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曾国藩的历史作用和地位

第一篇：评价曾国藩的历史作用和地位

来源：双峰网 作者：徐泰来

发表日期： 2006-11-28 14:37:28 阅读次数： 71268 文章标题：走近曾国藩→整体评价→评价曾国藩的历史作用和地位 查看权限：普通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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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曾国藩的历史作用和地位 曾国藩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个争议甚大的历史人物。但这正说明其人在中国近代史上起了令人争议的重大作用并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我以为，要认明曾国藩的历史作用和地位，首先要认明曾国藩所处的历史时代。这个时代的特点是什么?历史任务是什么?为了实现其历史任务，历史提供的条件又是什么?总之，不能拿一把超时空的尺子来衡量一个具体时代的具体个人。要看其人在他所处的时代充当什么角色，于历史的发展起了什么作用，然后才能确定其人的历史地位。

曾国藩生于清朝嘉庆十六年(1811)，死于同治十一年(1872)，经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四代，生活在鸦片战争前后62年的时期里，这正是中国社会转型时期，是中华民族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之间的矛盾开始成为中国社会最主要矛盾的时期，是中西文化大冲突和大交汇的时期，是封建社会全面衰败和资本主义开始在中国产生的时期，是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交炽的时期，是中国社会几千年来未有之“奇变”、“巨变”时期。这个时期的历史任务，一是资本主义近代化，一是捍卫民族独立；或者说，一是反封，一是反帝。这两个任务是相辅相成的。在这个时期，曾国藩经历了鸦片战争，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掀起了洋务运动，处理了天津教案。曾国藩在这些历史事件中的表现和作用，同实现此两个历史任务的关系决定了他的历史地位。

一个人的历史作用和地位是多方面的，即使在一个事件一个运动中的作用也是多方面的，从不同的角度看，会呈不同的色彩，在处于不同时代的后人眼里其意义也有所不同。在不同时期、不同人的眼里会有不同的曾国藩。所以，称曾国藩为“中兴勋臣冠”者有之，颂曾国藩“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者有之；骂曾国藩为祸国殃民的“罪魁祸首”、“汉奸”、“卖国贼”、“刽子手”、“反动头子”者有之；说曾国藩“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者亦有之①。我以为，这些说法不能说都没有道理，没有依据。但是要明确曾国藩的历史地位，必须把曾国藩置于孕育他的时代，把他同他的时代的历史任务联系起来，分析历史给他提供的任务及实现其任务的历史条件，他能作什么，不能作什么。把曾国藩与社会历史发展的最终动力——生产力的发展，与资本主义近代化联系起来，他究竟是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还是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从而确定其是进步，还是反动。把曾国藩置于中华民族与外国资本主义矛盾之中，视其如何对待中华民族的利益，而定其爱国或卖国之功过。在国家问题上，议者应有个共识：我们的国家是中华民族的国家，既不是汉族之国，也不是满族之国，而是多民族组成的中华民族之国。我们说的捍卫民族利益，是捍卫中华民族的利益，而不是其中任何一个民族的单独利益。这不仅是照顾某个民族的情绪问题，而是要承认满族入主中原后建立的多民族国家大家庭已存在两百多年的事实。

下面，我们按照曾国藩走上历史舞台进行活动的顺序，分析其几个重大的历史活动及其作用。一镇压太平天国之功过

曾国藩的一生，前30年是读书和求取功名阶段。1840年授翰林院检讨后，开始了仕宦生涯，但政绩平平，谈不上有什么历史性活动，只是“自正其心以维世道”，追求做一个“无愧为天地之完人”。做京官前12年，也主要还是个人完善时期，只是在做京官的最后两年才开始了企图影响中国历史的活动。他面对国内危机四伏的政治形势已不能再空议什么“效法前贤澄清天下之志，讲求经世之学”了，他一连向朝廷上疏，甚至惹怒咸丰帝，咸丰帝将其奏“捽诸地”，“欲罪之”，但他仍犯颜上奏(备陈民间疾苦疏)一折，其忧国忧民之心可见矣。

正是在这种心情驱使下，曾国藩走上了为清廷练兵镇压太平天国的道路。曾国藩接到协办团练的寄谕时，丁忧未了，还犹豫了一阵子，但上路以后却毫不动摇地用了11年时间，将太平军镇压下去。功耶?罪耶?

言罪者说：曾国藩镇压的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次以农民为主体的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它代表着中国人民大众反封建反外国侵略的政治要求，大方向是进步的，性质是正义的；而曾国藩效忠的清王朝，则是代表着封建贵族和地主阶级的没落势力，集封建社会后期腐败贪暴之大成，并在外国侵略势力面前一再屈辱求和，其大方向是反动的，性质是非正义的。所以，曾国藩罪莫大焉。

言功者则说：“曾国藩打败了太平天国，避免了中国历史倒退到神权政治的黑暗时期”，应当肯定。

最近，我收到李时岳教授的一封信。他指出：要公正地评价曾国藩，首先要公正地评价太平天国。而对太平天国，“首先，要洗去涂饰的民主铅华，诸如洪秀全发动起义的‘经济平等’、‘政治平等’、‘民族平等’思想，《天朝田亩制度》的‘耕者有其田’的实质，‘男女平等’和妇女解放政策，乡官制度的‘民主萌芽’等等。其要害在于似乎农民可以自己解放自己。其次，要指出农民战争的历史任务主要是破坏。充分肯定太平天国的‘破坏’作用，逐杀清朝官吏，掠夺地主富豪，扫荡佛寺文庙，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大破坏，松动了板结的封建秩序。但是，农民不可能建立自己的政权，从而真正解放自己。第三，要说明后期天京政权是个腐败的封建王朝。杨韦内讧，后起诸王自相残杀，剩下一个天王一味迷信，朝政紊乱，贿赂公行，圣库制度已经破坏，诸王均拥有巨资，奢侈糜烂。社会残破，民不聊生。最后，自然会得出太平天国没有前途的结论。推翻清廷的目标，自北伐失败后，领导集团即不再提起，偏安一隅为形势所不容许，从而只剩下被平息的唯一出路。两个封建政权旷日持久的对峙，不仅使广大群众饱尝战乱之苦，而且会造成殖民主义者觊觎的机会。’迅速恢复统一与和平，从而集中力量从事近代化建设，是历史的迫切要求。胜利的一方自然属于能够顺应世界潮流的那一方。容闳从天京转到曾国藩幕府，很好地说明了这种历史的选择。”①对此，我甚为赞同。

来源：双峰网 作者：徐泰来

发表日期： 2006-11-28 14:37:28 阅读次数： 71269 文章标题：走近曾国藩→整体评价→评价曾国藩的历史作用和地位 查看权限：普通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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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曾国藩的历史作用和地位

太平天国的历史功过究竟如何呢?这要从理论和事实的结合上来说明。首先，从功绩方面看，我认为太平天国的功绩有三条。第一，极大地冲击了整个封建统治秩序。正如前李时岳教授说的，它从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松动了板结的封建秩序。清朝政权从此一蹶不振，中央集权大大削弱。这就有利于新的政治经济的因素的产生。如中央集权的削弱，即部分权力下移，地方督抚则有可能利用这些权力来推动近代化。第二，太平天国虽然在形式上没有超出旧式农民起义的框框，却显露出资本主义近代化的趋向，洪仁歼提出资本主义性质的《资政新篇)，主张发展近代工商业和交通业。虽然它只是部分人心中的蓝图，但至少也反映一种趋向，而且太平军在吴淞、苏州等地建立了工厂。世界资本主义近代化的历史潮流冲击着中国，在太平天国里也激起了资本主义近代化趋向的涟漪。太平天国的近代化趋向对当时兴起的洋务运动是有影响的。曾国藩的核心幕僚赵烈文看到《资政新篇》后说：“其中所言，颇有见识”，“其长处颇能变通用之，亦未可抹杀”。第三，太平军给外国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太平天国不仅敢于反抗清王朝，也敢于反抗船坚炮利的外国侵略者，一百多年来，这种精神鼓舞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志。太平夭国的这些功绩必须肯定，抹杀这些功绩是不对的。曾国藩镇压了作出这些功绩的太平天国，当然是有罪的。但也不能把曾国藩的罪过扩大化。曾国藩作为清政府的督抚不能自主，这同林则徐、左宗棠等镇压农民起义无区别。但是，湘军攻破南京城，“分段搜杀，三日之间，毙贼共十余万人，秦淮尸首如麻，三日夜火光不息”。镇压农民军要不要如此残忍，这就有主帅的个人因素起作用。

太平天国除了有上述功绩之外，也有它的过失。我们应实事求是地承认这一方面。第一，太平天国没有给农民带来解放，只是换了某种名义把农民仍旧束缚在封建剥削制度下。太平天国在定都前，使农民从地主那里夺回了一些土地，在某些地方自耕农有所增加。但是，自耕农的增加并不意味着农民的解放，因为自耕农的增加只是强化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自耕农的增多，不是对同封建制度相适应的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生产形式的冲击，而是使这种生产形式的分解延缓下来，有严于巩固封建制度。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杨秀清、韦昌辉、石主子联名上奏天王，并经洪秀全批准，决定施行“照旧交粮纳税”的政策，这意味着太平天国承认并接受了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占有制。太平天国仍然把农民束缚在封建地主剥削制度之下。

