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的社会历史作用

第一篇：政治的社会历史作用

政治的社会历史作用

封建专制作为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活动的核心，适应了当时的社会和人的需要，使中华民族在封建社会时期得以存在和发展，应充分肯定其社会历史作用。本文拟从社会学的角度进行分析。

西方“政治”一词开始是指城邦中的统治、管理、参与、斗争等各种公共生活的总和。马克思说：“随着 •••城市的出现•••需要有行政机关、警察、赋税等，一句话，就需要有公共的政治机构，也就是需要政治。（《马恩选集》1卷，56页）中国有人把政治看作是“管理众人之事”即管理公共事务的活动。孙中山说：“政就是众人的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的事便是政治”。近代为了革命斗争的需要，将政治归属于阶级斗争的范围，其实阶级斗争只是社会中政治活动的组成部分。我们应该从广义的社会管理的角度出发，探求其在社会历史中的作用。它是社会的需要，也是个人的需要。

社会中的政治永远是跟权力结合在一起的，权力是政治的核心，恩格斯称其为政治统治。恩格斯说：“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

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马恩选集》3卷，523页）

政治有专门的组织管理系统和专业人员，是权力的拥有者和执行者。管理或曰统治，主体自然是少数人。管理系统是个层次结构，呈金字塔形，最高的一个人是皇帝。政治可分为

政治制度、政治活动和政治斗争三大部分。首先讲政治制度。

政治制度，主要指国家的政权实施权力的组织机构与管理活动的种种规定。古代中国的政治制度，其中包括：中央集权制度、地方行政制度、选官制度、科举制度等。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创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简称为封建专制。历代皇朝都继承了这种制度，也有所改变。这是一种等级制度的社会，在意识形态上占主导地位是孔孟之道的儒家学说，管理体制上是封建专制。思想核心是“礼”和“仁”。“礼”指《周礼》所规定的等级名分制度，“仁”指爱人，以“孝”、“悌”、“忠”、“恕”为主要内容。“仁”是为“礼”服务的。“礼”和“仁”的学说就是要严等级，重秩序，巩固君主专制的社会。

如何认识这种政治制度？现代历史教学和政治宣传中流行的是全面否定的态度。有人列举其在社会生活中的表现：皇权统治、封建专横、剥削、压迫、野蛮、禁锢、保守、缺乏民主法制、不文明、不自由、不平等，更谈不到人权和个性解放。这种政治制度，它使广大人民群众处于被压迫被剥削的地位，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政治制度越来越阻碍社会的发展，是我国封建社会延长的原因。

我们说，这些现象是客观的存在，是由人的本性决定的，是人的本性在封建社会中的表现，是适应封建社会这一人类历史发展的阶段，是由不得人的主观意志的。因为封建社会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必经阶段，是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生产方式。马克思说：“ 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马恩全集》4卷144页）可见，以生产工具为主要标志的生产力的性质，制约着生产关系的性质。封建社会既然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那么它的政治制度自然是适应它在这个历史阶段的制度。人的一切活动都要维护和发展这个社会制度，其中自然包括政治制度。因此对封建社会的社会生活应给以全面认识。封建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是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为中华民族创造了那么多的物质文明和那么高的精神文明，使之得以宏立于世界伟大民族之林。政治活动有两项主要内容，一是社会的管理，一是政治斗争。首先讲社会的管理。政治活动是国家执行权力的活动，对整个社会和人进行管理，运用权力完成各种使命和任务。就个人

而言，主要是控制人的行为和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后者被称作社会关系。在社会生活中，人们处于互助合作和相互争夺的关系之中，正如马克思所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恩选集》1卷

56页。）互助合作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必备条件，人们之间互助合作才能使共同的社会生活活动得以正常进行。相互争夺也是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必备条件。生物体为了自身的生存和种族延续必须占有资源。为了从有限的资源中获得必需的或者是更多的资源而进行争夺，由此产生了对立冲突。马克思从宏观上揭示了对立冲突产生的根源和历史的必然性。马克思说：“人们每次都不是在他们关于人的理想所决定的和所容许的范围内，而是在现有的生产力所决定的和所容许的范围内取得自由的。但是作为过去取得的一切自由的基础是有限的生产力；受这种生产力所制约的、不能满足整个社会的生产，使得人们发展只能具有这样的形式：一些人靠另一些人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因而一些人（少数）得到了发展的垄断权；而另一些人（多数）经常地为满足最迫切的需要，而失去了任何发展的可能性。由此可见，到现在为

止，社会一直是在对立的范围内发展的。”（《马恩全集》3卷507页）

这就需要用政治活动来控制人的行为和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为在互助合作与相互争夺的互动过程中，表现出人的本性的两个方面，人性与兽性并存。人性即我们常说的“善”（如对人的仁，爱、礼、智、信•••），兽性即“恶”（如打人、骂人、欺负人、折磨人、酷刑、杀人•••）。应着重指出。这种区分不是大众意识中的道德宣教上的区分。而是从人的行为本身的外在表现的划分，没有褒贬评价。两种行为都是人的正常行为，都是人与人之间普遍存

在的社会关系。

兽性也是人的本性，与人性一样在社会中发挥积极作用。恩格斯说：“人来源于动物界的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在于兽性或人性的程度上的差异”。（《马恩选集》3卷442页。）马克思说：“整个历史也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马恩选集》l卷172页）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更明确地表达了这种思想。他说：“在真正的历史上，征服、奴役、劫掠、杀戮、暴力起着重大作用。”（《马恩选集》2卷2790页）可见，整个社会生活也就是人们互助合做又相

