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污腐败现象的社会学解读

第一篇：贪污腐败现象的社会学解读

贪污腐败现象的社会学解读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贺国强4月1日在中央党校作反腐倡廉专题报告时强调，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任务依然艰巨。党员干部的贪污腐败现象严重影响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党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从长远来说还有危及到我党的执政地位。贪污腐败现象已经不光是一个政党的执纪问题，已经成为一个社会问题，成为了多种领域的研究范畴。社会学是研究和解决社会问题的一门科学，在贪污腐败问题上，我偿试通过社会学的视角简单地分析一下贪污腐败现象。

一、帕金斯“结构功能主义”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讲，一个社会就是一个系统，系统内部各个组成部分通过通力协作、执行各自功能，使整个社会系统运行有序。塔尔科特·帕森斯是美国最著名的社会学家，是现代结构功能主义的集大成者。在他看来，社会的各个系统乃至整个行动系统都面临着一些大致相同的基本功能和要求，满足这些要求是系统生存的先决条件，而这些要求是通过系统的内部结构得到满足的系统。他概括了一个系统能够正常动作的四大条件：适应(A)、目标达成(G)、整合(I)、维模(L)，即著名的帕森斯A—G—I—L框架。A ——适应(Adaptation)，G——目标达到(Goal-attainment)，I——整合(Integration)，L——潜在的模式维持(Latency pattern maintenance)。中国共产党作为我国唯一的执政党，拥有近8000万党员，可以看作是一个独立的系统。适应(A)——中国共产党是人民的选择，能够领导中华民族走向繁荣的唯一政党，是与整个外部环境相适应的，也是历史所证明了的；目标达成(G)——中国共产党党章明确规定了党的路线方针、党的行动纲领和行动目标，它们是全体党员共同追求的最终目标；整合(I)——党的内部各部门、各个党员个体以党确立的目标为中心，共同努力，以达到党的系统目标。维模(L)——党通过建章立制，约束党员干部的行为活动，维持和加强党的领导，维护党的整个团队系统的稳定和发展，而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基本职能也此功能上得到体现。可以看出，帕金斯所倡导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在我们中国共产党这个典型的系统中得到最好的诠释。

二、迪尔凯姆“社会反常理论”

然而社会系统并不是都能够按照帕森斯的A—G—I—L框架所设定的那样正常运行，在系统运行的过程中会出现许多意外的情况，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称它为社会反常状态理论。社会反常状态理论认为，任何一个系统都会为其成员确立一套大家共同认同和遵守的规范，这些规范提供给成员们获得社会稀缺资源的合法途径和手段。打个比方吧，处于一个系统中的个体接受社会系统所确立的社会规范和价值目标，也接受该社会整体所确立的获得利益的手段，同时社会也为各阶层的成员提供了实现社会价值目标的合法途径，那么社会处于运行有序的正常状态。反之，当社会系统无法提供给社会中的个人或群体合乎规定的途径实现他们所接受的社会价值目标时，或者是社会系统中的规范与规范之间存在矛盾和冲突的时候，社会就处于反常状态下。这就是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的社会反常状态理论。反常状态下的个体行为称为“越轨”行为。

全国范围内不断前“腐”后1继的贪污腐败现象就是典型的社会反常状态。在这种反常状态之下，党纪国法在腐败分子面前已经失去有效的约束力了。据中纪委2011年1月份发布的2010年度反腐成果，2010年年度，全国纪检监察部门共接受信访举报1427186件（次）[同

比增长108824件（次）]，初步核实违纪线索163480件（同比增长22652件），立案139621件（同比增长24201件），结案139482件（同比增长37589件），处分146517人（同比增长39891人）。其中，给予党纪处分119527人（同比增长34174人），给予政纪处分38670人（同比增长8952人）。通过查办案件挽回经济损失89.7亿元（同比增长45.3亿元）。从上面的数据可以清析地看出来，反腐败不论在数量还是数额上都呈现出逐年递增的现象。一方面体现了党惩治腐败的决心和力度逐年加强，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反腐形势的严峻。这种社会反常状态如果继续持续恶化，将会影响到政府的公信力和我党的执政地位。

三、越轨行为理论

美国最著名的社会学家罗伯特·金·默顿提出“当社会不能提供达到目标的可接受手段时，就会有越轨行为发生”。社会学中所说的越轨行为是对社会控制的反判，是对社会规范的背离。在党员干部贪污腐败是一种违反党纪国法的行为，是与党的纪律和中国的法律制度相违背的。这种不正常的腐败现象就是社会越轨行为。那我们如何防止贪污腐败的越轨行为呢？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来，要使社会成员避免越轨必须满足两个方面的条件：建立一个真正公平、公正的社会制度，这种制度体系必须将一切特权排除在外，最大限度地实现公平公正，真正做到制度面前人人平等；二是能过制度允许的正常手段能够获得正当所需。首先，在制度设定的问题上，古代有“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说法，现如的“制度面前人人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都是旨在建立一个对每个人都公平的社会规范，一个公平的社会制度或社会规范是一个社会所能正常运转的基本要素。我国自古至今都十分重视制度和社会规范的建设，周朝统治时期就出现了《周礼》，它是我国保存最早的系统完整的行政法法典，随着各个时期我国法律体系的不断完善，到目前为上，我国的法律体系包括２２９部国家法律、６７９部国务院通过的行政法规、８５６１部地方性法规和规章、１２０００部行政规章。立法更要执法和守法，所有的法律和制度都是要人去执行的，然而在执行各种法律和制度的过程中，并不能真正地做到制度面前人人平等，在有些党员干部心中，党纪国法形同虚设，吃拿卡要、干扰司法、阳奉阴为。有人称这是“官本位”思想的遗毒，有人称是中国国民素质的软件跟不上经济发展的硬件，不论如何，既定制度在部分党员干部面前显得没有太大的威信，而在正常的状态之下，官的因素必须要远远小于制度的因素，身份的因素必须要弱于法律的因素。其次我们来说说第二个方面，通过执行制度所能允许的手段是否能够满足正常的需求。在中国的国情下，党员干部通过自己的劳动还是基本能够维持正常人的生活状况的，虽然算不上大富大贵，但是过上中等水平家庭的生活还是可以保证的，这其实也是付出与回报的问题。关于中国官员收入问题社会上广有讨论，有的认为工资过高，与劳动强度不成正比，有的认为应该学习新加坡，实行高薪养廉。我认为，每年被党内处分直至移交司法程序进行处理的党员干部队伍庞大，级别有高有低，收入有厚有薄，家庭条件有好有差，这些官员的堕落难道只用报酬问题就能涵盖得了的吗？我看不尽然。最近刚刚落马的杭州市副市长许迈永，人称许三多，“钱多”、“房子多”、“女人多”，金钱只是他的贪求之一，色相、地位、虚名都是他追逐的目标，许三多其实就是贪污腐败分子众多表现形式的一个综合体，从他身上能够折射出贪污腐败分子腐朽的心理本质——价值观的荒芜。在对党纪国法的漠视加上自身价值观的荒芜两者共同作用之下，一批又一批的党员干部脱离了正确的轨道，滑向腐败的深渊。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据报道，被视为菅直人首相强有力接班人的48岁外相前原诚司，被在野党挖出他曾接受外国人“政治献金”5万日元(约3989元人民币)的丑闻。在短暂的两天考虑后，他鞠躬谢罪，称以辞职承担责任，还日本形象和声誉一个清白；某国的部长级高

