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发现社会》读后感

第一篇：《重新发现社会》读后感

《重新发现社会》读后感

《肖申克的救赎》中有这样一句话： “A strong man CanSavehimself，a great man can save another!”——强者

自 救，圣者渡人。一开始我不是很能深刻感受体会这句话，在看过《重新发现社会》后，似乎有了不一样的体会。读一本好书就像在经历一场头脑风暴，读时震撼，过后平静。《重新发现社会》让我再一次经历了这样的跌宕起伏。在我看来，一本书之好与坏，不仅在于它有多深刻或者里面充斥了多少生僻术语，在于它在多大程度上把握了时代的问题和需要。乍一看这个书名似乎有些荒诞：社会需要被“发现”吗？难道“社会”不是无处不在吗？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话：“你现在还是太幼稚，你走上社会以后就明白了……”，“现在社会上这么乱，你做事情可千万要小心谨慎……”在这些话中，“社会”是一个尔虞我诈的名利场，一个乌烟瘴气的垃圾堆，一个暴露人性败坏的照妖镜。但是，熊培云先生提醒我们，社会还可以是别的，他似乎想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中寻找社会的定位，在经济与社会的变化中寻找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在物权与税权中寻找社会的责任与义务，在自由与民主中寻找社会的底线，在传统与网络中寻找社会的传承与未来。

在当下中国，进入政治学领域串门的人越来越多。解铃还须系铃人，问题出在政治对于社会、对人的过度侵略，那么，研究政治演进的理路，自然成为不放弃思考之人绕不开的问题。《重新发现社会》的核心意图，就是重新定位国家和社会的关系。熊培云先生不禁感慨：“问世间国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他自己的回答：国家仅仅是个国民谋求

幸福的工具而已。而社会还可以是什么？社会还可以是陈光标，2008年汶川地震后迅速组织挖掘机赶赴现场救灾的企业家；可以是“红色推土机”，歌手周云蓬为失明儿童筹款而制作的民谣专辑；可以是“立人乡村图书馆”，以公民教育为目的民间公益组织；可以是“亚洲动物基金”，呼吁停止虐待动物的民间组织；可以是微博，给在暴力拆迁中家破人亡的钟如九一个平台的网络空间；可以是豆瓣，爱书爱音乐爱电影的人们交头接耳的网络广场；可以是“单向街”，每个周末组织文化沙龙的小书店。总之，社会也可以是熠熠发光、温暖、并对弱者无限耐心地俯下身去的。而这样的社会之所以需要被发现，是因为社会这个“秘密”往往被国家的光芒所笼罩。其实，正如国家没有必要遮蔽社会，社会也没有必要对抗国家，二者完全可以相辅相成，共谋国民幸福。国家在保障社会的安全、秩序、基本福利方面有着天然的优势，但正如杀牛刀无法用来做心脏手术，大卡车无法穿越小胡同，国家这架大机器对于应对社会毛细血管里的具体问题还是过于庞大笨拙，“重新发现社会”，就是恢复我们做一个政治共同体的敏感、灵活和丰富。

《重新发现社会》是一本好书，让我开阔了不少眼界，我打算“温故而知新”。

常熟市体育局综合业务科

曹莹倩

2011.12.18

第二篇：重新发现社会读后感

《重新发现社会》读书报告

其实对于国家这个词每个人都不会陌生，从我们生下来就和这个名词紧紧地连在一起，无论生老病死你都离不开它，但是谁又会仔细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要有国家以及公民和国家到底应该是一种什么关系？相信很多人而且是大多数人都没有想过，我也是最近才想起的，而这种想法是源于我最近看的一本书------《重新发现社会》。

首先打开书我们看到的第一行文字便是这本书的英译名------《China’s New Revolution》，如果你查下字典你就会发现这本书如果按英译的话应该是“中国的新革命”，而并非“重新发现社会”，那么我们就会想为什么它还要叫做“重新发现社会”呢？这就需要我们把这本书认真的读完了，因为书中自有答案，读后自会发现。

首先开篇第一篇文章也就是本书作者自序，题为“问世间国为何物”。是啊，国为何物？世界上本来没有国家，而人类却在世界这张白纸上画了重重的一笔，所以有人说“私有的出现既是人类文明的开端也是人类堕落的开始”，而正是出现了私有才有了阶级的出现，之后才有了国家的诞生。但是国家在地球上出现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可是又有多少人知道国家到底是什么呢，它的存在又有什么意义呢？具体说到国这个东西用中文是不好解释的，所以熊培云在一次讲座中用英文中的这么几个单词对国家做过一个阐释，它们是------“country”“states”“land”和“nation”。其中，country一般指领土，ststes一般指政权，land一般指故土多用于诗歌中，而最后一个也就是nation是指民族国民这个方面的。明确了这几个意思后我们就会发现，原来国家的范畴很广并未只有我们平时所认知的那么简单狭隘，就我而言我比较倾向于nation这个解释，因为国是人创造的是一种社会化的产物，所以作为社会化的人才应该是国家最重要的组成因素。打个比方，一个珠宝盒只有它装有珠宝时它才可以叫做“珠宝盒”；同样，一片土地只有有人民才可以称之为国家，所以我想用我们国家最近几年提出的一个思想来结束这一段------“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

在书中作者提到了一个叫董时进的学者，他在1933年4月3日的《大公报》上发表了《就利用“无组织”和“非现代”来与日本一拼》一文，具体是说中国国力与军力无法抗衡日本，那么便要利用中国人好对付，能吃苦，肯服从的弱点让国人去前线送死。在这篇文章发表后另一位可谓家喻户晓的学者------胡适对他的这种言论进行了激烈的抨击，我们都知道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之一的胡适信奉自由主义，即绝不能以集体和大多数人的利益为前提而牺牲个人的利益。所以胡适对董时进的言论嗤之以鼻，并发表《我的意见也不过如此》一文表示愤慨，其中的大概意思是如果让国民去送死是救国的话，那么倒不如亡国，因为如果国民都死光了那么国也就没有意义了。我是赞同胡适的看法的，因为一个一无所有的“空盒子”怎么可以让人们认为它是一个“珠宝盒”呢？