第二，太平天国也没有使农民得到政治上的自由，没有建立起真正的农民政权。太平天国在自己的控制范围内推翻了清朝的专制统治，却又建立起神权与王权相结合的专制的统治。太平天国史研究专家罗尔纲先生说：洪秀全“当起义驻军桂平石头脚时，就立了十五个后宫。到东乡建国，就增立三十六个后宫。到建都天京，再增立八十八个后宫。他在建国时，就立他的儿子洪天贵为幼主，继承皇位。同时颁布的《幼学诗》，其《朝廷》说‘生杀由天子’。《君道》说：‘王独操威柄’。《夫道》说：‘夫道本子刚”。《妻道》说：‘妻道在三从，无违尔夫主’。在广西永安州时，就定凡打江山有功的累代世袭的制度。洪秀全还有他那一套神天家庭的说法。封建主义加上神权主义，便形成了太平天国的特权主义，在农民政权中，造成了它的特权阶层。洪秀全天王就踞特权的顶巅。天京事变后，他破坏军师负责制，君主是他做，军师也是他做，专制独裁，破坏了农民民主。洪秀全执政，立法无章，大纲紊乱，措置乖方。他改太平天国为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要把太平天国成为他父子公孙一家的天下，以致人心离散，国家灭亡”①。太平天国不仅延续着专制统治的黑暗，且有发展。如李秀成说：“天王第一重用幼西王萧有和。”萧有和当时年仅10岁，但给他的权力是“有不遵幼西王令者，合朝诛之”。为什么给他这么大的权力，因为萧有和是洪秀全的外甥。这就难怪冯友兰先生说：“我之所以否定太平天国，因为太平天国是要推行神权政治。如太平天国统一了中国，那么中国的历史将倒退到黑暗时期。”②所谓“新天、新地、新人、新世界”，并不意味着农民得到了多少政治自由。

第三，太平天国也没代表或建立新的生产关系。不管有的人如何赞扬《天朝田亩制度》，但也确实表现了农民大众“对于土地的革命要求”，但是，它提供给历史的“不过是一个平均主义的图案”。虽然有的学者对此欢呼为“农民伟大的节日”，但是，由于它实行“物物归上主”，连农民小生产者小得可怜的一点土地和财物，也宣布收归天王(或天父所有)。所以，有的学者指出，“到今天为止，我们还找不出一条资料可以证明当时人民群众曾经如何拥护过《天朝田亩制度》。”①这种平均主义蓝图是不可能实现的，而且，它“并不是为着使社会生产力向前发展，却是使社会生产力停滞在分散的小农经济的水平上的。因此，这种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的思想在实质上乃是带有反动性的”②。第四，太平天国不加分析地反对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对当时和后世社会都产生了不良影响。曾国藩的《讨粤匪檄》正是抓住了太平天国“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苏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所过郡县，先毁庙宇，即忠臣义士，如关帝、岳王之凛凛，亦皆污其宫室，残其身首。以至佛寺、道院、城隍、社坛，无庙不焚，无像不灭”的事实，大肆声讨。正如梁启超指出：“洪秀全之失败，原因虽多，最重大的就是他拿那种‘四不象的天主教’做招牌，因为这是和国民心理最相反的。他们那种残忍的破坏手段，本已给国民留下莫大恶感，加以宗教招牌，贾怨益甚”③。范文澜在其所著的<中国近代史)中，也指出太平天国这一文化政策的失败。

有的人说，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是为了巩固清朝封建统治。如果说，两个政权，清王朝与太平天国都是封建政权，我认为消灭哪一个都是一样的!巩固哪一个也都是一样的。太平天国既然已经转化为封建政权，甚至还加上了神权统治，我们就不必因它源于农民，就予以特殊同情。镇压太平军的湘军士兵又何尝不是源于农民呢?所以只能看政权的性质。这样一个标榜空想的平均主义的封建主义加神权主义的专制腐败政权，如果统一了中国，难道能比腐败的清王朝好吗?谁好谁坏这要由历史来选择。正如李时岳教授说的：“容闳从天京转到曾国藩幕府，很好地说明了这种历史的选择。”而历史的选择是假曾国藩来实现的。正是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湘军实现了中国重新统一与重建社会秩序，恢复和发展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历史任务，其历史功过是不言自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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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曾国藩的历史作用和地位 二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化的发轫者

现在，认为洋务运动是卖国的反动的运动的学者，已经不多了。多数学者认为洋务运动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近代化运动。而洋务运动的发起人、倡导者、最早的实践者正是曾国藩。在清廷朝野动议购买西方轮船镇压太平天国之初，曾国藩就提出了“目前资夷力以助剿济运，得以纡一时之忧；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的主张。强调资夷力助剿只是目前的权宜之计，长远的目标是自强、御侮。有的学者将“永远之利”解释为巩固清王朝封建统治，不承认其指自强御侮。这一点，我们必须实事求是。咸丰十一年五月开始购买洋船之议时，曾国藩“于七月十八日复奏，称为救时第一要务，盖不重在剿发逆，而重在陆续购买，据为已有，在中华则见惯而不惊，在英法亦渐失其所恃”①。这里说的很明白，把自强御侮、夺英法之所恃放在首要地位。曾国藩在同治元年的一个奏折中说：“购买外国船炮近以剿办发逆，远以巡哨重洋，实为长驾远驭第一要务。”曾国藩还多次指出：发展洋务，“制造船炮，为中国自强之本”①。其自强御侮的目的，十分明确而强烈。曾国藩正是将这一“中国自强之本”的宗旨付诸实践的。

(1)他率先筹设了中国第一家近代军事工厂——安庆内军械所。这个军工厂虽然一开始仍是一个手工作坊，但是它是以手工和现有的物质条件制造近代的船炮。他们克服重重困难造出了中国第一艘轮船“黄鹄号”。虽然这只轮船造得还不甚得法，但是它宣告中国的江河上第一次有了中国自造的轮船行驶。难怪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窃喜洋人之智巧，我中国人亦能为之，彼不能傲我有其所不知矣!”这种充满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的语言，难道不是宣告中华民族近代化运动已胜利起航吗!

(2)曾国藩并不满足于手工制造近代船炮。他在安庆试办军工时，就议“派员出洋购买造器之器„„似可渐图自强之计”②。1863年，曾国藩选派最早留学美国的容闳，赴美购办制造机器之机器，准备建立正式的近代机器工业。1865年，容阂向美国朴得南公司购回中国向西方直接购办的第一批机器。

(3)曾国藩与李鸿章共同创办江南机器制造局，办起了中国第一家大型使用机器生产的近代工厂。“它制造出旧中国本国的第一艘兵轮和第一台车床，它炼制出旧中国第一磅近代火药和第一炉钢水，它造就出旧中国一大批近代技术工人和一部分工程技术人员”。它是中国近代工矿企业的母厂，在它的带动、示范和支援下，一批军用民用工矿企业迅速兴起。如山东机器局、四川机器局、大冶煤铁矿、徐州煤矿、漠河金矿等等，都是在江南制造局支援下创办起来的。它们奠定了中国近代工业的基础。

(4)曾国藩促进了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教育的近代化。在曾国藩的主持下，江南制造局不仅是中国近代工业的基地，而且又是中国近代科学技术的扩散中心。1866年，江南制造局设立翻译馆，大量翻译西方科学技术书籍，“泰西声、光、化、电、营阵、军械各种实学，遂以大明，此为欧西文明输入我国之滥觞”。这些书籍不仅为培养我国近代科学技术人才作出了贡献，而且对近代思想界也有相当大的影响。康有为、谭嗣同最初接触西学，就是从这些书籍入门的。江南制造局一创办，还附设了一机械学校，培养生产技术力量，开我国近代职业教育的先河。1872年，曾国藩还采纳容闳的建议，派幼童到美国留学，揭开了我国向西方派遣留学生的历史。此举推动了中国的对外开放、中西文化交流，促进了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教育的近代化，以及新式知识分子队伍的形成。

(5)曾国藩促进了我国的海军建设。曾国藩在世时，我国的近代海军虽然还未形成，但近代海军的发展壮大，他是有谋画之功的。建立近代海军是前无古人的事业，经验缺乏，困难重重，但曾国藩不怕风险，勇于任事，从轮船的制造，到海军的建制，从水兵的招募与训练，到海军经费的筹集和水师章程的制订等，都作了许多的探索。以后海军的发展基本是按曾国藩制订的蓝图进行的。例如，江苏巡抚丁日昌当时提出在吴淞、天津和南澳建立三支外海水师的设想，当即就得到曾国藩的赞同和支持。曾国藩在给丁日昌的信中称这是“举一事而数善备，实届体大思精”。

曾国藩对中国海军建设的筹划与支持，促进了中国近代海军的形成和发展，促进了中国军事近代化。由于中国军事的逐渐近代化才使中国在三十余年内免除了象鸦片战争一样使用大刀长矛的败绩，才出现了左宗棠收复新疆、镇南关大捷、甲午海战那样壮烈的场面。有的人只看重英雄邓世昌等人的爱国主义精神，殊不知光有爱国主义精神，没有几十年洋务运动的成就——军事近代化，岂能出现如此海战的场面。水师的帆船能打出这种场面吗?据中外一些军事专家评论，中国黄海大战打了个平局。殊不知中国军事近代化也是那些主张“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人的爱国主义精神的物质表现，也是军工厂的工人们为了支援前线赶制洋枪洋炮洋船的爱国主义精神的物质化。

至此，我们可以看出，曾国藩对中国近代化运动，不仅有发轫、首创之功，而且还使中国在近代化道路上迈出了很重要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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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曾国藩的历史作用和地位 三曾国藩在外事问题处理上的是非

曾国藩晚年与三大外事问题的处理有关。此三大外事是：“借夷兵助剿”、阿思本舰队事件、天津教案。曾国藩在这些外事的处理上，是功是过，是卖国还是爱国，学者们亦争论甚大。关于借夷兵助剿问题，最先是因宁绍道台张景渠勾结英法侵略军攻打太平军而提出，始作俑者并非曾国藩，而当借夷兵助剿问题提出以后，曾国藩向清廷反复上奏表示反对，他认为：“借助外国，自古为患”，“外夷之助中国，成功之后，每多意外要求”；而且他在书札中还表示更忧虑“一二不逞之徒，自申其媚夷之术，必欲煽动西国大队东来”。这里可看出他对“媚夷”者痛恨之情。所以，他认为：借洋兵以助上海，共保华洋之人财则可；借洋兵助剿苏州，代复中国疆土则不可。”由于曾国藩等人坚决反对借夷兵助剿，清廷最后只得作罢说：“借兵助剿之议，迭经曾国藩等先后复奏，佥称有害无利。”终咸丰朝，未能实行，史实明摆着，在借夷兵助剿问题上，不能归咎于曾国藩。

