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建国初期腐败现象分析

第一篇：新中国建国初期腐败现象分析

新中国建国初期腐败现象分析

【摘要】从历史角度看去，中国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农业大国，有着几千年的封建传统，小生产者的思想意识根深蒂固，很多人还有一种自给自足的小农意识，包括我党内人员，这种意识必然导致剥削的恶劣统治作风，从而产生腐败；从阶级斗争角度看去，我国是一个新型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不同阶级的为着不同的利益必然进行斗争，在建国初期由于革命胜利，一些干部党员思想松懈，就容易被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所击中，从而产生腐败；从党内自身建设看去，在建国初期党中央主要忙着战后国家的建设，而无暇顾及党的自身建设，这就使得在这一时期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存在比较严重的问题，从而容易产生腐败。

【关键词】封建思想、腐败、资产阶级、党内建设

【引言】新中国建国初期国内腐败现象突出，使得部分地区民不聊生，对共产党的领导失去了信任，严重危害了党的利益，危害了人民的利益，违背了党的根本宗旨。为了清楚地认识这段惨痛的教训，并且防微杜渐，使得党在以后的发展不因类似原因出错或者少犯错误,我们必须对腐败现象进行研究。同时通过对腐败现象的分析，也有助于我们对腐败的本质的掌握。江泽民同志曾今说过“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绝对不能自己毁掉自己。如果腐败得不到有效惩治，党就会丧失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警钟长鸣。”，对腐败的现象分析究出本质的意义可见一斑。本文将从三个角度去分析新中国建国初期所出现的腐败。

【正文】

一．旧有的封建思想的影响

在封建王朝里，皇帝是至高无上的，国家所有的一切财产都归皇帝所有，皇帝有多一切的任意支配权。国民党政府就是一个承袭着这种官僚腐败文化的统治集团。在国民党反动政府里近乎无官不贪，他们认为“升官发财，享受荣华富贵，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因而从来没有真正治理过腐败的作风。国民党官员的腐败思想对我党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比较严重。

在建国初期，由于我党内大多数干部都是穷苦人家的孩子没有受过较高文化的教育，只懂得带兵打仗，管理军营，却不懂得如何管理国家处理民事，国家急缺管理干部，因此留用了一批旧机关里的工作人员，参加新中国的工作，于是那种腐败的作风就被带到新中国的政权里。1952年8月13日政务院第148次政务会议批准的、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司法部部长史良所作《关于彻底改造和整顿各级人民法院的报告》中说：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干部公约2.8万人，其中有旧司法人员约6000人，约占总人数的22%。特别是不少大中城市及省以上人民法院的审判人员中，旧司法人员占多数。国民党法院贪赃枉法的恶劣作风被这些人带进人民法院。人民法院中有些老干部在思想上被旧司法人员、旧法观念所俘虏与侵蚀，甚至堕落退化。①这种情况不仅在司法部门，例如全国财政部门留用的旧职人员和新参加工作的人员占70%左右，从老解放区来的仅仅占30%左右。②由此可知，这些旧机关所带来的腐败作风影响的范围非同小可。在建国初期干部任职的岗位上很多年轻干部没有坚定的立场，尤其容易被这些腐败的作风所感染，做出错误的行为。

另一方面，在解放战争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不少投机倒靶份子混入我党，并且最后在解放战争胜利后也有机会参与了治理国家的行业中，在这个时候他们丑陋的尾巴就逐渐显现出来了。因为他们当初混入党内的动机就是不纯正的，很多人还是那种建功立业升官发财的封建想法，所以在取得革命的胜利后，他们就不可避免的被他们错误的封建残留思想引领者走向腐败的道路。林彪、江青就是最为突出的一员。

二．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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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斗争虽然已经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但它在一定范围内的存在是不依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它必然存在且将长期存在。在革命胜利后，不少同志错误地认识到资产阶级已被消灭不复存在，从而放松警惕，思想动摇，导致了一大批的腐败。资本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有相当的势力，毛泽东同志曾经就尖锐地指出：“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可见一旦放松警惕，就很可能被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给击中。一些政治觉悟不高的党员干部看到城市里面灯红酒绿，便被麻醉，跟着资产阶级臭流氓摆阔学样，思想腐败。

陈云在1954年2月10日的七届四中全会上说：“大家是为革命来的，还是为做官来的呢？回答这个问题也很容易。起初是干革命来的，以后是革命家做官，既革命，又做官。后来官越做越大，味道也越来越大，有人就只想做官，不想革命了，把革命忘光了。在胜利了的国家里头，有电影，有照片，开会时热烈鼓掌，阅兵时可威风啦。火车站欢迎的时候，送鲜花，夹道欢呼。物质享受是很具备的，很可以腐化。从前在瑞金、延安时，想腐化也很难，现在腐化很容易。”③资本主义通过“电影、照片”等媒介四处传播宣扬其腐败思想，使得很大一部分干部思想堕落，作风不正，开始腐败。

三．党内纪律涣散

在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新，毛泽东、党中央有很多国内政务要处理，忙着战后国家的重建工作，对党的自身建设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使得党内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出现问题。朱德同志在1950年5月6日的中央直属系统党、政、军、群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联席会议上，分析了执政后的党员干部违反纪律的行为特别严重的主观原因：在主观上则是由于“我们党内的教育、党内的生活、党内的制度，特别是党内纪律的执行等等方面，都还存在着许多严重的缺点”，“党内的制度有些组织和单位执行得不够严格，如请示报告制度就不按时认真执行，有个别的单位到现在还存在着事前不请示、时候不报告的严重现象；特别是党内纪律，一般都执行得很差，因此，党员干部的违反党纪和违法事件就相当普遍。”④最为严重的是，“许多党的下级组织任意降低了接收党员的条件，对被接收者的历史和政治面貌没有事先的严格的审查，也没有对他们认真地实行过关于共产主义与共产党的教育，没有在接收党员的工作上实行严格的计划与报告请示制度。”⑤因为党内纪律执行力度很低，党员干部的违纪违法行为就很普遍，从而腐败现象很严重。

【结论】在建国初期腐败现象的高频发生，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在社会本质发生交替时，残留的旧有的过时的思想、还存在于一些干部身上，从而导致腐败的出现；第二，由于阶级斗争的长期存在，其他阶级必然想着各种法子试图从内部腐化我党，而我党有些没有经过严格教育的干部被他们的糖衣炮弹所击中，从而导致腐败现象丛生；第三，由于党中央没有对党内建设引起足够重视，从而导致党内纪律涣散，干部违纪乱法之事时有发生，腐败现象普遍。

【文献综述】

① 史良《关于彻底改造和整顿各级人民法院的报告》载《新华月报》1952年9月号，第33页。② 《怎样在财政系统中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载《人民日报》1952年1月12日，第一版。

③ 《主要领导干部要提高革命觉悟》见《陈云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30页。④《加强党的纪律检查工作》见《朱德文选》，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87页。

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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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新中国社会阶层分析

