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现象

第一篇：腐败现象

腐败现象

世界各国皆有腐败现象，并且自古有之。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时期，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完善，国家对公务人员管理制度还不健全，加上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因此，出现了一些腐败现象，必须正确看待这些腐败现象，既不要大惊小怪，也要给与足够的重视。

腐败现象的产生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思想根源、社会根源。从历史根源上分析，我国长期处于封建社会，封建思想的流毒没有根本肃清，官本位思想在人们心中还有很高的地位，封建社会一朝升官便能发财、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思想还残留在一部分人思想里，一旦这些人当官，便想方设法搜刮钱财。从思想根源上分析，（更多精彩文章来自“秘书不求人”）我国处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时期，改革开放使西方的资产阶级腐朽思想流入，加上长期受封建思想影响，造成一部分领导干部宗旨意识淡薄，权利观异化，不能正确对待人民赋予的权利，把权力当作为个人、家庭、小集体谋取利益的工具，一旦这些人掌握权力，便造成腐败。从社会根源来分析，当前我国处于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健全的时期，国家宏观调控体系、市场监管体系、对公务人员监督体制还不健全，加上国有企业管理上存在的漏洞，给公务人员贪污受贿造成了可乘之机。

分析了腐败现象产生的原因，要有效遏制腐败现象的发生，应从以下几方面做好工作：一是加大对贪污贿赂、渎职等腐败现象的打击力度。纪检监察检察部门要充分履行职责，对腐败现象严厉打击，使腐败行为付出的成本要远远高于腐败行为产生的收益，这样，公务人员在考虑到腐败要付出的代价后才能望而却步。二是加强对领导干部、国家工作人员思想教育，从思想上筑牢腐败的防线。要继续深入开展领导干部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的教育活动，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干部的头脑，树立正确的权利观和政绩观，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意识，从思想上筑牢防线。三是健全各项社会管理制度。完善各项经济制度，加强国有企业的监督管理，从制度上堵塞腐败的漏洞。四是建立有效的权力监督制约体系。权力必须加以监督，要逐步完善法律监督、行政监督、舆论监督、群众监督构成的监督体系，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制约，才能有效的防止权力的滥用，有效遏制腐败现象的发生。只有以上几方面多管齐下，构筑全社会健全有效的监督体系，才能有效遏制腐败现象的发生。

1、腐败的源头是人，所以如何选拔有德的人才 最重要。

2、所谓结党营私，“结党”小团体 必须搞掉。不要一味的和谐。

3、打击腐败不能手软，而且要常抓不懈。提高打击力度。一旦发现 对主要人员严厉查处，对其主管领导 就地免职。

第二篇：腐败现象

当前我国腐败现象的新特点

一、当前我国腐败现象的新特点

当前我国的腐败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由收钱收物的“硬腐败”发展为接受各种服务、旅游出国等“好处”的“软腐败”；由个人捞钱的“小腐败”上升为集体福利、挥霍公款的“大腐败”；由内资企业的“内资腐败”发展为外资企业参与商业贿赂的“外资腐败”；由一人出事的“单案”扩大为一揪一串的“窝案”。具体来讲，腐败现象具有的特点是：

其一，群体化。湖南省郴州市委原书记李大伦腐败案发后牵涉人员达160余人；“慕马腐败大案”涉案人员达142人；湖北襄樊市委书记孙楚寅落马，牵出领导干部70余人；2009年8月原巢湖市委书记周光全被判处无期徒刑，随着周光全的被查处，安徽省巢湖市有14名党政官员受到免职处分或被判刑，这些被处理的官员都有着向周光全行贿以谋取利益的“不良记录”。可以说，一些腐败败露后，往往引发所辖地区官场的“大面积塌方”。腐败分子在政治上拉帮结派，经济上相互牵连，结成了利益同盟，呈现出明显的群体性，即“窝案”、“串案”。其主要特征一是涉案人员众多；二是涉案人在政治上丧失党性原则，形成了具有紧密人身依附性质的关系网；三是在经挤上互相利用，结成了利益共同体。

其二，高官化。近年来，在党中央领导下，中央纪委、监察部查处了原中央政冶局委员、上海市委原书记陈良宇，贵州省委原书记、省人大常委会原主任刘方仁，国土资源部原部长田凤山，黑龙江省政协原主席韩桂芝，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北京市原副市长刘志华，山东省委原副书记、青岛市委原书记杜世成，国家统计局原局长邱晓华等一批高级干部违纪违法案件。据公开资料统计，2003年至2007年的五年间，共有35名副部级以上官员落马，年均七人。2009年8月27日，中央纪委发布消息，通报了对广东省原政协主席陈绍基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的处理结果，决定给予陈绍基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海外媒体对此评价称，2009年1—8月，“六名副省级以上官员被集中查处，彰显出中央反腐败的决心和力度”。9月份后又相继查处了贵州省政协主席黄瑶、辽宁省人大副主任宋勇、宁夏回族自治区副主席李堂堂的问题。12月份查处了中国移动集团公司的党组书记、副总裁张春江的问题。2009年全年落马的省部级(含副部级)高官有17人。

其三，巨额化。腐败涉及的金额巨大，动则就是上千万甚至上亿元。2009年已经基本查明涉案的3l位国企企业家犯罪涉案金额累计达34.0466亿元，人均涉案金额高达l.0982亿元；其中涉及贪污、受贿的国企企业家30人共计贪污、受贿9.3273亿元，人均贪污、受贿3109万元；涉及挪用公款的国企企业家9人，累计挪用公款12.9387亿元，人均挪用公款1.4376亿元。