互争的过程，是人对人的善意和恶意的过程。

社会社活中，由人的兽性所支配的不符合社会规定和推崇的法律和道德规范的现象普遍存在，如：不忠、不孝、不仁、不义、无礼、无信。表现为： 犯上作乱、贪污受贿、欺骗、栽赃诬陷、挑拨离间、不讲礼仪、强词夺理、寻衅闹事、拨弄是非、花言巧语、敲诈勒索、偷盗抢骗、凶狠暴戾、口蜜腹剑、笑里藏刀、见风使舵，等等。社会中的这种现象，自然也反映在政治活动中。在封建社会的这个人类历史发展阶段，面对人的种种兽性，自然要采取封建专制进行对社会的管理。正如马克思所说：“专制制度必然具有兽性，并且和人

性是不相容的。兽的关系只能靠兽性来维持。“（《 马恩全集》1卷414页）。

政治活动除了对社会与人的管理以外，还包括一个重要领域，即政治斗争，指的是人们对权力（权位）的争夺。社会管理的权力机构决定着社会的运转和发展，为此社会赋予权位以至高无上的权威，对掌权者给以极高的社会地位、声望和物质待遇。自从人类社会出现了政治权力，对权力的崇拜和追逐便成为不可避免的社会现象。人们对权力的追逐，是多个方面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人们畏惧权力，又崇拜权力。政治斗争遍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争夺权力是满足人的最高级的精神需要“自我实现”的具体表现。争夺权力的斗争，其最初始的原因，是作为人的本性的需要引起的。马克思说：“任何人如果不同时为了自己的某种需要和为了这种需要的器官而做事，他就什么也不能做……”。(《马恩全集》3卷2页)政治斗争，对个人来说，是用来满足人的最高层次的精神需要“自我实现”的手段。通过政治斗争获得和保持权位，上至国家各级领导下至村长、族长。这种对权力的争夺，不论出发点如何，都是社会发展的推动力。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此有明确的论述，自我实现出发点有二：为了个人和为了集体，即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马恩说:“共产主义者既不拿利己主义来反对自我牺牲，也不拿自我牺牲来犯规利己主义“。无论是利己主义还是自我牺牲，都是一定条件下个

人自我实现的一种必要形式。“《马恩全集》3卷25页）

争夺权力的斗争有极大的社会意义，人人都去争取，能调动人的积极性。比如说，科举制度，吸引士子奋发读书，以求得从政为官，使社会能集中精英于国家的管理，同时提高社会的文化水平，这同传统文化的的发展有直接关系。人对权位的争夺，也同人对其他的需要的追求一样，永无止境。即使是获得了权位，也不会满足既得的官位，官位高，还要更高。这是由人的作为人的本性的需要的上升规律决定的。高尔基说得明白：“人的需要的增长是无止境的，人活得越长，他想得到的也越多。是从来也不会满足的，这是人的最佳品质。人是世界上最富于要求的生物。。据此文化的不断发展过程才得以实现，在这些众所周知的环节上汇集了精力，才突然爆发起来而创造了我们看到的那些效果。”（《高尔基全集》俄文版，26卷85页）这种不断的追求，是由作为人的本性的攀比的心理机制决定的。人以自身状况作为标准与周围其他人进行比较，如果发现他人超过了自己，就会努力争取，想方设法超过他人。马克思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一书中，形象地表示了，人的攀比是需要上升规律的心理机制。他说：“一座小房子，不管怎样小，在周围的房子这样小的时候，它是能满足社会对房子的一切需求的。但是一旦在这座小房子近旁树立起一座宫殿，这座小房子就缩成可怜的茅舍模样了。这时，狭小的房子证明它的居住者毫不讲究或者要求很低；并且不管小房子的规模怎样随着文明的进步而扩大起来，那么，只要近旁的宫殿以同样的或更大的程度扩大起来，那么较小房子的居住者就会在那四壁之内越发不舒适，越发不满意，越发被人轻

视。”（《马恩全集》6卷492页）

争夺权力的手段被称作权术。“权术”的原义很简单，“权”指的是古代衡器，又指称量行为，根据不同的重量随时移动称锤以保持平衡，即所谓“权，然后知轻重。”引申入政治领域，意思是审时度势、因事制宜。后来泛指争夺权力斗争所采用手段。权术在社会的政治生活中有一个特点，是同对其社会评价联系在一起。于是出现三种情况。1.给以极高的社会评价，后被称之为“谋略”。2.直接反对给予贬义，是不道德的，把实施权术争夺权力的人叫野心

家、阴谋家。3.表面反对，私下学习与使用。

正面评价认为，古代的权术，它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文化的精华。应用范围极为广泛，大到治国平天下，小到齐家修身。其中包括帝王权谋、文人智慧、兵家韬略、商贾智谋等••• 有专著、有学者、有实施者。专门的著作，如春秋战国时期，《孙子兵法》、《韩非子》、《鬼谷子》、《战国策》等。很多史书也包含着丰富的谋略思想。像《史记》、《资治通鉴》，古典小说《三国演义》是最杰出的谋略小说。中国古代有很多政治、军事方面的谋略家，如 ：孙武、吴起、孙膑、韩信、周瑜、诸葛亮、曹操、李靖、曾国藩等；有专职的谋士，如姜尚、管仲、苏秦、张仪、张良、陈平、萧何、郭嘉、鲁肃、房玄龄、耶律楚材、刘基、朱升等。