新中国社会阶层分析

新华网浙江频道9月22日电（《观察与思考》杂志■记者 刘晓林）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新中国十大社会阶层的划分和流动”的推出，在中国社会引起了强烈反响。因为它与每一个人都不无关系，因此人们对它的关注度极高。为探讨这一课题，观察记者日前特地赶到北京，与负责这一课题的课题组组长、中国社会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陆学艺教授进行了对话„„

记者：目前，你们把中国社会划分为十大阶层，按顺序排列是：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拥有组织资源）；经理人阶层（拥有文化资源和组织资源）；私营企业主阶层（拥有经济资源）；专业技术人员阶层（拥有文化资源）；办事人员阶层（拥有少量文化资源或组织资源）；个体工商户阶层（拥有少量经济资源）；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拥有很少量三种资源)；产业工人阶层（拥有很少量三种资源)；农业劳动者阶层(拥有很少量三种资源)；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基本没有三种资源）。请具体说说是依据什么来划分的？

陆学艺：原来的欧美也好，中国的毛泽东主席也好，都是以生产资料的占有为标准来划分的。我们的划分，进行了3年的实际调查，根据工业化国家和社会的实际情况，以社会职业为标准和基础进行划分。另外补充三点：即有权没有（拥有组织资源吗）？有钱没有（拥有经济资源吗）？有文化没有（拥有文化资源吗）？

国外的划分标准一般根据职业的不同，一般来说如果职业高，相应的三种资源也多，两者基本上是成比例的。但在中国，有时职业与三种资源的拥有量并不一致。

因此，在职业分类的基础上，我们又以人们对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来表现各社会阶层的基本特征。组织资源也可以称为权力资源，主要指依据国家政权组织和执政党组织系统而拥有的支配社会资源（包括人和物）的能力；经济资源主要是指生产资料所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文化资源是指社会以证书或资格加以认可的知识和技能的拥有，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学历文凭。

我们认为，在当代中国社会，这三种资源的拥有状况是各社会群体及成员在阶层结构中的位置以及个人的综合社会经济地位的标志。如果说职业类别是我们划分中国社会阶层类别的基础，那么，这些资源的占有情况则是我们确定各社会阶层的社会等级差别的依据。这一结论是基于课题组数年的社会调查得出的。在对大量个案访谈资料所做的分析中我们发现，人们凭借其社会经验和主观感觉对人群进行的分类，主要依据的标准也是权、钱、文化。实际上，社会学者也常常采用这三类指标来研究当代社会的阶级阶层划分。我们也得出同样结论：在当代中国，这三种资源的占有量决定着人们的综合性的社会经济地位，决定着他人以及自身对本人的社会评价。

依据这三种资源的占有量来分析当代中国社会各阶层的社会经济差别，有助于深入理解目前的社会经济分化现象，把握资源配置的基本特征。

转型期我国社会阶层分化的表现

新中国成立以后，经过对工业、农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暴风骤雨式的阶级斗争以及国家工业化建设，我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逐步形成了“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社会结构，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的社会结构。这种阶级阶层结构是“同苏 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基本类似的，并没有形成现代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入了全面改革开放的崭新发展时期。来自经济、政治和社会各个领域的全方位的改革，使我国社会从农村到城市的社会生产力获 得了空前的解放和发展，综合国力显著提高，人们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伴随着 社会关系的调整和社会结构的变化，人们在经济收入、社会地位、声望等方面发 生较大的变化，作为我国社会结构重要方面的社会阶层结构也发生了深刻的变 化，阶层分化逐步形成。随着改革的深入和现代化进程的加深，我国原有的“两 个阶级、一个阶层”的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不仅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内部发生了分化，而且出现了新兴阶层。

首先，工人阶级内部的分化。随着现代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和社会转型，现阶段，工人阶级由原来的两大部分即国有企业工人和集体企业工人已经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层:一是蓝领工人阶层。即产业工人，主要包括在国有企业、集体企业、三资企业、私营企业、个体企业从事体力劳动的体力劳动者;二是白领工人阶 层。包括企业中、下层管理人员、办公室工作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等;三是国家 和社会管理者阶层。主要是指党政、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中行使实际党政管理职 权的领导干部，主要包括国家公务员、党的各级干部、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中的 各级干部以及工作人员。这类阶层人员1999年占从业人员的2.1%，他们大多数是 知识分子，拥有文化资源;而且他们都具有不同级别的权力，拥有组织资源;有 的拥有专业技术特长和职称，但大都脱离了自己的专业技术工作，变成了职业官 员。这个阶层成员是党的方针、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政府权力的掌握者和行 使者，体现党的意志、执行政府权力。现阶段，“中国的社会政治体制决定了这 一阶层在趋于等级分化的社会阶层结构中居于最高或较高的地位等级，是整个社 会阶层结构中的主导性阶层，是当前社会经济发展及市场化改革的主要推动者。” 工人阶级已发展成为一个超越原来社会层面的庞大阶级，不再是仅限于原来意 义上的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工人，其规模不断扩大。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资料 显示，2002年我国城镇就业人员24780万人，如果加上农民工人数9460万人，工

人阶级队伍大约在34000万人左右。改革开放以来，随着

二、随着新兴经济部门的出现，三产业中的知识含量的增加，工人阶级的科技文化素质不断提高。同时 随着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工人阶级中的知识分子群体不断扩大。这对于推动我 国科学技术和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及提高我国工人阶级的整体素质都起到了十分 重要的作用。随着我国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知识经济的兴起、信息时代 的到来，中国工人阶级的队伍会越来越庞大，工人阶级的整体素质也会不 这是阶级进步的大趋势，断提高，也是社会发展的主流。