其四，期权化。“权力期权化”交易的是一种“权利”，其不直接涉及钱物，因而形式和过程隐蔽，相互兑现往往是间接而不是直接的，如高薪任职、分给股权、优厚待遇等。腐败分子进行权力操作可以用“扶持企业、促进发展”为借口，即使损害国家利益也可以用“改革代价”遮掩，过程隐蔽，其交易方不是在职干部，甚至可能不是其本人，对象和内容都较为隐蔽。“权力期权化”改变了腐败获利的时间和方式，为腐败分子手中的“权力资源”提供了最大限度的变现可能。它可以是权力享受权力回报，在离职前安插亲信或选定“接班人”，为自己遥控权力作打算；可以是权力享受资本回报，在位时为企业牟利，辞职或退休后到企业“高薪打工”；也可以是资本享受权力回报，利用在位时积累下的“活动能量”换取企业股权或创业资本。这样，不仅可以为自己预留“出路”、“退路”，还可以“封妻荫子”，由受益方资助亲人子女出国留学或提供创业资本。如广东省原高级法院院长麦崇楷就为其子换取了数百万的企业股权。

其五，潜规则化。从文化上看，我国是一个宗法伦理社会，血缘观念极强、法制观念薄弱，这种特定的文化观念也为腐败行为的发生孕育了土壤。在中国文化中有很多消极的因素是滋生腐败的条件，如“潜规则”文化在官场中流行，很多行为规则不公诸于世而是如“黑市”交易，公诸于世的规则，大家又不遵守。再例如“消解”文化，中国文化中有一种消解制度的倾向，在现实中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另外，还有“圈子”文化，社会上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进了班子还要进圈子，进班子不进圈子等于没进班子，进了班子不如进圈子，进了圈子不进班子等于进了班子。入围的干部争宠，不入围的干部被剔除，这种示范效果迫使大多数干部去遵从新的游戏规则。从追求庇护到跑官买官，并按照这一游戏规则所提供的激励机制来作出自己的行为选择，使正直的干部越来越难以生存。

其六，国际化。有的腐败分子利用资本跨地域、跨行业、跨国境流动的机会，与地区外、行业外、境外的不法分子相勾结，共同犯罪；有的利用国际间法律的差异，国内犯罪，国外洗钱；有的以境外商人为合作对象，在为对方牟利后，在境外“交易”，赃款赃物滞存境外。一些涉案的党政干部特别是关键涉案人员一有风吹草动即随时出逃。“裸体官员”问题浮出水面，暴露出以往外逃贪官贪腐时“留一手”(即任职期间有意将妻儿送出国，独自一人在国内)，贪腐行为败露后立即逃往国外的腐败谋略。而某些干部利用出国考察机会滞留不归的情况更是暴露出贪官风险意识的增长。

其七，新型化。在新兴领域开展反腐败斗争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银行、证券、保险、信托、拍卖等方面的反腐败措施比较少导致新兴领域腐败案件频繁发生，在这些领域中，腐败呈现出金融化、虚拟化的特点。与异性直接相关的腐败现象不可轻视，中纪委研究室原副主任、中纪委北京培训中心原主任、原中央先进性教育活动办公室副主任刘春锦指出：受处分的厅局级干部中，90%的落马贪官都有包养情人，甚至有多个贪官共用一个情人的现象。原天门市委书记张二江甚至把“小姐”带到家里嫖宿。被“双规”后，张二江供述了自己曾同107名妇女发生过不正当性关系，天门人戏称张二江是“梁山寨主”。

二、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的战略对策

(一)扩大党内民主的实现方式，以民主制度建设来推动反腐败的深入

1.在全国县市逐步实行以下制度：(1)党代会年会制。县市党代会由过去的五年召开一次，改为每年召开一次。党代会年会的主要任务是听取和审议县委、县纪委工作报告和县人大党组、县政府党组、县政协党组的书面工作报告；讨论和决定全县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和党的建设方面的重大问题；对县委委员的工作进行评议。(2)党代表直选制。党代表由过去的间接选举改为竞争性直选。过去的县级党代表候选人，一般是由党组织提名或推荐，在基层党员代表会议上，按照很少的差额甚至等额选举产生。实行直选以后，党代表改由党员直接提名、个人自荐报名，通过预选按得票多少确定候选人，县级领导干部也必须通过提名参加预选才能成为候选人。候选人的差额必须达到30%以上，由所在选举单位的党员直接投票产生。(3)党代表常任制。党代表的任期与本届党代会的届期相同。在任期内，党代表享有在大会期间的选举权、审议权、重大事项决定权、质询权、提出罢免案权、评议权以及闭会期间的学习培训权、调研视察权、提出意见建议权等权力，充分发挥党代表的作用。(4)评议制。在党代会年会上，党代表要对县委、县纪委领导班子进行评议，按照满意、基本满意、不满意三个等次无记名投票表决；对“三个党组”的工作报告要进行评议，确认报告是否通过；县委委员向党代表述职，党代表对县委委员进行评议，评议分优秀、称职、基本称职、不称职四个等次，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评议结果作为考核县委委员工作的重要依据；届中，还须对县委委员进行一次信任投票，信任票分为满意、基本满意、不满意三个等次。评议结果在代表大会上公布，对不满意票超过30%的领导班子，必须写出书面整改报告，针对存在的问题，认真整改并及时向党代表公布。