其实关于公民与国家的关系的问题由来已久，在古代就有很多的学者对这个问题做了解释并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而关于国民是国家中最重要的组成因素这一点同样很古老。其实我国古代就有这样的例子，我国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孟子就提出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主张。这句话中的“民”我们可以理解为国民和人权；“社稷”我们可以理解为主权和领土；而最后的“君”我们显然可以理解为政府。所以这句话不仅告诉了我们国民的重要性，同时也告诉了我们人权的至高性，而人权中最重要的莫过于“自由”二字。古代西方有一句谚语“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祖国”这句话也体现了自由这一最重要的人权要素对于一个人的重要性。

我国从古代到现代经历了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人民一直受到统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人民几乎没有人权可言，我想这也是造成董时进在就如何抗日时说出那些话的原因了吧，因为人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叫人权更不会想到去争取人权，最后只会成为好对付，能吃苦，肯服从的“良民”，但殊不知这样一来恰恰是背离了社会发展的本来轨迹，可以说是一种倒退。

另一方面，作为执行国家职能的政府更应该肩负起自己真正的责任，唤醒全民族的人权意识，真正做到以人为本这样才能真正使国家富强。那么怎样的国家才是真正的富强呢，那应该是民富国强，人民富足，快乐自由，国家才能富强，因为有富足快乐的人民才会有国家社会进步的不竭动力。

我们现在所处的国家叫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2年来我们也走过了不少弯路，比如说1966---1976年的十年浩劫中人们根本没有自由，出门需要介绍信，说话时还必须做到嘴上有“毛”。可想而知在这样的蔑视人权的特殊时期会是多么的可怕，事实也证明了，这十年是我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之一，虽然人们迷信某个人而依然干劲十足，但是这只是在特殊时期，如果放到现在还会那样吗？答案可想而知。但是在文革后的1978年也就应该是中国的新“Revolution”开始的那一年我们终于看到了一丝曙光------十一届三中全会。仔细想想我们国家之所以能够取得现在的成就归根结底是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因为人民富足了，所以更加有干劲了这才靠30年就取得了过去300年才能有的巨大变化。其实看看世界上幸福指数靠前的国家大都是北欧或西欧的小国，这些小国和我们这些大国相比在领土面积等方面确实没法和我们相比，但是他们的人民为什么幸福呢？这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国家充分的尊重人权，给予了人民最大限度的权利和自由，使人们自然而然的对国家产生了巨大的热忱和感激从而使国家一团和气，让世人羡慕。

政府作为国家机器主要行使规则制定，协调社会与公民社会所存在的内部矛盾，并充分保证公民人权的顺利实现，而公民作为政府国家权力的承受者，也相应的承担着社会建设的重担，归根结底生产力的发展，国家社会的发展是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政府给予了充分的权利，人民也相应回报，从而使社会生产顺利进行。

公民与国家也是辩证统一的关系，统一性在于国家由公民组成，选举出符合民意自由的”代言人”，从而稳定社会和谐进步；而其相斥性在于一旦国家阻止或者防止公民权利自由的实现，公民也有所赋予的人权去推翻，以维护自己的权利。-世界过去300多年时间的社会发展历程内，也可以看到民权被赋予自由的国度发展较于受压迫，人权得不到保障的国度发展快的多。从而更进一步诠释了人民权利的重要性。在现实社会中，也经常提醒道百姓的幸福指数，而由此我也联想到在前几年，温总理也提到如何使人民幸福起来，无非大同小异，更加意识到公民权利对社会存在的重要性。

社会是向前进步发展的，一个自由的和谐的富强的国度，必然有维护公民权利完善的法律体系，而绝非我国历史封建时期所谓的君主专制，人民连生命都得不到保障，更谈不上人权了。政府的职能，如政治统治职能，经济职能，也是建立在人民顺应执行其政策实现的。

《重新发现社会》一书在刚阅读完之际，无处也不感觉到如何保证国家公民的关系，如何协调国家公民的关系这一自古以来就讨论的问题，中国的等级制度，法国大革命前期的三级制度，在现实社会中是绝对不可取的，以史为鉴，用发展的眼光去看待国家与公民的关系，更多的赋予人民权利，俗话说’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也恰是对现实国家处理与人民内部矛盾的警戒。我们的国家正处在发展的腾飞阶段，作为GDP第二大经济体，我们更应协调好与人民关系，使人民能够付出更多，发挥出人民潜力力量的价值性，国家相应也能得到更多，国家才能继续腾飞。那就是为什么现在人民更多希冀的是民主的社会，而绝非专制的社会，人民能从民主的社会中有利可图，享受自由国度赋予的自由所带来的欢悦；而在专制社会中，人民什么也没有。

我们”重新发现社会”发现了富强的国度是自由的国度，自由的国度是民主的国度，民主的国度是人民的国度。重新发现社会，重拾国家腾飞发展的锁钥。

第三篇：《重新发现社会》读后感

《重新发现社会》读后感

03090329 广播电视新闻学 岳淇任

内容提要：

作品虽然是一部社会学相关书籍，内容上难免会涉及一些当下较为敏感的话题，诸如“民主”“自由”、“左”和“右”、胡适的自由主义思想、互联网、宪政，等等。然而本书得以顺利初版，其间虽经波折，最终颇受好评就证明了熊培云很好地平衡了文章的尺度，同时这也并不意味着这部作品都是些泛泛而谈的公共知识普及文章。

观点新颖、充分妥协、迂回着前进，无疑是当下中国知识分子乃至很多领域内有自己独立诉求的人必须选择的一条道路，在这个言论“基本”自由、经济“基本”市场化、人权“基本”得到保障的国家，很多立场很多观点也“基本”被和谐掉了。

关键词：

宪政、民主、自由、公民权利

论文正文：

1、作者生涯：

提及熊培云这个名字，无疑可以拉出一长串的履历关键词来，1973年生于江西农村，先后毕业于南开大学、巴黎大学，分获学士、硕士文凭。主修历史学、法学与传播学。《南风窗》杂志驻欧洲记者；《新京报》首席评论员；《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东方早报》、《亚洲周刊》、《凤凰周刊》等知名媒体专栏作家、社论作者以及特约撰稿人；南开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对于一般人来说，或许很难想象如此丰富的人生经历会集中在一个人身上，某种意义上来说，熊培云本身就是一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史的见证者。加之其特殊的职业以及优秀的文字素养和敏锐的社会观察力，都让他成为了一个行事老成而思想极具活力的社会学者。

也因此，熊培云才写成了《思想国》、《自由在高处》、《中国之觉醒》、《一个村庄里的中国》以及本次要重点讨论的作品《重新发现社会》，毫无疑问，同作者本身一样，这些列举出来的每一部作品，都值得一读。