其次，农民阶级内部的分化。改革开放前，农民阶级主要指以种地为生，从 事农业生产劳动的广大农业劳动者。农民阶级是改革开放以来分化最为显著的一 个阶层。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我国现代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民阶级的分 化日益加快，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六个阶层:一是农民企业家阶层。农民企业家阶 层是从整个农民阶级队伍中分化而来的，大多是乡镇企业的厂长。他们的经济来 源已不是农业种植或养殖，而是工商经营。在改革开放初始阶段，他们大多是乡镇 集体企业的经营者。随着企业转制，现在他们中的大多数己成为私营企业家。其 中有些人的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己从农村进入城市，发展成为现代化的企 业。二是乡镇企业职工阶层。改革开放以来，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得到了迅速的 发展，从业人数已达1.5亿左右。这一阶层的人员基本上属于“两栖”人，工会 方面承认他们是工人，因为只要你参加工厂生产劳动，建立事实劳动关系就是工 人，而农业主管方面认为他们不是工人是农民，不应该参加工会。事实上他们的 “地位”确实很不稳定。在工厂做工时就是工人，失去工作就是农民。他们的劳 动权益缺少保障，受社会保障制度的覆盖甚小。三是进城农民工阶层。农民工进 城务工是农民阶级阶层分化流动的一大表现。据有关方面统计，这部分人己占城 市工人总数的30%以上。这部分人并非永久性工人，他们的家庭还在农村，当他 们失去城市中的工作之后，仍然只能回到农村。他们是一个特殊的利益群体。相 比农民，他们的收入相对较高，劳动强度相对较轻;相比城市工人，他们的劳动强 度相对较高，劳动条件相对较差，收入相对较低，且劳动保障相对较弱。四是土地 承包者和农村专业户阶层。这一阶层实际是富裕农民阶层。他们靠勤劳和某一方 面的种植或养殖经验致富起步，在有了一定的积累之后，或承包大片土地，或承包养殖场所等，在农副业机械等方面作一定投资，进行规模生产，常雇用临时农民工 或农机手。他们是农业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对农业现代化起着示范作用。五是普 通农民阶层。这是农民中的大多数，是农民阶级的代表和最主要的力量。他们从 事一般的农副业生产，除去国家税款和各种提留款项之后，有一定的纯收入，基本 解决温饱，并有一定积余。家庭收入一般比改革1999开放前有较大提高，但总体收入增 长速度较慢。年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增长9.3%，而农村居民的人均收入增长 仅为3.8%。这一阶层农民的思想进步程度、组织程度、接受教育程度、劳动生 产率发展程度和富裕程度及其发展方向，代表着我国整个农民阶级的主流和发展 方向，是我国党和政府制定农村政策的最主要的着眼点。六是贫困农民阶层。全 国还没解决温饱的贫困农民据统计还有5000万左右。与工人阶级内部阶层分化 不一样，这不是农民阶级阶层分化过程中新生成的阶层。由于中国农业长期比较 落后，生产力水平不高，人多而可利用耕田少，且大量属于贫清地，所以农民的平均收入水平一直较低。改革开放以来，大部分农民的收入开始提高，每年都有几百 万农民摆脱贫穷，余下的贫困农民就形成了一个贫困农民阶层。他们大多为家庭 劳动力缺乏和土地贫痔地区及边远山区的农民。农业扶贫脱贫工作一直是党和国 家关注的重点。

第三，知识分子阶层的分化。改革开放以前，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只把从 事生产的体力劳动者视为工人阶级，而把从事脑力劳动的知识分子排除在工人阶 级之外。1978年邓小平同志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分析科学技术与生 产力发展的关系时提出，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脑力劳动者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知 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知识分子阶层是我国特定历史时期出现的一个阶 层，既是我国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又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阶层。这个阶层是指 拥有较高知识水平的社会劳动者。具体为历年来由高等院校毕业的具有大专以上 学历的社会群体，他们广泛分布于社会各行各业中。包括理论界、文艺界、科 技界、医疗卫生界等的人士。从事卫生、体育、社会福利业、教育、文化艺术、广播电视电影业、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等领域的知识分子作为第一生产力 的创造者和开拓者，成为我国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传播先进思想和建设社会主义 精神文明的重要力量，用他们的脑力劳动创造精神财富，是推动社会前进的重要 力量，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着特殊的作用。随着社会化和现代科学技术 的发展，知识分子阶层出现了分层与流动，当代中国知识分子 知识生产与传播者阶层、划分为管理者阶层、自由职业者阶层、青年学生阶层。

第四，新兴阶层。在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发生分化的同时，新的社会阶层也 在产生。正如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所描述 的那样，“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阶层构成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民营科 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 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他们与工人、农 民、知识分子、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团结在一起，他们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事业的建设者”。他们顺应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在建立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建设 做出了重要贡献。在这些新兴阶层中，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一般 拥有较高的学历和专业知识水平，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他们是市场化改革的最积 极的推进者，代表着先进生产力和现代经济体制的发展方向。私营企业主则主要 指拥有一定数量的私人资本或固定资产并进行投资以获取利润者。1992年后，具有文化专业知识的原国有和集体企业的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 员开始大量加入其中。私营企业主阶层内部拥有的资本规模大小不同，其自身的 文化素质也各不相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他们都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 育和发展过程中产生和成长起来的，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伴 随阶级阶层的分化，与之而来便是对我国社会阶层如何进行划分的问题。很多专 家、学者以及相关的课题组通过对我国社会阶层结构深入调查分析的基础上，对 转型期我国社会阶层进行了不同的分类。社会学家、清华大学教授李强根据社会转型期各社会利益群体分化、垂组与 重新整合的实际情况，将社会阶层分为特殊利益获得者群体、普通获益者群体、利益相对受损群体、社会底层群体或社会绝对受损群体四个利益群体或利益集 团;、砂王世谊教授则将社会阶层分为基础阶层、新兴阶层、复兴阶层、边缘阶层

四种基本类型;„多郑杭生、李路路教授将社会成员分为权力阶层、专业技术人员 阶层、一般管理人员阶层、中国社工人农民阶层、自雇佣者阶层五个社会阶层。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研究”课题组以职业分类为基础，根据 人们对政治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把当前中国的社会群体划为 五大社会经济等级和十大社会阶层的重大命题，从而比较全而真实地反映了当前我国社会阶层分化的现实。三是私营企业卞阶层，拥有经济资源，比例约为0.6%;四是专业技术人员阶层，拥有文化资源，比例约为5.1%: 五是办事人员阶层，拥有少量的文化资源和组织资源，比例约为4.8%;六是个 体工商户，拥有少量经济资源，比例约为4.2%;七是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比例约为12%;八是产业工人阶层，比例约为22.6%，其中农民工占30%;九是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比例约为3.1%。

总而言之，在社会转型期，虽然我国社会阶层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但是，我国社会的基本阶级阶层仍然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阶层，他们是社会的基本力量，这是由我国的国家性质决定的。我国《宪法》明确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

义国家。”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社会的不断发展，他们也在不断发展壮大，自身素质和能力也在不断提高。在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彻底消灭了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我国社会各阶层的地位是平等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和谐社会的宏图伟业中，无论从事社会所需要的哪一种职业，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都在为祖国富强、人民富裕、社会和谐作贡献。江泽民指出: 对为祖国富强贡献力量的社会各阶层人们都要团结，对他们的创业精神都要鼓励，对他们的合法权益都要保护，对他们中的优秀分子都要表彰。”因此，当代中国社会阶层，不论划分为多少类别，都与西方国家的利益集团有根本区别:我国的社会各阶层基本上属于劳动者阶级范畴的不同阶层，“他们是构成当代中国„人民大众‟的方方面面”:社会各阶层的关系是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非对抗性的、人民内部的矛盾关系。

参考资料：《转型期我国社会阶层分化与和谐社会建设研究》徐志达

第三篇：腐败现象

当前我国腐败现象的新特点

一、当前我国腐败现象的新特点

当前我国的腐败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由收钱收物的“硬腐败”发展为接受各种服务、旅游出国等“好处”的“软腐败”；由个人捞钱的“小腐败”上升为集体福利、挥霍公款的“大腐败”；由内资企业的“内资腐败”发展为外资企业参与商业贿赂的“外资腐败”；由一人出事的“单案”扩大为一揪一串的“窝案”。具体来讲，腐败现象具有的特点是：