2.制定完善的、科学的常委会议事规则和制度，保证党内决策的民主化。必须尽快制定标准的常委会议事规则和相关制度。规则包括：界定常委会需要讨论的重大事项的范围与确切内容；书记与副书记、常委之间关系的平等性，以及常委讨论权的保证制度；常委会议事的具体程序等。

3.利用人民民主反腐败。要充分利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监督作用，发挥人民代表的职能，推进反腐败工作。如2006年通过的《监督法》创设了在人大闭会期间由各级人大常委会对“一府两院”的专项工作报告进行审议的制度，这一制度增加了各级人大常委会对“一府两院”实施宪法和法律活动监督的主动性和经常性，保证了各级人大作为国家权力机关在重大问题和重大事项上的决定权。

(二)加强选人用人的制度建设

1.完善初始提名权制度。要提高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必须科学合理地规范干部任用初始提名程序，实现“由少数人选少数人”到“由多数人选人、在多数人中选人”，为此要做到：(1)明确范围，保证初始提名推荐人员的广泛性，科学界定行使初始推荐提名权的人员范围。(2)规范程序，强化初始推荐提名权的制度安排。四个程序：一是组织部门制定发放《干部选拔任用初始推荐提名公告》，公告空缺职位，做到群众知情。二是制定发放《干部选拔任用初始推荐提名表》，实施署名推荐，实行责任追究。三是执行资格双审，严把入口关。对照职位资格条件，对人选进行资格初审。四是综合分析结果，确定考察对象。

2.建立干部推荐说明书制度。贯彻《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的要求，逐步实行干部推荐说明书制度。个人向党组织推荐领导干部人选，必须负责地写出推荐材料，填写干部推荐说明书并署名，经组织(人事)部门审核后，按照规定程序进行民主推荐，得不到所在单位多数群众拥护的，不得列为考察对象。

3.实施“考任分离”制度。“考任分离”制度就是将干部的任用从时间和空间上分割开来。考察时不任用，任用时不需要再考察。这一制度的好处：一是可以降低用人上的风险，对在公开选拔中一时难以把握的人选，可以先“放一放”，通过工作实践作进一步的了解和考察。二是可以充分利用公开选拔的成果。对在公开选拔中成绩突出、综合素质较高但因职位所限未任用的优秀人员，可先纳入领导干部人才库，在适当的时候再予以任用，这既充分利用了公开选拔成果，又节约了人才开发成本。三是留出了对干部进行全面考察的时间。可以有足够的时间通过挂职锻炼等多种方法对拟用人选进行全面的定量和定性考察。

4.推广离岗考察制度。所谓离岗考察制度，就是指主要领导干部获得提拔需要离岗时，在公示提拔信息以后，适度延长公示时间，令其脱离原工作岗位，暂不进行新的任命或暂不就任新职，而是安排其到党校进行为期至少三个月的培训。在此期间可以排除干扰，使“一把手”得到最充分的监督。这有利于建立健全科学的干部选拔任用和管理监督机制，进一步扩大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的民主，完善选拔任用决策机制，防止考察失真、“带病提拔”等问题。有一些干部“带病”的问题会在离岗考察期间显露出来。

(三)进一步强化反腐倡廉教育

1.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大力推进廉政文化建设。从理论上看，廉政教育不是孤立的，而是整个社会大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廉政教育直接面对的是思想观念层面上的存在，因此，不能把廉政教育狭隘化，而是要把廉政教育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有机结合起来，大力推进廉政文化建设。社会文化的内核在于价值观念，许多腐败现象的发生、腐败分子的堕落，都与价值观念的崩塌息息相关。从一定意义上看，腐败与反腐败既是一场政治斗争，也是其背后起支撑作用的文化价值观的“价值博弈”。因此，廉政教育必须紧紧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密切结合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教育，因势利导，大力弘扬以腐败为耻、以廉洁为荣的先进价值观念。

2.善于从大贪案件中总结出小蠹演化为大贪的内在规律性，不断进行倡廉教育。大贪往往是从小蠹演化而来的，没有天生的大贪。从近几年查处的一些案件看，腐败分子一般都是从贪小开始的，得手后胆子越来越大，手段越来越多，从小到大，从隐蔽到公开，直至无法自拔。有的官员日常生活中对于“吃一点、拿一点、要一点、卡一点”不以为然，认为是小事一桩，无碍大节；一些官员对于“小腐”习以为常，逢年过节收“禧礼”、子女嫁娶收“红礼”、生日寿辰收“寿礼”、丧葬之际收“白礼”，以为是人情世故算不得什么。安徽省阜阳市原市长肖作新就是靠这些不起眼的“小打小闹”发家致富，聚敛起数千万元的家产，最终成为贪得无厌的“巨贪”。

3.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大力弘扬巴黎公社原则所体现的奉献精神。作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初次尝试，巴黎公社“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这种现象在至今所有的国家中都是不可避免的——采取了两个可靠的办法。第一，它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第二，它对所有公务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跟其他工人同样的工资。公社所曾付过的最高薪金6000法郎。这样，即使公社没有另外给代表机构的代表签发限权委托书，也能可靠地防止人们去追求升官发财了”。

