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知识产权纠纷的多元化解决5篇

第一篇：企业知识产权纠纷的多元化解决

企业知识产权纠纷的多元化解决浅析

厦门大学2008届法律硕士张福兴

联系方式：snowcoco1213@hotmail.com

【摘要】在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的背景下，企业视角中的知识产权纠纷存在其特殊性。是否采用多元化纠纷解决（ADR）方式来应对知识产权纠纷，企业不仅应当从多方面细致考虑，从对抗走向对话协商，从胜负决斗走向争取双赢；而且在ADR的发展反应并促进着一种时代理念和精神的变化的背景下，既然在某些情况下知识产权纠纷不可避免，不妨改变一下思维方式，借助灵活多变的市场策略，变“堵”为“疏”，将知识产权纠纷扼杀在萌芽状态，减轻其负面影响，甚至化弊为利。

【关键字】知识产权纠纷 多元化纠纷解决 企业ADR市场策略

“知识产权”这一概念来自对英文Intellectual Property的意译，它是指智力成果的创造人或工商业标记的所有人依法享有的权利的统称。现代社会正在逐步向信息社会和知识经济社会迈进，经济活动的核心增长点便是知识产权，可以断定，掌握了科技就是掌握了市场竞争中的话语权。1

一、企业视角中的知识产权纠纷

创造力是人类产生、进步和社会发展的源动力。然而，创新是有代价的，高成本的创新必须有相应的激励机制来维持和保障——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既是制度文明的典范，也是激发创造力和促进社会进步的加速器。同时，当代社会又是一个高度开放、高度交流的社会，大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小到一个集团、一个公司，都必须在开放中获得生存，在交流中求得发展。企业不仅要自主研发属于自己的技术，对别人的技术也必须学习和运用。依赖于平等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和知识产权制度保障，作为社会经济活动细胞的企业法人，自己寻求知识产权制度保护的同时，对别人已经取得的专利亦应当自觉遵守相应的规则。如此，方能够以自己合法掌握的发明创造，在激烈的竞争中“乱中求胜（Thriving on chaos）”。然而，科学技术的发展不断对知识产权理论和立法提出新的问题，冲击知识产权的保障体系，使得知识产权纠纷存在其特殊性：

1．制作原版的成本远远高于造假者的复制成本。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这都是知识产权的所有者都面临严峻的挑战，尤其对于数码产品来说，复制的成本就更是微乎其微。

2．由于知识产权自身的模糊性，实际上根本无法完全确定某项侵权(也许是很轻微的侵权)成立。

3．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是有局限性的。比如，专利产品经由第三方重新设计，即使它可以实现等同功效，但只要实现的方式有所不同，就不会被视为侵权。

4．知识产权具有极强的时间性，特别是专利权，企业普遍需要快速地解决纠纷，实现自身利益价值的最大化。

5．根据合理使用原则，使用者有权借用受保护资料中一些无法用语言表述的部分而无需受到处罚，而且此类“借用者”并非剽窃者，而是被侵权企业的客户，这些客户并非为获取非法利润而复制材料，只是为自己图个方便而超越了合约的范围。一个企业又怎能与客户为敌呢？2

因此，对于企业而言，仅仅依靠滞后的法律体系来保障自身权利还远远不够；仅仅依赖于缓慢而刻板的诉讼程序来处理知识产权纠纷，更是远远不能适应企业营利的目的。

二、企业知识产权纠纷的ADR方式

纠纷是一个待解决的问题，而非一场非“赢”不可的比赛。对于以营利为目的的企业法人而言，是否在面对知识产权纠纷的时候采用ADR的策略，成本效益原则是其考虑的重要因素。诉讼是解决知识1刘春田.知识产权法.北京大学出版社[M].2003巴拉特·阿南德(Bharat Anand).保护知识产权的非法律手段[J].哈佛商业评论.2003(12)“A dispute is a problem to be solved, rather than a contest to be won.” Tom Arnold & William G.Schuurman,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in Intellectual Property Cases, 321 Pat.Litig.437, 443(1991).－1－

产权争议的有效方式，但并非惟一方式，通过非诉讼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简称ADR）同样可以达到公平、合理且有效地解决纠纷的目的。

（一）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这一概念起源于美国，最初是指20世纪逐步发展起来的各种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现在已经引申为对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着的、民事诉讼制度外的非诉讼纠纷解决程序和机制的总称。在美国，实践中已经有超过16种不同的ADR程序5，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种模式：

1．仅涉及纠纷双方参与的程序，如谈判；

谈判是指双方或多方为寻求做某事或不做某事的合意所进行的一系列信息传递或交换过程，是一种旨在相互说服的交流或对话，其实质是一种两个或多个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相互协商的交易活动。谈判对于纠纷双方而言都是最先采取的手段。通过界定出现的问题、划定需要满足的利益需求、说服相对方达成协议的程序设计，有效的谈判能够使双方在不使用其他ADR方式或诉诸法庭的情况下达成和解协议。

2．有中立的、非裁判性质的第三方参与的程序，如调解；

调解是在第三方协助下进行的、当事人自主协商性的纠纷解决活动，是谈判交涉的延伸。在谈判不成的前提下，纠纷双方于是转向中立的第三方，冀望于第三方的经验与威望等来促进交流和打破僵局，从而在第三方所主持的建设性谈判环境中继续进行交涉。调解适用于大多数知识产权纠纷案件，尤其是在纠纷双方仍然希望保持彼此之间良好的商业合作关系的情况下，如专利授权，调解尤其受欢迎。

3．有第三方裁判参与的程序，如仲裁。

仲裁是ADR程序中最正式的一种。它是以准司法方式进行的一致程序或合意程序，通过该程序，双方或多方间的争议由仲裁员的决定最终解决，仲裁员的决定对双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且在法律上可以执行。64

（二）ADR在企业知识产权纠纷中的应用

正如爱因斯坦所言：“在困境中隐藏着机遇（In the middle of difficulty lies opportunity.）”，将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引入知识产权纠纷中是一个相当新的举措。它是针对美国知识产权诉讼中，诉讼时间过长、诉讼成本过高而产生的一种补救方法。

1、知识产权纠纷中考虑采用ADR的因素

（1）在侵权纠纷中：

知识产权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有力保障，通过侵犯知识产权的指控实现经济目的，是当代企业进行商业竞争的趋势之一。有时候，法庭不过是市场之外的第二战场，指控的目的，无非是通过诉讼施压，增加谈判筹码，从而得到较高的知识产权使用费。在这种情况下，双方和解能够带来双赢的结果，各得其所：权利人既保护了知识产权，又收取了可观的使用费；使用人通过支付使用费不仅免去“侵权”恶名，为企业挽回了名誉，还可以继续使用权利人的专利获取自己应得的收益。

（2）在违约纠纷中：

1）裁判机构的确定性

知识产权的保护具有很强的地域性，但同时随着国际经济一体化趋势，与知识产权相关的交易越来越频繁地超越国界，以及相关国际条约的发展和统一化，同一知识产权的保护越来越国际化。在缔约时，通过仲裁条款确定双方均满意的纠纷解决机构，从而给予双方履约上的信心保证。

2）裁判机构的中立性

正如上一点所说，提前确定裁判机构，能够保证其不像法院一样受特定国家从属性的影响。尤其对于涉外知识产权纠纷，ADR的中立性的另一价值在于，它可以平衡不同法系直接的冲突。ADR程序并不预设任何需要遵循的特定程序，纠纷双方和第三方完全可以协商决定需要采用的程序、证据规则等等。

3）纠纷解决的相对有效率性 4

范愉.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M].厦门大学出版社.2006Nancy Neal Yeend and John Paul Jones, Making Sense Out Of ADR Alphabet Soup, ORANGE COUNTY LAWYER, August, 1994 at 31.林一飞.国际商事仲裁法律与实务[M].中信出版社.2005.P148由于各种政策制度上的原因，美国直到1982年方才通过法案，允许仲裁机构涉足专利案件，而在此之前，知识产权界普遍认为，知识产权案件只能由诉讼来解决。

对于企业而言，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诉讼并非赢得利益的最佳手段。如果进入诉讼程序，不但必须投入大量精力和费用，而且经过一审二审再加上“反诉”专利无效等程序，可能要经过几年才能够结束。而面对瞬息万变的市场和更新换代迅速的专利，即使企业赢了官司，也已经失去了最佳的市场机会。相对与诉讼程序，ADR程序提供给纠纷双方更大的自主性和灵活性，从而可以根据需要选择程序，加快进程。

4）专家的可选择性

知识产权纠纷大量涉及特定领域内的专业知识，掌握相关知识并且具有与纠纷双方一致的对争议标的价值判断的法官并不多。采用ADR方式，双方均可以选择合适的人选进行裁决，从而保证纠纷得到公正且专业的解决。

5）争议内容的保密性

诉外纠纷处理方式是专为希望非公开、秘密解决纠纷的当事人设立的，大多数非诉讼方式都是以私下商定的协议为依据的，其听证会通常不需要写出书面意见和报告，即使有书面材料，通常也不会公开。这一点对于涉及知识产权的纠纷尤其有利，因为当事人基于保护商业秘密的考虑，通常不愿意让竞争对手、新闻媒介或一般公众了解他们所涉及的内容。

6）补救方式的灵活性

在ADR方式下，双方可以达成多种创造性的补救方式：比如降低忠诚度评价、交叉许可（Cross licensing）等等商业解决方案，而这些是传统诉讼不能够提供的。

2、知识产权纠纷中不考虑采用ADR的因素

实践中，亦有许多知识产权纠纷并非经常采取ADR方式。这是由于ADR是基于纠纷双方的事前合意，而在占知识产权纠纷很大比重的侵权之诉中，纠纷双方事实上不可能在事前达成合意，而事后达成仲裁协议亦有难度。即使是纠纷双方在合同之中约定了仲裁条款，有时候基于以下考虑，ADR方式可能不会被采用：

（1）需要立即停止侵害行为

当受侵害者需要立即停止相对方的侵害行为时，通过受诉法院颁布临时禁令等措施和诉前财产保全、诉讼财产保全等制度，能够迅速而有效地防止对知识产权的进一步侵害。

（2）基于策略考虑

有些时候，企业需要通过公众关注度高的诉讼程序来澄清一些事实，从而扶正企业的社会形象，诉讼就成为企业的首选。例如当某企业受到了莫须有的侵犯知识产权指控并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时，企业就会考虑诉诸法庭而不是通过ADR解决问题，对企业而言，诉讼的目的是为了解除客户疑虑、恢复企业名誉，是基于营销策略或企业战略的考虑，其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法律范畴。

