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历史功过和作用

第一篇：曾国藩的历史功过和作用

简评曾国藩的历史功过和作用

摘要：曾国藩是个在中国近代史上引人注目而又颇有争议的人物。本文试通过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和发起洋务运动这两件事，历史地科学地实事求是地总结评价了曾国藩的历史功过和历史作用。

关键词：曾国藩；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历史功过和作用

历史人物评价从来就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曾国藩评价的问题上的分歧更显得突出。曾国藩在世时就兼有“中兴第一名臣”的桂冠和“曾剃头”、“曾屠户”、“卖国贼”的徽号；曾国藩死后，清政府称他“学有本源，器成远大，忠诚体国，节劲凌霜”；然而也有人说他倡“就地正法之制”，兴“抽离聚敛”之风，“以夷狄攻中国”，“杀人割地”，取媚洋人，实为祸国殃民的“罪魁戎首”。之所以出现这些片面的评价，很大原因是人们以自己的眼光去评价曾国藩，而没有设身处地地考虑曾国藩的立场。评价历史人物，就应以人物当时所处的时代的角度客观地去看待他。下面就举两个例子，让大家比较全面地认识曾国藩。

一、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运动

曾国藩有近20年与太平军长期作战，打败太平天国是他一生事业的顶峰。因此，对他的评价不能不与对太平天国的评价相关联。

（1）有些论者坚持传统观点，认为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是历史的罪人，刽子手。因为太平天国运动是农民起义，是为了推动历史发展而起义的。不可否认，曾国藩残酷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用刑苛酷，史称“派知州一人，照磨一人承审匪类，解到重则立决，轻则毙之杖下，又轻则鞭之千百。„„案至即时讯供，即时正法，亦无所期待迁延”。湘军攻破南京城时，“分段搜杀，三日之间，毙贼共十余万人，秦淮尸首如麻，三日夜火光不息”。如此残忍地镇压农民军，其中曾国藩的个人因素起了很大的作用。为维护清王朝，为立下大功，曾国藩不惜屠杀太平军和老百姓，如此残忍的行为的确令人发指，说他是杀人狂也不为过。此外，太平天国虽然在形式上没有超出旧式农民起义的框框，却显露出资本主义近代化的趋向，如洪仁歼提出资本主义性质的《资政新篇)，主张发展近代工商业和交通业。但是，曾国藩为了维护封建制度，却把资本主义近代化扼杀在摇篮中，使得中国得不到更大的发展，以至于远远落后于世界。由此可见，曾国藩的过错的确很大。

（2）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而言，我们评价历史人物和事件，主要是看它对社会的发展是起推动作用或阻滞作用。洪秀全试图引进西方宗教的教义来发动一场推翻满清王朝的农民战争，并把中世纪的宗教神学同中国本土的封建迷信与农民起义的朴素平等观念相糅合，使之成为太平天国神权政治的精神支柱。太平军如若取得全胜，洪秀全的神权政治得到巩固，那么他们将有可能把中国拉回到欧洲中世纪的黑暗时代去。曾国藩作为传统文化与封建政权的捍卫者，虽然其立场很保守，但是却比洪秀全的神权政治稍微进步些，对社会历史的发展也是利大于弊。而且，如果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失败了，那么在同一时代将有可能出现两个政权——清王朝与太平天国。而且，从洪秀全的享乐行为与崇尚神学行为来看，他未必能比清王朝更适合统治中国。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湘军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无疑是实现了中国重新统一与重建社会秩序，恢复和发展了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历史任务。从这点上来说，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是功大于过。

综上所述，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功过相当。他杀人如麻，伤天害理，同时，他又为中国的统一做出了重要贡献。我们不能片面地说他功大于过或过大于功，只能客观地多角度地去评价他。

二、曾国藩发起洋务运动 现在，认为洋务运动是卖国的反动的运动的人，已经不多了。多数人认为洋务运动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近代化运动。而洋务运动的发起人、倡导者、最早的实践者正是曾国藩。

（1）19世纪中晚期，以满清官僚集团中的奕劻、文祥、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人为代表，认为要挽救统治危机，要抵御外侮，必须仿效西方的“船坚炮利”，必须“练兵制器”，于是出现了“洋务运动”。其中，曾国藩是按照魏源提出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思想实行洋务运动的，并且在魏源“师夷制夷”、“以夷制夷”、“自强”“救时”思想基础上，他又进一步提出了“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师夷智以制夷”的主张，并且付诸实践。于是，中国近代化军民工业、文化教育、派生留学和翻译西方科学书籍等迅速发展起来，由此开启了中国近代化改革自强的先河，使国人的观念迅速改变，使中国产生了近代资本主义最初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从而为中国的资本主义近代化打下了一个基础。从这方面来看，曾国藩为中国的经济、文化、军事和社会立下了汗马功劳。（2）从曾国藩发起洋务运动一事件中，我们也可以窥视出曾国藩的自强御侮的思想和开阔深远的目光。曾国藩说，“目前资夷力以助剿济运，得以纡一时之忧；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其自强御侮的目的是显而易见的。再看魏源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与曾国藩的“师夷智以造船制炮”思想，虽然后者继承了前者的思想，但是后者却比前者高明多了，这从“智”的内涵比“技”的内涵大多就可看出来。“技”所包含的只不过是坚船利炮的武器之类。魏源明确说：“节取其技能，禁传其学术”。而曾国藩的“智”则既包涵了“坚船利炮”的技能，也包涵了“制器之器”以及与此相关的科学文化或其他先进的文化，乃至包括魏源要禁传的学术的某些部分。曾国藩不仅有此思想，而且付诸实际行动，可见曾国藩比魏源眼光更远，勇气更大，思想更开放。曾国藩用“师夷智”作为学习西方文化的行动纲领，比其同辈也要高明。从这点上说，曾国藩为解放思想，学习西方文化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因此，从促进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意义上来说，曾国藩在魏源“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思想指导下所开创的洋务改革运动，对中国向西方学习的资本主义近代化发展是有重要贡献的。