(四)坚定不移地推进领导干部个人财产申报等制度建设

1.逐步完成领导干部从个人收入申报制度向家庭财产申报制度的过渡。财产申报制度，即有关财产申报、登记和公布的制度，被称为“阳光法”。它使公职人员的财产受到了严格监督。任何个人财产的不良变动都会受到查处。对于建立财产登记申报制度，许多国家的做法是：首先，制定财产申报方面的法律；其次，建立接受和审查申报书的机构；最后，定期审查和公布财产公布书。我们国家要尽快制定并实施财产申报制度：(1)制度内容。领导干部要报告本人、配偶及由其抚养的子女的家庭财产，包括大额现金、存款、有价证券、房产、汽车、债权债务等主要家庭财产。(2)中央巡视组采取例行的抽查制度，譬如每年抽查1%-5%的领导干部的个人财产。对于抽查中发现的不如实申报的干部，就一查到底决不姑息，这种不确定性的威慑力比简单的惩罚措施更大。(3)对于竞争上岗的领导干部，必须在一定范围、一定层面上对其财产予以公开公布，对那些没有公开、公布的财产，一经查明予以没收充公，并取消三年提名资格。

2.建立健全领导干部亲属出国留学、定居申报制度。据有关统计资料，全国近年查办的不少腐败官员都将子女送到国外深造。原北京市交通局副局长、首发公司董事长兼党委书记毕玉玺敛财的最大“动力”就是其远在英国留学的儿子。有些高官，如云南省前省长李嘉廷也是从为儿子筹钱出国留学时开始走向堕落的。辽宁省原副省长刘克田在案发后说：“看到别人送子女出国留学，特别是进入国外名牌学府，自己也不甘落后，总想为子女多创造一些条件。”正是在这种心态下，他一边把女儿送出国留学，一边大肆受贿，终于落入法网。对此，应进一步完善并在全国推广领导干部亲属子女出国留学、定居申报备案制度。

(五)完善干部监督制度

1.建立和完善经济责任审计制度。该制度规定领导干部在任期届中、届末和晋升、调任、转任、退休、辞职时要进行任期经济责任审计；审计结果应作为领导干部选拔、调整的重要参考依据并归入个人档案；被审计者如存在经济责任问题，应及时查处。

2.建立和健全责任追究制度，即问责制。该制度要强化党委(党组)书记的监督责任，明确各级党委(党组)书记对本地区本部门的权力运行负监督总责，重点监督领导班子成员和下级党委“一把手”，同时实行重大违纪违法案件问责制，凡党委(党组)书记未履行监督责任的，追究其监督责任。

3.建立和完善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责任制。该制度要建立推荐、考察、任用责任制，明确推荐、考察、任用等关键环节的责任主体、责任要求、违规行为和责任后果。针对干部选拔任用过程中的各责任主体，就干部选拔任用过程中的推荐、考察、决定三个环节的规定加以细化，制定具体的工作规范、操作办法和监督措施，建立一套系统、规范的选拔任用工作责任体系。

4.建立和健全谈心谈话制度。该制度要求落实任前廉政谈话，上级党组织对新上任的领导干部要进行廉政谈话，要求其提高廉洁自律的自觉性，既要干净干事，又要主动抓好管辖范围内的廉政建设。要求落实定期谈话，上级党组织每年至少要找下级领导干部谈话一次，特别是当领导干部职务发生变动和退休时、个人遇有重大事项时、班子内部出现不团结苗头时，群众有较多反映时应及时进行谈话。

5.建立和完善考核制度。该制度要求每年结合班子考察党风廉政建设情况，对领导干部落实情况进行一次考核。考核时，领导干部要在干部群众大会上进行一次述职述廉报告，并在一定范围内组织民主测评，考核和民主测评结果应向本人反馈，述职述廉报告要交上级党组织备案。民主测评中，“不称职”票超过一定比例的，视情况作出组织调整或免职、责令辞职、降职的处理。将述职述廉、评议结果、整改措施等作为考核、评价领导的重要依据存入档案。

6.建立和健全廉政监督员制度。各单位要聘请廉政监督员，对廉政监督员的建议和意见，要认真办理，及时向本人反馈。

7.建立和完善班子成员相互监督制度。班子成员对其他成员违纪违法情况故意隐瞒、不汇报的，一把手明知班子成员有违纪违法情况而不提醒、不批评、不汇报的，要追究其责任。

8.建立和健全巡视制度。上级部门要通过巡视，定期或不定期地对落实一把手监督及干部八小时外管理的情况实施检查监督。

腐败最少的的时代

1.原始社会

人们吃不饱，穿不暖。没剩余产品

————无物可腐败

2.1949年刚建国时期

当时的人们对祖国的热爱对党的感激却是空前的。抗日时抛头颅洒热血没赶上，为国家那绝对是忠心耿耿，国家要啥，只要家里有，奉献。贪污那是就绝对不会去做的！

————精神不允许自己腐败

3.朱元璋时期

朱元璋时期是历史上少有的官员清廉时期，为什么呢？因为朱元璋最恨贪官，对贪官法制很严，甚至是残酷，砍头，拨皮，灌水银等刑罚如一柄柄悬挂在官员头上的大刀，没人敢去尝试。

————不敢腐败

4.刘墉，纪昀，包青天

也许他们的事迹是夸张虚构的，但这也说明一种事实，有些人精神很高尚，物质享受是他们所鄙夷的，他们最大的享受是精神，或者说是，为人民服务，所以他们不腐败，他们打倒腐败

