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法院关于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调研报告
我院对-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进行调研发现，此类案件呈现如下特点：
一是案件偏少，案值偏大。三年来，朝阳法院法院共审结此类案件125件，在全部刑事案件中所占比例极小，仅占1.39%，此类案件属于少发案件。但从案值上看，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涉案数额不断上涨，案值在50万元至200万元区间的案件量呈逐年增长态势，案值最
高的近800万元。
二是共同犯罪案件较多。在审结的125件案件中判处被告人226人，共同犯罪案件所占比例较大，一起案件中被告人最多为8人。各共同犯罪人分工配合、密切合作，涉案金额巨大，不仅给权利人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而且还严重破坏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
三是涉案产品、侵犯罪名相对集中。涉案产品主要集中在烟酒、名牌箱包、高尔夫用品、盗版光盘等消费用品上，占到全部涉案产品的90%以上。涉案罪名集中在侵犯著作权、商标类犯罪。在审结的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中，侵犯著作权和商标类犯罪占到了70％以上。
四是犯罪手段复杂，多属智能型犯罪。此类案件中涉案产品技术含量高，少数假冒产品的质量、外观与真品高度接近。犯罪隐蔽性强，多采用单线联系，频繁变换手机和窝点，很难抓到主犯。案值难以彻底查清，犯罪人使用假名、做假账或者不做账的情况普遍。
五是连续性犯罪和跨地区犯罪现象较突出。近1/3的被告人曾因侵权或者卖假货受过行政处罚或者承担过民事责任。有的被告人既销售侵权产品，又贩卖假标识，一人构成数罪。为逃避打击，犯罪人往往选择在不同地区组织生产、组装成品和销售。
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案件在司法实践中存在如下普遍性问题：
一是缺乏定罪量刑的具体量化标准。在定罪标准上，假冒注册商标罪、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和假冒专利罪是“情节严重”，侵犯著作权罪是“违法所得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侵犯商业秘密罪是“给权利人造成重大损失”等，定罪量刑标准均是原则性的规定，缺乏可操作性。
二是已有的定罪量刑的金额标准有待规范。涉案金额的大小是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最主要的定罪量刑标准。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比一般财产犯罪的金额标准要高，不利于有效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在涉及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定罪量刑的金额标准上，刑法和有关的司法解释存在“非法经营额”、“销售金额”、“违法所得额”和“直接经济损失”四个概念。这些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不同，具体如何界定，有待规范。
三是侵犯知识产权罪与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非法经营罪存在竞合。司法实践中，大量的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实际上是以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非法经营罪来定罪处罚的。主要原因是存在法条竞合的问题。所以，仅按照侵犯知识产权罪名进行司法统计并不能真实地反映出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的实际状况，不利于准确掌握工作动态，反映司法实践。
四是侵犯知识产权罪与非罪的界限较难把握。侵犯知识产权犯罪首先是一种未经权利人许可而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侵权情节达到一定程度应受到行政处罚，达到严重程度才构成犯罪。因此，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与一般知识产权行政违法行为和侵权行为往往出现一种竞合，这在客观上增加了判定罪与非罪的难度。
针对上述问题，朝阳法院提出如下建议和对策：
一是加大宣传，提高全社会保护知识产权的意识。充分利用广播、电视等各种新闻媒体，广泛宣传知识产权基本知识，及时宣传保护知识产权专项行动，以案说法，警示他人。深入企事业单位，宣传法律法规，健全管理体制，完善防范机制，提高企事业保护和管理知识产权的能力和水平。
二是加强立法，完善知识产权刑事保护的法律体系。针对刑事立法上笼统简单的条款进行修订和完善，解决司法实践中存在的认识不一的现状。对犯罪客观要件的具体量刑标准和情节、知识产权法律词语的界定等进行司法解释，使之明确具体，易于实践操作,以弥补立法过于原则的不足。
三是多策并举，不断完善知识产权的保护机制。在运用法律打击侵犯知识产权行为之外，充分发挥行业协会连接政府和企业的桥梁作用，通过行业协会自律机制，规范企业的知识产权行为，从而促进政府监管、企业自律、舆论监督、群众参与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的形成和完善。
四是整合资源，完善打防知识产权犯罪的协作机制。法院、公安、检察、工商、烟草等部门间加强协作配合，健全信息共享、案件移送协作制度，开展专项行动。同时，加强地区间信息沟通，形成多层次、全方位的协作网络，提高打击和防范侵犯知识产权违法犯罪的工作水平。
第二篇：打击侵犯知识产权方案
黎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黎城县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专项行动实施方案的
通
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有关单位：
现将《黎城县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专项行动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二O一一年元月 黎城县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 制售假冒伪劣商品专项行动实施方案
为进一步加强我县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根据《山西省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专项行动实施方案》、《长治市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专项行动实施方案》的精神和要求，县政府决定在全县集中开展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专项行动。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为强化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树立良好的对外形象，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从建立诚信社会，规范市场秩序，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要求出发，充分发挥知识产权保护在扩大改革开放、引进先进技术、促进技术创新、提高市场竞争力、促进我县转型跨越发展的重要作用，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和执法力度，严厉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行为，推动我县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再上新台阶。
二、领导机构
为加强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专项行动的组 2 织领导，扎实推进我县知识产权战略进一步深入实施，经研究决定成立黎城县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专项行动工作领导小组。
领导小组职责：负责领导全县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专项行动，推动建立长效工作机制；督促检查各部门专项行动落实情况；督办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重大案件。
领导小组的组成：
组 长：王成德 县长助理
副组长: 路玉栋 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县法制办主任 成 员：吴联芳 县发改局副局长
付华中 县经信局副局长 王根利 县公安局常务副局长
县监察局副局长 县司法局副局长 县科技局副局长 县林业局副局长 县农委副主任
任建红 县商务中心主任
县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纪检组长
尚高峰 县卫生局副局长 申宇清 县物价局局长 王恩荣 县国税局副局长 李红斌 县地税局副局长 张 阳 县工商局副局长 邵 军 县质监局副局长 张帅忠 县财政局副局长
县委宣传部报告员 县法院副院长 县检察院副检察长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县商务中心，承担日常工作。办公室主任：李联吉（兼）。
三、工作重点和目标
（一）工作重点。坚持突出重点、打防结合、标本兼治、力求实效的原则。以保护著作权、商标权、专利权和植物新品种权为重点内容，以产品制造集中地、城乡结合部、商品集散地、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案件高发地为重点地区，以新闻出版业、文化娱乐业、高新技术产业、农业、互联网为重点领域，以图书、音像、软件、大宗出口商品、汽车配件、手机、药品、种子为重点产品，加大整治力度，遏制规模性侵犯知识产权行为，4 大力净化市场环境。
（二）工作目标。通过开展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专项行动，严肃查处一批社会影响大、危害程度高以及重点关注的侵犯知识产权大案要案，曝光一批违法违规企业，形成打击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的高压态势；增强企业诚信守法意识，提高消费者识假能力，形成自觉抵制假冒伪劣商品、重视知识产权保护的社会氛围，营造知识产权保护的良好环境；加强执法协作，提升执法效能，加大执法力度，充分发挥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和司法保护的作用，全面提高我县保护知识产权和规范市场秩序的水平。
四、任务分解
（一）加强对生产环节的专项治理。
1、县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牵头，公安、工商、质监部门配合，负责对印刷复制各类出版物、印刷品、光盘、计算机软件及包装装潢、商标标识标签企业的监管，严厉查处非法印刷复制和非法加印、出售标识标签等印刷品的行为，情节严重的吊销经营许可证。取缔无证照经营地下印刷复制窝点。
2、县质监局负责产品质量监管，严格审查生产企业资质，坚决取缔无证生产，依法查处以假充真、冒用地理标志名称和专用标志的行为。
3、县农业局负责种子生产源头治理侵权假冒行为，要针对玉米、小麦、小米等重点品种，加强品种真实性鉴定，重点打击无证和“套牌”生产、销售授权品种的行为。依法查处滥用、冒用、仿造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证书、产品名称、专用标志的行为。
4、县林业局负责做好植物新品种权保护工作。
（二）加强对流通环节的市场监管。
1、县工商局负责加大市场巡查力度，严厉打击仿冒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称、包装等行为；严厉查处侵犯注册商标和地理标志专用权的违法行为，制止恶意商标抢注行为；加强市场监管，明确市场开办者、经营者及经营管理者责任，加强监管和检查。
2、县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要会同有关部门深入开展版权执法专项行动，负责对图书、软件、音像制品的市场巡查，严厉打击侵权盗版行为。
3、县科技局负责加大对专利领域群体、恶意侵权及假冒专利行为的打击力度。
4、县商务局负责商贸流通企业的管理和规范，要求企业加强配送商品管理，防止侵权商品进入我县流通领域。
5、县食品药品监管局负责对制售假冒伪劣药品、扰乱药品经营使用秩序行为的打击力度。
6、县物价局负责市场价格监管，规范经营者价格行为，严肃 6 查处价格欺诈等违法行为。
（三）加强互联网领域的专项治理。
1、商务局、科技局负责涉外知识产权保护，加大对查实的进出口侵犯知识产权企业的处罚力度，严格执行展会知识产权保护法、做好重要展会知识产权保护工作。
2、工商局、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负责网络知识产权保护，严厉打击互联网侵权盗版，重点打击影视剧作品侵权盗版行为。负责网络购物、电话购物和电视购物活动监管，重点打击利用互联网、通信网络和电视网络销售侵犯知识产权和假冒伪劣商品的欺诈行为。
3、县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负责对视听节目服务网站播放正版节目的监管工作。
（四）加大刑事司法打击力度。
1、公安局对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犯罪及相关商业贿赂活动要及时立案侦查，重点查办情节严重、影响恶劣的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
2、科技、工商、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商务、税务、质检、农业等部门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对符合刑事立案追诉标准、涉嫌犯罪的，要及时移送公安机关；对现场查获、行为人可能逃匿销毁证据的，要立即商请公安机关提前介入调查。公安机关要对行政 7 执法部门移送的涉嫌犯罪案件及时审查，对涉嫌犯罪的抓紧依法立案侦查。
3、监察局负责对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监督。
4、司法局负责指导律师依法做好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犯罪案件的辩护代理工作。
5、检察机关要履行审查批捕、审查起诉、诉讼监督和立案监督职责。
6、法院负责做好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案件的审理工作。
（五）在政府机关全面使用正版软件。
1、各级政府机关要对本单位使用计算机软件情况开展自查自纠，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会同有关部门进行重点检查，进一步加大软件正版化工作力度。
2、对需要采购的正版软件，县财政给予必要的资金保障。
五、时间安排
从12月21日开始，至2011年1月21日止，分三个阶段进行。
（一）动员部署（2010年12月21日）
成立领导组，制定工作方案，任务分解，进行专项行动全面动员部署。
（二）组织实施（2010年12月22日—2011年1月16日）按照专项行动实施方案，县专项行动领导小组办公室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开展专项行动，对重点环节、重点区域、重点领域进行检查，重点查处重大要案，推动工作落实。
具体安排：
1、（12月22日—31日）加强数据统计分析，督促推进重点工作。主要任务：督促各成员单位落实情况，12月24日进行第一次数据报送（报表表样附后），开展重点整治；进行新闻密集报道，通过舆论宣传形成良好氛围。
2、（2011年1月1日—16日）对重点区域、重点部门进行检查。主要任务：开展专项行动，做好重点检查和互查前的准备工作。2011年1月7日进行第二次数据报送。
（三）阶段性总结。（2011年1月17日—21日）
对重点环节、重点区域、重点领域和重点案件的查处情况进行总结。2011年1月17日进行第三次数据报送以。做好省、市重点检查的准备。
六、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县里已成立了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专项行动工作领导小组，各乡镇也要成立相应领导小组，制定工作方案，明确任务目标，落实责任分工，抓好组 9 织实施，建立健全知识产权工作监督考核体系。