其一，群体化。湖南省郴州市委原书记李大伦腐败案发后牵涉人员达160余人；“慕马腐败大案”涉案人员达142人；湖北襄樊市委书记孙楚寅落马，牵出领导干部70余人；2009年8月原巢湖市委书记周光全被判处无期徒刑，随着周光全的被查处，安徽省巢湖市有14名党政官员受到免职处分或被判刑，这些被处理的官员都有着向周光全行贿以谋取利益的“不良记录”。可以说，一些腐败败露后，往往引发所辖地区官场的“大面积塌方”。腐败分子在政治上拉帮结派，经济上相互牵连，结成了利益同盟，呈现出明显的群体性，即“窝案”、“串案”。其主要特征一是涉案人员众多；二是涉案人在政治上丧失党性原则，形成了具有紧密人身依附性质的关系网；三是在经挤上互相利用，结成了利益共同体。

其二，高官化。近年来，在党中央领导下，中央纪委、监察部查处了原中央政冶局委员、上海市委原书记陈良宇，贵州省委原书记、省人大常委会原主任刘方仁，国土资源部原部长田凤山，黑龙江省政协原主席韩桂芝，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北京市原副市长刘志华，山东省委原副书记、青岛市委原书记杜世成，国家统计局原局长邱晓华等一批高级干部违纪违法案件。据公开资料统计，2003年至2007年的五年间，共有35名副部级以上官员落马，年均七人。2009年8月27日，中央纪委发布消息，通报了对广东省原政协主席陈绍基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的处理结果，决定给予陈绍基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海外媒体对此评价称，2009年1—8月，“六名副省级以上官员被集中查处，彰显出中央反腐败的决心和力度”。9月份后又相继查处了贵州省政协主席黄瑶、辽宁省人大副主任宋勇、宁夏回族自治区副主席李堂堂的问题。12月份查处了中国移动集团公司的党组书记、副总裁张春江的问题。2009年全年落马的省部级(含副部级)高官有17人。

其三，巨额化。腐败涉及的金额巨大，动则就是上千万甚至上亿元。2009年已经基本查明涉案的3l位国企企业家犯罪涉案金额累计达34.0466亿元，人均涉案金额高达l.0982亿元；其中涉及贪污、受贿的国企企业家30人共计贪污、受贿9.3273亿元，人均贪污、受贿3109万元；涉及挪用公款的国企企业家9人，累计挪用公款12.9387亿元，人均挪用公款1.4376亿元。

其四，期权化。“权力期权化”交易的是一种“权利”，其不直接涉及钱物，因而形式和过程隐蔽，相互兑现往往是间接而不是直接的，如高薪任职、分给股权、优厚待遇等。腐败分子进行权力操作可以用“扶持企业、促进发展”为借口，即使损害国家利益也可以用“改革代价”遮掩，过程隐蔽，其交易方不是在职干部，甚至可能不是其本人，对象和内容都较为隐蔽。“权力期权化”改变了腐败获利的时间和方式，为腐败分子手中的“权力资源”提供了最大限度的变现可能。它可以是权力享受权力回报，在离职前安插亲信或选定“接班人”，为自己遥控权力作打算；可以是权力享受资本回报，在位时为企业牟利，辞职或退休后到企业“高薪打工”；也可以是资本享受权力回报，利用在位时积累下的“活动能量”换取企业股权或创业资本。这样，不仅可以为自己预留“出路”、“退路”，还可以“封妻荫子”，由受益方资助亲人子女出国留学或提供创业资本。如广东省原高级法院院长麦崇楷就为其子换取了数百万的企业股权。

其五，潜规则化。从文化上看，我国是一个宗法伦理社会，血缘观念极强、法制观念薄弱，这种特定的文化观念也为腐败行为的发生孕育了土壤。在中国文化中有很多消极的因素是滋生腐败的条件，如“潜规则”文化在官场中流行，很多行为规则不公诸于世而是如“黑市”交易，公诸于世的规则，大家又不遵守。再例如“消解”文化，中国文化中有一种消解制度的倾向，在现实中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另外，还有“圈子”文化，社会上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进了班子还要进圈子，进班子不进圈子等于没进班子，进了班子不如进圈子，进了圈子不进班子等于进了班子。入围的干部争宠，不入围的干部被剔除，这种示范效果迫使大多数干部去遵从新的游戏规则。从追求庇护到跑官买官，并按照这一游戏规则所提供的激励机制来作出自己的行为选择，使正直的干部越来越难以生存。

其六，国际化。有的腐败分子利用资本跨地域、跨行业、跨国境流动的机会，与地区外、行业外、境外的不法分子相勾结，共同犯罪；有的利用国际间法律的差异，国内犯罪，国外洗钱；有的以境外商人为合作对象，在为对方牟利后，在境外“交易”，赃款赃物滞存境外。一些涉案的党政干部特别是关键涉案人员一有风吹草动即随时出逃。“裸体官员”问题浮出水面，暴露出以往外逃贪官贪腐时“留一手”(即任职期间有意将妻儿送出国，独自一人在国内)，贪腐行为败露后立即逃往国外的腐败谋略。而某些干部利用出国考察机会滞留不归的情况更是暴露出贪官风险意识的增长。

其七，新型化。在新兴领域开展反腐败斗争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银行、证券、保险、信托、拍卖等方面的反腐败措施比较少导致新兴领域腐败案件频繁发生，在这些领域中，腐败呈现出金融化、虚拟化的特点。与异性直接相关的腐败现象不可轻视，中纪委研究室原副主任、中纪委北京培训中心原主任、原中央先进性教育活动办公室副主任刘春锦指出：受处分的厅局级干部中，90%的落马贪官都有包养情人，甚至有多个贪官共用一个情人的现象。原天门市委书记张二江甚至把“小姐”带到家里嫖宿。被“双规”后，张二江供述了自己曾同107名妇女发生过不正当性关系，天门人戏称张二江是“梁山寨主”。

二、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的战略对策

(一)扩大党内民主的实现方式，以民主制度建设来推动反腐败的深入

1.在全国县市逐步实行以下制度：(1)党代会年会制。县市党代会由过去的五年召开一次，改为每年召开一次。党代会年会的主要任务是听取和审议县委、县纪委工作报告和县人大党组、县政府党组、县政协党组的书面工作报告；讨论和决定全县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和党的建设方面的重大问题；对县委委员的工作进行评议。(2)党代表直选制。党代表由过去的间接选举改为竞争性直选。过去的县级党代表候选人，一般是由党组织提名或推荐，在基层党员代表会议上，按照很少的差额甚至等额选举产生。实行直选以后，党代表改由党员直接提名、个人自荐报名，通过预选按得票多少确定候选人，县级领导干部也必须通过提名参加预选才能成为候选人。候选人的差额必须达到30%以上，由所在选举单位的党员直接投票产生。(3)党代表常任制。党代表的任期与本届党代会的届期相同。在任期内，党代表享有在大会期间的选举权、审议权、重大事项决定权、质询权、提出罢免案权、评议权以及闭会期间的学习培训权、调研视察权、提出意见建议权等权力，充分发挥党代表的作用。(4)评议制。在党代会年会上，党代表要对县委、县纪委领导班子进行评议，按照满意、基本满意、不满意三个等次无记名投票表决；对“三个党组”的工作报告要进行评议，确认报告是否通过；县委委员向党代表述职，党代表对县委委员进行评议，评议分优秀、称职、基本称职、不称职四个等次，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评议结果作为考核县委委员工作的重要依据；届中，还须对县委委员进行一次信任投票，信任票分为满意、基本满意、不满意三个等次。评议结果在代表大会上公布，对不满意票超过30%的领导班子，必须写出书面整改报告，针对存在的问题，认真整改并及时向党代表公布。