关于阿思本舰队事件。1861年，曾国藩确曾向朝廷上奏购置外国船炮，目的是要建设中国近代海军。清延委托海关总税务司李泰国向英国代办7艘兵船。而英国侵略者借机成立一个什么“中英舰队”，用600名英国官兵水手，任命英国皇家海军上校阿思本为舰队司令，而且规定：阿思本对舰队有完全指挥权，其目的如英国学者季南指出的，“对英国来说，极重要的事情在于支配中国军事力量，特别是支配她的舰队。”所以，这一恶毒计划自然遭到曾国藩的激烈反对，他写信给总理衙门，强硬地说，如果阿思本“意气凌厉，视轮船为奇货可居，视汉总统如堂下之厮役，倚门之贱客”，“则水陆将士皆将引为大耻”。他又强调说：“洋人本有欺凌之心，而授之以可凌之势；华人本有畏怯之素，而又逼处可怯之地”①，其祸患无穷。他主张“赶紧拨给薪工经费，责成阿思本，迅速押带回国，并将狡狯异常之李泰国趁势革职，不准再干预中国事务”。在曾国藩等人的强烈反对下，清政府只好将舰队遣散掉，“李泰国先生失掉了中国海关总税务司之肥缺，奥斯本舰长没有当成一名满清水师提督”②。英国企图控制中国军事的阴谋被彻底粉碎，这无疑是曾国藩的干预之功。那末，在天津教案的处理上，曾国藩的功过又如何呢?我认为要正确地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实事求是地对事件本身和有关方面进行具体分析。首先，大家都承认，天津教案的处理对中国来说，是一次屈辱的外交。大家也承认这是由于中国的当局都抱定“力保和局”宗旨的结果。那末，根据当时中国国情这个“力保和局”的宗旨对不对?当时，客观上讲，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军捻军起义之后，不仅封建制度、封建统治全面衰败，而且人民穷困，国力贫弱，刚开始的洋务运动还不能提供足够的物质力量来对付一次新的战争。曾国藩对此看得很清楚，他在复宝鋆的信中说：“目下中国海上船炮全无预备，陆兵则绿营固不足恃，勇丁亦鲜劲旅，若激动众怒，使彼协以谋，我处处宜防，年年议战，实屑毫无把握。此等情势，弟筹之至熟，故奏牍信函，屡持此论”，主张力保和局。曾国藩的分析是符合实际的。如果象李如松等顽固派那样，要“乘此机会，尽毁在京夷馆，尽戮在京夷酋”①，将会出现什么结果呢?在一时之内可能毁得痛快，戮得痛快。但天津教案的局面，尚不好收拾，那因新的毁戮造成的战争局面又如何收拾呢?当权者不能不考虑“西林教案”成为第二次鸦片战争导火线的教训。中国有句俗话：“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学者们发议论容易，因为他可不受实际利害关系的约束，每走一步都要看实际能否走得通，利弊如何?当天津教案发生后，英法美等7国联衔向清政府抗议，并集结军舰于天津、烟台一带示威，法国海军司令扬言要将天津化为焦土。当然，不能排斥此中多威胁的成分，但英法侵略者是做得出来的，已有历史教训在前。此时中国并无阻扼英法侵略者发动新的侵略战争的实力。江苏巡抚丁日昌就此说：“现在沿江沿海所设防兵，如长江外海，水师船只不过舢板广艇之类。若在江海陡遇风涛，兵勇即颠簸不能站立，何况于战?其制造局新造轮船，合江、闽二省不过四、五号，身小力薄；以捕海盗则有余，以御外海则不足。”当时，曾国藩处两难境地，“反复筹思，殊无良策”，“深惧措置乖方，失机偾事”。要打，必然失败，失败后损失更惨；要保和局，必须向侵略者妥协，作些让步，这要遭到顽固派的攻击，也不能泄天津人民的义愤，而且对于一个坚决反对借洋兵助剿、主张遣散阿思本舰队的、痛恨“媚夷”的、要夺英法之所恃的曾国藩来说，也是不甘心的。但是，形势决定曾国藩只能在“衅不自我开”，保持和局的前提下，尽力做到少损失，少屈辱。对此，我们不能苟求于曾国藩。在强敌压境，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为了避免更大的损失和牺牲，暂时向敌人作出让步，甚至接受屈辱性的城下之盟，以图将来的复兴与雪耻，在古今中外都不乏这样的历史事例。例如，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初，在德帝国主义的强大进攻面前，“为了使疲惫不堪的、疮痍满目的国家免除新的战祸，„„作了莫大的牺牲”①，不惜接受割地赔款的屈辱性的布列斯特和约，就是一个典型的历史事例。作为经历两次鸦片战争的惨败与长期国内战争破坏的中国，当时“力保和局”无疑是较为明智的抉择。所以说，对曾国藩，史学家应充分分析在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下，他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曾国藩对天津教案的起因和性质的认识，是能站在民族正义立场的。他在对天津教案处理总结的奏折中说：“凡教中犯案，教士不问是非，曲庇教民；领事不问是非，曲庇教士。遇有民教争斗，平民恒曲，教民恒胜。教民势娟愈横，平民愤郁愈甚。郁极必发，则聚众而思一逞。以臣所闻，酉阳、贵州教案，皆百姓积不能平所至。”②他肯定了教案“曲在洋人”，肯定天津人民“义愤所激”的正义性。天津教案发生后，曾国藩也有能力正确地分析形势，权衡力量，不为流俗影响，采取正确的方针，使国家免受新的战祸，这一点，他也做到了。他在给彭玉麟的一封信中说得很实际：“中国兵疲将寡，沿江沿海毫无预备，而诸国穷年累世但讲战事，其合从之势，狼狈之情，则牢不可破。我能防御一口，未必能遍防各口；能幸胜一时，未必能力多年；能敌一国，未必能应付各国；在今日构衅泄愤，固亦难，然稍一蹉跌，后患有不堪设想者”。所以他坚持力保和局。但在如何力保和局上，他与崇厚有所不同。在办案之初，他颇受崇厚影响，退让太多。在办案过程中，曾国藩逐渐认识到：“以前为崇公所误，失之太柔，以后当自主也。”因而态度也越来越强硬。他在家书中说：法人“如再要挟不已，余惟守死持之，断不再软一步”①。可见，他对洋人的让步是有条件和限度的。同时，他也作好了万一和谈破裂就决心一战的充分准备。他在上奏朝廷作好开战部署的同时，并函请李鸿章“万一事急„„统率所部由秦入燕”，令湘军九千余人赴沧州“略资防御”，建议清廷实力防守各重要海口，以配合他的谈判。他向清廷表示：“今兹事虽急，病虽深，而此志坚实，毫无顾畏。乎日颇知持正理而畏清议，亦不肯因外国要挟，尽变常态”。很明显，曾国藩的力保和局与清廷的力保和局是不可同等看待的。由于这种区别，曾国藩棘手难办。所以，天津教案并未在他手中了结。但也不应讳言曾国藩在处理此案中的过失。据有的同志说，其主要过错有二：一是“办理过柔”，曾氏屈从法国人的压力与朝廷旨意，将天津府县地方官交刑部革职治罪，并将无辜义民20人处死抵命。连他自己也痛心地说：“吾此举内疚于神明，外得罪于清议，远近皆将唾骂”②。可见他颇有自知之明。二是未利用教案发生一个月后爆发的普法战争的有利形势，以减少中国的损失。这与他“平日于夷情又少讲求”，以及当时信息传递不快有关。我认为，这两条过错是成立的。

权衡曾国藩在天津教案处理上的功过，实事求是地说，应该是功大于过。我们评价曾国藩历史功过的同时，不妨多正视一下近代中国战祸的结局。落后就挨打，这是毛泽东的至理名言。中国不改变落后状态，就要挨打，打则失败，早巳被历史所证明。

曾国藩在文学、理学方面的造诣很深，在清代文坛上享有较高的声誉和地位；在治学、治家方面都有可垂范后世的贡献；在治军方面也取得了影响后人数代的成就。连毛泽东也说：“独服曾文正”。这些都为人所共知，不必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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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下一页 来源：双峰网 作者：徐泰来

发表日期： 2006-11-28 14:37:28 阅读次数： 71272 文章标题：走近曾国藩→整体评价→评价曾国藩的历史作用和地位 查看权限：普通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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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曾国藩的历史作用和地位

总之，曾国藩从上奏激怒咸丰帝开始走上历史舞台，表现了一颗忧国忧民之心。他镇压了太平天国，有功有过。历史假他之手对南北两个封建政权进行了选择。曾国藩发动了洋务运动，使中国历史运动与世界近代化运动合流。中国历史由此走上一个新的阶段。历史的步履不管何其艰难，但历史并不是倒退，而是前进。曾国藩在外事的处理上表现了能审时度势应付巨变的才能，他坚持民族正义立场，忍辱负重，力保和局，避免了新的战祸，使中国有一个喘息之机，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里进行“图强求富”的建设。曾国藩创导近代化，推动历史发展，是他的进步方面。曾国藩不主张借洋人助剿，力主遣散阿思本舰队，在处理天津教案期间，既主张力保和局，避免新的战祸，又能站在民族正义立场，是他的爱国方面。因此，曾国藩虽有一定的历史罪过，但其历史地位应划在近代进步和爱国人物之中，而且，其重要性，在中国近代历史前六十年里几乎无人可与之相比。

(本文作者；湘潭大学哲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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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评价曾国藩