综上所诉，我们可以看出曾国藩镇压了太平天国，有功有过。历史借他之手对南北两个封建政权进行了选择。曾国藩发动了洋务运动，使中国历史运动与世界近代化运动合流。中国历史由此走上一个新的阶段。不管世人如何评价曾国藩，他都默默忍受。毕竟他生活的时代正是中国社会性质急剧变化、民族危机不断加深、阶级矛盾空前激化的时代。面对这些情况，他不得不做出抉择。无论对与错，曾国藩的历史地位都应划在近代进步和爱国人物之中，而且，其重要性，在中国近代历史前六十年里几乎无人可与之相比

第二篇：劳动合同法的历史功过

劳动合同法的历史功过

（武汉）乔新生

英国数学大师海地（HARDY）在《一个数学家的自白》中说过，政治人物鄙视评论政治的人，就像画家鄙视艺术评论者一样。自从劳动合同法颁布之后，有关劳动合同法的评论文章汗牛充栋，可是，作为立法者全国人大常委会从来没有通过官方的渠道，对劳动合同法的具体条款进行全面的解释。这一方面说明我国缺乏法律解释制度，另一方面也说明我国的立法说明书制度亟待改进。

令人匪夷所思的法律现象

劳动合同法所引起的争议，已经危及到中国的外贸政策。东南沿海一带外资企业的撤资行动，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劳动合同法已经对它们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无论经济学家和法学家发表多少支持劳动合同法的文章，也无论政府官员发表多少批评反对劳动合同法学者的讲话，祇要劳动合同法动摇业已存在的劳动关系，破坏了投资环境，那么，所有这些文章和讲话都变得苍白无力。不仅如此，在东南沿海一些地区还出现了劳动者消极对待劳动合同法的现象，一些城市劳动者主动逃避劳动合同法中签订劳动合同的义务，反对用人单位与他们签订书面的劳动合同。更有甚者，在广州东莞等地出现了劳动者连夜排队领取社会保险金的现象，一些劳动者宁愿获得短期的劳动保险退款，也不愿意按照劳动合同法的规定与用人单位签订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

这真是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法律现象。劳动合同法开宗明义，表明立法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劳动者的利益。可是在现实生活中，劳动者并未欢欣鼓舞，他们依然故我，通过短期的、临时的劳动关系，获取现实的、家庭迫切需要的劳动报酬。这是中国社会大变革时期，我们不能不面对的一个残酷事实。相对于立法者那种理想化的立法“愿景”，许多劳动者宁愿在短期内获得切实的利益，而不愿通过平等谈判与用人单位建立复杂的劳动关系。这至少说明劳动合同法的立法者没有真切地体会劳动者的现实疾苦，没有考虑到他们的亲身感受，在立法的过程中缺乏立体性思维，试图用法律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可是结果却适得其反。

劳动合同法是中国改革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出现的法律现象。中国的改革主要集中在生产关系方面，而在生产关系的诸要素中，所有制改革始终是中国改革的重中之重。改革者试图通过改变我国的所有制结构，扩大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实现经济快速发展。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改革者的目的已经达到。但是，生产关系的复杂性就在于，所有制祇是生产关系的基础，如果祇是进行所有制关系的变革，而没有改变劳动分配制度和生产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么，生产关系变革很可能会半途而废。事实证明，一些国有企业在改革的过程中，由于没有很好地处理劳动关系，绝大多数国有资产被用来安排国有企业的职工，所有制改革变成了一次性的“大锅饭”。在把国有财产分光吃净之后，国有企业的职工仍然面临着再就业问题，他们在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的时候，由于具备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同时又有了一定的工作经验和组织能力，并且可以随时变换工作岗位，所以，劳动合同变得异常复杂。一些用人单位在签订劳动合同时，不得不比照国有企业的做法，为劳动者提供各项福利待遇，而这样一来，私营企业的竞争力就会受到影响。因此，许多私营企业宁愿选择农民工，也不愿选择国有企业的下岗职工。农民工进城务工，一无所有，他们祇需微薄的工资，简单的生存生产条件。远在千里之外，他们还有妻子儿女，还有父母和田地，所以，他们虽然与用人单位建立了劳动关系，但不愿因一纸劳动合同而影响他们回乡务农。所以，他们对劳动合同法所规定的书面劳动合同并不感兴趣，在农闲季节，他们结伴南下打工，在农忙时节，他们会三五成群，回到自己的家乡下田劳动。这是一种季节性的劳动关系，也是一种在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下所产生的社会自由迁徙现象。立法者看到了劳动关系稳定的重要性，但是没有考虑到劳动者的实际困难，更没有考虑到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在特殊的利益结构下达成的默契。他们错把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劳动合同制度简单移植到中国，试图在中国建立超稳定性的劳动合同关系。但是他们没有想到，用人单位不买账，劳动者也不感兴趣。一些评论者喋喋不休，自以为在“政治正确”的立场上，可以代表劳动者发表意见，其实他们不知道，在关系到自身利益方面，没有劳动者比他们更懂得社会关系，劳动者会以自己的方式维护自己的权利。虽然有时这样做有些冒险，但是，他们相信被用人单位拖欠工资毕竟是小概率事件，所以，他们宁愿在临时劳动合同关系中，获得相对较高的报酬，也不愿意在背井离乡只身外出打工时，签订“尾大不掉”的书面劳动合同。