三、基于ADR理念的进一步思考

莎士比亚说：“真相终将大白”，此话也适用于知识产权。信息本身向往自由——技术领域的大师斯图尔特·布兰德（Stewart Brand）一直坚持这样的观点。对于知识产权的拥有者而言，这决不是一个好消息。当信息被禁锢于知识产权的保护网之中时，必须依靠盗版者和抄袭者帮助它们实现逃亡、奔向自由。8 这或许也是知识产权纠纷在当今全球化趋势下越来越普遍的原因之一。回顾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些商界故事，在进入知识产权保护还很不完善的发展中国家时，很多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总是疑虑重重，不敢贸然进入市场。在等待观望之中，常常也白白放弃了商机，而让更为大胆的对手捷足先登了。为何别人退避三舍的地方，有些公司却敢于冒险涉足？这是因为，这些企业明白即使在最佳环境下法律的保护网也远远不是天衣无缝的。

ADR的发展反应并促进着一种时代理念和精神的变化，既然知识产权纠纷在某些情况下不可避免，不妨改变一下思维方式，变“堵”为“疏”，从对抗走向对话协商，从单一价值走向多元化，从胜负决斗走向争取双赢。通过事前的精密设计，借助灵活多变的市场策略（market strategies），眼光敏锐的企业是完全可以将知识产权纠纷扼杀在萌芽状态，减轻其负面影响，甚至化弊为利：

1． 企业可以首先利用自己的核心资产——也就是凭借已经确立的技术优势，防患于未然，将合法的8 巴拉特·阿南德(Bharat Anand).保护知识产权的非法律手段[J].哈佛商业评论.2003(12)

竞争对手拒之门外。

如Intel公司就通过管理外部关系——顾客、终端用户和供应商来达到先发制人的目的：即使是一个不太复杂的集成电路图，也作出详尽的文字说明，因为这是日后证明竞争对手侵权的必备文件；同时Intel也通过对大客户实行定量分配供应的方式来保证它们不去购买其他公司的类似产品；另外Intel还针对最终用户展开声势浩大的品牌宣传，并投入巨资开发应用软件来充分展现新一代芯片的超强性能，从而彻底瓦解竞争对手盗用知识产权的利益驱动根源。

2． 如果企业没有足够实力控制旗鼓相当的对手，则可以通过交流合作，暗示对手不要盗用知识产权，否则将采取报复手段。

尽管交流蕴藏着风险，一些行业还是不愿意放弃共享交流带来的好处。如果行业中的竞争对手主动合作或被迫进行合作，那么就可以形成相互融通和相互依存的关系。如在电子行业中，交叉许可协议（cross-licensing agreements）可以起到定心丸的作用，签署协议的各方既是专有技术的让与人（transferor）

9又是接受者（recipient），这样就阻止了一方试图挖对方墙角或免费搭车的想法。

3． 一旦企业的核心技术受到威胁，企业可以通过创造关联效应，向客户提供一些不容易被盗用的互补产品或服务来增加产品附加值。

如果拥有核心技术的知识产权很困难，那么就可以考虑将能够控制的技术作为互补产品与核心产品捆绑销售。汽车公司在售车的同时提供服务合同，因为服务不容易被复制。例如购买某当红明星的正版CD，顾客可以得到的附赠品可以是一张演唱会门票抽奖券、一件亲笔签名T-shirt，也可能是网上与明星本人视频聊天机会等等，其中任何一样都可能吸引大批歌迷前来购买CD，而不是到网上非法下载。由此带来的增值效应会使得知识产权的盗用者付出惨痛代价。

4． 当公司的核心技术已经公开化，价值丧失殆尽时，企业就应该考虑进入那些从原有核心技术中吸取了价值的相邻产业，放弃相关核心技术，共享知识产权。

信息资产（知识产权）与实物资产的区别在于，前者可以在放弃的同时又保留下来。共享知识产权并不是只有风险而没有任何回报。要求对外包商帮助开发的任何事物保留独有权，对于实物资产而言是合理的，但对信息资产来说却是一种短视。允许外包商转售为客户所开发的信息资产，可以激励他们确保自己的产品卓尔不群，也可以让外包商将开发成本分摊到多个客户身上，从而实现各方共赢。这样，虽然公司牺牲了拥有一种独特技术所带来的某些竞争优势，但获得这种技术的成本也降低了。在离岸（offshoring）外包模式中，共享知识产权就显得更有意义。10 在知识产权法律含糊不清或极不严格的国家，如果外包商所在国无法强制要求外包商执行一份合理的知识产权合同，就应该假定部分知识产权将会丧失，并且学会从支付更低费用和享受更高质量服务中得到慰藉。11

【参考文献】

1． 范愉.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6.2． 林一飞.国际商事仲裁法律与实务[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5.3． 刘春田主编.知识产权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4． 刘仁豪, 张学全, 姜启安主编.区域知识产权战略 [M] 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

5． 王立民,黄武双.知识产权法研究（第3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6． 王公义,唐荣曼,Roman Tomasic主编.中国·澳大利亚“纠纷解决替代机制与现代法治”研讨会论文集[J] 北京：法律出

版社,2003.7． 巴拉特•阿南德(Bharat Anand).保护知识产权的非法律手段[J].哈佛商业评论.2003(12)9 巴拉特·阿南德(Bharat Anand).保护知识产权的非法律手段[J].哈佛商业评论.2003(12)

Eric Walden,James Wetherbe在《有舍方有得》一文中，介绍了一个相当有代表性的案例：1983年（信息技术外包的初期阶段），刚成立不久的系统开发商彭博公司（Bloomberg）找到美林证券（Merrill Lynch），提议开发一种程序，为美林员工提供最新交易数据。但是，美林并没有向彭博支付3000万美元用于开发专有软件，而是用这笔钱收购了彭博30％的股权，并拥有了所开发系统的短期独有权。彭博开发的软件获得了巨大成功，不久美林便放弃了对该软件的独有权，允许彭博销售给其他券商。然而美林仍然保持着在享有独有权期间所建立的先发优势，继续从该系统软件中获取价值。最终美林以1.55亿美元的价格出售了自己拥有的彭博股权的1/3，此时彭博早已经实现了长足的发展。Eric Walden,James Wetherbe.有舍方有得[J].哈佛商业评论.2005(12)

8． Eric Walden,James Wetherbe.有舍方有得[J].哈佛商业评论.2005(12)

第二篇：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1

广搭平台 整合资源 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元宝山区人民法院纠纷解决机制

近年来，我院始终坚持“以法院为主导，以调解为重心，以化解纠纷为目标”的工作思路，有效整合各种化解矛盾纠纷的社会资源，积极构建诉讼与非诉讼调解衔接机制，合力平台，探索出一条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使大量矛盾纠纷得到有效分流、妥善化解。实现了“无断层对接，全方位延伸，常态化联动”的纠纷解决工作新格局。有效化解了诉内诉外纠纷，维护了社会的和谐稳定，调解工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2009年出现了收案数、发改率下降，结案率、调撤率上升“两降两升”的良好局面。2010年民商事案件调撤率76%，2011年调撤率为78%，居全市前列。2012年调解工作经验被赤峰市中院和元宝山区政府分别在全市法院和全区基层部门推广，2013年赤峰市中院将推广元宝山区法院调解工作经验列为工作重点，2009年和2013年自治区高院先后两次在该院召开全区法院调解工作现场会。

一、选准纠纷解决工作的切入点，搭建多角度对接平台

1、解决道路交通事故赔偿纠纷，和区公安分局交警大队搭建平台，建立交通法庭。针对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案件大幅上升、案件处理时间相对较长、被害人不能及时 得到赔偿的情况，我院与区公安分局进行协调，于2009年7月在交警大队设立了交通法庭，每周四下午由审判员和书记员接待群众来访，解答法律问题，指导当事人举证，及时组织事故双方进行调解。对达成协议当场履行的，可以不立案；对达成协议当场不能履行的，及时立案，即时制作调解文书；对达不成协议的，依法作出判决。

在以往的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诉讼中，保险公司为方便内部管理，均主张法院判决，不同意调解，并要求各分公司、支公司必须用法院判决书做理赔。而在诉讼过程中，许多保险公司不应诉、不答辩、不出庭，事故双方很难达成调解协议，而法院作出判决后，负有赔付义务的保险公司由于前期没有参与，往往以应按保险条款核算理赔数额为由提出上诉，导致受害人得不到及时治疗，财产损失得不到及时赔偿。

为此，我院主持召开了驻区六家保险公司参加的专题座谈会，经过会商，最终达成了《关于保险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的案件尽量以调解方式结案的意见》。为进一步排除保险公司源自内部规定的障碍，我院向驻区各家保险公司发出司法建议，要求其将“意见”和“司法建议”一并转交其上级主管单位。

“意见”中规定保险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到诉讼中来，区分参保车辆在交通事故中被交警部门认定为何种责任，被认定为全部责任或无责任的，应当以调解方式结案；主次责 任或对等责任的，如对责任认定无异议，也尽可能以调解方式结案；对责任认定及用药合理性等有异议的，应当在举证期限内依法举证或申请鉴定，法院依法做出判决。

各保险公司上报后很快有四家上级主管部门同意了我院的建议，并按照“意见”的内容在诉讼过程中付诸了实施。彻底改变了以往保险公司在诉讼中只要求法院判决，不同意调解的状况。形成了案件当事人、代理律师、保险公司、交警、法官共同参与调解的“五位一体”的调解模式。实现了当事人诉讼时间短、诉讼成本低、赔偿及时到位的良好效果。2009年以来，交通法庭接待群众来访400余人次，共调处交通事故纠纷271起，调解成功率达到87%，涉案标的714万余元全部一次赔付到位。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

2、实现诉讼与非诉讼纠纷的分流，和司法局调解中心搭建平台，实现诉讼案件的合理分流。2009年6月，我院与区司法局调解中心开展了诉调对接工作，出台了《人民法院与司法局人民调解中心工作对接程序》、《人民调解的受案范围》、《当事人接受人民调解确认书样本》3个规范性文件，确定了工作程序、受案范围及工作方式。对于当事人双方同意接受人民调解的，签署确认书，法院作预立案登记后，通知司法局人民调解中心及时调解。调解不成的，在三个工作日内移送法院诉前调解或立案审理。截止2011年，已有212件案件由法院移送人民调解中心后顺利达成协议。诉调对接的出发点是在法院案件多时适当分流，在案件少时控制分流，有效地实现案件的合理分流，减轻了法院的审判工作压力。