《如何正确评价曾国藩》

“曾文正者，岂唯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唯我国，抑全世界不睹之大人也”。这是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梁启超评价曾国藩的一段话。我觉得这段话形容曾国藩确实是最贴切的。作为一代名臣，一代重臣，他做到了以天下兴亡为己任，扫清反叛分子，开办洋务事业，中兴大清王朝，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曾国藩全部做到了，其所著的《曾国藩家书》被后人世代传闻，他一生勤奋读书，推崇儒家学说，讲究经世致用，和实用主义，成为继孔子、孟子、朱熹之后又一个“儒家大师”。文学方面创立晚清古文的“湘相派”。清末及民初严复、林纾，以至谭嗣同、梁启超等均受其文风影响。同时曾国藩善用人才，晚清一些名臣如左宗棠、李鸿章都与他有密切关系。李鸿章等称呼他为老师。但是说到评价曾国藩最重要的最高潮的莫过于太平天国运动了。

1851年1月，洪秀全在广西发动金田起义，太平天国运动爆发，1853年攻占江宁定都改成“天京”，正式与大清王朝分庭抗礼，而此时大清王朝曾经引以为傲的八旗、绿营不堪一击，帝国的命运已经风雨飘摇。太平天国废孔孟之道，兵到之处生灵涂炭，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毁于一旦。然曾国藩以天下兴亡为己任，响应朝廷号召，组建地方武装“湘军”其目的就是保卫家园，一时间成为了清朝消灭太平天国的主要武装力量。不久，太平天国内部分裂史称“天京之变”曾国藩率领湘军攻城拔寨，先解南昌只围，后攻克九江，再围困安庆。同治三年7月，湘军攻破天京。太平天国覆灭。因为战功显赫，朝廷加曾国藩太子太保、一等公爵。成为汉人中最有权势的人。而此时的曾国藩坐拥东南半壁江山，如果这时候他佣兵自立，大清江山恐怕是信手拈来。但是，曾国藩考虑再三，决定将大部分湘军裁撤，仅保留左宗棠、李鸿章的小部和湘军水师以备朝廷只用。从这足以看出曾国藩对朝廷的忠心。但是，这里又不得不提一下，凡事皆有两面性，曾国藩的湘军在攻打太平天国之时，由于长期缺乏稳定的粮饷，为了维系军心，只得纵容官兵掠夺财物。破城之后烧杀抢掠，例如南京城破后，李城典“戮绝妖男，虏尽良女”，日夜宣淫，一夜“连御十女”而暴亡。可以说晚期的湘军在腐败已经超过了绿营。并且曾国藩所创立的湘军对后世影响极其严重，湘军在实际上取代了绿营和八旗的地位，将帅自招的募兵制度取代了国家经制的世兵制度，皆以“兵随将转，兵为将有”为方针，一改中国自北宋以来“兵无常帅，帅无常兵”的军事准则，形成了地方武装势力，成为了后来北洋军阀的起源。这纵然是世事使然，但是曾国藩也未尝没有责任。

说完了太平天国，紧接着曾国藩的又一大功绩无疑就是洋务运动了。由于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的严重打击，清朝内部的一些大臣已经意识到中国正在面临一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因此踊跃出一批洋务派，他们是以曾国藩、恭亲王奕以及曾国藩的学生李鸿章为代表的一批人。他们继承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主张学习西方列强的工业技术和商业模式，获得强大的军事装备，增强国家军事能力，维护清朝统治。1861年1月11日，咸丰帝批准恭亲王等人上奏的《通筹夷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洋务运动从此开始。

同年，曾国藩在安徽安庆大观亭设立安庆内军械所，这也是中国最早的现代军工企业。主要制造子弹、火药、枪炮、轮船。同时，安庆内军械所没有借助外国的帮助，完全靠国内的力量，并且集合了一批当时中国著名的科学技术专家。曾国藩创立军械所并非一时兴起，因为曾国藩当初在剿灭太平天国的时候曾碰到太平右军主将韦志俊向湘军投降，他投降时所带“器械甚精，洋枪甚多”。左宗棠也说：“从前贼匪打仗，并无外国枪械。数年以来，无一枝贼匪不有洋枪洋火，陈炳文赴鲍军门处投诚，禀缴洋枪七千余杆，而本部堂一军截剿湖州逆贼于皖、浙、江三省边境，所得洋枪亦不下万余杆。”这表明太平军使用新式武器已相当普遍。这一方面固然说明时势之必然性，另一方面也形成了一种促使清军加快洋式武器购求的压力。但是求购永远比不上自己造，“师夷长技以自强”中国不能永远依靠外国人。在这样的背景下，安庆内机械所应运而生。1862年，也就是洋务运动第二年，这个伟大的军械所就制造出了中国第一个蒸汽机，同时又联合徐寿制造出了中国第一艘火轮船。1865年，曾国藩又亲自规划了江南制造总局，后交李鸿章督办。江南造船厂经过历代演变，现为中国船舶工业集团。他同时也认识到，光有器械还不足以救中国，新式人才才是关键，于是在他的努力和多方斡旋下，派出了中国第一批留学生，这批留学生当中就有后来享誉盛名的詹天佑、冯如等人。

虽然我们作为后人已经清楚的知道了洋务运动的结局，但是作为一百多年前的一场中华民族自强运动它给中国带来现代银行体系、现代邮政体系、新式教育、新式军队、新兴共和思想、铁路、重工业等影响后世的成果。在文化交流、商务往来、科学技术上拉近了中国与世界的距离。洋务运动时期建立的机构和系统今天还能见到，如：邮政系统、电信系统、铁路系统、招商局、江南造船厂、交通银行等均由晚清延续至今。由于曾国藩本身地主阶级的局限性也导致了曾国藩所谓的“自强之道”，不过是为已露末世相的清政府借洋务运动寻找政治出路。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大的历史背景下，洋务运动不可能成为救国良方，更不可能使国富民强。最后，中日甲午战争以北洋海军的全军覆没，宣告了洋务运动失败的大结局。不论曾国藩，还是李鸿章，都无法挽回大清王朝覆灭的命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各种政治原因，对曾国藩等封建时期的人物大加斥责。但自文化大革命后学术界政治气氛下降后，对曾国藩的评价日趋活跃，“誉满天下，未必不为乡愿；谤满天下，未必不为伟人”曾国藩的一生非常难评价。他在处理大清朝的对外关系中如履薄冰，但是因为“天津教案”他的忠、信、笃、敬四字秘诀，未能挽救自己的名声乃至生命。他中兴大清王朝，剿灭太平军救帝国命运于水火，但是却也难逃“曾屠夫”的骂名。但是回顾整个大清王朝甚至于整个中国历史，又有多少人能像曾国藩这般“完人”。在整个历史中，曾国藩已经把一个人能做的都做到了，在历史的长河中他无法挽救大清挽救中华，不是他的不足，而是整个时代的局限性。只能说他尽力了，一个朝代一个民族不是他一个人能改变的，他问心无愧。

第三篇：评价历史人物曾国藩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研究式教学论文：

评价历史人物曾国藩

班级：勘查技术与工程11-3班

小组成员：学号：

01 3110104337

02 3110104330

03 3110104320

04 3110104314

05 3110104303

06 3110104301

任课教师：韦湘燕 时间：2012年秋季学期

罗嘉庆熊彬彬庞春龙黄捷云黄兴盛叶涛 姓名：

评价历史人物曾国藩

曾国藩可谓是众所周知的清末历史人物，他再清末年的历史舞台上饰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有人说他是叛国卖国的奸贼，也有人说他是一代忠良，评判历史人物应该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不应该一棒子打死，于是我们只能说曾国藩是功过皆有，而在我的眼中曾国藩的功是大于他的过的。

曾国藩作为近代著名的政治家，对“乾嘉盛世”后清王朝的腐败衰落，洞若观火，他说：“国贫不足患，惟民心涣散，则为患甚大。”对于“士大夫习于忧容苟安”，“昌为一种不白不黑、不痛不痒之风”，“痛恨次骨”。他认为，“吏治之坏，由于群幕，求吏才以剔幕弊，诚为探源之论”。基于此，曾国藩提出，“行政之要，首在得人”，危急之时需用德器兼备之人，要倡廉正之风，行礼治之仁政，反对暴政、扰民，对于那些贪赃枉法、渔民肥已的官吏，一定要予以严惩。至于关系国运民生的财政经济，曾国藩认为，理财之道，全在酌盈剂虚，脚踏实地，洁已奉公，“渐求整顿，不在于求取速效”。曾国藩将农业提到国家经济中基础性的战略地位，他认为，“民生以穑事为先，国计以丰年为瑞”。他要求“今日之州县，以重农为第一要务”。受两次鸦片战争的冲击，曾国藩对中西邦交有自己的看法，一方面他十分痛恨西方人侵略中国，认为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并反对借师助剿，以借助外国为深愧”；另一方面又不盲目排外，主张向西方学习其先进的科学技术，如他说过购买外洋器物……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可以剿发捻，可以勤远略。在《曾国藩家书》中，处处可以反映出他的思想。在为人处世上，曾国藩终生以“拙诚”、“坚忍”行事。他在致其弟信中说：“吾自信亦笃实人，只为阅历世途，饱更事变，略参些机权作用，便把自家学坏了！⋯⋯贤弟此刻在外，亦急需将笃实复还，万不可走入机巧一路，日趋日下也。”至于坚忍功夫，曾国藩可算修炼到了极点。他说：“困心横虑，正是磨练英雄，玉汝于成。李申夫尝谓余怄气从不说出，一味忍耐，徐图自强。因引谚曰：‘好汉打脱牙和血吞。’此二语，是余生平咬牙立志之诀。余庚戌辛亥间，为京师权贵所唾骂；癸丑甲寅，为长沙所唾骂；乙卯丙辰为江西所唾骂；以及岳州之败，靖港之败，湖口之败，盖打脱牙之时多矣，无一次不和血吞之。”曾国藩崇尚坚忍实干，不仅在得意时埋头苦干，尤其是在失意时绝不灰心，他在安慰其弟曾国荃连吃两次败仗的信中说：“另起炉灶，重开世界，安知此两番之大败，非天之磨炼英雄，使弟大有长进乎？谚云：‘吃一堑，长一智。’吾生平长进，全在受挫辱之时。务须咬牙励志，费其气而长其智，切不可徒然自馁也”；在持家教子方面，曾国藩主张勤俭持家，努力治学，睦邻友好，读书明理。他在家书中写道：“余教儿女辈惟以勤俭谦三字为主。⋯⋯弟每用一钱，均须三思，诸弟在家，宜教子侄守勤敬。吾在外既有权势，则家中子弟最易流于骄，流于佚，二字皆败家之道也。”他希望后代兢兢业业，努力治学。他常对子女说，只要有学问，就不怕没饭吃。他还说，门第太盛则会出事端，主张不把财产留给子孙，子孙不肖留亦无用，子孙图强，也不愁没饭吃，这就是他所谓的盈虚消长的道理。