2.制定完善的、科学的常委会议事规则和制度，保证党内决策的民主化。必须尽快制定标准的常委会议事规则和相关制度。规则包括：界定常委会需要讨论的重大事项的范围与确切内容；书记与副书记、常委之间关系的平等性，以及常委讨论权的保证制度；常委会议事的具体程序等。

3.利用人民民主反腐败。要充分利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监督作用，发挥人民代表的职能，推进反腐败工作。如2006年通过的《监督法》创设了在人大闭会期间由各级人大常委会对“一府两院”的专项工作报告进行审议的制度，这一制度增加了各级人大常委会对“一府两院”实施宪法和法律活动监督的主动性和经常性，保证了各级人大作为国家权力机关在重大问题和重大事项上的决定权。

(二)加强选人用人的制度建设

1.完善初始提名权制度。要提高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必须科学合理地规范干部任用初始提名程序，实现“由少数人选少数人”到“由多数人选人、在多数人中选人”，为此要做到：(1)明确范围，保证初始提名推荐人员的广泛性，科学界定行使初始推荐提名权的人员范围。(2)规范程序，强化初始推荐提名权的制度安排。四个程序：一是组织部门制定发放《干部选拔任用初始推荐提名公告》，公告空缺职位，做到群众知情。二是制定发放《干部选拔任用初始推荐提名表》，实施署名推荐，实行责任追究。三是执行资格双审，严把入口关。对照职位资格条件，对人选进行资格初审。四是综合分析结果，确定考察对象。

2.建立干部推荐说明书制度。贯彻《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的要求，逐步实行干部推荐说明书制度。个人向党组织推荐领导干部人选，必须负责地写出推荐材料，填写干部推荐说明书并署名，经组织(人事)部门审核后，按照规定程序进行民主推荐，得不到所在单位多数群众拥护的，不得列为考察对象。

3.实施“考任分离”制度。“考任分离”制度就是将干部的任用从时间和空间上分割开来。考察时不任用，任用时不需要再考察。这一制度的好处：一是可以降低用人上的风险，对在公开选拔中一时难以把握的人选，可以先“放一放”，通过工作实践作进一步的了解和考察。二是可以充分利用公开选拔的成果。对在公开选拔中成绩突出、综合素质较高但因职位所限未任用的优秀人员，可先纳入领导干部人才库，在适当的时候再予以任用，这既充分利用了公开选拔成果，又节约了人才开发成本。三是留出了对干部进行全面考察的时间。可以有足够的时间通过挂职锻炼等多种方法对拟用人选进行全面的定量和定性考察。

4.推广离岗考察制度。所谓离岗考察制度，就是指主要领导干部获得提拔需要离岗时，在公示提拔信息以后，适度延长公示时间，令其脱离原工作岗位，暂不进行新的任命或暂不就任新职，而是安排其到党校进行为期至少三个月的培训。在此期间可以排除干扰，使“一把手”得到最充分的监督。这有利于建立健全科学的干部选拔任用和管理监督机制，进一步扩大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的民主，完善选拔任用决策机制，防止考察失真、“带病提拔”等问题。有一些干部“带病”的问题会在离岗考察期间显露出来。

(三)进一步强化反腐倡廉教育

1.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大力推进廉政文化建设。从理论上看，廉政教育不是孤立的，而是整个社会大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廉政教育直接面对的是思想观念层面上的存在，因此，不能把廉政教育狭隘化，而是要把廉政教育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有机结合起来，大力推进廉政文化建设。社会文化的内核在于价值观念，许多腐败现象的发生、腐败分子的堕落，都与价值观念的崩塌息息相关。从一定意义上看，腐败与反腐败既是一场政治斗争，也是其背后起支撑作用的文化价值观的“价值博弈”。因此，廉政教育必须紧紧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密切结合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教育，因势利导，大力弘扬以腐败为耻、以廉洁为荣的先进价值观念。

2.善于从大贪案件中总结出小蠹演化为大贪的内在规律性，不断进行倡廉教育。大贪往往是从小蠹演化而来的，没有天生的大贪。从近几年查处的一些案件看，腐败分子一般都是从贪小开始的，得手后胆子越来越大，手段越来越多，从小到大，从隐蔽到公开，直至无法自拔。有的官员日常生活中对于“吃一点、拿一点、要一点、卡一点”不以为然，认为是小事一桩，无碍大节；一些官员对于“小腐”习以为常，逢年过节收“禧礼”、子女嫁娶收“红礼”、生日寿辰收“寿礼”、丧葬之际收“白礼”，以为是人情世故算不得什么。安徽省阜阳市原市长肖作新就是靠这些不起眼的“小打小闹”发家致富，聚敛起数千万元的家产，最终成为贪得无厌的“巨贪”。

3.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大力弘扬巴黎公社原则所体现的奉献精神。作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初次尝试，巴黎公社“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这种现象在至今所有的国家中都是不可避免的——采取了两个可靠的办法。第一，它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第二，它对所有公务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跟其他工人同样的工资。公社所曾付过的最高薪金6000法郎。这样，即使公社没有另外给代表机构的代表签发限权委托书，也能可靠地防止人们去追求升官发财了”。

(四)坚定不移地推进领导干部个人财产申报等制度建设

1.逐步完成领导干部从个人收入申报制度向家庭财产申报制度的过渡。财产申报制度，即有关财产申报、登记和公布的制度，被称为“阳光法”。它使公职人员的财产受到了严格监督。任何个人财产的不良变动都会受到查处。对于建立财产登记申报制度，许多国家的做法是：首先，制定财产申报方面的法律；其次，建立接受和审查申报书的机构；最后，定期审查和公布财产公布书。我们国家要尽快制定并实施财产申报制度：(1)制度内容。领导干部要报告本人、配偶及由其抚养的子女的家庭财产，包括大额现金、存款、有价证券、房产、汽车、债权债务等主要家庭财产。(2)中央巡视组采取例行的抽查制度，譬如每年抽查1%-5%的领导干部的个人财产。对于抽查中发现的不如实申报的干部，就一查到底决不姑息，这种不确定性的威慑力比简单的惩罚措施更大。(3)对于竞争上岗的领导干部，必须在一定范围、一定层面上对其财产予以公开公布，对那些没有公开、公布的财产，一经查明予以没收充公，并取消三年提名资格。