赋予权术以贬义的原因是，政治斗争中广泛采用的谋略和手段，有很多是同儒家所倡导的仁义礼智信等道德观念相违背的。把这种不仁、不义、不讲诚信的现象说成是：尔虞我诈、勾心斗角、阳奉阴违、栽赃陷害，阿谀逢迎，韬晦养晦、结党营私 等。将皇帝控制属臣的权术称做驭臣术，也称“政治之术”、“人君南面之术”，使臣属为君主效力，不犯上作乱。

将控制百姓的称作愚民术。

传统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是两面派，在贬低权术的同时，又给以褒评价。有多种情况。公开场合口头上讲儒家仁义道德，私下却按权术行事。如士子科举文章，是引经据典，入士为官后，却要精读谋略书，并在实践中掌握为权之术，以应付官场的需要。有的是直接给以肯定的评价。比如在政治斗争，尤其是军事斗争中，是不能讲诚信的，欺骗对方和识破对方的欺骗是真本领，如料事如神、洞察秋毫。对权术的评价，也是一种权术，用作政治斗争的手段。斗争的双方都会称对方使用的权术为大逆不道。同样的行为，也会因人而异，如同一计谋，对诸葛亮来说是英明决断，对曹操来说，则是诡计多端。如农民暴动，农民军的领袖目标是推翻当朝皇帝，取而代之。当政朝廷自然从本朝庭的立场进行评价，是大逆不道，称

其为**。现代史学家则是从革命的政治立场做政治评价，是农民起义。

对史学家来说，更为巧妙，他们灵活处置，或有意回避。一方面宣杨孔孟之道，一方面又肯定权术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重大作用。在两者对立的情况下，则有意回避其违反孔孟之道的情况。比如说皇朝的更替，臣民推翻当朝的皇帝，是孔孟之道所不能容许的，但改朝换代或者是皇位更替是社会历史的必然，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起极大的推动作用。史家并不站在孔孟之道的立场，予以谴责。对政变采用的不道德的手段也是如此。典型的例子是玄武门政变，秦王李世民杀死兄长太子李建成，逼父皇退位，自己登上皇帝宝座。这可是弑杀兄长，篡父皇位，为传统道德所不容。但当政后的贞观之治，使生产得到发展和文化得到繁

荣。史学家论述历史时，推崇的是后者

政治斗争中的权术，突出用于满足人的“自我表现”的精神需要。自我表现是人的与自我实现等位的精神需要，其范围更为广泛。每个人自始至终都有这种需要，表现自我存在、自我价值，表现自己所能表现一切，如美丽、聪明、知识、才干、财富、权力、身世、甚至年龄、性别•••。自我表现不仅是表现个人，还表现群体，如家族、民族、国家。热衷于政治的人利用权术来表现自己的政治才干。军事家利用战争的谋略来表现自己的军事才能。历史上不乏统治者，已经是一国之君，仍然发动战争，攻城略地、臣服异邦，无非是为了表现自我的伟大，也包括为家族、民族、国家争光。可见，自我表现也是人的竞争的心理基础，社会积极

性的来源，是社会发展与进步的推动力。

由此可见，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中，孔孟之道并非通用于社会生活之中，与孔孟之道相对立的观念和价值取向也同样支配着社会生活活动。无论何人都是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选择，从而

保证和促进了传统社会的存在与发展。

第二篇：延安精神的历史作用

延安精神的历史作用

新华网陕西频道 2004-06-28 电

李建国

省委书记李建国在接受记者采访的过程中，谈到延安精神的作用：

“延安是革命圣地，是我们党和军队的根据地，勤劳勇敢的老区人民用生命和鲜血哺育了中国革命；延安是中国抗日战争的总后方，在极其残酷的条件下，军民开展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大生产运动，为夺取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延安是毛泽东思想从形成、发展到成熟的圣地。毛主席关于中国革命的政治路线问题、军事问题、党建问题、哲学问题等一系列具有代表性的理论著作是在延安撰写的，党的“七大”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在我们党的历史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就是在延安实现的。也就是在延安，孕育了光照千秋的延安精神，它在缔造新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巨大的精神动力作用。

延安精神引导和哺育无产阶级革命者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而前仆后继，英勇奋斗。延安精神引导和哺育无产阶级革命者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使革命力量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延安精神把共产党人和革命者融入到广大人民群众之中，官兵一致，军民一致，水乳交融，使我们党获得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这是我们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最大政治优势。

延安精神的本质内容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我们党坚持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开拓创新，在所从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项全新事业中，开创了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创立了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等等，创造性地解决了中国革命和建设遇到的一系列历史性课题。”