2、内容综述：

与其说这是一部有着完整体系的思想作品，不如说是一部质量极高的社科、人文、历史专题文章的集结。但这并不妨碍整部作品的优秀。面面俱到往往是处处都有所欠缺，作者则是选取各个时下讨论较为热烈的专题进行分类论述，文章虽然都不算长，但是观点十分犀利精准，论述引经据典、触类旁通，结论辩证而耐人寻味，在感叹熊培云才华的同时，也看出了一个社会学者应有的严谨与博学。

具体来说，作品虽然是一部社会学相关书籍，内容上难免会涉及一些当下较为敏感的话题，诸如“民主”“自由”、“左”和“右”、胡适的自由主义思想、互联网、宪政，等等。然而本书得以顺利初版，其间虽经波折，最终颇受好评就证明了熊培云很好地拿捏了文章的尺度，同时这也并不意味着这部作品都是些泛泛而谈的论调。

观点新颖、充分妥协、迂回着前进，无疑是当下中国知识分子乃至很多领域内有自己独立诉求的人必须选择的一条道路，在这个言论“基本”自由、经济“基本”市场化、人权“基本”得到保障的国家，很多立场很多观点也“基本”被和谐掉了。

因此，做一个激烈的革命论者，处处伸张正义，处处维持公理的态度往往是得不偿失也是不切实际的，今天更需要的态度是妥协与改良。熊培云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对先进社会出现的宏观问题进行了精彩的点评与总结。尺度也在和谐与不和谐之间，这样的类似于走钢丝的行为着实让人捏把汗，但回过头来，他这钢丝走得也的确十分精彩！

3、章节分述 本书共分为七个章节，分别是 第一章：国家与社会； 第二章：经济与社会； 第三章：物权与税权； 第四章：从自由到民主； 第五章：开放的传统； 第六章：网络社会； 第七章：补遗；

算上价值极高的两篇序言和书后的附录，约合共8章的内容。第一章：国家与社会。

本书的书名叫做《重新发现社会》，作为本书的第一章，国家与社会这个命题很明显是作者写作这本书的初衷与核心观点。回望中国从五四运动以来的思想史，国家与社会这两个关键的词汇似乎一直充斥其中，从最初的“德先生”“赛先生”救国论，到著名的胡适、李大钊“问题与主义”之争，再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行不通，再到现在为了民主与自由的争论，其实是问题的视角从国家向社会的慢慢转移。

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曾今这样写道：“使人们能够用以确定什么是跋扈与暴政的，正是权利观念。权利观念明确的人，可以独立表现自己的意志而不傲慢，正直地服从而不卑躬屈膝。”

反观中国的历史，不缺少“金戈铁马入梦来”般豪情壮志式的爱国主义，也不缺少“长太息以掩泣兮，哀民生之多艰”般居高临下的怜悯情怀，更不缺少“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一样英雄气概的时代领导者。缺少的恰恰是这份看起来是从西方而来实则是人的本性早已有之的权利观念。

可以这样说，在拥有真正的权利观念之前，中国不曾有过真正意义上的社会。而重新发现社会的过程，正是对这份权利观念的重新认识，无关政治，无关“左右”，也没有贵贱之分，是为公民社会的基础。第二章：经济与社会

改革开放最显著的成果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中国近三十年来的历史也可以大体上视为一部经济改革史。改革开放作为近三十年来中国的核心词汇，经济改革的动力已经不仅仅来自于国家经济发展的总体需求，更是来自整个社会进步的需要。

改革之初的“黑猫还是白猫，能抓住老鼠的就是好猫”的实用主义论断，背后隐藏的其实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社会主义道路的争论，搞市场经济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等泛政治化的大讨论，到现现在已经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取而代之的是在具体问题上的据理力争，油价上涨、物价不稳、国家资本垄断、国企分红的缺失，诸如此类都证明了，改革开放不仅仅是解放了经济，更是解放了思维，解放了民族的创造力，人们的注意力由国家向个人过渡。第三章：物权与税权

本章算是由前两章“国家”与“经济”这两个环境性问题向“权利”这一具体问题的过渡，因为物权与税权正是一个公民权利的核心。

“风能进，雨能进，国王的军队不能进”这样简短而有力的话语是对物权的捍卫，更是对公民权利的捍卫，对公民社会的捍卫。“波茨坦磨坊”的故事中折射出的这个对物权的极端守护可以看出西方社会公民意识强烈的起源。

而漫长的封建史显然给更多的中国人注入了天子为大的核心观念，抵抗君主便是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十恶不赦的大罪，新中国建立以后又经历了极端的集体主义思想教育时期，拥有私产被视为资产阶级，被视为政治上污点。这使得哪怕在今天的中国，还是有很多人不知物权与税权为何物，更不必说公民权这样一个乍听起来什么都没说的权利。物权与税权被提起，显然是中国正式吹响步入公民社会号角的标致。这两种权利的重视，带来的是民间的兴起，也就是社会的兴起。第四章：从自由到民主

很长的一段时间，自由和民主在中国就像是洪水猛兽，最近20年才被解禁的五四运动事实上的导师胡适，正是典型的一个自由主义者，建国初期被抨击为“帝国主义的走狗”，这其实揭示了当时对自由与民主的恐惧本质上是对异己的恐惧。凡是有悖于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有悖于人民的选择，甚至有悖于毛主席的都是错误的，都应该受到批判，都应该坚决打倒。这不仅仅是对说话自由的限制，按照胡适自己说法“是连沉默的自由也没有”。所幸，这样的一段历史已经过去了。

今天的中国尽管还是有这样那样的“和谐”，间或会听说一些离奇的事件如“躲猫猫”“郭美美'”“乌坎事件”，比起以前的一无所知，生活中充斥着意识形态的灌输与泛政治化的社会生活，我们今天的知情权、议政权确实有了巨大的改善。

“不自由，毋宁死”“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我们正处在一个被称之为“历史三峡”的关口，自由和民主则是我们逆流而上的绝佳工具。第五章：开放的传统

中国的历史上曾今有过一个与古代雅典式民主社会极为相似的时期，那就是春秋战国，周天子的地位被弱化，人民心中没有一个明确的天子的权威，孔子称之为“礼崩乐坏”，实际上却是孕育公民思想的最好土地，百家争鸣的盛况便是这个时代的绝佳注脚。