曾国藩的另一作品《冰鉴》，世人更是给与了很高的评价，这本书是曾国藩总结自身识人、用人心得而成的一部传世奇书，是曾国藩体察入微、洞悉人心的心法要诀，因具有极强的实用性、启迪性和借鉴性而受到各界人士的重视和喜爱，在南怀瑾先生的《论语别裁》中就有说到，“有人说，清代中兴名臣曾国藩有十三套学问，流传下来的只有一套《曾国藩家书》。其实流传下来的有两套，另一套是曾国藩看相的学问，《冰鉴》这一部书。” 毛泽东说过“愚于近人，独服曾文公”，就曾国藩个人来说他有高深的学问素养，他深谙中国传统文化，他的一定横无时无刻不再勤奋读书，他推崇儒学，讲求经世致用的实用主义，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尊精神偶像，他的文学也透露着熠熠的光彩.曾国藩自知钝拙，但是他志向远大，意志顽强 又勤奋好学。他从少年起，就“困知勉行，立志自拨于流俗”，天天写日记反省自己，一生中没有一天不监视自己，教训自己。他待上、待下、待同事谦恕自抑，豁达大度，一生朋友很多，很受人尊重。他一生结交网络培育了一大批的人才，既有李鸿章、左宗棠、郭嵩焘、彭玉麟、李瀚章这样的谋略作战军需人才，也有像俞樾、李善兰、华蘅芳、徐寿等第一流的学者和科学家。“从政要学曾国藩，经商要学胡雪岩”。自近代以来曾国藩就被政界人物奉为“官场楷模”。在官场，他声卓著，治民有言，曾国藩有一颗忧国忧民的心，从他上走激怒咸丰帝就能充分表现出来，而且再对一些外事的处理上他坚持民族正义的立场，忍辱负重，避免了新的战祸。

曾国藩是最好的儿子，能使父母宽心；是最好的哥哥，教导和照顾弟妹，体贴入微，曾国藩更是仁慈的父亲，是儿女的好榜样。他的《家书》讲求人生理想、精神境界和道德修养，在骨肉亲情日渐淡漠、邻里亲戚形同陌路的现代社会里，确实有劝世化俗的价值，值得每个人一读。大多数官宦之家，盛不过三代，而曾氏家族却代代有英才，出现了象曾纪泽、曾广均、曾约农、曾宝荪、曾宪植、曾昭抡等一批著名的外交家、诗人、教育家、科学家和高级干部。

曾国藩在文学、理学方面的造诣很深，在清代文坛上享有较高的声誉和地位；在治学、治家方面都有可垂范后世的贡献；在治军方面也取得了影响后人数代的成就。连毛泽东也说：“独服曾文正”。这些都为人所共知，不必多说。

总之，曾国藩从上奏咸丰帝开始走上历史舞台。他镇压了太平天国，有功有过。历史假他之手对南北两个封建政权进行了选择。曾国藩发动了洋务运动，使中国历史运动与世界近代化运动合流。中国历史由此走上一个新的阶段。曾国藩在外事的处理上表现了能审时度势应付巨变的才能，他坚持民族正义立场，忍辱负重，力保和局，避免了新的战祸，使中国有一个喘息之机，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里进行“图强求富”的建设。曾国藩创导近代化，推动历史发展，是他的进步方面。曾国藩不主张借洋人助剿，力主遣散阿思本舰队，在处理天津教案期间，既主张力保和局，避免新的战祸，又能站在民族正义立场，是他的爱国方面。因此，曾国藩虽有一定的历史罪过，但其历史地位应划在近代进步和爱国人物之中，而且，其重要性，在中国近代历史前六十年里几乎无人可与之相比。

第四篇：评价曾国藩

一，曾国藩与中国近代文化

论者普遍认为，曾国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有的论者甚至说，从某种意义上讲，曾国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化身。如果说，儒家文化可以分为早、中、晚三个发展时期，并有与之相应的三个代表人物的话，那么早期为孔子，中期为朱熹，而末期就是曾国藩了。曾国藩确实继承了中国以儒学的纲常名教为核心的传统文化。这次提交大会的许多论文都涉及这一点。曾国藩完全按照儒学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做人之路，走完了自己的一生。他恪守“三纲五常”之道，认为“君虽不仁，臣不可不忠，父虽不慈，子不可不孝，夫虽不贤，妻不可以不顺。”他本身的“以礼自治，以礼治人”，“执两用中”，“持盈保泰”，“刚柔相济”，“勤、俭、谨、信”的自我修养，其家训的“八本”、“八字”、“四条”、“四败”等等，均反映了曾国藩地道是集中国传统文化的大成。对于“三纲五常”的评论，论者之间是有分歧的。有的论者视“三纲五常”为糟粕，甚至认为它是最不适应时代，最称糟粕者，有的论者则有异议，认为既然对中国传统文化要一分为二，为什么对这个传统文化的核心三纲五常就不能一分为二呢？能否说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部分全是糟粕呢？只有非核心部分里才有一些精华呢？显然，不能如是说，如果这样说，岂不是从全体上否认了传统文化吗？事实上，在过去相当长一个时期里，把忠、孝、悌、仁、义、礼、智、信视为糟粕，或不讲，或不提倡，并没有给我们社会带来什么好处，反而深受其害。有的论者说，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是为了维护中国的传统文化。而有的论者则说，曾国藩维护的首先就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而是它的糟粕。

二，曾国藩与太平天国

曾国藩有近20年与太平军长期作战，打败太平天国是他一生事业的顶峰。对他的评价不能不与对太平天国的评价相关联。有些论者坚持传统观点，认为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是历史的罪人，刽子手。因为太平天国运动是农民起义，而农民起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但有些论者的看法则有所不同，认为，“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无论是文化观念决定一切的观点或农民战争是历史发展动力的观点，都带有很大的主观性与片面性。我们评价历史人物和事件，主要是看它对社会的发展是起推动作用或阻滞作用。洪秀试图引进西方宗教的教义来发动一场推翻满清王朝的农民战争，但所引进的并不是新教伦理精神，而是中世纪的宗教神学，并使之同中国本土的封建迷信与农民起义的朴素平等观念相糅合，成为太平天国神权政治的精神支柱，因此，太平军如若取得全胜，洪秀全的神权政治得到巩固，有可能会把中国拉回到欧洲中世纪的黑暗时代去。曾国藩作为传统文化与封建政权的捍卫者，他的立场显然是保守的”。“但是，洪秀全的神权政治比曾国藩所维护的封建政权更落后，两害权取其轻，曾国藩镇压太平军获胜，缩短了瞎折腾的时间，对社会历史的发展反而较为有利”。这与冯友兰对太平天国的看法是一致的。但不同意冯友兰认为镇压太平军起到了抵抗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作用的看法。有的论者则完全不同意冯友兰的看法，认为“洪秀全、杨秀清等太平天国领导人的思想言行，虽然涂上一层‘天父天兄’等神道设教色彩，但其愚昧、落后和迷信的程度，究竟不同于一般的会道门，就其所颁布的《田亩制度》、《资政新篇》等纲领性文件而论，实际上已带有一定的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有别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民起义。因此，‘神权政治’倒退到黑暗时代的假设，显然是根据不足的。因此，太平天国还是难于否定，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罪责难逃。”

三，曾国藩与洋务运动

现在，普遍认为，曾国藩是洋务运动的首领，随着人们对洋务运动的重新认识，从而对其首领曾国藩也必须重新认识。洋务运动被论证为中国第一个近代化运动，因此曾国藩就成为中国近代化的开创者。中国的近代化运动虽然一开始就有怀着各种目的的洋人的参与，但其主流是中国人自己的活动，它的爱国性和进步性已经日益为更多的人所认同。因此，对曾国藩的洋务思想及其实践的爱国性和进步性，争议日少。此次会议对此也无大的争论。有的论者说，对曾国藩的洋务思想应一分为二：曾国藩将魏源的“师夷之长技”思想付诸实践，率先造船制炮，兴办近代军工及科学技术，是应当肯定的；对其所兴所造“不用于制夷”而“专用以制民”，是应该否定的。对此，有的论者反驳说，说曾国藩所兴所造“不用于制夷”而“专用于制民”，是没有根据的。曾国藩说，“目前资夷力以助剿济运，得以纡一时之忧；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其自强御侮的目的是显而易见的。有的论者专门论述了曾国藩的自强御侮思想的形成、内容、渊源及其定位，深化了人们对曾国藩自强御侮思想的认识，进一步肯定了曾国藩的爱国精神。有的论者对曾国藩的“师夷智以造船制炮”一语中的师夷智提出了新的看法，在此之前，人们认为曾国藩的师夷智仅仅是继承了魏源的“师夷长技”，没有看出这“智”与“技”的差别。这位论者说，“智”的内涵比“技”的内涵大多了。“技”所包含的只不过是坚船利炮的武器之类。魏源明确说：“节取其技能，禁传其学术”。而曾国藩的“智”则既包涵了“坚船利炮”的技能，也包涵了“制器之器”以及与此相关的科学文化或其他先进的文化，乃至包括魏源要禁传的学术的某些部分。曾国藩不仅有此思想，而且付诸实际行动，可见曾国藩比魏源眼光更远，勇气更大，思想更开放。曾国藩用“师夷智”作为学习西方文化的行动纲领，比其同辈也要高明。