（二）加强部门协调配合。各有关部门要密切配合，形成合力，将专项行动和日常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市场监管工作结合好、协调好、衔接好，确保专项行动取得实效。县专项行动领导小组要会同有关部门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建立执法协作协调机制，及时研究解决有关问题。
（三）强化督导检查。各有关部门要切实落实专项行动各项任务，加大执法力度，提高执法的严肃性和有效性。通过组织联合检查组加强对专项行动的督导，及时将专项行动进展情况、取得的效果、案件查处情况、信息统计情况上报县专项行动领导小组。
（四）全社会参与监督。要发挥现有“12330”、“12312”、“12315”、“12390”、“12365”举报监督投诉机制作用，调动全社会的力量，及时发现违法犯罪行为线索，快速处理违法犯罪行为。
（五）加大宣传力度。通过开展多种形式的知识产权宣传教育，普及知识产权保护知识，提高全社会知识产权保护意识。营造尊重知识产权、保护知识产权、自觉抵制侵犯知识产权和假冒伪劣商品的良好社会氛围。引导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大力推动诚信体系建设，及时主动进行新闻发布、宣传，增强舆论引导的针对性、实效性和正确性。
（六）及时报送统计报表。各有关成员单位和各专项行动领导小组要重视专项行动的信息收集报送工作，认真填报专项行动统计报表，并确定一名信息联络员，按时上报有关资料。
领导小组办公室联络人：李联吉
电话：
手机： 11
第三篇：打击侵犯知识产权总结
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
伪劣商品专项行动
总 结
为全面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专项行动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10〕50号）及桂政办发[2010]217号文件精神，为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我县从2010年11月底至2011年3月，在全县集中开展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专项行动。根据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专项行动部署，我部门积极配合此项行动，现将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专项行动取得的阶段性成效总结如下：
一、进一步统一思想，加强领导，确保工作责任落实到位 为进一步做好此项行动的宣传工作，促进此项工作的有效落实，我局成立了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专项行动领导小组，并指定一名分管副局长专门负责此项工作。
二、突出重点，明确任务，确保专项整治工作取得实效
1、围绕此次专项行动的工作目标和工作重点，加强对广告播出的审查，以保护知识产权，清理虚假违法、侵犯知识产权等广告节目为工作目标，加大电视购物短片广告的监督管理力度，制定专项整顿工作目标，明确重点查处内容，着力清理涉嫌侵犯知识产权的电视购物商品，清理内容虚假违法、伪造证明材料、夸大夸张宣传等假冒伪劣的电视购物商品，对违法违规行为，要及时责令整改；对虚假低俗、夸大夸张、侵犯知识产权等行为，要坚决予以叫停
2、采取了多种宣传方式，广造舆论声势，扩大社会影响，增强群众的识假辩假能力，使人民群众了解知识产权保护法律法规，取得广大群众的理解、支持和参与，树立了我县知识产权保护的良好形象，增强外来投资者对我县市场的投资信心。
3、大力宣传我国深入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措施和成效，及时报道专项行动的进展和成果。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侵权问题，曝光典型案例，震慑违法犯罪分子。全面宣传我国知识产权事业取得的显着成绩，报道尊重知识产权、重视创新、自觉守法的典型，营造保护知识产权、自觉抵制侵犯知识产权和假冒伪劣商品的良好社会氛围。针对社会关注的知识产权热点问题，主动组织新闻发布、访谈报道，及时解疑释惑，回应社会关切，增强舆论引导的针对性、实效性。
2011年3月18日
第四篇：知识产权法院
知识产权法院，是2013年11月15日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所提出的为了加强知识产权运用和保护，健全技术创新激励机制而设立的审判机构。
1、法院简介
知识产权法院中国知识产权法院，是2013年11月15日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所提出的准备探索建立的审判机构，其原文内容是“加强知识产权运用和保护，健全技术创新激励机制，探索建立知识产权法院。”
《决定》指出，加强知识产权运用和保护，健全技术创新激励机制，探索建立知识产权法院。打破行政主导和部门分割，建立主要由市场决定技术创新项目和经费分配、评价成果的机制。发展技术市场，健全技术转移机制，改善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条件，完善风险投资机制，创新商业模式，促进科技成果资本化、产业化。
2、成立背景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知识产权审判的重要作用日益凸显，案件数量迅猛增长，新型疑难案件增多，矛盾化解难度加大。2008年至2012年6月，全国法院共受理知识产权案件226753件，审结208653件。针对知识产权审判工作面临的实际困难，报告建议，以党的十八大精神为指引，进一步深入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优化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妥善协调司法保护和行政执法的关系，发挥司法保护知识产权主导作用；根据国家知识产权战略要求，积极探索研究建立知识产权专门法院。在分组审议最高人民法院有关报告时，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委员戴玉忠建议，有关方面应研究知识产权专门法院的设立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在报告中提出知识产权案件“三审合一”试点问题。“知识产权审判工作涉及到三个方面，既涉及到民事权利的保护问题，还有行政机制的问题和刑事犯罪的问题。三审合一的问题只有设立专门的知识产权法院才有可能很好的实现。这对于倡导全民重视知识产权保护工作也有积极的意义。”戴玉忠建议有关方面对此进行研究。
3、俄罗斯 简介
在2011年12月，俄罗斯实施了设立知识产权专门法院的立法变革。知识产权法院的目的是确保因复杂而臭名昭著的知识产权纠纷得到适当裁决。该法案是由国家杜马（俄罗斯议会下院）的民事、刑事、仲裁和程序性立法委员会主席推出的。知识产权法院开庭或许很可能被延迟至这一问题被解决时止。
管辖权
知识产权法院在俄罗斯法院体系中扮演着双重角色，既是一审法院，也是二审上诉（翻案）法院。知识产权法院将以一审法院的身份运作，审理对俄罗斯专利局（包括专利局的撤销法庭“专利纠纷院”）所做的决定提起的上诉。知识产权法院的裁决可被上诉到知识产权法院常务委员会。知识产权法院还将以二审上诉法院的身份运作，用以处理知识产权侵权行为。
程序 知识产权法院的所有案件将由三名或更多法官组成的小组进行审理。知识产权法院常务委员会对针对专利局所做的决定提起的上诉和知识产权侵权案件的裁决均可被上诉到最高仲裁法院。
过渡期
目前，对专利局所做决定提起的上诉是在莫斯科仲裁法院备案。这些决定能被上诉至第一（受理上诉的）上诉法院即第九仲裁上诉法院，然后被上诉至第二（撤销原判）上诉法院即莫斯科联邦巡回仲裁法院。
一旦知识产权法院开始审理案件，莫斯科仲裁法院尚未裁决的上诉仍保留在该法院。但是，任何二审上诉或许不能提交至莫斯科联邦巡回仲裁法院，而必须向知识产权法院常务委员会提出。
正如上面所述，知识产权法院有望最早在2013年7月开始审理案件。一旦知识产权法院开始审理案件，考虑“过渡时期”的影响很重要。过渡时期对起诉专利局决定（例如，专利撤销）的影响可展现如下：
1.专利局印发撤销专利的决定；
2.专利权所有人向一审法院莫斯科仲裁法院提起上诉（甚至在知识产权法院开始审理案件后，该案件仍会保留在莫斯科仲裁法院）；
3.莫斯科仲裁法院做出支持或颠覆专利局决定的裁决； 4.莫斯科仲裁法院的裁决被上诉到作为第一上诉法院的第九仲裁上诉法院；
5.第九仲裁上诉法院做出裁决； 6.如果在提交二审上诉时知识产权法院开始审理案件，二审上诉必须向最高法院的常务委员会提出，而非像现在这样向莫斯科联邦巡回仲裁法院提出上诉。
法官
最高仲裁法院的法官负责主持知识产权法院的事务。知识产权法院运作至少需要15名法官。知识产权法院的已有13名法官。知识产权法院的绝大多数法官是仲裁法院的前任法官。只有两名法官有技术背景，如物理学法官和机械学法官。
位置
知识产权法院位于莫斯科市中心，紧邻最高仲裁法院。
4、日本 简介
2005年4月1日，日本成立了专门的知识产权高等法院。成立知识产权高等法院源于知识产权在日本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它有利于通过专门的司法途径高效地解决知识产权案件。日本的知识产权高等法院具有如下特点：一是专门性，它是根据专门的法律成立，内设于东京高等法院之内，专门用来审理知识产权案件的法院；二是独立性，知识产权高等法院与其他法院相比具有更大程度的独立性，同时它被授予特定的权力处理司法行政事务；三是独特性。知识产权高等法院的组成和管辖方面具有自身的特点，尤其是法院内部设立的专家委员会。专家委员会可以协助法官对案件中专门技术知识进行解释。特征
按照特别法设立的专门法院，知识产权高等法院与其他的高等法院相比具有更大程度的独立性，它设有一位专门的首席法官、司法会议和通过独立于东京高等法院的知识产权高等法院司法会议解决司法行政问题的管理者。依据法院组织法第22条第1款，通过最高法院设立的高等法院在其管辖范围内具有部分行政职权。
目前日本共有六个高等法院，每个高等法院仅具有基于地域范围的有限管辖权，这些高等法院处理某些高等法院司法会议授权范围内的司法行政问题。相比而言，知识产权高等法院是一个专门处理知识产权案件的法院并且依据法院组织法的特定条款而成立的。知识产权高等法院区别于其他高等法院的明显特点是，知识产权高等法院处理所有的知识产权案件，包括某些东京高等法院专属管辖的知识产权案件（与专利相关的上诉案件，针对日本专利局做出的决定的起诉），因不正当竞争行为侵害著作权或商业利益的案件，同时，知识产权高等法院被授予特定的权力处理司法行政事务（比如分配法院事务，任命法官，更换法官，制定法院日程等等），这与案件的特定程序紧密相联，并且只有在知识产权内部才被认为是合理的。不过，很显然，知识产权高等法院是属于正常的法院范畴，按照宪法第76条第2款的规定并不是一个专门的法院，依据此条款，知识产权高等法院做出的判决可以上诉至最高法院，在知识产权高等法院工作的法官是东京高等法院的法官，由最高法院从最高法院提名经内阁批准的法官名单中任命。知识产权高等法院在司法管理方面受到最高法院的监督。组成
法院主要由法官、司法研究人员、专家委员会、法庭书记员和法院秘书组成。知识产权高等法院任命的司法研究人员按照法官的要求研究在执行专利、实用新型和其他知识产权案件的诉讼和判决中的技术问题。从2005年4月起，司法研究人员在法官的允许下可以在口头答辩或其他场合向当事人提问以澄清案件事实。法庭书记员参加并记录诉讼过程，管理诉讼的进展，准备并保存案卷，协助法官研究相关法律和规章以及司法先例，并执行法律规定的其他诉讼事务。法院秘书提供司法行政服务。
管辖
日本知识产权高等法院受理日本专利局做出的一审上诉案件和与知识产权有关的二审民事案件，等等。
（1）日本专利局做出的一审上诉案件。日本专利局做出的一审上诉案件专门由东京高等法院管辖，并且由东京高等法院的专门法院知识产权高等法院受理。
（2）地区法院的民事上诉案件。与专利权、实用新型权、统一电路设计布置权和作者的著作权相关的民事上诉案件专门由东京高等法院管辖，并且由知识产权高等法院受理。因此，所有此类上诉专门由知识产权高等法院受理。
与设计权、商标权、著作权（排除作者的著作权）、出版权、邻接权、繁殖权以及因不正当竞争行为侵害商业利益的相关权利由日本八个高等法院的相关高等法院管辖，这取决于一审法院所在的地方。因此，作为东京高等法院的知识产权高等法院受理由东京高等法院管辖的上诉案件。
（3）其他案件。知识产权高等法院也受理由东京高等法院管辖的其他民事案件和行政案件，这需要有知识产权专家主导诉讼并在主要问题上做出判断。
知识产权法院何日破茧
中国专利申请量和知识产权案件量很大，将这两者置于“创新型国家建设”的背景下，建立知识产权法院势在必行
3月13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日内瓦发布报告称，2013年中国通过《专利合作条约》途径提交的国际专利申请数量位列全球第三。
“中国国际专利申请量领先世界，体现了创新能力的提高，也显示出了公众知识产权意识的增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李绍荣对《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说，“随着中国知识产权战略的持续推进，产权保护压力日趋加大。”
近年来，中国知识产权案件数量居高不下。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依法保护专利权、著作权、商标权，受理案件11016件，审结9716件，各级法院审结一审知识产权案件10万件；2013年，全国检察机关起诉侵犯商标权、专利权、著作权和商业秘密等犯罪嫌疑人8802人。
4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广州举行知识产权宣传周新闻发布会，发布了《中国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状况（2013年）》白皮书。白皮书披露，中国涉及前沿科技问题的新类型、疑难复杂案件和知名企业品牌保护等案件逐渐增多，审理难度不断加大。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今年3月10日在部署2014年主要工作时指出，“最高人民法院将推进知识产权法院建设。”这被舆论视为中国进一步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的积极信号。
多位受访专家认为，随着中国专利申请量和知识产权案件数量的增加，加大保护知识产权力度、建立知识产权法院势在必行。
知识产权保护面临严峻挑战
近年来，随着中国知识经济的迅猛发展，由侵权引发的知识产权纠纷数量也呈上升趋势。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上半年，中国商标累计申请量已达1054万件，累计注册量达717万件，有效注册商标609万件，均位居世界第一；2013年，中国以21516件的专利申请总量超过德国位居世界第三，比上年增长15.6%，增幅在专利申请量排名前十的国家中居首。
与此同时，中国知识产权案件数量也逐年递增。据统计，2008～2012年，全国法院共分别受理和审结知识产权民事一审案件245264件和237796件，年均增长率分别为37.57%和37.41%，是历史上案件数量增长最快的时期。
各地涉外、涉港澳台知识产权行政案件持续增加。比如，2003年以来，深圳中院知识产权庭审理涉外案件数从17宗增长到2013年的73宗。其中，原告为外国公司的案件从11宗增长到45宗，收案数量稳步增长。
“知识产权案件数量增加，既说明了公众知识产权意识在提升，学会了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也说明中国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仍然大量存在。”南开大学教授齐善鸿接受本刊采访时分析说。
随着知识产权案件数量迅猛增长，以及案件类型日趋新颖复杂，近年来，中国知识产权保护面临严峻挑战。
“目前侵犯知识产权犯罪表现出隐蔽性强、犯罪嫌疑人警惕性高、反侦查能力强、犯罪现场流动性大等新特点。”李绍荣说，“特别是取证难，由于涉案证据掌握在犯罪人手中，多以电子形式存在，容易隐蔽、销毁，知识产权保护取证难度进一步加大，打击侵权行为难度加大。”
李绍荣认为，“随着经济全球化日益加深，涉外知识产权案件将会多发，从而加大了审判压力。”
“近年来知识产权案件还具有涉植物新品种、集成电路布图、专利等技术案件比例高，涉网络案件比例高，疑难复杂新类型案件多等特点，也增加了案件的审理难度。”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北京一中院”）知识产权审判二庭负责人姜颖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
据了解，北京一中院审理的知识产权案件中，涉植物新品种、集成电路布图、专利等技术案件比例高达1/4。“这对于没有理工教育背景的法官而言，案件事实的认定存在较大困难，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案件的审判效率。”