当然，人们可以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也可以批评这些劳动者对法律存在严重误解。劳动合同法在解除劳动合同方面，确实没有多少创新之处。1995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劳动法明确规定，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应当提前30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这就意味着劳动者无条件解除劳动合同的权利，在劳动合同法颁布之前，就已经有了明确规定。劳动者不会因为提前解除劳动合同而承担违约责任。不仅如此，按照劳动法的规定，在有些情况下，用人单位提前30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本人，同样可以解除劳动合同。这就意味着我国劳动合同法在劳动合同解除方面祇不过是“萧规曹随”。劳动合同法颁布之后，之所以在全国产生如此巨大的反响，原因就在于新闻单位过度渲染劳动合同法对劳动者权益保护的内容，而没有考虑到我国劳动法在此前已经作出相应的规定，没有考虑到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权利义务的平衡性。当然，作为新闻机构，突出劳动合同法中值得关注的条款无可厚非，但是，政府有关官员和立法机关的某些委员不该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劳动者的合法利益，而忘记了用人单位享有的正当权利。正是这种信息的不对称，导致一些用人单位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作出了激烈的反应。所以，围绕着劳动合同法的是是非非，我们必须首先分清以下几个问题：是劳动合同法自身的问题，还是劳动合同法执行的问题？是劳动合同法权利义务不平衡问题，还是劳动合同法宣传中存在的问题？是用人单位和劳动者错误地理解了劳动合同法，还是我国立法者从一开始就试图将公众的视线引入误区？

劳动合同法是中国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是贯彻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建立平等的劳动关系，真正实现以人为本，是劳动合同法的立法目的，也是劳动合同法的价值所

在。可是，在新闻报道和制度宣传方面，新闻媒体和部分政府官员采取了一边倒的做法，不断地宣传劳动合同法对劳动者保护的特殊规定，从而导致一些用人单位在不了解事实真相的情况下，作出了错误选择。当然，也不排除这样一种情况——过去一些用人单位长期违反劳动法的规定，在用人方面采取阳奉阴违，剥削劳动者的用工制度。劳动合同法的正式实施，必然会改变过去不合理的劳动关系，从根本上保护劳动者的切身利益，这些用人单位感到来自劳动者、政府执法机关的威胁，所以，他们片面地夸大劳动合同法给他们带来的损害，想以此来敦促立法机关改变法律规范，从而使他们继续谋取不当利益。

劳动合同法值得检讨之处

现在看来，在劳动合同法问题上，存在太多值得检讨之处。立法机关没有通过立法说明书，将劳动合同法与劳动法联系起来，从而打消某些用人单位的疑虑，促使中国的劳动合同关系平稳发展；执法机关特别是政府一些主管法制协调工作的官员，对用人单位的一些做法严厉斥责，甚至批评他们公然违反国家的法律，从而使部分用人单位产生了强烈的抵触情绪；而一些新闻媒体缺乏公允的新闻报道，人为地炒作某些用人单位调整劳动关系所产生的纠纷，从而使整个社会将关注焦点集中在劳动合同法本身，而忘记了劳动合同法在中国整个社会发展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这是一种集体共谋，也是一种集体炒作。在有意或无意的炒作之下，劳动合同法中许多值得肯定的法律规范被人们忽视，而劳动合同法中一些相对粗陋的法律规范被人们反复提起，劳动法成为众矢之的。

劳动合同法在继承劳动法权利义务方面，有许多值得肯定之处。立法者针对劳动法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制定了许多具有可操作性的规范。但是，劳动合同法在强调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劳动关系稳定方面，确实存在许多不切实际的制度设计。这些制度设计既没有照顾到中国城乡二元治理结构所产生的巨大社会问题，同时也没有考虑到用人单位的承受能力。结果导致劳动合同法在实施的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变形，许多用人单位在拿不准的立法者意图的情况下，断然采取大规模减少劳动者的措施，以此来规避劳动合同法可能带来的用工成本。

简短截说，分析我国劳动合同法必须构建立体的理论坐标：从具体的制度设计和法律规范来看，必须充分考虑到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实际承受能力；从法律实施的角度来看，必须考虑到我国不平衡的社会结构；从权利义务平衡的角度来看，必须考虑到政府在劳动合同关系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劳动合同法是调整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关系的法律规范。但是，如果抛开复杂的社会关系，劳动关系很可能蜕变为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奴役与被奴役的关系。劳动关系的复杂性在于，劳动关系是整个社会关系的组成部分，同时又是影响整个社会关系发展的重要因素。在一个私营企业，劳动关系的表现形式复杂多样。作为私营企业的投资者，同时又是私营企业的劳动者，在签订劳动合同时，不可能与一般的劳动者一样，追求权利义务的平衡性。相反地，为了逃避个人所得税，或者为了激励企业的员工不断上进，减少企业的用工成本，劳动者很可能用象征性的工资收入，代替实质性的劳动报酬。在现代高科技产业，家庭办公已