3、解决医患纠纷，和驻区医疗机构搭建平台，建立医患纠纷调解室。我区共有大小医疗机构21家，接诊患者多，医疗事故纠纷也逐年增多。针对我院受理的医疗损害赔偿案件中，呈现出患者主张的标的大，医院和患者的对抗情绪比较突出，鉴定时间长，调解难度大，多数案件判决结案的特点，我院于2009年10月10日在平煤集团总医院设立了医患纠纷调解室。对医院发生的医患纠纷就近及时调解，对调解达成协议并及时履行的，可以不立案；对调解达不成协议的，引导当事人到法院立案，依法作出判决；接待医生和患者的法律咨询；及时掌握医患纠纷的动态信息，有针对性的做好医患纠纷的调解工作。原告张某、潘某诉平煤总医院医疗损害赔偿纠纷一案，原告主张其女儿在平煤总医院治疗过程中死亡，认为被告手术方案错误，输液速度过快，导致其女儿死亡，要求赔偿各项损失55万元。原告多方到有关部门上访，多次到院长办公室吵闹，在社会上造成很大的影响。已经影响到医院的正常工作。平煤总医院找到我院，要求尽快进行调解解决，我院及时派出法官到医院了解案情，认真的做双方的调解工作，最后通过法官对法医学鉴定的反复解释，使原告了解了案件的真实情况，看到了自己原有认识上 的偏差，缓解了原、被告之间的对抗性矛盾，最后在法官的主持下，双方接受了法官提出的调解方案，由被告赔偿原告人民币4万元，已经实际履行。2010年以来，我院通过医患纠纷调解室调处医患纠纷8件，全部及时履行。

4、解决劳动纠纷，和企业的工会、综治组织搭建平台,在平煤投资公司设立了劳动争议案件调解室。针对平投公司所属企业劳动争议案件大幅度上升，涉及人数众多，存在诸多不稳定因素的现状，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妥善处理劳资矛盾、维护稳定发展大局的角度出发，我院在平投公司设立了劳动争议案件调解室。并与平煤投资公司的所属企业就如何处理好劳资纠纷举行座谈会，并达成了“关于诉讼前调处劳动争议纠纷案件的意见”。在“意见”中规定，在企业内部发生有劳动争议倾向的纠纷，及时向法院通报情况，以便于法院掌握相关动态信息；对起诉到法院的群体性、有代表性的劳动争议案件，法院暂不予立案，由法院与相关企业及时取得联系，了解案情，依据现行法律规定及企业内部的实际情况，共同商定解决办法；区法院在诉前调处劳动争议案件时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采取公开听证、分别调解等方式进行。2010年9月张成诗等500余名原平庄矿务局工人继多次进京、进呼上访后，又到我院提起诉讼，要求国电平庄能源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兑现1996年原平庄矿务局的技改工资，这些老工人年龄较大，多数都在70岁左右，身体多病，情 绪激动，几次围堵法院立案庭，强烈要求法院立案解决。由于涉及人数众多，关系社会和企业内部稳定，我院于2010年11月19日举行了首次劳动争议纠纷诉前听证会，分管院长亲自主持本次听证会，认真听取了双方代表的诉辩意见，在对双方当事人做了大量的调解工作后，500多名退休职工撤回起诉。听证会为企业和劳动者搭建了平等对话的平台，对于保护企业和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维护了企业内部稳定，有效化解纠纷发挥了作用。

5、送法下乡，解决基层矛盾纠纷，和乡、镇、村的人民调解委员会搭建平台，合力将矛盾纠纷解决在基层。我院对人民调解员采取集中和分散两种方式进行培训。一是受邀在司法局举办的人民调解工作培训班上指派法官进行集中培训。每年的第二季度抽调法官会同司法局对300多名村镇人民调解员进行培训和指导。2009年至今，已举办了十余期调解业务讲座，参加培训人员达589人次。二是实行人民调解指导员制度。选出4名法官作为民调指导员，每月一次深入到辖区的人民调解组织中进行走访，有针对性地指导。三是强化指导培训内容的多样性和针对性。在指导形式上，实现了从单纯的授课向电话随时咨询、邀请调解员旁听案件庭审、参与调解等多种形式的指导方式转变。在指导内容上，完成了由综合性授课向专题性交流、由讲解一般性法律规定向以实例讲应用技巧的转变。多种形式的培训强化了人民调 解员的业务素质，调处纠纷的比例也逐年提高。2010年末，我们与区司法局共同召开联席会，分析研究一年来的新增纠纷发生的特点和倾向性问题，确定了预防纠纷发生的措施和调解工作的重点。就元宝山区城镇建设发展带来的拆迁问题，集中向涉及拆迁的镇村调解组织讲解有关拆迁方面的法规政策、各类拆迁补偿标准，通报类似案件的处理情况，让人民调解员在调解过程中，尽最大努力保护被拆迁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和各级民调组织相互间定期通报信息，反馈情况，交流法律适用问题，传达最新的法律知识和审判工作动态，形成了调解信息互通有无，调解纠纷相互协助的良好氛围。五家镇50多名农民对贷款联保法律问题不理解消极抵债的案件，人民调解员把这一情况反映到法院，我院及时到村组织贷款农民，就借款合同和担保方面的法律知识进行讲解，大部分贷款户弄懂法律规定后自动履行了合同义务。

6、针对涉法、涉诉信访问题，和信访案件多发企业搭建平台，建立化解涉法、涉诉信访案件联系点。2011年周某要求确认“五七工”身份、给付生活待遇案件引起我院的重视，因为这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 案件，也是一个投石问路案件，先诉一个案子，其后跟着一大批，如果审查不严，立上案。解决一起往往连带着其他更多相同相似案件，处理结果都可能是其他案件的参照标准。具有“五七工”身份的人在我区就达4700余人，这关乎一大批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关乎区内企业的生存发展，更与全区发展、稳定的大局息息相关。周某多次上访，情绪很不稳定，如果不妥善解决，势必又成为一个新的上访户。我院及时深入到平煤公司，了解五七工的历史背景，和企业一道制定相应的措施,由于原平庄矿务局所属企业，多年来经过转制、重组，企业内部合并，分立，国家政策性破产等，出现了员工身份臵换，劳动关系变化和划分调整等一系列问题，比如“五七工“、家属工、工残人员上访等十五类问题，许多问题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争议的发生时间久远，情况比较复杂，涉及人数众多，如果对这些纠纷处理不当，答复不当，沟通不及时，极有可能引发群体性信访案件。我院经研究决定在平煤公司设立涉法、涉诉信访案件联系点。目的是延伸审判触角，及时掌握纠纷动态，贴近矛盾发生前沿，提前介入调解，把矛盾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联系点在建立不久就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对周某一案，通过联系点召开专题座谈会，共同商定解决的办法，最后决定由法院和平煤公司共同向市政法委作出汇报，在市政法委的积极协调下，市政府出台了相关文件，初步解决了“五七工”的生活待遇问题，每月给付生活费223元。现在，“五七工”的问题已经纳入了国家的养老保险政策范围之内。

二、多元化把握纠纷解决工作触角，实现全方位延伸

1、向地企经济发展的焦点延伸。2010年康志新等六十余名风水沟镇下坎子村村民诉至法院，要求平煤风水沟煤矿赔偿因采煤活动造成2036亩土地塌陷，农民无法耕种，给承包土地的农民造成的经济损失达1200余万元。

五家镇金桥村小什大份村民组张常保等十三户村民及五家镇金桥村委会分别起诉，要求被告国电平煤公司、平投公司因采矿活动造成土地塌陷给承包土地的农民造成经济损失280万元。

美丽河镇绿源奶牛养殖小区六十余名奶牛养殖户，以国电平煤公司六家矿采矿活动引发地表塌陷造成经济损失为由，诉至本院，要求被告赔偿各项经济损失3024万元。

三起案件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反响，当事人情绪激动，声称如果不彻底解决问题，就集体进京上访，并多次集体到平煤公司及下属煤矿闹事，严重的影响了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该案一度成为影响地企经济发展的焦点问题。

三起案件诉至法院以后，引起了我院党组的高度重视，我院责成专门合议庭，深入到塌陷地现场查看土地塌陷情况和房屋受损情况，与原告人谈心，倾听各方意见，取得了当事人的信任。一方面，我们积极指导原告人申请对土地的塌陷原因进行科学鉴定评估，另一方面，我们积极地向区委进行汇报，同时与平投公司、平煤公司进行沟通，积极探索解决的办法。2010年12月，法院党组全体成员到平煤公司现 场办公，直接对三起案件进行调解。最终使这三起涉及人数众多，标的额较大，有信访隐患的集团诉讼案件得以顺利解决，调解结案金额为3700余万元，并在一个月后协调执行完毕。使土地受损的农民得到合理的补偿。

2、向新城区开发建设的热点延伸。

随着城市建设步伐的加快，征地拆迁案件逐年递增，引发的社会问题也明显增加。妥善地处理好征地拆迁问题一度成为平庄新城区建设的热点问题。

2010年赤朝高速公路途径美丽河镇四家村1000多米路段，六户农民因补偿问题没有达成协议，拒绝拆迁，导致公路建设无法进行，道路梗阻车流不畅，严重影响了高速公路的建设，也造成了一定的安全隐患。高速公路建设指挥部多次做拆迁户的工作毫无结果，区政府领导交办法院，要求尽快拆迁。法院接受区委交办后没有立案，院党组指定成立专项合议庭诉外调解解决，为寻找公共利益和村民利益的平衡点，院党组及合议庭一面走访拆迁户，倾听群众诉求，一面与相关部门协调合理补偿标准，通过积极工作，最终6户拆迁户与政府达成拆迁协议，使四家村路段得以顺利施工。

我院先后有平庄镇向阳村新农村建设征地拆迁案、平煤塌陷区治理安臵房屋征地拆迁案、平投公司危房改造拆迁案和新城区建设征地拆迁案等34件案件均通过诉讼外调解的方法解决。多数没有立案，有的应双方当事人的要求，在达 成调解协议后由法院出具了调解书。在这些拆迁案中没有一件采取强制措施、没有一件发生突发事件、没有一件引发上访。

3、向工业园区建设的难点延伸

近年来，为了实现宝山工业经济的可持续健康发展，我区在元宝山镇境内规划建设了赤峰市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开发试验区，投资21亿元的国电化肥、总投资8.7亿元的九联焦化和天华机械、富强机电、杰翔复合肥等一批项目先后入驻园区，这里成了元宝山区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的“桥头堡”。

然而，在开发试验区建设过程中，道路建设和污水处理工程等基建项目的征地和补偿，一度也成为了难点和棘手问题，被占地村民提出了“转城镇户口、全体上低保、一次性发放补偿款若干万元”等不符合相关政策的条件，影响了园区建设和项目施工。元宝山法庭接到政府和相关部门协助配合做群众工作的请求后，及时向院党组做了汇报，院长和主管院长带领法庭的干警接连用了10多天的时间挨家挨户宣传政策、讲解法律，做细致耐心的思想工作，终于促使群众达成了一致共识，签订了占地补偿和拆迁协议，使得园区污水处理厂、煤炭运输铁路专用线等重点项目建设得以顺利实施。

