误区，我们尽可能全面搜集近年来影响较大，经实践和实践检验为正确，并能代表未来发展趋势的30个教育新观念，从胎教到终身教育的过程中，既有方法上的指导，又有现货的可借鉴实例，我们真诚希望这本小书能够给您教育孩子带来的帮助。

【关键词】中国教育缺乏教育新观念

中国教育怎么了

近现代大学教育深受工业文明的影响，按工业生产方式批量制造着所谓的“人才”，学生被设置了某种标准，并进行批量的复制，全然没有了个性。现代社会的竞争压力、财富利益扭曲了人们的价值观，象牙塔里的大学生也无法幸免，我们看到的媒体和网络不断曝光的大学学术腐败、学生抄袭、升学潜规则等等新闻，无一不是价值观沦落的明证。教育的最高目标在于育人，然而教育对血色很难过人格品质的塑造功能也出现了问题，校园暴力、虐待动物等现象也并不鲜见。

中国近百年来的教育几乎完全就是一个模仿的过程，我们几乎没有什么自己的原

创学科。这种模仿的状态并非只出现在教育方面，我们的哲学系统、科学技术的发展乃至我们的价值取向都是这样，正在慢慢地迷失自己。

一、就业之忧

对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原因之忧各种各样的分析，这些分析，几乎把责任推

到了金融危机上。但真相远非如此。

（一）他们需要的仅仅是一份能够安身立命的工作

一位喜爱写作的男生，专业是新闻，梦想成为记者。毕业求职时，却连一篇

300字的消息都写不出来。一位漂亮女生，理想是做一名企业管理人员，因

为大学读的企业管理都是书本理论，甚至还没搞明白企业管理是什么，更不

要说实际的企业管理经验了，结局自然也是被淘汰。当未来之门轰然关闭时，他们看不到阳光，看不到希望，过去的心潮澎湃的激情与梦想随之破灭，找

不到工作。自然而然，他们不再追求理想，只需要一份安身立命的工作。

（二）为何大量工作无人胜任，却仍有大量大学生找不到工作

如上面的例子，专业是新闻的同学无法马上写出一篇300字地消息，专业是

企业管理的同学毫无实际企业管理经验。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的背后埋藏

着一个惊人的秘密——这些贴上“人才”标签的大学生根本不是人才！

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中国的建设永远都需要各方面的大量人才，人才永

远都不会过剩，永远都会供不应求。

（三）除开一张文凭以外，四年大学教育还给予了什么

大学生们在跨入大学校门的时候，也应当有相当清晰的“学习一技之长”的思想准备，有了这种想法，才回去研究自己的兴趣爱好，才会给自己的人生制定可行的计划，才会对未来有清晰的认识，才会远离困惑、颓废和

迷茫。一个大学生毕业后走出校门之前，一定要先问问自己——我究竟能

做什么。

二、能力之忧

（一）从小缺少独立思考、独立处理事务能力训练的人，不管

拥有多少知识,拥有什么样的学位，他都是一个低能儿

人的一生，其实就是与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的难题作斗争的过程，生活上，工

作上。如果从小就养成乐观自信的心态，养成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行为习

惯，你就永远是胜者，哪怕真的处在绝境里，也能顽强地走出来。拥有良好

行为能力的人，才是永远的胜者。

（二）坚韧、能力和勇气来自家庭和社会的影响、学校的教育、从小就开始的各种各样看似细小的训练，他们不会一夜就形

成，更不会凭空获得。

美国强大的真正力量，来源于这个国家的内心——符合认得成长规律的价值

体系。没有强大的内心世界，就不可能有美国强大的今天。要让孩子将来有

能力、有勇气去面对去解决这些困难，最好的办法就是从小就让孩子学会面

对、学会独立，这才是真正的爱，是负责人的爱。

（三）所有的时间都被书本占据，除开学到了一大堆书本知识

以外，他们什么也没学到

（四）由于不能轻易质疑已有的事物，学生的创新能力就逐渐

被稀释淡化。什么都不能质疑，大脑就停止思维，人就成了

机器。

因想象而激情飞扬，因激情飞扬而产生不可思议的创造。但当创造不被认可，并且在粗暴的践踏下，在强迫孩子们“要听话”的苛责声中，无数天才的孩

子选择了放弃，选择了碌碌无为

三、品格之忧

整饬混乱的社会秩序，重重的矛盾，一旦失去信任，心灵之门就轰然关闭，沟通

再无可能。并且，当教育不再强调育人，不再崇尚高尚的品格时，社会就只

能是恶性循环。

四、师道之忧

在价值观混乱的环境中，出现“范跑跑”这样的人物，毫不奇怪。没有信任，一切皆会背离教育的意愿。正因为忽视了学生对教师、对教育机构的信任，才出现了学生不好管、不敢管的现象。教师把自己的职责简化到单一的灌输