经成为大势所趋。家庭办公不同于简单的加工承揽，也不同于以往的雇佣劳动，而是一种建立在尊重知识基础之上的新型劳动合同关系。令人感到遗憾的是，我国劳动合同法根本没有考虑到劳动关系的复杂性，没有对现实生活中已经出现的这些新型的劳动关系作出规定，立法者仍然沿用劳动法的有关分类标准，将劳动合同分为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和以完成一定工作为期限的劳动合同等。事实上，三种不同的劳动合同在权利义务方面有着实质性的不同，立法者应当跳出劳动合同，从整个社会关系发展的大趋势出发，尽可能地考虑到劳动关系的复杂性，把加工承揽、雇佣劳动、劳务合同、劳动合同以及其他有名和无名的合同联系起来，在尊重劳动者和用人单位意见的基础上，建立一种内容丰富的、表现形式灵活多样的劳动合同关系。可是，立法者的思维仿佛仍然停留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没有考虑到现代劳动关系的复杂多变性，没有考虑到生产力发展已经使劳动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没有采取切实的措施，将那些现代劳动关系纳入到劳动合同法的调整范围之中。这种一方面试图保护劳动者的利益，可是另一方面却将大量现代新型的劳动关系排除在劳动合同法之外的做法，不可能建立起真正平衡的劳动合同关系。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在劳动关系中，保护劳动者的基本权利是政府的首要职责。宪法第42条明确规定，国家通过各种途径，创造劳动就业条件，加强劳动保护，改善劳动条件，并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提高劳动报酬和福利待遇。国有企业和城乡集体经济组织的劳动者都应当以国家主人翁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劳动。国家提倡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奖励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国家提倡公民从事义务劳动。国家对就业前的公民进行必要的劳动就业培训。可是在现实生活中，国家实行各种劳动奖励制度，但却没有更好地履行就业培训责任。虽然在劳动合同法正式实施的同时，我国颁布了就业促进法，进一步明确了政府在促进就业方面的职责。但是由于过分宣传劳动合同法，而忘记了就业促进法，有意淡化政府在劳动关系中的作用。结果使一些用人单位误以为政府将自己的责任通过劳动合同法转嫁给用人单位，人为地增加了用人单位的用工成本。

在现代民主社会，政府的归政府，用人单位归用人单位。如果政府不履行自己的职责，而试图通过宣传劳动合同法，将自己的责任转嫁到用人单位，那么，政府就涉嫌玩忽职守。

所以，有关劳动合同法的种种争议，有些并不属于劳动合同法的问题。劳动合同法旨在立足于保护劳动者，在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建立书面的稳定的劳动关系。而劳动者和用人单位权利义务的实现，有赖于政府提供良好的就业环境。如果政府没有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或者采取措施鼓励用人单位增加就业岗位，那么，劳动者的基本权利就无法得到满足。换句话说，在劳动者找不到就业门路的情况下，劳动合同法所规定的一切权利对于劳动者来说都变得毫无意义。政府必须优先为劳动者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使劳动者在就业环境相对宽松的背景下，通过自主谈判，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在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方面，政府承担首要责任。如果政府没有履行自己的责任，在就业岗位十分紧张的情况下，仓促制定劳动合同法，明确用人单位的义务，强调劳动者的权利，那么，用人单位最自然的选择就是减少劳动者，从而减少谈判成本和用工成本。

现在，劳动合同法颁布实施，究竟会给用人单位增加多少成本，已经成为经济学界和管理学界讨论的热点话题。不少人通过定性和定量分析，得出了自己的结论。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绝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对于用工规范的企业来说，劳动合同法的颁布实施，并没有增加企业的用工成本。这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笔者的观点——我国劳动合同法在劳动合同权利义务方面的规定并没有脱离劳动法的窠臼，并没有增加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的成本。然而，我们不能不遗憾地指出，这些研究工作本来应该由立法机关承担，立法机关应当通过立法理由说明书，或者通过立法解释加以澄清。但是由于立法机关无所作为，所以才导致社会上出现了如此巨大的争议。

对社会争议的反思

这场讨论需要反思之处甚多。首先，立法机关为什么没有针对社会各界对法律文本提出的意见，及时加以说明？为什么没有通过立法解释的方式，将劳动合同法中含糊不清的条款作出明确的界定？劳动合同法颁布之后、正式实施之前，出现的大规模解除劳动合同的浪潮，本来可以通过立法解释加以化解，可是立法机关迟迟按兵不动，政府机关高调批评用人单位，这种居高临下发号司令的做法，究竟是在解决问题，还是在激化矛盾？立法的过程应当是一个减缓或者平息社会矛盾的过程，如果法律的出台，非但没有减少矛盾反而激化了社会矛盾，那么，说明立法者缺乏协调能力，缺乏创新精神。

其次，法律宣传机关和政府执法机关在劳动合同法颁布之后，应当全面细致地宣传劳动合同法的精神，不应该像某些新闻媒体那样，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为了展现自己的亲民作风，夸大劳动合同法在保护劳动者方面的作用，而应该实事求是地全面分析劳动合同法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作用，应当将劳动合同法与就业促进法结合起来，在宣传劳动合同法的同时强调劳动者的义务，强调政府的责任。祇有这样才能减少社会矛盾，至少不会产生重大社会误解。可以毫不客气地说，我国劳动合同法颁布实施后出现的许多问题，都是因为法律宣传机关和政府执法机关不尊重法律的基本精神，缺乏整体观念，在宣传和执行劳动合同法时，各执一端，没有充分考虑到用人单位的切身利益所造成的。当然，某些用人单位利用公众的情绪，故意曲解劳动合同法的原意，将劳动法已经规定的内容，看作是劳动合同法的创新之处，并且以此来要挟政府机关，满足他们不合理的要求，也是造成人们思想混乱的重要原因。针对某些用人单位所提出的种种非份要求，政府机关和法律宣传机关应当逐条解释劳动合同法律规范，释疑解惑，增加公众的认知能力，使公众了解问题的真相，从而将某些用人单位制造的矛盾化解于无形之中。可是，法律宣传机关和政府执法机关从来都没有制定系统的宣传计划，针对社会各界关注的法律条文，给出具有说服力的解答，而祇是居高临下进行法律批判。这种对待公众意见的方式，除了增加对立情绪，制造社会矛盾之外，不可能有其他的收获。