4、向案件多发的社区延伸 针对城镇社区婚姻家庭纠纷案件、热力合同纠纷案件、物业合同纠纷案件逐年上升的特点，充分发挥就地调解、就地开庭的巡回审判优势，进一步方便当事人的诉讼。我院在旭日社区设立婚姻家庭案件巡回审判点，在向阳社区设立热力合同、物业合同纠纷案件巡回审判点。巡回点设立后，在社区张贴便民告示，发放便民联系卡，在社区现场开庭，现场调解，现场解答，面对面为社区居民答疑解惑，使社区居民近距离接触庭审，满足了群众对司法的需求。

原告安某等十五户居民在旭日社区购买了某房产开发公司承建的楼房，入住后，遇到雨雪天气房屋就会出现漏水现象，致使安某等顶楼居民室内墙面严重受损。安某等人多次找房产公司未果，矛盾日益激化。向阳社区巡回审判点受理此案后，经法官多次与房产开发公司协调，耐心调解，最终促使双方达成调解协议，使困扰居民多年的房屋漏水问题得到解决，原告对此十分满意，并消除了对房产公司的怨气，实现案结事了人和。

在物业纠纷审理过程中，在物业服务尚未形成规范的市场机制情况下，物业服务企业不严格按物业服务合同履行、不按规章制度办事等忽视业主的合法权益的事件时有发生，不少物业管理企业收费标准模糊不清，多收费，少服务，质价不符，任意调价，处理问题和解决矛盾方法简单生硬。个别业主，缺乏公共契约意识，一味地主张业主的权利而忽视 业主应尽的义务，不按时缴纳物业费、不遵守“物业服务条例”，导致物业企业与业主之间的矛盾加深。为了从根本上解决本地区物业公司与业主在物业管理服务过程中产生的矛盾纠纷，规范物业管理服务的标准，维护业主、物业公司的合理诉求，今年3月，经过充分调研，我院会同城建局、房管中心、各城区街道办事处及区内各物业公司召开专题座谈会并会签了《关于规范物业服务行为 妥善解决物业纠纷的指导意见》。就物业服务收费协商议定、服务项目及收费的公示与监督、物业服务企业与业主双方应注意事项、物业服务纠纷诉前调解及诉讼中的举证责任等五个方面进行了可操作性规定。指导意见得到了各方的高度认可，实现了物业服务企业明白服务和明白收费，为减少物业服务纠纷，建立和谐的物业服务关系奠定了基础，必将为共建和谐社区起到积极作用。

5、向校园延伸，从源头上减少未成年犯罪

我院与团委、妇联、教委共同开展 “法律服务进学校”活动，制定了《预防犯罪，保护自我》实施方案，在学校创办了法制教育基地，以定期到学校开展庭审、组织学生旁听案件和法制宣传进校刊等形式，将审判工作向学校延伸。教育活动取得了明显成效，我区未成年案件已从2009年的10件21人下降到2011年的3件5人。推行适合未成年身心发展特点的案件审理方式，并在工作方法上进行了积极的探 索，在校学生吕某抢劫一案，庭审前合议庭走访了被告人所在的学校、家庭和村委会，并形成社会调查报告，与检察院、教委、学校、被害人及被告人亲属就如何挽救未成年人召开了专题座谈会，会上，被害人对被告人表示谅解，法院依法给予了从轻处罚，同时落实了跟踪帮教措施，吕某现已经重返校园。

我院还把民事调解工作理念贯穿于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的调解之中，将调解和刑罚有机结合，鼓励诉讼双方调解。对于被告人已赔偿受害人各项损失的，量刑时作为从轻处罚的情节，对有能力赔偿而拒不赔偿的，作为量刑酌情从重情节，从而达到了附带民事诉讼的诉求能够兑现，被告人又认罪服判的目的。2009年以来在审结的241件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中，有229件通过调解解决，调解赔偿数额976万元，调解实际履行率100%，均在刑事判决作出前赔偿到位，被害人及时得到了赔偿，消除了新的不稳定隐患。

6、向执行环节延伸，提高执行和解实际履行率 五家镇五家村养鸡大户于某，在农村合作银行贷款近十万元，由于经营不善，没有及时还上贷款，并欠了张某3万多元的饲料款。银行和张某申请执行，经过干警们的了解，发现于某没有能力偿还这笔债务，如果将他的鸡场几千只鸡强行卖掉，也不能还上全部债务。经过多方调解，最后采取了蓄水养鱼的方式，由担保人钱某替于某偿还贷款，鸡场的 收入偿还欠张某饲料款，等于某渡过难关，再清偿担保人钱某垫付款。这样既保护了债权人的利益，又保证了于某日后偿还和发展的能力。又如科右后旗赤通房地产公司在元宝山镇建有住宅楼，因招商政策变化，42户居民四年无法取暖，执行干警在加大执行力度的同时，积极做好思想稳控工作，防止发生涉诉上访事件，同时协调热力公司为其铺设专门管道，达成了居民、房地产公司、热力公司共同分担热力费的执行和解方案，使42户居民在取暖期来临之前接上了供热管道。元宝山区建行、农合行及孙某等43名申请人申请执行君再来酒楼借贷纠纷一案，因经营者负债躲避、酒楼资不抵债无法拍卖近十年无法解决。2011年6月元宝山镇组织开发云杉路市场，执行人员抓住这个有利时机，积极协调有关部门将君再来酒楼纳入到开发计划中。通过主管领导亲自做工作，在建行和农合行放弃大部分利息后，使有抵押权的申请执行人、无抵押权的申请执行人及尚未起诉的共103户债权人都得到合理偿付，顺利执结了43件执行案件，维护了社会稳定。此外，通过大力协调，执行和解了美丽河镇古山奶牛小区52名养牛户土地塌陷补偿纠纷；向阳小区192名农户土地塌陷补偿纠纷以及平煤公司劳动争议案等一批群体性案件。为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做出了贡献。

三、建立长效机制，实现常态化解决纠纷机制

1、坚持开展“法律服务六进“活动，建立解决纠纷工 作的长效机制，使法律服务进社区、进企业、进机关、进学校、进农村、进家庭列入法院的正常工作日程，实现了六进活动的常态化开展。

法律服务进社区，坚持每周四到巡回审判点接待、解答群众的法律咨询。做到接待、解答和调解工作的常态化。

法律服务进企业，经常信息沟通，开展专题调研，有针对性的解决问题，做到沟通调研常态化。

法律服务进机关，坚持每周利用一天的时间专门审理、调解交通损害赔偿案件，使交通法庭的调解工作常态化。

法律服务进学校，根据与区教委、妇联、团委制定的《预防犯罪保护自我青少年法制教育实施法案》，坚持经常性地对女中学生进行人身安全教育，组织学生旁听庭审，推行适合未成年身心发展特点的案件审理方式，做到预防青少年犯罪工作常态化。

法律服务进农村，以指导人民调解员的工作为主题，加强与人民调解员的沟通，采取多样化的培训指导方式，使指导人民调解员工作常态化。

法律服务进家庭，利用农闲季节、双休日、节假日通过家庭法律知识讲座、发放法律宣传单、出动法律宣传车等方式，营造公民知法、守法，建立和谐幸福家庭的良好氛围，促进婚姻家庭矛盾纠纷得到有效化解，实现婚姻家庭纠纷调解工作常态化。

2、与人民陪审员常态化联动，提高人民陪审员参审案件的调解率

2011年我院组织了“人民陪审员集中活动月”活动，开展了“六个一活动”，即：举办一次庭审观摩、开展一日立案活动、组织一次庭审评查、协助一次案件执行、进行一次案件陪审、召开一次专题研讨会。活动的开展让陪审员进一步了解和掌握了审判程序、审判纪律、司法礼仪、诉讼知识。2011年9月，根据金柱院长关于加强人民陪审工作的讲话精神，我院召开人民陪审工作会议，就如何在巡回审判中加大人民陪审员陪审力度，提高人民陪审员待遇，充分发挥人民陪审员调解作用进行了部署。2011年陪审员参与审理的案件共260件，调解结案248件，调解率达95%。

3、对人民调解员实战指导多样化

一是组织观摩庭审。自2009年至今，我院先后组织了60余次人民调解员通过观看劳动争议、民间借贷等数十种类型案件的观摩庭。二是互相邀请相互支持。一方面法院邀请人民调解员参与“三养”案件、邻里纠纷及小额债务等案件的巡回审判，既提高了调解成功率，又提高了他们的调解水平。另一方面受基层调解组织邀请，法官也深入到群众中间，协助人民调解员调解纠纷，树立其威信，促进纠纷的解决。元宝山区南荒村由于企业征地，土地补偿、邻里纠纷突出，驻地法庭在送达起诉状时便邀请人民调解员先行协助调解，经过法官、人民调解员共同努力，案件大多和解撤诉。2009年以来。人民调解员参与调处纠纷1461件，95%的案件都在诉前得以化解。

4、坚持院长接待日制度

为沟通民意，有效化解社会不稳定因素，提高司法公信力和人民群众的认可度。从2009年6月1日起，我院推行院长接待日制度。在立案区设院长接待室，每周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由院长、副院长通过答疑、批转督办等方式轮流接待来访群众和当事人，接待内容既包括本院信访案件、正在审理、执行的案件；对干警违法、违纪问题进行的检举；对本院相关工作提出的建议和意见。2010年1月，在院长接待日里处理了一起285名村民为了区区一千多元树木款要与村委会打的“呕气官司”，需要预缴的诉讼费比诉讼标的额还高，鉴于这种情况，当日值班院长主动进行了调解，最终村民放弃了起诉。另外对于事关大局、涉及发展、影响稳定、关乎民生的四类案件，实行重大疑难案件备案制度。立案庭填写重大疑难案件备案表上报院领导，院领导对四类案件全程跟踪指导，以便找准时机及时调解。

5、以固定巡回审判点为依托，实现巡回审判工作常态化

为及时掌握基层矛盾情况，在更大层面上指导人民调解，方便群众诉讼，减轻群众负担。我院分别在五家镇金桥 村、平庄镇马架子村、马蹄营子村、风水沟镇兴隆坡村及美丽河镇5地设立巡回审判点，法官以 “送法下乡”的服务理念深入农村，及时化解农村基层一些简单民事纠纷，2010年以来，已开展巡回审判68次，开展法制讲座7次，普法教育群众4000人次，实现了以办案为中心向以解决矛盾为中心的工作方式转变。