“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造成了各地法院审理水平出现差异。知识产权案件专业性极强，但有权受理的法院分散在全国各地，这不利于审判实践的统一。”中华全国专利代理人协会会长杨梧说，“在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中，还存在着损害赔偿额偏低，以及地方保护主义现象等问题。这些都从某种程度上折射了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尴尬现状。”
“三审合一”试点破题
为了突破知识产权保护中的困局，1993年，北京一中院成立了中国首个知识产权审判庭。随后，各地法院纷纷建立知识产权审判庭。截至2012年12月底，全国法院设立的知识产权审判庭达420个。
2008年，中国发布了《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提出“研究设置统一受理知识产权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的专门知识产权法庭”。按照这一要求，各地法院积极探索设立“三审合一”知识产权审判庭，即将相关知识产权民事案件、行政案件和刑事案件由统一的知识产权审判庭来审理。截至2012年底，已有5个高级法院、59个中级法院和69个基层法院开展了相关试点。
据姜颖介绍，2013年底，北京一中院在原知识产权庭的基础上建立知识产权审判一庭、二庭，将知识产权刑事、民事、行政三类型案件集中由两个知识产权庭审理，在北京率先构建起了“大知产”审判格局。
“知产一庭主要审理商标案件，知产二庭负责审理专利、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植物新品种等涉技术案件和著作权、合同案件。通过构建‘大知产’审判格局，将知识产权民事、行政、刑事案件‘三审合一’，能够有效统一三者的法律适用标准，提高案件审判效率。”姜颖说。
在姜颖看来，“大知产”的审判格局也极大提升了知识产权案件的专业化审判水平。“知识产权专业化审判的特点，有助于案件整体审判质效的提升，也有利于调研、培训工作的开展，进而提升法官的专业审判水平。”
尽管“三审合一”优势凸显，但问题依然严峻。比如，案多人少的矛盾未能根本解决。数据显示，2014年一季度，北京一中院共受理各类知识产权案件3323件，而2013年同期案件受理数为935件，增长率为255%。与此同时，知识产权办案法官在人员上仅给予10%左右的补充比例。
此外，法官知识结构无法满足需求。姜颖介绍说，在知识产权“三审合一”审判模式下，北京一中院已有的知识产权法官中，缺少具备刑事审判经验的法官，应对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存在压力。另外，尽管将具备理工类教育背景的法官安排在以审理专利、著作权案件为主的知产二庭，但法官总体人数并未增加。
数据显示，北京一中院2010年至2013年年均审结案件3448件，人均结案数约为120件，其中一审案件的比例达90%，且绝大部分案件含涉外因素，涉技术、网络案件比例高，日常的案件审理工作占据了法官几乎全部的工作时间，通过司法调研、业务培训提升自身司法能力的机会受到压缩，办案压力非常大。
中国社会科学院知识产权中心副研究员杨延超向本刊记者表示，“现有的‘三审合一’审判机制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知识产权审判效率，但作为审判主体的依旧是普通法院内部的‘知识产权审判庭’，它与法院内其他审判庭如民事审判庭、刑事审判庭等处于同等地位。”
“知识产权案件的特殊性又决定了在领导配备、管辖设置、案件管理、法官选拔等方面都有其特殊性，在涉及上述工作时，普通法院难以有效顾及知识产权审判庭的上述各种特殊要求，这就决定了现有改革很难从根本上解决知识产权审判所面临的种种难题。”杨延超说。
从各地实践情况来看，由于知识产权案件数量剧增，加之案件类型新颖复杂，知识产权案件中需要解决的问题愈发专业化、复杂化，审理难度越来越大，“三审合一”审判体制与现实存在的矛盾愈发突出。
在此背景下，建立知识产权法院，推动中国知识产权审判走向专业、高效的呼声再度高涨。
知识产权法院建设在路上
关于建立知识产权法院的动议，业界早有提及。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2001年，时任全国政协委员、国家知识产权局副局长的吴伯明在全国两会上就建议设立知识产权法院。
“还在2000年专利法第二次修订时，国家知识产权局就与有关部门进行过探讨，研究建立统一的知识产权上诉法院，但是没有取得进展。”杨梧介绍，“2005年启动专利法第三次修改，再次将建立知识产权法院提上日程，高法的课题组当时还拿出了比较成熟的意见。由于当时司法改革思路是诉讼体系，分为大民事、大行政、大刑事三大板块，成立‘三审合一’的知识产权专门法院不符合上述司法改革思路，因此这一建议再次被搁置。”
2013年11月12日，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加强知识产权运用和保护，健全技术创新激励机制，探索建立知识产权法院。”
“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的部署，说明历经曲折的知识产权审理司法改革的动议已得到了中央认可。”杨梧认为，“中国企业创新能力逐步提高，保护知识产权的内在动力越来越足，建立知识产权法院确实很有必要。”
杨延超则明确表示，“当前，探索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的时机已经成熟。”他解释说，“近年中国知识产权案件数量不断上升，而知识产权案件又极具专业性，有必要设立知识产权法院对相关案件进行集中审理。”
“知识产权审判方面的大胆尝试和改革，对于提高知识产权的审判水平有重要意义，但要真正推动知识产权审判走向专业、高效，还有赖于知识产权法院的设立。”杨延超说。
姜颖也认为，“知识产权法院的建立，将更有利于各项审判资源的调配，法官和书记员案多人少的矛盾预计将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
齐善鸿表示，“与知识产权法庭相比，建立知识产权法院更有利于提高司法效率、统一司法标准及节约司法成本。”他说，“目前各国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在不断加大，中国不可能游离于此外。因此，建立知识产权法院，也是顺应国际趋势，有利于中国经济更好地融入全球。”
那么，中国知识产权法院究竟何日破茧而出？
2013年11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有关人士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最高法正在推进该项工作，“尚无具体时间表”。
4月8日，本刊记者发函最高人民法院，希望就建立知识产权法院进展情况采访相关负责人。13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局回电称，“知识产权法院建设还在推进过程中，相关情况目前还不宜对外公开。”
4月19日，在武汉举行的“南湖论坛”上，上述信息得到进一步确认。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副庭长金克胜在论坛上透露，知识产权法院设立尚无时间表，目前仍处于论证阶段。设立知识产权法院，属于国家顶层设计，需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出决议后，才能实施。
然而，各地筹建知识产权法院的工作早已低调进行。4月10日，北京市高法知识产权庭副庭长张雪松在“北京知识产权保护状况”新闻发布会上透露，从去年底至今年初，在最高人民法院和市委的统一部署下，北京市已开展了有关知识产权法院建立的调研工作，目前基本完成了案件的管辖、机构设置等方面的初步调研计划，现已提交到上级法院。
上海、江苏、广东也陆续传来研究部署推进试点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的消息。知识产权法院建设还在路上，却已渐行渐近。□记者李松 建立知识产权法院须做好“顶层设计”
多位受访专家认为，建立知识产权法院是一项复杂工程，推进过程中要立足全局，稳步推进。对于尚未考虑清楚或不确定的问题，不妨先试点，然后根据试点结果进行取舍。
“规划知识产权法院，还需要考虑知识产权案件，尤其是专利案件的特点，应当由上而下地全面规划。”杨梧说，“有必要在全国统一建立知识产权上诉法院或上诉巡回法院，并在知识产权上诉法院中设立专家委员会，以利于司法实践的统一，并对知识产权中的新问题给出指引意见。”
对于知识产权法院的功能，杨梧建议，对于一审在基层知识产权庭审理的知识产权案件，其二审由各省市知识产权中级法院进行终审。“全国知识产权上诉法院负责对一审在知识产权中级法院审理的知识产权案件以及在专利复审委员会审理的专利复审案件和专利无效案件的二审，而专利复审委员会的决定作为准司法的一审。”
在杨延超看来，中国知识产权案件数量依据各地经济发展情况呈现极度不平衡态势，因此，“可依据调研数据决定知识产权法院的布局，可以在首都设立一个知识产权高级法院，作为此类案件的最高审判机构；在全国范围内按区域位置及科技和经济发展水平设置若干个上诉法院。”
“知识产权法院的建立，还需要打造一支高素质的专业人才队伍。”李绍荣认为，“不论在企业还是法院系统，目前我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高层次人才十分稀缺。应积极鼓励高等院校设立知识产权相关专业，开展知识产权保护各个环节的人才培养。”
“尤其知识产权法官队伍建设，更需加强。”李绍荣说，“要高度重视国际知识产权人才的引进和培养工作。依靠这些高端人才，才能确保中国在国际知识产权服务业的激烈竞争中胜出。”
杨梧说，应把引进国际知识产权人才工作纳入国家战略高度，在引进知识产权人才方面给予政策倾斜。“更主要的是，要在国家层面有计划地派出一些法官出国深造或培训，以培养他们的国际视野，提高他们的能力。”
姜颖认为，知识产权法官队伍的建设，尤其要考虑到法官合理工作量的测算、主审法官责任制与合议制的兼容、知识产权法官员额制，以及知识产权法官综合保障、工资待遇等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齐善鸿表示，“中国知识产权保护起步比较晚，相关法律法规还有些滞后，在电子信息化的背景下，对网络时代作品传播和侵权规则，至今缺乏有效和系统的规定。”他认为，“中国对知识产权侵权的惩处力度不够，从某种程度上变相鼓励了侵权行为的发生。”
齐善鸿说，“在一些发达国家，构成知识产权的严重侵权，打官司赔偿金额往往十分惊人，甚至让侵权者倾家荡产。而外国公司在中国打官司会依据中国相关法律，以至于一些外国公司在中国的侵权成本极低。”
“要进一步完善技术事实查明机制，细化操作程序和规则。特别是对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计算机制以及对重复侵权、恶意侵权等行为的制裁机制，还有待进一步完善。”齐善鸿补充道。知识产权保护发力
远在17世纪，伴随着工业革命的萌芽，股权、商号权等新的财产形式不断出现。为进一步明确这些无形财产的所有权，英国于1623年颁布了《垄断权条例》，成为首先确立专利制度的国家。此后，英国的《安娜女王法令》（1709年）、法国的《关于以使用原则不审查原则为内容的制造标识和商标的法律》（1857年）等相继颁布实施，标志着专利发明、著作、商标等无形财富具有了法律上财产的意义，知识产权也由此产生。
不难看出，知识产权作为一种新型的财产形态，是商品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而此时，在欧亚大陆另一端的中国，手工业和河运日益繁荣，商品贸易活跃。受经济发展的影响，自然科学也有了一定的发展，《本草纲目》《农政全书》《天工开物》等科学著作相继问世。但受几千年封建思想影响的中国，“个体”、“私权”长期被湮没在“御赐”、“钦授”的“特权”中。
列强以坚船利炮轰开中国的大门之后，“知识产权”被它们带入中国。为保护侵略者自身的利益，英国人于1904年为清政府起草了《商标注册试办章程》，成为清政府第一部商标法。随后，清政府颁布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著作权法《大清著作权律》（1910年），也影响了此后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制定的相关法律。
新中国成立后，曾制定了一系列知识产权行政规章，如《保障发明与专利权暂行条例》《发明奖励条例》等，但发明的所有权在国家，全国各单位都可以无偿使用。可以说，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还没有一部严格意义上的法律制度来保护知识产权。
1980年，中国加入联合国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自此，中国先后参加了18个相关知识产权国际公约、条约和协定；相继出台了商标法、专利法、著作权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及其实施细则，还陆续颁布了计算机软件、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植物新品种、信息网络传播权以及音像制品管理、著作权集体管理等保护和管理条例，涵盖了知识产权保护的主要内容。初步形成了符合国际通行规则、适应我国国情、门类比较齐全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
2008年，中国颁布《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成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支撑。此时的中国已从知识产权国际规则的被动接受者转向主动参与者，从被动移植转变为主动利用。
在由两院院士评选出的“2013中国十大科技进展”中，嫦娥三号月面软着陆开展科学探测、神舟十号飞船发射成功、天河二号夺得世界超算冠军、世界上“最轻材料”研制成功等等，每一项科研进展均拥有自主知识产权，闪耀着自主创新的光芒。
在与美国国际数据公司提起的“337调查”案的诉讼中，中国的中兴通讯、华为公司初裁获胜，同样得益于其在自身专利质量和数量优势基础上构筑的专利布局。
30多年市场经济的磨砺告诉我们，中国不能走资源耗费型的发展道路，也不能走技术依赖型的发展道路，只能走自主创新、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中国道路。大量事例也表明，缺乏关键技术的自主知识产权，没有先进的知识产权制度，创新型国家的目标将难以实现。诚然，我们仅用30多年的时间，就走完了一些发达国家一两百年才走完的知识产权制度建设之路，并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但我们更要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目前的知识产权制度还不完善，公众知识产权意识仍较薄弱，侵犯知识产权现象在一些地方、领域和产品中还比较突出，知识产权滥用行为时有发生，缺少透明度、不当竞争等问题仍然存在；我国现行知识产权行政管理体制机构重叠，知识产权的各个领域目前归属近十个部门分管，显然不利于知识产权制度的推行和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制度的作用。
“加强知识产权运用和保护，健全技术创新激励机制，探索建立知识产权法院。”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为完善知识产权制度体系建设指明了方向，必将进一步激发创新驱动发展的内生动力和活力，促进知识产权自身制度建设提速。
可以相信，随着知识产权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国的创新环境将有更大的改善，中国的科技进步将为创新型国家建设提供更为强大的支撑。
第五篇：相关知识产权的调研报告范文
知识产权，也称其为“知识所属权”，指“权利人对其智力劳动所创作的成果和经营活动中的标记、信誉所依法享有的专有权利”，一般只在有限时间内有效。下面是小编整理的相关知识产权的调研报告，欢迎阅读。
相关知识产权的调研报告【篇一】
关于宜昌市企业知识产权工作的调研报告
在第十一个世界知识产权日来临之际，宜昌中院在去年调研我市部分重点企业知识产权工作的基础上，再次深入我市食品、化工、医药、机械等多个重点产业的数十家具有代表性的大中型企业，就企业在知识产权战略、核心技术研发与保护、知名品牌创建与维护、知识产权侵权与犯罪行为的打击等方面展开了进一步的深度调研。此次调研既是世界知识产权日系列宣传活动的需要，也是宜昌中院突出能动司法，实施“进百村访百企”实践活动，加强与辖区企业沟通联络，全面提升我市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水平的重要举措。
一、宜昌市企业知识产权工作的现状
近年来，随着《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宜昌市知识产权战略纲要》的相继颁布实施，我市企业的知识产权意识普遍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与水平显著增强，核心技术与品牌效应在提升企业竞争力方面的优势日益凸显。
(一)全市知识产权情况的概述
截止2010年底，全市累计注册商标达4838件，其中农产品商标达1858件，集体商标3件，地理标志商标10件，占全省26件的38.5%;全市注册商标中，被认定为宜昌市知名商标的达65件，被认定为湖北省著名商标的达73件，占全省704件的10.4%，被认定为全国驰名商标的达13件，占全省63件的20.64%，其中行政认定11件，占全省45件的24.4%。
