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群体性事件的多视角透视与领导干部治理能力的提升

第一篇：54群体性事件的多视角透视与领导干部治理能力的提升

群体性事件的多视角透视与领导干部治理能力的提升

陈丽华李 倩

[摘要]当今中国，由于各种因素的交互作用，群体性事件频频发生，严重影响了社会生活的正常秩序和社会稳定。我们从不同视角透视群体性事件，可以说它是对各级领导干部能力的全面考量。各级领导干部应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切实提高治理群体性事件的能力和水平。

[关键词]群体性事件；领导干部；能力

近些年来，我国社会活动中时常出现的一些超出现行社会规范的不协调、不和谐现象——群体性事件，成为影响和困扰我国社会生活的正常运行和稳定的突出问题。能否从源头防止和化解群体性事件？能否积极应对和有效处置?是对各级领导干部的能力的全面考量。科学发展观的深刻内涵为各级领导干部科学准确处置群体性事件提供了新的分析工具、广阔视野和根本指南。各级领导干部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切实提高治理群体性事件的能力和水平。

一、从社会转型的视角分析群体性事件，要求领导干部必须提高对复杂问题的认识能力

稳定既是社会生活正常运行的必要条件，也是一个地区或国家走向繁荣昌盛的基本前提，这已成为世人的共识。然而，社会转型期产生诸多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又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许多国家的经验都证明，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由于社会结构和经济关系发生较大的变动，现代化因素在结构与功能上必然要取代和置换旧的传统因素，传统社会相对的平稳与和谐会被打破，社会处于极为复杂多变的状态之中，往往会出现许多不稳定的因素。这个时期，经济容易失调、社会容易失序、心理容易失衡、社会伦理需要调整重建，整体社会风险增大。国家处于极为复杂多变的状态之中，政府面临的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严重、更为棘手、更为复杂。从世界各国走过的历程来看，无论是发展中国家，抑或是发达国家，在社会转型进程中都走过了一条曲折、复杂、饱经困苦的道路。正如美国学者塞缪尔·Ｐ·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通过大量的事实分析后指出的那样“现代性孕

①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在20世纪80年代，亨廷顿进一步指出：“经济

发展水平与政治不稳定的关系，跟财富与公平的关系一样，是一种曲线的关系，最严重的不

②稳定状态是与中等发展水平相关联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转型呈现多向度的特征：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从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变，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变，从贫困社会向富裕社会转变。这是一场以市场经济为取向的涉及社会各领域的全方位改革，毫无疑问是对改革开放之前原有社会结构的重构，不仅使原来的各种矛盾暴露而集中，同时也滋生着新的矛盾与冲突。有专家预测，未来10年中，群体性事件将是中国社会稳定的最大威胁,也是对各级领导者执政能力最大的挑战。在对其趋势的分析中，专家认为中国未来面临的五①

②[美]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38页。[美]亨廷顿等：《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罗荣渠主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342页。

大问题，都可能成为群体性事件的触发点。第一是社会贫富差距过大，这是社会主义价值观出现了背离；第二是大规模的城市化过程中，会引发不安和动荡，加剧社会矛盾和冲突；第三是腐败，腐败永远是人们对政府意见最大的地方，现在的腐败已经从腐败事件转化为一种腐败文化，这是很危险的，未来10年，国家反腐成效的好坏对社会稳定至关重要；第四是就业问题；第五是社会信任感的丧失，这种不信任充斥在政府和民众之间、各政府部门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而这恰恰是一个国家的软价值，信任感缺失，足以给社会稳定造成威胁。①事实上，上述诸多问题已是现实中的一些群体性事件的“触发点”,毋庸讳疾忌医。问题的关键是在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能否形成相应的处理和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力，能否将现代化过程产生的不稳定因素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使其对社会的震荡和破坏减至最低限度，以便保证现代化的顺利进行。这是对各级领导干部治理群体性事件能力的全面考量。

二、从功能分析的视角认识群体性事件，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高度重视群体性事件的防御和化解

美国社会学家刘易斯•科塞认为，在一定程度上，群体性事件可能是这样一个机制：“通过它，社会能在面对新环境时进行调整。一个灵活的社会通过冲突行为而受益，因为这种冲

②突行为通过规范的改进和创造，保证它们在变化了的条件下延续。”他认为群体性事件不只

是具有破坏性功能，还具有一定的建设性功能。刘易斯•科塞的观点为我们认识群体性事件提供了一个思考问题的纬度。我们从建设性的社会功能角度考量现阶段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可以得出两点认识：一是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客观上的确是向社会发出了一种警告信号，暴露了社会问题已经产生，以及社会矛盾的尖锐化和社会张力的表面化，有些群体性事件揭露了地方领导执政过程中违背科学发展观的理念和政策，揭露出执政中的腐败、无能和不作为等现象，如果各级政府和领导干部能够深刻反思，总结经验教训，改进工作并调整相应的政策，改革旧体制，建立新秩序，就能在一定程度上化解矛盾，减少社会风险，从而对今后的社会发展和稳定起到建设性的作用。二是群体性事件在一定程度上释放出长期积聚的社会能量，随着事件的妥善处置，能使部分心理失衡的群众得到一定的调适，心理上获得一定的平衡，这对保持社会的长期稳定有积极的作用。

不过，尽管群体性事件具有促进社会整合和社会进步的正向功能，但其副作用和社会危害性也是显而易见的，不利于社会稳定和社会发展的负向功能影响更大、破坏性更强，尤其是那些少数危害公共秩序、公众安全和国家安全的恶性事件，这一点毋庸置疑。群体性事件实质上是社会运行中的负面因素在累积到一定量之后所产生的对社会稳定系统的冲击或扰动现象。从性质上来说，现阶段发生的绝大多数群体性事件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既是由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一种社会现象，也是与处在既定社会规范制约下的群体行为相对而言的集群越轨行为，对社会的动态平衡肯定会造成一些波动或震荡，它反映出我国当前社会运行中出现的某种故障或不和谐因素。它在一定时间、一定范围内破坏了社会关系的协调性，使社会生活处于不稳定之中。从世界各国经验与教训来看，无论是何种国体和政体，群体性事件都是影响社会稳定和社会发展的因素之一。近些年来，我国由于各种因素的交互作用，影响社会稳定的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由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面广量大。有资料显示，从1993年到2003年间，我国群体性事件数量已由1万起增加到6万起，参与人数也由约