第三，学术界尤其是法律界面对劳动合同法实施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应当平心静气进行认真讨论，通过田野调查拿出有说服力的学术论文，可是一些学者热衷于召开座谈会，坐而论道，甚至对不同意见进行集体大批判。这是一种极其恶劣的学风。对法律现象产生不同的认识，是非常正常的学术研究现象。学者要想说服持不同意见者，必须通过缜密的思考，严密的论证，科学的数据，进行有理有据的批评，绝对不能像某些政治家那样，在会议室开展集体批判。少数经济学者和管理学者获得政府的资助，参与或者曾经参与立法工作，他们不是积极地宣传劳动合同法中所隐含的精神，认真地听取不同意见，而是以专家自居，到处走穴赚钱。政府官员利用学者的人格缺陷，鼓动学术界相互攻讦，这是一种极其危险的做法，它可能导致学术界四分五裂，也会使一些政客乘虚而入，从而牢牢地把握学术发展的主导权。面对学者的不同意见，政府机关应当虚怀若谷，仔细分

析，不能动辄发布红头文件，对学者进行所谓的“批评教育”。如果政府官员掌握了对学者的“教育权”，那么，中国从此再无学术，中国的政府官员将会一手遮天。

第四，在社会利益多元化的今天，提供利益各方相互博弈的平台，比政府主导立法更为重要。在涉及到劳动者切身利益方面，没有比他们更了解自身的需要。政府机关在起草劳动合同法、立法机关在审议劳动合同法的时候，应当充分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不能越俎代庖。现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已经作出决定，今后所有重要的法律草案都必须公布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这是开门立法，实现立法民主化迈出的重要步伐。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劳动合同法草案也曾经向社会公布，并且在短短的一个月时间里，收到了19多万条意见。那么，为什么在劳动合同法颁布实施之后，还会出现如此多的问题呢？道理非常简单，在对收集到的各类意见进行归纳整理，逐条筛选的过程中，政府官员的意见、立法者的意见被自动保留下来。这种以“特殊”形式表现出来的民主集中制立法原则，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法律的科学性。所以，今后在强调开门立法原则的同时，必须建立一种更加科学的利益博弈机制，让那些真正关心了解法律草案的人，能够畅所欲言，而且他们的意见能对立法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在立法阶段可以考虑制定立法回避制度、立法听证制度、立法专项审查制度，使不同的意见能通过科学的渠道，反映到立法文件中，变成社会普遍遵守的行为准则。换句话说，我们现在有了尊重民意的立法指导思想，今后应当寻找体现民意的立法程序规则。劳动合同法给我们的最大教训就是，尊重民意必须落到实处，立法机关有义务将不同意见通过书面的方式加以说明，我国应当通过修改立法法，要求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制定法律时，公布详细的立法理由说明书，针对公民感兴趣的问题，逐一作出说明。祇有这样，才能够减少社会分歧，平息不必要的矛盾。

第五，司法机关在法律实施中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好的裁判文书就是普法宣传书。司法机关在审理劳动合同纠纷案件时，必须针对我国法律规范中产生争议的内容作出明确的司法解释。在前不久中国东方航空公司云南分公司飞行员劳动合同争议案件中，司法机关运用劳动法关于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规定，对航空公司与飞行员之间的劳动合同纠纷作出了终审判决。这一判决提醒劳动者可以依法行使劳动合同解除权，但是，必须向用人单位支付岗位培训费用，必须承担保密的义务。这种通过个案判决，宣传劳动合同法的做法，值得充分肯定。假如每一个司法机关的判决都能充分说明法院判决的理由和适用的法律依据，那么，我国劳动合同法实施的阻力就会不断减少，人们对劳动合同法产生的疑虑就会逐渐消除。

总而言之，立法机关应当认真研究我国劳动合同法的立法得失，改进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质量；执法机关和法律宣传机关应当改变传统的单向思维，在社会利益多元化的今天，全面认真地宣传贯彻法律的精神，不能顾此失彼，引起社会误解，激化社会矛盾；学术界应当改变浮躁心态，深入田野调查，掌握第一手资料，对我国劳动合同法进行全面准确地分析，为决策者提供科学的理论参考依据；立法机关在坚持开门立法原则基础上，应当制定一种更加切实有效的立法程序，使社会不同意见都能在法律文件中体现出来，防止由于程序不当，而导致某些社会团体的意见被过滤；司法机关在审理有关劳动合同案件时，必须对法律规范作出全面准确地说明，防止由于裁判文书过于简单，而导致人们对劳动合同法的某些条款产生错误判断。

立法者都是政治家，但是立法者不能鄙视法律评论者。法律评论者所提出的各项建议，都应该得到立法机关的回应，这既是科学立法的基础，也是执政为民的表现。如果立法者面对社会不同声音保持沉默，或者采取一种批判的态度，不认真解决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问题，那么，法律的颁布非但不会促进劳动关系健康发展，反而会引起巨大的社会矛盾。虽然我国劳动合同法的讨论存在许多误区，有些现象并非劳动合同法所产生，也不会因为劳动合同法的修改而消失，但是，祇要立法机关真心面对社会不同意见，并且将各种意见纳入到立法程序，进行公开讨论，那么，就一定能够找到具体的解决办法。我们不希望立法机关成为麻烦的制造者，更不希望执法机关工作人员成为执行法律的殉葬品。在这样一个社会大变革时期，立法机关和执法机关需要改变观念，调整姿态，以更加平等的视角，面对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问题。

（作者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教授）◆

第三篇：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功过

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功过

张海鹏 《光明日报》（2014年02月12日 14 版）

在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的时候，我们已经有足够的条件评价他。客观、正确评价毛泽东这个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最为伟大的历史人物，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