6、高效快捷的速裁调解

为快速稳妥化解纠纷，我院坚持把灵活、快捷、便民原则贯穿于速裁工作的始终，要求速裁庭审理案件做到一个“快”字和五个“当”字，使之成为“便民快车道”。

“五个当”即当天受案、当天通知当事人、当天组织调解、当天制作法律文书、当天送达双方。对当天不能送达的，要求2个工作日内必须送达，同时定出开庭时间；“一个快”即尽量简化诉讼程序，在不违反法律规定的前提下，有的案件根据诉状诉请就直接进入法庭辩论或调解程序，省略了举证、质证环节；有的案件实行陈述、辩论、举证同时进行，让当事人实实在在地感到方便、快捷、高效。2011年，速裁案件实现了庭审平均用时30分钟，最多时创下一天审结八起案件的记录。

2011年，速裁庭共受理案件317件，结案率99.4％，调撤率96.2％，当庭裁判率为98.3％，无一起上诉、上访案件，平均审限5天，极大地提高了审判效率。

四、我们的几点体会

通过建立“无断层对接，全方位延伸，常态化联动”的纠纷解决工作机制。我们主要取得了以下几个方面的体会：

一是有效化解了矛盾，缓解了审判压力。2009年以来，我院通过诉讼外调解，化解社会矛盾纠纷1560件，使3000余名当事人未经诉讼便解决了矛盾。2009年案件就出现了两降两升局面：收案下降了14.8%，发改率下降了4.2%，结案率上升了3.1 %，调撤率上升了9.7%。

二是消除了上访隐患，促进了和谐稳定。法院与人民调解机构等社会组织形成了合力，将大量群体性事件消除在萌芽状态。对可能诉至法院的敏感性、群体性纠纷，相关企业和部门及时与法院进行沟通，并将纠纷的特点加以总结向法院通报，促使法院做好预案，立足抓早、抓小、抓苗头，防止矛盾进一步激化。如平煤公司四千余名“五七工”的社会保险待遇问题，就是通过法院与行政部门、企业相互沟通信息，共同召开调解协调会，商讨对策，及时上报，使这起50多年的历史问题得到妥善解决。

三是程序简便、效率高，人民群众更欢迎。我们与交警、医院、企业设立的调解点，都是由当事人在合法、自愿的前提下，自主选择解决争议程序，所以更符合社会大众的传统观念和诉讼意识；其次，通过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极大减少了当事人时间和金钱成本的浪费，当事人更愿自觉履行，法院执行也更加容易。另外民调组织、人民调解员的提前介入，在掌握社情民意、缓解利益冲突、密切党群干群关系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形成了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屏障。

四是对党委政府交办的土地征占、房屋拆迁等敏感案件，尽量不立案，采取诉讼外调解的办法，逐步加以解决。这样有效避免了判决的案件多、上诉率高、发改的可能性大、信访隐患大和执行难等诸多问题。

五是建立以法院为主导的信访个案化解听证会制度，相关单位参与听证，分别发表意见，共同出具信访案件的终结结论，形成政法委统一领导、信访局驻京值班、公安局围堵设卡、乡镇街稳控接人、法院个案解释答复的信访案件处臵化解模式。以有效的减轻法院的信访压力。

以上是我院多元化解决纠纷机制的一些做法，有些做法还在积极的摸索探讨之中，不是很成熟，我院要积极借鉴其他兄弟法院的经验。今后我们将继续完善工作机制，不断丰富和充实纠纷解决工作格局，为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做出新的贡献。

第三篇：浅论健全海峡两岸民商事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

浅议海峡两岸民商事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健全

（汕头仲裁委员会

陈丽阳）

今年6月，随着《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的签订，海峡两岸经贸合作进入一个高速发展的新阶段，在日益密切和活跃的海峡两岸经贸往来中，民商事纠纷也将越来越多，有必要构建海峡两岸民商事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推动海峡两岸关系进一步和谐发展。

一、民商事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含义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指在一个社会中，多种多样的纠纷解决方式以其特定的功能和特点，相互协调地共同存在，所结成的一种互补、满足社会主体的多样需求的程序体系和动态的调整系统。这个机制，包括诉讼、仲裁、行政裁决、行政复议、申诉、信访、请愿、调解、和解等法院内、法院外、国家体制内、国家体制外、有第三者介入、没有第三者介入等多种模式、多种类型。对我国的民事纠纷解决机制，一般分为诉讼机制和非诉讼机制。非诉讼解决机制，国际上统称为替代性争议解决机制，包括以协商方式的和解、民间调解、行政调解和仲裁。

二、健全海峡两岸民商事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重要意义

1、健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应对海峡两岸纠纷多发，矛盾多样的社会矛盾纠纷的现实需要。海峡两岸的经贸交流 从1979 年开始,至今已走过30年。其间经历了从单一的商品贸易到台商大陆投资和贸易并举,从小额投资到大规模投资,从小额贸易到大规模贸易的过程。至2009年年两岸贸易额突破1300亿美元, 两岸‚大三通‛后，台商投资大陆额保持在100亿美元以上。两岸经贸互动持续加强, 民商事交往突飞猛进，两岸人员的往来与经贸合作的规模是同步的，目前每年在大陆连续居住半年以上的台湾同胞有数十万人。由此带来的是涉两岸经贸、投资以及婚姻家庭、继承等民商事纠纷的爆炸式增加，涉及的法律问题也日趋多样化、新型化，如若只靠单一的纠纷解决途径，显然难以适应两岸关系发展的现实需求。只有整合法律资源、建立多种手段之间的沟通和联系，实现手段与手段之间的衔接与互补，才能筑牢社会调节防线，才能对五花八门的社会矛盾纠纷实行综合整治。

2、健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提高纠纷解决效率，巩固海峡两岸同胞友好关系的需要。人民调解、仲裁等纠纷解决手段，依据纠纷当事人的申请，在自愿、平等的讲法说理中，还原事实真相，评断是非曲直、以规劝、斡旋为基本手段，使双方握手言和，达成共识和协议并自愿履行，在对话和沟通中雪释心中的不满和对立情绪，便于海峡两岸同胞当事人之间以后的平等相处。同时，和解、调解、仲裁等手段方便、快捷、效率高、成本低，不需要什么条件，随时、随地、事发现场均可进行，省时省力，不象诉讼和行政复议需 要按程序走，短则半年，长则数年，适应海峡两岸同胞解决矛盾纠纷的心理需要。

3、健全多元化矛盾纠纷解决机制是尊重海峡两岸同胞自主选择权，实现当事人意思自治的需要。矛盾产生后，解决的路径、方式多种多样，而选择什么方式解决问题则是当事人自己的权力。而有了从调解到诉讼所构成的多元化手段，不同的当事人、不同的矛盾纠纷，就可以选择不同的纠纷解决方式。这是公民权利在这一领域的充分体现。当事人有了这种选择，就会尊重这种方式解决问题的结果。

涉两岸的民商事关系特殊又复杂。民商事关系尽管属于私法性质的关系，但两岸的民商事关系离不开两岸关系的大环境，离不开各种复杂因素交互作用的影响。这其中包括历史因素与现实因素交互作用的影响以及两岸关系形势和政治敏感性的制约和影响。目前，两岸关系出现了难得的历史性机遇，新的关系会带来前所未有的新问题。但不论什么情况下，‚国家依法保护台湾同胞的权利和利益。‛ 两岸关系的特殊性决定，解决涉两岸民商事法律纠纷，保护台湾地区当事人民商事权益，应既倚重司法途径，也不忽视行政以及民间途径。

三、健全海峡两岸民商事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主要途径

《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第14条规定：‚台湾同胞投资者与其他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公司、企业、其他经济组织 或者个人之间发生的与投资有关的争议，当事人可以通过协商或者调解解决。当事人不愿协商、调解的，或者经协商、调解不成的，可以依据合同中的仲裁条款或者事后达成的书面仲裁协议，提交仲裁机构仲裁。当事人未在合同中订立仲裁条款，事后又未达成书面仲裁协议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为海峡两岸民商事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形成奠定了法律基础。

（一）发挥民间调解优势，构建全方位调解体系

调解是指第三者依据一定的社会规范（包括习惯、道德、法律规范等），通过说服、疏导等方法，促使当事人在平等协商基础上自愿达成调解协议，解决民间纠纷的活动。1982年宪法第111条、1991年民事诉讼法第16条对人民调解作了规定：在农村和城市设立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民间纠纷；该委员会在基层人民政府和基层人民法院指导下进行工作。刚刚通过的《人民调解法》第7条和第8条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是依法设立的调解民间纠纷的群众性组织。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设立人民调解委员会。企业事业单位根据需要设立人民调解委员会。值得一提的是，最高人民法院于2002年9月16日、司法部于2002年9月11日分别出台了《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和《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明确规定调解协议具有民事合同性质；具有债权内容的调解协议，经公 证机关依法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人可以向被执行人住所地或者被执行人的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国家没有针对涉两岸民商事纠纷民间调解的专门规定，但是，却规定了行政调解方式。根据《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实施细则》第27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台湾同胞投资提供优质、规范、方便的服务。各级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事机构应当做好台湾投资的法律宣传与咨询、投诉受理和纠纷解决等工作。‛通过行政调处解决涉两岸民商事纠纷，主要通过各级台办发挥积极作用。

对于涉两岸民商事纠纷的民间调解和行政调解，笔者建议，可以比照上述规定，逐步形成从基层、行业至政府的全方位涉两岸民商事纠纷调解体系。完善的途径包括：适当整合各行政主管机关、民间团体的调解资源，设置涉两岸民商事纠纷调解中心，归口受理涉两岸民商事纠纷投诉、调解工作。在基层建立镇（街道）、村（居）民调解委员会与属地台资企业联调机制，主要用来解决台资企业与所在地居民或其他组织间的民商事纠纷；设立涉台行业性、专门性调解委员会，调解行业成员之间以及与行业有关的纠纷；由两岸有关民间组织出面，建立两岸联合调解委员会，聘任台商中有威望的人士或台商协会法律顾问团成员作调解员，由纠纷当事人从调解员名册中共同选定若干名调解员或由调解中心根据当事人情况、纠纷类型、特点指定调解员进行调解。

（二）建立衔接机制，大力推行仲裁解决方式 仲裁，又称公断，是指纠纷双方在纠纷发生前或者纠纷发生后达成协议（仲裁协议）或者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将纠纷交给中立的具有专业专长的仲裁员进行审理，并作出约束纠纷双方裁决的一种解决纠纷机制。仲裁体现‚和为贵‛、‚息事宁人‛及‚以人为本‛的思想，其价值目标、社会效果与和谐社会基本理念相符合。

仲裁和民间调解、行政调解相比的最大优点在于仲裁的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签收后，即具有和裁决书一样的法律效力，且一经作出就立即发生法律效力，可以申请强制执行。与诉讼相比，仲裁可以回避诉讼中的管辖权争议，由专家断案，一裁终局，高效快捷。而仲裁更有调解和诉讼不可比拟的优势，就是仲裁庭可以依据当事人达成的和解协议制作裁决书，并且仲裁的裁决书在国际性能够得到外国法院的承认和执行。而一些仲裁机构，比如汕头、上海、厦门仲裁委员会，聘请了台籍仲裁员，增强了台商对仲裁机构的可信度。因此仲裁在建构多元化涉两岸民商事纠纷解决机制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