③73万人增加到约307万人。“2006年全国发生各类群体性事件6万余起，2007年上升到8①

②《专家：未来10年群体性事件是社会稳定最大威胁》，《瞭望》2010年1月25日 [美]刘易斯•科塞：《社会冲突的功能》，孙立平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114页。

③于德宝：《当前群体性事件的特点和原因》，引自人民网，2006年6页21日。

万余起。”2008年，先后发生贵州瓮安事件、陕西府谷事件、广东惠州事件、云南孟连事件、重庆出租车罢运事件及甘肃陇南事件等多起重大群体性事件。2009年和2010年社科院

②发布的《社会蓝皮书》都表明，我国群体性事件仍保持着多发的状态。各级政府投入巨额

行政资源，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和社会发展的突出问题之一。

我国建国后走过的风雨历程已经充分证明，只有政治稳定、经济形势稳定、人民的思想情绪稳定和社会秩序安定之间的良性互动才能引领出了中国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中国的③问题，压倒一切的是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也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

党的十七大特别强调：“社会稳定是人民群众的共同心愿，是改革发展的重要前提”。社会稳定是人民的最高利益之所在，是我国改革开放得以顺利进行的基础。所以，治理群体性事件能力的提升，首先需要高度自觉的思想认知，不能只是对群体事件进行一般性、随机性的关注，而是要把化解矛盾、应对事件、控制事态以及有效处理放到地区发展和社会安全的高度和全局去通盘思考、把握与谋划，从源头上降低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可能性。①

三、从利益关系的视角考量群体性事件，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提高协调各方利益关系的能力

任何一种改革，说到底，都是利益关系的重新洗牌，是利益的重新再分配。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取得的成就举世公认。但随着改革开放力度的不断加大，一方面，社会制度系统发生显而易见的变迁，权力、财富、身份等社会资源亦在不同群体间进行重新分配，社会利益关系的快速调整导致的各阶层之间、各群体之间以及个人之间的利益差异逐渐拉大，人们的社会地位出现新的变化，各种群体和阶层在分化、重组过程中引发新的接触，利益冲突日益尖锐。社会学理论的研究也表明，利益被相对剥夺的群体可能对剥夺他们利益的群体怀有敌视或仇恨心理，当弱势群体将自己的不如意境遇归结为获益群体的剥夺时，社会中就潜伏着冲突的危险，如果他们的仇视被扩大，就极易导致群体性事件发生，从而成为危及社会

④稳定、影响社会发展的巨大隐患。近些年来不断发生的群体性事件也表明，群众的切身利

益受损成为人民内部各种矛盾的总按纽或总开关，一旦某个群体借助某种契机或突发事件启动这一按纽，矛盾会立即凸现，使之公开化或尖锐化，而由于各种“积怨”，也会造成所谓的非阶层性的、无直接利益性的群体参与到事件中来，使得问题进一步扩大化和复杂化。

而另一方面，由于受体制和经济社会发展程度的影响，在利益诉求表达机制上还存在很多不健全的地方，我们面对的一个非常现实问题，就是不同社会群体表达自身利益的声音强弱不

一、表达的机会不等、表达的有效性不同，社会强势群体比如所谓的经济精英、政治精英、知识精英等他们拥有的能量非常大，他们在利益表达时常常可以借助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常规或非常规行为，以达到预期目的；但是弱势群体利益的表达路径却非常缺失，一些群众的利益诉求长期被漠视！当某一阶层、某一群体的利益受到侵犯又难以通过正当有效途径充分表达自己的意愿，难以行使自己应当行使的权利时，就可能选择以体制外的“街头行动”向社会、向政府宣示诉求，以争取自身利益的维护。尤其是当出现冲突的萌芽和量能积蓄的初期，一些地方政府对社会矛盾又往往表现出“体制性迟钝”，结果导致“易事拖难,小事拖大，大事拖炸”。透过诸多的具体事件，我们不难看出这一点。事实也表明，这些年在一些地区利益矛盾的大小常常是判断群体性事件发生及走向的主要考量，决定着冲突的严重程度、性质及其解决的难易程度。①

②

③

④汝信等主编：《2009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秦志希 杨华：《群体性事件中的舆论特征分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0年第9期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4页。闫纪建：《群体性事件的原因及处置对策》，《理论导刊》2010年第5期。

因此，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提高协调各方利益关系的能力。切实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维护社会稳定的根本措施来抓，真正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民有所求、我有所为”，一切发展都不能侵害群众的既得利益，一切发展都要着眼于改善民生，一切发展都要着眼于让群众共享成果。

（四）从政策制定的视角看群体性事件，要求领导干部必须牢牢树立以人为本的决策价值取向

公共政策研究中的利益集团模型认为：公共政策是各利益集团之间互动的结果。每个集团都希望政府制定的政策能够满足其所争取的利益。在追求自己的目标时，一个集团的行动可能会影响到另一个集团目标的达成。利益受到影响的集团，必然会产生向威胁其生存的集团提出要求，企图恢复集团之间原有的平衡。当然，这种平衡取决于各个利益集团相对的影响力——成员人数的多少、财富的多寡、组织力量的强弱、集团内部的凝聚力、领导者能力的高低、集团与政府决策者之间的距离远近等。当任何一个集团相对的影响力发生变化时，公共政策随之发生变化。这种模型为我们在理论探讨和实际的政策制订之间架起了一座分析的桥粱，让我们认识到在决策中各个利益群体最大限度地争取自身利益是非常自然的。正因为如此，各种不同的利益群体参与决策才显得十分必要。如果某一利益群体代表的缺席，往往会使自身丧失了博弈和争取的可能，最终偏离社会公正的目标。

这就提出了一个值得各级领导者高度关注的问题：领导机构如何避免成为某种利益集团或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如何保证弱势群体的利益？如何居于超然的地位对各种社会利益进行综合并公正表达，制定出科学有效的、反映各方面利益并为社会所普遍认同的公共政策？我们从现实中的一些典型案例看出，在由于利益因素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中，固然有因不同的利益群体、不同地位、不同层面、不同经历的社会成员对某一方面的变革，表现出的不同价值评判标准和价值追求而引发的冲突。但由于地方政府在制定和执行政策过程中出现的理念偏差、政策偏差和执行手段偏差，使得矛盾聚集、民怨聚集的情况也是屡屡发生。尤其是近年来在多方的利益博弈中，某些地方政府不是扮演“社会利益协调者”的角色，却与民争利，这种现象已不是新闻。干群关系紧张，地区的社会生态遭到了破坏，个别地方政府漠视民众的权利要求与利益诉求，片面维护企业与自身利益等等，导致出台的政策在决策程序、利益共融上出现偏差，直接侵害到了群众的合法利益，使社会利益博弈的“天平”更加失衡。