2.建立健全领导干部亲属出国留学、定居申报制度。据有关统计资料，全国近年查办的不少腐败官员都将子女送到国外深造。原北京市交通局副局长、首发公司董事长兼党委书记毕玉玺敛财的最大“动力”就是其远在英国留学的儿子。有些高官，如云南省前省长李嘉廷也是从为儿子筹钱出国留学时开始走向堕落的。辽宁省原副省长刘克田在案发后说：“看到别人送子女出国留学，特别是进入国外名牌学府，自己也不甘落后，总想为子女多创造一些条件。”正是在这种心态下，他一边把女儿送出国留学，一边大肆受贿，终于落入法网。对此，应进一步完善并在全国推广领导干部亲属子女出国留学、定居申报备案制度。

(五)完善干部监督制度

1.建立和完善经济责任审计制度。该制度规定领导干部在任期届中、届末和晋升、调任、转任、退休、辞职时要进行任期经济责任审计；审计结果应作为领导干部选拔、调整的重要参考依据并归入个人档案；被审计者如存在经济责任问题，应及时查处。

2.建立和健全责任追究制度，即问责制。该制度要强化党委(党组)书记的监督责任，明确各级党委(党组)书记对本地区本部门的权力运行负监督总责，重点监督领导班子成员和下级党委“一把手”，同时实行重大违纪违法案件问责制，凡党委(党组)书记未履行监督责任的，追究其监督责任。

3.建立和完善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责任制。该制度要建立推荐、考察、任用责任制，明确推荐、考察、任用等关键环节的责任主体、责任要求、违规行为和责任后果。针对干部选拔任用过程中的各责任主体，就干部选拔任用过程中的推荐、考察、决定三个环节的规定加以细化，制定具体的工作规范、操作办法和监督措施，建立一套系统、规范的选拔任用工作责任体系。

4.建立和健全谈心谈话制度。该制度要求落实任前廉政谈话，上级党组织对新上任的领导干部要进行廉政谈话，要求其提高廉洁自律的自觉性，既要干净干事，又要主动抓好管辖范围内的廉政建设。要求落实定期谈话，上级党组织每年至少要找下级领导干部谈话一次，特别是当领导干部职务发生变动和退休时、个人遇有重大事项时、班子内部出现不团结苗头时，群众有较多反映时应及时进行谈话。

5.建立和完善考核制度。该制度要求每年结合班子考察党风廉政建设情况，对领导干部落实情况进行一次考核。考核时，领导干部要在干部群众大会上进行一次述职述廉报告，并在一定范围内组织民主测评，考核和民主测评结果应向本人反馈，述职述廉报告要交上级党组织备案。民主测评中，“不称职”票超过一定比例的，视情况作出组织调整或免职、责令辞职、降职的处理。将述职述廉、评议结果、整改措施等作为考核、评价领导的重要依据存入档案。

6.建立和健全廉政监督员制度。各单位要聘请廉政监督员，对廉政监督员的建议和意见，要认真办理，及时向本人反馈。

7.建立和完善班子成员相互监督制度。班子成员对其他成员违纪违法情况故意隐瞒、不汇报的，一把手明知班子成员有违纪违法情况而不提醒、不批评、不汇报的，要追究其责任。

8.建立和健全巡视制度。上级部门要通过巡视，定期或不定期地对落实一把手监督及干部八小时外管理的情况实施检查监督。

腐败最少的的时代

1.原始社会

人们吃不饱，穿不暖。没剩余产品

————无物可腐败

2.1949年刚建国时期

当时的人们对祖国的热爱对党的感激却是空前的。抗日时抛头颅洒热血没赶上，为国家那绝对是忠心耿耿，国家要啥，只要家里有，奉献。贪污那是就绝对不会去做的！

————精神不允许自己腐败

3.朱元璋时期

朱元璋时期是历史上少有的官员清廉时期，为什么呢？因为朱元璋最恨贪官，对贪官法制很严，甚至是残酷，砍头，拨皮，灌水银等刑罚如一柄柄悬挂在官员头上的大刀，没人敢去尝试。

————不敢腐败

4.刘墉，纪昀，包青天

也许他们的事迹是夸张虚构的，但这也说明一种事实，有些人精神很高尚，物质享受是他们所鄙夷的，他们最大的享受是精神，或者说是，为人民服务，所以他们不腐败，他们打倒腐败

————境界高不腐败 „„„„

为反腐献策

反腐=反腐+倡廉

一、倡廉

1.典型宣传（如 焦裕禄 雷锋 等，使人有榜样，有向往）2.官员党课教育

（给党员，官员一个清廉工作的氛围）3.从小教育

（孩子是白纸，从小打上高尚的精神烙印做背景）

4.社会关注

二、反腐 1.人民监督

⑴举报电话、信箱要方便，不记名，政府对此多家关注。⑵财产实现一定程度的透明，人民有怀疑要说清

⑶定期工作汇报，公开对人民汇报，谁想去谁去，别整一些陌生的代表

2.法律制裁

⑴砍头是不人道的，那就抄家吧，大不了穷嘛，天下穷人多了。⑵自己贿赂过官员并被接受者，到相关部门自首可追回部分贿赂财物，并大程度减轻贿赂的罪过 ⑶贿赂官员的，从重惩罚。

3.社会制裁

有贪污腐败历史的人，及其直系亲人、家属，如银行等机构降低其信誉度，存钱可以，贷款不给。出国办签证，不办。当然，这个只是一定程度上给予制裁，还是要给人改过自新的机会

4.体制监督

监察什么最有效？明朝的东厂，国民党的中统。但特务是不好的。不过我们有检察院，但这个不应该是一家说的算，监守自盗怎么办？建设一个并行机构，也许费点钱，但有效啊。还有，对监察部门的制度一定要从严。腐败是不可避免的，就像滚滚黄河不可避免的有水滴溅到两岸。但这不影响总体的前进。但当十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被人们漠视、理解、接受，并最终一心想成为其中的一员时，决堤不可避免。就像康乾盛世与清朝的毁灭只有短短的一段时间。如今我们回顾历史，清朝时官员有罪，交钱即了的事情是多么可悲可笑，这简直就是大臣剥削大众，皇帝剥削大臣，全员腐败。所以，我们认为，要反腐，最重要的是国家认识到其重要性，人民认识到其重要性，我们大家都认识到其重要性，让腐败分子成为过街老鼠，不敢见人。露头就打。

第四篇：腐败现象

腐败现象

世界各国皆有腐败现象，并且自古有之。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时期，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完善，国家对公务人员管理制度还不健全，加上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因此，出现了一些腐败现象，必须正确看待这些腐败现象，既不要大惊小怪，也要给与足够的重视。