来源：《延安精神 永放光芒》

第三篇：拿破仑的历史作用

拿破仑的历史作用（全面辩证评价）拿破仑作为新兴资产阶级的军事家、政治家，他镇压了叛乱，粉碎了欧洲“反法联盟”的多次武装干涉，打乱了欧洲的封建秩序，促进了欧洲各国人民的觉醒，稳定了法国大苦命的社会成果，这是他活动的主要方面，是他的主要功绩。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拿破仑把法国革命思想和革命制度推行到欧洲，破坏欧洲的封建秩序，动摇欧洲的封建制度，为资本主义在欧洲的发展创造前提的作用。拿破仑战争的这些历史进步作用也是不能抹杀的。第一，“反法联盟”作战的目的虽然具有同法国争夺欧〃洲霸权的性质，但是它要扑灭法国革命，恢复欧洲的封建秩序的目的也是坚定不移的。拿破仑多次击败“反法联盟”则是保卫法国大革命的胜利成果。最后拿破仑虽然失败，但是，由于他在战争中的多次胜利，一次又一次地挽救了革命的法国，保卫了法国革命成果有十七年之久，使之在法国得到巩固，并具有不可动摇的强大生命力。后来既使波劳王朝复辟也无法加以彻底清除和消灭。第二，拿破仑战争冲破了欧洲各国的封建秩序，加速了欧洲各国实行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那时，欧洲多半都是一些封建君主专制的农奴制国家。法国革命前，德意志名义上是在神圣罗马帝国统治下，实质上它是由三百多个小诸侯国组织而成的，政治上四分五裂封建割据，经济上极端落后。在各诸侯邦国之中，王公贵族横行霸道，教会僧侣飞扬跋扈，农民处于农奴地位，没有文化教育，愚味落后，工业得不到发展，百业凋敝，民不聊生。拿破仑击溃第三次反法联盟，占据了莱茵河左岸及许多小邦国之后，在那里赶跑了封建王公贵族和主教，取消了各种徭役和封建贡赋及教会什一税，消灭了封建特权利等级制度，宣布公民平等与自由。后来建立的莱茵同盟有16个邦加入，普遍实行了资产阶级改革，推行拿被仑《民法典》，取消了历时八百多年的神圣罗马帝国。拿破仑战争首先使莱茵区加速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为菜茵区后来成为世界瞩目的工业基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拿破仑战败普鲁土，也使普鲁土受到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洗礼与改造。普鲁士由于面临亡国危险，为了民族复兴，便开始实行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例如施太因改革。这个改革通过颁布的法令先后废除了贵族的某些特权，废除了农奴制，使各城市获得了自治权，改善了国家最高行政管理机构。1811年9月14日，继任普鲁士首相的哈登堡援引莱茵同盟的改革政策，发布《调整敕令》，继续进行改革，进一步解除了农民对地主的负担和劳役。1810年10月27日的财政敕令中，规定了取消贵族豁免土地税的权利，取消了行会限制，实行自由就业。在自由平等的原则下，1812年3月11日的法令，还规定了犹太人在普鲁士享有公民权。可见，施泰国和哈登堡的改革，虽然很保守，但它毕竟做了一些改革，从而使普鲁士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为普鲁士发展资本主义开辟了道路，推进了普鲁士的历史进程。总之，拿破仑战争使德意志由三百多个分裂的小邦合并成为30多个大邦，为德意志民族统一创造了条件。这是历史上一种进步现象。恩格斯曾写道： “拿破仑清扫了德国的奥吉亚斯的牛圈，修筑了文明的交通大道，为他们做了极大的贡献。”拿破仑以战争手段涤荡了德意志诸邦以及意大利诸国和波兰、比利时等欧洲国家的封建制度，为资本主义在欧洲的发展创造了条件。第三，拿破仑战争传播了法国大革命的思想，推动了欧洲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法国大革命提出的平等、自由与博爱的资产阶级革命思想，随着拿破仑战争传播到被拿破仑征服的封建各国，给予了那些封建国家里的人民以反对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拿破仑在他征服的国家和地区中，扶植当地的资产阶级先进人士建立共和国，实行法国的革命制度、革命原则和拿破仑的《民法典》，从而使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自由与平等思想在欧洲各国人民当中生根发芽，极大地冲击了欧洲的封建秩序和封建制度。例如，拿破仑在意大利建立的利古利亚共和国和阿尔卑斯山南共和国，都制订了宪法，基本上接受了法国革命的原则。他们都废除了封建贵族的特权，没收教会土地，实行公民一律平等，颁布出版自由，甚至还采用三色旗为各共和国的国旗。后来，阿尔卑斯山南共和国虽然改为意大利王国，但是并没有改变其资产阶级政权的阶级实质。这个王国仍然受到意大利资产阶级先进人士的热爱与拥护。他们“总是把这个意大利王国摆在倍加爱护的地位上，把王国的建立做为走向民族统一和独立的第一阶段”。

第四篇：试论洋务运动的历史作用

试论洋务运动的历史作用

摘要:洋务运动的历史作用历来是史学界争论比较多的一个问题,对于它的说法可谓是众说纷纭。本文采用一种比较新的观点,附以拙见,对洋务运动的历史作用力图从新的时空观上加以审视,最后得出了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工业化的开端,亦即中国早期现代化的第一阶段的结论。笔者认为,洋务运动的弊端固然不容小视,但总的来说,它还是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促使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