四、曾国藩与近代中国外交

曾国藩的外交，过去多少年内一直被简单地认定为是妥协、投降的外交。10多年来，史学界开始提出异议。此次会议论及外交的文章也不少。有的论者说，“人们对曾国藩常用‘软弱’、‘妥协’、‘媚外’、‘投降’、‘卖国’等责骂之词，未免有欠公允。因为曾国藩的羁縻外交思想，实际上是对强敌权且笼络，争取一个和平环境，速图自强，最终达到御侮的目的。曾国藩能正确地审时度势，知道中外实力悬殊甚大，和列强硬碰，靠武力与之周旋，是不明智、不现实的。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贫穷落后、受人欺侮的国家，要生存，要反弱为强，舍此羁縻外交，别无良策。曾国藩的外交方针有四个字：‘诚’，推诚相见，‘信’，信守和约，‘争’，据理力争，‘和’，外敦和睦”。

至于对天津教案之处理，虽然，曾国藩自己也感到“内疚”，但有的论者指出，这主要不是他个人问题。当时，如何处理天津教案，朝廷本身有“论势者”、“论理者”两派。论理者认为民为邦本，民心不可失，主张与外国进行决战，以快万众之心；“论势者”多是主持外交，有守土之责的“局中人”，认为列强穷年累世好战，且常多国联合，共同侵华，兵力强大，而中国兵疲将寡，缺乏战备，如果开战，侵略联军可能再次打到北京。曾国藩的问题，不过是偏听论势者之言，不过是“拼却声名以顾大局”。

有的论者认为，曾国藩当时处两难境地：要打，必然失败，失败后损失更惨；要保和局，必然向侵略者妥协，作些让步，这要遭到顽固派的打击，也不能泄天津人民的义愤，而且对于一个坚决反对借洋兵助剿、主张遣散阿思本舰队、痛恨“媚夷”、要夺英法之所恃的曾国藩本人来说，也不是心甘的。他反复筹思，殊无良策，但最后，理智战胜了情感，按照他对形势的清醒的分析，他选择了保持和局，向侵略者作出让步的一途。在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下，这样选择是无可厚非的，只有这样才能避免一场新的战祸。曾国藩当时的责任是，在确保和局的前提下，看如何做到少损失，少屈辱。当然，曾国藩在处理教案中也有“办理过柔”的地方。但是应如实地评价他的历史功过，应是功大于过。因为，一场战祸的损失是远远大于因天津教案带来的损失和屈辱的。

五，关于青年毛泽东为何“独服曾文正”的问题

论者认为，毛泽东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其中有对曾国藩的两层折服，一是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表露出青年毛泽东受杨昌济、康有为等人的影响，有一种反对暴力革命，提倡渐进改良的保守主义倾向。一是毛泽东十分重视心力的作用，认为“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夫大本大源者，宇宙之真理”，掌握了大本大源，就可以成为传教之人。毛泽东认为历史上的名人可分为“办事之人”和“传教之人”，前如诸葛亮、范仲淹，后如孔丘、孟轲、朱熹、陆象山、王阳明等，而认为范仲淹、曾国藩既是办事之人又是传教之人，因他们既掌握了大本大源，又会办事，所以收拾洪杨一役，做到了“一干竖立、枝叶扶疏之妙”。

六、曾国藩为何不取清帝而代之

这一问题曾牵挂许多的人，在当时就有胡林翼、左宗棠、李元度、王闿运等多人，为曾国藩不听劝取清帝而代之感到惋惜，其后世也不断有人为此叹惜，说曾国藩“徇书生之小节而忘国民大耻”。这次会上也有论者认为，曾国藩有条件取代而不取代，甘愿当一个叶赫那拉氏的家奴。这是他的人生观、思想见识、性格等因素造成的。有的论者则认为，镇压了太平军之后，曾氏嫡系的吉字营已成强弩之末，且整个湘军也变得四分五裂，湘淮将帅不可能联合反清，湘军官兵多有积蓄，人心思归，为曾氏夺皇位者不多，而举兵讨贼者却不乏其人。权衡力量，恐无胜算可言，所以曾氏自剪羽翼以解清廷之疑，继续做忠臣，不失为高明之举。

七，关于曾国藩的整体评价

这次大会有相当多的论文阐述了曾国藩在文学、史学、军事学、学术观、家教等等方面的成功与局限以及人才观的问题，都很有新意，但未有争论，这里从略。

关于曾国藩的整体评价，论者说，“曾国藩事功之大，誉称晚清‘中兴名臣’，创办洋务，不愧为洋务派领袖，著作丰富，可当之为学者，研究古文辞，无忝于文人，治军有方，调配得宜，堪与古代兵家相媲美，拥兵而不自重，善权变而又谦退，足见道德修养功夫之深厚；吏治清廉，教养兼施，鞠躬尽瘁，以身作则，不啻为青天，治家有道，关怀子弟，亦为后人楷模”。有的论者说：“曾国藩从上奏激怒咸丰帝开始走上历史舞台，表现了一颗忧国忧民之心。他镇压了太平天国有功有过。历史假他之手对南北两个封建政权进行了选择。曾国藩发动了洋务运动，使中国历史运动与世界近代化运动合流。中国历史由此走上一个新的阶段。历史的步履不管何其艰难，但历史并不是倒退，而是前进。曾国藩在外事的处理上，表现了能审时度势应付巨变的才能，他坚持民族正义立场，忍辱负重，力保和局，避免了新的战祸，使中国有了一个喘息之机，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里，进行‘图强求富’的建设。因此，曾国藩虽有一定的历史罪过，但其历史地位应划在近代进步的爱国人物之中，而且，其重要性，在中国近代历史前60年里几乎无人可与之相比。

第五篇：对曾国藩的一些评价

曾国藩的成功及现代启示

有这样一幅挽联“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这是写给谁的呢？

答案是曾国藩，曾国藩是一个大成功者，也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用章太炎的话来概括他很准确“誉之为圣相，谳之为元凶”，一方面许多人对他推崇备致，包括毛泽东、蒋介石、梁起超等。毛泽东和蒋介石都潜心研究过曾氏文集并给予高度评价。毛泽东曾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 蒋介石曾说：“阅曾文正全集一书，实不愧为当世之名将，足为吾人之师资”。梁起超说“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岂惟我国，亦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也有不少人对他有否定性的评价，斥为封建地主阶级的卫道士、地主买办阶级的精神偶像、汉奸、卖国贼、杀人不眨眼换刽子手等等，但曾国藩确是一个大成功者，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文化价值，每一个人从不同的角度对曾国藩可以作出不同的解读，而且能从曾国藩身上学到对自己有用的东西，对自发有所帮助，老人可以学习曾国藩的养生之道，文化人可以学习他的治学之方，妇女们可以学他的持家教子之术，官员可以学他的为官从政之法等，今天主要讲他的治学与持家之道。

一、曾国藩的生平及人生的几大阶段

1811年（嘉庆16年）11月26日（农历10月11日）曾国藩生于湖南省双峰县荷叶镇天坪村, 乳名宽一。

1833年（道光13年）23岁，秋，参加湘乡县试，考取秀才。1834年（道光14年）24岁，参加乡试中举人。1838年（道光18年）28岁，会试中进士出身。1840年（道光20年）30岁，授翰林院检讨

1847年（道光27年）37岁，7月，升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街。

1853年（咸丰3年）43岁，开始编练湘军。1854年2月25日，奉命率师出征太平军。

1860年（咸丰10年）50岁，委授两江总都，并以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

1864年7月19日，湘军攻恰陷天京，太平军宣告失败。7月，曾国藩赏加太子太保、一等侯爵。1869年（同治8年）59岁，任直隶总督

1870年（同治9年）60岁，奉命处理天津教案，9月曾国藩调任两任总督。

1872年（同治11年）62岁。3月12日逝世

他的一生大概有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作为一个艰苦力学的农家子弟，第二个阶段是北京城里的太平京官，第三个阶段是与太平军作战的军事首领，第四个阶段就是直隶、两江最高行政长官，也就是直隶总督和两江总督。

曾国藩28岁中进士点翰林，是他们家破天荒的翰林；30岁授翰林院的检讨，官品是从七品。只用7年的时间，在他37岁的时候就已经是从二品的大员了。这在湖南是空前绝后的，在全国范围，这么快速度的升官，连他在内也只有三个人。从39岁到42岁，他先后遍兼五个部的副部长，除了财政部，吏部、工部、刑部、兵部他都当过。这意味着：第一曾国藩的官运很好，很会做官；第二他的官声很好、名声很好，大家都要他去。

同治三年将南京攻下之后，朝廷封他为一等毅勇侯。自古以来书生是很少有封侯的，曾国藩以一介书生而封万户侯，而且不止当年那个汉代的万户侯。当时他的身份是大学士，中国男人最大的理想——封侯拜相，曾国藩做到了。所以说他的人生是成功的，并且是大成功者。

二、曾国藩的治学之道

（一）曾国藩的治学成就

曾国藩治学的主要成就有：

1、曾国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湖湘文化的典型表，创立晚清古文的「湘乡派」。

2、他是诗词对联高手。当时就有很多求他写对联墓碑铭等。

3、著作等身《经史百家杂钞》以作为文的典范，《求阙斋文集》、《诗集》、《读书录》、《日记》、《奏议》、《家书》、《十八家诗钞》等不下百数十卷，名曰《曾文正公全集》，传于世。另著有《为学之道》、《五箴》等著作。

4、晚清三大奏折高手等。他为什么能取得这样大的成就，我认为这与他的读书治学观是分不开的。

（二）曾国藩治学的目的

有些人认为读书的目的主要有当官、发财、找美女、光宗耀祖，也有人认为读书的目的是破除愚昧，明白道理，开阔眼界，提高素质。曾国藩的治学目的是什么呢

“吾辈读书只有两件事：一者进德之事，一者修业之事。”“只有进德修业两事靠得住。此二者由我作主，得尺则我之尺，得寸则我之寸也。今日进一分德，便算积了一升谷。明日修一分业，又算余了一文钱，德业并进，则家私日起。”