级官员仅为参加服务对像的一次宴请而引咎辞辞职；某国普通政府雇员因一次轻微酒后驾车而交上辞职报告„„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在发生在国外我们就觉得很正常，发生在国内我们会认为这是一个反常现象。这里不得不提到社会学中一个著名的理论——标签理论。

四、社会标签理论

标签理论可以这样解释，如果大部分人给一个人或一个群体下了定义，那么在这个定义就成为这个人或这个群体的代名词，给别人片面的理解。现在许多党员干部不信马列信厚黑、不信群众信自己、不信理想信金钱的现象很多，他们认为别人都是这么看了，也是这么去做的，我同样也是干部，我为什么就不能去这么做呢，当干部就应该追求晋升、向往金钱，“三年穷知府，十万雪花银”成了他们内心难以撼动的价值观，最终将贪污收贿变得习以为常，落入腐败的深渊。这种习以为常的心理惯性成为继上面讲的漠视党纪国法和价值观的迷失之外第三个重要的原因。

通过不断的摸索改革，目前各级针对党员干部廉洁从政的制度建设已经很完备，但是全国反腐败的形势依然很严峻，透过社会学者的视野，我认为保证一个政党的清廉高效，必须满足三个方面的条件：一是继续完善公正的社会制度，除了党纪和国家法律之外还包括用人制度、选举制度、各种分配制度等等。二是“外病内治”，正如胡锦涛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强调的，要树立党员干部正确事业观、工作观、政绩观，也就是要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让党员干部真正知道自己应该追求什么，不应该追求什么，以一名党员干部的角色在自己的人生舞台上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三是要抛弃思想上的“标签”，有句话叫“芝兰生于幽谷，不以无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为穷困而变节”，只有守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才能“从心所欲不逾矩”，只有坚持自己为官做人的底线，才能走得更远更好。(

第二篇：贪污腐败现象的社会学解读

贪污腐败现象的社会学解读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贺国强4月1日在中央党校作反腐倡廉专题报告时强调，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任务依然艰巨。党员干部的贪污腐败现象严重影响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党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从长远来说还有危及到我党的执政地位。贪污腐败现象已经不光是一个政党的执纪问题，已经成为一个社会问题，成为了多种领域的研究范畴。社会学是研究和解决社会问题的一门科学，在贪污腐败问题上，我偿试通过社会学的视角简单地分析一下贪污腐败现象。

一、帕金斯“结构功能主义”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讲，一个社会就是一个系统，系统内部各个组成部分通过通力协作、执行各自功能，使整个社会系统运行有序。塔尔科特·帕森斯是美国最著名的社会学家，是现代结构功能主义的集大成者。在他看来，社会的各个系统乃至整个行动系统都面临着一些大致相同的基本功能和要求，满足这些要求是系统生存的先决条件，而这些要求是通过系统的内部结构得到满足的系统。他概括了一个系统能够正常动作的四大条件：适应(A)、目标达成(G)、整合(I)、维模(L)，即著名的帕森斯A—G—I—L框架。A ——适应(Adaptation)，G——目标达到(Goal-attainment)，I——整合(Integration)，L——潜在的模式维持(Latency pattern maintenance)。中国共产党作为我国唯一的执政党，拥有近8000万党员，可以看作是一个独立的系统。适应(A)——中国共产党是人民的选择，能够领导中华民族走向繁荣的唯一政党，是与整个外部环境相适应的，也是历史所证明了的；目标达成(G)——中国共产党党章明确规定了党的路线方针、党的行动纲领和行动目标，它们是全体党员共同追求的最终目标；整合(I)——党的内部各部门、各个党员个体以党确立的目标为中心，共同努力，以达到党的系统目标。维模(L)——党通过建章立制，约束党员干部的行为活动，维持和加强党的领导，维护党的整个团队系统的稳定和发展，而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基本职能也此功能上得到体现。可以看出，帕金斯所倡导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在我们中国共产党这个典型的系统中得到最好的诠释。

二、迪尔凯姆“社会反常理论”

然而社会系统并不是都能够按照帕森斯的A—G—I—L框架所设定的那样正常运行，在系统运行的过程中会出现许多意外的情况，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称它为社会反常状态理论。社会反常状态理论认为，任何一个系统都会为其成员确立一套大家共同认同和遵守的规范，这些规范提供给成员们获得社会稀缺资源的合法途径和手段。打个比方吧，处于一个系统中的个体接受社会系统所确立的社会规范和价值目标，也接受该社会整体所确立的获得利益的手段，同时社会也为各阶层的成员提供了实现社会价值目标的合法途径，那么社会处于运行有序的正常状态。反之，当社会系统无法提供给社会中的个人或群体合乎规定的途径实现他们所接受的社会价值目标时，或者是社会系统中的规范与规范之间存在矛盾和冲突的时候，社会就处于反常状态下。这就是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的社会反常状态理论。反常状态下的个体行为称为“越轨”行为。

全国范围内不断前“腐”后1继的贪污腐败现象就是典型的社会反常状态。在这种反常状态之下，党纪国法在腐败分子面前已经失去有效的约束力了。据中纪委2011年1月份发布的2010反腐成果，2010年，全国纪检监察部门共接受信访举报1427186件（次）[同比增长108824件（次）]，初步核实违纪线索163480件（同比增长22652件），立案139621件（同比增长24201件），结案139482件（同比增长37589件），处分146517人（同比增长39891人）。其中，给予党纪处分119527人（同比增长34174人），给予政纪处分38670人（同比增长8952人）。通过查办案件挽回经济损失89.7亿元（同比增长45.3亿元）。从上面的数据可以清析地看出来，反腐败不论在数量还是数额上都呈现出逐年递增的现象。一方面体现了党惩治腐败的决心和力度逐年加强，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反腐形势的严峻。这种社会反常状态如果继续持续恶化，将会影响到政府的公信力和我党的执政地位。