为此，领导干部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决策价值取向。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目的和归宿，它在现实中实际上就表现为一种利益选择和价值取向，就是要求我们的党和国家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行动、思想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它具体地表现在国家与社会、官与民的关系上，主张国家着眼于服务社会，干部为群众

①的利益着想。因此，对于各级政府部门和各级领导者而言，要在正确的执政理念指导下，准确定位自身职能，确保自身始终站在公正立场，要把以人为本作为一种价值观，贯穿于工作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真正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尤其是在制定公共决策过程中，要将公众参与纳入制度性的轨道，完善重大决策规则和程序，建立社情民意反映制度，建立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事项社会公示制度和社会听证制度，完善专家咨询制度，实行决策的论证制和责任制，防止决策的随意性。凡是涉及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决策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项，决策前要通过多种渠道，采取多种形式，广泛征求各方面特别是直接利益群体的意见和建议，科学分析论证，统筹考虑各方面的利益。

（五）从现场应对的视角看群体性事件，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提①梁树发：《“以人为本”何以是一个唯物史观的科学命题》，《思想政治教育》2009年第2期。

高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快速反应能力

社会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任何一个群体性事件，都有可能把潜在的社会矛盾引发出来，威胁整个社会的安定。群体性事件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会应对。所以，为保证事态不扩大、不升级、不蔓延，领导干部尤其是基层领导干部要以高度负责的态度，畅通信息网络渠道,做到快速介入、快速到位，并直接对话，立足教育疏导工作。按照“可散不可聚，可顺不可激，可解不可结，可疏不可堵”的要求，坚持“慎用警力、慎用武器警械、慎用强制措施”和依法果断处置相结合的原则，还要注重引导舆论、把握主动权。此外，一定要注意做好各项善后工作。对承诺解决的问题，必须尽快兑现，要坚持回访，及时发现新情况、新问题，及早做好工作。要不断总结经验和教训,消除可能导致事件反复的不安定因素。

第一作者：

辽宁省委党校，陈丽华，女，汉，公共管理教研部主任、教授，固定电话：024——23981669，手机：***

邮政编码：110004，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五里河街18号

第二作者：

辽宁省委党校，李倩，女，汉，公共管理教研部副教授

固定电话：024——23981455，手机：***

邮政编码：110004，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五里河街18号

第二篇：在防范处置群体性事件中提升执政能力

在防范处置群体性事件中提升执政能力

中共兴平市委 兴平市人民政府

兴平地处关中平原腹地，是全省三个县级市之一，驻地中省企事业单位19家，近年来实施改制破产企业8 家，涉及下岗职工1360 人。佛教、道教、天主教等几大教派以及历史遗留的反动会道门在我市都有分布，信教群众达1.6万人。复转军人特别是8023部队退役人员达381人，各类社会矛盾凸显。这种特殊的经济社会结构和市情特征，给我们维护社会稳定带来很大的压力。市委、市政府从抓经常性工作、建立长效机制入手，通过一系列措施，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有力地维护了全市社会稳定，深化了“平安兴平”创建活动，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发展。

一、抓经常，建立防范群体性事件的长效机制

一是落实“两个责任制”，严格考核奖惩。市委成立由主管领导任组长，有关单位参与的维护稳定领导小组，各乡镇（街道办）也都成立相应机构，加强对全市维稳工作的组织领导。定期召开维稳工作会议，通报新情况，研究新问题，提出新对策，部署阶段性的工作。将综治信访工作特别是群体性事件的预防和处置纳入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八项重点工作考核当中，实行单月讲评、双月考评，工作开展好的颁红牌、发奖金、介绍经验，措施落实不力、工作滞后的抱黑牌、缴罚金、表态发言，一年内连续两次

究，不但提高了解决问题的效率，也收到了取信于民、密切干群关系的效果。

二、抓重点，在破解棘手难题中提升执政能力

突出一个“早”字，着力解决企业改制破产、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等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在55信箱的破产改制中，政法机关提前介入，为企业提供法律援助，对内协助企业做好下岗职工思想工作，对上积极争取中电集团政策支持，使买断工龄年补偿标准由1个月工资调整为1.5个月，稳定了职工情绪，确保了企业改制的平稳推进。突出一个“严”字，着力解决有黑恶势力参与、聚众闹事、雇凶伤人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市委、市政府成立了由公安局主要领导挂帅的扫黑除恶专业队，实行主管领导负总责，民警包个案，责任到人，重拳出击，铲除恶势力团伙16个，破获涉恶案件50余起，抓获涉恶成员89人，扫黑除恶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突出一个“稳”字，依法取缔了反动会道门组织“终南戊已双香门”。在深入开展“科技、文化、卫生、法律”四下乡活动，做好信教群众思想工作的基础上，一举捣毁神像10座，销毁壁画130余平方米，教育转化道首和骨干分子5名，随后拆庙建校，将所谓的“通天宫”改造成岳阜小学，赢得了广大群众的衷心拥护和支持。突出一个“细”字，着力解决棘手难缠的历史遗留问题。由于政策性原因，行业基金会兑付问题一度非常突出。市委痛下决心，成立了专门的清收欠款队伍，研究制定了年兑付4%—6%、每月通报一次情况等有效措施，稳住了股民情

传解释工作，帮助群众明晰事理；对群众的不合理要求，由问题的涉及部门主动介绍政策，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耐心说服群众；对于极少数别有用心的策划者、煽动者、拒不听劝者，由政法机关果断运用法律手段坚决予以控制和打击。