————境界高不腐败 „„„„

为反腐献策

反腐=反腐+倡廉

一、倡廉

1.典型宣传（如 焦裕禄 雷锋 等，使人有榜样，有向往）2.官员党课教育

（给党员，官员一个清廉工作的氛围）3.从小教育

（孩子是白纸，从小打上高尚的精神烙印做背景）

4.社会关注

二、反腐 1.人民监督

⑴举报电话、信箱要方便，不记名，政府对此多家关注。⑵财产实现一定程度的透明，人民有怀疑要说清

⑶定期工作汇报，公开对人民汇报，谁想去谁去，别整一些陌生的代表

2.法律制裁

⑴砍头是不人道的，那就抄家吧，大不了穷嘛，天下穷人多了。⑵自己贿赂过官员并被接受者，到相关部门自首可追回部分贿赂财物，并大程度减轻贿赂的罪过 ⑶贿赂官员的，从重惩罚。

3.社会制裁

有贪污腐败历史的人，及其直系亲人、家属，如银行等机构降低其信誉度，存钱可以，贷款不给。出国办签证，不办。当然，这个只是一定程度上给予制裁，还是要给人改过自新的机会

4.体制监督

监察什么最有效？明朝的东厂，国民党的中统。但特务是不好的。不过我们有检察院，但这个不应该是一家说的算，监守自盗怎么办？建设一个并行机构，也许费点钱，但有效啊。还有，对监察部门的制度一定要从严。腐败是不可避免的，就像滚滚黄河不可避免的有水滴溅到两岸。但这不影响总体的前进。但当十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被人们漠视、理解、接受，并最终一心想成为其中的一员时，决堤不可避免。就像康乾盛世与清朝的毁灭只有短短的一段时间。如今我们回顾历史，清朝时官员有罪，交钱即了的事情是多么可悲可笑，这简直就是大臣剥削大众，皇帝剥削大臣，全员腐败。所以，我们认为，要反腐，最重要的是国家认识到其重要性，人民认识到其重要性，我们大家都认识到其重要性，让腐败分子成为过街老鼠，不敢见人。露头就打。

第三篇：如何看待腐败现象

《如何看待腐败现象》读后感

近日我阅读了《如何看待腐败现象》这篇文章，并在此谈一下自己的感受。

首先我明白了腐败产生的根本原因，那就是权力在运行过程中缺乏有效地监管和牵制，当权者在运用人民赋予其的公共权力分配社会各项资源的时候，由于人性上的弱点，导致资源分配丧失公平。在未完全消灭私有制，消灭国家机器，实现共产主义的情况下腐败是永远不可能被消灭的，它会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直到实现共产主义。腐败作为一种普遍社会现象，其发生和发展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和世界上不同制度的国家和地区都普遍存在的。认为腐败只有中国才有或者说中国最严重是一种偏激的认识，其实世界上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腐败比中国严重的都大量存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正处于社会发展不断探索与成熟阶段，各种观念的入侵与交织，经济的高速发展，反腐制度措施的不完善，法律法规不健全等一系列的综合原因导致我国的腐败发生率相对于改革开放之前有了相当大增加。但是我们必须要正确的认识到，这种腐败的增加是社会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必然出现的一个正常的社会现象，纵观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在经历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阶段时基本都出现了我国目前所存在的包括腐败在内的各种问题。同时，我学会了正确看待我党在反腐败工作上的决心和成效。第一我们要看到党中央对于反腐败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这些年，党中央每年都对反腐败工作进行专门部署，国务院每年召开廉政工作会议，出台一系列重大举措，始终保持反腐败的高压态势。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正处于一个转型期，随着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各项制度措施和法律法规的进一步健全，腐败现象将会从根本上得到抑制。

最后我清醒的认识到目前腐败现象的严重性、案件类型多样性、作案手段复杂性以及反腐工作的重要性。只有坚决反对腐败，才能保持党和国家肌体健康，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促进国家的稳定与发展。近年来腐败形象屡禁不止，腐败活动向一些关键领域、社会领域扩散，中高级干部违法现象严重，一些腐败分子集政治蜕变、经济腐败、生活腐化于一身，这些都严重的影响了党群干群关系，损坏了党的形象，削弱了党的执政能力是社会发展的毒瘤。所以我们必须要对当前严峻的反腐形势保持清醒的认识。

正确的认识腐败与反腐败之后我们就要着手解决目前在反腐败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从而从根本上预防和减少腐败现象的发生。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是当前反腐败工作的要点，这个体系既要包括从严惩治措施，又要包括着力治本的内容，这个体系必须要把教育、制度、监督、惩治统一起来，在思想教育、法律法规、权力监控、源头治理等方面多管齐下打出 “组合拳”。光有制度没有落实，一切制度都将是空壳。“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在利用群众监督时，必须拓宽监督渠道，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提高群众的监督意识和水平，完善举报人和证人保护制度，确保人民群众的监督权利得到行使。我相信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我国腐败问题会得到解决。

第四篇：如何看待腐败现象

如何看待腐败现象

腐败既是一个历史问题,又是一个现实问题, 我国正处于改革开放和社会的转型阶段，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格局、思想观念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社会主义市场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但适应新体制要求的具体法规制度尚不完善，在这期间，一系列不可避免的腐败问题已屡见不鲜。

腐败问题已成为涣散民心、削弱党的形象和威信、阻碍社会文明进步的巨大绊脚石，直接威胁着党的生存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简单的了解一下目前中国官员的腐败现状：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09年，公安部在案通缉的携款潜逃的嫌犯就有4000多名，涉案金额达500多亿人民币。贪污、挪用、逃资海外、公款消费„„，光是吞噬国有资产的方式就不可胜数。这些人涉及到党政机关各个方面，他们的职务小到科室级干部，大到党和国家领导人。从无形的损失来看，其社会危害性特别大，它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败坏了社会主义声誉，挫伤了广大人民的积极性，是我国当前社会不稳定的主要诱因。