三、越轨行为理论

美国最著名的社会学家罗伯特·金·默顿提出“当社会不能提供达到目标的可接受手段时，就会有越轨行为发生”。社会学中所说的越轨行为是对社会控制的反判，是对社会规范的背离。在党员干部贪污腐败是一种违反党纪国法的行为，是与党的纪律和中国的法律制度相违背的。这种不正常的腐败现象就是社会越轨行为。那我们如何防止贪污腐败的越轨行为呢？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来，要使社会成员避免越轨必须满足两个方面的条件：建立一个真正公平、公正的社会制度，这种制度体系必须将一切特权排除在外，最大限度地实现公平公正，真正做到制度面前人人平等；二是能过制度允许的正常手段能够获得正当所需。首先，在制度设定的问题上，古代有“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说法，现如的“制度面前人人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都是旨在建立一个对每个人都公平的社会规范，一个公平的社会制度或社会规范是一个社会所能正常运转的基本要素。我国自古至今都十分重视制度和社会规范的建设，周朝统治时期就出现了《周礼》，它是我国保存最早的系统完整的行政法法典，随着各个时期我国法律体系的不断完善，到目前为上，我国的法律体系包括２２９部国家法律、６７９部国务院通过的行政法规、８５６１部地方性法规和规章、１２０００部行政规章。立法更要执法和守法，所有的法律和制度都是要人去执行的，然而在执行各种法律和制度的过程中，并不能真正地做到制度面前人人平等，在有些党员干部心中，党纪国法形同虚设，吃拿卡要、干扰司法、阳奉阴为。有人称这是“官本位”思想的遗毒，有人称是中国国民素质的软件跟不上经济发展的硬件，不论如何，既定制度在部分党员干部面前显得没有太大的威信，而在正常的状态之下，官的因素必须要远远小于制度的因素，身份的因素必须要弱于法律的因素。其次我们来说说第二个方面，通过执行制度所能允许的手段是否能够满足正常的需求。在中国的国情下，党员干部通过自己的劳动还是基本能够维持正常人的生活状况的，虽然算不上大富大贵，但是过上中等水平家庭的生活还是可以保证的，这其实也是付出与回报的问题。关于中国官员收入问题社会上广有讨论，有的认为工资过高，与劳动强度不成正比，有的认为应该学习新加坡，实行高薪养廉。我认为，每年被党内处分直至移交司法程序进行处理的党员干部队伍庞大，级别有高有低，收入有厚有薄，家庭条件有好有差，这些官员的堕落难道只用报酬问题就能涵盖得了的吗？我看不尽然。最近刚刚落马的杭州市副市长许迈永，人称许三多，“钱多”、“房子多”、“女人多”，金钱只是他的贪求之一，色相、地位、虚名都是他追逐的目标，许三多其实就是贪污腐败分子众多表现形式的一个综合体，从他身上能够折射出贪污腐败分子腐朽的心理本质——价值观的荒芜。在对党纪国法的漠视加上自身价值观的荒芜两者共同作用之下，一批又一批的党员干部脱离了正确的轨道，滑向腐败的深渊。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据报道，被视为菅直人首相强有力接班人的48岁外相前原诚司，被在野党挖出他曾接受外国人“政治献金”5万日元(约3989元人民币)的丑闻。在短暂的两天考虑后，他鞠躬谢罪，称以辞职承担责任，还日本形象和声誉一个清白；某国的部长级高级官员仅为参加服务对像的一次宴请而引咎辞辞职；某国普通政府雇员因一次轻微酒后驾车而交上辞职报告„„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在发生在国外我们就觉得很正常，发生在国内我们会认为这是一个反常现象。这里不得不提到社会学中一个著名的理论——标签理论。

四、社会标签理论

标签理论可以这样解释，如果大部分人给一个人或一个群体下了定义，那么在这个定义就成为这个人或这个群体的代名词，给别人片面的理解。现在许多党员干部不信马列信厚黑、不信群众信自己、不信理想信金钱的现象很多，他们认为别人都是这么看了，也是这么去做的，我同样也是干部，我为什么就不能去这么做呢，当干部就应该追求晋升、向往金钱，“三年穷知府，十万雪花银”成了他们内心难以撼动的价值观，最终将贪污收贿变得习以为常，落入腐败的深渊。这种习以为常的心理惯性成为继上面讲的漠视党纪国法和价值观的迷失之外第三个重要的原因。

通过不断的摸索改革，目前各级针对党员干部廉洁从政的制度建设已经很完备，但是全国反腐败的形势依然很严峻，透过社会学者的视野，我认为保证一个政党的清廉高效，必须满足三个方面的条件：一是继续完善公正的社会制度，除了党纪和国家法律之外还包括用人制度、选举制度、各种分配制度等等。二是“外病内治”，正如胡锦涛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强调的，要树立党员干部正确事业观、工作观、政绩观，也就是要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让党员干部真正知道自己应该追求什么，不应该追求什么，以一名党员干部的角色在自己的人生舞台上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三是要抛弃思想上的“标签”，有句话叫“芝兰生于幽谷，不以无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为穷困而变节”，只有守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才能“从心所欲不逾矩”，只有坚持自己为官做人的底线，才能走得更远更好。(

第三篇：从哲学的角度浅谈贪污腐败现象

从哲学的角度浅谈贪污腐败现象

腐败现象古来有之，久治不绝，根深蒂固。当今，经济迅猛发展，竞争日益激烈，随之便出现了贪污受贿,以权谋私,权钱交易,挥霍浪费,腐败堕落,任人唯亲等不良的社会风气，大有愈演愈烈之势。这对人民、对国家、对整个社会有相当严重的危害。就是这样一种人民恨之、国家治之、社会斥之的不良社会现象。

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学习，我们知道，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事物的内部矛盾，也就是事物内部矛盾双方的对立统一。腐败，作为领导者行为的一种发展变化，它同样源于社会内部所存在的矛盾，也就是社会规则的有限性与个人欲望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而其中的社会规则和个人欲望作为矛盾的双方，都是客观存在的。客观地说，腐败形成的原因就是社会规则的不完善和不健全，如现时市场取向改革的负面效应，各项制度的不健全，监督制约机制的不严密，民主法制的不完善等等。而从主观上讲，其原因即是个人欲望的无限膨胀。部分党员干部不注重世界观的改造，不注重党性培养，因而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发生扭曲，从而导致个人欲望的膨胀，最终导致腐败。

然而，当我们用辩证的眼光去看待腐败问题时，应该肯定的是腐败官员也曾对社会做出过贡献，也曾给人民群众带来了利益，但是其不值得大为赞赏，因为他们是“在其位谋其政”。他们早期的贡献应该归功于按照客观规律办事，作出了符合客观实际的正确决策。党员干部为人民做出贡献，人民的心里自然会有一本账，会牢牢记取的，不会被埋没。但是，如果其走向了腐败，定然要受到应有的惩处，其功过、是非是无法相抵的。回顾历史，刘青山、张子善等人的腐败案件的处理就是最好的证明。

同样唯物辨证法认为，引起和被引起的关系就是因果联系，任何事物都处于因果联系之中，因果联系具有普遍性、客观性、条件性。在腐败现象中，利益的驱动是腐败现象产生的原动力，各种政策、法律、法规所存在的空隙的大小是腐败现象产生和发展的客观条件。抵制腐败力量的强弱是制约腐败发展速度的关键因素。因此，这要求我们承认因果联系的普遍性和客观性，一方面要善于探究事物的因果联系，从而正确认识事物，进行科学研究；另一方面，要正确把握事物的因果联系，提高实践活动的自觉性和预见性。坚持从实际出发，认真总结经验，不断推进工作创新，推动反腐败工作从着力治标、侧重遏制，到标本兼治、综合治理、逐步加大治本力度，再到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转变，努力把改革的推动力、教育的说服力、制度的约束力、监督的制衡力、惩治的威慑力有机结合，形成了反腐倡廉建设的合力，增强了反腐倡廉工作的科学性。