四、抓根本，从源头上减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我们重拳出击，坚决狠刹干部队伍中存在的“五股歪风”（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我行我素，无组织、无纪律；吃拿卡要、以权谋私、滥用职权；吃喝玩乐、赌博成风；坐而论道、不干实事、作风飘浮；欺上瞒下、弄虚作假、虚报浮夸、唬弄组织、唬弄老百姓），连打“三场硬仗”（清理“小金库”资金1700万元；清查超标超配公务用车27辆；清查财政吃空饷人员1404人），着力克服“五种病症”（精神萎靡症、思想观念滞后症、知识恐慌症、能力危机症和执行力弱化症），使干部作风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我们把群众满意作为最高评判标准，坚持以人为本，推行“阳光执政”。建立了党员（公民）旁听市委常委会议（政府常务会议）制度、党风政风行风民主测评制度、政法机关“阳光办案”等10项制度。全体市级领导面向56万人民公开宣誓：勤政不当“懒官”；廉政不当“贪官”；严政不当“软官”；优政不当“庸官”。在兴包文化广场公布了市委、市政府班子成员的电话和分工，接受全市人民监督。定期召开市委与各界群众“零距离接触会”，面对面听民声、化民怨、解民难。设立了市、乡、村三级“民情恳谈室”和各部门“民声倾听室”，及时听取和解决人民群众反映最强烈、意见最

第三篇：领导干部应对群体性突发事件的能力提升研究

领导干部应对群体性突发事件的能力提升研究

周多刚 贾锡萍

（中共天津市委党校 天津 300191；天津师范大学 天津 300387）

内容提要：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群体性突发事件频繁发生，对社会稳定带来严重威胁。能否积极有效地应对和解决群体性突发事件，领导干部应急能力及其发挥十分重要。因此，深入分析新形势下群体性突发事件的新特点，深刻把握群体性突发事件过程中对领导干部能力建设的新要求，努力探索提高领导干部应对群体性突发事件能力的途径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 键 词：领导干部；群体性突发事件；能力

群体性事件主要是指由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一定数量群众参与的聚众共同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章程，扰乱社会秩序，危害公共安全，侵犯公民人身安全和公共财产安全的行为。近年来，社会矛盾的复杂性、行为的对抗性、事件的组织性以及经济问题的政治化倾向日益增强，导致群体性突发事件频繁发生，对社会稳定带来严重威胁。能否积极有效地应对和解决群体性突发事件，领导干部应急能力及其发挥十分重要，甚至起到决定性作用。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指出，要“加强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领导能力培养，„„注重增强新形势下依法办事能

①力和应急管理等方面能力。”因此，深入分析新形势下群体性突发事件的新特点，深刻把握群体性突发事件过程中对领导干部能力建设的新要求，努力探索提高领导干部应对群体性突发事件能力的途径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现阶段群体性突发事件的新特点

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当前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具体如下：

（一）主体的多元性。群体性事件是人与社会矛盾相互作用的结果。现阶段的群体性事件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它是在我国社会进行大变革的特定背景中出现的，与计划经济时期的同类事件相比，现阶段的群体性事件的主体相应增多，范围更加广泛，常见的有企业改制、下岗失业、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贫富差距拉大、城乡建设征地、拆迁、历史遗留问题所引发的一系列群体性突发事件，另外各种劳资纠纷、经济利益纠纷、国内外敏感问题等也可能引发群体性突发事件，参与的主体也没有固定性，诉求涉及诸多方面，利益主体具有多元性。

（二）诱因的复杂性。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新旧体制之间的矛盾还没有根本消除，新的合理的利益格局还没有形成，导致利益群体严重分化，出现了城乡矛盾、劳资矛盾、贫富矛盾、干群矛盾等等，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呈现出交织复杂的局面，矛盾一旦激化就会引发人为因素的突发事件。从群众信访来看，从内容上可分为三种类型：参与类、求决类和诉讼类，不但有民事的、经济的、文化的，同时涉及治安、行政、企业等，有时还跨地区、跨行业，少则数人、数百人，多则成千上万人。在诉求内容上的交叉性，有时会加大事件的复杂程度，如有些群体性突发事件是由于历史遗留积案，久拖不决，越来越复杂，老问题没解决，新问题又出现。加上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的暗中插手挑动，处心积累挑起事 1

端，使矛盾焦点错综复杂，盘根错节，这给化解工作提出了新课题。

（三）目的模糊性。以前的群体性事件行为主体和其行为的目标都非常明确，一般是利益被侵害者将矛头指向具体的行政管理部门或者其他利益攸关方，行为的目的是为了争取自己的利益。然而，目前发生的一些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已演变为“非直接利益者”的广泛参与。所谓“非直接利益者”，即没有任何利益动机和清楚目的却甘愿冒着风险来参与事件的人，其目的逐渐模糊，往往笼统地把矛头指向代表国家的地方党委政府以及公安机关，借机表达对社会的不满和心中的不平。

（四）发生的突然性。突发性是群体性事件的重要特征。虽然整个事件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但这一过程往往时间短暂，苗头不易被察觉。当矛盾激化，形成引发群体性事件的爆发点时，往往给人们一种出乎意外、猝不及防的突然感。事件爆发后，有某种共同利益的人员能很快聚集成群，且无论在速度还是在力量增加上都非常快，使得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带有较强的突发性。在具体事件中，突发性又表现为有先兆的突发和无先兆的突发。前者是指由于矛盾已经形成，群众的不满情绪日益显现，已表现出某种事件的先兆；后者多表现为在某种特定条件的“催化”下，而一触即发的群体性事件。显然，后者的“突发性”特征更为明显。

（五）走向的过激性。发生群体性事件，与权益息息相关，有的涉及经济利益，有的关系民主权利。人民群众非常重视自身的权益，当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或解决时，他们往往在信上不信下、信大不信小、信多不信少、信闹不信息的偏差思想支配下，聚集一起，群体上访，希望通过过激的行为来解决、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有些群体性事件在发生之初，并非是大规模的群体行为，也不带有任何政治色彩。而事件发生后，常常受到许多难以预料的外界因素的影响，各种消极因素相互作用，往往会对群体性事件的更大爆发起催化加剧之效，会诱发原来与事件无关的人卷入事件之中，促使参与者改变原先的设想和方式，转换攻击目标，造成更大的危害和后果，导致事态扩大。如一般的球迷闹事会演变成打、砸、抢、烧或者侮辱妇女等恶性骚乱事件；合法正当的游行请愿行为，若被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所利用，也有可能转化为带有政治色彩的反政府活动。