关键词:洋务运动近代工业化中国 早期现代化

兴起于19世纪60年代而止步于19世纪末的清末‚洋务运动‛所起的历史作用,一直是学术界讨论比较热烈的问题。虽然以前的历史学者也肯定了它的积极性,但是相比之下,却更注意它的缺点和不足,以致于把1895年清军北洋舰队全军覆没、中国战败看作是‚洋务运动‛完全破产的标志,贬低了它的历史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中国对外开放格局的展开以及现代化进程的稳步推进,笔者认为我们有必要在更广泛的时空观上,从现代化的角度,对洋务运动所起的历史作用进行重新阐释。以这种态度对‚洋务运动‛进行研究会得出一些新颖的结论。笔者认为其中之一就是‚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工业化的开端,亦即中国早期现代化的第一阶段。‚‘中国近代化’与‘中国早期现代化’基本上是内涵相同、可以互相替换的历史概念,只不过前者顾及表述传统、突出其历史性,后者涵纳新学、注重历史与现实的联系与贯通。‛

‚洋务运动‛产生于中国由闭关锁国到被迫开放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也就决定了‚洋务派‛自身的两重性。传统史家认为洋务派代表人物奕、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是封建性、保守性十分浓厚的历史人物。笔者在此不想对这一问题做过多的争论,只想提醒一下持这种观点的史家,他们是否注意到了当时中国特殊的国情。那时的中国是一个封建性特别浓厚的国家,像奕、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这样的开明地主可谓是凤毛麟角。试想在这样的一个国家里兴办洋务是何等的艰难。因此,我们不能对洋务派及‚洋务运动‛的期望过高。正如李时岳先生指出的:‚简单的说,洋务派的历史任务就是:缩短中外的差距,引进机器生产,实现由手工制造到机器生产的转变,加速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洋务派活动于中国资本主义从无到有的时代,它的任务是实现‘有’,‘有’以后才能谈到发展,那是又一个历史阶段的任务。所以,严格的说,历史所赋予洋务派的任务是促使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而不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洋务派是不是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呢?应该说,基本上完成了,事实俱在,毋庸讳言,至于完成得好还是不好,那是另外的问题。

在太平天国运动和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出现的洋务派,不得不承认英法‚大炮之精纯,子药之细巧,器械之鲜明,队伍之雄整,实非中国所能及。更抱着‚灭发捻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这种镇国内、御外侮的主观意图,洋务派开始兴办军事工业。但是,也正是军事工业的兴办,吹响了中国近代化的号角。综观这一时期的国际形势,英国、美国等欧美强国已完成工业革命;‚1805——1833年,默罕默德〃阿里在埃及实行改革‛。与此同时,埃及开办了步、骑、炮各兵种的军事学校,聘用欧洲军事教官,按欧洲方式改组、训练军队,至19世纪30年代,埃及已经拥有了新式陆军20万,海军2万,军舰32艘‛。就是中国的东临日本在明治维新前也开始了军事工业的创办。‚1855年,德川幕府先后决定在江户汤岛制造洋式枪炮,试造洋式军舰。‛‚在明治维新前,这样的活动也不同程度地在西南各强藩渐次进行。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西方列强‚迫使一切民族——如果他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他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因此,我们也可以把中国洋务军事工业的创办看成是东方近代化的缩影。‚这些近代兵工厂以蒸汽机为动力,配备了全套机器设备,采用‘二班制’的大机器生产方式,是对传统手工军械生产方式的彻底变革。把军事工业的创办即国防近代化看作是中国近代化的弊端,就在于它的生产与以往的生产有质的区别,即由手工变成了机器。而在江南制造总局,‚华匠学徒,按日点工给价‛,‚内地工匠,小工则人无定数,视公务之缓急为衡;价有差等,较技艺之优劣为准‛,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在他们的近代军事工业中存在着较为普遍的雇佣劳动关系,这也说明在军事工业内部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随着军事工业的运行,‚非铁不成,非煤不济‛成为洋务派官员的共识,由此引发了洋务派创办民用工业的高潮。

笔者认为,这一举动意义非同小可,它不仅引发了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并且可以说民用工业中的一些官僚总办、帮会办本身就是资本家。这一时期的民用工业主要以官办、官商督办、官商合办、商办等形式出现,而以官督商办最为引人注目。‚所谓‘官督商办’,就是以招商的方式,在政府监督下,利用商人资本创办民用工业。这些‚官督商办‛企业都采用股份公司的形式。‚统计数字表明,在轮船招商局初创之时,如购买一股股票,即投资一百两,到1883年6月,经10届结账分红,股息所得,累计已达一百两。更有甚者,中国第一家证券公司‚上海平准股票公司‛于1882年10月24日正式开业,这样,通过直接投资或购买近代中资企业的股票,很多人转化为资本家。另一方面,‚一部分封建官吏以李鸿章等人为靠山,直接参与‘官督商办’的经营管理,逐步转化为中国早期资产阶级的另一种类型——中国早期官僚资本的人格化身。至此,历史期盼已久的中国资产阶级就这样诞生了。而在他们身上,有着鲜明的特点:其一,他们建立了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其二,在他们的经营管理下,这些企业都使用或参用机器和近代改良工具;其三,这些人的日常生活也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改变。这一切改变了传统封建小农经济的思维模式,商品经济规律初步使他们的眼界更加开阔起来。

中国早期工业化的步步推进,最终在投资布局上形成了沿海内江五个重点地区:以上海为龙头的长江三角洲工业区;以天津为中心的津沽唐秦廊状地带;以武汉为中心的江汉地区;以福州、台湾为中心的、遥相呼应的海峡地区;以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地区。这也是近代中国工业的初步布局,这些工业区即使在现代也还发挥着重要作用,一些历史悠久的工厂探究它们的产生有相当一部分可以追溯到洋务运动时期,由此也可以看出洋务运动对现代中国的影响之深,也更能说明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工业化的开端。