“反腐败像雷阵雨，雷声大，雨点小，刮一阵风就拉倒。”这是在实际生活中，有的人对当前反腐败形势的一个比喻，认为反腐败斗争“光说不练”，实际成效不明显。那么，反腐败真的是“雷声大，雨点小”吗？其实，这种看法并不符合事实。事物发展的总趋势是前进的，而发展的道路则是迂回曲折的，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前进性与曲折性的统一。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在前进中有曲折，在曲折中向前进，是一切新事物发展的途径。因此，这要求我们既要坚定信心，又要准备走曲折的路。要正确对待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前进中遇到的困难和人生道路上的曲折。

第四篇：论贪污贿赂罪――浅谈我省交通行业贪污腐败现象

论文摘要近年来，我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进入快速增长期。投资开始大幅攀升，社会资金大量涌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与不完善的制度结构相结合，出现的最引发社会关注的问题之一，即交通行业贪污腐败日趋严重。贪污贿赂犯罪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实施的经济犯罪，它是侵害国家工作人员职务廉洁性、损害党群干群关系、败坏党风的严重腐败行为，是侵入党和国家肌体的毒瘤，必须坚决予以铲除和预防。全国交通系统腐败案件的持续高发，不仅极大地损害了交通行业形象，给国家财产造成巨大损失，也对交通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交通系统在思想上、社会舆论上、工作上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从1996年以来，全国有12个省、区交通厅的21名厅级领导干部受到查处，其中厅长10人。据不完全统计，还有367名处级及以下人员被查处。其中的教训发人深省，形势相当严峻。从案件的种类来看，串案、窝案较多；从案件的性质来看，贪污受贿案居多，而且涉案金额巨大；从作案的手法来看，大多是领导干部利用职权违反规定直接干预插手招标投标、工程分包、物资采购、资金拨付等经济活动，为他人谋取利益，从中收受巨额贿赂。交通行业贪污腐败现象的预防与监督需要加强教育，筑牢思想道德防线；健全制度，从根本上防止权力腐败；强化监督，以权治权；严肃查处违纪违法案件。关键词：交通行业

贪污腐败

贪污贿赂罪 经济犯罪

预防与监督近年来，我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进入快速增长期。投资开始大幅攀升，社会资金大量涌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与不完善的制度结构相结合，出现的最引发社会关注的问题之一，即交通行业贪污腐败日趋严重。那么在交通行业，贪污贿赂犯罪有什么特点和规律，它的发生有什么原因及如何进行预防，笔者结合自己的学识，谈一些体会和认识。

一、贪污贿赂罪概述贪污贿赂犯罪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实施的经济犯罪，它是侵害国家工作人员职务廉洁性、损害党群干群关系、败坏党风的严重腐败行为，是侵入党和国家肌体的毒瘤，必须坚决予以铲除和预防。

（一）、贪污贿赂罪概念和主要特征贪污贿赂罪，是指国家主体工作人中人员利用职务之便实施的玷污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的廉洁性，侵犯公私财物所有权的行为。贪污贿赂罪具有以下主要特征：

1、污贿赂罪的犯罪主体，绝大部分是特殊主体，即国家工作人员。少数犯罪可以由单位或一般主体构成。如行贿罪、对单位行贿罪等。还有一些只能由单位构成，如单位受贿罪、单位行贿罪、私分国有资产罪等。

2、贪污贿赂罪在主观方面，只能由故意构成。犯罪动机多种多样，不影响本类犯罪的构成。

3、贪污贿赂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占有、使用公私财物的行为。这类犯罪行为有两个共同的特点：一是大部分犯罪都与一定的职务或职责密不可分，二是都是为了获取一定的经济利益。

4、贪污贿赂罪侵犯的客体主要是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的正常活动，同时，多数犯罪还侵犯了公共财产所有权和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empirenews.page--]

（二）、贪污贿赂的主要犯罪

1、贪污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行为。

2、挪用公款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的行为。

3、受贿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国家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以受贿罪论处。

4、行贿罪。是指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或者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数额较大，或者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回扣、手续费的行为。

5、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且差额巨大，而本人不能说明其来源是合法的行为。

6、隐瞒境外存款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违反国家规定，隐瞒境外存款不申报，数额较大的行为。

7、私分国有资产罪。是指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违反国家规定，以单位名义将国有资产集体私分给个人，且数额较大的行为。

8、私分罚没财物罪。是指司法机关、行政执法机关违反国家规定，将应当上缴国家的罚没财物，以单位名义集体私分给个人的行为。

二、交通行业贪污腐败问题的现状近几年，交通建设进入一个快速发展时期，规模大、投资多、交通行业成为腐败问题的多发、易发区。全国交通系统腐败案件的持续高发，不仅极大地损害了交通行业形象，给国家财产造成巨大损失，也对交通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交通系统在思想上、社会舆论上、工作上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从1996年以来，全国有12个省、区交通厅的21名厅级领导干部受到查处，其中厅长10人。据不完全统计，还有367名处级及以下人员被查处。其中的教训发人深省，形势相当严峻。从案件的种类来看，串案、窝案较多；从案件的性质来看，贪污受贿案居多，而且涉案金额巨大；从作案的手法来看，大多是领导干部利用职权违反规定直接干预插手招标投标、工程分包、物资采购、资金拨付等经济活动，为他人谋取利益，从中收受巨额贿赂。分析这些腐败问题产生的深层次原因，从主观方面讲，是他们放松世界观改造，背弃党的理想和宗旨，私欲极度膨胀的必然结果。但是，其中也暴露出交通系统管理体制、机制、制度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一些腐败分子钻管理体制、机制不完善、不健全的漏洞，谋取私利，给一些领导干部搞权钱交易提供了条件。加之监督制约机制不完善、不健全，监督弱化的问题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监督部门没有完全发挥应有的作用，工作缺乏独立性和主动性，管理体制的漏洞，客观上导致了监督的弱化和管理的盲区。

三、我省交通行业贪污腐败典型案例及分析

（一）、三任交通厅长被查处1、1997年曾锦成。曾任职务:周口地委副书记、地区行署专员、河南省交通厅原厅长。1989年9月至1996年2月期间，曾锦成利用其担任省交通厅厅长和周口行署专员职务之便，先后在其办公室和住处内，收受他人贿赂，并为他人谋取利益，共计37次。收受14.5万元人民币、0.95万美元，以及录像机、空调、电视机、照相机等贵重物品，价值8.7万余元。所收受赃款、赃物除案发前曾锦城主动退回0.9万元外，其余在案发后全部被追缴。判刑:1997年10月6日，漯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曾锦城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受贿所得赃款、赃物全部予以没收，上交国库。[!--empirenews.page--]