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党政机关用人不透明

2、对官员的腐败行为防范不周到

3、对官员的腐败行为惩治不力

4、改革与社会转型时期的体制问题

5、官员的权力缺乏科学的运行

6、中国的人事制度特点：官本位。

作为世界上腐败比较严重的国家之一，官员的腐败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这不仅在我国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而且对执政党的地位也构成严重挑战。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新旧体制转换，法制不健全，以及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腐败现象在中国呈现出不断蔓延的趋势，反腐败成为政府的一大重要任务。

如何进一步推进反腐倡廉

权力产生腐败，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

在党的十七大政府报告中，胡锦涛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要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确保权力正确行使，必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党的十四大以后，党中央提出反腐败斗争要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近十年来，我们党一直坚持这个方针，反腐败斗争在治标和治本两个方面都取得了明显成效，腐败现象发展蔓延的势头得到了遏制。但是通过现有的那些数据，我们知道这还远远不够。

对于当前社会存在的腐败现象，要依据我国国情,实行综合治理，制定长效防范措施，达到最终消除腐败目的。以下，是我一些粗浅建议：

第一：加强思想道德建设

理想信念是一个人思想和行动的“总开关”。

崇高的理想信念是领导干部安身立命之本，是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前进的力量与源泉。加强思

想道德建设是搞好反腐倡廉的基础性工作。理想信念动摇，必然导致精神贫弱、思想空虚，错误的观念、腐败的思想就会趁虚而入。现在，我们每个党员领导干部都不是生活在真空里，在预防腐败问题上并不存在天然的免疫力，如果放松了世界观改造，就会导致群众观念淡薄，生活作风不检点、不正派；就会导致精神不振，道德操守滑坡，就很容易受到腐败病毒的感染，甚至跌入腐败的泥坑。我们的一些领导干部甚至高级领导干部，那么容易就陷入泥潭，究其根源，还是在思想上出了问题。因此，加强反腐倡廉建设，必须把加强思想道德建设作为第一道防线。

第二：不断健全法律体系，加强法制建设

我们现有的廉政法律体系还存在很多的漏洞和不足，而此法律体系的完善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由于反腐斗争的形势在发生着不断的变化，新的样式和类型的腐败现象不断产生和发现，这就需要不断产生相应的法律条文以适应这种新形势的发展。

邓小平同志指出：“廉政建设，要靠教育，更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因此，能否有一套严格而又较为完善的法规制度体系，是防治腐败现象，进行反腐败斗争中有无强制性对策的问题。

第三：加强监督

对廉政建设和消除腐败来说，加强监督是关键。如果不能有法必依、执法必严，那么就是有再健全的法律制度体系也会是一纸空文，只有做到违法必究、一查到底才能真正贯彻好指定的各项廉政法律。且法律监督体系必须有一套完整的监督程序和一个职能健全、功能强大的执法监察组织作为支撑，否则就会陷入另一种新型腐败的泥沼。

在这里，我们必须通过专门机关（如人大、纪委、监察局等）的监督、司法监督、舆论监督、群众监督等途径，运用各种制度、机制强化对公职人员的监控，监督法律法规的实施、执行，以形成严密的监督网和有章可循、有法可依的社会氛围，从而达到消除各种腐败现象的目的。第四：加大惩治力度

根据2011年2月份的一项关于两会热点问题推出的大型网调显示，就当前腐败滋生的原因，77%的网友认为是惩处力度不够。关于有效遏制腐败的途径，80%的被调查者认为，应加大查处和处罚力度。惩治腐败，清正廉洁，这是古往今来广大人民群众对为官者最基本的要求，是人心所向的基础。

总之，我们充分认识当前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进一步认清形势，统一思想。相信，只要我们坚定反腐斗争的信心和决心，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把科学发展观贯彻到反腐倡廉建设中，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反腐倡廉建设，当今存在的贪污腐败现象一定会得到有效控制。一个政治清廉、民主公正，国富民强的中国将不是梦想。

第五篇：反腐败论文腐败现象论文

腐败产生的文化心理分析

摘 要：对于腐败问题的研究，研究者展开了多视角的研究。有从经济、政治、法律、社会学等方面的研究。但是无论哪一方面的研究都与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从腐败产生的文化原因进行分析，从官本位、从众心理、人情文化和中国人固有的思维方式等四个角度展开讨论。

关键词：官本位；从众心理；人情文化；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文化影响着人的生存状态，也影响着由人组成的政府。任何一个政府都是一定文化背景下的人设计的，都是在特定文化环境里运行的。我国反腐败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其艰巨性同腐败产生的社会文化基础直接相关，所以一定的社会的文化对腐败的产生、认定和预防及解决都有着密切的联系。正因如此，在全社会形成一种不利于腐败形成的文化对防止、减少和消除腐败是重要的。

官本位文化与腐败

以官为本、以官为尊、以官为荣、以官为求，是官本位文化的特征。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学而优则仕”是知识分子所追求的最高人生价值。在以官为本的文化氛围熏陶下，官就是人们评价人成败、荣辱的准绳、尺度。官成为了全社会价值判断的中心。这种文化在中国的根深蒂固，带来的是人的价值取向的扭曲，也是造成官场腐败、官员堕落的原因之一。中国不断产生的官场腐败，原因正在于官位的有限性。越高级别的官位越少，但谋求者却是人数众多。