腐败现象的产生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思想根源、社会根源。从历史根源上分析，我国长期处于封建社会，封建思想的流毒没有根本肃清，官本位思想在人们心中还有很高的地位，封建社会一朝升官便能发财、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思想还残留在一部分人思想里，一旦这些人当官，便想方设法搜刮钱财。从思想根源上分析，（更多精彩文章来自“秘书不求人”）我国处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时期，改革开放使西方的资产阶级腐朽思想流入，加上长期受封建思想影响，造成一部分领导干部宗旨意识淡薄，权利观异化，不能正确对待人民赋予的权利，把权力当作为个人、家庭、小集体谋取利益的工具，一旦这些人掌握权力，便造成腐败。从社会根源来分析，当前我国处于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健全的时期，国家宏观调控体系、市场监管体系、对公务人员监督体制还不健全，加上国有企业管理上存在的漏洞，给公务人员贪污受贿造成了可乘之机。

分析了腐败现象产生的原因，要有效遏制腐败现象的发生，应从以下几方面做好工作：一是加大对贪污贿赂、渎职等腐败现象的打击力度。纪检监察检察部门要充分履行职责，对腐败现象严厉打击，使腐败行为付出的成本要远远高于腐败行为产生的收益，这样，公务人员在考虑到腐败要付出的代价后才能望而却步。二是加强对领导干部、国家工作人员思想教育，从思想上筑牢腐败的防线。要继续深入开展领导干部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的教育活动，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干部的头脑，树立正确的权利观和政绩观，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意识，从思想上筑牢防线。三是健全各项社会管理制度。完善各项经济制度，加强国有企业的监督管理，从制度上堵塞腐败的漏洞。四是建立有效的权力监督制约体系。权力必须加以监督，要逐步完善法律监督、行政监督、舆论监督、群众监督构成的监督体系，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制约，才能有效的防止权力的滥用，有效遏制腐败现象的发生。只有以上几方面多管齐下，构筑全社会健全有效的监督体系，才能有效遏制腐败现象的发生。

1、腐败的源头是人，所以如何选拔有德的人才 最重要。

2、所谓结党营私，“结党”小团体 必须搞掉。不要一味的和谐。

3、打击腐败不能手软，而且要常抓不懈。提高打击力度。一旦发现 对主要人员严厉查处，对其主管领导 就地免职。

第五篇：对“一把手”腐败现象分析与思考

对“一把手”腐败现象分析与思考

一、“一把手”腐败的现状及特点

近年以来，党政一把手违法违纪的案件不断增加，在领导干部犯罪中所占的比例居高不下，而此现象也引发了民众的热烈讨论与强烈反响，人们都在思考到底该如何来防治我国的政治腐败尤其是一把手的腐败问题。

仔细看一下近年的“一把手”腐败问题，我们会发现“一把手”腐败的比例是逐渐上升的。据统计, 1998 年全国查处的地厅级干部中“一把手”的比例占了42.1%；2003 年查处的省部级干部违纪案件中“一把手”占了55%;2004 年查处的16 名省部级干部中“一把手”也占一半左右;同时“一把手”腐败日益向“高层化”发展；除此之外，“一把手”腐败的金额是越来越大，案情也是越来越严重，部分还伴随着一种家族式腐败现象。

虽然近年我国打击腐败的力度很大，也揪出了一批贪官污吏，严惩了很多违反党纪国法的高级官员。但是腐败问题没有得到彻底的根治，一直存在并有蔓延的趋势。根据中纪委、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的数据，从建国到1978年，省部级官员腐败案件为零。但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陆续出现了省部级高官腐败的现象。1982年以来，纪检检察机关共查处省部级官员401人，其中涉嫌腐败并由检察院提起公诉的达57 名，最终判刑的有46名。1990到1999年之间，经全国法院审结的省部级官员贪污受贿案件就达69，平均每年有6名省部级高官受到审判。且这种数量是不断上升的，从1988年到1992年5年时间里，被检察机关查处的省部级高官有5名，而1993年到1999年又查处了6名省部级干部，仅2000年一年就有7名省部级高官被查出。

由此可见,我国政治领域的 “一把手”腐败案件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在当前的条件下, 如何实施对权力特别是对一把手权力的有效监督,更好地推进党风廉政建设, 是摆在我们面前亟待研究和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如何建立完善的党内监督机制, 加强对一把手的监督, 确保权力的有效运行, 进而防止腐败现象的滋长, 已是刻不容缓。

二、“一把手”腐败现象的原因分析

我国当前“一把手”腐败现象出现的原因是十分复杂的，有历史原因、社会文化原因、体制原因、人的本性问题、经济发展原因等等。现在高频率发生的腐败现象就是这些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社会历史原因

我国是一个长期处在封建制度里的国家，二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给我们留下了深厚的文化积淀，这些文化积淀从各个方面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现代人的生活，政治生活中的腐败问题出现的原因一部分也要归结于这种长期沿袭下来的传 统文化。我国历朝历代的腐败问题，无形中也影响到我们现代的社会，它的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动机上影响到我们当代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使他们更多一些易被腐败的主观因素。我国古代的经济就是一种官僚经济，官僚阶层的主要收入并不是薪俸，而是受贿所得，官员的腐败收入往往是官俸收入的几十倍甚至几十倍。古代官僚的这种显赫地位，优裕生活，做官动机时刻影响着普通人民，使他们的思想中增加了易被腐败的主观因素，而但他们走上了官员的位臵上时，心中那份腐败的渴望就会被释放。

二是我国古代官僚体制中对腐败防治机能的软弱与保护腐败行为机能的健全，影响到我们现行政治体制对腐败的防治功能的不足与保护功能的滋长。这两点在一定程度上使得现在我国的腐败问题难以治愈。我国自古就是一种人治的传统，凡事都是皇帝一个人说了算，没有人是可以真正监督皇帝的。腐败问题在每个朝代都是存在的，但是没有哪个朝代制定出科学的、切实可行的法律和制度来监督权利的运行。

（二）体制原因

法国政治活动家孟德斯鸠指出：“失去监督的权力，必然走向腐败。”1945 年黄炎培先生问及中共如何跳出历代政权“其兴也盛，其亡也忽”周期率的支配时，毛泽东同志充满信心地答到：“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只有让人民来监督 政府，才不会人亡政息。”根据“让人民来监督政府”的思路，共和国对公共权力的监督采取了“依靠人民监督，注重干部自律”的方针，建立了一个多层次、多渠道、全方位的监控系统。如党的监督、人大监督、政协监督、行政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等等。多年以来，如果每个系统都充分发挥了效能，可以肯定地说，现今反腐败的任务不会如此沉重。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对公共权力监督不力、制约不严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其表现主要有：第一，法规制度不健全。公共权力运用的规章的不健全甚至没有，使有些监督无法可依，事实上无法监督，影响了监督的整体效果。第二，机构不健全。行政监察和党内纪检机构，相当多的地方和单位长期建制不全或人员缺编，严重影响监督检查的开展。第三，体制不顺。行政监察和党内纪检在行政首长或同级党委领导下开展监督检查，受制于人，极大地限制了监督的独立性、强制性。第四，市场经济体制下厂长、经理及行政首长一人说了算的现状，无法兑现举报人不受责难与打击报复的承诺，极大影响了群众监督的有效实施。第五，舆论监督受政治气氛制约太强。现实中对高层领导干部及其子女腐败行为的揭露暴光难度较大，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尤其如此，致使有些高层的腐败现象愈演愈烈，陈希同、王宝森一案就是明证。第六，人大、政协的监督名声大，效能小。第七，对执政党的监督不力，而其要害又是对党的主要领导干部监督不 力。监督制约乏力的现状，已成为腐败现象产生、蔓延、久治不衰的重要原因。