鉴于调解和仲裁具有相近似的价值目标、社会效果，建立调解和仲裁的衔接机制，能更好地实现‚一调终局‛和‚案结事了‛。笔者建议不妨在以下方面实现衔接：一是案件受理衔接。在设立仲裁委员会的地区，有关部门受理的涉两岸民商事纠纷投诉经征询双方意见同意进行调解的，可以促成 他们签订仲裁协议，对调解不成的纠纷，当事人一方可以立即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免除诉讼的管辖权之争。二是和解及调解协议的效力衔接。《仲裁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当事人申请仲裁后，可以自行和解。达成和解协议的，可以请求仲裁庭根据和解协议作出裁决书。这就为调解和仲裁的有机结合找到了契合点。涉两岸纠纷的调解可以以该规定为依据，当事人在仲裁委员会之外通过协商或调解达成和解协议的，引导他们在和解协议中插入仲裁条款，请求仲裁委员会按照和解协议的内容作出仲裁裁决，从而使和解协议具有法律约束力。

（三）完善诉讼解决机制，提高强制执行力度 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之所以在当代社会得到确认，就在于司法和诉讼制度的存在。尽管非诉讼解决机制有不可否认的优越性，但是，经公证机关依法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调解协议或者仲裁裁决书，如果一方当事人不予履行，仍然需要启动法院的强制执行程序。

对于海峡两岸民商事纠纷的司法协助和诉讼互助，笔者建议，一是要完善非诉讼程序与诉讼程序的衔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和《关于进一步贯彻‚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工作原则的若干意见》明确鼓励诉前调解工作，在一些基层法院特别是人民法庭设立诉前调解工作室或者‚人民调解窗 口‛，积极引导当事人先行就近、就地选择非诉讼调解组织解决纠纷。但是，诉前调解不成功时如何与诉讼衔接这个十分关键的问题,大陆司法解释却没有回答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在这方面做了十分精巧的制度设计。根据该法第四百一十九条的规定，如果诉前调解不成功,法院可以依一方当事人之申请,按照该案应适用的诉讼程序,直接进入法庭辩论阶段,并将调解申请人申请调解之时视为提起诉讼之时。这样的规定,既可以避免当事人因担心诉前调解而延误纠纷解决和增加诉讼成本的顾虑,鼓励当事人积极参与诉前调解,也可促使案件快审快结,提高诉讼效率。

二是继续做好两岸相互认可和执行民商事裁判和仲裁裁决工作。能否执行生效判决文书和仲裁裁决书，直接关系到判决书和裁决书的法律威信，关系到台商和大陆台胞的实质性利益。大陆以司法解释的形式承认台湾地区的裁判与仲裁裁決。1998年1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人民法院认可台湾地区有关法院规定》，2009年4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又公布《关于人民法院认可台湾地区有关法院民事判决的补充规定》，专门就大陆地区法院认可台湾地区法院判决和仲裁裁决的条件、范围、期限和程序等作出规定，切实有效地维护了台胞在大陆的合法权益。而台湾虽然于1992年颁布了《台湾地区和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该条例第74条规定首次承认和执行大陆判决书和裁决书，但是其后的 《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施行细则》第54条规定：‚依本‘条例’第74条规定，申请法院裁定认可之民事裁判、民事仲裁判断，应经行政院设立或指定之机构或委托之民间团体验证。‛也就是说，在认可程序上大陆作出的民事判决和仲裁裁决要经过台湾海基会的验证，这实际上为当事人在台湾地区法院申请认可与执行人民法院的判决或仲裁裁决增加了一定的难度。

因此，笔者建议，海峡两岸有关部门在细化《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相关制度时，应签订两岸司法合作的综合性协议，其中规定送达文书、调查取证、认可及执行民事裁判与仲裁裁决方面的合作，各自的立法机构也要以此为契机，在法律上为互相认可和执行法院判决书或者仲裁裁决书扫清障碍，共同实现公平公正的法律目标。

四、结语

尽管海峡两岸民商事纠纷类型多样、成因复杂，但是，我们相信，通过衔接司法、调解和仲裁等纠纷解决途径，整合两岸民商事纠纷的多元化解决机制，一套能够高效、便捷地解决纠纷的系统化解决体系完全有可能成功创立并发挥其应有效用。参考文献：

1、黄进、宋连斌：《国际民商事争议解决机制的几个问题》。

2、厦门网：《建立涉台民事商事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

3、赖文平：《大陸對於涉台經貿仲裁幾個爭議點》。

4、李光庆：《试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及其制度衔接》。

5、于飞：《涉台民商事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浅探》。

6、范愉主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7、张海军：《民事纠纷的多元化解决机制研究》。

8、罗怀家：《在汕台仲裁文化交流会上的发言》整理稿

9、唐亚南、陈海发、冀天福：《第二届海峡两岸法学学术研讨会综述》

（作者：汕头仲裁委员会仲裁员 陈丽阳）

联系地址：广东省汕头市迎宾路9号四楼 电话：0754-88361849、***

第四篇：多元化矛盾纠纷解决机制调研报告

多元化矛盾纠纷解决机制调研报告

近年来，伴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各项事业的不断进步，农村社会结构也在发生深刻变化，各种利益关系在不断调整，一些深层次矛盾不断显露。社会稳定工作已成为当前的主要任务之一，与经济发展并驾齐驱。为有效化解社会矛盾，探索多元化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努力构建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根据上级要求，我镇对开展多元化矛盾纠纷解决机制进行了调研，现将调研情况报告如下：

一、加强多元化矛盾纠纷解决的意义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社会格局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各种利益关系在不断调整，人民群众对自身的利益需求也在不断增强，社会矛盾也因此频繁发生，仅靠单一的诉讼解决已不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倡导多元化矛盾纠纷解决机制是维护社会稳定的有效手段，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一是减轻了法院的压力，节省了司法资源，降低了成本，减少了对抗性和紧张性；二是方式灵活、时间短、不伤和气，有利于化干戈为玉帛，是维护社会稳定，有效防止“民转刑”案件的发生的重要手段。三是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大量的矛盾纠纷当事人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解决纠纷后仍然要在一起工作、生活，通过多元化解决矛盾纠纷有利于把当事人的思想工作做通、做透，彻底消除矛盾，理顺社会关系，有效地减少“民转刑”案件的发生。四是当事人自愿达成的协议，一般都容易得到自觉履行，可以避免诉讼过程中“判而不决”的问题。不会留下后遗症。

二、新形势下矛盾纠纷表现形式、特点以及未来发展趋势

经过调研，我们发现新形势下农村社会矛盾纠纷的表现形式呈现多样化。

一是农村民间纠纷从传统的婚姻、家庭、宅基、赡养、抚养等纠纷，转化为土地流转、行政不作为、司法不公等方面的众多新型社会矛盾纠纷。过去社会矛盾纠纷多为民间纠纷，而现在村民与村委会、企业之间的纠纷则比较突出。部分干部官僚主义严重，遇到矛盾躲避、推脱，不能正确对待问题和矛盾，而是干一天算一天，将矛盾留给下一届，久而久之，矛盾越积越多，越来越复杂，使一些本来可以及时解决的问题因拖延时间太长，群众不满意、不冷静，解决起来也就有了一定的难度。因此，不少单位、村组织干群关系紧张，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

二是是突发性、群体性矛盾纠纷增多。近年来，我镇发生了多起村小组与企业之间，村小组与村小组之间，村小组与村委会之间的纠纷，这类纠纷多是山林纠纷和土地纠纷，调解起来有一定的难度。而且容易导致大量群众越级上访。

三是是群众非正常解决问题的增多，而依靠法律解决问题的偏少。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动辄就上访。部分上访群众抱有“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错误心理，认为只要上访，政府越重视，更有利于问题的解决，以此向政府施压，提出过高要求。这部分案件在要求解决劳资、损害赔偿等问题上表现尤为突出。从近年情况看，群众不愿依靠法律解决问题的原因是对某些官司没有把握，怕花钱，而直接向政府反映则不用花钱，成本低。另外，还有部分人认为政府就“怕上访”，只要上访，政府就会抓紧解决。一些群众往往还选择在上级重要会议和重大节庆期间上访，以此引起各级重视，向政府施压。四是调处难度大。由于目前农村分户经营，单独生产，群体性活动少、流动人员多，集体制约降低，传统的行政干预已难以奏效。同时，极少数群众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甚至过于片面化，给调处化解工作带来了一定难度。

三、多元化解决矛盾纠纷主体应有哪些，解决机制中面临的不足

构建和完善以人民调解为基础的多元化矛盾纠纷解决机制，是推进社会管理综合治理，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保证，是落实党的依法治国、服务和保障民生的客观需要，是加强基层民主法制建设、全面提升法治泰和、平安泰和的重大举措。建立多元化矛盾纠纷解决机制，其主体应是人民调解组织的建立，而其他调解机构是人民调解的补充和完善。通过调研，我镇近几年来发生的矛盾纠纷有70%是通过人民调解组织化解的，我镇的人民调解组织呈现多种形式，有治保会、调委会、妇幼会、心连心说事室等，以各种各样方式介入民事纠纷，使不稳定因素得以迅速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对维护我镇社会稳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行政调解、司法调解则是人民调解的补充和完善，对我镇重大、突出矛盾纠纷的化解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它们相辅相成，相互依存，相互促进，成为我镇社会稳定工作的基石。

但是，我镇多元化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建立还存在不足。一是基层人民调解员队伍的年龄、文化、知识结构不合理，从事调解人员年龄偏大、文化偏低，法律知识不强，依法调解能力较差。据统计，全镇从事人民调解人员中，高中以上文化程度、年龄40岁以下的只有6人，占8%左右。二是在管理指导、协调联动上存在被动，有些人员工作主动性不强，对待发生的矛盾纠纷没有强烈的解决欲望，部分人员存在走过场，做样子，把问题向上级推，从而造成被动局面；三是考核机制不健全，没有建立有效的绩效考核制度，没有建立完善好奖惩制度，大家干好干坏一个样，对调解工作没有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四、在推动多元化矛盾纠纷解决工作上的创新和建议

建立多元化矛盾纠纷解决机制是一个迫切的课题，经过调研，我们发现要做好多元化矛盾纠纷化解工作必须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建立健全领导协调机制。我镇在这个方面有成功的做法，综治办成立了社会管理服务中心，统领全镇矛盾纠纷的化解和社会稳定工作。中心设立在综治办，由党委书记任主任，党委副书记任副主任，配备了专职综治办副主任，对全镇19个村居委会和镇直部门进行统一指导、协调和监督调解工作，社会管理中心从矛盾纠纷的排查、信息的采集、案件的分流、包案调处、督查督办、结案回访等实施一条龙指挥，有效整合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专业调解，实现了多元化调解机制的有序开展。