在这种极为不平衡的供求关系下，为了某个官位，人们是不折手段，滋生了官场的各种腐败和习气。官文化提倡的“官尊民卑”导致两种意识的产生。官尊产生了官员的特权意识，民卑导致了公民权利意识的淡薄。这两种意识都不利于反腐败。

（1）官尊—官员特权意识。特权意识是官本位文化中官尊思想的必然产物。从官与民两个方面不同的心理得以表现。就官员而言，各级的官员有着他们各自不同的权力，他们把这些权力看成是官职赋予的，而不是人民赋予的，把权力看成是官员所特有的，理所当然的。正是这种特权意识的存在，他们就把用特权追求来的利益也看成是天经地义，而没有意识到这是一种腐败行为。在当代中国实行的是退休制，到了一定的年龄就的退休。而当他们鉴于对权力的即将丧失，将原则、纪律等统统置之度外，进而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取私利，走上违纪违法道路，出现了不少的“59”现象。这种现象其本质还是对于特权的依恋，把权势的损失，用金钱来弥补，追求心理平衡。当这种意识在官场中蔓延开来时，做官不谋私成为让人不可理解的怪事，做官不摆谱，不铺张，反而有失官威。正是基于上述的种种认识，腐败便在官场中蔓延开来。从民众的方面来看，由于官员特权的存在，官员的特权往往凌驾于法律之上，使得民众长期以来是信官不信法，遇事求官，层层上访，而不是诉诸于法律。这样官员的权力便有了发挥的余地。遇事的求官不求法，强化了官员的特权，也巩固了官员的特权。

（2）民卑—民众权利意识的淡薄。由于“官本位”文化在中国的 根深蒂固，人们视地方官员为“父母官”。地方上的首席官员就是地域内辈分最高的家长，是绝对的权威。而广大的子民服从父母是天经地义的事。所以在未经过大规模的“思想启蒙”运动，让人们接受官与民平等的这样的意识是十分困难的。正是这种民卑意识的影响下，人们对政府官员的行为在毫无意识、从不质疑的态度中接受。人们并未意识到政府的行为与自己的利益息息相关，政府的腐败是对社会、对公民权利的严重侵犯。基于上述的认识，当腐败产生时，腐败很难遭到社会力量的抑制。虽然人们也是很痛恨腐败，但是人们仅仅把反腐败当成是政府的事情。即便是有人对腐败进行揭发，很可能是石沉大海，甚至很快就会遭到一连串的打击报复。在西方国家公民和社会团体在纠正政府行为、防止腐败等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公民的权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天赋人权”已成为了宗教般坚定的信仰。当整个社会都自觉的起来反腐败，那么腐败的行为也将不得不有所收敛。

人情文化与腐败

在中国，一个人从生的一刻起，就决定了他一生存在于至亲、宗族、姻亲、师生、朋友等种种关系之中。这些关系相互交织，相互连接，构成了如同蜘蛛网般牢不可破的关系网。而我们做人、处世都很难离开它，否则我们很难立足于这个社会。这本是一个很正常的社会现象。但在一个法制比较不完善的社会时，关系网则在腐败形成中成为一种非常稀缺的资源。在我国人情文化特别的浓厚，人们常常把人情看得高于一切，即使是法律、制度、纪律也在人情面前显得软弱无

力。人情文化通过以下三个层次作用于腐败。

第一层是纯粹是由围绕在官职周围的各级官员所组成的“官网”。对于官员个人来讲，他们牢牢的缠绕在网中，使得各自的权利在此得到维系和保护。首先，通过此网他们可以谋求升迁，使得自己的权力进一步增强。靠“官网”得到的升迁，就破坏了用人制度的公平、公正、公开、竞争原则，使有才能的人不能到岗上任，影响到政府办事效率。而在这些靠“官网”谋求升迁常常涉及到一些金钱和利益的互相交换，也导致腐败的产生。其次，当他们腐败或其它的违法行为被发现时，也可以通过“官网”来保护自己，使自己的行为免于处罚或减轻处罚。目前，社会上出现的许多执法不公，执法不严的现象同这种“官网”的强大保护是分不开的。

第二层是以官员的权力为中心，由血缘关系为准绳构成的“情网”。先天血液关系，加上 “官官相护”的后天网络，衍生了由官员和他们的亲戚、子女形成的特殊阶层。这样血缘关系和官职的相互结合，权力通过血缘宗法的网络进行流通，扩大了权力的辐射范围。同时把法律对官员的人事管理等权力架空，利用职权为亲戚、子女谋官职，它本身就是腐败，还导致了进一步的腐败。许多人手中没有权力，没有官职，但照样呼风唤雨，具有无可限量的隐性权力。由此导致的是当官成为了有势力宗族的特权，利用官职维护本宗族的利益。在这种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情况下，“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大家为了共同的利益，就会产生一股强大的向心力。这也给反腐带来很大的困