全市专利申请量累计达13803件，全市专利授权量累计达7256件。申请国外专利实现零的突破，宜化、安琪、三新磷酸向29个国家和地区申请了专利。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的“一种富硒酿酒酵母、富硒酵母产品及其生产方法”发明专利被评为第十二届中国专利优秀奖和第三届湖北省优秀专利项目奖。2010年中国国际专利技术与产品交易会上，我市的黑旋风锯业、妙奇照明、五峰檀木、湖北新桥、五峰小江炉业5家企业揽获湖北省全部6项专利金奖。
2010年，全市实现生产总值1547.3亿，高新技术产业实现增加值135.5亿。2007年12月，我市继成都、武汉之后成为全国第三个国家知识产权工作示范城市，也是全国首个获此殊荣的地级城市。2010年6月1日，我市被国家工商总局确定为首批53个国家商标战略实施示范城市之一(市州级城市20个)。2010年8月26日，我市成为国家知识产权局与工业和信息化部共同确定的作为中小企业知识产权战略推进工程首批实施单位的32个城市之一，也是湖北省唯一入选的地级市。
2010年，全市知识产权行政执法部门共处理商标案件121件，罚没83万元;查处冒充专利案件21件，立案受理3件专利侵权案件。自去年11月全市开展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专项行动以来，全市共立案查处侵犯商标权案件81件，制售假冒伪劣商品案件254件，受理和处理消费者申诉和举报684件。2010年，宜昌中院共审结知识产权案件75件，其中知识产权特别程序9件，刑事案件1件。
宜昌市部分大中型企业知识产权工作情况表
企业名称 年销售
收入 年利税
总额 专利授予 发明专利 注册
商标 驰名
商标 著名
商标 知识产权年投入 研发
人员
湖北宜化集团 410亿 31亿 74项 74项 115件 1件 15件 9.8亿 436人
三峡全通涂镀板 100亿 5亿 6项 0 6件 0 0 2000万 35人
湖北兴发集团 84.3亿 6.22亿 20项 5项 11件 1件 1件 1.2亿 35人
湖北稻花
香集团 73.16亿 7.1亿 109项 5项 200件 1件 2件 1500万 26人
湖北枝江酒业 50亿 4.3亿 99项 4项 81件 1件 1件 800万 20人
安琪酵母
公司 21亿 6.2亿 266项 39项 911件 1件 4件 8041万 71人
宜昌萧氏
集团 11亿 0.3亿 11项 4项 30件 1件 2件 1000万 50人
湖北三峡
新型建材 9.3亿 0.48亿 2项 1项 2件 0 1件 1000万 45人
宜昌人福
药业 8亿 3.9亿 6项 4项 80件 0 3件 3300万 50人
中船重工海声科技 1.9亿 0.37亿 4项 1项 3件 0 0 2860万 109人
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是商业品牌打造、核心技术创新、知识产权保护的主战场。近年来，我市企业品牌意识和自主创新意识普遍提高，知识产权管理与保护体制日趋完善，知名品牌与核心技术拥有量大幅上升，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能力显著增强。
1、知识产权创新意识普遍提高。近年来，我市企业规模快速扩张，实力不断增强，企业对知识产权创造与保护工作越加重视，许多企业已将品牌的打造与维护，核心技术的研发、商业秘密的保护、侵权行为的打击等工作作为公司日常经营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我市重点企业湖北稻花香集团公司，建立了集团领导挂帅、技术开发部门、知识产权管理员三级组织的知识产权管理体系，积极开展商标专利的申请、商标的监测、打假维权等工作。目前，该集团已投入资金近亿元进行知识产权创新与保护，已申请注册商标302件，获准注册200件，申请专利120件，获准注册109件，“稻花香”商标作为中国驰名商标，连续七年蝉联“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2010年该商标品牌价值达83.65亿元。“十二五”期间，该公司力争再创建4件中国驰名商标。
2、知识产权投入不断增加。知识产权投入是指企业在知识产权创造、运用、管理和保护等过程中投入的人员、资金等总支出。近年来，我市企业在核心技术的研发、商标注册和维护，知名品牌的打造、商业秘密的保护、侵权行为打击等方面的投入在不断增加。如宜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每年在新技术研发方面的经费就高达数亿元，2009年，该公司研发投入资金为6亿元，2010年，该公司的研发投入达到9.8亿元，同比增加63%。2010年，其销售收入达到410亿元，同比2009年提高34.4%。在其年销售收入有200亿元由其含有专有技术的产品所创造。目前，该集团公司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多元醇生产基地，亚洲最大的化肥制造商和中国最大的联碱、氯碱化工生产企业，在中国500强企业中排名第180位。
3、知识产权拥有量大幅上升。知识产权拥有数量是衡量企业规模实力与竞争优势的重要标准。近几年，我市企业自主知识产权创新成果已初显成效，专利、商标拥有量呈逐年递增的良好态势。如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通过马德里注册或单一注册的方式，在全球130多个国家和地区申请注册商标1083件,已获准注册商标453件，涉及20余个商标图样，4大类产品;在国内注册商标800余件，其中拥有“安琪”驰名商标一件，“安琪纽特”、“康普力星”、“福邦”、“喜旺”4件湖北省著名商标。基本形成了一个以“安琪”商标为核心的商标圈。该公司共拥有发明专利212件，其中国内94件，国际108件，其自主研发的核心技术专利“一种适合于酒精浓醪发酵的复合酵母”及“一种富硒酿酒酵母、富硒酵母产品及其生产方法”分别被国家知识产权局评选为第十届及第十二届中国专利奖优秀奖。
4、知识产权管理体制逐步完善。合理科学的知识产权管理体制是激发员工创造性，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推动自主产权创造，降低知识产权维护成本，最大程度发挥知识产权经济效益重要因素。它包括知识产权管理机构的设置，专业人员水平，知识产权管理制度等多方面内容。此次调研的企业中，已设立知识产权专门管理机构的企业达18家，制定知识产权管理制度的企业有13家，具备省级以上设计研发机构的企业也达到8家。如湖北兴发集团公司成立了法律事务部和技术中心，分别负责公司的商标管理与专利研发事宜。同时成立了由该公司董事长为组长，法律事务部、质量管理部、市场部、总经办、销售业务部等相关部门人员为组成成员的知识产权领导小组，负责统筹协调技术研发、专利申报、商标注册、维权打假等相关事务。为加大自主创新力度，公司成立了一个国家级实验室，一个国家科技兴贸创新基地。该公司积极推行清洁生产技术，不断优化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其自主研发的二甲基亚砜废盐和六偏磷酸钠聚合尾气综合利用技术取得重大突破，公司荣获中国化工行业科技创新示范企业称号。
5、知识产权保护措施更加优化。企业不仅要强化自主研发、形成拥有高技术含量的知识产权，更要通过有效措施对知识产权成果加以保护，使已形成的技术成果和品牌尽最大程度地发挥其经济效益。此次调研了解，我市大部分企业都采取了很多措施对企业知识产权加以保护：(1)及时申报专利，通过专利法赋予的专有权利和救济手段保护各项技术成果。(2)在技术研发与合作中，以协议形式界定技术成果的权利归属，避免不必要的权利争议。(3)与技术人员和其它核心管理人员签订保密协议，避免重要技术和商业秘密的泄漏。(4)积极开展对驰名商标的行政和司法认定，加强对已注册商标的保护力度。(5)通过有效使用行政、司法和中介机构力量，主动对各类知识产权的侵权和犯罪行为予以严厉打击。如湖北枝江酒业公司，采取打击与防范相结合的原则，构筑由公司知识产权办、打假办、售后服务部、销售商家共同配合的严密打假体系，严厉打击各种侵犯公司注册商标、假冒伪劣公司产品等侵权行为。同时，该公司还长期聘请专业律师团队，通过司法程序追究知识产权违法犯罪行为人的民事与刑事责任。
二、企业知识产权工作存在的问题
近几年，我市企业的知识产权工作虽然已取得很大进步，但也存在知识产权战略缺乏、自主核心技术偏少、创新成果保护不力等突出问题，如对这些问题不加以重视和解决，势必将影响到企业的长足发展，进而对我市经济发展方式向集约型转变，以及建设省域副中心城市和打造长江中上游区域性中心城市的目标实现形成制约。
(一)缺乏知识产权战略意识
知识产权战略是企业运用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为充分维护自己合法权益,获得与保持竞争优势并遏制竞争对手,谋求最佳经济效益而进行的整体性筹划和采取的一系列策略与手段，它是企业从长期发展目标出发，结合生产、营销等各环节，对知识产权创新、运用、管理与保护等问题进行的统筹考虑与谋划。此次调研发现，绝大部分企业在此方面做的还不够。许多企业虽然已意识到品牌建设、自主技术研发等知识产权工作的重要性，并通过加大投入、设立机构、制定制度等措施予以努力，但真正将知识产权发展上升到企业发展的战略高度，与生产经营环节统筹策划考虑的企业并不多见。大部分企业都未能从自身实际出发，针对品牌建设、核心技术创新、知识产权运用与保护等问题，制定科学系统的知识产权发展规划，企业的知识产权工作缺乏系统性、规范性和前瞻性。
(二)自主核心技术总体偏少
拥有自主产权的核心技术是企业占据行业领域制高点，取得竞争力优势的关键;企业能否独立发展进步，更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核心技术的创新能力和水平。此次调研发现，大部分企业的核心技术数量总体偏少，不少企业的专利拥有量不足十件，且在已授予的专利当中，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所占比例较大，而真正反映专利水平的发明专利数量较少。部分企业的发明专利经济价值不高，专利的产业化程度较低，专利资源的浪费与闲置现象严重。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有多方面：一是部分企业热衷品牌建设，忽视技术研发，核心技术创新的投入不足;二是部分企业因为已经在该行业领域处于领先地位，掌握部分关键技术，缺乏持续创新的动力。三是部分企业因产品生产技术成熟，产品效益可观，不愿在技术改进和创新上努力。四是部分企业出于对核心技术保密的考虑，不愿将研发的技术申报为专利。
(三)知识产权管理体制粗放
知识产权作为一种无形资产资源应当进行科学合理地开发、利用和运营,而作为一个现代企业,只有建立起科学、系统的知识产权管理制度,才能充分发挥知识产权的资源效益。此次调研的企业中，许多企业虽然成立了专门的知识产权管理机构，但大多数机构的设置或者依附于公司办公室，或者横跨公司多个部门，不仅组成人员的专业性较差管理效率不高，而且由于机构的层级太低，其权威性和协调性也大打折扣，不能起到相应的管理效果;部分企业制定的知识产权制度也过于原则，可操作性差，一定程度上影响到该制度的有效实施;还有不少企业的技术研发、专利申报、产品推广等部门之间不能形成合力，致使研发的新技术不能进行及时申报专利保护，形成的专利又不能迅速转化为产品，知识产权的运用效率比较低下。
(四)知识产权流失严重
知识产权流失严重也是此次调研发现的重要问题。有企业的科技人员在离岗后,无视竞业限制的相关法律规定和协议约定，或到其它他竞争关系的企业任职或自己创办同类型企业,并将原企业关键技术或秘密私自使用或带给新企业;部分企业的相关研究人员或合作单位人员，在发表论文和会议讲话等过程中泄露了企业商业秘密;还有企业对科技创新成果未能及时申请专利保护结果被其他后来企业捷足先登，造成企业科研投入的巨大浪费;另有企业在资产评估中，未评估或低估那些已创造效益的专利权、商标及技术秘密等无形财产权。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有多方面，既有企业自身在知识产权管理上的缺陷因素，也有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不健全等原因，还与社会整体对知识产权的认识程度不高有着深刻的联系。
(五)知识产权救济手段不够
当遭遇知识产权侵权或犯罪时，企业对知识产权的救济有三种途径：自力救济、行政救济和司法救济。此次调研，企业普遍反映在知识产权救济方面重重困难。一是企业自身维权取证难、成本高、效果不理想。当前，许多知识产权侵权行为作案时间短、地点隐蔽且反复变换，即便被发现，企业也很难掌握上述侵权行为的有价值线索。二是部分执法机关出于地方保护，对于受害企业反映的侵权行为或犯罪行为，提出很多限制条件，致使部分知识产权违法犯罪行为得不到及时的查处。三是部分已进入司法程序的知识产权案件，因诉讼时间长，经济赔偿数额少，受害企业的损失得不到充分的赔偿。对于追究刑事责任的行为人，民事赔偿更是很难落实。四是由于司法和行政机关的在立案管辖、定罪标准等问题方面存在争议，个别新型知识产权侵权或犯罪行为难以被追究责任。
三、相关建议与措施
针对我市企业知识产权工作存在的上述问题，我们建议从以下方面加以改进。
(一)进一步提高自主创新意识
意识决定行为，强烈持久的创新责任感和自主创新意识，是企业知识产权创新与发展，充分发挥知识产权作用和价值的首要前提。建议企业要进一步提高自主创新意识，将创新作为一种企业文化来建设，深入到企业每一位员工、每一个环节。要制定科学合理的知识产权战略规划，将知识产权的各项工作纳入到企业经营发展的战略高度予以统筹考虑。通过扩大知识产权宣传，召开高层次知识产权会议、对相关人员进行专业培训、制定各项有效的激励制度来营造良好的创新氛围。
(二)加大对核心技术的研发力度
只有在关键技术领域不断有新突破，拥有更多高技术含量的核心技术，企业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保持持续竞争的优势。建议企业要进一步加大核心技术的攻关，创造出一大批高技术含量、高效益的自主产权的核心技术。产业规模小、资金不足的企业，可通过与科研机构合作的方式来加强技术研发。有条件的企业可通过设立科研中心，引进高水平研究人员，加大奖励力度等措施，来提升自己的自主创新能力。建议政府部门要制定更加优惠的扶持政策，鼓励企业进行自主研发。
(三)进一步健全知识产权管理机制
合理健全的知识产权管理机制，是企业形成创造—发展—再创造的良性循环的重要保障。针对我市企业存在的知识产权管理体制粗放的问题，建议设立由公司高层领导专门负责的管理机构，机构分设包括技术研发、专利申报，商标管理、维权诉讼等部门，组成人员由相关领域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士担任。建议与相关执法和司法机构形成定期沟通的长效机制，争取在知识产权管理保护上寻求及时有效的行政司法指导。建议加大与知识产权中介机构和科研机构的合作，既解决企业资金的短缺，也弥补自身专业技术的不足。
(四)进一步提升企业知识产权保护水平
当前，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实行的是司法保护与行政保护并行的“双轨制”。行政保护职责主要由知识产权主管部门和综合管理部门行使，而司法保护主要由承担司法审判职责的人民法院行使。建议企业要充分利用我国现行的“双轨制”保护模式，在不同的情况下合理选择好两种保护方式。对于侵权范围广、涉及行为人多、时间紧迫的情况，可选择通过行政保护手段进行维权。反之，可选择司法程序进行权利救济。同时，建议行政执法部门和司法机关联合起来，主动为企业维权排忧解难。真正形成“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标准统一、公正高效”的联合保护新局面。建议司法机关要加强对新型疑难侵权案件的研究，统一法律适用的标准，避免因法律理解的不同而对企业维权带来困难。
相关知识产权的调研报告【篇二】
核心提示：群体性诉讼是社会转型过程中利益分化和不同社会层次矛盾冲突的必然反映，也是人民群众最为关注的现实利益问题的直接体现。随着我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力度的加大，知识产权群体性诉讼成为群体性诉讼的新增长点，出现了较多的新情况、新问题，亟待研究并寻求应对之策。为此，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成立课题组对此展开专项调研。
一、知识产权群体性诉讼的现状
(一)案件增长快、影响广
本课题将知识产权群体性诉讼的标准界定为，原告一次性起诉5个以上被告的关联案件。以湖北省受理的知识产权案件为例，2011年至2014年上半年，受理一审知识产权民事案件的数量分别为2196件、4758件、5982件、2560件，其中，群体性诉讼案件数量分别为56起1462件、103起3252件、68起4161件、36起1845件，群体性诉讼案件的比例分别占到该知识产权案件总数的66.58%、68.34%、69.56%和72.07%(见图一)，案件数量逐年大幅上升。相当一部分知识产权群体性诉讼在当地引发了强烈的社会影响。
(二)诉讼规模大、被告多
知识产权群体性诉讼的权利人为节约成本、提高效率，一般采取批量起诉的诉讼策略，一次性地起诉数十个甚至上百个涉嫌侵犯知识产权的被告。以湖北法院受理的若干系列案件为例：2011年，鲁道夫·达斯勒体育用品波马股份公司在125起案件中起诉130个被告侵害其商标权;2012年，软星科技(上海)有限公司在71起案件中起诉75个被告侵害其著作权;2013年，广州美即化妆品有限公司起诉30个被告侵害其商标权，并且将每款被控侵权商品上的3个商标分别提起诉讼，该系列案件总数达697件。据统计，2011年至2014年上半年，湖北法院受理的知识产权群体性诉讼案件中，被告人数在20至49个的有36起，被告人数在50至99个的有9起，被告人数在100个以上的有3起(见图二)。