从1849年到1949年这一百年，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惊天动地、惊世骇俗，变动最为剧烈的一百年。从1949年到2049年，是中华民族逐步走向复兴的一百年。这两个一百年，是要为今后的中国历史学家大书特书的两个一百年。毛泽东正活动在这两个一百年的中间：1949年前的半个世纪，他在剧烈变动的时代中是一个叱咤风云的人，是一个引领时代前进的人，他推动了历史的前进；在1949年后的27年中华民族复兴的征途中，他还是一个呼风唤雨的人，是一个引领时代前进的人，是一个动员了中国全体人民的人，虽然在行进中难免跌跌撞撞，但毕竟是在探索中国前进的道路。毛泽东是一个把毕生毫无保留地献给了中国人民的人！他是一个为国家走向富强工作到最后一息的人。我们的后人将会为中国的发展创下更为伟大的业绩，为人类作出更为伟大的贡献，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像毛泽东这样经历了那样多剧烈的世纪变化、那样多风雨兼程、那样多天地开创的人，应该是前无古人，后鲜来者的！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他对中国历史的独特贡献作出了科学的评价和总结。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同志都对毛泽东的历史贡献作出了肯定的评价。这些肯定的评价反映了中国绝大多数人民的愿望，是尊重历史事实的，是得到人民拥护的。

在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逝世37周年的时候，我们怀念毛泽东，回顾他的一生事功，指出他的成功与失误，对于认识历史和认识社会现实是有意义的，对于从中汲取力量、推进中国历史的前进是有意义的。

研究历史人物，最重要的是要尊重基本的历史事实，是要尊重历史人物所处的时代，是要尊重这个历史人物比他的同时代人、比他的前代人贡献于历史那些更多的东西。否定革命领袖毛泽东，就是丑化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丑化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就是丑化中国人民对美好理想的追求。这是历史虚无主义的恶劣表现，是企图从历史依据和逻辑前提下否定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指导地位，否定中国共产党在现实政治中的执政地位，否定社会主义根本制度，为另寻“自由主义出路”制造依据，为西方敌对势力“西化”“分化”中国制造根据。有人指出，这种历史虚无主义，他们所要虚无掉的正是中华民族的脊梁与精神，正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与希望。我完全赞成这样的评论。

从正常的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来说，毛泽东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的建设规律的轨迹是很清楚的。毛泽东在理论上和在社会现实的观察上，鉴于苏联复辟资本主义的严重社会现实，所犯的最大错误是对国内阶级斗争的现实严重性估计过分了。由此引出一系列现实政治措施上的错误，影响了他对国家发展重心的认识，没有始终抓住社会主义建设不放。这是第一点。第二点错误，是没有完全正确掌握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心中没底。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上犯了急性病，在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上，没有认识到自身发展规律。之所以犯这些错误，从思想认识上讲，还是理论和实际相脱离，或者说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的实际相脱离。这些错误，是时代的局限造成的，从一定意义上说，也是难免的。

历史人物难以避免时代的局限，这是任何时代的人不能回避的。毛泽东的过人之处就在于，他自己认识到了这一点。

1961年毛泽东对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说：“我们对搞社会主义没有经验，包括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要取得经验需要一个过程。”1956年毛泽东回答中国的前途问题时说：“关于中国的前途，就是搞社会主义。要使中国变成富强的国家，需要五十到一百年的时光。现在已不存在障碍中国发展的力量„„中国也可能犯错误，也可能腐化，由现在较好的阶段发展到不好的阶段，然后又由不好的阶段发展到较好的阶段。当然即便不好总不会像蒋介石时代那样黑暗，是辩证的，即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这样曲折地发展下去。”

毛泽东说过我们不是圣人，难免犯错误。这里说的犯错误，既包括了因历史时代的局限可能犯的错误，也包括因认识不足和经验缺乏所犯的错误，还包括因个人原因犯的错误。重要的是，共产党能够通过自己来克服错误。中国共产党已经总结了自己的历史，包括毛泽东领导国家时期的历史，克服了以往的错误，中国的事业又重新大踏步前进了。

毛泽东一生革命，一家人中出现了六位烈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为了保家卫国，他像千千万万普通父母一样，把儿子送到朝鲜战火的前线。他的儿子毛岸英未能幸免于美国军机的炸弹，未能全身返国。毛泽东一生清廉，勤勉为公，没有为子女和亲属留下财产和权力。因此，毛泽东对国家的忠诚和贡献是无与伦比的，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忠诚和贡献是应该充分肯定的。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伴随着毛泽东对时代的贡献，亦有时代对他的局限。这通常是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难以避免的，后人不能苛求。

（作者系中国史学会会长）

第四篇：七年级历史秦始皇功过的辩论

活动课三秦始皇功过的辩论》教学设计

知识与能力

(1)根据课本的人物、事件及相关的内容作为此活动课的基础知识

(2)培养学生多渠道收集史料能力

(3)训练学生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能力

(4)培养学生阅读、筛选材料的能力

(5)培养学生口头表达能力

过程与方法

1、整个过程按照课前准备和课堂辩论方式进行,课前在班上自由组合成两大组(A组、B组)A组代表正方队、B组代表反方队,作为辩论双方。

正方论题:秦始皇是对中国历史有巨大贡献的杰出帝王,功大于过。

反方观点:秦始皇作为中国古代着名的暴君,过大于功。

2、每队按要求分成若干小组搜集资料,然后再对资料进行筛选分析,做好课堂辩论前准备工作。

3、辩论过程分为6个阶段:分别是辩论正反方一辩陈词立论阶段;正反方二辩发言阶段;正反方三辩发言阶段;群众队员补充阶段;评委对双方观点及辩论过程进行点评;宣布结果阶段。