“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

“盖人不读书则已，亦即自名读书人，则毕生从事于“大学”。‘大学’之纲领有三：明德、新民、止至善，皆我分内事也”。

“若读书不能体贴到身上去，谓此三项与我身毫不相涉，则读书何用？虽使能文能诗，情雅自诩，亦只算得识字之牧猪奴耳！岂得谓之明理有用之人乎？”

“既入科场，恐诗文为同人内外帘所笑，断不可不切实 4 用功。”

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曾氏的读书目的：

1、读书是为了进德修业。

2、是为了用正确的理论导行动，做到知行合一。

3、使自己有真才实学。

（三）、曾氏的读书方法

1、立志。“人苟能自立志，则圣贤豪杰何事不可为？我欲为孔孟，则日夜孜孜，惟孔孟之是学，人谁得御我哉？若自己不立志，则虽日与尧舜同住，彼亦自彼，我自我矣”

“人之气质，由于天生，本性难变，唯读书可以变化气质，古之精相法（者）并言读书可以变换骨相。欲求变换之法，总须先立坚卓之志……古称金丹换骨，余谓立志即丹也。”

“盖士人读书第一要有志……有志则断不甘为下流。” “苟能发奋自立，则家熟可读书，即旷野之地、热闹之场亦可读书，负薪牧豕皆可读书；苟不能发奋自立，则家熟不宜读书，即清静之乡、神仙之境皆不能读书。何必择地？何必择时？但自问立志之真不真耳！”志是标杆、是旗帜，也是人努力奋斗的目标与方向，明确的志向是人行为的内在驱动力，当然也是读书治学的原动力，立志对学习的动机、情感、方向、目标发生直接作用，是学习达到成功的先决条件，治学是需要付出艰辛努力的，如果没有内驱力，没有自身的不断激励，往往在遇到困难时就会半途而废。最后是昏昏庸庸、悠悠忽忽、得过且过、一事无成终其一生。而具有坚定志向的人则会努力拼搏、锲而不舍、坚强不屈，克服重重困难，朝着既定目标勇往直前

2、有恒。“学问之道无穷，而总以有恒为主”

“盖士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

“读书记性平常，此不足虑，所虑者第一怕无恒，第二怕随笔点过一遍，并未看得明白。”

“故望尔等少壮时，即从有恒两字痛下功夫。

有恒是人们成就一切事情的基本品格，也是治学有成的基本要求。因为学海无涯，在学习上的进步须按部就班，铢积寸累，但人生有纷繁复杂的事情需要人们去应对，大多数人在碰到困难时就可能把治学弃之不顾，导致无功而返。那么如何才能做到有恒呢？在曾国藩看来，其一是要抓住当下，不可懈怠每一天。正如他要求曾纪泽看《汉书》那样做，每天至少看但也只能看二十页，不能今日半页，明天一页，哪天有时间就看几十页或上百页，如果有事就置之一边。这可能会导致好几年也看不完一部书。要把读书治学作为自己每一天生活中的重要内容，作为一种生活方式，通过每一天的坚持来保证有恒、体现有恒。其二是培养情趣，情趣是有恒的催化剂，长时期从事枯燥无味的工作，对一个人的身心是一种摧残，要使治学有恒，则必须从培养情趣入手，让治学者能从中体悟人生道理，提高基本素质，领略人生乐趣，以情趣推进有恒。

3、专一。面对人类几千年形成的浩瀚知识海洋，如何治学？曾国藩提出了他的根本方法：“求业之精，别无他法，日专而已矣。若志在穷经，则须专守一经;志在作义，则须专看一家文稿;志在作古文，则须专看一家文集。”他曾以挖井来对子弟们作通俗说明，挖几十口井不及泉水，不如只挖井，挖到一定深度，终将及泉。读书不专，见异思迁只会停留在表层，难以获得精辟见解和心得，终其一生也难有专长。读书要读到骨子里去，深入到作者的内心世界里去，要沉得下去，治一门学问就穷究一辈子，这是很多治学有成者的根本方法，也是曾国藩教导弟子们的治学方法。但曾国藩并不因专而反对博，他要求弟子们实现专博结合，他的儿子曾纪泽就是一个既博又专的学者和学贯东西的外交家。

4、择良师益友。他说“明师益友重重夹持，能进不能退也。“一”生之成败，皆关于师友之贤否。故从师、择友需慎之又慎”。那么，从师、择友的标准是什么呢？他说：“若果威仪可测，谆实宏通，师之可也；若仅能博雅能文，友之可世。”对待师、友“皆宜常存敬畏之心，不宜视之等夷，渐至慢亵，则不复能受其益矣。”曾国藩还特别体谅老师工作的辛苦。告诉家人给老师的报酬不可太薄，所以在对待师友的问题上曾国藩提出了三点：慎重选择师友、尊敬老师、厚待老师。

为了子弟能选择到好的老师，曾国藩没省费心思。曾纪泽6岁在家馆读书的时候，第一位老师是冯树堂，是曾国藩的老朋友。曾知道冯树堂党行俱佳，诗文上乘、特请来教自己的儿子。冯树堂离开后，曾还给儿子请了数名老师，大多数是入京会试功名不就的贤师儒生。

5、择书而读

“买书不可不多，而看书不可不知所择” 曾国藩借钱买书的故事来说明。

（四）、曾氏的治学之道对我们有什么启示呢

1、要把立志作为读书治学的首要前提

2、读书治学一定要为现实服务，具体到我们就是要深入研究娄底实际，从解决娄底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现实问题出发，想对策出点子。去做学问

3、读书治学要把掌握良好的方法作为关键

读书不仅要有正确的学习目的，也必须有良好的学习方法，只有这样才能事半功倍，否则会严重影响学习效率，曾国藩提出的向高师学习，择良师益友，择书而读，选择经典 并持之以恒、专心致志、用心体会都是一些切实有效的方法。我们在自己的治学过程中应用，在指导子弟和学生的学习中也应当把这些方法加以介绍。

三、曾国藩的持家之道

曾国藩的持家是成功的，他在建设一个和睦孝友的家庭上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和努力，也取得了巨大成功，他是父母的孝子，是兄弟们的榜样，也是子侄们的老师与典范。

（一）、曾氏的持家主要成就

1、他的事业得到了家庭的全力支持。（以曾氏出山和与太平天国的战争来说明）

2、、他在兄弟子侄们面前有很高威望。他的主张能得到执行（劝曾国荃辞掉浙江巡抚，禁止家人干预地方政务。

3、曾家人才辈出。从曾国藩的父亲到如今已传八代总人口大约378人以清末为界前四代共97人，出了秀才、举人、进士共20人，约占20%、后四代共281人出了大学生（学士、、博士）164人其人才上60%，这个比例是相当高的。曾国藩的两个儿子也都是有成就的人。

（二）、曾国藩的持家主张

1、尚勤

他的家书、日记、诗文中强调勤的内容或次数不下数百次。

“家之兴衰，人之穷陋，皆于勤惰之间。” “家中无论老少男妇，总以习勤劳为第一义。”

“无论治世乱世，凡一家之中能勤能敬，未有不兴，不勤不敬，未有不败者。”

“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勤俭自持，习劳积苦，可以处乐，可以处约……切不可贪爱奢华，不可惯习懒惰。无论大家小家、土农工商，勤苦俭约，未有不兴，骄奢倦怠，未有不败。”

“吾家现虽鼎盛，不可忘寒土家风，子弟力戒傲惰。戒傲以不大声骂人从为首，戒惰以不晏起为首。吾则不忘蒋市街卖菜蓝情景，弟则不忘竹山拗拖碑东风景，昔日苦况，安知异日不再尝之。自知谨慎矣。”

如何才能做到勤劳？第一，他提倡早起，不可睡懒觉，他说“乡间早起之家，蔬菜茂盛之家，类多兴旺，晏起无蔬之家，关多衰弱。”他在写给儿子的信中说，我们大清朝世代皇帝一直都是凌晨四点就起床，至今二百多年未改，清朝的皇帝也确实是最勤政的皇帝，而明朝的皇帝可以说是历史上最懒惰荒淫的皇帝。我们家从高祖、曾祖时就代代早起，我曾见过曾祖文竞希么、祖父星冈公都是天不亮就起床，我的父亲也是天刚黎明就起床。我近来也是黎明即起，想努力继承先人的家风。你们既然已经年过二十并已娶妻成家就要以早起为第一要务，不仅要自己身体力行，同时还要教导新媳妇 10 身体力行。

第二，提倡自食其力，他曾说“人一日所着之衣，所进之食，与一日所行之事、所用之力相称，则旁人韪之，鬼神许之，以为彼自食其力也。若农夫织妇终岁勤动，以成数石之粟数尺之布，而富贵之家终岁逸乐，不营一业，而食必珍羞，衣必锦绣…….此天下最不平之事，鬼神所不许也，其能久乎？

第三，提倡勤奋工作。曾国藩自己工作，非常勤奋，他的夫人儿媳也不例外，住在总督署内也要纺纱织布做针线活，直至起更后，才能休息。《水窗春吃》所记一个笑话：可以说是曾国藩家庭工作的反映，儿子新婚不久，睡在床上，辗转反侧，心甚焦急，就大叫道：“妈，你那不懂事的媳妇，吱吱呀呀纺车不停，闹得我睡不着，请将他那部纺车打碎好了。”作为公公的曾国藩在隔屋听到了儿子的话，也高声说道，“太太，如果要打，最好先将你那部打碎，我也睡不着呢！”这一笑话，后来成为曾国藩的幕僚们闲聊话题之一，笑话一出，大家笑得眼泪都掉下来了，可是曾国藩以五指摸胡须，一点也不笑。一个勤劳而又其乐融融的家庭油然而出现在我们面前。曾国藩一生贯彻一个勤字，治军强调早起，工作特别勤奋，当直隶总督时，将积压的四万多件案子半年内就处理完了。