然而秦统一六国之后，便开始了中国长达两千年的封建史，从此不仅政治上只有一个皇帝，思想领域内也变成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期间虽有宋明理学之类的衍生学派，儒学作为中国的正统思想，成了显学，容不下异己，这也成为了日后问题与主义之争的源头。

新文化运动废孔废儒的主张则是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并没有摒弃儒学真正荼毒人间的不开放、非包容的传统。

随着胡适的解禁、互联网的兴起，公民的权利意识正在树立。“你可以与我保持不同的立场，而我也会誓死捍卫你与我保持不同立场的权利”正在成为许多人的行事准则，我们在最该听信胡适的时候抛弃了胡适，好在现在把兼容并包的思想重新提及也不算晚。第六章：网络社会

网络在中国的普及也就是近10年的事情，但是它却用不到10年的时间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人的精神面貌。

周老虎、郭美美、中石化天价酒、药家鑫、乌坎等等词汇，如果没有互联网、没有博客、没有微博，都还将是与普通老百姓毫无关联的词汇。更不用说自由或者是民主了。互联网加强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在某些人的视角中，互联网使社会变得更不易于控制了，而在我看来其实是社会变得更加开放、更加自由、更加透明更像一个社会了。

互联网的出现使得对舆论的控制已经不能继续采取“堵”的做法，沟通与交流成为解决问题的解决纠纷的不二选择，社会借助互联网这个平台凝成一团，与高高在上的政府和既得利益者进行最大程度的博弈。

同样的，一呼百应的观点往往是最容易煽动人心的观点，往往也是非理性的观点，同时由于公民素质等诸多因素的综合，互联网在逐渐形成一个网络社会的同时也带来了很多的激进的、厌世的观点，但在纷繁信息的包围下，公民自己辨别是非的能力也在逐渐加强，互联网恰恰成为了诸多信息、观点林立的场所，而这个，也应该成为未来中国社会的雏形。

网络社会所畅想的明天，或许正是中国的明天。第七章：补遗

心得体会 花了几天的时间集中读完了这本书，看起来是一些老生常谈的论调，诸如“民主”“自由”“宪政”“公民社会”“纳税人”等等，但是看完了整本书，还是能从中获得不一样的启发，作者所谈，虽是些动辄关乎历史、关乎政治的大问题，在今天却又处处与生活相紧密联系，这恰恰总结了我们这个时代，争议与强权并存、自由与禁锢并存、问题与主义并存。而这一个个的并存，正是这个时代的进步，是以权利为出发点进行的斗争所换来的妥协。

问题还是回到最具争议的点上来，即本书第四章的标题“自由到民主”。最近这个问题被讨论地十分热烈。源于两件事情，一个应该是乌坎的自治尝试与抵抗式维权；另一个就要数韩寒发表在博客上的两篇文章了。

乌坎事件的由来与经过不再赘述，这事件的反响与折射出的问题却十分值得玩味。先是内地媒体的集体失语，这或许不是媒体本身的问题，就像当年央视在“911”事件中的失语一样，对于媒体的管制，对于言论的管制才是导致媒体集体沉默的原因。而话语权作为公民权利中最基本最重要的一个权利，话语权的缺失意味着物权、人权、税权都难以得到有效的保障，乌坎的抗争式维权正是在这样一个缺少申诉渠道的舆论高压社会下发生的，当然，还有很多的社会因素也共同导致了最终的结果，诸如官僚体系的冗杂、庞大；办事效率的低下；严重的贪腐问题贪婪地侵蚀着基层本来就所剩无几的权利。

就在所有人都觉得互联网上的对与民主与自由的激烈诉求只是人们发泄对生活不满的一个渠道时，乌坎事件的发生无疑给一部分人当头一棒，给另一部分人注入了狂热的兴奋剂。这两者应该都是不可取的。

前者多半不知公民权利为何物，并且坚信民主是社会发展到一定成熟阶段之后的产物，没有高度发达的物质基础，民主无从谈起，乌坎村民的自发式抗争维权，联系到此前厦门“PX”事件的用脚投票与散步式维权，再到过去不久的广州万人游行，都在向全体中国人宣告，公民权利的伸张在中国并不缺少群众基础；而后者大概是把这起事件理解为中国暴力革命的开端，确实乌坎事件的发生表明于建嵘“中国社会的很多矛盾一触即发”的观点得到了现实的佐证，也证明了现行体制政府与社会缺乏切实有效的沟通，公民权得不到有效的保障。但这绝不是发生暴力革命的征兆，从乌坎事件的解决方案来看，以微博为主力的网络新媒体将事件的经过，一些官员的惊人言论曝光于公众之间，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传统媒体的失语，以此为基础换来了政府的平等对话、并且承诺不搞秋后算账。

应该说，乌坎事件非但不会成为新中国暴力革命的开始，或者是官民矛盾的集中爆发。恰恰相反，乌坎会成为中国走向公民社会，由“限政”走向“宪政”道路上一个绕不开的名词。

或许是因为乌坎事件在网上被议论地沸沸扬扬，久未动笔的韩寒在其博客上连发两篇文章《说民主》《要自由》，一时间引来不少争议，有人议论韩寒不懂政治，不学无术，班门弄斧，也有人说韩寒的观点伤了中国民主人士的心。随后李承鹏和易中天分别写文章呼应，矛盾的焦点多半集中在下面这段文字上“中国共产党到了今天，有了八千万党员，三亿的亲属关系，它已经不能简单的被认为是一个党派或者阶层了。所以共产党的缺点很多时候其实就是人民的缺点。我认为极其强大的一党制其实就等于是无党制，因为党组织庞大到了一定的程度，它就是人民本身，而人民就是体制本身，所以问题并不是要把共产党给怎么怎么样，共产党只是一个名称，体制只是一个名称。改变了人民，就是改变了一切。所以更要着眼改良。法治，教育，文化才是根基。”短短几句话，道出了中国社会的最大现实和无奈。就这个角度来说，韩寒确实伤了民主人士的心，网络社会每天翘首企盼的体制改革、体制撤退、体制放权，到头来发现我们自己就是体制本身，一时间宪政、民主云云似乎无从说起。