4、辩论的规则

(1)辩论的正反方队员须在规定时间里用简洁语言完成(每人约3分钟),超过时间将从团队总分中扣去1—5分。

(2)辩论双方讲究辩风,文明用语。

(3)辩论双方按要求轮流发言。

5、评判标准:

(1)将聘请学校五位历史教师和班级中由同学们推选出的五位同学担任此次评委,评委将对本次辩论赛进行全程评议和监督。

(2)评分标准和评分细则(团体和个人分别记分,满分均为100分)

要求:①论点正确,审题与立论对本队所持观点要有理有据,多层次,多角度为本队论点服务,论据充分,能做到以理服人,分析到位

②能迅速抓住对方失误,驳论有力。

③辩手表达清晰,层次清楚。

④配合:看队员之间是否有团队精神,能否相互支持和配合,能否做到统一。

⑤辩风:要求文明用语。

⑥优秀辩手分别由正方、反方中得分最高同学获得,每组各选出一名优秀辩手。

⑦违反评分标准和细则中要求的辩手将酌情扣分,扣完设定分值为准。

辩论赛团体评分表

团体部分

满分

正方得分

反方得分

一辩立论陈词

二辩陈词

三辩陈词

总结陈词

语言表达

团队配合应对能力

总分

辩论赛个人评分表

项目

分值

选手一

正方

选手二

正方

选手三

正方

总结

正方

选手一

反方

选手二

反方

选手三

反方

总结

反方

语言表达能力

推理过程

临场反应能力

配合能力

仪容仪表

总分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通过对秦始皇是非功过的辩论,进一步引导学生思考和探究秦始皇的历史作用,培养学生初步使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分析和评价历史问题的能力。

活动形式:

通过学生辩论的形式评价学习。

辩论过程:

正方一辩陈词:

各位老师、同学,大家下午好,我方观点是秦始皇是对中国历史有巨大贡献的杰出帝王,功大于过。理由如下:(1)公元前230年至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灭六国,建立起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这是前无古人的功绩。(2)秦朝建立后,为适应新的统一形势,建立一套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建立三公九卿制度,地方推行郡县制,全国分为三十六郡,郡再分县,对我国后世影响深远。(3)在经济发展方面,秦灭六国后,在全国统一使用圆形方孔钱,统一度量衡,对尺寸、升斗、斤两,做出了统一规定。(4)秦始皇在文化方面也做出了杰出贡献,把小篆作为全国规范文字,后来又推行隶书。(5)边防上为防御匈奴的滋扰、修筑西起临洮,东到辽东的万里长城。(6)秦始皇还派兵统一了东南、岭南和西南的部分地区,开发那里的经济,兴修灵渠,为中原和两广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提供有利条件。

以上六点清楚地说明秦始皇是一位有作为的国君,是一位对中国历史有杰出贡献的帝王,所以我再次阐明我队观点,秦始皇是一位功大于过的国君,谢谢!

反方一辩陈词:

各位评委老师、同学大家好,刚才正方一辩讲到了秦皇的功绩,但是我队认为他的功绩却远远比不上他的暴政,暴政是他主要方面,原因有下面五点:

(1)秦始皇是一个骄奢淫逸的国君,修建的豪华的阿房宫和巨大的骊山陵墓就是其罪证之一;

(2)秦始皇修长城、驰道、每年服劳役的不下三百万人,精壮劳力几乎全部服役,严重破坏农业生产。

(3)赋税重,秦朝赋税是将农民收获2/3以上缴给国家,农民生活困苦不堪。

(4)刑法残酷,秦始皇主张轻罪重罚:就是轻微的犯罪,处以极重的刑罚,希望通过重刑杜绝犯罪。单是死刑就有车裂等十多种,还有连坐和族诛等刑法,老百姓受到酷刑处治的人很多,是其罪证之四。

(5)在文化上秦始皇采取焚书坑儒的方式摧残了文化,箝制了思想造成历史文化典籍的损失。

综上所述,我队认为,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暴君,他过大于功。

二辩阶段:

正方二辩陈词:

刚才反方一辩讲到秦始皇修驰道,长城问题,在这里我需要说明,秦始皇修长城的目的是什么?它是为了防御匈奴的侵犯,并不是仅仅以个人的利益出发,他也从老百姓的利益考虑出发的,秦始皇是征用了民力,把原来秦、赵、燕三国北方的城墙连接起来,又修起了不少城墙,筑起一条西起临洮,东到辽东的城墙,这条城墙虽然耗费了秦朝大量人力、物力,但是它的积极作用大于消极作用,它维护了秦人民的安定团结,给秦朝人民带来了和平局面,同时也是中国人民智慧和独创性的象征,我认为这不是秦始皇的“过”,而是秦始皇的“功”。

反方二辩陈词:

虽然秦始皇最初的目的是为了抵御匈奴南下而修建长城,但是他给人们造成灾害却是深痛的,几家灯火几家愁,大家都知道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当时全国总人口约二千万,除去妇女一千万人,再除去男子一千万中的老弱病弱残,剩下的青壮男子总数有三四百万人, 修弛道,建宫室,筑长城几乎不下三百万人,连丁女也被征调运输粮食,死伤者无数,可是长城是用累累的白骨垒建起来的,是用人民的血和泪修成的。这难道还能被看作是秦始皇的“功”吗?