这一时期,随着与欧美列强交往的增强,洋务派对近代国际关系也有了一定的了解。由西方输入的均势观念,是洋务派认识近代国际政治秩序的重要理论依据,并对清政府的外交政策趋向产生了潜在的影响。他们对世界军事格局的理解,集中体现在对资本主义中心地带欧美形势的认识上。他们认为:‚就天下大事而论,为春秋时一大战国,德比之于燕,奥比之于楚,英比之于晋,法比之于齐,俄比之于秦,五方并峙,约纵连横。虽然均势之格局是大国实力竞争的结果,但对于均势机制在国际政治中的制衡作用,洋务时期的国人还是做了充分肯定:‚夫各国之权利,无论为君主、为民生、为君民共主皆其所自有,他人不侵夺。良以性法中决无可以与甘为人夺之理,故有均势之法,国无大小无法不立。按万国公法,欧罗巴大洲内,倘国势失平,诸国警惕张皇,且同协力压强扶弱,保其均势之法。盖一国强盛过分,恐其不尊公法而贻患邻国也。洋务时期国人对均势原则和国际格局的理解和认识,目的是寻求中国在现实国际环境中的立足之道和因应之策。在不断遭受侵略的现实处境中,利用列强之间相互制衡的均势局面,以解除中国所面临的危险,成为洋务派的共识。‚尤其是在藩属问题上,以开放为手段均列强之势,被国人看作最可行的政策。所谓钳制之术,‚莫善于此‛。虽然洋务时期的均势观并不能称为完全意义上的近代国际观念,而是在历史经验、传统驭外政策与西方政治原则共同诱发下的混合观念,并且热衷于对均势制衡作用的渲染。对均势道德意义的强调,又使他们倾向于把均势作为维持国际和平、抑制战争攘夺的正义性原则。但这毕竟标志着中国华夷秩序观向近代世界观的演变,其积极性不容抹杀。

总之,这一时期,随着中国的门户洞开,洋务运动兴起,以近代工业化为主体的早期现代化进程也由此启动。作为它的第一阶段,我们可以说它的这一步走得并不坚实,并不平衡。但是考虑到当时中国的具体国情,我们也就会理解为什么这一步走得如此艰难,也会明白这一步迈出的重要意义。不管怎么说,它的这一步是迈出了,不论迈出得是好还是坏,它的使命算是完成了。

第五篇：洋务运动的历史作用

洋务运动的历史作用

洋务运动的历史作用历来是史学界争论比较多的一个问题，对于它的说法可谓是众说纷纭。本文采用一种比较新的观点，附以拙见，对洋务运动的历史作用力图从新的时空观上加以审视，最后得出了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工业化的开端，亦即中国早期现代化的第一阶段的结论。笔者认为，洋务运动的弊端固然不容小视，但总的来说，它还是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促使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

1840年的鸦片战争，震撼了中华帝国，列强的坚船利炮，冲破了清政府闭关自守的大门，中国面临着数千年来最强大敌人的挑战。而中国内部，太平天国运动兴起，清政府面临太平天国的英法联军的双重威胁，在内外交困中，沉睡的中国里，有少数知识分子开始觉醒，在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的共识下聚集起来，不同出身、不同地位的人物，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洋务派，为了应付中国“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以消除“内忧外患”的严重危机。他们从事研究了解西方情势，并提出模仿西法“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呼声。英法联军的嚣张狂妄和大肆侵略，更激起朝野若干士大夫的觉醒，开始具体的推动“师夷长技”，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兴办近代化军事企业和民用工业，并相应的改革军事、外交、文化教育和某些政府机构多方面的活动。他们在中央已奕、桂良、文祥等为代表，在地方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官吏，引发了一场长达三十年的洋务运动。这是清朝统治阶级内部重要和地方一部分当权的官僚在严重的“内忧外患”形势下所采取的“自强”措施。总理衙门是洋务运动的中央机构，但洋务派势力不在中央，在握有实权的督抚方面。

洋务运动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到90年代，此期间洋务派进行了一系列的洋务活动，包括创办军事工业、民用工业，创办海军，办学堂，派遣留学生等。洋务运动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从60年代到70年代为第一阶段，创办军事工业阶段；70年代到90年代为第二阶段，虽然还继续创办军事工业，但重心转为创办民用工业。军事工业：由于当时国内人民的反抗斗争，洋务派急于用新式武器来剿灭之。因而在“自强”的旗号下，洋务派创办了一些军事工业。在洋务派创办的军事工业中，曾国藩创办的安庆内军械所是近代中国第一个仿造西式武器的军事工业；李鸿章创办的江南制造总局是当时规模最大的军事工业；左宗棠创办的福州船政局是洋务派创办得罪大的船舶修造厂。至1890年，洋务派所办近代军事工业共有24个。这些企业使用新式机器生产，出现了新的生产力。民用工业：洋务派在创办军事工业时遇到一系列棘手的问题，最突出的是经费来源，还有原料、燃料以及运输等问题，因此他们提出“要先富而后强”的口号，从70年代开始，在创办军事工业的同时，开始创办以“求富”为目的的民用工业。主要的民用工业有李鸿章创办的轮船招商局，这是中国近代第一家轮船公司，是洋务派创办的民用工业中兴办最早、规模最大的一个。张之洞在湖北创办的汉阳铁厂是中国第一个近代化钢铁工业。洋务派创办的民用工业，刺激了地主、商人投资于近代企业，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对外国经济势力的扩张也起到了一定的抵制作用。