而韩寒的文章在我看来最重要的观点并不是上面的对现状与未来的言简意赅的概括，而是如下文字“文人需有自己的正义，但不能有自己的站位。越有影响力就越不能有立场，眼看一派强 大了，就必须马上转向另一派，绝对不能相信任何的主张，不能跟随任何的信仰，要把所有的革命者全都假想成骗子，不听任何承诺，想尽办法确保不能让一方消灭其他方而独大。所以未来的中国如果有革命，谁弱小，我就在那里，它若强大了，我就去它对手那里。我愿牺牲自己的观点而争取各派的同存。只有这样，才有你追求的一切。”

上述文字与熊培云在书中提及胡适的段落所表达的观点极为相似，在以《错过胡适一百年》为题的文章中，熊培云讲了一个胡适打麻将的故事：胡适摸牌总是叹息“不成气候，不成气候”却又实实在在有“好张子”进来，这位新文化运动的导师就这样东拼西凑，迟迟和不了牌，而坐在对面的那位太太却气定神闲、信心十足，一心要和一牌“清一色”，因此遇到花色不一样的，二话不说，立刻扔掉。

五四以来的中国，似乎一直缺少了兼容并包的大气，缺少了文化的包容性，再加之以“所有的问题都是政治问题的”荼毒，中国人已经很难不带立场、不作判断地看待一件事物。

乌坎村民的抗争所带来的好东西，不是有关部门的一时妥协，也不是暴力革命能否收效的论证，更加不是向现行体制的公开宣战。而是为了公民权利，为了自己的话语权而争取到的在这个社会上的一席之地。

真正的公民社会，不是打倒旧势力，树立新势力，而是纯粹地对于权利的保护，对法律的信仰，对共同底线的坚守。如易中天在其文章中所言“容不容得“反革命”，是真假民主的分水岭！”

这是我们在重新发现社会，重新建立公民社会所必须要记住的，也正是公民社会的意义所在。

第四篇：重新发现社会读后感

重新发现社会读后感

（一）：先人后公民

彭振强

第一次认知熊培云，因为他的《自由在高处》，“有一种鸟是关不住的，因为它的每一片羽毛都闪着自由的光辉”这本书从个体探讨人们如何超越逆境，获得自由，积极生活。

裴多菲的《自由与爱情》中说，“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熊培云则说“不自由，仍可活”.从两本书的关系上看，《自由在高处》是作者对《重新发现社会》一书的补充。《重新发现社会》从国家、经济等一系列角度对当前的社会进行了阐述。

拿到《重新发现社会》，首先就见到一句极有哲理的话，“我们首先是人，然后才是公民”.读起来，的确，可以说在现有的社会，我们能先是一个自由的“社会人”而不是一个“单位人”已然已进很幸运了。

我们说个人，李娜，中国网球一姐，2013年澳网公开赛决赛李娜迎战阿扎伦卡。

在6-4先胜第一盘之后，李娜不慎在比赛中连续2次扭伤脚踝，以4-6/3-6惨遭逆转，憾与冠军失之交臂。

赛后笑称“我知道我不年轻了，但是我还是要说，我盼着明年再来。”

李娜作为一个有个性的、脱离了国家体制而单飞的网球运动员，在大满贯澳网冠亚军颁奖台上，用并不太流利、却充满幽默感的英文，感谢教练（丈夫）、团队和赞助商，体现了一个国际职业运动员尊重赛事程序所应有的礼仪和风度，对于西方民主国家，这是非常自然而率真的表白，然而对于举国体制下的中国体坛，这可以被理解为充满个人主义色彩的特立独行，因为大部分得奖运动员都会在第一时间感谢党，政府和领导，作为一种爱国的表象，即使他们不想说，但是他们不得不说，也就是所谓的体育政治.然而，一但李娜的成绩下滑，一旦所有金花名落孙山，她们的个性和特立独行，很快会被举国体制的无情铁骑所碾的粉碎：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甚至于单飞的尝试都有可能被取消而恢复到国家集训的老路上，中国一向是成败论英雄的国家，这就是体育政治。这就违背了“我们首先是人，然后才是公民”.中国体育是典型的在中国特殊体制下成长的畸形产物。再说寒假时亚洲杯预选赛，中国踢沙特，1:2不敌对手，网友在微博上一顿臭骂，上了上半场后25分钟的攻势，其实我们中国队并非不能踢，并非弱小，但为什么就老是输球呢？！

因为体育政治，我们的体育是不自由的。作为足协掌门人的韦迪，不但无法自由抉择国家队主教练，连自己的命运也无法把握，一月份卸任就职汽摩中心主任。在现今的背景下，只要我们不早早缴械投降，就已经成功。其实我们在改变，只是等待机遇，等待时间。

从韦迪起，他送出去了部分有天分的孩子，并且努力的想改变青少年基础弱的现状，过去关于足球和其他项目，体育总局容易混为一谈，但他们逐渐承认了它的社会属性，接受它规律的复杂性和独特性，相信未来的某一天中国队会出现在亚洲杯，世界杯，中国的体育会摆脱政治。然后我们人人都首先是人，然后是公民。

李白的诗说的好，“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等着那一天。

重新发现社会读后感

（二）社会是什么？现在的社会会带给我们一个怎样的未来？

身处其中的我们必然已经思考过这些问题了，在这样一个迅猛变革和发展的社会中，我们面临着机遇，还有更多的是挑战。正如狄更斯所言：“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社会上固然有善人善举不断温暖人们的心灵，但也无法遮蔽那些令人痛心无奈的事件发生。当社会的风霜吹凉了热血抹平了棱角，许许多多的人甘愿沦为自私自利之人。熊培云在《重新发现社会》这本书中对现今社会及其前途做了一番思考，让我重拾对社会未来的信心。

在本书中，作者以“重新发现社会”为脉络，既分析了国家与社会间的关系，又提纲挈领地记录了近几十年来中国社会的革命性成长。在其中，“自由”这个词随处可见。古代西方有一句谚语“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祖国”就体现了其重要性。而在作者看来，要重视社会的作用，首先要保障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同时，“自由是反对滥用权力的唯一堡垒”,只有个人的自由得到保障，才能创造出更加和谐有序的社会。一如罗马平民的胜利，将原先荒谬的“禁止用脚走路”废除，获得投票自由之后，才有了所谓的“社会解放”.在没有自由之前，一切都只是空谈。