2、2001年张昆桐。曾任职务:河南省交通厅原厅长。曾喊出“让廉政在全省高速公路上延伸”口号的张昆桐在任建设厅副厅长和交通厅厅长期间，先后受贿21起、37笔，共计100多万元。其中，他在建设厅任职时受贿近37万元，在交通厅任职时受贿约31万元和4万美元。张昆桐在涉嫌受贿和挪用公款被采取措施时，距他的前任、河南省交通厅原厅长曾锦城因犯受贿罪被判处15年徒刑的时间仅1年零10个月。判刑:2001年3月27日，受贿100多万元、挪用公款10万元的原河南省交通厅厅长张昆桐，被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3、2003年石发亮。曾任职务:河南省交通厅原厅长。继原河南省交通厅长曾锦成、张昆桐先后因巨额经济犯罪被判刑后，后任的河南省交通厅厅长石发亮2003年2月又涉嫌重大违法违纪行为被纪检部门立案审查。石在上任之后提出的口号是“一个‘廉’字值千金”。但据有关方面现已查实的情况，石发亮涉嫌经济犯罪的数额及实施犯罪的手段[1][2][3]下一页 已超过了前两任。

（二）、三任交通厅长“前赴后继”被查处的原因分析

1、建设工程：诱人的金山。据了解，我国高速公路每公里平均造价超过3000万元。以浙江省为例，20世纪90年代初，沪杭甬高速公路每公里造价为3000万元；其后的甬台温、杭金衢高速公路每公里造价升至4000万元。

2、工程层层转包：腐败产生的关键环节。我国现行的招投标管理体制，对招投标活动的行政监管由多个部门负责。这种多部门管理的格局，虽然有利于发挥各有关部门在专业管理方面的优势，同时也造成了多头管理难以避免的弊端，使建设工程招投标各自为政、部门分割问题突出，形成行业垄断。这在客观上为领导干部插手分散自主管理的专业工程项目提供了机会。

3、绝对权力缺乏必要的制约。我国现行的交通投资体制是在交通系统内部封闭运行，采用投资、建设、管理、运营“四位一体”的管理模式。一切规费资金由交通部门自行征收使用，对外融资实行统贷统还，独立设置项目法人，再加上不受制衡的招投标市场，导致政府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个人化，个人权力绝对化。

4、管理机制政企混合。在资金运行，材料运行程序上也暴露出内部管理机制上的问题。有的领导部门和下面企业分不清，如政府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兼任企业的董事长，虽然是个别现象，而且现在这种现象少多了，但还没有完全杜绝。

5、用人机制问题。腐败现象暴露出来我们的用人机制有问题，干部任用、考察，包括上任以后的监督，控制、教育。我们党的用人制度没有问题，但我们对领导的选拔、考核、任用、管理、监督、教育机制等有问题。现在对一把手的监督，更多是靠自觉。现在管理权力过于集中，领导干部面临的腐蚀诱惑大，现在施工量和施工单位的矛盾是突出的，加上交通建设中利润空间大，这部分资金(主要是国家资金和贷款)赚钱后大部分可以如期到位，这也是对干部不利因素。

6、监督真空。由于体制上的原因，驻部纪检组在监督过程中也有很多具体问题和实际困难。如:地方的交通厅长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应该由地方党委和纪委管。交通部门不是垂直领导是业务归属指导的关系，因此很多情况下监督作用不能得到有效发挥。但从全行业上，交通部又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们有作为行业主管监管的责任，也有对普遍出现问题，调查研究，提出改正意见的责任。[!--empirenews.page--]

四、交通行业贪污腐败现象的预防与监督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纪委第三次全会上指出“从实践看，教育不扎实，制度不完善，监督不得力，仍然是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重要原因。十六届三中全会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根据形势的以展变化，提出了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目标。这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新要求，是加大从源头上预防腐败的根本举措”。我们要按照这一要求，坚持标本兼治，惩防并举，深入推进全省交通系统反腐倡廉工作。

（一）、加强教育，筑牢思想道德防线。反对腐败，教育是基础。对大多数党员干部而言，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主要还是立足于教育，着眼于防范。在教育的内容上，要从四个方面加强教育，一要加强理想信念教育，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三要加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教育，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充分认识我们手中的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只能用来为人民谋福利，而不能用来谋取个人私利。三要加强求真务实教育，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要始终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把维护群众利益作为工作的第一职责，把群众满意作为工作的第一标准，脚踏实地，埋头苦干，重实际、鼓实劲、求实效，不图虚名，不务虚功。四要大力加强党风党纪教育，使广大党员干部自觉地遵纪守法，做到令行禁止。要不断改进教育方法，增强教育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要根据形势发展，不断摸索和总结，创造出更多丰富多彩的教育形式，进一步提高教育的效果。要继续抓好警示教育，运用反面典型，进行直观、形象、具体的教育，使广大党员干部从中汲取教育教训，防微杜渐，做到自警、自醒、自律。同时，还要总结、宣传先进典型，进行示范教育，广泛宣传勤政廉政的党员干部，大力弘扬正气，鼓舞士气。要充分发挥党组织、纪检监察部门等各方面的作用，扩大教育的覆盖面，形成教育的合力。通过教育，促使广大党员干部构筑起牢固的思想道德防线，筑起不倒的精神长城，自觉抵御各种不良风气和腐败现象的侵蚀。

（二）、健全制度，从根本上防止权力腐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腐败现象之所以蔓延起来，从根本上说，是因为沿用多年的计划经济体制已经打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完善，新旧体制转换中的缝隙和漏洞，为腐败现象的滋生留了空间。因此，要从根本上遏制腐败，必须从制度建设入手，把制度建设贯穿于反腐倡廉工作的各个环节，努力形成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内部运作机制，使腐败分子无缝可钻，无机可乘，从源头上预防腐败现象的发生。严格按照中央提出的“四项改革”和“四项完善”的要求去做，即：加强行政审批、财政管理、投资体制、干部人事制度四项改革，完善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经营性土地使用权出让、产权交易和政府采购四项制度，要结合我省交通行业特点，以对权力制约、资金监控和干部任用为重点，在对现有规章制度进行清理的基础上进一步制定和完善交通建设规划、计划管理办法、质量管理办法、材料设备采购管理办法以及招投标监督实施办法，增强制度的可操作性和可监督性。要进一步完善业主、设计、施工、监理招投标制，坚决杜绝领导干部插手，干预工程招投标的行为和暗箱操作、明招暗定现象的发生；进一步健全和完善项目、计划决策制度，在政府投资项目的确定和安排上，实行各市申报，交通部门现场考察，交通、发改委共同审批，真正做到公开透明，集体决策；进一步完善行政审批制度，以贯彻实施《行政许可法》为契机，进一步抓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减少行政审批事项，简化行政审批程序，提高办事效率，方便基层和群众办事；建立健全以现金流量控制为重点的各项财务管理制度，继续落实“收支两条线”等规定，加强对资金的监管，特别是要加强对国企改革和各公路建设项目公司的财务监管，推行派驻财务总监的做法，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或利用改革之机谋取私利，化公为私，规范国有企业和项目公司负责人的行为，防止成为权力的牺牲品；大力推行政务公开制度，实行阳光行政，增加透明度和公开性，把交通建设的有关政策、目标、内容向社会公开，把项目选择制度改革，逐步创造一个民主公开、平等竞争、择优聘用、定期考核的用人机制，健全一种干部能上能下、能进能出、充满活力的管理体制，完善一套纪律严明、制度完备、群众参与的监督体系。[!--empirenews.page--]