知识、简化到仅仅督促孩子听课做作业、简化到用单一的考试分数来评价一

个学生的优劣，怎么能取得学生的信任。并且，那些狠心收补课费的老师，连起码的良知都丧失了，这已经不是单纯的师德问题了。但是，也有这样一

位老师，谭秋千用他的生命回答了什么叫师德，什么叫信任，什么叫一名教

师在生死关头的担当。他在给自己树立起一座万民敬仰的丰碑的同时，也给

教育行业挽回了面子，留下了长久的拷问。

五、价值之忧

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教育就成为达成个人功利目的的跳板和工具，这与教育的真实意图背道而驰。在老百姓心目

中，读书本身不重要，读什么书更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读书可以考上大学，可以过上好的日子。

观念决定成长——影响世界的30个教育新理念

对孩子的教育，一直是备受关注而又争议不断的社会焦点问题之一。如何对

孩子施教，使孩子身心健康的快乐成长，不知困惑了中国当代社会的多少父母；

在一轮又一轮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冲击波下，又不知使多少家长和学校盲目跟

风、深陷教育的误区。这无疑使原本在当代就十分突出的独生子女问题雪上加霜。

当一个个悲剧和惨剧出现时，人们才惊呼：我们对孩子的教育缺少了什么？我们

又应该在孩子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双向互动中做些什么？这是颇费思量、值得

思考的问题。

在这30个教育新观念中，这几个，我个人认为，是当下更急需注意的内容。

一、情商教育

情商，即情感智力的商数，是一个人感受、理解、控制、运用和表达自己情

感的能力的高低。高情商的人一般是指：自我激励、百折不挠；控制冲动、延迟

享受；调适情绪、转移矛盾；善解人意、充满活力。他常常能清醒地了解自己，并能控制和把握自己的情感，能敏锐地感受他人的情感世界并有效地做出反馈，能在生活的各个层面有效地处理面临的问题和矛盾。

（一）高情商特点：

自信心强，好奇心强，自制力强，人际关系良好，具有良好的情绪，同情心强

（二）高情商的培养

1.情商发展的基石——家庭

营造宽松和谐的家庭情感氛围，提高自身的情感素质。在家庭中帮助孩子发展和调适良好的情感。培养孩子的自信心和同情心，促进其情商的发展。

2.情商发展的后盾——教师

带着高昂的情绪和积极的情感走入课堂，给孩子们一种积极向上的情绪渲染。公平公正地对待每一位孩子。以积极的方式鼓励他们，培养每个人的自信心，自尊心和忍耐力。

3.良好的友谊有助于性格的健康发展

二、财商教育

所谓财商，是指一个人认识和驾驭金钱运作规律的能力，是理财的智慧。

（一）学生高消费现象

家长无限度无原则地满足孩子们日渐膨胀的物质需求。助长了孩子的高消费和盲目攀比心理，对孩子成长发展带来了很多弊病。

（二）如何进行理财教育

1.父母有必要在现实生活中让孩子了解钱的实际价值

2.父母要训练孩子把钱用在“刀刃”上

3.父母要给孩子提供理财的机会

4.学校要开展形式多样的理财教育活动，是学生明白金钱在社会生活中的重大作用，更让学生明白如何把开支和储蓄有机结合起来。

三、正确对待电视、游戏与网络

（一）促进作用

1.电视是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

2.通过模拟电视节目中的情节，可以增加儿童的想象力和社会适应能力

（二）对身心的危害

1.过多的暴力镜头，儿童看多了容易产生攻击性和侵犯性行为

2.电视食品广告多为高脂、高糖或高盐食品，影响儿童的消费倾向，对身体影响

3.使孩子缺乏运动

【参考文献】

1.房阳洋,关阿津,汤海清.观念决定成长[M].北京.团结出版社.2004

2.徐九庆.中国教育怎么了[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第三篇：地球表面形态的教学反思doc

《地球表面形态》的教学反思

本节课我通过白板课件和引导小组讨论学习，让学生通过观察、思考、推测、讨论和整理，体验和感受了探究的乐趣，整个课堂比较活跃。学生在积极的探究活动中感受到了大自然的力量与神奇，了解了地球表面是在不断变化的，明白了影响地表变化的几种力量。学生依据资料进行推理分析的能力得到了提升。