（六）传播的快速性。随着手机和互联网的普及，群体性事件极易在闹事过程中通过信息传递，引起模仿效尤，逐步乃至迅速蔓延扩散，甚至把一些无关人员、围观人员也卷进来，导致事态迅速扩大和加剧。对此，在决策过程中，不能心存侥幸，更不能怕影响政绩，有损“形象”而隐瞒不报。需要提出的是，群体性事件是否会扩张、互动，与舆论导向作用密切相关，大众传媒在事件中或起着催化裂变作用，或起缓解灭火作用。同样，在处置中也可以通过大众传媒说明真相，揭露谣言，可以迅速安定人心，防止事态扩大蔓延。

（七）后果的难控性。在事件发生过程中，参与者之间通过暗示和模仿，情绪互相感染，以致于非理性因素逐渐增长，甚至达到狂热的程度，导致行为失控、无法预测、无法控制，大大超越了引发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初衷。例如，2005年

4月浙江东阳画水镇因环境污染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村民一方的初始目的在于解决污染问题，并搭建竹棚封堵道路，当地政府组织人数众多的清理队伍前去清理竹棚、疏通道路，却发生剧烈冲突，导致双方多人受伤入院、包括个别重伤，数十辆汽车被毁坏，最终8名村民被判刑，相信发生这样的后果是当事双方均没有想到、不愿看到却也无法控制的。

（八）过程的反复性。群体性突发事件由于思想问题和实际问题、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合理与不合理诉求相互交织，涉及面广，处理难度大。加之，有的部门对群体性突发事件研究不够、工作不细、措施不力、久拖不决，导致反复上访、持续上访。另外，有的群众对党的政策不理解或一知半解，道听途说，总认为“法不责众”，抱着“事情闹得越凶，领导越重视、越容易解决”的心态，要求一次比一次高，层层加码，三番五次到多个部门重复不合理的诉求，使解决问题的过程反反复复，这一特点给思想引导提出了新课题。

二、群体性突发事件对领导干部能力建设提出的新要求

目前，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际工作者，对领导干部应对群体性突发事件能力的内涵尚未达成共识。我们认为，领导干部应对群体性突发事件可以分为认知能力和实践能力两个层次，是由多种能力要素构成的综合能力系统，具有综合性和复杂性的特点。从对群体性突发事件事前、事发、事中、事后各个环节的系统控制和管理角度来看，领导干部处置群体性突发事件能力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敏锐的预判能力。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的成败得失与预判能力的高低休戚相关。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发生是有征兆的，只要早发现、早控制，就能将群体性事件阻止于初始，平息于无形。一些地方之所以出现群体性突发事件失控，以致引发打砸抢烧等暴力犯罪活动，主要是一些领导干部在事发之初对苗头性信息掌握不准，漫不经心，从而错失良机，酿成大祸。作为领导干部，除了完成常规性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之外，其最主要的职责之一，就是要善于捕捉那些初露端倪的表面现象，掌握真实的信息，在此基础上作出准确分析判断，较好地把问题化解在基层、化解在内部、化解在始发状态，从而主动有效地防范和避免事态的扩大。

（二）快捷的响应能力。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发展是一个动态过程，它具有扩张性。立足于控制事态要求，快捷的响应能力的核心是“快”，它要求领导干部在群体性事件发生时快速反应，迅速组织力量，应急赶赴现场，制定处置方案，争取主动。事实表明，快捷有效的反应虽然不能避免冲突发生，但可以有效地控制冲突的影响范围和避免冲突升级。要通过建立社会公众举报奖励制度，设立基层信息员，健全信息报告制度等多种方式，不断拓宽信息报告渠道，为应急响应提供可靠的依据，确保应急人员在第一时间深入现场。

（三）果断的决策能力。果敢决断能力是建立在理性思维基础上的一种能力，也是领导干部应急能力高低的最终体现。科学的决策需注意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要迅速查清事由。对事件的起因、事态程度、发展趋势、社会影响等情况进行深

入调查摸底，掌握实情，为事件妥善处置做好基础性的保障工作。其次，要因情施策，区别对待。根据事件的不同起因和性质，对症下药，采取有针对性的工作措施。尤其要时刻注意事件的动向，不断地应对调整。第三，决策要有适度超前性。要充分考虑事件的发展变化，具有一定的预见能力，留有周旋的余地，从而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第四，要群策群力，寻求最佳方案。一个人的知识和经验毕竟有限。这就需要领导干部集思广益，博采众长，在集聚各方智慧和意见的基础上择善而从，迅速作出科学决断，并使之立即付诸实施。

（四）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群体性事件的处置是一种政策性、原则性很强的工作，涉及方方面面，必须有较高的领导协调艺术，才能保证各方面力量恪尽职守、步调一致。这对领导干部的组织协调能力是严峻的考验。而且群体性突发事件现场所面临的问题都是新问题。领导干部对群体性突发事件的现场处置主要依靠的是智慧而不是经验。这就需要领导干部具备综合处置技巧，充分发挥中枢决断作用，通过在突发群体性事件现场有效的组织、协调、运筹工作，沉着应对和化解各种问题。

三、着力提高领导干部应对群体性突发事件的能力

加强领导干部应对群体性突发事件的能力建设，是一个长期养成、持续建设的过程；既需要领导干部本人通过加强学习和实践锻炼来提升，也需要党组织通过强有力的软、硬件建设来加强。

（一）着力提高领导干部做好群众工作的能力。群众利益无小事。各级领导干部要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关键是要深入基层、了解民情、反映民意，认真研究群众工作的特点和规律，不断提高做好群众工作的能力，不断掌握做好群众工作的方法，千方百计把群众的事情做细做实。一是要尊重群众。胡锦涛总书记曾十分形象地指出：“群众在我们心里的分量有多重，我们在群众心里的分量就有多重。”②百姓是最公平的一杆秤，冷暖都揣在心里。现在一些地方之所以干群关系紧张，就是因为部分领导干部作风漂浮，脱离群众，高高在上，心中没有群众，漠视群众利益，忽视群众诉求，离群众越来越远。因此，要建立健全相关制度机制，增加群众说话的“份量”，扩大群众在干部选拔任用上的权力，让群众的力量真正成为我们工作前进的根本动力。二是要深入群众。深入基层，倾听了解群众的意见、呼声和要求，关切群众广为关注的热点、难点和焦点问题，全面准确地掌握群众各方面的情况，是矛盾凸显期对党的群众工作的要求。做到这一点，领导干部就掌握了群众工作的主动权，做起群众工作来就能有的放矢。三是掌握群众。要善于制定符合群众利益的方针政策，始终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密切联系群众，虚心倾听群众意见，向人民群众学习，认真总结群众的经验，集中群众的智慧，这样才能抓住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领导群众前进。离开群众的实践，离开群众的智慧，就拿不出好的主意，好的政策。