（三）人的本性原因

人无完人,任何人都或多或少存在一些弱点,既有善的一面也有恶的一面。现代法治创设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就是人格的不完善性，当外部环境约束软化或个体道德自律下降时，人性的弱点或人格的不完善性就会表现出来，这在市场经济体制尚不成熟的阶段表现得尤为明显。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思想观念、道德意识相应发生了巨大变化。相对于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思想道德比较单一而言，目前的道德状况呈现出多重道德标准和多元价值取向的特点，由此带来了部分人心理和人格的变异，对某些意志薄弱的人来说，原先的道德标准溃败了，无是非感、无善恶感的心态得以蔓延，于是便演化成一幕幕腐败现象。市场经济在把私欲的合理性确认下来并释放出来的同时，也就不能不面对欲壑难填、物欲横流的现实。当追求个人利益的大门被打开之后就会变得一发不可收拾。在道德领域，“利己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大肆泛滥,造成了严重后果,而当人格的不完善性随着附加权力的拥有和扩张,往往表现出吞噬道德甚至法律,导致人格畸形或权力腐败.因此人格本身的不完善正是腐败滋生的潜伏因素，当环境许可和道德观念薄弱时便出来作乱，使得一个原本正派廉洁的人最终沦为腐败分子。

（四）教育原因

人都是有欲望的，对物质和金钱的追求是大部分人的本性。在这种欲望面前，一部分人用公共道德、理想信念来约束自己，一部分人慑于法律法规的威严而不敢放纵自己的这种贪欲。这部分人都是有自制力的，正因为这样，没有让自己本性中的贪欲产生危害社会的后果。我国政治腐败的一大原因就是政府官员的自制力不够，抵制诱惑的能力太低了。而这种自制力很大程度上是靠教育来赋予的。它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时是非标准的教育，即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问题，如何来衡量是非，标准是什么；二是提高自制力的教育，即用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人，提高人的思想觉悟和道德水准，增强自制能力。但是我国偏偏在这方面的教育做得并不好，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在经济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但是在精神生活方面却不见得。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十年的时候总结说：“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不单纯是对学校、青年学生，是泛指对人民的教育。对于艰苦创业，对于中国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将要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种教育都很少，这是我们很大的失误。”我想，也正是由于这种失误，导致很多的政府官员是非观念和价值观念的扭曲，可以无视法纪，做出一些危害人民，危害社会，危害国家的腐败行为。

三、对策与建议

针对上面我们分析的原因，对于“一把手”的腐败问题，我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去应对。

（一）科学、合理配臵“一把手”权力

邓小平同志早就说过：只有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才能“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促进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针对“一把手”权力过度集中，得不到有效监督的情况，应该加强对“一把手”权力的规范，完善集体领导下的个人分工负责制。首先，权力要分散。即将“专权”变为“分权”，打破权力垄断，不要把“关键的、重要的权力”都集中于一个人的身上，大家的事情大家办，领导班子的事大家办，一定要改变一些单位的“一把手是绝对真理，二把手是相对真理，三把手没有真理”不正常现状。要形成“一把手”也只有一票的权力，要迅速改变当今“一把手”对大小事都有绝对否决权的不正常现象。领导班子员要按照权责统一的原则，科学合理的分工，明确包括“一把手”在内的每个领导成员的权力和负责的事项，不交叉，不重叠，权限清楚。

(二)加强对“一把手”和民众的思想教育

首先, 强化思想政治道德教育, 使广大群众、党员、干部敢于和善于监督一把手, 使一把手能自觉接受教育, 这 是健全一把手监督制约机制的前提和基础。加强一把手监督的一切措施和方法, 最重要的还是通过一把手这个内因发挥作用。因为人们的一切行为都是受思想支配的,尤其是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从根本上指导和影响着人们的活动。因此, 切实增强一把手的自我监督意识, 是强化一把手监督的最基础性的工作。要解决好世界观和人生观问题, 最重要的是深入学习和贯彻“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唤醒和强化一把手科学评价自我, 正确看待手中权力;强化自律意识, 提高自控能力。同时上级组织要切实改变重选拔轻教育的倾向。此外, 要增强广大群众、党员、干部对一把手的监督意识, 从外部减少监督的阻力。为此, 必须在全社会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监督教育,提高全民族的素质, 普及监督意识, 尤其对监督职能部门人员,要做好职业道德教育, 明确自己担负的职责和使命, 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对一把手实施监督的最佳途径和经验方法, 做到敢于监督, 又善于监督, 在整个社会形成一种能够监督敢于监督一把手的舆论氛围。

（三）理顺监督机制，建立专门、独立、权威的监督机构

监督机构的独立性，体现在监督主体不依附于监督客体上。监督机构只接受上一级业务主管部门的领导，其他任何机关无权指挥、干涉监督机构的正常工作；监督机构的人事关系和人员待遇均独立于监督对象。目前我国的监督体制已 经严重落后，不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对领导干部尤其是“一把手”的监督需求，必须进行改革。具体设想是：在合并现有三个廉政机关（纪委、政府系统的监察机构、反贪局）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统一、独立的监督机构，专门负责反腐案件侦办及其他监督事宜。一般说来，监督机构应该设臵于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之下，我国《宪法》第57 条明确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为确保其享有较高的法律地位和充分行使职能，所设的最高国家监督机构应向全国人大负责，受其领导和监督。

政治腐败是阻碍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一团大石，我们必须加以避免和克服，否则最终受害的还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但是这一重任也并非只是属于当权者，它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义务，只有全社会都联合起来共同反对腐败，同腐败作斗争，腐败才会从我们的政治生活中慢慢褪去甚至消失。但我们知道：这条路注定是漫长而艰难的。

（作者株洲醴陵市纪委纠风室主任）

参考文献：

【1】姜明安.正当法律程序：遏制腐败的屏障.人民检察 2008年第三期 【2】苏盾.腐败的双重根源分析.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3】申大田、高学栋.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产生腐败的原因.山东行政学院山东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4】戴永恒、徐照宏、刘新建.完善党内监督机制，加强对“一把手”的监督，深入推进反 9 腐败进程.法制与经济.2008.08

【5】赵连章、杨玉武.滋生腐败现象的体制原因分析.社会主义研究.1994年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