这堂课我设计以小组合作的形式进行探究。在探究地表形态形成的因素时，先引导学生猜测，地表形态的变化可能与哪种外力作用有关，然后就以小组为单位，通过交流课前搜集的资料，分析不同的典型地貌形成过程。上完这节课后，我觉得这一部分分四步进行效果会好一些：一是图片展示；二是学生讨论；三是学生展示分析结论；四是教师的归纳总结。这样目标明确，教师容易调控，学生也缩小了范围，降低了难度。

通过学生的交流，我还发现：在学生合作学习前，教师应向学生明确提出探究的目标：通过资料交流，看看这种地表形态是受什么外力的影响？如何形成的？让学生目标明确，有针对性地交流、展示，或老师补充图片资料，最后得出结论。这样的探究、合作更有效。

小组合作是一种很好的学习方式，通过小组成员间的互相启发、讨论、甚至争论，思维得到碰撞、思维的火花得于闪现，使每一个学生获得更好的发展空间。但如果流于形式，就没有多大意义。因此，我们应重视组内的分工与合作，让小组中的每一位成员都能“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又协同配合好，这样才能使活动变得有价值。比如在这节课中，由于有几个小组的小组长没有很好地安排，小组成员间没有很好分工合作，没有及时记录，因此在交流时语言和思维比较局限。另外，个别小组还表现出组长或个别学生一个人唱“独脚戏”，其他同学当陪客或听众这样的问题。因此，我们在科学课中应选好组长，重视组内的分工、重视组内和组际的交流与合作，让每一个学生都能快乐地、全身心地投入到科学探究活动中去，获得最大限度的发展和完善。

第四篇：地球表面形态教学反思

《看看地球的表面》教后反思

石桥二小

张保华

我在上了《话说地球》的第二课时看看地球的表面的公开课后，我认真进行了教学反思，反思如下：

一、自我反思

1、教学后的收获：

“补充材料”作为课堂教学的一部分，是新课改要求下师生互动教学的必要前提，是体现“学生主体、教师主导”教学理念的有力载体。充分开展小组合作，先后开展小组合作4次，形式多样，有自学、互学、组内学、组与组交流学。还有班与班交流学。“补充地球地貌的材料”很重要的一点在于强调学生思维过程的学习，从教学目标的达成来看，确有其收获的一面。通过这节课的教学，我的学生不仅学得了地理的结构知识，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探究地理现象的思维方式。这种通过“补充地球地貌材料”的运用的探究方式是解决各种问题以及将来进行科学探索时所需要的，一经掌握就具有迁移价值。

2、教学后的困惑：

首先，“补充地球地貌材料”也是一把“双刃剑”，教学过程中需要以学生已有的知识和经验作基础，思维层次较高，而实际操作中因一方面受到学生基础知识不扎实、生活经验缺乏及思维习惯不良等的影响，运用得当，教学效果突出；另一方面该教学方法本身要求教师给予学生足够的思考、探究、讨论时间，使得整个教学过程较为费时，运用不当，则弄巧成拙。其次，本节课教学成功的关键是教师向学生提出了一系列有效的引导问题。这就对教师的业务水平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师要有较强的调控和应变能力，设计的问题必须既有坡度又有启发意义，从而令学生产生相应的探究兴趣。如果这些条件不充分的话，实行起来就比较困难。

二、今后再教学的建议

建议一：根据教学内容的需要及教学时间的允许，“补充材料”不能用于整节课，贯穿整个教学过程。今后的教学中可用于一节课中某一教学内容，同时与“接受学习”等其他教学方法并用，以完成较大容量的教学内容。

建议二：作为教师本人应该加强学习，拓宽知识面，练成扎实的教学基本功。这样，才能不断提高对新课程改革的适应能力，轻松地驾驭课堂教学。如，当学生在探究时遇到困难时，教师应能立即分小步子设问启发，当学生有了一定的探索经验与能力时，教师就要随机应变地设计一些有“梯度”的问题，使学生的探索欲望始终得到满足。建议三：教师加强集体备课，共同探讨小学地理的知识点及其成因规律，整理出具体内容，备课组在正常教学中，一定要统一教学要求，统一教学内容，统一教学进度，在个人钻研的基础上，一人主讲，共同讨论，集思广益，为“补充材料”的讲解提供最恰当的素材。