（二）着力提高领导干部的学习能力。突发事件的成功处置，通常是多种知识融汇贯通，各种能力交织迸发，多年工作经验厚积薄发的结果，这就需要领导干部孜孜不倦地学习。首先，要不断夯实政策理论基础。通过参加理论中心组

学习、党员干部培训等活动，借助报刊、文件、网络等载体，认真学习领会上级党委政府的各项路线、方针、政策，做到路线清、方向明、政策熟。其次，要不断拓宽知识领域。广泛涉猎经济、文化、科技、法律等多方面知识。认真学习现代市场经济理论，准确把握市场经济的内在规律和运行特点，不断提高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和水平；把握文化产业发展现状、趋势与特点，不断增强发展地方文化事业、借助文化载体教育引导群众的能力；认真学习科技知识，引导群众学科技、用科技；认真学习法律知识，以此教育引导群众，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稳定。

（三）着力提高领导干部的实践能力。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在今天就是把党的科学理论与改革发展稳定的实践紧密结合起来，与应对群体性突发事件的能力结合起来。理论来自于实践并服务于实践。只有真正经历，才能获得提高。掌握再多的理论和知识，其目的是要用于成功化解矛盾纠纷和正确处置群体性突发事件。这就要求领导干部要亲自参加群体性事件的处置，面对棘手、复杂的突发事件不推诿，不避让，身先士卒，积极应对，事件平息后认真总结成功经验，查摆失败教训，不断提高处置水平。同时，也要经常性地开展针对性强的训练和演练使领导干部熟悉应对突发事件的职责任务、基本要求、处置方法等。要通过外派、上挂、下派、轮岗交流、调整分工等形式，有计划地安排领导干部、业务骨干进行培训锻炼，积累领导经验，提高组织指挥能力和现场处置能力。要经常性地组织有针对性的训练和演练，使领导干部熟悉应对突发事件的职责任务、基本要求、处置方法等。在事件平息后，要及时进行回顾反思，既要总结成功经验，又要查摆剖析失败教训，寻求解决办法，不断提高实战水平。

（四）着力提高领导干部的调查研究能力。调查研究不仅是工作方法问题，而且也是领导水平和能力的重要标志。不懂得或不善于搞调查研究，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合格的领导干部。因此，领导干部一定要把调查研究作为一门科学对待，以高度的事业心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强化调研认识，不断提高调研水平。只有通过调查研究，才能正确认识改革开放面临的新任务，全面贯彻执行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才能提高统揽全局、驾驭局势的能力；才能了解群众需要，掌握群众的愿望，把好事办在群众心坎上；才能提高领导能力和决策水平，实现科学决策和民主决策。调查重在求实，研究重在求是。在实际工作中，多一份调查研究，就会少一点主观臆断，就能少犯一些错误。

调查研究也是自我学习提高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联系群众、为民办事的过程。当前，有的党员领导干部搞调查研究，不是亲自到一线实地考察、实地询问、实地感受，而是一级一级下发通知，将调研题目及需要准备的资料一级一级传到基层，让基层收集整理素材，形成调研文章。类似这样通过别人的调查研究，固然能够得到自己想要的材料，但这些材料却往往不是从实际和群众中得来的，其真实性大打折扣。失去真实性的调研，势必造成错误的判断，从而形成不切实际的决策。这种调研，其实是在“转变作风”的旗号下的一种新的“官僚主义”作风，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工作态度，直接影响了上级部门在基层的形象，基层干部

和群众对此也反感。因此，调查研究必须脚踏实地，身体力行，才能达到应有的效果。

（五）着力提高领导干部协调利益关系的能力。各级领导干部要善于用统筹兼顾的办法协调各种利益，用民主的办法化解各种矛盾。一要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建立健全利益调节和平衡机制，保护好各阶层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重点致力于突破城乡二元结构，保障好农民群众的就业、医疗、教育、社保等方面的权益，保护好下岗职工、残疾人、孤寡老人等弱势群体的切身利益。二要切实维护群众利益。切实维护好群众的经济、政治、文化权益，坚决纠正各种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重点解决在土地征用、城镇拆迁、企业改制中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及加重群众负担的行为。三要注重化解协调矛盾。对人民内部中的矛盾纠纷特别是一些突发性事件，要科学判断、准确定性、妥善解决。综合运用法律、经济、行政等手段和教育、协商、调解等办法化解矛盾，重点采用耐心细致的教育疏导方式，避免矛盾激化。要掌握协调处理规律，及时发现矛盾苗头，把矛盾解决在内部，解决在基层，解决在萌芽。①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2.②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623.本文是天津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TJDJ07-003）阶段成果。

作者简介：周多刚，（1967—）男，汉族，安徽定远人，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党建教研部副教授，天津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党的建设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贾锡萍(1964—)，女，天津市人，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党建教研部副主任、教授，天津理工大学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政党建设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联系地址：天津市南开区育梁道4号 天津市委党校党建教研部

邮编：300191。

联系电话：022-89899294

E-mail: ahzhdg@126.com

第四篇：新时期领导干部治理能力存在的问题及提升策略思考

新时期领导干部治理能力存在的问题及提升策略思考

在新时期环境下，群众工作朝着复杂化和多元化方向发展，群众工作的开展也面临着诸多的考验，这对领导干部的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想要确保群众工作的有效开展和改进，需要领导干部不断提升自身治理能力。但在现阶段实际的工作中，还普遍存在领导干部的治理能力有待提升的情况，下面，本文就针对领导干部治理能力存在问题及提升策略进行探讨，希望对领导干部的群众工作开展提供帮助。

加强社会治理对推动国家的治理体系以及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而在社会治理和群众工作中，领导干部治理能力直接关系到工作的质量与效果，因此一定要重视对领导干部治理能力的提升。而在领导干部治理能力中还存在诸多的问题，这对他们工作的开展和成效产生了不利，为了对他们社会治理中坚力量作用的充分发挥，就需要全面认识领导干部治理能力存在的问题，并针对其治理能力提出提升策略，这也是社会治理中需要一直重视的内容。