三辩阶段:

正方三辩陈词:

除我队上述理由认为秦始皇对中国历史有重大贡献,是杰出的君王外,史书上还记载着秦始皇的其他功绩。

例如:还提到交通方面的成就,战国以来,各地车辆大小不一样,因此车道窄宽不一,车辆要在不同的车道上行走,十分不方便,而秦始皇规定车辆上两个轮子的距离一律改为六尺,使车轮的轨道相同,有利于全国各地车辆的往来。

另外,秦始皇修建以咸阳为中心的两条弛道,一条向东通到齐燕地区,另一条到达就是吴楚地区,另外还修建“直道”、“五尺道”、“新道”,构成了以咸阳为中心的道路网,有利地促进了当地经济文化交流,也有利于政令的通达,军队的调遣,这些在当时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秦始皇派蒙恬打败匈奴后,设平原郡,在平定南方后,添设南海,桂林、象郡三郡,迁移50万人到五岭以南戍边和开垦荒地,推进汉人和越人杂处,同时还在西南地区开通道路,设置官吏加强统治,这些措施既加强秦朝的统治,又促进了西南经济、交通的发展,这些不可不谓是壮举也。

反方三辩:

在秦始皇的暴政中,他还有一个方面就是他不进忠言,唯我独尊也是个缺点,这也给秦帝国的收场添上了一笔。

秦始皇为求长生不老之药,派徐福率童男女数千人至东海求神仙,这些都是加重了人民的灾难。这些都是他的过错。

群众队员补充阶段

反方群众队员:

讲到秦始皇的残暴,我们可引用《秦律》中的规定:五人共盗一钱以上,要断左足,五人以下的盗窃者,所盗超过660钱,罚“割劓为城旦”。可见其残暴性,因修骊山陵墓而遭刑的人有七十万人,秦始皇在统一六国后,先后进行五次大规模的巡游,在名山胜地刻石记功,炫耀声威。这些加重了当时老百姓的负担。

正方群众代表:

秦始皇巡游多次而且主要是在巡行东方郡县一带,东方郡县是统一后新设立的郡县,秦始皇不辞辛苦出巡,条件是艰苦的,他常常遭遇“逢大风”“水波恶”甚至“为盗所惊”等风险(这里“盗”即六国旧势力反抗),为什么回去那里,是视察东方郡县情况,安定那里的国土,日后可以对东方的方针起到参考作用,至于歌功颂德,许多学者已研究到,认为只是一种政治宣传罢了,其中包括一些政治主张。是一种手段。

正方总结点评:

综上所述,秦始皇在其统一的过程中,为建立大一统的政治、经济、文化封建帝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结束了长期诸侯混战局面,为巩固政权,又能创立“三公九卿”制度,统一文字,车轨、度量衡,平定南方和匈奴,设立郡县巩固边防。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他虽有过错,但不可不谓一代雄才大略的君主,我方再次表明我们观点──秦始皇是对中国历史有巨大贡献的杰出帝王,功大于过。

反方总结点评:

各位老师、同学,秦始皇虽统一中原,建立我国封建社会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先后建立起一整套中央集权制度,但是他的暴政,却是可以和夏桀、商纣相比,他的这些功绩远远比不上他的残暴过失,摘不掉他是一位暴君的帽子,我方观点是秦始皇作为中国古代着名的暴君,过大于功。

(其余步骤略)

第五篇：如何正确评价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的历史功过

如何正确评价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的历史功过

毛泽东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创立者、中国革命道路的开辟者、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探索者。他的历史功勋卓著、思想影响深远。但是，毛泽东在晚年又犯了严重的错误，最严重的是发动了被称为“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运动，造成了十年之久的社会**，给党、国家、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如何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已经是、现在是、将来也仍然是同党和国家的命运相关的重大政治问题。

他治国有过。毛泽东为争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权，想当第二个斯大林。为实现此野心，空想地提出超英赶美、大跃进、大办钢铁、人民公社化，造成全国大饥荒，再看毛泽东是中国农民的“大救星”，还是大罪人？毛为了打垮蒋介石的需要，答应给农民“打土豪、分田地”，实行“耕者有其田”，赢得了广大农民对共产党的支持。但建国后农民经土改拿到了土地仅仅三年多，就被合作化运动剥夺走了，还强制实行统购统销，高征购，强迫征购，农民连口粮都保不住，更遑论走向富裕。

在毛泽东统治下的农民，发生大饥荒也不能“走西口”、“闯关东”，残酷的户藉管理制度，出门要路条，吃饭要粮票，把农民牢牢地困在家中，只能活活地等饿死。大饥荒过后，农民也是在变相的大集中营里劳动，吹哨集体出工收工，毫无自主权、积极性可言，实际他们只是变相的奴隶，过着缺衣少食的贫苦生活。国家对农产品又实行剪刀差政策，靠剥削农民来积累工业化资金。

所以，农民穷、农村苦、农村工作难的“三农”问题延续至今，仍是难以解困的老大难问题。其罪恶根源就是毛泽东的土地国有化政策和城乡二元结构的户藉制度，以及当时的合作化、公社化运动。毛泽东对农民来说，应是一个大罪人！

他建国有功，通过与前期的中苏友好，争得苏联支援，完成了141个大型工业、国防项目，使国家初步实现了工业化。后又打破洋迷信，自行建立了石化工业，发展了钢铁、电力、煤炭、纺织等工业，壮大了国民经济实力。

然而，又有文革有罪，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这些“左”倾错误论点，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中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

历史的辩证法及其发展总是不断地对人们一时所形成的时髦理论观念和定性结论给予巨大的冲击。****年以来，国内外出现的毛泽东热，与之相呼应是出现了自发地学习、研究、宣传毛泽东思想的热潮。它向我们表明，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需要毛泽东、需要毛泽东思想。在国际国内斗争风云变幻的新形势下，在世界无产阶级与革命人民保卫无产阶级革命与社会主义事业成果的斗争中，面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遭受到的大曲折与大倒退，我们不但需要从马克思、列宁的思想理论宝库中汲取营养和力量，而且需要从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的思想理论宝库中，包括他晚年的重大理论贡献与实践汲取营养与力量。