第五篇：论知识分子

论知识分子

外国——

以色列的康菲诺综合各家的意见，把代表社会良心这一阶层的知识分子特征归结为以下的五点：

(一)对于公利益的一切问题——包括社会、经济、文化、政治各方面的问题——都抱有深切的关怀。

(二)这个阶层常自觉有一种罪恶感．因此认为国家之事以及上述各种问题的解决，都是他们的个人责任。

(三)倾向于把一切政治、社会问题看作道德问题。

(四)无论在思想上或生活—亡，这个阶层的人都觉得他们有义务对一切问题找出最后的逻辑的解答。

(五)他们深信社会现状不合理，应当加以改变。

法国思想家圣西门曾假设说如果法国突然失去了自己的几百位优秀的知识分子，法国马上就会变成一具没有灵魂的僵尸。

美国社会学家席尔斯：知识分子就是在社会中那些频繁地运用一般抽象符号去表达他们对人生、社会、自然和宇宙理解的人。

法国思想家雷蒙·阿隆：就知识分子而言，迫害比漠视更好受。

苏珊·桑塔格在1997年接受法国某杂志的一项名为《知识分子及其角色》的国际调查时，这位享誉国际的美国女作家的回答打破了有关知识分子的神话：“如果期望大多数知识分子都以反抗非正义的行为、保护受害者、挑战占统治地位的权威的信仰为己任的话，未免太乐观了。大部分知识分子就像多数其他从事教育职业的人一样因循守旧„„赋予知识分子制造麻烦者、良知的代言人这样美名的人一直是少数。有些知识分子旗帜鲜明，为了自己的信仰将生死置之度外，而更多的知识分子在公开言论中昧着良心欺骗别人，或者对所谈论的东西一无所知却厚颜无耻地说得头头是道„„”尽管如此，桑塔格却并未降低知识分子的标准，她说，“一个人之所以是知识分子，是因为他在言论中表现出了正直和责任。”

被称为“美国良心”的苏珊·桑塔格。“9·11”之后，她批评美国政府及各大媒体的片面报道和煽动反伊斯兰情绪；2001年5月9日，她在为她颁发“耶路撒冷文学奖”的颁奖典礼上，发表了题为《文字的良心》的演说，毫不客气地指斥以色列人对巴勒斯坦的野蛮行径，“除非以色列人停止移居巴勒斯坦土地，并尽快拆掉这些移居点和撤走集结在那里保护移居点的军队，否则这里不会有和平。”2004年5月23日，她在《纽约时报》发表长文《关于对他人的酷刑》，针对美军在伊拉克的虐囚丑闻进行了言辞激烈的批评，将美国士兵与萨达姆的行刑队，甚至纳粹军队相提并论。

马克思在《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文中有一段精彩的话：“每一滴露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都闪耀着无穷无尽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阳，无论它照耀着多少个体，无论它照耀着什么事物，却只准产生一种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

波普尔：“科学，尤其是科学的进步，不是孤立的努力的结果，而是思想的自由竞争的结果”，“进化和进步的主要动力是可供选择的物质的多样性。仅就人类进化而论，这就是‘人们有自己的偏爱和有别于他人的自由’——‘有不赞同多数人和走自己的路的自由’”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在《哲学辞典》一书中冒天下之大不韪，揭穿民族英雄圣女贞德的神话：“我们的史学家们大都对美化历史比对真实更爱好。他们都说贞德英勇就义。但是根据当时的记事和史学家维拉雷所述，她接到判决书时声泪俱下。”

哲学家罗素和科学家爱因斯坦共同发表呼吁废止战争的宣言，并将其副本分送给美、苏、中、英、法、加6国首脑，“据非常可靠的权威人士说，现在能制造出的核弹，威力要比炸毁广岛的大2500倍。„„我们要向人类呼吁：记住你们的人性而忘掉其余。„„要是你们不能这样做，那么摆在你们面前的就是普遍死亡的危险。”88岁时，罗素参加了核裁军群众大会并发表演说，与“氢弹之父”爱德华·泰勒通过电视进行越洋对话；去世前两天，他还在公开谴责以色列对埃及的轰炸。

汗斯-耶尔格`亨内克曾经这样评价哈耶克：“在整个一生中，他（哈耶克）始终强调自己以学术研究为本，在政治领域极其节制，在他看来，涉足政治或是担任顾问太容易使人堕落。”

中国——

这是一个知识分子最多的时代，同时又是一个知识分子最少的时代，一个亟需知识分子的时代。拥有教授、博导和各类专家头衔的人多如牛毛，但是能够像马寅初和黄万里那样有着为了真理和良心可以和整个世界对撼的勇气的知识分子纵然没有绝迹，却也已经到了凤毛麟角的地步。知识分子中的很多人颇像英国作家戴维·洛奇小说《小世界》中的大学教授一样四处参加学术会议、连篇累牍地出版泡沫专著以牟取名利，而对逼到眼前的关涉到最大多数群体利益的大问题视而不见，保持沉默，“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即便他们发出了一些嘀咕，也几乎没有被人听见。