(三)矛盾尖锐、对抗性强
知识产权群体性诉讼往往矛盾较为尖锐，双方当事人尤其是被告的对抗情绪强，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案件上诉率高，如广州美即化妆品有限公司起诉武汉市汉正街等小商品市场经营者侵害其商标权的697件系列案件，提起上诉的案件有586件之多，上诉率达到84.07%;二是调解难度大，如部分地区的卡拉OK经营者持“抱团”态度拒绝调解，既拒绝缴纳版权使用费，也拒绝就涉案被控侵权行为进行调解;三是文书送达难，相当一部分被告不出庭、不应诉、不签收法律文书，法院适用留置送达和公告送达的比例较高;四是被告的对抗情绪严重，众多被告基本上是作品的终端使用者或产品的终端零售商，往往认为自己也是侵权作品或产品的受害人，不应承担法律责任，而原告有意选择经营获利最少且诉讼能力最弱的终端使用者或零售商起诉，却不追究侵权源头的责任，有悖情理。
二、知识产权群体性诉讼的特点
(一)被告人数的群体性
传统的群体性诉讼主要涉及房屋拆迁安置补偿纠纷、环境保护纠纷、劳动争议纠纷和农村土地纠纷等类型。这些群体性诉讼一般是原告为数众多而被控侵权或违约的被告只有一个(或是有关联关系的若干个)，故而可以适用代表人诉讼。但对于知识产权群体性诉讼来说，一般是作为知识产权权利人的原告只有一个，被控侵权的被告则为数众多，但因被告侵权行为各自独立，人民法院只能分别立案、分案审理。
(二)发现侵权的主动性
由于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高度分散，知识产权群体性诉讼的维权人往往通过对市场进行调查而主动发现侵权，明显区别于传统的群体性诉讼基于被动发现侵权或违约而委托他人诉讼获取司法保护的诉讼活动。
(三)维权主体的专业性
知识产权群体性诉讼的维权人一般是律师事务所或知识产权代理公司等专业的维权团队，在维权活动中采取分工负责、流水作业的工作方式，调查侵权行为、公证保全证据、出庭参加诉讼往往由不同的专业人员分工负责。
(四)商业维权的普遍性
随着社会分工的日益专业化、市场化和社会化，知识产权权利人往往不再亲自从事维权和诉讼活动，而是以各种授权的方式将权利许可、转让或委托给专业的知识产权代理机构或职业律师行使。商业化维权模式的积极意义在于可以有效地制止侵权，其消极作用则在于诉讼牟利的动机较强，少数权利人会采取“放水养鱼”甚至不惜采取引诱侵权的手段，这也是被告对抗情绪强烈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知识产权群体性诉讼的主要问题
(一)权利难以认定
知识产权中的财产性权利一般可以以许可或转让的方式流转，其权利并不必然归属创造者，需要人民法院在个案中对权利状态进行审查与认定。例如，各地法院在审理著作权案件中，对于作品权利归属和权利来源的分歧较大，在单独的个案审理中，这一问题还不是特别明显，一旦涉及到群体性诉讼，各地法院认定结果不一致的矛盾就立即凸显出来。如台湾著名音乐人叶佳修在全国各地起诉卡拉OK经营者侵犯其《外婆的澎湖湾》等歌曲的词曲著作权系列案件，有的法院支持了叶佳修主张的复制权、放映权、署名权中的一项或是几项权利，有的法院则驳回了其诉讼请求。至于叶佳修作词作曲的部分歌曲，因各地法院对证据审查的严格度不一致，有的法院认定其享有著作权，有的法院则认为其未举证证明享有著作权。此类截然相反的裁判结果，必将影响到人民法院的司法公信力，在涉及众多被告的知识产权群体性诉讼中，也容易成为引发不满的导火索。
(二)调判难以结合审理知识产权案件，首先要求对原告享有权利的事实有一个清楚明确的判断。但在司法实践中，往往会出现法院为避免案件被改判，权利归属争议越大反而越加强调解的现象，以至于部分案件在原告并不享有权利的情况下，以被告支付赔偿款的方式调解结案。这样一来，法院在审理群体性诉讼案件时容易导致两种后果：一是为避免颠覆性判决而将错就错，在后续无法调解结案的案件中明知原告不享有权利却仍然判决其胜诉;二是在同一批关联案件中，部分案件以被告向原告支付赔偿款的方式调解结案，而其他案件却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三)利益难以平衡
在商业维权的诉讼模式下，维权有时不仅仅意味着制止侵权人侵犯知识产权并赔偿经济损失，在网吧、卡拉OK等多个行业的案件中，维权本身就是迫使侵权人与权利人签订著作权许可使用合同的重要手段，部分原告甚至坚持将案外的著作权许可使用费与涉案的侵权赔偿款捆绑在一起调解。人民法院如果脱离基本国情盲目地拔高经济赔偿标准，必将导致著作权许可使用费的水涨船高，进而引发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失衡。知识产权的无形性和知识产权价值的难以确定性的特点，决定了侵权人的获利和被侵权人的损失往往均难以确定，这需要人民法院合理酌定赔偿数额，实现知识产权权利人和使用人之间的利益平衡。
四、知识产权群体性诉讼的应对之策
(一)提高案件审判质量，树立司法公信
1.统一裁判尺度。知识产权群体性诉讼是一批各自独立而又互相关联的案件的集合，审理此类案件，应当高度重视同类案件的裁判结果和论证理由的一致性，对于分属不同被告但侵权情节基本相同的案件，在裁判结果上应避免出现重大差异，防止因“同案不同判”激化社会矛盾。
2.加强案例指导。典型案件的裁判往往会产生超过案件本身的影响，具有规范引导的重要功能，比起个案的调解更加具有法律价值和社会意义。在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涌现的知识产权审判中，加强案例指导制度可以有效地克服成文法的滞后性的不足，及时总结司法实践中的问题，形成具有规范导向意义的司法政策，指导知识产权群体性诉讼案件的裁判，避免二审或再审程序中出现大面积颠覆性的改判。
3.完善陪审制度。针对知识产权审判专业性强的特点，可以考虑引入专家陪审员制度，由专利技术、信息网络等方面的专家担任人民陪审员，这样既能充分发挥专家陪审员的专业特长，弥补法官专业技术知识的不足，对专业事实作出准确判断，又可以体现出司法民主的价值。
(二)推进社会矛盾化解，形成解决合力
1.引导被告合法经营。审理知识产权群体性诉讼案件，不仅要解决个案的纠纷矛盾，而且还要积极创新调解方法，引导被告合法经营，预防重复侵权现象的出现，避免群体性诉讼的再次发生。例如，2014年，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在审理“玛姬尔”压缩纸面膜生产厂家浙江临安中正无纺制品厂系列案件中，引导双方建立长期合作关系，最终促成双方签订长期供货协议，变“侵权赔偿款”为“进货款”，既维护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又促使被告今后合法经营，实现了双赢。
2.加强法律援助工作。知识产权群体性诉讼中，原、被告双方当事人的诉讼能力差距较大，原告基本上是由专业维权人员或职业律师代理，而被告往往是网吧业主、零售商店店主等小本经营者，诉讼能力较弱，且部分被告无法负担律师费用。加强对被告的法律援助工作，可以弥补双方当事人诉讼能力的差距，引导当事人依法、理性地寻求纠纷解决方式。
3.发挥行业协会作用。对于知识产权群体性诉讼这类专业性强、影响面广的纠纷，充分发挥网吧协会等行业协会的作用，协助法院开展调解工作，有利于疏导被告一方的对抗情绪，促进群体性诉讼的顺利解决。
(三)参与社会管理创新，加强源头治理
1.加强司法建议工作。知识产权群体性诉讼的形成，部分原因在于行政主管单位在管理上存在问题或疏漏，人民法院在审判工作中，针对有关行政主管单位在制度上、管理上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和完善管理工作的建议，具有加强源头治理的积极作用。
2.建立信息报备制度。及时和全面掌握知识产权群体性诉讼的信息，可以为预防矛盾激化、控制冲突升级、统一裁判尺度创造必要的条件。人民法院应当建立逐级上报的信息备案制度，掌握知识产权权利人在全省乃至全国范围内的诉讼动态，实现对群体性诉讼的动态跟踪、及时反馈和提前预判，及早发现问题、研究对策。
3.制订应急反应预案。群体性案件经常会出现“多米诺骨牌”效应，容易引发群体性的连锁反应。在审理知识产权群体性诉讼案件时，要针对此类案件被告人数众多、对立情绪严重等特点，制订相应的应急反应预案，做好稳控工作，防止纠纷复杂化，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相关知识产权的调研报告【篇三】
上海知识产权法院关于近三年涉展会知识产权案件的调研报告
一、近三年涉展会知识产权案件的基本情况
截至2018年9月，上海知识产权法院共受理各类涉展会(博览会)知识产权案件133件，2015年受理50件，2016年受理40件，2017年受理36件，截至2018年9月受理7件，其中一审案件93件，占69.93%;二审案件35件，占26.32%;诉前证据保全5件，占3.76%。截止至2018年9月，共审结各类知识产权案件126件，以判决方式结案的119件，以撤诉方式结案的5件，以调解方式结案的1件，不予受理的1件。以判决结案的案件中，法院认定构成侵权的案件92件，不构成侵权的为27件，权利人的胜诉率较高，达77.31%。
从审理情况看，涉展会知识产权案件主要存在如下特点：
1.从案件来源看，涉展会知识产权案件主要是权利人通过诉前证据保全、公证保全等方式固定侵权证据，进而主张被控侵权人许诺销售被控侵权产品，并以展会地点作为侵权行为地来建立管辖，此类案件占总数的72.18%。主要集中在规模较大的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上海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世博展览馆、上海光大会展中心等地。
2.从案件涉及的主体看，涉展会知识产权案件的当事人主要集中于知识产权权利人和参展商之间，但也有案件权利人将展会组织者和参展商作为共同被告起诉。这些案件的权利人多为企业法人，有111件，占总数的83.46%，其中权利人为涉外当事人的案件22件，占16.54%。
3.从案件涉及的类型看，案件类型复杂多样，但主要集中于侵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涉展会知识产权案件既有因展会软件开发产生的软件开发合同纠纷，也有因申请证据保全措施错误而产生的损害赔偿责任纠纷，但主要集中于侵害知识产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占案件总量的94.74%。其中主要表现为参展产品侵害他人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等，也有因擅自使用展会自身的名称、设计等知识产权资源产生的侵权纠纷。
4.从侵权行为的种类看，展会涉及的侵权行为涵盖了侵害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商业秘密、擅自使用他人企业名称、商业诋毁、虚假宣传等各种类型，但主要集中于侵害专利权纠纷，共有82件案件涉及侵害专利权纠纷，占61.65%。其中，侵害外观设计专利权纠纷43件，占52.44%，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 27件，占32.93%，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14件，占17.07%。
二、涉展会知识产权保护存在的主要问题
展会知识产权保护涉及的主体主要包括展会主办方、参展方以及相关的权利人，涉展会知识产权案件的数量虽然总量不大，案件数量亦较为稳定，但从案件的审理看，展会涉及的各方主体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均存在一定程度的不足。
(一)展会主办方层面
1.展会主办方对自身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有待加强
展会活动本身作为一种“知识型”和“服务型”产品，和知识产权保护密切相关。展会知识产权总体上分为展会本身的知识产权保护和展品的知识产权保护。当前，对于已经取得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等的展品的知识产权的保护已经引起了广泛的重视，但对展会本身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识还有待加强。展会本身的知识产权包括展会的设计理念(项目创意)，展台搭建设计，展会的LOGO及展会域名、网页、展会名称等。在实践中，展会名称相似，展会创意、展会内容雷同的现象比比皆是，由于主办方未能及时对展会LOGO和名称进行有效保护而导致展会LOGO和名称被他人抢先注册为商标的现象也时有发生。
2.展会主办方对参展方知识产权审核有待强化
在展会行业竞争日益激烈化背景下，主办方的主要精力多用于招揽更多参展商，以获得更多的利益，而对知识产权保护不够重视，明显缺乏主动性和积极性，导致展会主办方在展会知识产权保护方面有所缺位。此外，大多数中小展会主办方实力相对较弱，在知识产权审核、监督、管理方面缺乏相应的人力、物力资源支持，客观上亦无法对参展方的知识产权状况进行审查和监督。例如，有的案件中，权利人已经向展会主办方发出了明确的侵权通知和警告，但展会主办方处于展会顺利开展的需要，并没有采取相应的合理措施，而是对侵权通知置之不理。有的案件中，权利人和被告的企业名称、商标等基本相同，但仍出现在相同的展会中，主办方亦没有进行任何的审核。还有的案件中，展会主办方甚至未对参展方进行实名登记，导致展会结束后，权利人无法明确侵权行为的具体信息，最终不得不撤回起诉。
3.展会主办方侵权认定及责任承担不明确
虽然《展会知识产权保护办法》规定了展会主办方在招商招展时，应加强对参展方有关知识产权的保护和对参展项目(包括展品、展板及相关宣传资料等)的知识产权状况的审查，但对于参展商在展会上展出的展品发生侵害知识产权的问题时，展会主办是否需要承担连带责任，如何承担责任现有法律法规却没有明确的规定，这也是一定程度上展会主办方在知识产权保护中“不作为或难作为”的部分原因。一方面，展会主办方具有一定程度的事先审核义务，但如果展会主办方没有及时发现侵权行为，如何确定展会主办方的侵权责任，是只要存在侵权行为，就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还是应当在过错范围内承担补充责任，还是只有主观上存在明知的，才承担赔偿责任;另一方面，如果权利人向展会主办方发出了侵权通知，展会主办方应当如何采取合理措施，如果采取措施不当，或者权利人的权利通知错误，展会主办方是否应当对其采取的合理措施而承担相应的责任。相关规定都未进行明确。
(二)知识产权权利人层面
1.权利人取证意识有待加强
展会是权利人发现侵权行为，获得侵权人信息，收集侵权证据的重要场所，现有法律也已经通过证据保全等规定为权利人提供了较为有效、完善的取证方式和手段。现有案件中虽然权利人大多能够通过公证取证、证据保全等方式及时固定侵权证据，但是仍然有案件反映出部分权利人尚未意识到公证保全、证据保全等在固定侵权证据方面的重要作用，仅仅通过在展会过程中拍照、录像等方式对侵权产品进行固定，导致在诉讼中只能通过产品照片进行比对，进而使得有的产品特征无法通过照片进行准确认定，从而承担担败诉的风险。此外，有些商标权的权利人未能充分利用参加展会的机会固定商标使用的证据，从而丧失了证明商标使用情况或商标知名度的有效方式。
2.权利人非理性维权时有发生
从权利人维权的胜诉率看，权利人虽然在77.31%的判决结案案件中取得了胜诉，但在权利人败诉的案件中仍然反映出权利人存在草率维权、盲目维权等非理性维权的现象。主要表现为权利人在进行维权前，未对被控侵权产品与权利人的专利、商标是否相同或近似进行认真比对或通过专业机构进行咨询、检索，导致有的案件中被控侵权产品与权利人的知识产权明显存在实质性差异的，权利人仍然提起诉讼。例如被控侵权产品明显缺少专利技术方案的某个技术特征，被控侵权产品使用的商标明显与权利人的商标不同，也不近似。上述非理性维权行为，不仅浪费了司法资源，还可能因此承担维权不当而产生的损害赔偿责任。例如，在原告佛山市南海区雍兴门业有限公司与被告欧某申请诉前证据保全损害责任纠纷中，欧某因为在展会中申请诉前保全原告的参展产品错误，而被法院判令承担因申请证据保全错误给原告造成的损失6万余元。
3.权利人据以维权的知识产权质量有待提升
随着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和宣传的不断加强，越来越多的权利人意识到了保护知识产权的重要性，均积极主动通过申请专利、注册商标等方式来寻求知识产权保护。然而，在案件审理中，我们发现部分权利人据以维权的专利权、商标权等知识产权的质量有待提高，继而导致知识产权权利处于不稳定状态。例如，有的专利权属于已经在市场中公开的现有技术或现有设计;有的权利涉及抢注国外权利人的商标、商品名称、商品装潢等。上述现象的存在均可能导致权利人维权失败，甚至可能因此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三)参展方层面
1.自主创新的意识有待加强
很多企业对于知识产权保护、自主创新仍然存在侥幸心理，缺乏创新意识，只看到短期利益，忽视了企业的长远发展，最终只能为他人作嫁衣裳。大多数侵权案件都反映出，部分参展商参加展会的目的不在于展示自身的创新成果，而是为了打探行业内其他竞争者有何最新的产品、技术，进而进行模仿、借鉴。例如，有的被告发现权利人的产品比较畅销，便故意登记与权利人相同或近似的字号，生产相同的产品进行销售，以达到市场混淆的目的，最终被法院认定构成擅自使用他人企业名称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有的被告发现其他参展商品的外观、装潢较为新颖，便稍加改进，生产类似的产品，继而构成擅自使用他人有一定影响商品名称、装潢等不正当竞争行为;也有的参展商以征集展台设计方案为名，擅自将征集的设计方案予以使用，最终被认定构成侵害商业秘密或著作权。