二是建立健全组织网络。目前，全镇已成立综治办、司法所、公安派出所、法律顾问所，19个村（居）委会均已成立了人民调解委员会、治保委员会、妇幼会、心连心说事室等矛盾纠纷调解组织，并建立了网格化管理平台，实行了资源信息共享，为多途径化解矛盾纠纷拓宽了渠道。

三是建立健全大调解格局。新时期我们将面临许多新的社会矛盾，具有复杂性、群体性、多样性特点，依靠单一的调解方式往往难以达到理想的效果，而大调解格局的建立，多部门的联合调解则有意想不到的成效。我镇桂元水电站与周边村小组发生的矛盾纠纷多是采取多元化联合调处成功。

四是建立健全考核机制。要使多元化调解工作达到预期的目的，必须建立健全完善的考核机制，实行严格的奖惩制度，充分调动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对兼职调解员实行补贴，提高专职调解员的报酬，建立工作考评激励机制，克服“工作无报酬，好坏一个样”所带来的负面效应，有效调动调解人员的工作积极性。目前，我镇在财政预算中按人均2元的标准落实了工作经费，在管理指导、协调联动、信息预警、绩效考核等层面，建立了奖惩机制，对推动多元化矛盾纠纷解决机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五是建立健全矛盾纠纷的预警机制。要从矛盾纠纷排查抓起，坚持镇每周一排查、村每日一排查，建立抓早、抓小、抓苗头的源头预防措施和运行机制，杜绝事后调解和“花钱买平安”的工作方法，要充分利用网格化平台的作用，在第一时间里收集、报送信息，达到预警在先，整体联动的效果。

六是进一步提升调解人员的政治、文化素质。司法行政部门要通过政策引导、业务培训、经验交流等形式，加强对各类调解组织和调解人员的管理指导和教育培训，切实提升调解组织的制度化和规范化水平，提高调解人员对各类矛盾纠纷的预警、化解、管控、应急能力和综合素质。尤其是对村级人民调解组织要加强指导，帮助其规范组织建设，不断提高业务水平，保证他们依法履行职责。

（调研人 康敏）

第五篇：关于和谐社会与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定稿]

和谐社会与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

王德新

【摘要】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矛盾的凸现期，社会纠纷的频繁发生已经成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但是，我国目前以诉讼机制为主导，以人民调解、仲裁、行政解决为补充的纠纷解决体系，在应对日益增多的社会纠纷方面显然有些力不从心。因此，应当从分析现行纠纷解决体系的结构性问题入手，以分析新时期社会矛盾的类型和成因为基础，以国外相关经验教训为参照，适时地调整和重塑我国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逐步建立科学、多元和拥有社会公信力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并使之与诉讼机制有效衔接。

世界各国的社会发展规律表明：在人均GDP达到1000-3000美元这个阶段，既是经济发展的黄金期，又是各种社会矛盾的“凸现期”。[1](P12)近年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2003年人均GDP首次突破1000美元大关，到2008年已达到2460美元。但与此同时，随着社会利益结构的调整和变革，各种社会矛盾、纠纷也呈集中爆发的态势。以全国法院受案量为例，1998年全国法院共受理各类案件541万件，2003年共受理569万件，到2008年已达到1055万件，前五年间增长了105%，后五年间增幅高达179%。这种社会纠纷频发的态势，注定了诉讼机制无法满足社会的需要，应当研究新时期社会矛盾纠纷的特点和成因，探索和构建新型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这对于促进当前社会的和谐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我国新时期社会矛盾的表现形式及其原因分析

随着改革开放的纵深推进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调整，我国近年来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期，社会利益结构正发生着深刻的调整和变化，社会矛盾众多，各类纠纷频发。

我国新时期社会矛盾纠纷具体表现形式主要有：(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之间发生的大量的合同纠纷、知识产权纠纷、金融证券纠纷方面的矛盾纠纷;(2)涉及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劳务市场管理、劳动争议、工伤保险等社会救济方面的矛盾纠纷;(3)农村经济政策、经营和财务管理、土地承包等方面的矛盾纠纷;(4)有关土地的征用和划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争议、土地有偿转让、农村宅基地的使用，以及滥占滥用耕地等方面的矛盾纠纷;(5)城乡建设规划、城镇管理、以及拆迁补偿和安置等方面的矛盾纠纷;(6)城乡环境保护方面的矛盾纠纷;(7)消费者权益、商品质量纠纷、经济合同纠纷、城乡市场监督和管理、查处违法经营、个体工商户的管理等方面的矛盾纠纷;(8)医疗事故等方面的矛盾纠纷;(9)涉及企业改制、安全生产等方面的矛盾纠纷;(10)涉及农民和城市职工群体性上访的矛盾纠纷等。

上述矛盾和纠纷大多属于社会转型时期的特殊产物，并呈现类型多样化、主体多元化、调处疑难化、内容复杂化、矛盾易激化等特点，已经成为当前我国社会不和谐的重要因素。总体来看，这些矛盾和纠纷产生的原因不外乎以下几种：

第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使原有的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的产品分配矛盾，逐渐演化成多样化的经济利益矛盾，各种类型的经济纠纷案件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以全国法院系统受理的经济纠纷案件为例，1983年仅受理4.6万件，到1993年共受理94.9万件，10年间增长了20倍;到2006年全国法院共受理298万件，相当于1983年的65倍、1993年的30倍。从案件类型上看，知识产权纠纷，海事、海商纠纷，金融纠纷和企业兼并、破产、产权转让纠纷等新型经济纠纷层出不穷。从所占比例看，2006年全国法院受理的经济案件占民事案件总量的36.8%，经济纠纷已经成为我国新时期社会纠纷的主流。

第二，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滋生了一些盲目追求经济发展而无视群众利益的违法行为的发生，如违法征用土地、拆迁房屋、工业灾害、环境污染等问题。这些问题关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如果处理不当极容易导致矛盾激化，最终引发诉讼和上访事件。据统计，2006年全国发生各类群众上访事

件约2.3万起，农民所占比重近五成;农民上访的主要问题是土地征占、村级财务和环境污染，其中，土地征占问题约占50%;农村财务和环境污染问题各占30%和20%。

第三，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由于法制不健全，市场机制不完善，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矛盾或纠纷。例如，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产生的企业改制、工人下岗问题，会引起某些社会成员的不满;新旧体制之间产生摩擦和脱节也会滋生一些社会矛盾，如涉及社会保障问题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纠纷等。再如，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系统工程。目前，由于法制不健全，市场经济固有的各种弊病开始产生，受利益驱动，引发的各种纠纷层出不穷，如安全生产问题、产品质量纠纷、消费者权益纠纷等。

第四，近年来，我国不同阶层收入分配差别、城乡差别、区域差别呈持续拉大的趋势。据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05年社会蓝皮书》显示，2004年收入最高的10%的家庭财产总额占城镇居民全部财产的比重接近50%，收入最低的10%家庭财产总额占城镇居民全部财产的比重仅维持在1%以下。[3](P23)贫富两极分化的趋势，导致原有的社会阶层发生了分化，某些新的阶层和利益群体产生;社会成员流动性加大，这又进一步促进了人员的分化与重组;社会利益格局多元化，利益关系更加复杂，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矛盾尖锐的重要社会背景。

二、我国社会纠纷解决机制的现状及其困境

我国新时期社会矛盾纠纷是由于多种原因促成的，解决这些矛盾和纠纷是一个系统工程，既需要国家政策的调整和体制的改革，也需要从法律的角度来不断完善纠纷的解决机制。

就我国目前的法律规定来看，法律纠纷的解决途径主要有如下几种：一类是根据民事、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向法院提起诉讼，通过司法的途径来解决，这是目前纠纷解决最重要的途径;第二类是行业自治组织的调解，例如律师、会计师、医师、金融、房地产、家电、化工、旅游等行业的自治组织对行业内纠纷的调解;第三类是民间准司法解决机制，例如仲裁委员会对合同争议的仲裁、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对劳动争

议的仲裁等;第四类是行政机关解决民事争议的机制，主要包括行政调解和行政裁决两种方式，例如各主管行政机关处理土地权属纠纷、房屋拆迁纠纷、知识产权纠纷、消费者争议、交通事故损害赔偿以及医疗事故赔偿纠纷等。但是，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这种“以诉讼为重心、以其他纠纷解决机制为补充”的纠纷解决体系，因其存在先天的结构性缺陷而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并出现了某种危机：

1.诉讼纠纷解决机制面临“诉讼爆炸”的困境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依法治国和民主法治的观念日渐深入人心，公民的法律意识和权利观念不断增强，逐渐形成了一种热衷于通过诉讼的方式解决纠纷的法律文化。同时，社会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新型经济纠纷案件的大量增加，改革开放及社会利益格局调整导致新型社会矛盾频发，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促使法院受案数量逐年攀升，尤其在1998年以后已经呈现“诉讼爆炸”的态势(参见图示1)。

图示1：(此部分内容未能提交成功——网站注)

法院“诉讼爆炸”的现象，在实践中造成了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给法院和法官带了沉重的审判工作压力，诉讼效率明显降低。例如，2008年北京市各级法院共受理各类案件393917件，全市法官人均结案169.1件，周末和节假日加班已经是法院工作的常态。二是法官面对堆积如山的案件，为追求快速结案和降低上诉率，往往采用强制调解、变相强制调解的做法，名为贯彻落实和谐的司法理念，实则是违法办案、侵犯了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三是积案现象导致了审判质量下降(不可否认，也有因司法腐败造成司法不公的因素)，并进而导致上诉率高、再审率高和申诉上访率高的“三高”现象。据统计，1978-1982年，全国法院处理民事申诉来信来访共计8.37万件;而1998-2002年，全国法院共接待处理群众来信来访4224万件，[2]同比上升了504倍，人民法院俨然已成为一个信访机关。

2.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与诉讼机制相对应，我国目前也存在为数众多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但显然它们在实践中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以人民调解制度为例：该制度自20世纪50年代初步建立，八、九十年代发展达到鼎盛期，在纠纷解决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90年代以后人民调解的作用出现了明显的下降。据统计：1986年人民调解的纠纷总量为730.7万件，同年法院受理的民事一审案件数量为98.94万件，诉讼案件只占调解案件的13.5%;1998年，法院受理案件数量达到336万件，诉讼案件占调解案件的63.8%;2002年，法院受理案件数量为441万件，人民调解则解决了314万件(参见图示2)。人民调解解决的纠纷与法院解决的纠纷之比，从20世纪80年代初一度高达10：1，转换为0.7：1。[4](P477)人民调解作用的弱化，已经成为我国新时期各种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集体边缘化的一个缩影。