（三）强化监督，以权治权。腐败的本质是公共权力的滥用，权利缺乏监督，就容易滋生腐败。反腐败的决定性胜利在于使权力支行得到有效监督。从这些年揭露出来的涉及领导干部的大案要案来看，一些领导干部的权钱交易行径之所以能够得逞，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对领导干部的监督软弱乏力。由于现行的监督制约机制存在漏洞，领导班子的内部监督流于形式，特别是对主要领导干部，同级党委不敢监督、同级纪委也不敢监督。为了强化党内监督，中央制定并颁发了《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在监督方面的经验，并从制度上加以保证，开启了党内条例监督的先河，必将有力推进由事后监督向事前监督的进程。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执行《条例》精神，切实加强对各级领导机关、领导班子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的监督。监上一页[1][2][3]下一页 督要突出重点，一要加强对工程建设中招投标、工程分包、材料采购、设计变更等重点环节的监督，及时发现问题，防患于未然；二要加强对计划、财务、征收、人事等重点岗位的监督，尤其对收费站内外勾结倒票等严重的违法违纪问题，要坚决严厉查处，防止类似事件的发生；三要加强对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特别是要加强对一把手的监督，凡属方针政策性的大事，凡属全局性的问题，凡属重要干部的推荐、任免和奖惩，都要按照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原则，由党委集体讨论作出决定，决不允许个人说了算。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要自觉接受监督。加强监督要完善事前监督的预防机制，加强对权力“源头”的控制，把监督关口前移；要完善事中监督的制约机制，加强对权力行为的控制，保证权力的正确使用，避免权力运行脱离轨道；要完善事后监督的惩戒机制，惩处违法违纪行为，起到警示作用，遏制腐败现象的发展和蔓延。加强监督要综合运用党内监督、国家专门机关监督、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等多种形式，不断扩大监督覆盖面，务求取得实效。

（四）严肃查处违纪违法案件。共产党不允许有任何特殊党员，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宪法、法律的权力，唯有如此，才能纯洁党的组织，保持党的先进性，提高党的战斗力。对各类腐败案件，一经发现，不论涉及到谁，都要一查到底，秉公处理，严惩不贷，绝不手软。通过查处违法违纪案件，震慑和打出腐败分子，使腐败分子在经济上倾家荡产，在政治上身败名裂，在心理上后悔莫及。查办案件既要坚决又要慎重，对违犯党的纪律的党员，应当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精神，按照错误性质和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直至纪律处分，做到宽严相济，区别对待。在重点查办大案要案的同时，还要着力查办一批发生在老百姓身边、侵害群众利益的案件，切实维护好人民群众的利益。纪检监察机关要严格依照职责、权限和程序，依法有序办案，加强案件审理，确保案件经得起检验。要重视信访举报工作，认真排查案件线索，既要严惩腐败分子，又要保障党员的合法权利。

当前交通系统改革发展任务十分艰巨，反腐倡廉工作十分繁重。我们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保持共产党的先进性，统一思想，坚定信心，振奋精神，团结奋斗，只争朝夕抓发展，坚持不懈反腐败，为交通事业全面快速发展打下坚实基础。[!--empirenews.page--]注释：[1]《刑法学》，政法大学出版．2000年4月出版，裴方川主编，第156页。[2]《邢法各论》，当代世界出版社，2000年4月出版，周振想、李汝川主编，第393－406页。[3]《贪污贿赂罪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04年12月，李希慧主编，第112页。[4]《受贿罪研究新动向》，中国方正出版社，2002年6月，孟庆华主编，第54页。[5]《贪污贿赂犯罪疑难案例精解》，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年10月，张建南主编第123－126页。参与文献资料：[1]《刑法学》，政法大学出版．裴方川主编。[2]《邢法各论》，当代世界出版社，周振想、李汝川主编。[3] 《贪污贿赂罪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李希慧主编。[4] 《受贿罪研究新动向》，中国方正出版社，孟庆华主编。[5] 《贪污贿赂犯罪疑难案例精解》，中国检察出版社，张建南主编。

第五篇：浅论我国改革开放30年以来的贪污腐败现象

浅论我国改革开放30年以来的贪污腐败现象

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已经30多年，这三十多年来除了带给我们国民经济的腾飞之外还带来国内各级官员的贪污腐败日益严重。本文试从改革开放以来腐败的总体现象出发，发掘腐败滋生和迅速蔓延的原因，并进一步一些结合我国新时期发展的新情况，提出一些反腐反贪的新建议。

一、改革开放以来腐败状况的总体透视

本文首先通过对最高人民检察院1980-2008年正式公布的腐败案件进行汇总统计。统计指标包括查处案件数、大案要案数、挽回经济损失数以及主要的腐败类型和重点治理领域等几个方面［资料来源：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1980年-2008年），http://www.xiexiebang.com/］。改革开放以来腐败案件的数量和涉及金额的变动趋势 ：

（1）1979-1980年为第一个周期。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战略，制定了改革开放的方针。此时经济体系的运行基本沿袭计划经济的模式。查处的涉及经济问题的案件数量仅数千件，1979年数据缺失，1980年查处案件只有7000件，大案要案89件（涉及金额一万元以上），腐败案件数量与改革开放前的水平相当。

（2）1981-1984年为第二个周期。腐败现象在1981年进入第一个波峰阶段，当年查处的案件开始急剧上升，达到31000件；1982年继续上升到32602件，这一年查处的大案要案激增到2512件。1983年数据缺失，1984年查处案件有小幅回落。1981-1983年涉及的金额数据缺失，1984年仅为0.9亿元。

（3）1985-1988为第三个周期。1985年查处案件数量上升到28000件，1986年急剧上升到49577件。该阶段内大案要案数量也呈急剧上升态势，1986年大案要案也达到这一周期的顶峰13888件，这一年案件涉及金额也增长迅速，达到了8亿元。1987年数据缺失，1988年查处案件回落到21100件。

（4）1989-1992年为第四个周期。查处案件数量在1989年形成高峰，达到58926件，大案要案也高达13507件。此后逐渐回落，1992年查处案件36700件，大案要案也降至9526件。涉及金额由1989年的4.82亿元上升到1990年的8.1亿元，1992年降至3.65亿元。

（5）1993-1997年是第五个周期。这一阶段我国的腐败现象蔓延比较快，几乎是直线上升。1993年是一个重要转折点，从这一年开始，腐败案件和大案要案的数量上升势头非常明显，分别在1996年和1997年达到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最高值，即145497件和48066件。1997年以后开始逐渐下降。在这一周期涉案金额一开始就从1993年的22亿元高位急剧攀升，并在1996年达到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个高峰67.80亿元。