2.恶意竞争时有发生
展会往往是行业内竞争者集中进行产品竞争、实力展示的舞台，行业关注度、曝光度等成为参展商积极参加各类展会的重要原因。但有的案件中反映出展会亦成为竞争者开展不正当竞争的重要时机。有的被告故意利用展会关注度高、曝光率高的特点，在参加展会期间通过虚假宣传、商业诋毁等行为，恶意排挤、诋毁竞争对手，以获得不正当的竞争优势。
3.知识产权保护意识薄弱
参展方在参加展会时，主要就是通过推出新品来提高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很多创新成果都是在展会中首次亮相。然而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很多参展商忽视了对创新成果的保护，未在参展前及时申请专利登记，导致创新成果因展出而公开，沦为现有技术，不但丧失了竞争优势，研发心血也付诸东流。例如，有的案件中，权利人在第一次参加展会前并未及时申请外观设计专利，事后其虽然获得了专利权，但在侵权案件中被告往往能成功的援引现有设计抗辩，从而导致权利人的创新成果无法得到有效保护。
三、完善展会知识产权保护的对策建议
(一)明确展会主办方的法律地位以及权利义务
展会主办方在展会知识产权保护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贯穿于展前、展中以及展后等全过程。因此应当对展会主办方在知识产权保护中的法律地位以及权利义务予以明确。目前，关于展会知识产权保护的专门规定，主要体现为由商务部、国家工商总局、国家版权局、国家知识产权局联合颁布的《展会知识产权保护办法》以及各地颁布的地方性法规的相关规定。一方面，立法层级不高;另一方面，关于展会主办方权利义务方面的规定不全面。为此，我们认为考虑到展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可以在立法层面提高立法层级，制定专门的保护条例或者专门立法对展会知识产权保护作出体系化的规定。具体内容方面，可以借鉴知识产权现有立法以及《电子商务法》关于网络服务提供商、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法律地位以及“通知-删除”规则的借鉴，明确展会主办方对于展会期间参展商品的知识产权保护负有展前、展中以及展后的注意义务，对于展会期间发现的侵害知识产权行为以及接到权利人的侵权通知后，应当依法采取必要的合理措施。展会主办方对于展会参展商的知识产权状况未尽到审核义务，造成权利人损害的，依法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展会主办方知道或应当知道参展方展示的商品或者提供的服务存在侵害知识产权情况，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依法与参展方承担连带责任。同时，明确展会主办方的信息披露义务，即在展会结束后，对于权利人提交初步证据证明参展方可能侵害知识产权的，应当向权利人提供参展方的身份信息，否则应当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
(二)完善涉展会知识产权纠纷及时有效审理机制
探索完善专项合议庭集中审理涉展会知识产权纠纷，建立与展会周期短、时间紧、影响大等特点相适应的审理程序和机制。对于展会期间的证据保全申请，建立审理执行绿色通道，符合条件的，实现当天受理、快速执行。对于侵权行为明显或重复侵权、多次侵权的参展商，可裁定先行停止侵权行为;同时确保案件的审理不影响展会的顺利进行。对于专门利用展会实施假冒、模仿、恶意诋毁竞争对手等侵权行为的，积极适用惩罚性赔偿，适度加大对侵权行为的惩治力度，切实营造良好的展会知识产权保护环境。
(三)切实提升展会参与各方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
首先，作为负责任的展会组织者，主办方从始至终都应重视知识产权的保护。在招商招展时，在招展通知书中就要对参展商提出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的要求，并与参展商签订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的合同。应加强对参展方有关知识产权的保护和对参展项目(包括展品、展板及相关宣传资料等)的知识产权状况的审查，对存在侵权嫌疑的产品，应让参展者提供相关产品的专利权、商标权和著作权的证明文件;对于可能侵权的产品严格限制展会准入门槛，对于确有侵权问题的展品和单位，应停止其参展资格。
其次，参展方在参展前，应确保自己在展会举办国家拥有合法有效的且已经注册的知识产权，对于自己展出的新产品要及时申请专利、商标等知识产权;同时，应当注重知识产权检索，通过检索等方式来确保自己拥有的知识产权没有侵害他人在先的商标权、专利权等知识产权。在参展中，参展方要对自己展示的物品作好历史记录;如果发现被侵权，可先通过拍照、索取产品宣传册或购买等方式先行固定侵权线索，及时通过公证保全、诉前证据保全等方式及时固定侵权证据;发现竞争对手涉嫌构成虚假宣传、商业诋毁等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可采取沟通协商、发警告函、向展会知识产权投诉机构投诉以及向人民法院申请诉前行为禁令等方式先行停止侵权及不正当竞争行为。
(四)加强涉展会知识产权典型案件的全方位宣传
充分发挥典型案例在加强展会知识产权保护、营造良好知识产权保护氛围方面的作用。通过公开庭审、典型案例宣讲、发布审判白皮书等方式，让社会公众，特别是相关展会行业协会、展会主办方直观感受展会知识产权保护应当注意的问题，引导知识产权权利人理性维权，提高参展商尊重知识产权、积极开展自主创新的意识，从源头上减少展会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发生，借助行业协会等各方力量，共同在全社会营造良好的展会知识产权保护氛围。
相关知识产权的调研报告【篇四】
大数据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调研报告——以大数据的产权、模式和伦理为视角
一、大数据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概述
1、引言
2、大数据与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交叉
3、知识产权制度对大数据信息和产业的司法保护概况
4、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对大数据的促进意义
二、大数据司法实践中的现状
1、民事案件
(1)隐私权纠纷
(2)名誉权纠纷
2、知产案件
(1)著作权纠纷
(2)不正当竞争纠纷
(3)技术服务合同纠纷
三、现有知识产权法律框架下对大数据的保护
1、数据采集与预处理阶段的保护
2、数据存储和管理阶段的保护
3、数据处理与分析阶段的保护
4、数据成果呈现与应用阶段的保护
四、大数据类知识产权案件疑难问题分析
(一)著作权的保护
1、数据库的著作权法保护
2、大数据软件的著作权法保护
(二)方法专利在大数据保护的构成要素分析
(三)《反不正当竞争法》在大数据类案件中的保护
1、数据库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
2、商业秘密的保护
(四)数据的垄断和排他
五、大数据司法保护的价值性判断
1、应当遵循人本原则
2、应当遵循适度采集，隔离使用原则
(1)适度采集
(2)隔离使用
3、应当遵循合理避让的原则
4、应当遵循利益平衡原则
5、鼓励数据流动、分享原则
6、遵守法律伦理的原则
一、大数据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概述
1、引言
随着智能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数据已经成为一种新的商业资本和一项重要的经济投入，可以为人类创造出新的经济利益和商业价值。大数据(Big data)作为无法在一定时间范围内用常规软件工具进行捕捉、管理和处理的数据集合，需要通过新处理模式才能成为具有更强决策力、洞察发现力和流程优化能力的海量、高增长率和多样化的信息资产[2]，俨然成为了人类历史上的又一次信息革命，人类的生活方式、价值体系与社会模式也因此发生了重大的改变。2011年，美国麦肯锡公司发布的报告中显示,各国政府已经逐渐将大数据的发展上升到了国家战略的层面，包括美国政府的“大数据研究发展创新计划”(Big Data R&D Initiative)、欧盟“欧盟数字化议程和挑战”(The Digital Agenda for Europe and Challenges for 2012)、日本发布的“活跃ICT日本”综合战略以及澳大利亚和韩国发布的“公共服务大数据战略”等各种大数据国家战略，这标志着大数据的研发及产业应用已经引起了各国政府的重视，全球的“大数据”时代已经到来。全球领先的咨询分析机构Wikibon于2014年2月发布的《大数据企业营收和市场预测(2013-2017)》报告显示，2013年全球大数据企业(软件、硬件及服务)营业收入为186亿美元，同比增长58%;2014年全球大数据市场增长速度达到53%，总体规模为285亿美元;到2017年，全球大数据市场收入将达到500亿美元，这意味着从2011年起连续6年年复合增长率达38%。中国市场情报中心有关统计显示，2012年中国大数据市场规模为4.5亿元，同比增长40.6%。到2018年，中国大数据市场规模将达到46.3亿元。
2015年9月，我国国务院印发《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力图全面推进大数据的发展和应用，将我国建设成为数据强国。2017年1月17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大数据产业发展规划(2016-2020年)》，该规划以强化大数据产业创新发展能力为核心，明确了强化大数据技术产品研发、深化工业大数据创新应用、促进行业大数据应用发展、加快大数据产业主体培育、推进大数据标准体系建设、完善大数据产业支撑体系、提升大数据安全保障能力等7项任务，明确了“十三五”时期大数据产业的发展思路、原则和目标，将引导我国大数据产业持续健康发展[3]。
大数据系统和大数据产业给人类生活带来了诸多的益处，但随着智能信息技术的不断深入和创新，数据也呈现出日益庞大、类型愈加复杂的趋势。知识产权领域呈现资源急速增长且数据量庞大的特点，在此种情境下，为保障数据产业的发展，保护大数据集合表现形式及其实质内容的价值，究竟该如何基于法自身的价值追求扮演社会规范的角色，运用知识产权相关法律制度来为大数据提供恰当的司法保护，实现大数据与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平衡，探究出新的数据知识产权保护模式，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2、大数据与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交叉
基于数据本身的可复制传播性和可重复利用性等特点，致使其客观上与知识产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知识产权法域内而言，其应当是具有财产价值的排他性权利而产生的法律关系。虽然有些大数据产业中的原始数据并是否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中保护的客体有待厘清，但是如经过相关主体利用技术开发或智力创造加工后转化成为一种新的分析数据或者汇编集合，赋予其一定的独创性，应当视为可以受到法律保护的知识产品。具体而言，与大数据相关的主要知识产权应当包括数据信息的著作权、相关商业模式及操控分析数据的专利权、经由数据转化成为数据产品的商标权以及含有技术信息或经营信息中的商业秘密等。因此，我国知识产权法律体系中的著作权法、专利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均可在一定程度上为大数据信息和大数据产业提供相关的法律保护。在适应新技术革命的基础之上，充分发挥司法保护知识产权的主导作用，从而真正地做到协调与平衡技术创新激励与个人权利的保护之间的关系。
3、知识产权制度对大数据信息和产业的司法保护概况
鉴于大数据集合的复制成本低廉的特征，围绕着大数据的产生和取得方式以及运用和维护的过程，现行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制度充分发挥着其明确创新权属、协调大数据创新成果各主体利益分配机制的作用。
就数据本身而言，因其难以满足著作权法中关于“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成果”的规定，而难以通过著作权法进行保护。但“数据”的集合往往在其选择或者编排中具有独创性，由此可以通过著作权法中的汇编作品予以保护。世界贸易组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伯尔尼公约》以及TRIPS协议都已经明确规定可以将数据信息作为汇编作品予以保护，我国《著作权法》也做出了类似规定。对于大数据信息而言，不为公众所知悉且能为经营者获得利益或者竞争优势、具有潜在商业利益的信息可以归入属于该公司的技术信息或经营信息，可以作为商业秘密[4]通过反不正当竞争法予以保护。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章第十条明确规定了三种不得采用的手段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由于我国对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界定是以举例加概括的形式，因此有些难以成为商业秘密的数据信息还可以通过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的一般性条例进行保护。
大数据产业和技术的意义和价值不仅仅在于掌握庞大的数据信息本身，更体现在对具有意义的数据进行专业化的处理，从而实现数据的赋值、增值和价值显现。大数据通过挖掘、整理、计算等方式进行加工之后形成的特定算法或是计算机软件工具，以及通过软硬件与网络结合的系统解决一定的技术问题，此类具备鲜明技术属性的可以通过申请方法专利的方式进行保护[5]。
4、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对大数据的促进意义
虽然我国现行的知识产权制度实行的是“双轨制”保护模式，即权利人可以通过知识产权行政主管机关主张权益保护，同时也可以通过法院诉讼的方式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但由于知识产权保护的客体作为一种私权以及司法制度本身的制度优势，决定了司法保护知识产权是维护相关权益重要的的方式。
随着互联网、物联网等现代网络技术的发展，大数据作为能够广泛带动各行业向信息化、智能化、网络化发展的力量，已然成了企业，乃至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将符合知识产权特征的数据纳入知识产权体系，建立相关完善的知识产权数据保护模式，运用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为大数据产业的发展保驾护航，保障数据产业的发展，能够形成一个良性的产业生态圈，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
二、大数据司法实践中的现状
我国司法实践中有关大数据的案例按照案由来分类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1、民事案件
(1)隐私权纠纷
①原告王刃与被告北京奇虎科技有限公司隐私权纠纷案。[6]本案中，原告的手机号被被告的360手机卫士安卓版标记为“维特网络信息有限公司(合肥分公)”，被人怀疑为骗子。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出示的证据可以证明原告所使用的号码已经在企业黄页被公开披露，原告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企业信息时亦将该手机号码予以登记，以备信息查阅，被告通过大数据比对功能，确定该手机号码与浙江维特网络信息有限公司合肥分公司相对应并进行标记，其信息并无错误，且软件标记的企业信息，而非公民个人信息，且庭审过程中显示原告手机号已再无此标记，法院最终认定被告不构成侵权。
②原告朱烨诉被告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隐私权纠纷案。[7]原告认为被告利用网络技术，未经原告的知情和选择记录和跟踪了原告所搜索的关键词，将原告的兴趣爱好、生活学习工作特点等显露在相关网站上，并利用记录的关键词，对原告浏览的网页进行广告投放，侵害了原告的隐私权。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未经原告同意通过cookie技术收集和利用原告搜索信息，并根据原告的上网信息在被告合作网站上展示与原告上网信息有一定关联的推广内容，进一步利用了他人隐私进行商业活动，且该利用并非cookie技术使用的必然结果，已经构成侵犯他人的隐私权。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网络用户通过使用搜索引擎形成的检索关键词记录，虽然反映了网络用户的网络活动轨迹及上网偏好，具有隐私属性，但这种网络活动轨迹及上网偏好一旦与网络用户身份相分离，便无法确定具体的信息归属主体，不再属于个人信息范畴;被告利用网络技术通过百度联盟合作网站提供个性化推荐服务，其检索关键词海量数据库以及大数据算法均在计算机系统内部操作，并未直接将被告因提供搜索引擎服务而产生的海量数据库和cookie信息向第三方或公众展示，没有任何的公开行为，不构成侵权。