创办海军：1875年清政府觉得建北洋、南洋和福建三支海军，计划十年建成。到80年代中期，初步建成了北洋、南洋和福建三支海军，其中以北洋海军实力最为雄厚。1885年，清政府为统一掌握海军大权，成立海军衙门。1888年北洋海军扩建为北洋舰队。中国出现了近代海军。

新式学堂的出现：洋务运动兴起后，对翻译、科技、军事、外交人才的需要日益迫切，洋务派为适应这一新形势的需要，在兴办工业的同时创办了一些新式学堂。最早创办的是1862年在北京开设的培养翻译人才的学校同文馆，至1896年创办的新式学堂达20余所。并选派了大批留学生出国深造，中国出现了第一批掌握近代科学技术的人才。1872——1875年清政府每年派30名幼童赴美留学。这些留美学生回国后大多热心报国，成为栋梁之才，如詹天佑，邝荣光，唐国安等。

兴起于19世纪60年代而止步于19世纪末的清末“洋务运动”所起的历史作用，一直是学术界讨论比较热烈的问题。虽然以前的历史学者也肯定了它的积极性，但是相比之下，却更注意它的缺点和不足，以致于把1895年清军北洋舰队全军覆没、中国战败看作是“洋务运动”完全破产的标志，贬低了它的历史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中国对外开放格局的展开以及现代化进程的稳步推进，笔者认为我们有必要在更广泛的时空观上，从现代化的角度，对洋务运动所起的历史作用进行重新阐释。

以这种态度对“洋务运动”进行研究会得出一些新颖的结论。笔者认为其中之一就是“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工业化的开端，亦即中国早期现代化的第一阶段。“‘中国近代化’与‘中国早期现代化’基本上是内涵相同、可以互相替换的历史概念，只不过前者顾及表述传统、突出其历史性，后者涵纳新学、注重历史与现实的联系与贯通。”[1]

“洋务运动”产生于中国由闭关锁国到被迫开放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也就决定了“洋务派”自身的两重性。传统史家认为洋务派代表人物奕、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是封建性、保守性十分浓厚的历史人物。笔者在此不想对这一问题做过多的争论，只想提醒一下持这种观点的史家，他们是否注意到了当时中国特殊的国情。那时的中国是一个封建性特别浓厚的国家，像奕、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这样的开明地主可谓是凤毛麟角。试想在这样的一个国家里兴办洋务是何等的艰难。因此，我们不能对洋务派及“洋务运动”的期望过高。正如李时岳先生指出的：“简单的说，洋务派的历史任务就是：缩短中外的差距，引进机器生产，实现由手工制造到机器生产的转变，加速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洋务派活动于中国资本主义从无到有的时代，它的任务是实现‘有’，‘有’以后才能谈到发展，那是又一个历史阶段的任务。所以，严格的说，历史所赋予洋务派的任务是促使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而不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洋务派是不是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呢？应该说，基本上完成了，事实俱在，毋庸讳言，至于完成得好还是不好，那是另外的问题。”[2]

在太平天国运动和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出现的洋务派，不得不承认英法“大炮之精纯，子药之细巧，器械之鲜明，队伍之雄整，实非中国所能及。”[3]更抱着“灭发捻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4]这种镇国内、御外侮的主观意图，洋务派开始兴办军事工业。但是，也正是军事工业的兴办，吹响了中国近代化的号角。综观这一时期的国际形势，英国、美国等欧美强国已完成工业革命；“1805——1833年，默罕默德·阿里在埃及实行改革”。[5]“与此同时，埃及开办了步、骑、炮各兵种的军事学校，聘用欧洲军事教官，按欧洲方式改组、训练军队，至19世纪30年代，埃及已经拥有了新式陆军20万，海军2万，军舰32艘”。[6]就是中国的东临日本在明治维新前也开始了军事工业的创办。“1855年，德川幕府先后决定在江户汤岛制造洋式枪炮，试造洋式军舰。”“在明治维新前，这样的活动也不同程度地在西南各强藩渐次进行。”[7]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西方列强“迫使一切民族——如果他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他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8]因此，我们也可以把中国洋务军事工业的创办看成是东方近代化的缩影。“这些近代兵工厂以蒸汽机为动力，配备了全套机器设备，采用‘二班制’的大机器生产方式，是对传统手工军械生产方式的彻底变革。”[9]把军事工业的创办即国防近代化看作是中国近代化的弊端，就在于它的生产与以往的生产有质的区别，即由手工变成了机器。而在江南制造总局，“华匠学徒，按日点工给价”，“内地工匠，小工则人无定数，视公务之缓急为衡；价有差等，较技艺之优劣为准”，[10]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在他们的近代军事工业中存在着较为普遍的雇佣劳动关系，这也说明在军事工业内部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随着军事工业的运行，“非铁不成，非煤不济”成为洋务派官员的共识，由此引发了洋务派创办民用工业的高潮。