同时，公民与国家的关系也是不可不谈的一个话题。政府作为国家机器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协调社会与公民社会所存在的内部矛盾，充分地保障人权。但归根到底国家社会的发展离开不了公民的力量，因此近几年来公民幸福指数被屡屡提及，而在几年前，温总理也提及让公民幸福起来，其实就是要保障民权。可在现实生活中，民权却常常得不到保障。但是以史为鉴，作为经济总量世界第二的国家，更应协调好与民众的关系。孟子也提出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主张。这一切都要求我们国家要给予一个充分民主的社会。好在一切都在走向正轨，随着网络的扩张，民主权利正得到逐步的释放。

王小波说过：“文明的发展也是一个反熵过程。如果人人都进入趋利避害的熵增过程，随着大流而下，最后准会在一个低洼地汇齐”.社会文明的发展还是需要每一个人的贡献。倘若人人皆如此，美好的未来还是指日可待的。

重新发现社会读后感

（三）：大国崛起

范若英

书中谈到，似乎外国人最近对汉字“崛”颇感兴趣。崛，有山峰凸起之意，于是便被外国朋友理解为中国崛起，要发生地震。中国势必会用武力拷问世界。更有甚者称中国崛起要伏“尸”而出，用三座大“山”震压世界。虽中国一再声称本国崛起为和平崛起，可为何世界对此何有疑虑，且随着中国的发展而不断增强，日本并借势力制造钓鱼岛事件企图煽动中外反动势力将枪口一致对准中国，这无疑给中国崛起起了阻碍作用。可中国依旧凭他中和的形象稳步发展，其惊人的发展速度更令人咋舌。

大国崛起也应以民为先。圣马力诺，一个人口不到3万的小国，没有铁路，机场，港口。甚至没有红绿灯，但人均拥有两辆汽车。全体公民享受公费医疗，全面实行16年义务教育制。在该国的宣传册上，印着这么一句话：“圣马力诺一直有充足的兵源”.的确，在一个如此幸福的国家，每个公民对于国家来说都重如蒂塔诺山。圣马力诺没有官方报纸，但我能想像，倘若这个国家一旦遭受外来侵略，每个公民都会奋力抵抗。日本虽然在钓鱼岛事件表现出副军阀主义模样，给人以严酷之感，可面对本国民众他似乎又是“体贴”的，日本曾发表说，日本不再追求G2大国，而是努力使国民平均水平上升。日本当之无愧地真正做到了以民为先。反观中国最近频频出现的半吊子工程，若不杜绝此种事，大国崛起应有一段时间。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只有国家真正的关心人民，而不是一味着宣传“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些什么，而应该问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些什么？” 在继美国，香港等实行将财政所多得钱转为红利发给国民，在人大上提出的给每个纳税人分发1000元税人红利不再是天方夜谭，而已成为一种理应的行为。国家应把权力回归于人民，真正实行人民当家作主，这样才能防止权力过度集中，防止腐败现象。以民为先，拓宽就业渠道，解决农民工问题；以民为先，彻实实行医疗改革制度，解决住房难就业难，上学难，就医难等民生问题；以民为先，实现高速公路免费运行，解决节假日交通问题。我想只要急百姓之急，公民怎么不可能还政府一个更有活力更美好的社会。如果要大炮不要黄油，国家崛起对公民意义几何？

大国崛起应以国民崛起为基石。国家应彻实提高国民素质，教育水平，培养高端人才。少一些挤公交，“中国式过马路”的现象，少一些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不再有小悦悦等时间的发生。

也许，只有这样，中国才能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崛起，才能真正成为世人眼中的泱泱大国。

第五篇：我们想要的社会——《重新发现社会》读后感

我们想要的社会

———《重新发现社会》读后感

从儒家所宣扬的“大同社会”到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全面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的概念对于我们而言，并不陌生。同时，“公民社会”也成为了近年来屡屡被提及的词汇。可当我们认真思考以后，却会不断疑问：社会是什么？公民社会该是怎样的社会？我们如何成为公民进而去建造一个公民社会？阅读熊培云的《重新发现社会》，跟随作者的思考去逐渐拨开迷雾，解答疑惑。

《重新发现社会》对身处“历史三峡”中的中国及其前途作了一次通盘思考，内容涉及政治、经济、社会以及历史、文化、互联网等领域。作者既条分缕析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又提纲挈领地记录了近几十年来中国社会的革命性成长。如何超越左右纷争，重建国家伦理底线；如何重新焕发社会的活力与创造力，扶正个体的权利与价值，即在“自由即秩序”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新新中国”。

熊培云的文字，充满着最为理性挚诚的批判之声，却对未来永远保持者最温和的乐观。他力图通过引导个体重申个人责任，从而建设一个人道的、宽容的、人人为自由而尽责的美好社会。而我们，正是通往美好社会的基石。

第二次“解放战争”

如果说1949年结束的解放战争标志着国家从战争中获得解放，那么1978年开启的改革开放就可以被称为第二次“解放战争”，意味着社会从国家体制中逐步获得解放。正如梁文道先生所说，改革开放，就是国家不断退却的过程。众所周知，曾经的中国是一个“全能主义国家”，无所不能的政府在掌管着一切，大如产业结构、收入分配，小到个人的娱乐方式，家庭生活，全都离不开国家的安排和布局。相较改革开放以前的穿衣服没有自由，找工作没有自由，想挣钱没有自由，想思考没有自由等等，现在中国人的自由显然增多了。我们可以选择崇拜自己的青春偶像，可以选择自由恋爱，可以在劳动力市场中选择合适的工作岗位。而与此同时，我们也发现，拨打急救电话，公立医院的救护车会先跟你谈价钱；上访申诉，机关部门会将你拒之门外。这个国家到底怎么了？为什么我们觉得它不该退避的地方，它偏偏不在；觉得它不该出现的地方，它却好端端站在那里稳如泰山呢？

谈到对国家的理解，很多人会自然而然的想起美国总统肯尼迪就职演说的那句“至理名言”：“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些什么，而应该问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些什么。”就在人们将这种爱国主义视为个人最高尚情怀的时候，身处同一国度的弗里德曼却有着另一番思考。弗里德曼批评肯尼迪没有真实地道出一个自由社会的理想，没有厘清公民和政府的关系。简单说，国家是一起缔造它的国民的服务者，而政府不过是一个手段，一个工具。“除了公民们各自为之服务的意见一致的目标以外，他不承认国家的任何目标；除了公民们各自为之奋斗的意见一致的理想以外，他不承认国家的任何理想。”