(2)名誉权纠纷
原告浙江携银在线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诉被告大公信用数据有限公司、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名誉权纠纷案。[8]本案中，被告根据其收集整理的P2P网络借贷企业信用数据在大公资信上发布有关原告携银网的相关不利信息，原告认为构成侵权。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被告大公数据对原告平台的持续跟踪监测，发布的报告涉及的事实基本属实，不构成侵权。
2、知产案件
(1)著作权纠纷
①原告中经网数据有限公司诉被告中华网国际网络传讯有限公司侵犯著作权纠纷。法院经审理认为，只要图表所表达的内容能体现制表人员独自的判断则该图表就具有独创性。本案中，正是因为原告带有主观性的差值填补、季节调整才使图表中某些“点&”的位置的安排体现了与其他公司所制作的图表的区别。横纵坐标轴刻度的选择，虽然受制于此类图表的特点，无论何人绘制，曲线走势图的大体走向可能会相似，但是因为坐标轴刻度选择上的主观性，使整个图表的形态会因绘制者不同的判断而呈现出区别。颜色背景的选择，虽与数据无关，但却亦属于绘图者针对其所绘制图表的美感所做的选择。因而本案所争议的曲线走势图图表具有独创性。故而被告在其网页上使用了原告网页上的“中经宏观经济预警信号&”图表10幅，“中经景气动向&”、“中经先行合成指数&”等曲线走势图68幅，构成著作权侵权。
②原告上海汉涛信息咨询有限公司诉被告北京搜狐互联网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侵犯著作权纠纷案。[9]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大众点评网以及《北京餐馆指南》、《上海餐馆指南》二书所载涉案11家餐馆商户简介中的引号内文字系由原告选摘自网友上传于大众点评网的关于各地餐馆的评论，引号内文字均系简单的日常用语，因并非具有独创性的文字表达而不能成为著作权法所保护之作品，因而原告将该些文字融入到对餐馆的简介中不需要获得用户的许可，原告对涉案餐馆所做的商户简介具有独创性，可以成为著作权法所保护的作品，原告对涉案11家餐馆商户简介享有著作权。
③原告济南白兔信息有限公司诉被告佛山鼎容软件科技有限公司著作权纠纷案。[10]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对国家商标局商标公告中的商标信息内容进行提取、分类和整理，并对商标标志中所含的文字、数字等进行进一步提取和整理，同时还对商标信息后续的变更情况进行汇总，加入自定义的字段信息等。原告对商标数据的编排和整理体现出独创性，涉案数据库构成汇编作品原告对此享有著作权，可受著作权法保护。由于被告数据库中存在多个含有原告暗记的商标标志，在被告不能证明前述数据来源于其他地方的情况下，可以认定被告实施了复制原告数据库多个商标的数据的行为。
(2)不正当竞争纠纷
①原告北京阳光数据公司与被告上海霸才数据信息有限公司技术合同、不正当竞争纠纷一案。[11]法院经审理认为，《SIC实时金融》信息作为一种新型的电子信息产品，应属电子数据库，在本质上是特定金融数据的汇编，这种汇编在数据的编排和选择上并无著作权法所要求的独创性，不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不受著作权法的保护。但原告作为特定金融数据的汇编者，对数据的收集、编排，即对《SIC实时金融》信息电子数据库的开发制作付出了投资，承担了投资风险。该电子数据库的经济价值在于数据信息的即时性，原告正是通过向公众实时传输该电子数据库的全部或部分内容而获取收益，原告对于该电子数据库的投资及由此而产生的正当利益，应当受到法律保护。被告未经原告许可，其行为违反了经营者在市场交易中应当遵循的诚实信用原则和公认的商业道德，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已构成不正当竞争。
②原告上海汉涛公司诉被告北京爱帮公司不正当竞争案。[12]法院经审理认为，大众点评网的商户简介和用户点评，是原告搜集、整理和运用商业方法吸引用户注册而来。原告为此付出了人力、财力、物力和时间等经营成本，由此产生的利益应受法律保护。对于大众点评网的商户简介和用户点评，虽然被告爱帮网注有“在大众点评发表”字样和链接标识，但爱帮网已对全部商户简介内容和绝大部分点评内容进行了充分展示，网络用户一般不会再选择点击大众点评链接标识。因此，爱帮网的商户简介和用户点评已经构成对大众点评网相应内容的实质性替代，必将不合理的损害汉涛公司的商业利益。被告的这一经营模式违反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违反公认的商业道德，构成不正当竞争。
③原告北京集奥聚合科技有限公司诉被告刘国清、北京青稞厚成科技有限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案。[13]法院经审理认为，大数据系互联网技术高速发展的产物，表现为通过网络技术无差异地收集网络用户上网信息，根据需要对数据进行整理、挖掘和分析，形成一定的数据库，用以投放广告或者其他用途。原告与青稞公司均从事大数据服务，向客户提供精准广告服务，二者间具有竞争关系，刘国清将其技术资历作为公司的业绩向投资人进行广告宣传，故刘国清的行为显然违背了其对原告应负的竞业禁止义务，损害了原告的权益。青稞公司在知晓刘国清的竞业禁止义务情况下，接受刘国清出资并聘任其担任公司的首席技术官，从事与原告相同业务，该行为违反了公认的商业道德及诚实信用原则，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应承担赔偿责任。
④原告北京淘友天下技术有限公司等与被告北京微梦创科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案。[14]法院经审理认为，淘友技术公司、淘友科技公司并没有基于《开发者协议》在取得用户同意的情况下读取非脉脉用户的新浪微博信息，其获取前述信息的行为没有充分尊重《开发者协议》的内容，未能尊重用户的知情权及自由选择权，一定程度上破坏了OpenAPI合作开发模式，违背了在OpenAPI开发合作模式中，第三方通过OpenAPI获取用户信息时应坚持“用户授权”+“平台授权”+“用户授权”的三重授权原则，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和互联网中的商业道德;同时淘友技术公司、淘友科技公司未经新浪微博用户的同意及新浪微博的授权，获取、使用脉脉用户手机通讯录中非脉脉用户联系人与新浪微博用户对应关系的行为，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及公认的商业道德，破坏了OpenAPI的运行规则，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
⑤原告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上海纵横今日钢铁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案。[15]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通过组建资讯团队形成的钢铁行业内完整的钢材、特钢、炉料等各项数据库的数据信息系原告付出大量劳动所获得，该数据信息能够为原告带来利益，体现了原告的竞争优势，故原告对其数据信息享有合法权益。两被告关于原告的数据信息是市场公开的信息，不具有独创性的抗辩意见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采信。
⑥原告衢州万联网络技术有限公司诉被告周慧民等侵害商业秘密纠纷案。[16]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主张保护的“BOX网络游戏社区”网站数据库中的用户信息，能为原告带来经济利益且具有实用性，且该50多万个注册用户名、注册密码和注册时间等信息不易为相关领域人员普遍知悉和容易获得，且原告对上述信息采取了保密措施，故上述信息符合商业秘密的构成要件，是原告拥有的商业秘密，依法应受法律保护。
(3)技术服务合同纠纷
原告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与被告新华富时指数有限公司合同纠纷案。[17]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未经原告许可与新加坡交易所共同开发上市了中国A50指数期货，在此过程中被告虽未将上海证券交易所实时股票行情直接提供给他人使用，但中国A50指数期货的基础即是其编制的中国A50指数，其成份股包含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38种股票，被告根据这些实时股票行情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12种实时股票行情编制了动态的、即时的中国A50指数，故被告开发、上市中国A50指数期货的行为，实质就是利用原告按约提供的上证所实时股票行情开发了衍生产品，该种行为显属违反合同约定。
表一：涉大数据案件的类型分布图[18]
上述案件涉及到民事和知识产权领域，我们之所以将民事案件纳入到案例中，是因为这类案件对我们研究大数据企业的商业模式存在重要作用，有助于理清行业存在的一些问题。大数据目前仍属于一种新兴事物，IBM对大数据给出了4V特征即：大数据量(Volume)、快速变化(Velocity)、内容庞杂(Variety)和(不)精确性(Veracity)。也正因为大数据拥有的该些属性，导致大数据作为一个事物目前在我国法上找不到对应的权利类型。大数据从其产生、收集到整合、利用，各个阶段都有可能产生法律纠纷。目前司法实践中涉及到大数据的案例除却隐私权、名誉权等民事案件外，知产领域主要是著作权、不正当竞争、技术服务合同领域。
三、现有知识产权法律框架下对大数据的保护
大数据的基本处理流程包括采集、存储、分析和结果呈现等环节。采集到的数据对存在语义模糊、数据缺失等问题而无法直接使用，所以该环节还应包括数据的预处理。[19]存储数据的同时亦进行着数据管理，经分析和处理所得数据成果需通过应用而发挥其最终价值。因此，可以将数据的处理流程大概划分为数据采集与预处理、数据存储和管理、数据处理与分析、数据成果呈现与应用四个阶段。[20]在当下现实语境下谈及大数据并非仅是数据本身，而是指数据和大数据技术的综合。
在现有知识产权法律法规框架内，可以通过著作权法、专利法以及反不正当竞争法对大数据及其成果进行保护。根据数据处理流程和阶段的不同，对数据以及数据成果的保护路径又各有所偏重。
1、数据采集与预处理阶段的保护
该阶段涉及数据的取得、汇总以及初步的筛选工作，该阶段中采集到的数据内容大多可以通过著作权法予以保护，但是其中包含的一些来源于客观的信息或是用户的网络留痕数据不符合著作权法所要求的独创性要件，因难以通过著作权法进行保护。
该阶段数据中的以文字、图片和视频等形态呈现的内容可以通过著作权法予以保护。司法实践中较为常见的有以下三类：第一类，软硬件服务商自行收集、整理后上传至自有平台的数据，比如某门户网站房产频道中关于某楼盘的介绍性文字和图片;[21]第二类，网络媒体自行或委托创作以及经授权可以使用的资讯类内容，比如新闻资讯类网站中资讯新闻;第三类，网络用户自行制作和提供的内容，比如社交平台中用户发布的文字、图片以及视频、电商网站中的用户评价、旅游网站中旅友的游记。[22]受著作权保护的前提条件是具有一定的独创性能够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在这三类数据内容具有一定的独创性能够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的情况下，即可以通过著作权法予以保护。
在司法实践中，第二类的资讯类内容通过著作权法进行保护的难度不大，但是第一类和第三类数据类型想要通过著作权法进行保护，不仅要满足构成作品的前提条件，还需要确认其权利归属情况。尤其是在第三种数据类型中，数据内容的产生基于用户自行制作和提供，平台商对该部分数据享有何种权利或者权益，在数据赋权仍未在法律层面进行确认的情况下，平台商以何种身份维权、主张对该种数据内容享有何种权利，仍是司法实务中的一个难点问题。从另一方面而言，采集数据同样不能侵犯他人的权利，不仅包括不侵犯他人的著作权，同样包括不侵犯他人的商业秘密以及不违反网络爬虫类“君子协定”。其中商业秘密以及“君子协定”所涉及的诚实信用以及商业道德原则将在下文加以详细阐述。
2、数据存储和管理阶段的保护
对于收集来的海量的结构化和非结构化数据，需要运用手段和技术对其进行存储和管理，在该阶段中多涉及数据的集合和汇总，比如数据库、数据仓库、云数据库等。[23]该部分内容也可以通过著作权法予以保护。
《伯尔尼公约》明确将数据信息作为汇编作品予以保护，《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第10条第2款规定：“数据或者其他材料的汇编，无论采用机器可读形式还是其他形式，只要其内容的选择或安排构成智力创作，就应该给予保护。”我国《著作权法》第十四条规定：“汇编若干作品、作品的片段或者不构成作品的数据或者其他材料，对其内容的选择或编排体现独创性的作品，为汇编作品，其著作权由汇编人享有，但行使著作权时，不得侵犯原作品的著作权。”在数据的存储和管理阶段中形成的数据库如果在内容的选择或者编排上体现出了一定的独创性，即可以将该数据库作为汇编作品通过著作权法予以保护。前述济南白兔信息有限公司诉佛山鼎容软件科技有限公司著作权纠纷案法院即认定了原告对商标数据的编排构成汇编作品。
大数据要在著作权法上获得保护，首先需要满足独创性的要求，但现实中多数数据来源于客观事实，数据的收集也多来自公开领域，基于某些用户的使用习惯或是行业惯例，收集到的数据信息可能无法给予数据采集者太多的个人创作空间，对于那些缺乏独创性的数据集合则无法通过著作权给予保护。由此，如何界定某一数据集合是否具有一定的独创性也成为通过著作权对其进行保护的一个难点。需要着重指出的是，著作权保护的是数据的选择或编排方法，而非数据选择或编排的内容，对于大数据而言他人可轻易改变编排方法，但实质性内容可能一致，该种情况下对于大数据本身的保护也是一个难题。
3、数据处理与分析阶段的保护
对庞大数据集合进行处理和分析从而得到具有应用价值的数据或者数据产品。在此阶段数据的价值得到了巨大程度的提升，具有商业价值的数据可以通过商业秘密予以保护，为分析处理数据所使用的方法可以通过方法专利予以保护。
通过数据处理和分析获得的数据成果一般都具有相当的经济价值，由此该类数据成果的实用性要件不难满足，在司法实践中该类数据成果的秘密性和保密性是论证其构成商业秘密的难点。前述北京阳光数据公司与上海霸才数据信息有限公司技术合同、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中法院认定原告阳光公司的《SIC实时金融》数据分析格式符合商业秘密的构成要件。本案中涉及了两种常见的与数据资产相关的商业模式——租售数据模式与租售信息模式。租售数据模式是指售卖或者出租广泛收集、精心过滤、时效性强的数据。[24]。而信息与数据不同，是指经过加工处理，承载一定行业特征数据集合。[25]
上述案例中，阳光公司的上游权利人——向其有偿出售行情数据的商品交易所和证券公司采用的就是租售数据的模式。该种模式中，经营者通常掌握大量的客户数据，而这类数据最为显著的特征是实时性，经营者在租售数据前通常已经完成对数据的预处理。租售数据模式的另一种形式表现为掌握数据的公司利用数据为客户提供增值服务，如销售导航仪的公司，同时为客户提供即时交通信息服务。[26]租售数据的商业模式同时催生出专业的数据交易平台，如贵阳大数据交易所等。由于经营者尚未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处理，权利人也通常不会对其采取保密措施，所以此时的数据无法通过商业秘密予以保护，且若数据本身无法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权利人也不能通过著作权法寻求保护。故而，对此类数据往往只能通过双方之间的合同条款加以保护，或通过《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所规定的一般的诚实信用或商业道德加以约束。与实时性的数据不同，法院认定阳光公司将从交易所处获取的单个的、分散的行情信息源进行统一编排、加工整理，形成了再生信息源性质的综合行情信息，并认为此类信息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和价值性。[27]阳光公司所采用的即为租售信息模式，其特点是权利人对收集而来的数据进行深度整合萃取，并通过庞大的数据中心及专用渠道加以传播。[28]与原始数据不同，此时的信息往往经过深入的整合和处理，因而更容易满足商业秘密的构成要件，进而通过商业秘密的方式加以保护。
专业化处理实现使数据“赋值”和“增值”，专业化处理过程中所使用的挖掘、整理、计算等方式方法可以形成特定的算法，甚至是计算机软件工具，再通过软硬件以及与互联网的结合可以解决一定的技术问题，这些都具备鲜明的技术属性，可以将其划归到计算机程序的发明专利之列，通过申请方法专利予以保护。但是，专利权产生不同于著作权的自动产生，要求具有相当的新颖性且需要通过行政机关的审查才能取得，所以作为专利权进行保护的前提即为专利权的获得。目前，我国关于专利权的审查标准相对严格，是否能够顺利通过审查取得专利权亦成为是否能够获得知识产权保护先决性条件。