（6）1998-2002年是第六个周期。1998年以后，腐败的蔓延势头受到遏制，数量下降比较明显，但是发案率仍然处于较高水平。2000年查办案件达45113件，大案要案18086件，其中100万以上的特大案件1335件。如1999年，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原副董事长金德琴侵吞公款达5000多万元；2000年，全国人大原副委员长成克杰受贿4000多万元；1998年，浙江金华特大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被查处，案值达63亿元；2000年，厦门特大走私案被查处，案值高达530亿元，偷逃税款300多亿元。这种大案要案，对国家和地方的政治、经济造成严重影响，破坏性是十分巨大的。

（7）2003-2007年是第七个周期。五年来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案件179696件，209487人，比前五年分别下降13.2%和9.9%，2007年立案数的比率比2003年提高了29.9个百分点，五年来立案侦查贪污受贿十万元以上、挪用公款百万元以上的案件35255件，涉及省部级以上33人。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达244.8亿余元。陈良宇、郑筱萸、邱晓华、刘志华、杜世成、李宝金、韩桂芝、王怀忠、高严、刘方仁……这些省部级官员纷纷落马，既彰显出检察机关加大对大案要案查办力度的战果，也极大地震慑了腐败犯罪势头的上扬。

二、当前中国腐败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

结合上述整理后的资料，可以得出改革开放以来贪污腐败的主要原因：

1.体制转型期出现的体制缝隙和漏洞使贪污腐败者有机可乘

当前，中国正处在体制转型的关键时期，在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文化体制和教育体制等改革的过程中，一部分旧的制度规范需要改革和调整，新的制度规范正在逐步建立和完善。一方面，在新旧体制的交替和转换过程中，旧的体制可能已经破除，而新的体制没有建立起来，并且，新的体制可能存在漏洞或短板，它的完善也需要时间，这样，在制度与制度之间不衔接、不配套的地方就会出现大量的体制缝隙和漏洞;另一方面，中国的改革采取了渐进策略，“双轨制”成为一定时期和部分领域改革的策略选择，这样，也导致体制缝隙和漏洞的大量存在与产生。体制转型期出现的体制缝隙和漏洞使贪污腐败者有机可乘，一些掌握了一定政治、经济、社会资源权力的腐败者正是利用体制缝隙和漏洞，通过各种手段侵吞、占有、攫取国家和集体乃至他人的财富。

更加值得重视的是，中国反腐败的体制机制并不健全。这主要表现在：一是反腐败机构之间分工不清晰、专业化程度不高;二是反腐败战略存在薄弱环节，廉洁教育的对象和手段需要进一步改进，预防腐败的针对性、前瞻性和专业化程度不高;三是反腐败的法律制度不完善，没有一部统一的《反腐败法》，对腐败行为的界定不清晰，党和政府部门的公开性和透明度不高。同时，中国对权力的监督与制约机制不完善。第一，中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的权力机关，其监督应该最具权威性和强制性，但目前其监督的实际效力没有充分发挥出来。第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制度存在不足，监督体制不够健全、不够科学，监督重点不够突出，难以抓住要害，特别是对“一把手”的监督不到位。第三，民主党派的监督作用，特别是对于执政党的监督作用，没有完全发挥出来。第四，由于政府工作的制度、程序、行政活动公开化的机制还不够健全，透明度不高，群众和社会监督渠道不畅。第五，新闻舆论监督亟待加强和完善，新闻工作者的工作权利和舆论监督权力还缺乏充分的法律保障，影响了舆论监督效力的发挥。[7] 因此，中国反腐败体制机制的不完善也为腐败的产生提供了制度空间。

2.对腐败的惩罚力度不足以遏制腐败的蔓延

惩罚是对付违法犯罪与腐败行为最重要的手段。对于某种“流行”的恶行，惩罚一定要及时，将它“扼杀”于起始之时。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对于腐败问题并没有采取有力的惩治手段。长期以来，中国的反腐败工作，特别是对腐败行为的惩治往往集中在受贿者，即主要是党政官员的一方，并且，对行贿者和受贿者的惩治力度存在较大差距。首先，受贿者所受到的最高量刑要高于行贿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犯行贿罪最高可处以无期徒刑，而犯受贿罪最高却可处以死刑。其次，2005年之前实际因为行贿罪而受到起诉的人很少。在1998年至2002年的5年间，中国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行贿案件6440件，只相当于同期立案侦查的贪污贿赂、渎职等职务犯罪案件数(207103件)的3.1%。由于惩处的力度不够，增强了一些领导干部的侥幸意识，削弱了他们的自律意识。看到一些人非常腐败，不仅没有受到惩罚，反而被提拔重用，不少人心理不平衡，开始起而效尤。这种逆向激励和示范效应，使得一些人热衷于所谓的官场技巧和社会关系，导致他们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发生扭曲，从而开始滑向腐败的深渊，也使得各种腐败行为因“低风险、高收益”变得非常活跃和猖獗。腐败者所付出的代价太低，激励和促长了腐败行为，由此导致的腐败行为泛滥成为因对腐败惩罚不力付出的另一种代价。

3.部分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意识削弱

“心清则自正，无欲则自廉。”廉洁是从政之德的基本内容，它要求领导干部要不断通过学习、教育和锻炼，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理想和信念。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拜金主义、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和其他各种不良风气有了滋生的土壤，并开始侵蚀部分领导干部的廉洁自律意识。社会转型时期往往是政治、社会、思想观念变化最大的时期，也是利益冲突最激烈的时期，还是各种利益对处于“脱贫致富”过程中人们诱惑最大的时期，这对领导干部无疑也是一个极大的考验。同时，在体制转型时期，体制缝隙和漏洞导致正向的激励机制没有形成，反而出现了一种逆向的激励机制。有时候，秉公办事、光明磊落、清正廉洁之士得不到应有的奖励，甚至反受他人攻击;而拉帮结派、弄虚作假、鼠窃狗盗之徒难以受到应有的惩罚，甚至还反被提拔。在这种背景下，一些意志薄弱的领导干部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就可能发生扭曲，廉洁自律意识就可能丧失。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财富的增长不仅使社会具有了生机和活力，而且使人面临的诱惑越来越多。特别是，改革开放破除了绝对平均主义的观念，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更刺激了许多人的物质欲望。在这种背景下，要“稳得住心神，管得住身手;抗得住诱惑，经得起考验。”谈何容易?结果，一些领导干部放松了廉洁自律的要求，思想作风、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都开始出现问题。老百姓讽刺一些人把党的三大优良传统和作风变成了：“理论联系实惠，密切联系领导，吹捧与自我吹捧”。有的领导干部大搞“形象工程”、“面子工程”、“路边工程”，劳民伤财，败坏了党风和社会风气;有的领导干部在利益诱惑面前，放弃了本应坚持的原则，甚至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三、当前中国腐败问题造成的主要危害