现代政治理论认为，一个有希望的政府应当是一个“权小责大”的政府。而二十一世纪中国最显著的进步也正在于，“小政府，大社会”日益成为人们的共识。一个好的政府只是负责提供公共产品，担任社会“裁判者”和“守夜人”的角色。而所谓的转型就是从“国家解放”向“社会解放”转变。政府一方面应承担起更多的民生责任，让生活在社会各个阶层的人都能有尊严地生活，即使是社会最底层者也不会因社会的迁延而被遗弃，一样拥有享受教育，医疗，住房和养老等基本权利；另一方面政府应谦卑地使用好自己手中的权力，把权力关进法治的笼子，在接受社会监督的同时，充分放权，给社会组织和民间力量更多的生长、发展空间，让个人和家庭有机会通过独立或合群的努力改变生活。

公民社会的建立通过一点点理清群己权界，使公民权力得到保障，成为一个完整的权力主体，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联合，最终以公民权利为结点的网状体（公民社会）逐渐代替以权力为中心的星状体（政治社会）。从“新中国”到“新新中国”，既是中国社会自我解救的过程，也是个体权利不断觉醒的过程。而我们应该清醒的认识到，这场为争取权利而进行的“解放战争”还将长时间地持续进行。

推土机的时代

狄更斯在《双城记》的开篇写到：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而对于那些面对暴力拆迁，以死抗争的人们而言，推土机无疑是当下时代最具象征性的“权力图腾”。毫无疑问，近些年来的野蛮拆迁行为正在成为全民公敌，一方面在破坏着流传千年的文明，另一方面在肆意践踏着普通百姓的生活和赖以生存的物权。作者在书中写到：“面对四处风起云涌的‘拆迁运动’，有中国人自嘲‘China’就是‘拆哪’。如此‘原音重现’虽有夸张、戏谑之嫌，但它无可怀疑地触及了埋藏于中国人内心的某种隐痛。”在“百度新闻”搜索栏里输入“暴力强拆”后点击搜索发现，与之相关的信息多达近38万条，每一条新闻的背后

都是民众无法承受之重。

在西方，民法被认为是“社会生活的圣经”，是“公民、法人的权力宣言”。早在两百多年的法国，拿破仑就任命包括第二执政官康巴塞雷斯在内的五位法学家组成委员会起草人类历史上第一部资产阶级国家的民法典。至今为止，世界上已有一百一十多个国家有成体系的民法典，然而作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建国六十余年后的今天仍然没有民法典。人们在获得更多自由的同时，我们的政府也变得更加“自由”和恣意妄为了。想征地就征地，想拆迁就拆迁。或许我们可以屹立于风口浪尖不倒，可以在枪林弹雨中顽强战斗，但很难在轰隆的推土机面前挺立。92岁的陶兴尧，参加金门战争时肠子都打出来了，没死，但如今，为了保护自己的家园和猪场，自焚了；同样的悲剧还发生在成都女企业家唐福珍身上，为了保卫自家的房屋无奈在屋顶上自焚„„

曾经我们幻想着一部法律的出台能担当起家园和土地的“守护神”，而《物权法》颁布至今已5年有余，许多“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的私人领域，却仍然没能阻挡推土机的大铲。革命暴力已经褪去，而“建设暴力”犹存。近几年随着城镇化的不断推进，拆迁建设的机械压过城市宽阔的柏油马路之后，开进了农民的田间地头。就在3月底，河南和湖北的两个农民因为开发商的铁家伙而丧生。一个因不满土地被占用，另一个不满财产补偿，一人死于推土机之下，另一人则被水泥罐车碾压致死。相隔仅三天，接连发生的这两起事件让人触目惊心。

如果说自由、民主等价值代表着人类精神的某种高度，那么对个体生命的尊重和对物权的肯定则让这种高度扎根于大地之上，不至于沦落为凌空蹈虚的理想，无根无基的观念浮萍。当古老的波茨坦磨坊依旧以雄伟的姿态挺立在德国大地上，宣誓着即使是强大的王权也不容肆意侵犯物权时，中国的百姓却不得不以柔弱的身体作为抵抗暴力拆迁征地的最后筹码，而最终以付出生命的代价宣告结束。推土机推不出真正的城市化，推不出和谐社会，也推不出法治天下。只有真正拥有了“法治天下”，才不会有“强拆中国”。

梦想之下坚守底线

“中国梦”的提出引发了众多百姓的热议，每个人心里都有属于自己的梦想，或关乎自身，或关乎家庭，抑或关乎中国乃至整个世界，有梦想的人生活才会精彩，同样，有梦想的社会才会有希望。然而，如果当社会的底线变成了一种梦想，那么这样的梦想似乎显得太过沉重。

白岩松曾给自己提出十二字的目标：捍卫常识，建设理性，寻找信仰。这十二字不仅仅属于他自己，面对如今常识不断被颠覆，底线不断受到挑战的现实，我想，这理应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和追求。

微博上流传着一个经典的段子——“中国人的一天”：早上起来，买根地沟油油条，切个苏丹红咸蛋，来一杯参了三聚氰胺的牛奶；中午，瘦肉精猪肉炒农药韭菜，再来份人造鸡蛋，泡壶香精茶叶；下班，买条避孕药鱼，开瓶甲醇勾兑酒，吃个硫磺馒头；晚上，买瓶含氯的可乐，难受了就吃几粒皮革胶囊，发现自己居然还神奇地活着。尽管如此悲催的事情几乎不可能集中发生在一个人身上，但也客观反映了中国人对近年来社会生活底线沦陷的焦虑和不安。社会系统专家常远教授用S和D来解释国家的底线和梦想，认为“国家的底线（Safety），应当是其主权存在及全体公民平等的生存保障，国家的梦想(Development)，应当是全体公民利益互不冲突之多样化自由发展。”易中天曾问白岩松：“是梦想重要还是底线重要？”白岩松一如往日的敏捷：“首先我们要做的是制止底线的不断下滑，然后夯实底线，再慢慢抬高底线，站在抬高的底线上，你就会觉得离梦想近了一点。” 国家的梦想（发展）必须建立在坚固的底线（安全）之上，没有底线谈梦想，不过是空中楼阁而已。

当社会的底线不断沦陷，道德不断滑坡，每个人身处其中就像走钢丝一样，你走得过去，是侥幸；走不过去，是命运，会暴死，会得到不好的时代的糟糕命运。而一个拥有底线的社会，细小的钢丝会联结成网，每个人都能平平安安的走过去。在这样的社会里，左派不会因追求公正而否定自由，右派不会因追求自由而否定公正。公正与自由都是每一个人所共同认可并坚守的底线。