2、倡俭。倡俭之原因有四个方面：其一，俭仍曾家祖传。他说：“竞希公少时在陈氏宗祠读书，正月上学，辅臣公给线一百，为零用之需。五月归时，尚余九十八文还其父。其俭如此。”其二，乡邻经验之总结，“吾观乡里贫家儿女愈看得贱愈成长，富家儿女愈看得娇愈难成器。”其三，对自身所处地位和时世的反思“余意吾兄弟处此时也，居此重名，总以钱少产薄为妙。一则平时免于觊觎，仓卒免于抢掠，二则弟子略见窘状，不至一味奢移。”其四，哲学思维的指导。“当盛时须预作衰时之想。”故“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

俭的表现是：“第一莫着华丽衣服，第二，莫多用仆婢雇工，少花银钱。”曾氏认为“未有钱多而弟子不骄者也，”故“吾不欲多寄银物至家，总恐老辈失之者，后辈失之骄。”同时勉励弟子们在俭字上下功夫，做到“每用一分钱，均须三思。”当纪鸿去省城参加会考之时，速教“城市繁华之地，尔宜在寓中静坐，不可出外游戏征函。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无一不与寒土相同，庶几可以成大器；若沾染富贵气习，则难望有成。吾添为将相，而所有衣服不值三百金。愿尔等常守此俭朴之风，亦惜福之道也。”他希望家中谨守省俭之风，云：“居官不过偶然之事，居家乃是长久之计，能在勤俭耕读上做出好规模，虽一旦罢官，尚不失为兴旺气象，若贪图衙门热闹，不立家乡之基业，则罢官之后，便气象肃索。凡有盛必有衰，12 不可不预为之计。望夫人教训儿孙妇女，常常作家中无官之想，时时有谦恭省俭之意。“为防家人贪图享受，”过分奢靡，“要将家中每年用度必不可少者逐条开出。计一岁除田谷所入外，尚少若干，寄余营核定后，按年付回。”同时，对自己用度日益奢靡深为自责。他说“余虽力求收敛，尚觉用费过多。”

3、主和。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不管在古代还是现代，只有家和，社会才能安定，家庭和睦是社会稳定和谐的重要基础。古人云“安居乐业”，不安居何来乐业，不乐业，社会又何谈繁荣和发展？再说，家庭和睦是家族兴旺的重要支点。“夫家和则福自生。若一家之中，兄有言弟无不以，弟有请而兄无不应，和气蒸蒸而家不兴者未之有也，反之而不败者，亦未之有也。“兄弟和，虽穷之小户必兴；兄弟不和，虽世家”宦家必败。”那么怎样才能做到家和？概括起来有三条，其一，贵兄弟和睦，第二贵体孝道，第三贵亲戚邻里团结。曾国藩十分重视兄弟和睦，如前所说，因为封建社会是父系男尊社会，兄弟关系在家庭中十分重要，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裳，过去一般父母在不提倡分家，所以兄弟关系，处理十分重要，处理好了兄弟关系是家庭和谐的重要一环。他曾告诫诸弟要讲悌道，要真诚相待，以便各得令名，不要暗用心机，独得好名声，他说“但愿兄弟五人各各明白这道理，彼此互相原谅。兄以弟得坏名为忧，弟以兄得好名为快。兄不能使弟尽道得 13 令名是兄之罪，弟不能使兄道待令名是弟之罪。若各各如此存心，则亿万年无纤芥之嫌矣。”

曾国藩提出兄弟之间应德业相劝，过失相规。他并不以自己人生有成，在外做大官而自以为是，什么事情都靠压来使弟弟们折服，总是以一种平等身份，循循善诱，或委婉相商，他曾多次写信要弟弟们在信中指出自己的缺点与不足。而他的弟弟们也确实敢于对长兄提出批评，有一年曾国荃写信批评长兄在外为官“懒于回人信息”也是毛病。曾国藩认为，兄弟之间的关系低一层次的追求是和睦、平等，高一层次的追求是患难相助，互相砥砺，弟弟曾国荃后来成为他手下的一员得力干将，为打太平天国立下了汗马功劳。关于兄弟之间过失相规，有一则传闻最能说明曾国藩在这方面的作用。同治年间，湖南哥老会兴起，特别是湘乡，原来参加湘军的人很多，遣散返乡后，参与哥老会的甚多，曾国潢在乡，不仅积极剿杀哥老会，地方有什么“可恶”的人，他就捆送县府，请求杀掉。凡是他有请，县府不敢不服从。有时捆送五六十人，也很难有几个生还的。当时的湘乡县令姓熊，是个佛教徒，秉性慈善，接到曾国潢的请求，不答应就拗不过他的权势，答应了又良心折磨太甚。所以每次接到要他杀人的手令，总要躺着哭几天。有人问他哭什么？他回答说“曾四爷又要借我的手杀人了！”有一年，湘乡县城新建一个码头，按惯例是 14 杀猪宰羊，用“三牲”来祭祀，后在曾国潢的主持下，杀了十六个人举祭。

1857年曾国藩奔父丧在家，听到曾国潢在乡间杀人太多，为人所怨，想要惩教其弟。一天趁弟弟在床上睡午觉，曾国藩计上心来，向夫人要了一个锥子，猛刺其弟的大腿，顿时鲜血直流，染红了被子。曾国潢对哥哥的这一举动，高声直呼：“残暴、残暴、痛死我了！”曾国藩又问：“我只用锥子刺了你一下，你就痛死了，你杀了人家，人家痛不痛？”

经过曾国藩这一教诫，其弟弟不仅居乡杀人有所收敛，对待百姓的态度也有所好转。

一家人，要做到和睦，除了处理好兄弟关系外，还要处理好上下辈关系，还得儿孙辈对父祖辈尽孝道，否则是办不到的，他在谈到家中晚辈要讲孝道时，曾相当动事地说：“诸兄及儿侄辈务宜体我寸心，于父亲饮食起居十分检点，无稍疏忽，于母亲祭品礼仪必洁必诚，于父亲处敬爱兼至无稍隔阂……和享能分，未有不兴，不和未有不败者。”对父母亲如此，对叔父叔母亦如此。他曾告诫儿子们：“我身殁之后尔等事两叔如父，事叔母如母。”曾国藩曾说，宁为孝友之家，不为官宦之家，他对孝悌非常重视。

邻里关系是家和的外部条件。若邻里关系紧张，家庭生活势必受到影响。但中国有“远了亲，近了分”的俗语。说的是相 15 隔远处的人格外亲切，而相邻居住的人家显得生分。这里因为前者往往没有利害冲突，而近亲近邻往往会有这样那样的磕磕碰碰。曾国藩对待亲邻的理念显然要高人一等，他似乎觉得“唇亡齿寒”也适用于邻里相处。因为危难时，还是邻里相助，而“远亲解不了近难。”曾国藩经常引用“有钱有洒款远亲，火烧盗抢喊四邻”来告诫自己的家人千万不要只敬重远亲，慢待近邻。在洒饭上应松散些，礼貌上应当恭敬些，对待邻居，除了不管闲事，不帮官司以外，有可行方便的地方，决不要吝啬。在曾国藩看来，有钱有势的人家，待邻里不仅不要侮慢，而且要对那些与自己家在某方面有争执的邻里多一些退让。一年，曾家要建新宅黄金堂，与邻居为一墙之隔的地界发生争执，几乎要打官司到乡湘县府。曾国潢将这一情况写信告诉了曾国藩，曾国藩收到此信后，联想到清朝康熙时大学士张英的诗，便写了一封长信，并把这首诗附上，曾家父字兄弟读过曾国藩的信和诗以后，胸襟豁然开朗，“让他三尺又何妨！”他们用这一思想将地退缩了三尺。据说这一举动，深深地感动了邻居，其邻居不仅不再与曾家争执，见自家的地方很方便曾家，转让给曾家扩建黄金堂新宅之用。曾国藩的这一行为得到了意想不到的结果。总之，孝道、悌道、和睦邻里是曾氏和家的三大法宝。

（三）曾国藩持家的主要措施

1、发扬光大先辈的家训传统。曾氏一家有很好的家训传统，他的祖父有治家八宝。书、蔬、鱼、猪、旱、扫、考、宝。他的父亲教他要公而忘私、国而忘家。曾国藩继承了父辈的优秀家教传统，用家书的形式展示出来。并订立了明确的家规。提出了八本口诀“读古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养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治家以不晏起为本，当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曾国藩认为持家教子主要应注意以下十事：

一、勤理家事，严明家规。

二、尽孝悌，除骄逸。

三、“以习劳苦为第一要义”。

四、居家之道，不可有余财。

五、联姻“不必定富室名门”。

六、家事忌奢华，尚俭。

七、治家八字：考、宝、早、扫、书、疏、鱼、猪。

八、亲戚交往宜重情轻物。

九、不可厌倦家常琐事。

十、择良师以求教。

2、持之以恒的进行家教。曾国藩不断的写信给他的四弟，要他从严治家，也用了大量的时间写信给子女与侄儿们，进行情感交流，对他们进行苦口婆心的教育。使他们能够接受他的教育并落实到行动之中。并对破坏家规者进行惩治。（用曾国藩教育他四弟的事例来说明。

3、以身作则，要求家人做到的自己先做到。用曾国藩要求家事忌奢华，尚俭。他自己在吃、穿住上的做法来说明。这是最有说服力的。正人先正已。曾有一品宰相之称。

（四）、曾国藩持家之道的借鉴意义（1）订立明确家规。

（2）通过沟通，统一意见。曾国藩的夫人是他老师的女儿，欧阳夫人也是一个知书达理的人，他与曾国藩是夫倡妇随，以他家庭中纺纱的笑话来说明。

（3）以身作则。不能对自己是自由主义，对他人是马列主义。要以自己的行动去教育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