难。

第三层是由以官僚为核心，由社会各阶层人士组成的“社会资源网”。建立此网的目的是把官员的权力同其它行业和职业资源相结合。在这个资源网里，有官员、教师、商人、律师、记者等。他们一般都掌握着某些社会的资源，而这些资源的相互补充势必带来更多的利益。他们把这些社会资源当成追求个人利益的工具，必定损害到其他人的利益，从而产生种种的腐败现象。比如，官商结合，官员把他们的权力转化成财富，商人则通过官员权力的保护来获得更多的利益，造成了商业腐败。官员的权力同教育资源的相结合，官员可能利用他们手中的权力，为他们的子女谋求更多的教育机会或者为他们自己继续教育深造提供方便。他们的挤占更多教育资源的行为，在当前教育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势必会造成教育机会的不公平，也是教育腐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在当前中国法制体系不完善，社会资源的关系网势必会把腐败现象渗入到社会的各行各业中。

从众文化心理与腐败

从众心理是指人的认识行为由于受到所在群体及社会环境有形无形的影响或压力，往往会自觉或者不自觉地放弃自己的原则以顺从环境，保持与众人的一致。这种心理实际上会对某些不良社会现象起到催化剂的作用。当前我国社会腐败现象的泛化与社会从众心理就有密切的联系。有些腐败现象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由团体压力所造成的。从众心理是以下方式作用于腐败。

（1）仿效方式。“随大流”、“法不责众”等等，都是对仿效从众心理的一种真实写照。根据人际影响的社会心理原理学,社会地位高者的行为常常成为社会地位低者学习、参照和仿效的榜样。前者的榜样行为大大的加强了后者模仿的动机，并促使仿效行为的形成。一方面当上下级都具有腐败的行为时，当下级发现上级的腐败行为时，他们会理解成为上级对自己的腐败行为的认同感，就更加肆无忌惮的腐败。另一方面，有些下级刚开始也许并没有存在着腐败的现象，他们起初对不正之风也十分反感并进行了抵制，但是在上级的腐败行为的影响下，这种正常的行为带来的却是不正常的后果，即得罪了上下左右处于工作关系和人际关系中的各色人等。久而久之，也就入乡随俗、习以为常。也造成一些人“别人如此，我也可以如此”的心理，觉得别人如此，自己不如此就是吃亏，于是就形成了一个怪圈，由此“孕育”了一批又一批的前“腐”后继者，强化腐败扩展的势头。

（2）互励攀比方式。这种方式是指人们思想的相互激励、相互攀比，他促使人们的动机在强大上相互助长、强化。其直接结果就是腐败的横向扩展。当腐败在全社会形成一定气候时，腐败行为将相互强化形成腐败的链环助长和攀比助长。当腐败发生在其它个人身上，比如当他们看到同学、同事、战友、朋友因腐败而富裕起来了，吃的、穿的、住的、行的、用的都比自己好，自己什么说也是个有权力的人，岂能落他人之后，心理上总觉得不舒服、不体面、不风光。于是他们开始追求衣食住行的高档化，穿名牌、住豪宅、坐好车、喝美酒、抽

洋烟。他们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求，铤而走险，不惜以身试法。当腐败发生在某一具体单位内时，他们就认为大家都腐败了，我也腐败，责任能有多大。法律只是惩罚个人，对于大多数的人来说就很难被处罚。这种腐败的风气相互感染、激励可以使人更大胆腐败，腐败的程度日益严重。

（3）逼压强迫方式。逼压强迫是指群体在发现有人意见与群体不相一致时，会努力施加影响，促使其与群体取得一致，即“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即任何群体都有维持群体一致性的显著倾向和执行机制，对于同群体保持一致的成员，群体的反应是喜欢、接受和优待，对于偏离者群体则倾向于厌恶、拒绝、制裁。在具体的单位内部，当腐败成风时，受群体压力的作用，廉洁的个体将承受难以忍受的心理疏远和孤立。一些人刚开始也不愿意涉足贪污，但是面对来自周围的各种压力又不得不屈服，尤其是对来自上级或领导的压力更是无力承受与抵制，因此，放弃自己的原则，而同流合污。另一些人依然坚持自己的原则，但是很快的就遭到冷眼、讽刺、挖苦，甚至挨整、被挤出官员的队伍。在现实社会中，这已经不是个例了。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与腐败

每个民族的 思维方式都是不一样。中国人独特的思维方式，也是腐败得于产生、盛行的温床。

(1)“中庸”的思维方式。

“中庸”具有严谨的科学含义，一般指人们思考和行为时，要考虑

事物的“度”。但是，由于人情文化的社会基础的影响，“中庸”被赋予了特殊的含义。所谓中庸思维方式就是人们在做事时，认为许多事可有可无、可做可不做，许多立场可坚持可不坚持，甚至不置可否，冷眼相看；在看待事物时，采取不偏不倚、骑墙善变的态度。在中庸思维方式的影响下，为官者不思进取，畏于创新。民众把政府的腐败视为自然之事。无论是官员还是普通的百姓走中庸之道，在问题面前采取骑墙的态度，明哲保身，或随势附和，见风使舵。明知某些官员有腐败行为，也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从而助长了腐败的风气，腐败之风也长期得不到整治。

(2)“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

传统中国人同自然界的未分化状态与中国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天人合一”的文化心态，塑造出国人普遍的整体主义、经验主义、行为主义的方式。无论在日常的生活中，还是非日常生活中，国人都习惯于对整体的直觉的把握和经验的体会。即没有培养起自己的主体性和个体性的自我意识。它强调严密的等级结构下的和谐——百姓对政府绝对的服从和上下级官吏的绝对服从。也因对“和谐”或“团结”强调，即使出了什么乱子，也不能捅出去，即所谓的“家丑不可外扬”。由此，这种气氛成为腐败的温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