中国的经济改革已经持续了几十年，政治改革也走在路上，而对于整个社会而言，亟待一场心灵改革。我们在救济法律和制度的同时，是不是也应该思考如何去救济人心，盘活我们的良知呢？每个人都应怀有一颗“敬畏之心”，知道“敬”什么，我们才有了努力的方向；知道“畏”什么，我们才会牢牢地守住最后的底线以使得无论遭受怎样的挑战都不会被突破。只有重拾对生命最起码的敬畏和尊重，冤假错案才会更少一些，食品安全才会更有保障一些，冷漠的阴云会因敬畏而消散，慈悲的种子会因尊重重新生根发芽。

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中国不是世界上惟一的文明古国，但文明的脉络能贯穿古今，并且至今经久不息的，只有中华文明。提及中华文明，浮现在很多人脑海里的第一印象便是“孔子”。这个被誉为“圣

人”的传统文化的代表人物，被我们授予至高无上的荣耀和冠以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的牌匾。而众所周知，曾经占据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束缚了中国的发展，限制了中国人的创造力。正因为此，自新文化运动以来，陈独秀等人将“德先生”和“赛先生”请进了中国的课堂，在随之而来的五四运动中，孔夫子的几块牌匾被砸得面目全非。而上世纪六十年代发起的文化大革命，又把老孔从坟墓里扒出来鞭了尸。从思想认识上彻底肃清他的影响和余毒，使中国人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时至今日，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中国人也在回望历史，逐渐恢复了理性和信心。而关于孔子的争论却从未消停。诚如作者所言：“在中国由封闭社会走向开放社会的今天，我们首先要做的是立足现实回答‘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孔子’这道‘多选题’，而不是‘孔子是否伟大’这道‘是非题’。换言之，在面对历史人物时，应该学会做选择题而非判断题，以期找出对这个时代有用的东西。”

香港孔教学院荣誉院长信力建教授曾略带讥讽的指出：要看唐代的中国，就去日本，那里有唐代的建筑和歌舞，甚至日本天皇登基也是按照唐代礼仪；要看明代的中国，就去韩国，那里保存了明代的礼乐制度；要看民国的中国，就去台湾，那里保存着传统的“仁义礼智信”和“温良恭俭让”。在大陆却无法看到真正的传统文化，大陆的文化，只是一个“四不象”。暂且无论信教授出于怎样的目的发表这样一番评述，但起码我们也能从中细微地察觉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现状。千年积累起来的文明随着“轰隆”的爆破声瞬间被摧毁，历史文化的气息逐渐淹没在了钢筋水泥之中。我们自信地以为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将历史的记忆推倒之后，幻想着再造新文明。可未曾想到，当“GDP至上主义”充斥到了每一个角落，再造又谈何容易？更何况，有些记忆一旦被遗忘便不再会想起。

当后现代主义者鼓吹一切宏大叙事都已经寿终正寝时，熊培云坚信“有个东西却是与人类同在的，这就是人类追求幸福与自由的最大传统”。人类有一个大的传统，中国有一个相对大的传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传统，一个人争自己的传统，就是争国家的传统，争国家的自由。在作者看来，弘扬中华传统最好的方式“不是给皇帝老儿迎驾一样让某个曾经称王的传统再次称王”，而是“恢复人们关于过往知识和历史的记忆”。不忘历史，才能拥有未来，同样，只有寻回记忆，才能再造伟大的传统与文明。

显然，在弘扬传统文化，再造新文明方面，中国仍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们能改变什么

在英国圣公会主教的墓碑上写着这样的一段话：当我年轻自由的时候，我的想象力没有

任何局限，我梦想改变这个世界。当我渐渐成熟明智的时候，我发现这个世界是不可能改变的，于是我将眼光放得短浅了一些，那就只改变我的国家吧。但是我的国家似乎也不能改变。当我到了迟暮之年，抱着最后一丝努力的希望决定只改变我的家庭，我亲近的人，但是，唉！他们根本不接受改变。现在在我临终之时，我才突然意识到：如果起初我只改变自己，接着我就可以依此改变我的家人。在他们的激发和鼓励下，我可能就能改变我的国家。接下来，谁又知道呢，也许我连整个世界都可以改变。

在我们童真无邪的年代，或许很多人都幻想着自己拥有一种超能力，成为一个伟大的“救世主”，驱除所有的黑暗与邪恶，让世界迎来光明与美好。然而伴随着成长，当经历了太多摔跟头的疼痛以后，当明哲保身比秉公任直更能为自己带来安全感和利益时，越来越多的人选择随波逐流，选择屈服于权威，屈服于某些所谓的“社会规则”。事实确实如此，鲜有人能凭借个人的力量去影响和改变整个世界，可另一个事实却是，往往影响和改变世界的曾经都是芸芸众生中普通的一员。

罗莎·帕克斯是美国的一个黑人女裁缝，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一日，因为在公交车上拒绝给白人让座被警察逮捕。她的被捕引发了蒙哥马利市长达三百八十一天的黑人抵制公交车运动，组织者正是日后被称为“反种族隔离斗士”，而当时名不见经传的牧师马丁·路德·金。这场运动最终以联邦最高法院裁决禁止公车上的“黑白隔离”而告终。她不仅改变了美国黑人的地位，也改变了盛行种族主义的美国。五十年后，在帕克斯的葬礼上，美国国务卿赖斯说：“没有她，我不可能站在这里”。

在北京，郝劲松曾因在地铁天安门站使用厕所时支付了5毛钱的如厕费，将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告上法庭，曾因买到涨价火车票将铁道部告上法庭。他不是一位律师，他以公民的名义诉讼。而在他看来，“能独立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却不傲慢，对政治表示服从，却不卑躬屈膝。能积极地参与国家的政策，看到弱者知道同情，看到邪恶知道愤怒，这才算是一个真正的公民。”

转型期的中国，充满着太多未知，必将迎来更大的挑战和考验，而最大的不幸不在于坏人的作恶，而是好人的沉默。我们热爱自由与民主，憧憬着一个美好社会的到来，但自由也好，民主也罢，从来不是靠施舍得来，而靠我们自己的争取。对于未来，没有人能够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但当每个人都承担起了争取自由和民主的责任时，那么这个社会也便是自由和民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