4、数据成果呈现与应用阶段的保护
数据成果呈现与应用是数据处理流程中的最后一个环节，也是数据“赋值”后数据价值的变现阶段，该阶段不仅会将较为抽象的数据转化为相对具象的成果，更会将该具象成果与具体的商业活动相结合，促使数据成果商业利益的最大化。
从数据处理与分析到数据成果呈现与应用，这一过程不仅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更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这其中离不开开发人员的大量智力性投入。从现有情况来看，数据成果的具象化多以应用软件的形式出现，而该种类型软件的开发和运行均依托于大量相关数据的收集和分析，这一点有别于传统的应用软件。现阶段开发的一些具有人机交互功能的软件即属于这种类型，比如微软公司开发的人工智能软硬件“小冰”、亚马逊开发的智能音箱以及还在研发完善阶段的无人驾驶技术。该类数据成果的具象化如果以软件的形式存在则可以通过软件著作权予以保护。涉软件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关于软件的比对往往是案件审理的重点和难点，加之大量开源软件的存在，如何在软件开发过程中的自由再发布原则与软件著作权作为一种绝对性权利予以保护之间进行平衡，这对通过软件著作权保护数据成果提出了挑战、增加了难度。
在数据呈现与应用阶段还可能将数据成果通过构架运营某种商业模式的方式进行应用。在现有法律法规框架下，商业模式暂时还无法在整体上通过知识产权进行保护，但这并不影响将该商业模式内的某些构成要素通过知识产权进行保护。
在四个数据处理阶段中还会产生一些无法通过特别法进行保护的内容，例如违反爬虫协议的君子协定或者开放接口协议等采集数据等行为，该部分内容的保护可以通过《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的遵循诚实信用和公认的商业道德原则予以保护。前述上海汉涛公司诉被告爱帮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中，即通过认定爱帮公司的经营模式有违公平和诚实信用原则，有违公认的商业道德构成不正当竞争，对大众点评网中的内容予以知识产权法意义上的保护。
四、大数据类知识产权案件疑难问题分析
大数据类知识产权案件中可能涉及知识产权问题相对其他案件更加全面，在大数据采集、应用、交易、保护等多个阶段均可能涉及个人信息保护、著作权保护(含软件著作权保护)、方法专利的保护、商业秘密保护及不正当竞争的保护，还有可能受到《反垄断法》的调整等，有时更是多个问题的融合。其中个人信息由于属于《网络安全法》、《侵权责任法》的调整范围，不在本章关于知识产权的讨论内进行探讨。
(一)著作权的保护
依据著作权法基本理论，思想与表达二分法是区分某一客体能否成为著作权法上保护客体的方法，因此，有观点认为UGC(User Generated Content)即用户提供的内容，如某些评价等可以作为著作权法中的“作品”而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29]，但某一用户提供的单一内容并不能构成“大数据”，认识此类数据时，应全面考虑用户提供的内容，因在平台获取相关数据时无法确认其创作者的真实性，故整体去认知相关内容能否成为大数据还应有所区分。此类问题在实践中较易区分，基本的著作权法理论即可成为指导。因此，从著作权法角度保护的大数据内容，疑难问题体现在一是对数据库的保护，二是对使用软件进行数据采集时，软件著作权法的保护。
1、数据库的著作权法保护
著作权法保护与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是目前两种主要的数据库保护模式。司法实践中选择著作权法进行保护的案例相对较多，数据库的保护在国际上法律依据已经明确：《Trips协议》第10条第2款规定“数据或其他材料的汇编，无论采用机器可读形式还是其他形式，只要其内容的选择或安排构成智力创作，即应予以保护。这类不延及数据或材料本身的保护，不得损害数据或材料本身已有的版权。”《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第5条也明确规定“数据或其他资料的汇编，无论采用任何形式，只要由于其内容的选择或排列构成智力创作，其本身即受到保护。这种保护不延及数据或资料本身，亦不损害汇编中的数据或资料已存在的任何版权。”因此，数据库的著作权法保护是基于汇编作品产生的，其独创性体现应在于数据的选择、编排，数据库的体系和结构等，而不是对数据本身的保护。
2、大数据软件的著作权法保护
大数据软件可能遭受的侵权行为表现为：一是抄袭行为，即大数据软件作品源代码直接雷同，二是第三方恶意修改大数据软件作品，对大数据软件服务进行屏蔽、修改界面等。此类案件中，通常涉及如下问题：
一是技术中立抗辩，即软件提供了某种技术，技术不侵权，从而软件不侵权的抗辩逻辑。而该问题的实质是软件是提供数据还是提供技术，目前，多数情况下，提供行为指向的客体是混同的，因此能够使用技术中立进行抗辩的情况愈来愈少，只有单纯的技术才可能不被苛责。
二是实质性相似的判断，司法实践中两款软件的比对常成为案件难点。从我国法院关于软件作品实质性相似的侵权判决，包括其他类型作品的实质性相似的侵权判决，基本上是参照作品架构、语言风格、表达形式等要素，综合性地考虑是否构成实质性相似。[30]具体操作方法借鉴了美国法院三步检验法：即抽象——过滤——对比法。
(二)方法专利在大数据保护的构成要素分析
方法专利对于大数据的保护体现在两方面，一种是数据挖掘中，数据挖掘专利就是指对数据挖掘开发者或委托开发人对数据挖掘技术，或对数据挖掘获取的信息向国家审批机关申请专利，经依法审查合格后获取的专有权;或者说，数据挖掘专利是指对数据进行处理，并获取有益知识的计算机技术的专用权。[31]其本质是一种计算机程序的方法发明，对于涉及计算机程序的专利能否获得专利权的授权在实践中存在较大争议，其实质是对于算法能否受到专利法保护的争论。美国法院在判例中认为：即使申请涉及的系统包含了计算机程序，只要该程序通过一系列数学计算产生了实用和有形的技术效果，仍然可被授予专利权。[32]我国目前对此区分两种情况予以处理：如果仅仅利用计算机程序实现了某种数学计算方法和规则，无法被授予专利权，也就是说在对数据进行挖掘之时，只是利用数据编写了一套体现某种智力活动的规则和方法的程序，不能构成方法发明;如果计算机程序的执行是一种正确利用自然规律的技术手段，并且能够解决具体的技术问题，例如通过数据规律的概括使某种程序可以自然读取某人的身份信息，则该程序属于技术方案或其组成部分，应当受到专利法的保护。
另一种方法专利是涉及商业方法的专利，例如收集、统计用户信息的方法、金融机构交易数据分析方法等等，此类方法究竟属于“智力活动的规则和方法”还是属于可授权的专利，存在较大争议，美国等国家已承认商业方法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被授予专利权，但判断标准尚未统一。[33]今年4月1日起实施的《专利审查指南》将专利保护范围扩展至含有技术特征的商业模式、商业方法，对于随着网络发展不断创新出的商业模式和商业方法的维权具有重要意义。
(三)《反不正当竞争法》在大数据类案件中的保护
1、数据库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
上文讨论了对数据库的著作权法保护，但著作权法理论仅仅对独创性的选择和编排进行保护，并非针对数据库中的具体内容，而数据库中的内容确是真正具有经济价值的产物，因此作为著作权法的补充，反不正当竞争法对数据库进行了进一步的保护。同时，对于难以成为“汇编作品”的数据库，《反不正当竞争法》也可达到使“智力投入”得到保护的效果。制作人对数据库投入了大量资金、劳动，只要竞争者利用了数据库中的数据，可认定竞争者的行为违反了《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的诚实信用、公平等基本竞争原则，构成第2条第2款意义上的不正当竞争行为。[34]同时，如数据库符合商业秘密的条件，也可作为商业秘密进行保护。
2、商业秘密的保护
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对商业秘密的定义为不为公众知悉、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并经过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因此，能够受到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的商业秘密类数据不包含为公众可见的用户点评等数据信息。调研中多数企业对自己的数据采取了技术措施以商业秘密的形式予以保护，而第三方以不正当手段获取、使用商业秘密的行为大量存在，在寻求法律保护此类数据时难点是举证，原告不仅要对哪些数据构成其商业秘密进行举证，还应对其使用了某种技术保护措施进行保护进行举证，同时要对侵权方的不当手段进行举证。
上述对于数据的不正当竞争法角度的保护，主要来源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基本原则，即维护竞争者之间地位平等，遵循公平、诚实信用的基本原则，从知识产权促进竞争的反面为限制不当竞争提供了法律保障。
(四)数据的垄断和排他
对于无形的数据进行权利界定，其规制对象智力成果均属于无形资产的范畴，单个数据本身的价值难以通过知识产权相关规定予以保护和规制，但是数据的分析和挖掘价值却可以通过知识产权的保护进行方方面面的规制。那么某一数据主体通过数据采集得到的数据能否成为其垄断资源。调研中，我们发现，目前已经出现的数据寡头与数据联盟之间的矛盾已渐现端倪。数据寡头利用其多平台的特点，收集大量数据进行相应的分析，在数据的采集、运用上享有了当然的话语权，但这种垄断地位不应是数据本身的性质，大数据的技术本身应当具有非排他性，即任何一个经过投入的主体，在对数据的采集和利用过程中均可以通过大数据的技术手段对数据加以一定形式的利用。
五、大数据司法保护的价值性判断
由于海量数据的存储和复制，多借助于互联网的分发和获得，在此过程中存在包括提供电信接入服务、支付服务、浏览器服务，内容服务和平台服务等多个环节，围绕不同时期和环节形成多维数据，企业间争夺产权将会形成争议，而且企业的商业模式和广告分成也将受到影响，甚至可能存在假造数据的情况。对大数据知识产权保护，应当遵循如下原则：
1、应当遵循人本原则
人本法律观是相对于神本法律观发展起来的，马克思曾指出“人是法律的出发点”，“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35]。无论是科技还是法律，其发展和完善都应当为人类服务，脱离了这个本质，就会损害到人类自身整体的利益。
(1)法律是因人而生，因人而存的。[36]大数据的发展和完善应当遵循保护基本人类的自由、平等、安全、尊严价值，促进社会的福祉发展，在数据采集和使用过过程中，对于涉及到个人隐私、信息安全方面信息的数据应当采取一定的保护措施，必要时可以对大数据行业进行立法规范，设置一定的行业准入门槛，防止数据采集和交易过程中损害个人自由、尊严、隐私等信息。
(2)一种观念认为，基于大数据行业发展前景，使用人工智能制作出各种形式的图文，充其量只能是一种逻辑的表达，其表达方式是非常有限的，不应当被视为作品，如果我们能够设置人工智能让他像人类一样“思考”，也只是在感官上更甚于常人，而不会产生感觉，这样的工作成果一般不应视为作品，不能通过作品的形式去获得保护，可以视为一种财产，人类使用工具劳动获得收益。还有一种观念认为，人工智能根据预置在程序架构中的逻辑以及使用人工智能的命令，随机组合各种图文创作了作品，作品著作权应当归属于程序开发者及使用者，但双方已经根据协议进行约定除外。我们倾向于前者。
2、应当遵循适度采集，隔离使用原则
(1)适度采集
大数据企业存在不同的样态，不同的主体对于数据的兴趣和癖好也不一样，初始采集过程中，企业对于原始数据收集往往是兼收并蓄，尽可能多的收集各类数据，但是往往有些数据涉及到敏感信息，如个人的账户、密码、身份等等，如果这类数据被买卖，将会造成难以估量的后果，对于这类涉及到特定的信息，应当慎重采集，采集后还应对数据信息进行脱敏处理。将个人信息进行大规模交易，可能会涉及到刑事责任。
(2)隔离使用
从法律层面来说，应当加大对数据采集的必要性管理，对于特定信息禁止收集、存储和使用。采集和使用的环节应当进行隔离，在企业间，企业各个部门之间对信息进行必要的分离管理，采集和使用应当分开进行，这样有利于明确责任主体。建立采集和使用行为分离机制，一方面有利于保护特定的主体的隐私、商业秘密等利益，另外一方面能够有效地预防犯罪，防止信息外泄的恶性事件。
3、应当遵循合理避让的原则
大数据基本形成或存储于服务器或者云端上，有些企业的数据是原始状态存储的，有些企业则是采取模型式存储，传输和存储环节存在不完善的地方，可以为其他企业抓取。在互联网环境下，即便数据保护已经逐步完善，如通过https的方式加密传输，但是由于分享和传播的需要，他人仍然可以接触到并加以破解，会导致数据外泄。
(1)通过爬虫或者其他方式，对于企业数据的抓取会损害企业的正当权益，不仅会导致数据财产的丢失，泄密，还有可能引起服务器运行的紊乱。通过这种不劳而获的方式获得他人的财产进而进行售卖，会存在恶性竞争的问题。
(2)在企业竞争过程中，可能存在各种矛盾，但竞争对手之间应当避免对于大数据的计算结果采取过度解读，从而形成对某一特定企业的恶意解读，损害企业的合法权益，即便这种解读是客观真实的，竞争企业间也应当避免类似情形。
(3)企业之间通过网络开放协议，或者通过线下方式单独订立协议，对于加密或者开放的数据及数据统计结论，应当采取合理避让的方式，在竞争对手之间避免出现恶性竞争，防止利用大数据做出对竞争对手的侵权。
4、应当遵循利益平衡原则
在数据采集、收据挖掘和数据交易等环节，数据本身并不产生价值，而是基于其二次开发和深度加工形成的分析报告存在显著价值，虽然有些公司开放了数据接口，但并不意味着可以任意取用，需遵守一定的协议。整个数据加工的流程产业链中，存在多种情况，数据采集和挖掘以及交易都有可能被第三方干扰，甚至可能人员流失导致技术和客户资源外泄，基于大数据产业链的整体比较复杂的情况，对于数据的保护应当遵守利益平衡的原则，特别是公共利益的保护，以有效的制度救济作为补充手段，在知识产品的生产和流转的动态过程中，始终使知识产权人的利益和社会公众的利益保持一种平衡。[37]在数据的生产交易环节加强保护，通过适当的知识产权方式方法保护创新。
(1)在采集时，应当平衡用户利益和平台利益。数据采集者和用户之间是对立统一体，用户可以基于大数据获得更多的有用信息或服务，而采集者可以获得一定的利润回报，但如果用户是否有权禁止他人对自己进行数据进行收集，为自己“画像”，目前还存在争议，理论上来说数据采集者可以根据用户行为进行客观记录，但应当保证这种记录不被用于非法用途。而采集者也可以根据用户的癖好和习惯，向用户推荐更多关心的信息，方便用户快捷精准获得资源。
(2)在加工时，应当平衡数据采集者和数据中介服务机构之间的利益，对于数据的整理、存储、挖掘，也应该平衡各方利益，对于安全的需求、统一性的需求和便利性的需求，各方应当在数据加工时遵循一定的规范，按照行业或者国家标准来进行，目前上缺乏有效的规范。
(3)在数据交易中，还应当防止各种敏感数据，包括涉及到商业秘密、个人隐私或者其他涉及到法律权益的数据在市面流通，为交易双方提供合法公平的市场环境。
5、鼓励数据流动、分享原则
大数据本质上是一个数据拼图，尽管他是多维的，如果企业将大数据作为企业经营的版图，引起行业恶性竞争或者数据垄断，必然损害整体的数据行业发展，进而损害到社会公共利益。大数据的垄断与大数据的本质背道而驰，最终毁掉的是大数据的价值。[38]
(1)鼓励企业将其经营的数据在脱敏以后加工进行交易，则会促进行业的整体发展，甚至于可以免费进行分享，但是这种机制必须在一定的安全机制下进行。
(2)对于传统企业来说，大量的运营信息可数据化，及数据化成果采集、挖掘和使用将会是未来的行业发展的重点，有价值的数据将会被逐步垄断，导致需方和售方博弈，在一定时期内，完成数据化将会导致技术、人才竞争的加剧。
(3)数据版图之争成为下一个纠纷的热点，围绕传统行业数据加工和挖掘，和新兴市场主体的数据采集都会引发激烈的竞争。整体互联网法依赖于分享机制的形成，公开的技术分享将会大大促进行业整体进步。
6、遵守法律伦理的原则
人工智能(AI)是使用计算机科学的概念、程序和方法从事认知过程的科学,实际上就是一种机器模仿人智力活动的技术。人工智能研究的创始人之一的明斯基(Marvin Minsky)在1968年说过一句话,集中概括了人工智能研究的实质:“让机器从事需要人的智能的工作的科学”。[39]人工智能容易引发伦理困境，如前文所述，技术虽然具有中立性，但是使用技术的人却具有一定的意图，对于人工智能模仿人类的活动所产生的法律效果缺乏评估的情况下，还是应当慎重认定法律行为和法律责任。从本质上来说，人工智能所遵循的是设备预先内置的逻辑思维能力，也就意味着这种规则的是由人类创作的，而人类使用人工智能进行二次学习的过程中会产生下一阶段的活动，但由于无法预先评估机器在学习后会具备哪些能力，如果不加以评估，将会导致产生法律问题。例如高速行驶的无人智能汽车，在极端情况下，可能要面临着杀死乘车人还是行人的问题，具体决策都是根据计算机自动识别和评估来完成的，如果通过事先预置的智能系统进行决策，将会导致灾难性后果，甚至开发者需承担刑事责任，但如果将这种情形下的决策权移交给驾驶者，就能相对缓解法律伦理困境。
大数据案件近年来逐步增多，与以往的涉互联网案件存在显著不同，以往案件的多以“信息”为载体，而大数据模式下以“全息”为载体。采用全息的多维度，多样态来解读数据，在数据采集、数据分析和数据产权、数据成果等问题上争议非常复杂，我们通过提炼一定规则方法，希望能够在大数据产业起步阶段，有助于产业健康发展，培育和净化市场环境，促进社会创新的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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