一、领导干部治理能力提升的重要性

现阶段我国处在发展的机遇期和社会矛盾的凸显期，很多的社会问题频繁出现，这对社会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首先，社会的内部矛盾频发和易发，主要出现在住房、医疗、教育、安全和环境等领域内，各行业、各阶层的人群都可能会出现，在社会上由于劳资的纠纷、环境的污染、医患的纠纷、非法的集资等因素导致矛盾显著增多；同时社会组织的管理以及服务问题也是十分突出，各类的社会组织逐渐增多，而政社不分的情况也存在，很多社会组织的发展存在培育不足和活力不强的情况，导致作用不能游戏哦啊发挥；另外，社会的公共安全问题比较严峻，很多安全生产的事故和食品药品的安全等情况时常发生，这对人们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造成了威胁，外部的势力渗透破坏的活动也时有发生，这对国家安全造成了影响，在此社会发展背景下，通过对领导干部的治理能力实现有效提升，才能够最大限度对社会活力实施激发，强化和谐和安全因素，对广大人民根本性利益实现维护，促进党和国家长期、稳定发展。

在新时期，社会经济发展以及对外开放趋势的不断加深，我国人民社会需求的结构也出现深刻变化。首先，人们基本生存的需求得到了满足，对其他发展需求更为迫切；同时人们基本的需求标准也在逐渐提升，对权利的需求也是有着强烈的要求。在此时代背景下，人们在衣食住行的基本需求得到满足后，对生活的品质要求越来越高，并且人们对自身权利更加关注与重视，希望可以具备表达权、参与权等，并实现自身知情权和监督权等的保障。而面对这些情况，想要对社会需求的结构变化进行满足，就需要对领导干部实现治理能力的提升，这也是推动社会发展、满足人们意愿的必然要求。

二、领导干部治理能力方面存在的问题

（一）治理认知同质化

在管理工作以及治理工作的开展中，都要围绕着相应组织目标来实施资源的合理配置，并通过一定管理的工具来进行施行和落实。但还有领导干部在工作开展中，对治理还存在一定的理解不到位或者偏差情况的存在，他们常把管理和治理当作等同看待，没有将两者的区别进行清晰认识，进而在治理工作中普遍认为管理人员就是在上层做好决策，发号施令指导下层人员工作的开展，这就呈现出一种从上而下的管理程序，下层人员一直处在单向的工作开展模式中；还有的认为领导干部是治理主体表现，而管理者是推动工作开展和事业发展主要动力，只有领导干部做好指令和命令的发号，才会对管理者存在感进行体现。另外，相关领导干部还存在群众观念的不强，对民主以及依法的治理中还存在一定的偏差，对它们内涵与路径等方面理解的不深入与不准确等情况，这无形中对人们话语权和参与权产生了影响。

（二）治理方法单一化

对于治理能力来说，它本质也体现出管理的内涵，它对传统单向管理模式实现了有效转变，对多元化的主体协商配合和共同参与更加注重与提倡，是对管理能力进一步的延伸，管理形态也更加高级。但在实际的工作中，还存在相应领导干部思想和观念的没有转变情况，在对相关制度修订中，往往没有从长远战略的角度出发和考虑，对制度的完善缺乏有效性；同时管理方式还普遍存在粗放性，不够精细化，群体协同作用并没有充分发挥，对群体潜能也不能实现有效激发，联动效应的缺乏，导致基层人员和领导干部间存在互信度的不高情况，进而基层人员常出现对领导干部相关决策的消极和抵触现象。另外，一些干部在能力素质方面和工作的岗位要求存在不适应的情况，他们的服务意识以及服务能力和实际要求存在一定的差距，面对时代发展的新趋势和新变化，不能高质高效进行工作的开展和落实。

（三）治理水平差异化

在实施社会治理工作开展中，领导干部的治理能力关系治理成效，他们治理水平是治理体系和治理结构范式的体现。在现阶段时代发展和社会改革的背景下，很多领导干部在治理水平方面并没有实现管理工作的深化，还停留于管理者局限性，比较常见领导干部大包大揽，对一切亲力亲为，且对下属的工作缺乏持续性和耐心性指导；同时还有领导干部表现出虎头蛇尾的情况，在工作部署前期热情高涨，但在任务的落实和执行中却存在不足，并未对工作进展及时进行跟进；另外，还有一些领导干部在工作开展中对基层人员情况不深入了解，对决策的研究与制定中，就会导致对基层人员情况的忽视，导致决策出现和实际情况的偏差情况。最后，一些领导干部在治理工作中，并没有借助新时期先进的信息技术作为手段，对互联网、新媒体等平台存在运用的不合理，这就导致他们工作期间常出现被动的状态。

三、领导干部治理能力的提升策略

（一）增强对质量的理解，加强对制度的执行

在对领导干部的治理能力提升中，通过加强他们对质量的理解，能够确保他们深入认识治理工作的重要性与必要性，更加积极进行工作的开展，确保对制度的执行。首先，领导干部自身要具有觉悟和思考意识，不断加强对治理质量的理解，在日常生活中多关注治理方面的工作动态，对先进的治理观念和治理手段进行不断引进，从而来不断提升治理质量；其次，针对领导干部还要强化他们对质量的理解，可以采取工作讨论制度和定期总结制度等，来对他们工作中的不足和存在的缺陷等实施全面分析，并针对这些不足和缺陷开展研討活动，确保对它们的有效解决和后期预防；再次，制度能够为治理工作提供规范的依据，还能够对治理工作行为进行约束，要加强对制度的执行和监督，通过制度来提升领导干部治理的能力。

（二）培育治理观念，营造治理环境

在治理工作的开展中，良好的治理观念对工作具有保障作用，因此在对领导干部的治理能力提升中需要对他们的治理观念实施培育。培育主要通过培训学习活动实现，可以以相应主题进行学习会议或者研讨会议的开展，对他们的思想实施解放；还可以通过对不同层次和不同岗位中领导干部实施针对性与区别性培训活动的开展，全面培育各个领导干部治理观念。通过这些培育活动，把现代化的治理理念向他们灌输，促进领导干部对治理理论内涵的深刻领会，强化他们树立积极协调和多方参与的治理意识。