图示2：(此部分内容未能提交成功——网站注)

通过非诉讼机制解决纠纷的数量稳步下降，与法院受案数量急剧增长形成了鲜明对比。非诉讼机制在化解社会矛盾纠纷方面的作用弱化，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以下几个方面最为重要：第一，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自身的程序利益和价值未得到充分的重视。例如，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一律以“依法调解”为宗旨，某些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程序设置甚至比诉讼程序更复杂，对自治性、协商性纠纷解决的正当性并未予以应有的尊重。第二，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的效力仍未得到立法和司法的支持。如由政府和行政机关主持达成的调解协议具有何种效力，法律上至今没有明确规定，这大大影响了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权威性。第三，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解决纠纷的能力较低。一方面是由于诉讼外纠纷解决人员的素质整体上相对低下，另一方面也与政府对公益性非诉讼纠纷解决组织和人员的经费投入较少有关。

3.现有纠纷解决机制系统在应对社会纠纷方面力不从心

由于我国社会纠纷解决机制存在上诉结构性的矛盾，即：一方面，本应担负起社会纠纷解决的主要任务的非诉讼机制，却由于其缺乏权威性、规范性和效益性而逐渐失去了人们的信任;另一方面，作为保障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的诉讼机制却冲锋在前，承担了主要的纠纷解决功能——当大量的社会纠纷涌向法院，法院在重压之下其审判质量和效率不断下降的情况出现时，人们要么是对法院的判决不断上访，要么对法院的权威性和公正性也失去了信心而走向上访之路。据国家信访局统计，1979年到1982年全国老

百姓上访的数量是2万件左右，2005年全国上访的数量是约3000万件，增加了近1500倍。[5](P32)信访案件的激增，说明我国现有纠纷解决机制在化解当前社会矛盾纠纷方面显得力不从心。

众所周知，信访是社会成员通过写信、访问等形式向社会组织管理者反映个人或集体意愿(主要表现为检举、控告、申诉、申请、询问、求决、批评、表扬、建议等形式)的一种社会政治交往活动，其本身并不是解决纠纷的一种正常的法律途径。人们选择信访的途径，是以对现存的纠纷解决机制失望为前提的;如果通过信访依然不能解决矛盾和纠纷，就极有可能激化矛盾而演化为群体性对抗社会事件。据统计，1993年全国共发生群体性社会事件约8709起，1999年为3.2万起，7年间增加了3倍;到2005年，全国群体性社会事件已达8.7万起。[6](P155)群体性社会事件多发表明，改革和完善我国纠纷解决机制已是刻不容缓。

三、重塑我国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基本思路

(一)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基本内涵

通常来说，“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就是以多种多样的方式来解决当前我国社会转型期所出现的各种社会矛盾纠纷的一种机制。但对于“多种多样的方式”具体而言是指哪些方式，则存在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多种多样的方式”既包括正式的、诉讼的方式，也包括非正式的、非诉讼的方式，既包括官方的纠纷解决方式，也包括民间的纠纷解决方式;另一种观点认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就是民事诉讼以外的非诉讼纠纷解决程序和机制的总称，从而将其与产生于美国的ADR(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等同起来。

范愉教授认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指一个社会中多样的纠纷解决方式(包括诉讼和非诉讼两大类型)以其特定的功能相互协调、共同存在，所构成的一种满足社会主体多种需求的程序体系和动态调整系统。[4](P221)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概念既包括非诉讼机制，也包括司法和诉讼机制，从理论上看，应当强调以一种综合性视角研究诉讼与非诉讼、法律机制与其他社会控制、国家司法权与社会自治、公力

救济与社会和私力救济之间的关系;在制度和实践层面，应当注重构建司法和非诉讼程序协调互动的解纷机制。

笔者对上述理解基本赞同，同时，在社会矛盾和纠纷解决的问题上，必须破除司法或诉讼机制“一元化”的错误观念。在法治现代化的过程中，不少国家都曾希望尽可能把纠纷解决统合到国家权力之下，出现过试图由司法垄断纠纷解决和法律适用的一元化倾向，表现为：国家对私力救济原则上予以禁止，对各种民间团体和民间自治性的纠纷解决的作用予以否定。这种倾向，一方面来源于对国家权力的迷信，另一方面则是出于对法律机制和司法机关能力的过高预期。实践表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各种矛盾集中而多样，原因复杂而交错，单一的诉讼解决方式不可能有效地应对。因此，当代国家和政府必须承认，为民众提供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让当事人自由选择纠纷解决途径，是政府应尽的职责。

(二)法院在多元化纠纷解决体系中的应然定位

由于法院在纠纷解决方面的特殊地位，决定了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不可能离开法院的参与。在社会综合治理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背景下，法院理应积极参与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并逐步成为推进这种构建的主导力量。具体可从以下三方面进行：

第一，法院应当积极推进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完善。当前，虽然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了以协商、社会调解、行政处理、仲裁和诉讼等多种纠纷解决方式，但并没有形成各种纠纷解决方式之间统一协调、良性互动、功能互补、程序衔接的有效机制。问题主要在于，当事人协商、社会调解、行政处理等非诉讼纠纷解决对法院是否具有某种约束力，即是否具有法律权威性。在这方面，法院已经迈出了可喜的一步。比如，2002年9月最高法院作出了《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其中明确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协议具有民事合同的效力，当事人仅能以调解违反自愿、合法原则为由申请法院撤销、确认无效。

第二，法院应当积极推进诉讼程序中的合意解决机制建设。法院审理中注重调解是我国司法的光荣传统，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西方国家不断强化诉讼中当事人合意解决纠纷的同时，我国却一直在试图弱化法院的调解工作。例如，20世纪80年代以前法院调解结案率一直在80%左右，而到了2000年已下降到了30%左右。经过一段时间的反思和调整，最高人民法院在2004年9月16日出台了《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2005年2月最高人民法民出台《关于进一步发挥诉讼调解在构建社会上义和谐社会中积极作用的若干意见》，确立了“能调则调，当判则判，调判结合，案结事了”的民事审判工作指导方针。今后，法院应当进一步扩大当事人的程序选择权，在管辖问题、证据问题、程序适用、法院调解方面进一步赋予当事人合意选择的权利，实现诉讼的契约化。

第三，确保法院作为纠纷解决的最后一道防线的地位。在诉讼与其他纠纷解决方式的关系问题上，既要鼓励人们选用非诉讼方式、赋予其一定的法律效力，又要保障当事人不能、不愿通过非诉讼方式解决纠纷时的诉权。实践中，有些法院处于部门利益的考虑，对某些案件采取消极对待甚至拒绝受理的态度。例如，广西高院2003年就曾下发了“180号文件”，违法拒绝受理“涉及面广、敏感性强、社会关注度高”等13类案件。[8](P3)法院拒绝受理，不仅违反了法律、侵害了当事人权益，也是导致社会矛盾进一步复杂化、尖锐化的重要原因。今后，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构建的过程中，法院必须明确自己的定位，不能将不好处理的案件推给社会消化，应当坚守纠纷解决的最后防线。

(三)完善我国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基本思路

我国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之所以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原因无非主要有三个：即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不完善，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缺乏权威性，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不规范。基于此，完善我国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应当遵循以下思路：

1.应进一步探索新型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类型

20世纪70年代以后，美国在实践中不断探索纠纷解决的诉讼替代方式，并形成了一系列由法院之外的中立第三方参与协助解决纠纷的多元化的替代纠纷解决机制(ADR)，如早期中立评估、调解、小型审判和仲裁等。美国1998年还通过了《ADR法》，以进一步确认ADR机制并加以规范。目前，仲裁、人民调解和行政调解在我国已经经过了一段时期的发展，具有了相对成熟的经验。除此之外，适应市场经济和社会自治的发展趋势，培育公益性和盈利性民间ADR。公益性的ADR包括：(1)各种商会、律师协会、会计师协会等行业自治组织的纠纷解决机制，其纠纷解决范围主要是本行业成员之间的各类纠纷;(2)消费者协会、环境保护协会等各种非政府的公益组织的纠纷解决机制，其主要作为当事人或群体代表参与谈判，以及作为中立的第三方主持调解、斡旋等。营利性(市场化)的ADR，是指按照法律登记注册并按市场规律运营的专业纠纷解决服务机构。例如，以企业法人或合伙企业的形式出现的咨询、评估、鉴定、见证等机构，他们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提供专业服务，收取费用，并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在不断探索并总结经验的基础上，适时地就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运作进行立法。在立法步骤上，可以先进行地方性立法，待条件成熟后再由全国人大制定《非诉讼纠纷解决法》。立法的指导思想有两点：其一，要突出社会自治精神，鼓励人们利用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强调法院作为纠纷的最后解决机构而不是最先解决机构;其二，对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进行必要的规范，并赋予其相当的法律权威。

2.应进一步加强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规范化建设

除了仲裁、劳动仲裁和行政复议之外，我国大多数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都缺乏明确、详细的法律依据。非诉讼解决机制运作不规范，使人们不愿选择的重要原因。因此，今后应加强非诉讼解决机制的法制化建设，通过立法使其运作规范化。具体来说，一是要不断提高纠纷解决人员的素质，通过资质考核、持证上岗、定期培训等机制具体落实;二是要及时总结经验教训，不断健全和完善纠纷解决的程序，既要防止纠纷解决程序过于僵化又要避免过于随意;三是要明确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监督机制，确保纠纷解决过程的公正性和结果的公正性。在加强规范化建设的同时，应当注意各种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特点、优点和

独特价值内涵，如加强当事人合意性、程序的简便性、灵活性和保密性等，使其与诉讼机制相比较的优势充分发挥出来。

3.应进一步加强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权威性

除了仲裁、劳动仲裁和行政复议之外，我国其他民间纠纷解决机制主要就是民间调解。“调解是天然的社会救济方法和机制，也是社会救济的主要形式，它广泛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9](P98)但是，我国民间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往往不具有法律约束力，这大大影响了调解作为纠纷解决的手段的社会效果。2002年最高法院通过了《关于审理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规定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协议具有合同的效力，该司法解释试图加强人民调解协议的法律约束力。但我们认为，对调解协议的效力还应进一步加强，建议将调解协议视为是通过特殊的纠纷解决机制形成的结果，它不属于纯粹的合同，其本身就具有拘束力和执行力：当一方当事人不履行调解协议时，另一方当事人可以依据调解协议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当双方当事人对调解协议有争议时，可以向法院起诉，要求法院对调解协议的效力进行审查，此时法院只能就调解协议的形式进行审查，而不能对调解协议所涉及的实体法律关系进行审查。反之，只有调解协议在形式上不合法时，才能撤销调解协议。只有这样，各种民间调解机制才能不致沦为可有可无的摆设。你好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