不畏“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的失落，不畏“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孤寂，不畏“同妻何肉尤吾累，不患分明有此身”的痛苦。

中国知识分子有源远流长的爱国主义传统，是世界上哪一个国家也不能望其项背的。但是爱国主义在他们心灵深处已经生了根，什么力量也拔不掉的。甚至

泰山崩于前，迅雷震于顶，他们会依然热爱我们这伟大的祖国。美国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史景迁先生在其《天安门：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一书中高度评价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勇气和能力，称赞他们“明知政治行动充满危险却义无返顾，明知希望没有结果仍一如既往。生活在一个四分五裂、险象环生的世界上，他们表现出了非凡的生存能力和勇气。”

王国维“呜呼！美术之无独立价值也久矣，此无怪历代诗人，多托忠君爱国劝善惩恶之意，以自解免。而纯粹美术之著述，往往受世之迫害而无人昭雪也。此亦我国哲学美术不发达之一原因也。”(王国维〈〈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

李大钊曾在1918年撰写《危险思想与言论自由》一文：“禁止思想是顶危险的行为”，并断言：“思想是绝对的自由，是不能禁止的自由，禁止思想自由的，断然没有一点的效果。”

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篇.昭公十八年.愚民说》当中历数了中国统治者的愚民政策，最后提到：“文章”以及“明理载道”之事固无不足以自愚愚人，愚民之术亦可使愚民者并自愚耳。

毛泽东——

“我历来讲，知识分子是最无知的。”

“大局问题，不是知识分子决定的，最后是劳动者决定的，而且是劳动者中最先进的部分，就是无产阶级决定的。”

“有些知识分子现在是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他在空中飞，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我说，这些人叫‘梁上君子’”

“对右派是不是要一棍子打死？打他几棍子是很有必要的。你不打他几棍子他就装死。”

俞可平把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简单地归结为五个字，叫作“游魂无处归”。并解释说：“在整个现代化过程中，中国知识分子没有自己的归宿，没有自我定位，没有形成独立的社会力量，而象一个游魂，飘拂于社会之中。它依违于政治和学术，游离于传统和现代，“谟谥泄臀鞣健_sina_#8221_word__

顾颉刚：“秦始皇的统一思想是不要人民读书，他的手段是刑罚的制裁；汉武帝的统一思想是要人民只读一种书，他的手段是利禄的引诱。结果，始皇失败了，武帝成功了”

陈寅恪：“沧海生还又见春，岂知春与世俱新。读书渐已师秦吏，钳世终需避楚人。”

陈思和：“人类历史最辉煌的篇章之一，不就是知识分子的历史么？他们在人类社会充满暴力与残酷的历史进程中，别塑一个温馨无比的精神发展王国，与冷酷的世俗权力抗争，与卑琐的动物本能抗争，继绝存亡，薪尽火传，这，才叫做知识分子的文化传统。我相信，真正的传统应该从我们自己做起，要做出一个开端。只要意识到了，开始做了，即使是我们的失败来证明一个无家可归的精神浪子的悲剧，也实属亡羊补牢之举。”（《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转型期的三种价值取向》）

季羡林《一个老知识分子的心声》：干知识分子这个行当是并不轻松的，在过去七八十年中，我尝够了酸甜苦辣，经历够了喜怒哀乐。走过了阳关大道，也走过了独木小桥。有时候，光风雾月；有时候，阴霾蔽天。有时候，峰回路转；有时候，柳暗花明。金榜上也曾题过名，春风里也曾得过意，说不高兴是假话。但是，一转瞬间，就交了华盖运，四处碰壁，五内如焚。

李济时：“回顾一百年来，政治干预学术给知识分子造成的巨大伤害。因为政治干预学术造成伤害的不仅是知识分子，还有政治本身。没有知识分子的独立的建设性批判作用，政治很容易误任歧途。因此，政治如果真的是文明的、理性的，那么它可以做的就是：不要去管知识分子，让他们自为、自治。我们现在既然要建设自由市场经济，同时也必须建设自由文化和自由学术。给知识分子以独立、还思想学术以自由，使之成为市民社会的中坚，这恐怕才会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福音。”

张申甫40年代末提出了“反哺论”：“一个知识分子，倘使真不受迷惑，真不忘本，真懂得孝道，对于人民，对于劳苦无知者，只有饮水思泉，只有感恩图报，只有反哺一道。”（《知识分子与新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