在对领导干部的治理能力提升中，治理环境的营造至关重要。在治理环境的营造中，宏观方面要做好治理文化和治理精神的打造；在中观方面要实现部门的治理和条线的治理等有效结合；在微观方面要对治理环境细分成办公室的治理、部门的治理、教研室的治理等一些个体化的环境。同时，还要组织一些治理文化和治理体系主题的专项培养活动，打造出治理文化环境生态，从而让治理观念融入到文化氛围，对领导干部思想和行为实施规范与约束，对基层人员等一些利益的相关者参与到管理中的意识进行激发。

（三）完善治理机制，探索治理实践

在治理工作开展中，想要实现对领导干部的治理能力有效提升，相应治理机制具有保障作用，因此需要对治理机制实施不断完善。首先，要建立选拔和任用的机制，把干部选拔和任用保持在合理比例中，且对领导干部存在年龄的差异性、知识的结构层次和学科的背景等实施综合考量；其次建立领导干部权力与责任落实机制，对新提的任干部要实施责任清单以及考核的机制；再次，还要建立基层调研的制度，使领导干部能够定期深入到基层；另外，还要进行治理能力的考评和激励机制等建立，对他们的工作能力实施定期有效考核，并结合激励手段促进他们能力的不断提升。

对领导干部的治理能力提升中，治理实践是核心部分，而领导干部的治理能力也是通过治理实践来体现，因此，要求对治理实践实施积极探索。首先，对领导干部要开展集中学习的研讨，对需要做什么、怎样做等要求进行明确，并对治理实践的模式和要求实施贯彻落实；其次，要把现代化治理理念、精细化管理模式、多元化治理主体和信息化治理的手段等综合考虑到发展规划中；再次，要对党政的组织以及学术的组织职责权限实施合理、合法地界定，對两者的关系进行理顺和明确，确保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有效分离。

四、结语

综上所述，领导干部治理能力的提升对治理工作的开展具有重要的意义，这就需要面对领导干部治理能力存在的问题及时采取有效的策略，做好对领导干部治理能力的提升，这也是确保治理工作有效开展与实施的必然要求。

第五篇：民族地区干部队伍的政治建设与治理能力提升

民族地区干部队伍建设是党的民族工作和干部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把提高治理能力作为新时代干部队伍建设的重大任务。对于民族事务和民族地区治理而言，要完善和发展民族事务治理体系，提升民族事务治理能力，就必须以党的政治建设统领民族地区干部队伍建设，在政治方向、政治立场和政治能力等方面不断提升民族地区干部队伍的治理能力。

一、民族地区干部要切实把准政治方向，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决践行“两个维护”

政治方向是事关党和国家生存发展第一位的问题。对于一个政党和一个国家而言，领导核心至关重要。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动力和活力所在。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决维护党中央的权威，是我们做好民族工作、维护民族团结、解决民族问题的总前提和根本保证，这已为长期的历史实践所证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把握政治方向和政治定力的根本保证。针对我国领土幅员辽阔、区域差异明显、民族宗教情况复杂的现实，如果没有坚强有力的政治领导和组织保障，就很难实现和保障民族团结与国家统一。

加强政治建设，必须把对党的绝对忠诚作为“压舱石”。民族地区干部要始终将对党的绝对忠诚放在第一位，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始终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切实做到认识形势要把准政治方向，思考问题要注意政治立场，推动工作要落实政治要求。必须从政治上对待民族工作和民族事务，从政治上认识和处理民族关系与民族问题，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在思想上、政治上和行动上始终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坚决贯彻和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历史实践证明，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使我国各民族凝聚、团结、发展和繁荣。

二、民族地区干部要坚决站稳政治立场，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牢记民族工作的初心和使命，全心全意为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服务

人民立场是我们党的根本政治立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是我们党一切行动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就是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价值取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我们党政治立场的鲜明特征就是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前赴后继、英勇奋斗的价值立场和根本动力。初心决定使命，使命践行初心。初心指向主观世界改造，涉及“我是谁、为了谁”的问题。使命指向客观世界改造，涉及“做什么、怎么做”的问题。初心和使命的结合，则指向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统一和改造，涉及“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具体落实到民族工作中，就是要坚持民族平等，搞好民族团结，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个民族也不能少。无论是整体层面的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还是具体层面的民族工作中的初心和使命，都集中体现了党的性质宗旨、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党的十九大报告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确立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据统计，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人民”一词共出现了145次，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人民”一词共出现了203次，体现出我们党对人民和人民性的高度重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党的政治建设，要紧扣民心这个最大的政治，把赢得民心民意和汇集民智民力作为重要的着力点。民族地区干部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汲取人民的智慧，激发人民的力量，增进人民的福祉，把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让各族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和民族团结红利。民族地区干部一定要怀着真诚的感情，认真贯彻和落实党的群众路线，在民族工作中倾听群众呼声，反映群众诉求，切实为群众办事，始终保持清正廉洁，与各族群众同呼吸共命运，不断增进民族地区干部与各族群众之间的鱼水之情，从而争取最大的人心。

三、民族地区干部要不断提升政治能力，注重防范政治风险，搞好民族团结，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政治能力就是把握方向、把握大势和把握全局的能力，就是保持政治定力、驾驭政治局面和防范政治风险的能力。政治能力包括党组织的政治能力和党员干部的政治能力两个层面。一方面要不断强化党组织的政治属性和政治功能，形成组织体系整体合力；

另一方面也要推动党员干部不断加强政治历练，不断锤炼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提升保持政治定力和防范政治风险的能力。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靠的就是各民族的团结友爱和共同奋斗；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更要靠各民族的团结友爱和共同奋斗。新时代新征程，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面临着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和新挑战。2019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特别强调：“各级党委要把民族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把懂不懂民族工作、会不会搞民族团结作为考察领导干部的重要内容。”团结统一是国家的最高利益，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前提和基础。因此，民族地区干部既要善于保持政治定力，积极防范各种政治风险，又要敢于同各种制造民族分裂和破坏民族团结的行为作斗争，对各种渗透颠覆破坏活动、暴力恐怖活动、民族分裂活动和宗教极端活动等，要严密防范、坚决打击。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系统总结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十三个方面的显著优势，作出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战略部署。推进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地区干部队伍作为国家治理和民族事务治理体系的主力军，其治理能力和水平的高低直接关系到治理现代化的发展与成效。新时代民族地区干部队伍必须将政治和业务、理论和实践密切结合，懂治理、能治理、敢治理、善治理，以过硬的治理能力为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推进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做出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