笔者认为，这一举动意义非同小可，它不仅引发了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并且可以说民用工业中的一些官僚总办、帮会办本身就是资本家。这一时期的民用工业主要以官办、官商督办、官商合办、商办等形式出现，而以官督商办最为引人注目。“所谓‘官督商办’，就是以招商的方式，在政府监督下，利用商人资本创办民用工业。”[11]这些“官督商办”企业都采用股份公司的形式。“统计数字表明，在轮船招商局初创之时，如购买一股股票，即投资一百两，到1883年6月，经10届结账分红，股息所得，累计已达一百两。”[12]更有甚者，中国第一家证券公司“上海平准股票公司”于1882年10月24日正式开业，这样，通过直接投资或购买近代中资企业的股票，很多人转化为资本家。另一方面，“一部分封建官吏以李鸿章等人为靠山，直接参与‘官督商办’的经营管理，逐步转化为中国早期资产阶级的另一种类型——中国早期官僚资本的人格化身。

”[13]至此，历史期盼已久的中国资产阶级就这样诞生了。而在他们身上，有着鲜明的特点：其一，他们建立了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其二，在他们的经营管理下，这些企业都使用或参用机器和近代改良工具；其三，这些人的日常生活也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改变。这一切改变了传统封建小农经济的思维模式，商品经济规律初步使他们的眼界更加开阔起来。

中国早期工业化的步步推进，最终在投资布局上形成了沿海内江五个重点地区：以上海为龙头的长江三角洲工业区；以天津为中心的津沽唐秦廊状地带；以武汉为中心的江汉地区；以福州、台湾为中心的、遥相呼应的海峡地区；以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地区。这也是近代中国工业的初步布局，这些工业区即使在现代也还发挥着重要作用，一些历史悠久的工厂探究它们的产生有相当一部分可以追溯到洋务运动时期，由此也可以看出洋务运动对现代中国的影响之深，也更能说明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工业化的开端。

这一时期，随着与欧美列强交往的增强，洋务派对近代国际关系也有了一定的了解。由西方输入的均势观念，是洋务派认识近代国际政治秩序的重要理论依据，并对清政府的外交政策趋向产生了潜在的影响。他们对世界军事格局的理解，集中体现在对资本主义中心地带欧美形势的认识上。他们认为：“就天下大事而论，为春秋时一大战国，德比之于燕，奥比之于楚，英比之于晋，法比之于齐，俄比之于秦，五方并峙，约纵连横。”[14]虽然均势之格局是大国实力竞争的结果，但对于均势机制在国际政治中的制衡作用，洋务时期的国人还是做了充分肯定：“夫各国之权利，无论为君主、为民生、为君民共主皆其所自有，他人不侵夺。良以性法中决无可以与甘为人夺之理，故有均势之法，国无大小无法不立。”[15]“按万国公法，欧罗巴大洲内，倘国势失平，诸国警惕张皇，且同协力压强扶弱，保其均势之法。盖一国强盛过分，恐其不尊公法而贻患邻国也。”[16]洋务时期国人对均势原则和国际格局的理解和认识，目的是寻求中国在现实国际环境中的立足之道和因应之策。在不断遭受侵略的现实处境中，利用列强之间相互制衡的均势局面，以解除中国所面临的危险，成为洋务派的共识。“尤其是在藩属问题上，以开放为手段均列强之势，被国人看作最可行的政策。”[17]所谓钳制之术，“莫善于此”。[18]虽然洋务时期的均势观并不能称为完全意义上的近代国际观念，而是在历史经验、传统驭外政策与西方政治原则共同诱发下的混合观念，并且热衷于对均势制衡作用的渲染。对均势道德意义的强调，又使他们倾向于把均势作为维持国际和平、抑制战争攘夺的正义性原则。但这毕竟标志着中国华夷秩序观向近代世界观的演变，其积极性不容抹杀。

总之，这一时期，随着中国的门户洞开，洋务运动兴起，以近代工业化为主体的早期现代化进程也由此启动。作为它的第一阶段，我们可以说它的这一步走得并不坚实，并不平衡。但是考虑到当时中国的具体国情，我们也就会理解为什么这一步走得如此艰难，也会明白这一步迈出的重要意义。不管怎么说，它的这一步是迈出了，不论迈出得是好还是坏，它的使命算是完成了。参考文献

[1]、[5]、[9]、[12]、[13]卢伯炜《洋务运动与中国现代化》.《苏州大学》，2002/4。

[2]李时岳《洋务运动的历史任务及其他》.《历史研究》，1989年第4期第174页。[3]《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2，第46页。

[4]《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71，第17页。

[6]杨灏成《默罕默德·阿里改革的几个问题》.《世界历史》，1980年第5期。

[7]井上清《中国的洋务运动与日本的明治维新》.《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一期。

[8]《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10]王韬《格致书院课艺》，壬辰年卷上，第37页。

[11]王小侠《晚清洋务运动“官督商办”制度探论》.《社会科学辑刊》，2002年第5期，第122页。

[14]王韬《格致书院课艺》，壬辰年卷上，第20、2１页。

[15]郑观应《盛世危言·公法》.《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87页。

[16]陈虬《经世傅议》，卷4，光绪十八年刊本，第7页。

[17]田清《均势观与洋务时期的对外观念》.《社会科学研究》，2002年第4期，第111页。来源：www.xiexiebang.com。

[18]《清季外交资料》卷16，第16、17页。[转贴于:论文大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