1.腐败损害经济发展

胡鞍钢对中国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腐败造成的经济损失进行了初步估计。他先将中国的腐败类型划分为四种类型，然后对每一种腐败造成的经济损失进行计算，结果表明，腐败确实损害了中国的经济发展。腐败还会阻碍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进程。一些人为了美化腐败的作用，把腐败视为改革必须付出的代价，看作是经济发展的润滑剂，并认为反腐败会束缚人们的观念，阻碍改革开放。还有人提出，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政府权威的扩张和政府管理的活动增多，使得腐败不可避免。实际上，这种错误认识的目的只是在证明腐败的合理性。事实证明，腐败只会破坏经济发展和社会秩序，阻碍改革开放的进程。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瑞典经济学家冈纳·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的研究表明：“腐败行为对任何实现现代化理想的努力都是十分有害的。腐败盛行造成了发展的强大障碍与限制。”由于权力腐败，政治权力不正当地介入经济领域，使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机制受到扭曲。权力对资源配置的不合理作用，也破坏了市场的公平竞争原则，损害了市场经营环境，扰乱了经济秩序，必然对经济发展造成不利的影响。2.腐败危害社会秩序

腐败破坏了正常的社会规范和社会秩序，对社会资源，尤其是关系国计民生重要资源的不公平和不合理分配，会导致全社会的不满，从而激化社会矛盾。例如，如果人才流动、资源调配和人事晋升的权力掌握在腐败分子手中，必然会出现任人唯亲、以权谋私的情况，造成行政效率低下，资源调配不合理。腐败分子还会通过人事权力和干部任用与调配的权力组织私人关系网络，形成权力体系的个人化、家庭化和小团体化。并且，腐败也会使党的方针政策无法全面、准确地贯彻执行。在政策执行中，由于腐败的存在，一些人就会曲解政策和截留政策，或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都会损害政策对象的利益，挫伤一部分人的积极性，并会直接或者间接地损害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影响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关系。

腐败所导致的贫富悬殊会直接导致社会不稳定。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腐败现象进一步普遍化，而且涉案金额越来越大，涉案金额达到几百万元、几千万元、上亿元的案件时有披露。腐败分子利用手中的权力，轻而易举地获取巨大财富，并在无形中剥夺了其他人获取财富的平等机会，这必然使社会财富向少数人手中聚集，从而加剧贫富悬殊，增大社会风险系数。一部分人的腐败行为又使得现实存在的贫富差距在人们心理上更加放大，并产生“示恶效应”和法不责众的心理，从而危及社会稳定，损害经济发展，导致社会失范现象肆意蔓延，最终破坏社会的健康发展，甚至会使社会陷入动荡和混乱之中。

3.腐败危及政治稳定

改革开放开始后，利用社会转型和体制转轨的时机，一些领导干部凭借自己手中的权力，大肆谋取不义之财，从而一夜暴富。非法致富，权钱交易，腐败泛滥，在某种程度上必然引起人们心理的不平衡，使许多人产生一种相对剥夺感，增强对社会的不满和不平。腐败危及政治稳定、损害政府形象、降低政府威信，并使人们对政府的决策制定和执行以及其他政府行为失去信任，严重的还会引发社会**和政府倒台。腐败败坏了社会风气、践踏了道德和法律的尊严、助长了投机心理，使社会成员丧失了是非感。[13]特别值得警惕的是，当腐败现象不断蔓延，特别是在一定区域内形成腐败集团之后，那里的领导干部和公职人员首先需要效忠的就不是国家和人民，而是各个不同的利益集团和小团体，并会增加人们的离心倾向，削弱对党和政府的信任感。

腐败问题还会成为激化社会矛盾的重要因素。由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很不健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也有待进一步完善，部分地区、部分部门的腐败和官僚主义现象可能导致干群关系紧张，影响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腐败分子和官僚主义者对群众疾苦无动于衷，把自己同群众对立起来，使非对抗性矛盾转化为对抗性矛盾，使局部性问题转化为全局性问题，使群众同个别领导干部的对立转化为群众同党和政府的对抗，从而激化和扩大社会矛盾。从这个意义上讲，腐败甚至可能导致亡党亡国。

四、建立健全预防和惩治腐败的体系机制

要减少甚至消除贪污腐败带给国家的危害就必须要建立一个健全的预防和惩治贪污腐败的法律法规体制。

1、.加强对腐败的惩治力度，充分发挥惩治腐败的重要作用

惩治腐败，必须从严。惩治有力，才能增强教育的说服力、制度的约束力、监督的威慑力。惩治无力，教育就缺乏说服力，制度就缺乏约束力，监督就缺乏威慑力。严格依法办案，提高执法水平。要健全查处案件的协调机制，加大查处案件的组织协调力度。要坚持法律和纪律面前人人平等，对任何组织和个人的违纪违法行为，都必须依纪依法严肃处理。要加强纪检、审判、检察、公安、监察、审计等执纪执法机关之间的协调配合，建立跨区域协作办案及追逃、追赃机制，完善相关程序，形成整体合力。要综合运用法律、纪律、经济处罚、组织处理、限制从业资格等方式和手段，增强办案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效果，切实提高执纪执法水平。查办案件工作既有治标的功能，又有治本的作用，要充分发挥查办案件在治本方面的建设性作用。

2、进一步强化党内民主，促进党内监督有效实施

目前的贪污腐败现象可以说已经系深入到党内，只有不断强化党内民主，运用党内民主的力量加强党内监督的实施。现时，党内监督是减少贪污腐败的最有效方法。我建议党内监督应该进行创新的监督方式，除了以前的监督方式之后还应该添加新的监督方式。比如说应该用上下级双向监督的方式来实施更为有效噶党内监督力度，同时又应该建立一个真正独立的反贪反腐机构，类似于香港的廉政公署，赋予他们一定的权利，让他们可以独立于其他党内监督机构进行自主的监督考察，加强监督的力度和强度。

3、真正实现人大监督和政协监督

加强党内监督只是一个当前治标的方法。更长远的是应该真正实现人大和政协对政府的行政监督。当前我国的人大监督和政协监督只是徒有其名，因为人大和政协没有足够或者真正可以使用的确实权力去进行对政府的监督，只有释放权力给人大和政协，让他们发挥真正的行政监督作用。才能让贪污腐败现象得以制止和扼杀。

4、进一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实现地方自治普选

我国当前贪污腐败现象最重要的监督手段还有群众与舆论监督，在党内监督和人大政协监督都没有成效时，往往是群众与媒体发挥重要作用。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权力来自于广大人民。由于历史原因，人民一直都未能体现真正的民主政治。当今，经济改革已经成效显著，人民的政治素质有了极大的提高。应该开始推行县级以下行政人员由人民直选的新型民主选举制度，而且还要逐步开始实施省级以下人大代表直选制度。只要这样才能满足人民新时期的政治参与需求，并有效地加强人民对政府行政和官员施政的监督作用，更加行之有效地减少腐败和贪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